Saturday, October 2, 2010

大陸信徒的情結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作為一個群體似乎他們的理性是出了名的。你向他們傳福音,他們如果不信,就開始問你許多理性和哲學方面的問題,直問到你答不上來。這個群體又是一群內心饑渴的人,最容易聽你講,然後思考,尋找真理。每次教會中受洗的人大部分都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留在教會裡繼續尋找他們所需要的。他們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呢?這個嘛,他們未必講得出,不過感到找不到的時候就離開了。這些大陸的信徒查經、思考、問些理性的問題,內心卻是在尋找某些能夠令人滿足的東西。他們凡是不敞開心扉的時候,就與你分享一些理性探討的命題,心得啦,問題啦,好像他們的屬靈追求僅僅限於理性知識似的。可是,我本人來自中國大陸,我曉得,理性的調侃是我們這批人最常用的防衛而已!我們所尋找的是真正的理解、知心的愛護、神的接納和擔待從團契生活中體現。

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根據年齡,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梯次,但我們的共同特點是曾經受過傷害。有些人受過相當嚴重的傷害,卻不能不選擇淡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老一輩的人(70歲以上)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對他們來說只是其中一次而已,狠了心見怪不怪。他們如果不是自己受衝擊,也大多親眼見過、或親耳聽過目擊者講述別人挨鬥、自殺、意外死亡等等事件。我說的意外死亡主要是指同事在工作時發生傷亡事故。國內企業不重視工業操作的安全保護,常常發生意外。每次發生這類事故影響很大一批人。不是他們願意冷眼看待那些不幸,誰的心不是肉長的?但世態炎涼,惻隱之心又如何?他們不能做什麼,自己能平安無事的過來已經謝天謝地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苦難深重的歷史,我們世世代代盼望“救星”。50年代曾對新的社會體制滿懷希望,後來發現也不過如此。

70歲以下、50歲以上的人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目睹別人種種慘痛經歷,有的人可能還作為革命的積極分子參與過對別人的迫害。我就屬於這個年齡組。我父親曾經被揪鬥,隔離審查9個月不能回家,回來後講訴一些事真是令你痛心。我先生曾有位住同一宿舍的同事患憂鬱症跳樓自殺,害他痛心了好幾年,到現在提起來還會令他發怒,可見那傷痛根本沒有痊癒!然而,我們感受到的主要是政治壓力。高壓之下不能隨便說心裡話,對朋友也要小心,因為有太多人你不知道他會不會突然有一天出賣你。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好多人為了保護自己而害了別人的,懷恨的、後悔的都大有人在。政治學習的任何發言表態必須符合上面的精神,閱讀報紙看見很多“官腔”不得隨意論斷,如此等等。

記得80年代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新聞寫作訓練班”,培訓者諄諄告誡我們,任何新聞故事的口徑都必須符合政治大潮流,不可獨樹一幟,不然不會發表。這種寫作有什麼意思呀?我後來想都沒有再想去報導什麼。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這一代人還有共產主義的理想,以為用自己的雙手可以使這個世界變得美好,那麼後來對於自己能夠影響社會、影響別人的力量已經不再天真了。我們把歎息吞在肚子裡,把謹慎流露出來。八九年曾經出過一場政治“暴亂”,我們為那些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們捏了把汗。我們從那些學生的身上看見一線希望,反腐敗是好事情啊。可是結果糟糕透頂,我們這一代人都覺得希望好像和年輕人的夢一起破滅了。能夠走的都遠走高飛,很多人離開那塊讓人又愛又恨的土地,來到了北美洲。

接下來的一代人叫作70後。他們一般不大知道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初期幾年的動亂,因為沒有人會給他們講那些不堪回首的經歷和發表感想。但有不少人受到那次北京風暴的影響,留下很多問號,不了了之。如果說80年代中國大陸出版的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對前一輩的人還有安慰醫治的作用,這批年輕人就沒有那麼幸運啦。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她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弟弟有一年忽然失蹤了,她的心愁苦哀痛好多年,至今無法釋懷。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她覺得自己多少有些責任,也不知道為什麼她選擇暗暗地掉淚,不向任何人提說自己抑鬱的真正原因。毫無疑問,所有在那場暴亂中喪生的人就是這樣從家裡突然失蹤的,再也沒有下落,將來也不指望聽見任何有關的消息。你知道這種事情對人心靈的打擊和殘害有多厲害嗎?沒有人受得了。很多人生病、憂鬱、遠離人群,無人注意。

痛苦使我們這些人只有一個防衛:麻木和忽略自己的情感,emotional shut down。中國人崇尚理性思維,這時就更有必要。稍有一點心理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冷淡的超理智(rationalize)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防衛機制,用以與人保持距離,防止進一步受傷。但是過分使用防衛是不健康的,因為凡是努力麻木忽略自己情感的人,他們無法好好地關心和留意到別人的情感。由於經歷使然,他們可能深具同情心,可是對別人常常感到無力去幫助。自我保護都忙不迭,最好是投身于其它樂趣,忘記痛苦,哪裡有閒心顧及其它?理性知識是一個很好的樂趣,不少人一鑽進去就不出來啦。這總比其它一些成癮的行為好吧?

對於經濟改革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不體會中華民族為什麼稱為苦難深重的民族,他們完全不了解為何要用血和淚來形容我們的歷史。他們的家庭十有八九是不提過往故事的。他們的家長忙於忘記過去。所以,這一代人恐怕大部分都是在情緒上受到忽略的。他們希望追求自己的快樂和滿足,是他們的家庭所不能給的。我有個朋友在國內做大學生的心靈教育培訓工作。這些年輕人告訴她說,我們的父母對我們好像沒有多大的影響,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裡度過,早晨7點上學,晚上8點回家。

人受造是需要深深的人際關係聯結感的,一個人的生命成長中缺乏這種聯結感的時候,心靈健康就會受到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和交誼會受影響,溝通方式會受影響,情緒也會受到影響。行為就不用提了,統統受這些因素掌控。不消說,與神的關係也不會超越這些負面的影響。悲哀的是,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什麼生活中出現這麼多問題,也沒有人知道應該從哪裡著手解決。信了主的年輕人有個盼望,希望我們的神能為我們帶來美好的轉變。可是,我們不知道自己信任天父上帝的能力已經遭到了嚴重破壞!很多人正在暗自思量神是否不悅納自己。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怎樣從壓力和憂鬱中走出來,他們孤單、失望、成癮。

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裡,深深地受其影響。我們的思維和情感在信主之前已經被塑造成一個模式,信主實在是一個轉機。可是,假如我們不面對過去傷痛所造成的危害,就不會為這些匱乏來求告神,於是我們跟隨主的經驗可能變成了負傷作戰的經驗。如果說我們曾經不得不大量使用“超理智”的心理防衛,那麼現在在基督裡就應該是好好剖析自己的這份防衛習性,在與弟兄姐妹交往中刻意甩掉它的時候啦。我相信醫治創傷,恢復心靈健康是神拯救我們的目的,叫作“心意更新而變化”。

4 comments:

  1. 白岩松講演: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众笑)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哄堂大笑)

    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一个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wxdgm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吃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众笑)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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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於1950-53年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政治運動時期的情形,你從網上搜索可能會得到一些資料,這裡有一篇徐友漁的講演。徐友漁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研究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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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在我的蒙恩成长小组里回顾自己的早年人生经历,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她们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母亲跳楼,后来她患忧郁症也自杀。另一个我常到她家去玩,她父亲就在家里用电击自杀,我当时竟没有眼泪,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何等麻木!现在回想到他们的愁苦,我真是难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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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这篇文章《举目》杂志登在今年一月号:理性主义的背后,有所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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