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宗教研究兼穆斯林研究主任Mohammad Hassan Khalil回答關於穆斯林Ramadan月意義的問題。
1. 為什麼齋戒月叫作Ramadan？
齋戒月是伊斯蘭曆的第九個月，根據新月出現的時間，持續29天或30天。(今年的Ramadan月從2月18日開始，剛好與基督教四旬期的聖灰星期三重疊。)
阿拉伯語Ramadan帶有「酷熱」的意思。在伊斯蘭教傳入之前的阿拉伯地區，「Ramadan」似乎指的是一個酷熱難耐的夏季月份。然而，在伊斯蘭曆中，齋戒月的具體日期每年都會有所不同。伊斯蘭曆的一年比公曆年短了11天，所以多年積累下來，不像我們亞洲人用的農曆每隔幾年就加一個「潤月」來調整季節，現在的齋月就不是夏天了。
2. 遵守齋戒月的意義是甚麼？
每年齋戒月是一個禁食和靈性修行的時期，也是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另外的四功分別是念誦清真信言、每日五次禱告、施捨和前往麥加朝聖。所有身體健康的穆斯林在齋戒月期間，每天從黎明到日落都要禁食、禁飲和禁慾。許多虔誠的穆斯林還會從事額外的禱告，尤其是在夜間，並嘗試背誦《古蘭經》。穆斯林大多相信《古蘭經》是在齋戒月的最後十個夜晚首次啟示給先知穆罕默德的。
3. 齋戒月如何闡明靈性與肉體之間的連結？
《古蘭經》指出，遵守齋戒是為信徒們規定的，目的是讓他們敬畏真主。人們相信，藉著戒除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例如水)，能夠促使他們反思人生的意義，更加靠近創造和維繫萬物的主。因此，在這段時期中作惡會有效地破壞禁食目的。許多穆斯林還相信，禁食能讓他們體驗到貧困，從而培養同情心。
4. 在某些不能禁食的情況下，穆斯林可以不禁食嗎？他們如何補償？
所有因身體原因(例如疾病或年老)而無法禁食的人，以及所有旅行在外的人，都可以免除禁食的義務，但他們應在日後補齋--或許在Ramadan月之後的月份(Shawwal月)中補齊所有錯過的禁食日。完全無法禁食的人，若經濟條件允許，應向貧困者提供食物--以這種方式來代替禁食。
5. 禁食29天或30天有甚麼益處？
藉著長時間的禁食，虔誠的穆斯林要培養某些態度和價值觀，讓這種精神能夠在一整年的生活中不斷鞏固。人常把齋戒月比喻為一個靈性訓練營。
除了忍受飢渴，信徒們還常常因為深夜祈禱和黎明前的餐食而感到疲憊。這種情況在齋戒月的最後十個夜晚尤其明顯，除了被認為是《古蘭經》首次啟示的時期，這段時間還被認為是真主加倍賜恩的時期。
6. 穆斯林慶祝齋戒月結束嗎？
齋戒月的結束日是伊斯蘭教兩大節日之一，叫作開齋節(Eid al-Fitr)，又稱「結束禁食節」。在這一天，許多穆斯林會參加宗教儀式，走親訪友，互贈禮物。
Wednesday, March 4, 2026
Sunday, March 1, 2026
伊朗戰爭升級：長老會聲明
昨天美國長老會(PCUSA)就伊朗戰爭升級的局勢發表了聲明，強調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持續的外交努力、問責和多邊合作。我把聲明的內容翻譯成中文放在這裡，括號中的文字是為澄清語義而添加的：
我們對伊朗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以及由此可能演變為的日益擴大的區域戰爭深感憂慮。身為受到耶穌基督感召(跟隨他)的基督徒，我們被神(主動)與人和好的愛所塑造，為每個逝去的生命和每個生活在恐懼中的家庭悲傷。戰爭與和平的抉擇不(能)以政治訴求來衡量，乃(要)以人的性命來衡量。
美國長老教會的代表大會已經多次重申，發動戰爭絕不能輕率，武力必須是最後的(不得已)手段，國際爭端需要藉持續的外交努力、問責以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多邊合作來解決。我們的代表大會呼籲藉談判達成協議，以限制核擴散、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優先考慮平民的保護。
我們深感震驚，這場正在擴大的軍事行動已導致該地區平民傷亡和報復性襲擊。有報導稱，遭到襲擊的民用基礎設施包括學校在內，這加劇了我們的擔憂，並凸顯了局勢升級造成的慘重傷亡。伊朗人民，其中許多人的生活本來就受到壓迫，處於經濟困境之中，現在首當其沖--他們承受了毀壞、流離失所和恐懼的衝擊；周圍鄰國的家家戶戶如今也面臨新的動盪和戰爭威脅；平民百姓、而非政治領導人，是首先忍受最大苦難的人。歷史給我們的警告是：推翻政權的干預和無止盡的軍事行動往往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
我們在此明確重申：伊朗政府的鎮壓、腐敗和侵犯人權行為真實存在，而且性質極為惡劣。(但)我們反對這次軍事行動，不是要為(伊朗的)威權統治辯護，也不是擔心另一國家會濫用機會。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美國)政府，都必須對其行使權力的方式負責，民主國家必須警惕任何侵蝕法治與憲法約束的行為。
相反，我們反對(這次軍事行動)反映出我們「炸彈不能創造民主，空襲也無法建立公正社會」的堅定信念。持久的和平與自由需要不斷的外交努力、對公民社會的支持、區域局勢緩和、以及在國際法框架下承擔責任。我們的教會(宗派)長期以來一直呼籲：
我們為各國領導人、伊朗人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美國軍人以及所有可能因這項(軍事)決定而受苦的人禱告，願他們有智慧和勇氣。我們重申基督的呼召，在這個動輒訴諸戰爭的世界裡，成為和平的締造者。
我們對伊朗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以及由此可能演變為的日益擴大的區域戰爭深感憂慮。身為受到耶穌基督感召(跟隨他)的基督徒，我們被神(主動)與人和好的愛所塑造，為每個逝去的生命和每個生活在恐懼中的家庭悲傷。戰爭與和平的抉擇不(能)以政治訴求來衡量，乃(要)以人的性命來衡量。
美國長老教會的代表大會已經多次重申，發動戰爭絕不能輕率，武力必須是最後的(不得已)手段，國際爭端需要藉持續的外交努力、問責以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多邊合作來解決。我們的代表大會呼籲藉談判達成協議，以限制核擴散、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並優先考慮平民的保護。
我們深感震驚，這場正在擴大的軍事行動已導致該地區平民傷亡和報復性襲擊。有報導稱，遭到襲擊的民用基礎設施包括學校在內，這加劇了我們的擔憂，並凸顯了局勢升級造成的慘重傷亡。伊朗人民，其中許多人的生活本來就受到壓迫，處於經濟困境之中，現在首當其沖--他們承受了毀壞、流離失所和恐懼的衝擊；周圍鄰國的家家戶戶如今也面臨新的動盪和戰爭威脅；平民百姓、而非政治領導人，是首先忍受最大苦難的人。歷史給我們的警告是：推翻政權的干預和無止盡的軍事行動往往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
我們在此明確重申：伊朗政府的鎮壓、腐敗和侵犯人權行為真實存在，而且性質極為惡劣。(但)我們反對這次軍事行動，不是要為(伊朗的)威權統治辯護，也不是擔心另一國家會濫用機會。任何政府，包括我們自己的(美國)政府，都必須對其行使權力的方式負責，民主國家必須警惕任何侵蝕法治與憲法約束的行為。
相反，我們反對(這次軍事行動)反映出我們「炸彈不能創造民主，空襲也無法建立公正社會」的堅定信念。持久的和平與自由需要不斷的外交努力、對公民社會的支持、區域局勢緩和、以及在國際法框架下承擔責任。我們的教會(宗派)長期以來一直呼籲：
- 重拾外交接觸，而不是推行武力、不撞南牆不回頭
- 由國會監督並堅持憲法賦予的戰爭權力
- 將保護平民放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優先次序
- 大力投注於防止核擴散與(達成)多邊協議上
- 在外交政策上，奉行減少報復、而非擴大報復的循環。
我們為各國領導人、伊朗人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美國軍人以及所有可能因這項(軍事)決定而受苦的人禱告，願他們有智慧和勇氣。我們重申基督的呼召，在這個動輒訴諸戰爭的世界裡，成為和平的締造者。
Friday, February 27, 2026
與億萬富翁作鄰居
本文內容取自紐約時報的報導：當Zuckerberg搬到你家隔壁。
幾十年來，Palo Alto的Cresent Park社區一直是典型加州生活梦：醫生、律師、企業高管和史丹佛大學教授們住在風格多樣的漂亮
然後，Mark Zuckerberg搬來了。14年來，這一社區寧靜、甚至老街坊都不見了。居民們很少見到這位如今身價約$2700億美元的臉書創始人，但他們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利用Edgewood Drive和Hamilton Avenue當成Monopoly遊戲棋盤，花費超過$1.1億高價買下了至少11棟房子，報價高達房屋價值的兩倍甚至三倍。
在這個以供應緊張聞名的房屋市場上，他的幾處房產卻空置--其中五處改造成了一個建築群，有主屋、有客房、鬱鬱蔥蔥的花園，附近還有一個匹克球場和一個可鋪水力移動地板的游泳池。
這個建築群周圍環繞著一排高高的樹籬，其中一棟空置建築用來娛樂，也是戶外聚會場地。還有一處房子過去幾年用作私立學校，招收了14名兒童，儘管不合城市關於這一地帶的法規。在地下，Zuckerberg增加了大約650平米的地下空間，但鄰居們稱之為地堡，甚至稱之為億萬富翁的蝙蝠洞。這項施工長達八年，街道上滿是大型設備，其間噪音不斷。
Zuckerberg還為社區帶來了嚴密的監控，包括安裝在他家、能拍到鄰居家的攝像頭。一隊私人保安坐在車裡，有時會拍攝一些訪客，還會詢問公共人行道上的人在做什麼。Zuckerberg夫婦的發言人Aaron McLear說，他們是努力善待鄰居的，要求為自己CEO提供嚴密安保的是Meta公司，而且攝像頭並非對著鄰居，若有人提出要求，他們會進行調整。任何可能對鄰居造成干擾的活動，工作人員都會提前通知，還會提供聯繫電話以便報告問題。
McLear還說，「Zuckerberg住在這個社區十多年，重視自己的社區成員身份，並採取了許多超出當地要求的措施，以避免對社區造成干擾。」
《紐約時報》的記者採訪了9位鄰居，審核了建築許可、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證明、房屋契約、地方委員會會議記錄以及鄰居與市政官員之間的電郵。鄰居們對Zeckerberg家感到憤怒，因為他佔據了Cresent Park，而不是在附近空間大得多的城鎮建造這樣一個建築群。
他們還對Palo Alto市政府不滿，2016年，有個重要的委員會否決了Zuckerberg的建造建築群的申請，他只好撤回申請。但後來市政還是允許他建造，只是過程比較緩慢，零敲碎打。多年來，鄰居們一直告知市政府，Zuckerberg將一棟房子用來辦私立學校，但該市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位鄰居Kieschnick說：「各地的億萬富翁都習慣於自己制定規則，但我們不理解的是，這座城市為什麼如此不作為。」
Zuckerberg一直在大肆買賣房地產，但大本營一直都是Palo Alto。2011年，他在Edgewood大道購買了一棟約500平米的房子，進入社區。當地遺產協會稱這棟房子是市裡最古老的建築，距離Meta總部只有五公里。當他開始購買更多房產時，鄰居們開始擔憂。2012年和2013年，他花$4000萬又買了四棟房子，L形環繞他買的第一棟房子。從2022年開始，他又陸續買了六棟房子。這些購買很低調，因為都通過有限責任公司進行。與賣家關係友好的鄰居說，Zuckerberg通常要求賣家簽署保密協議。
2016年，Zuckerberg請求市政府允許他拆除與自家主屋相鄰的四棟房子，重建較小的房屋，並建造大型地下室。市政官員批准了這一請求，但由於涉及同時在三處以上的房產施工，市政規定這項目需要提交給Palo Alto建築審查委員會審核。當時擔任審查委員會成員的一位建築師Peter Baltay覺得這個提案很奇怪，於是親自去現場查看。一名保安走近他，問他在做什麼，又請他離開。Baltay很震驚，說「這可是公共人行道啊！」
祖克柏不出席會議，但他聘請的建築師、建築商和樹藝師試圖說服董事會，說他們並沒有在減少單戶住宅的數量。董事會不信，否決了這個計劃，但Zuckerberg繼續推進(一次只對一兩棟房子施工，避免再次提交給審查委員會)。在線查詢系統顯示，Palo Alto已先後為Zuckerberg的房產批准了56項許可。
總之，施工持續了八年。鄰居們說，偶爾會有許多卡車轟隆隆地開進來，運送各方所需的食物、裝飾品和傢具。有時，街道還會被堵上好幾天。
他們的宴會期間通常會為穿著禮服、西裝的派對參與者(若是主題派對，就是穿著主題服裝的參與者)提供代客泊車服務。鄰居們說，音樂往往很大聲，若有人撥打非緊急報警電話投訴，他們通常得不到回應。
在Cresent Park住了20年的退休律師Peter Forgie說，他和伴侶長期以來對鄰居敞開門戶，歡迎他們來訪--有人搬來或有孩子出生時會送禮物--這些對Zuckerberg不起作用：「我們試圖讓他融入社區，但每次都被拒絕。」
祖克柏的工作人員做了一些讓步--保安現在坐在安靜的電動車裡，而不是比較吵的燃油車。Zuckerberg並不參加每年的街區集會(如今規模已經很小了)，但上次他送來一輛冰淇淋車。當噪音特別大時，他的工作人員會給鄰居送禮物，包括汽泡酒、巧克力和Krispy Kreme甜甜圈，最難忘的一份禮物是降噪耳機。
幾十年來，Palo Alto的Cresent Park社區一直是典型加州生活梦：醫生、律師、企業高管和史丹佛大學教授們住在風格多樣的漂亮
然後，Mark Zuckerberg搬來了。14年來，這一社區寧靜、甚至老街坊都不見了。居民們很少見到這位如今身價約$2700億美元的臉書創始人，但他們每天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利用Edgewood Drive和Hamilton Avenue當成Monopoly遊戲棋盤，花費超過$1.1億高價買下了至少11棟房子，報價高達房屋價值的兩倍甚至三倍。
在這個以供應緊張聞名的房屋市場上，他的幾處房產卻空置--其中五處改造成了一個建築群，有主屋、有客房、鬱鬱蔥蔥的花園，附近還有一個匹克球場和一個可鋪水力移動地板的游泳池。
這個建築群周圍環繞著一排高高的樹籬，其中一棟空置建築用來娛樂，也是戶外聚會場地。還有一處房子過去幾年用作私立學校，招收了14名兒童，儘管不合城市關於這一地帶的法規。在地下，Zuckerberg增加了大約650平米的地下空間，但鄰居們稱之為地堡，甚至稱之為億萬富翁的蝙蝠洞。這項施工長達八年，街道上滿是大型設備，其間噪音不斷。
Zuckerberg還為社區帶來了嚴密的監控，包括安裝在他家、能拍到鄰居家的攝像頭。一隊私人保安坐在車裡，有時會拍攝一些訪客，還會詢問公共人行道上的人在做什麼。Zuckerberg夫婦的發言人Aaron McLear說，他們是努力善待鄰居的，要求為自己CEO提供嚴密安保的是Meta公司，而且攝像頭並非對著鄰居，若有人提出要求，他們會進行調整。任何可能對鄰居造成干擾的活動，工作人員都會提前通知，還會提供聯繫電話以便報告問題。
McLear還說，「Zuckerberg住在這個社區十多年，重視自己的社區成員身份，並採取了許多超出當地要求的措施，以避免對社區造成干擾。」
《紐約時報》的記者採訪了9位鄰居，審核了建築許可、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證明、房屋契約、地方委員會會議記錄以及鄰居與市政官員之間的電郵。鄰居們對Zeckerberg家感到憤怒，因為他佔據了Cresent Park，而不是在附近空間大得多的城鎮建造這樣一個建築群。
他們還對Palo Alto市政府不滿，2016年，有個重要的委員會否決了Zuckerberg的建造建築群的申請，他只好撤回申請。但後來市政還是允許他建造，只是過程比較緩慢，零敲碎打。多年來，鄰居們一直告知市政府，Zuckerberg將一棟房子用來辦私立學校，但該市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位鄰居Kieschnick說：「各地的億萬富翁都習慣於自己制定規則，但我們不理解的是，這座城市為什麼如此不作為。」
Zuckerberg一直在大肆買賣房地產，但大本營一直都是Palo Alto。2011年，他在Edgewood大道購買了一棟約500平米的房子，進入社區。當地遺產協會稱這棟房子是市裡最古老的建築，距離Meta總部只有五公里。當他開始購買更多房產時，鄰居們開始擔憂。2012年和2013年，他花$4000萬又買了四棟房子，L形環繞他買的第一棟房子。從2022年開始，他又陸續買了六棟房子。這些購買很低調，因為都通過有限責任公司進行。與賣家關係友好的鄰居說，Zuckerberg通常要求賣家簽署保密協議。
2016年，Zuckerberg請求市政府允許他拆除與自家主屋相鄰的四棟房子，重建較小的房屋，並建造大型地下室。市政官員批准了這一請求，但由於涉及同時在三處以上的房產施工，市政規定這項目需要提交給Palo Alto建築審查委員會審核。當時擔任審查委員會成員的一位建築師Peter Baltay覺得這個提案很奇怪，於是親自去現場查看。一名保安走近他，問他在做什麼，又請他離開。Baltay很震驚，說「這可是公共人行道啊！」
祖克柏不出席會議，但他聘請的建築師、建築商和樹藝師試圖說服董事會，說他們並沒有在減少單戶住宅的數量。董事會不信，否決了這個計劃，但Zuckerberg繼續推進(一次只對一兩棟房子施工，避免再次提交給審查委員會)。在線查詢系統顯示，Palo Alto已先後為Zuckerberg的房產批准了56項許可。
總之，施工持續了八年。鄰居們說，偶爾會有許多卡車轟隆隆地開進來，運送各方所需的食物、裝飾品和傢具。有時，街道還會被堵上好幾天。
他們的宴會期間通常會為穿著禮服、西裝的派對參與者(若是主題派對，就是穿著主題服裝的參與者)提供代客泊車服務。鄰居們說，音樂往往很大聲，若有人撥打非緊急報警電話投訴，他們通常得不到回應。
在Cresent Park住了20年的退休律師Peter Forgie說，他和伴侶長期以來對鄰居敞開門戶，歡迎他們來訪--有人搬來或有孩子出生時會送禮物--這些對Zuckerberg不起作用：「我們試圖讓他融入社區，但每次都被拒絕。」
祖克柏的工作人員做了一些讓步--保安現在坐在安靜的電動車裡，而不是比較吵的燃油車。Zuckerberg並不參加每年的街區集會(如今規模已經很小了)，但上次他送來一輛冰淇淋車。當噪音特別大時，他的工作人員會給鄰居送禮物，包括汽泡酒、巧克力和Krispy Kreme甜甜圈，最難忘的一份禮物是降噪耳機。
Wednesday, February 25, 2026
大眾平裝書市正在消失
本文內容取自《衛報》書籍專欄關於大眾閱讀習慣改變影響了經濟活動的報導：We’re losing accessibility。
也許很多美國人還記得從當地超市貨架上買小說的日子--小小的平裝書便宜且容易攜帶。世世代代，讀者們接觸文學作品不是在靜謐的圖書館，不是精裝書，而是從超市、藥店、火車站候車室，在口香糖與香菸之間的貨架上隨手買一本。
然而那個時代正在結束。美國最大的圖書分銷商ReaderLink最近宣布，大眾市場上所賣的那種廉價平裝書籍將要停銷--這是因為近年來這類書籍的銷售總量暴跌，從2004年的1.31億降到2024年的2100萬。
平裝書曾普及了勞動大眾的閱讀。他們很少逛書店，偶爾會踏進圖書館，很多人不駕駛，平日步行到附近購買食品雜貨，有時從Goodwill(二手貨商店)買舊書。有人說：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便宜小說，好像走進自選糖果店，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浪漫小說，科幻小說或恐怖小說，你都能很容易地買到。
Romero在紐約經紀文學書籍。她擁有一台亞馬遜Kindle，大小和一本普通平裝書差不多，但裡面能夠存儲幾千本書。可是她和許多人一樣總覺得有所失落，不知是油墨紙張的味道還是甚麼：
「我們無疑正在失去閱讀的方便，這在當下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無論是因為圖書館經費削減、書籍被禁，還是有人因為不想讓孩子讀到不同作者的作品就要求查禁200本書。比如兒童文學，一個14、15歲的孩子可能買不起$19.99或$21.99的青少年精裝書，特別是他們若只掙最低工資或做保姆，那麼這些書對他們來說就完全遙不可及，而他們本來可以買到大眾市場的平裝本，價格差很多。」
平裝書從1935年在英國流行開來，Allen Lane開了為大眾讀書方便的Penguin書房。這種出版格式於1939年來到美國，由Pocket書房分銷到軍隊，後來又到退伍軍人，大眾開始讀通俗小說，很多屬於低級露骨之作，吸引乘坐火車的人。
明州大學英語系教授Paula Rabinowitz認為，這種平裝書的妙處在於小巧和便攜性，它引發了大眾閱讀的一次新爆發，書籍的價格不超過一包香煙，是20世紀最重要的技術變革之一。它面向所有人開放，因為幾乎人人都買得起。
發行模式至關重要。與專供書店的精裝書不同，大眾市場平裝書的發行方式如同雜誌--由批發商進貨，並擺放在成千上萬家非書店的貨架上。這種無所不在的發行方式意味著，那些原本可能永遠不會踏入書店大門的人，突然也能接觸到書籍。這種方便催生了20世紀60到70年代的黃金時代，創造了在當今環境下難以想像的文化現象，很多小說作品銷售幾百萬冊。
但隨後迎來了幾十年的衰退期。衰退原因有很多：平裝本的興起(尺寸較大、品質較好、利潤較高）、經銷商的整合以及電子革命。智能手機已經取代平裝書，成為機場候機室裡消磨時間的首選，而電子閱讀器則讓人們可以把圖書館裝進口袋，無需笨重的實體書。
美國圖書產業分析師Brenna Connor指出，平裝書的方便實用性已被取代。「想當初，這些小巧的平裝書價格低廉，便於攜帶，非常適合通勤人士，也適合戰時士兵使用。再看如今，它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這正是導致它衰落的原因。現在，我們只需一部手機，就能擁有一個無限的書架，無論是閱讀電子書還是收聽有聲讀物，都能輕鬆放進口袋。這種電子轉型無疑正影響大眾市場平裝書的整體衰落。」
書品的價值也在轉變。在「BookTok」(TikTok上的書迷社群)時代，讀者越來越珍惜書的美學價值--精裝本，書邊噴繪，燙金工藝等等，而非一次性的、紙張越來越黃的平裝本。《洛杉磯時報》書評人Bethanne Patrick說，大眾市場版本的經濟邏輯已經不見了。
「現在，大眾市場平裝本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製作成本並沒有比精裝本低多少。我看到社交媒體上的評論，圖書館員們認為平裝本有著巨大的好處和方便性。它盛行時，暢銷書旁邊都能找到偉大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些讀者，他們轉而去看視頻或玩遊戲，我實在不知如何能讓他們回到紙版書的世界。」
平裝書的大勢已去。機場零售公司Hudson去年開始，逐步停止在他們的方便商店銷售大眾市場書籍，只保留少數幾家專營書店。就連熱門的系列小說作品也不再以大眾市場平裝版本補貨--一旦現有庫存賣光，就只能買精裝本。
Kensington Publishing是美國最大的獨立出版社，它的首席執行官Steve Zacharius認為，這種衰落不只關乎商業利益。他父親於1974年創立了公司，最初只出版大眾市場書籍。他說：「一月份我的生產經理打電話說，這個月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個沒有大眾市場書籍出版的月份。我查看銷售歷史，發現銷量從1994年開始持續下滑。消費者也表達出他們希望改變出版格式的意願。」
然而那個時代正在結束。美國最大的圖書分銷商ReaderLink最近宣布，大眾市場上所賣的那種廉價平裝書籍將要停銷--這是因為近年來這類書籍的銷售總量暴跌，從2004年的1.31億降到2024年的2100萬。
平裝書曾普及了勞動大眾的閱讀。他們很少逛書店，偶爾會踏進圖書館，很多人不駕駛，平日步行到附近購買食品雜貨，有時從Goodwill(二手貨商店)買舊書。有人說：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便宜小說，好像走進自選糖果店，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浪漫小說，科幻小說或恐怖小說，你都能很容易地買到。
Romero在紐約經紀文學書籍。她擁有一台亞馬遜Kindle，大小和一本普通平裝書差不多，但裡面能夠存儲幾千本書。可是她和許多人一樣總覺得有所失落，不知是油墨紙張的味道還是甚麼：
「我們無疑正在失去閱讀的方便，這在當下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無論是因為圖書館經費削減、書籍被禁，還是有人因為不想讓孩子讀到不同作者的作品就要求查禁200本書。比如兒童文學，一個14、15歲的孩子可能買不起$19.99或$21.99的青少年精裝書，特別是他們若只掙最低工資或做保姆，那麼這些書對他們來說就完全遙不可及，而他們本來可以買到大眾市場的平裝本，價格差很多。」
平裝書從1935年在英國流行開來，Allen Lane開了為大眾讀書方便的Penguin書房。這種出版格式於1939年來到美國，由Pocket書房分銷到軍隊，後來又到退伍軍人，大眾開始讀通俗小說，很多屬於低級露骨之作，吸引乘坐火車的人。
明州大學英語系教授Paula Rabinowitz認為，這種平裝書的妙處在於小巧和便攜性，它引發了大眾閱讀的一次新爆發，書籍的價格不超過一包香煙，是20世紀最重要的技術變革之一。它面向所有人開放，因為幾乎人人都買得起。
發行模式至關重要。與專供書店的精裝書不同，大眾市場平裝書的發行方式如同雜誌--由批發商進貨，並擺放在成千上萬家非書店的貨架上。這種無所不在的發行方式意味著，那些原本可能永遠不會踏入書店大門的人，突然也能接觸到書籍。這種方便催生了20世紀60到70年代的黃金時代，創造了在當今環境下難以想像的文化現象，很多小說作品銷售幾百萬冊。
但隨後迎來了幾十年的衰退期。衰退原因有很多：平裝本的興起(尺寸較大、品質較好、利潤較高）、經銷商的整合以及電子革命。智能手機已經取代平裝書，成為機場候機室裡消磨時間的首選，而電子閱讀器則讓人們可以把圖書館裝進口袋，無需笨重的實體書。
美國圖書產業分析師Brenna Connor指出，平裝書的方便實用性已被取代。「想當初，這些小巧的平裝書價格低廉，便於攜帶，非常適合通勤人士，也適合戰時士兵使用。再看如今，它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這正是導致它衰落的原因。現在，我們只需一部手機，就能擁有一個無限的書架，無論是閱讀電子書還是收聽有聲讀物，都能輕鬆放進口袋。這種電子轉型無疑正影響大眾市場平裝書的整體衰落。」
書品的價值也在轉變。在「BookTok」(TikTok上的書迷社群)時代，讀者越來越珍惜書的美學價值--精裝本，書邊噴繪，燙金工藝等等，而非一次性的、紙張越來越黃的平裝本。《洛杉磯時報》書評人Bethanne Patrick說，大眾市場版本的經濟邏輯已經不見了。
「現在，大眾市場平裝本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製作成本並沒有比精裝本低多少。我看到社交媒體上的評論，圖書館員們認為平裝本有著巨大的好處和方便性。它盛行時，暢銷書旁邊都能找到偉大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些讀者，他們轉而去看視頻或玩遊戲，我實在不知如何能讓他們回到紙版書的世界。」
平裝書的大勢已去。機場零售公司Hudson去年開始，逐步停止在他們的方便商店銷售大眾市場書籍，只保留少數幾家專營書店。就連熱門的系列小說作品也不再以大眾市場平裝版本補貨--一旦現有庫存賣光，就只能買精裝本。
Kensington Publishing是美國最大的獨立出版社，它的首席執行官Steve Zacharius認為，這種衰落不只關乎商業利益。他父親於1974年創立了公司，最初只出版大眾市場書籍。他說：「一月份我的生產經理打電話說，這個月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個沒有大眾市場書籍出版的月份。我查看銷售歷史，發現銷量從1994年開始持續下滑。消費者也表達出他們希望改變出版格式的意願。」
Monday, February 23, 2026
英王子涉案Epstein被捕
本文是根據獨立媒體Anthony Davis的「5 Minute News」新聞報導和評論頻道節目：King's Brother Arrested For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新聞：英國國王的弟弟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前英國王子)，因在擔任公職時的不當行為被捕，這在皇家歷史上極不尋常。在世界上一度以查爾斯王的弟弟、York公爵聞名的安德魯王子，現在要接受罪案調查。
他受到指控，在擔任公職期間將國家敏感信息傳給已故的性犯罪分子Jeffrey Epstein。這使他的地位從皇家貿易特使、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的寵兒，一下淪為接受警察問話的66歲老頭。
美國司法部最新公布的Epstein文檔顯露出一些電郵，讓人看到在2010年，Andrew將剛剛收到的一些機密貿易簡報電郵轉發給Epstein，其中還包括了他作為國際貿易代表前往香港、越南、新加坡等等地區的行程細節。有一份電郵顯示他徵詢Epstein關於投資阿富汗的意見。
英國警察為此將他拘捕，搜索他的兩個住處，問話好幾個小時才釋放，案情有待進一步調查。所審查的罪行若屬實，會有嚴重的懲罰。雖然正式的指控尚未宣布，其象徵意義令人震驚。一位生於憲法特權頂端的人，作為一名罪犯嫌疑受到拘捕。
雖然Andrew否認在與Epstein的所有交往中沒有做錯任何事，從現已公開的電郵，他說自己2010年就已和這位聲名狼藉的金融家斷絕關係是假話。新揭露出來的資料加深了英聯邦公眾的憤怒，許多人早就不信他完全透明地交代了與Epstein的關係。
這次拘捕還重新開啟了關於性販賣受害者Virginia Giuffre的一個痛苦篇章。Giuffre是知名的Epstein指控人，指控Epstein三次安排Andrew王子對她進行性虐待，第一次的時候她只有17歲。Andrew一直否認這些指控，儘管口頭上不承認任何責任，2022年他卻花了好幾百萬英鎊與Giuffre和解了這個案子。
Giuffre的早期訴訟對於揭露Epstein兒童販賣犯罪集團起了關鍵作用。2009年她提起訴訟，指控自己作為一名青少年為Epstein工作時，被他販賣並剝削利用。2015年她提訴Ghislaine Maxwell誹謗，因為Maxwell公開說她撒謊。那次訴訟最終導致比較廣泛的調查，最終導致Maxwell的刑事定罪。
對於Giuffre的家人來說，拘捕Andrew代表耽延太久的問責終於實現。聽到新聞之後他們發表聲明，把這件事描述為「任何人(包括王室)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證明。支持她的人視這一時刻為已故Giuffre的清名--多年的法律訴訟終將得到聽審機會。(根據維基百科，Giuffre於2025年4月死亡，據說是自殺，但她父親懷疑他殺。)
這件事的政治迴響遠超英國，(川普吱吱哇哇，我只聽懂)他稱Andrew的拘捕是「王室的羞恥」(川普本人的名字多次出現在那些Epstein文檔中)，完全沒有理會為性販賣受害者申張正義的事。而相比之下，英國首相Keir Starmer強調Andrew應該與全面配合警方調查，重申「無人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簡單原則。
在這場刑事風暴的中心，有查理三世國王。他在一份措辭小心的聲明中表示，「必須按法律程序走」，並承諾與調查人員全力合作。眾所周知，自從Andrew早期涉案揭發出來，國王已經剝奪了自己弟弟所有的王室頭銜和軍事保護特權，從Windsor王宮驅逐。
對於英王來說，道理十分清楚，他們(目前)君主制的存活不是靠威赫勢力，乃靠公眾同意與道德象徵。王室的合法性取決於人們眼中王朝的連續性、穩定性和道德約束--任何以為有了王室身分就代表你可以免於任何刑事審查的看法都會腐蝕這個基礎。查理王明白，保護目前體制就意味著服從法律。假如保留王冠要求他犧牲弟弟其餘的特權，甚至接受起訴，那就這樣吧--個人義氣無法比體制的生存還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看，剝奪Andrew王子的各種特權不只是控制王室損害，更是宣告英王朝的誠信超越了血緣。有人批評英王朝的行動只是因為公眾壓力太大了：Andrew近年來逐漸靠邊站，反映出王室的公共關係管理，而不是出於道德義憤。每次揭發引起王室希望與他保持距離的反應，而不是積極主動問責--這次拘捕只是王宮故事情節發展所迫。
無論情況是怎樣的，前王子乘坐警車從警察站出來的奇觀現在是前所未有，標誌著人們對特權和勢力的期待已轉移。英王朝飽經了退位、離婚和醜聞風波，然而一位高級皇家人士的犯罪嫌疑完全不同，直擊制度小心塑造的形象核心。
這次警方調查的重點，是Andrew有沒有濫用他貿易代表的職權洩密。這問題與他涉案Epstein醜聞交織，一起構成了重罪。政府官員犯罪，即使是禮儀性或外交性職位，也要求有信託式的問責。如果調查證實Andrew把敏感的政府信息分享給個人，之後又暴露出一系列的性侵犯，影響就遠不止個人尷尬，乃是國家安全問題。
很多英國人認為這件事加強了對精英階級免責的更廣泛反思。Epstein事件讓人看到財富、人脈、聲望多年來如何保護和掩藏了性暴力。Andrew與Epstein的聯絡代表了權勢能夠模糊倫理界限。現在，他的拘捕說明人們願意面對這個令人難堪的現實，儘管早就該認清了。
檢察官最終能不能對Andrew成功起訴尚不確定，Andrew的律師們說他是清白的，警方強調客觀誠實調查的重要性。但即使沒有定罪，他的聲譽已經損、無法逆轉。這位一度被譽為英國商務環球旅行大使的Andrew王子，現成為醜聞的同義詞。
最後，這位英國王子的故事與其說是王室蒙羞，不如說是承襲的地位與現代問責之間的碰撞。一個靠公信力維持的體制，不能在法治上搞模稜兩可。查理國王剝奪他弟弟的王室地位並允許調查啟動，說明英國君主朝代的未來靠著劃清這條界限。
對性暴力的受害者來說，對於批評根深柢固特權的人來說，對於捍衛憲法規範的人來說，被捕前王子的形象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即使你生來帶有最高的身分地位，它不能給你絕對的庇護。英王朝做出一個鮮明的選擇：跟隨公平正義的要求而發展，否則就要受到公平正義的審斷。
新聞：英國國王的弟弟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前英國王子)，因在擔任公職時的不當行為被捕，這在皇家歷史上極不尋常。在世界上一度以查爾斯王的弟弟、York公爵聞名的安德魯王子，現在要接受罪案調查。
他受到指控，在擔任公職期間將國家敏感信息傳給已故的性犯罪分子Jeffrey Epstein。這使他的地位從皇家貿易特使、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的寵兒，一下淪為接受警察問話的66歲老頭。
美國司法部最新公布的Epstein文檔顯露出一些電郵，讓人看到在2010年，Andrew將剛剛收到的一些機密貿易簡報電郵轉發給Epstein，其中還包括了他作為國際貿易代表前往香港、越南、新加坡等等地區的行程細節。有一份電郵顯示他徵詢Epstein關於投資阿富汗的意見。
英國警察為此將他拘捕，搜索他的兩個住處，問話好幾個小時才釋放，案情有待進一步調查。所審查的罪行若屬實，會有嚴重的懲罰。雖然正式的指控尚未宣布，其象徵意義令人震驚。一位生於憲法特權頂端的人，作為一名罪犯嫌疑受到拘捕。
雖然Andrew否認在與Epstein的所有交往中沒有做錯任何事，從現已公開的電郵，他說自己2010年就已和這位聲名狼藉的金融家斷絕關係是假話。新揭露出來的資料加深了英聯邦公眾的憤怒，許多人早就不信他完全透明地交代了與Epstein的關係。
這次拘捕還重新開啟了關於性販賣受害者Virginia Giuffre的一個痛苦篇章。Giuffre是知名的Epstein指控人，指控Epstein三次安排Andrew王子對她進行性虐待，第一次的時候她只有17歲。Andrew一直否認這些指控，儘管口頭上不承認任何責任，2022年他卻花了好幾百萬英鎊與Giuffre和解了這個案子。
Giuffre的早期訴訟對於揭露Epstein兒童販賣犯罪集團起了關鍵作用。2009年她提起訴訟，指控自己作為一名青少年為Epstein工作時，被他販賣並剝削利用。2015年她提訴Ghislaine Maxwell誹謗，因為Maxwell公開說她撒謊。那次訴訟最終導致比較廣泛的調查，最終導致Maxwell的刑事定罪。
對於Giuffre的家人來說，拘捕Andrew代表耽延太久的問責終於實現。聽到新聞之後他們發表聲明，把這件事描述為「任何人(包括王室)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證明。支持她的人視這一時刻為已故Giuffre的清名--多年的法律訴訟終將得到聽審機會。(根據維基百科，Giuffre於2025年4月死亡，據說是自殺，但她父親懷疑他殺。)
這件事的政治迴響遠超英國，(川普吱吱哇哇，我只聽懂)他稱Andrew的拘捕是「王室的羞恥」(川普本人的名字多次出現在那些Epstein文檔中)，完全沒有理會為性販賣受害者申張正義的事。而相比之下，英國首相Keir Starmer強調Andrew應該與全面配合警方調查，重申「無人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簡單原則。
在這場刑事風暴的中心，有查理三世國王。他在一份措辭小心的聲明中表示，「必須按法律程序走」，並承諾與調查人員全力合作。眾所周知，自從Andrew早期涉案揭發出來，國王已經剝奪了自己弟弟所有的王室頭銜和軍事保護特權，從Windsor王宮驅逐。
對於英王來說，道理十分清楚，他們(目前)君主制的存活不是靠威赫勢力，乃靠公眾同意與道德象徵。王室的合法性取決於人們眼中王朝的連續性、穩定性和道德約束--任何以為有了王室身分就代表你可以免於任何刑事審查的看法都會腐蝕這個基礎。查理王明白，保護目前體制就意味著服從法律。假如保留王冠要求他犧牲弟弟其餘的特權，甚至接受起訴，那就這樣吧--個人義氣無法比體制的生存還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看，剝奪Andrew王子的各種特權不只是控制王室損害，更是宣告英王朝的誠信超越了血緣。有人批評英王朝的行動只是因為公眾壓力太大了：Andrew近年來逐漸靠邊站，反映出王室的公共關係管理，而不是出於道德義憤。每次揭發引起王室希望與他保持距離的反應，而不是積極主動問責--這次拘捕只是王宮故事情節發展所迫。
無論情況是怎樣的，前王子乘坐警車從警察站出來的奇觀現在是前所未有，標誌著人們對特權和勢力的期待已轉移。英王朝飽經了退位、離婚和醜聞風波，然而一位高級皇家人士的犯罪嫌疑完全不同，直擊制度小心塑造的形象核心。
這次警方調查的重點，是Andrew有沒有濫用他貿易代表的職權洩密。這問題與他涉案Epstein醜聞交織，一起構成了重罪。政府官員犯罪，即使是禮儀性或外交性職位，也要求有信託式的問責。如果調查證實Andrew把敏感的政府信息分享給個人，之後又暴露出一系列的性侵犯，影響就遠不止個人尷尬，乃是國家安全問題。
很多英國人認為這件事加強了對精英階級免責的更廣泛反思。Epstein事件讓人看到財富、人脈、聲望多年來如何保護和掩藏了性暴力。Andrew與Epstein的聯絡代表了權勢能夠模糊倫理界限。現在，他的拘捕說明人們願意面對這個令人難堪的現實，儘管早就該認清了。
檢察官最終能不能對Andrew成功起訴尚不確定，Andrew的律師們說他是清白的，警方強調客觀誠實調查的重要性。但即使沒有定罪，他的聲譽已經損、無法逆轉。這位一度被譽為英國商務環球旅行大使的Andrew王子，現成為醜聞的同義詞。
最後，這位英國王子的故事與其說是王室蒙羞，不如說是承襲的地位與現代問責之間的碰撞。一個靠公信力維持的體制，不能在法治上搞模稜兩可。查理國王剝奪他弟弟的王室地位並允許調查啟動，說明英國君主朝代的未來靠著劃清這條界限。
對性暴力的受害者來說，對於批評根深柢固特權的人來說，對於捍衛憲法規範的人來說，被捕前王子的形象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即使你生來帶有最高的身分地位，它不能給你絕對的庇護。英王朝做出一個鮮明的選擇：跟隨公平正義的要求而發展，否則就要受到公平正義的審斷。
Friday, February 20, 2026
工會：工作被AI取代的問題
本文是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The Anxiety Over AI。
在2026年，工作謀生令人害怕。從教會的年輕朋友口中，我發現問題真的很嚴重。AI的興起讓很多人失業，而另一些人在工作上被老闆要求詢問ChatGPT得到答案--這種老闆顯然自己不會做決策。
那種悄無聲息、大規模的辭職潮，以及十年前興起的、引人注目的工會組織鬥爭(標誌著美國工人力量或許正在復蘇)已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焦慮情緒佔據了人的大部分的注意力：日益惡化的生活成本、地緣政治動盪，AI籠罩職場的陰影。
對於那些引領AI競賽、在爭奪主導地位的過程中飽私囊的科技公司CEO來說，AI並非天方夜譚，乃是閃閃發光的獨角獸。當他們預測AI只需幾個月就能完成軟體工程師的所有工作，甚至有一天會取代CEO的職位時，他們對未來顯然興奮至極。對於其他人，你很難輕描淡寫地說「有些工作會過時，但也會創造很多新工作」。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4%的公眾認為AI將在未來20年內導致就業減少」。為此，只有17%的美國人認為AI在這段時期會對美國產生積極影響。如今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需要審慎。那麼，未來工作模式究竟會如何？目前尚未定論，我們仍有時間調整方向。
長期以來，藍領工人一直在與工作中的電子監控和優化作鬥爭。現在他們擔心技術進步只會讓自己的工作更加缺乏人性。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勞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Lisa Kresge告訴記者：「低收入工人擔心工作被機器人取代。而另一方面，他們也非常擔心自己會變成機器人。」
白領工人現在也在思考，他們的工作是否會開始變得像藍領工作一樣--要么也會受到類似的追蹤和管理，要么需要轉向更多不易被AI取代的體力勞動。無論藍領白領，工作的人似乎好久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脆弱了。但這同時也是個關鍵時刻，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發生：社會對AI的集體焦慮正在促使工人奮起反抗。
福特基金會美國項目副總裁Sarita Gupta著書：《我們所需要的未來：在21世紀組織起來建設更美好的民主》。她告訴記者：「這正在創造機會。當一位年輕的硅谷軟件工程師意識到，自己的工作表現與一名倉庫揀貨員一樣，都受到同樣的演算邏輯的嚴密追蹤時，大家的界線就消失了。各行各業、各個收入階層的人們都為沉重的工作負擔感到焦慮和沮喪。
在出現創紀錄的辭職潮之時，美國各地的亞馬遜倉庫和星巴克咖啡門市，工人們開始積極組織工會，留下來的員工要爭取較高的薪酬和較好的工作條件。Kresge說：「對很多工人來說，這段日子不好過。因此，勞工運動在那段時間的復興，部分原因在於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恐懼。」她還認為AI的興起為勞工運動提供了一個契機，起來重新奪回受雇主攻擊幾十年後失去的部分力量--諸如解決工人待遇，以及生產力增加回報之後的分配不均問題。」
美國工人的處境一直很艱難。Gupta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會的集體談判能力逐漸喪失，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必要的法律以及執法不力，四十年來生產力飆升，但工資卻停滯不前，工會會員率跌至歷史新低。」2025年，美國祇有9.9%的工人是工會成員--是近40年來的最低水平。
如今，AI正將全世界的目光引向雇主和員工之間權力極度失衡的現狀，人們感到憤怒，這在黯淡的時代帶來了一線希望。AI是一項新興技術，它將具備哪些能力，以及它將如何改變勞動市場和經濟？許多都只是預測而已。AI時代工人權力的問題尚未定論，儘管那些AI億萬富翁CEO們暗示此問題已解決，他們不受監管地獲得利益，現在已處於經濟主導地位。
Kresge告訴記者：「許多科技領導人正齊心協力地將AI神秘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削弱工人和政策制定者的策略。你若批評這種資金和資源日益集中的現象，也會受到神秘AI觀念的質疑。」換句話，不要全盤接收這些億萬富翁的話。AI的崛起確實正在改變社會、經濟以及人們與工作的關係，但許多轉變都是預期性的，根據人們對這項技術潛力的信念。
Gupta說：「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科技的發展方向是一種選擇，對嗎？我們可以利用AI來建構一個監控經濟、榨乾勞動者每一分鐘的價值；也可以利用它創造一個共享繁榮的時代。人們知道，如果技術是由從事工作的人來設計、部署和管理，AI就不會構成那麼大的威脅。」
在2026年，工作謀生令人害怕。從教會的年輕朋友口中，我發現問題真的很嚴重。AI的興起讓很多人失業，而另一些人在工作上被老闆要求詢問ChatGPT得到答案--這種老闆顯然自己不會做決策。
那種悄無聲息、大規模的辭職潮，以及十年前興起的、引人注目的工會組織鬥爭(標誌著美國工人力量或許正在復蘇)已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焦慮情緒佔據了人的大部分的注意力：日益惡化的生活成本、地緣政治動盪，AI籠罩職場的陰影。
對於那些引領AI競賽、在爭奪主導地位的過程中飽私囊的科技公司CEO來說，AI並非天方夜譚，乃是閃閃發光的獨角獸。當他們預測AI只需幾個月就能完成軟體工程師的所有工作，甚至有一天會取代CEO的職位時，他們對未來顯然興奮至極。對於其他人，你很難輕描淡寫地說「有些工作會過時，但也會創造很多新工作」。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4%的公眾認為AI將在未來20年內導致就業減少」。為此，只有17%的美國人認為AI在這段時期會對美國產生積極影響。如今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需要審慎。那麼，未來工作模式究竟會如何？目前尚未定論，我們仍有時間調整方向。
長期以來，藍領工人一直在與工作中的電子監控和優化作鬥爭。現在他們擔心技術進步只會讓自己的工作更加缺乏人性。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勞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Lisa Kresge告訴記者：「低收入工人擔心工作被機器人取代。而另一方面，他們也非常擔心自己會變成機器人。」
白領工人現在也在思考，他們的工作是否會開始變得像藍領工作一樣--要么也會受到類似的追蹤和管理，要么需要轉向更多不易被AI取代的體力勞動。無論藍領白領，工作的人似乎好久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脆弱了。但這同時也是個關鍵時刻，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發生：社會對AI的集體焦慮正在促使工人奮起反抗。
福特基金會美國項目副總裁Sarita Gupta著書：《我們所需要的未來：在21世紀組織起來建設更美好的民主》。她告訴記者：「這正在創造機會。當一位年輕的硅谷軟件工程師意識到，自己的工作表現與一名倉庫揀貨員一樣，都受到同樣的演算邏輯的嚴密追蹤時，大家的界線就消失了。各行各業、各個收入階層的人們都為沉重的工作負擔感到焦慮和沮喪。
在出現創紀錄的辭職潮之時，美國各地的亞馬遜倉庫和星巴克咖啡門市，工人們開始積極組織工會，留下來的員工要爭取較高的薪酬和較好的工作條件。Kresge說：「對很多工人來說，這段日子不好過。因此，勞工運動在那段時間的復興，部分原因在於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恐懼。」她還認為AI的興起為勞工運動提供了一個契機，起來重新奪回受雇主攻擊幾十年後失去的部分力量--諸如解決工人待遇，以及生產力增加回報之後的分配不均問題。」
美國工人的處境一直很艱難。Gupta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會的集體談判能力逐漸喪失，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必要的法律以及執法不力，四十年來生產力飆升，但工資卻停滯不前，工會會員率跌至歷史新低。」2025年，美國祇有9.9%的工人是工會成員--是近40年來的最低水平。
如今，AI正將全世界的目光引向雇主和員工之間權力極度失衡的現狀，人們感到憤怒，這在黯淡的時代帶來了一線希望。AI是一項新興技術，它將具備哪些能力，以及它將如何改變勞動市場和經濟？許多都只是預測而已。AI時代工人權力的問題尚未定論，儘管那些AI億萬富翁CEO們暗示此問題已解決，他們不受監管地獲得利益，現在已處於經濟主導地位。
Kresge告訴記者：「許多科技領導人正齊心協力地將AI神秘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削弱工人和政策制定者的策略。你若批評這種資金和資源日益集中的現象，也會受到神秘AI觀念的質疑。」換句話，不要全盤接收這些億萬富翁的話。AI的崛起確實正在改變社會、經濟以及人們與工作的關係，但許多轉變都是預期性的，根據人們對這項技術潛力的信念。
Gupta說：「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科技的發展方向是一種選擇，對嗎？我們可以利用AI來建構一個監控經濟、榨乾勞動者每一分鐘的價值；也可以利用它創造一個共享繁榮的時代。人們知道，如果技術是由從事工作的人來設計、部署和管理，AI就不會構成那麼大的威脅。」
Wednesday, February 18, 2026
麻州的基本醫療保健
本文內容取自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關於基本保健服務的報導。講的是麻州，其它州恐怕也有類似問題。
麻薩諸塞州西部一大片地區都是鄉村社區和低收入城市。在那裡，如果您還沒有固定的基本保健/家庭醫生(即PCP)，那麼現在找一位合適的PCP不容易。許多患者會在網路論壇尋求協助，詢問如何找到願意接收新患者的診所。在他們的討論中，反覆出現的一個名字是Valley Medical Group(VMG)。
VMG在Connecticut河谷地區設有四個診所，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是當地家庭保健領域的中流砥柱。他們的旗艦診所位於Northampton，就在主街旁，毗鄰一家披薩店和一家Friendly's餐廳。VMG是該那裏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它如今面臨空前的壓力。今年1月，VMG裁員40人，佔了他們400名員工總數的10%，大部分是後勤崗位。VMG首席執行官Paul Carlan醫生說，儘管患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旺盛--候診名單很長--但PCP承擔的臨床責任比大多數專科醫生還多，收入卻比較低。他說這涉及「保險合約的支付標準低於預期」，而所有的成本費用都在上漲。
VMG並非孤例。成千上萬的基本保健診所--即醫療系統的重要入口--都在努力維持財務上的生存和獨立性。為此許多診所正聯合起來，成立獨立的醫生協會(IPA)，目標是增強醫生的市場力量，改變醫生的收入方式，並保持患者治療的控制權。
多項勞動力調查顯示，美國的基本保健機構正面臨嚴峻挑戰。根據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的估計，到2036年，美國將缺少8萬6千名PCP，因為越來越多的PCP退休，而新入行願意做PCP的醫生卻越來越少。
《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最近報告，找不到家庭醫生的人數在過去十年間增加了20%。相對較低的薪資和較高的職業壓力，使得醫學院學生生在考慮從事PCP職業時望而卻步。他們若進入專科領域比如心臟科或外科等專，往往收入比較高。
據AAMC稱，美國醫療保健領域的財政壓力(特別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許多家庭醫生的診所關閉。麻州衛生政策委員會2025年發布報告指出，造成這場危機的部分原因是家庭醫生保險報銷率相對較低。預計隨著共和黨所支持削減Medicaid削今年將要生效，家庭醫生的收入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
為了尋求經濟保障，許多基層醫療機構都同意與大型醫院系統合併，醫生隨之成為該醫院的員工。但VMG的醫生們決心避免這種命運，Carlan醫生說，加入醫院系統會剝奪醫生為患者做出最佳臨床決策所需的自主權，而收入也分流到醫院系統。
他說，「我認為工作重點被打亂了，一旦成為醫院系統的一部分，你就不得不不斷遷就醫院的機構需要--醫院只有在床位滿員時才能獲得收入。相比之下，PCP服務需要時間和金錢來管理或預防疾病，他們得到保險報銷時應該考慮這一點。」
去年12月，VMG決定加入獨立醫師協會(IPA)。IPA有些像工會，將各個PCP診所聯合起來，使他們在與政府的Medicaid計劃、Medicare計劃和私人保險公司談判合約時擁有比較大的議價能力。
TrustWorks Collective是一家獨立的醫療保健顧問公司，與醫院系統和醫生團體合作。它的首席官Lisa Bielamowicz醫生說：「現在是個轉型時期刻，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退出醫療行業，年輕醫生開始擔任領導角色，IPA模式變得更有吸引力。」
美國家庭醫生學會(AAFP)副會長Karen Johnson說，一些擁有診所的醫生們先前加入了醫院系統，但現在希望脫離那一套系統，重新回歸小型診所的運作模式。「因此，IPA應該能夠建立起基本支持架構，使獨立執業的醫生能夠持續發展，那將是一件好事。」
IPA在與保險公司談判費率時擁有比較大的話語權。儘管如此，有些保險公司表示他們樂於與這些機構合作，因為它們有助於穩定PCP機構，並保障投保病患的就醫途徑和選擇。不然的話，有些醫生會將他們的經營模式轉向「直接基本保健」，完全繞過保險。
麻省藍十字藍盾保險公司副總裁Lisa Glenn說：「我們關注的是那些不依賴大型醫院系統的獨立診所，它們能夠按患者希望的方式支持社區成員。」當這些獨立診所聯合起來時，藍十字藍盾可以提供「基於價值的合約」。診所不再按每次就診或手術收費，而是根據每位患者的護理情況獲得一筆預算金，鼓勵他們保持患者健康，從而減少治療需求。
Bielamowicz醫生說：「這就能夠讓醫生做出不同的醫療選擇。」如果年底還有剩餘資金，診所和保險公司可以平分。Glenn說，這種合約只有在患者群體足夠龐大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以分散風險，擔負少數病情嚴重的患者。否則，最終支出超出或低於預算的風險會更多地出於隨機，而不是展示實際醫療績效。」
2010年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通過時，人們都認為這種基於價值的合約是下一步重大變革，以降低整個醫療系統成本。不過人們反應遲緩；傳統的按服務收費模式根深蒂固。專家表示，如果有足夠的PCP藉著與IPA攜手合作，建立市場力量，這種變革仍有可能發生。
麻州Arches Medical是一家專長於價值合約的IPA，其首席執行官Chris Kryder說：「如果我們能減少急診就診和不必要的住院治療，就能為醫院系統節省開支，而且，我們還能為PCP創造更多收入，而這正是他們迫切需要的。」他說，這些合約還能讓人員配備更加靈活，因為護士、物理治療師和醫療助理都可以承擔一些較簡單的醫療工作，為診所節省成本。
IPA能否協助醫生要取決於誰負責。有一些醫療保健領域的領導人認為，IPA並非解決PCP問題的萬靈藥。美國各地有數百家IPA，並非所有IPA都能提供很多醫生所渴望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有些IPA其實隸屬於醫院系統，甚至私募股權公司，他們不太注重預防性保健。
AAFP建議會員都尋找那些「誠信」的IPA，就是那些賦予醫生強大的決策話語權的IPA。Johnson副會長說：「要考慮誰做決定，這些決定是否真正以執業醫生及患者的最佳利益和長遠福祉為出發點？」Kryder所領導的IPA--Arches Medical，就完全由醫生們擁有，特別注重於PCP。但為了提高效率，Arches需要招募更多願意簽訂基於價值合約的診所。
藍十字保險公司的Gkenn說，這種模式比較難推廣。在這種支付模式下，醫生從提供醫療服務到看見最終節省下來的費用，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確實需要投入。」
VMG加入Arches IPA之後不得不裁員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延遲。但VMG的Carlan相信，一段時間後，這種做法的財務狀況會穩定下來，能夠提供較高的薪資，而最重要的是，能夠留住醫生。
麻薩諸塞州西部一大片地區都是鄉村社區和低收入城市。在那裡，如果您還沒有固定的基本保健/家庭醫生(即PCP)，那麼現在找一位合適的PCP不容易。許多患者會在網路論壇尋求協助，詢問如何找到願意接收新患者的診所。在他們的討論中，反覆出現的一個名字是Valley Medical Group(VMG)。
VMG在Connecticut河谷地區設有四個診所，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是當地家庭保健領域的中流砥柱。他們的旗艦診所位於Northampton，就在主街旁，毗鄰一家披薩店和一家Friendly's餐廳。VMG是該那裏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它如今面臨空前的壓力。今年1月，VMG裁員40人，佔了他們400名員工總數的10%，大部分是後勤崗位。VMG首席執行官Paul Carlan醫生說，儘管患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旺盛--候診名單很長--但PCP承擔的臨床責任比大多數專科醫生還多，收入卻比較低。他說這涉及「保險合約的支付標準低於預期」，而所有的成本費用都在上漲。
VMG並非孤例。成千上萬的基本保健診所--即醫療系統的重要入口--都在努力維持財務上的生存和獨立性。為此許多診所正聯合起來，成立獨立的醫生協會(IPA)，目標是增強醫生的市場力量，改變醫生的收入方式，並保持患者治療的控制權。
多項勞動力調查顯示，美國的基本保健機構正面臨嚴峻挑戰。根據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的估計，到2036年，美國將缺少8萬6千名PCP，因為越來越多的PCP退休，而新入行願意做PCP的醫生卻越來越少。
《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最近報告，找不到家庭醫生的人數在過去十年間增加了20%。相對較低的薪資和較高的職業壓力，使得醫學院學生生在考慮從事PCP職業時望而卻步。他們若進入專科領域比如心臟科或外科等專，往往收入比較高。
據AAMC稱，美國醫療保健領域的財政壓力(特別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許多家庭醫生的診所關閉。麻州衛生政策委員會2025年發布報告指出，造成這場危機的部分原因是家庭醫生保險報銷率相對較低。預計隨著共和黨所支持削減Medicaid削今年將要生效，家庭醫生的收入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
為了尋求經濟保障，許多基層醫療機構都同意與大型醫院系統合併，醫生隨之成為該醫院的員工。但VMG的醫生們決心避免這種命運，Carlan醫生說，加入醫院系統會剝奪醫生為患者做出最佳臨床決策所需的自主權，而收入也分流到醫院系統。
他說，「我認為工作重點被打亂了，一旦成為醫院系統的一部分，你就不得不不斷遷就醫院的機構需要--醫院只有在床位滿員時才能獲得收入。相比之下，PCP服務需要時間和金錢來管理或預防疾病，他們得到保險報銷時應該考慮這一點。」
去年12月，VMG決定加入獨立醫師協會(IPA)。IPA有些像工會，將各個PCP診所聯合起來，使他們在與政府的Medicaid計劃、Medicare計劃和私人保險公司談判合約時擁有比較大的議價能力。
TrustWorks Collective是一家獨立的醫療保健顧問公司，與醫院系統和醫生團體合作。它的首席官Lisa Bielamowicz醫生說：「現在是個轉型時期刻，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退出醫療行業，年輕醫生開始擔任領導角色，IPA模式變得更有吸引力。」
美國家庭醫生學會(AAFP)副會長Karen Johnson說，一些擁有診所的醫生們先前加入了醫院系統，但現在希望脫離那一套系統，重新回歸小型診所的運作模式。「因此，IPA應該能夠建立起基本支持架構，使獨立執業的醫生能夠持續發展，那將是一件好事。」
IPA在與保險公司談判費率時擁有比較大的話語權。儘管如此，有些保險公司表示他們樂於與這些機構合作，因為它們有助於穩定PCP機構，並保障投保病患的就醫途徑和選擇。不然的話，有些醫生會將他們的經營模式轉向「直接基本保健」，完全繞過保險。
麻省藍十字藍盾保險公司副總裁Lisa Glenn說：「我們關注的是那些不依賴大型醫院系統的獨立診所，它們能夠按患者希望的方式支持社區成員。」當這些獨立診所聯合起來時，藍十字藍盾可以提供「基於價值的合約」。診所不再按每次就診或手術收費，而是根據每位患者的護理情況獲得一筆預算金，鼓勵他們保持患者健康，從而減少治療需求。
Bielamowicz醫生說：「這就能夠讓醫生做出不同的醫療選擇。」如果年底還有剩餘資金，診所和保險公司可以平分。Glenn說，這種合約只有在患者群體足夠龐大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以分散風險，擔負少數病情嚴重的患者。否則，最終支出超出或低於預算的風險會更多地出於隨機，而不是展示實際醫療績效。」
2010年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通過時，人們都認為這種基於價值的合約是下一步重大變革，以降低整個醫療系統成本。不過人們反應遲緩；傳統的按服務收費模式根深蒂固。專家表示，如果有足夠的PCP藉著與IPA攜手合作，建立市場力量，這種變革仍有可能發生。
麻州Arches Medical是一家專長於價值合約的IPA，其首席執行官Chris Kryder說：「如果我們能減少急診就診和不必要的住院治療，就能為醫院系統節省開支，而且，我們還能為PCP創造更多收入，而這正是他們迫切需要的。」他說，這些合約還能讓人員配備更加靈活，因為護士、物理治療師和醫療助理都可以承擔一些較簡單的醫療工作，為診所節省成本。
IPA能否協助醫生要取決於誰負責。有一些醫療保健領域的領導人認為，IPA並非解決PCP問題的萬靈藥。美國各地有數百家IPA，並非所有IPA都能提供很多醫生所渴望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有些IPA其實隸屬於醫院系統，甚至私募股權公司，他們不太注重預防性保健。
AAFP建議會員都尋找那些「誠信」的IPA，就是那些賦予醫生強大的決策話語權的IPA。Johnson副會長說：「要考慮誰做決定，這些決定是否真正以執業醫生及患者的最佳利益和長遠福祉為出發點？」Kryder所領導的IPA--Arches Medical，就完全由醫生們擁有，特別注重於PCP。但為了提高效率，Arches需要招募更多願意簽訂基於價值合約的診所。
藍十字保險公司的Gkenn說，這種模式比較難推廣。在這種支付模式下，醫生從提供醫療服務到看見最終節省下來的費用，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確實需要投入。」
VMG加入Arches IPA之後不得不裁員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延遲。但VMG的Carlan相信，一段時間後，這種做法的財務狀況會穩定下來，能夠提供較高的薪資，而最重要的是，能夠留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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