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人口的統計和服務

美國的研究人員傳統上很難追蹤字認為跨性的美國人。但過去10年以來，美國的疾病防控中心(CDC)設立了「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在各種問卷中加了性別角色問題，比如犯罪受害問卷。2016年以來，研究人員能夠從聯邦數據集分析估算出全國和各州自認為跨性的美國人口數目。

根據UCLA政策研究所最近發表的分析報告，美國有210萬成年人認為自己是跨性。而在一份202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有130萬人認為自己是跨性。新報告中，有72.4萬名13至17歲的青少年認為自己是跨性。

為了得到這些估值，研究人員參考了CDC的青少年風險行為調查和行為風險因素監測系統，該系統提供了最全面的美國性別認同數據。雖然這些數據集是進行估算的最佳可用數據，但在某些情況下還是缺乏州級數據。因此，研究人員使用了一種統計方法，稱為多層迴歸和後分層方法，來填補這些缺失。

這些關於跨性人口的資料特別重要，政策制定人員、教育工作者、法官、媒體和其他人士能夠了解跨性群體的規模和特徵，以及哪些人會受到公共政策的影響。例如旨在保護跨性人的反歧視法，或禁止跨性人使用公廁的禁令。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在他們有關的判決中參考了研究人員的估算。

然而現在，這類跨性人口的估算馬上要變難了。根據川普政府的指令，聯邦調查將不再收集性別角色認同數據。那些試圖識別跨性人的問題將被刪除，而僅提供「男」或「女」的二元選項答案。

雖然如此，但跨性人群不會被刪除。但我們可能需要至少十年以後，才能發布關於住在美國的跨性人口估算數目的新數據。

跨性人口在不同的年齡組是有所差異的。首先，新的報告揭示，年輕人比年長者比較容易認定自己是跨性。2017年、2022年和2025年的報告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2025年的報告中，研究人員首次發現，不同年齡層的成年人之間有著顯著差異。

現在，18至34歲年齡層的人認定自己跨性的人口比例顯著高於65歲及以上年齡層的人，然而18至24歲年齡層的人比起35至64歲年齡層，認定自己跨性的人口比例顯著增高。

在美國所有13歲以上的跨性人口中，13至34歲的人佔了76%。在成年人群體中，研究人員沒有從過去十年左右的跨性人口數量看到甚麼顯著變化。然而，他們估算出最年輕成年組(18至24歲)跨性人口比例，現在比過去明顯升高。根據2014-15年的數據，這一年齡層的跨性人佔0.7%，即將近21萬人。然而分析2021-23年的數據，這一數字是2.7%，即將近83萬人。

然而，研究人員認為這種上升趨勢未必代表跨性人口快速增加。事實上，他們說這似乎表明社會對跨性的接納程度(隨教育)而增加，以至於出現世代差異。環境塑造人--這影響到人們是否願意在調查中批露自己的跨性。研究人員分析CDC數據，發現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可能回答關於性別認同的問題。這也意味著，老年人的跨性比例實際上可能還是比較高的。他們預計，隨著年輕一代年齡增長，不同年齡組之間能夠觀察到的差異會縮小。

確定跨性別群體增長的原因需要更多的研究。然而，更好地識別和理解跨性人口趨勢的努力可能會被推遲。如果2029年新一屆總統政府決定恢復性別角色認同的資料收集，那麼聯邦人口調查將需要更新。恢復資料收集之後，積累三年的新數據之後才能夠更新這方面的人口估算。雖然研究人員會在這期間尋找其它數據來源，但沒有任何資料能夠完全取代聯邦人口數據這一來源。

最後，任何數據壓制都無法抹去現實。幾百萬跨性青少年和成年人將繼續生活在美國各地各社區，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小鎮，無論是在紅州還是藍州，他們將繼續入學、就業，並尋求醫療保健服務。

跨性人口不會隨著某些當權者的願望而消失。但研究人員希望能夠繼續了解這一群體的特徵和需求，無論是政府禁止性別角色肯定的醫療護理，還是護照性別政策的影響，評估美國有關政策的影響，需要將這些性別角色問題重新添加到聯邦人口調查與各種問卷中。

國會議員炒股票的問題

本文是根據財經分析媒體TheStreet的報導：Treasury secretary sends blunt message。

國會長期以來有個惡名，就是議員們關心當選後能夠中飽私囊，而不解決美國民眾最棘手問題。比如他們有權主動買賣股票，而那些股票的價格可能會因某些立法和支出決策而飆升或下跌。

許多人相信民選官員不應該搞股票交易，另一些人則開始利用公開發布的信息決定自己的投資。聽說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是華盛頓最受關注的活躍投資人，但她不是唯一買賣公司股票的人，兩黨議員都這麼做。

本週，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就國會議員持有公司股票發表強烈言論，明確點名民主黨的眾議員、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員Ron Wyden。

國會股票交易問題聽說很普遍，令人擔憂很久了。根據競選法律中心2021年的一項調查數據，53%的國會議員持有公司股票，只有7%的議員沒有任何股票或共同基金，而使用了合格盲目信託(阻止他們了解自己的投資情況)的議員只有2%。這些結果包括了議員、他們的配偶和成年兒女。

佩洛西的丈夫掌管家裡的投資。他們的交易披露受到密切關注，部分原因是她丈夫對高科技股票進行了高瞻遠矚的期權投資，而他們的投資組合去年在國會的表現遠非最佳。

有個金融分析平台Unusual Whales，追蹤國會議員的買賣交易，任何超過$1,000美元的投資都會在45天內提交報告。他們發現，2024年標普500指數回報率接近25%，然而民主黨議員投資的平均回報率為31%，主要得益於科技股，而共和黨議員的平均回報率為26%，主要得益於金融股和能源、貴金屬、農產品等等大宗商品。

在2024投資回報率最高的前十名議員中，佩洛西只是第10名，得到70.9%。第一名是北卡一位共和黨議員，得到149%！投資回報超過一倍的共有五名議員--其中兩位共和黨人，三位民主黨人。

前兩天，財政部長Bessesnt在X上面發帖說，「I am pushing for a ban on single-stock trading in Congress...」，意思他要推動禁止議員炒股票的立法。當然，他用民主黨的佩洛西和Ron Wyden做攻擊靶子，而不提去年炒股回報最高前十名中有6名共和黨人：「Public service should be about serving the people, not getting rich.」說得很對。

過去幾年中，國會對於這類提案的支持並不堅決，以致於至今尚未成為法律。現在Bessent部長支持，他能否促成切實可行的立法仍「有待觀察」。政府倫理辦公室指出，Bessent部長自己尚未完全撤離自己所持有的$10億投資。他回答說，自己已經撤離90%，還有些農地會在年底之前賣掉。

為何許多人認為川普是好人

David Brooks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自2003年起撰寫政治與文化評論。他最近在《大西洋報》發表了一篇哲學思考文章，談為何許多人認為川普是好人。

他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半的美國人並不覺得川普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呢？川普說謊、詐騙、偷竊、不忠、行為殘忍腐敗，然而超過7000萬的美國人選他，至少認為他在道德上可以接受。有些人甚至認為他英勇、令人欽佩、傑出。是什麼讓我們陷入了這種道德麻木的境地？

Brooks從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英格蘭道德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的思想角度，來解釋這件西方文化墮落的事。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價值觀/是非感/衡量優秀的標準，大家都按照社會期待行事，人生目標不那麼能夠自己決定--或許這是一群人願意隨大流，進入道德麻木的基礎。

17世紀宗教戰爭爆發，血流成河，人們對宗教幻滅。啟蒙思想家出來說：我們不要為道德正確而互相殘殺吧，讓我們將道德個人化，人們可以有自己的價值觀，讓我們來學習與多樣性共存。簡言之，啟蒙運動奪了社會首要地位，代之以個體自主--它創造了民主、法律和言論自由等中立的公共體系，為個人提供了一個寬敞的公民秩序，讓他們能夠在秩序中規劃自己的生活。

共同道德，如果真的存在的話，是基於理性，而非宗教教條，而對這種共同秩序的奉獻是自願的。功利主義試圖建立的理性道德是--做能夠給人帶來快樂的事；不做會帶給他人帶來痛苦的事。

Brooks認為，啟蒙運動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它催生了美國政府體制等許多成果。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塑造自身生活的自由，並相信在這種自由中，人們可以堅守既定的道德原則--這挺不錯的，也有不少例子證明，比如馬丁路德金牧師。

有人開玩笑說，看一個人希望回歸到哪一年，就能看出他是個什麼樣的保守派。Brooks認為，共同道德的衰落發生在過去60年裡，伴隨著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興起。

然而麥金泰爾的想法是，道德失落從啟蒙運動開始，到18世紀就已經根深蒂固。因為個人的理性道德體系太單薄抽象，摧毀了彼此連結的道德生態，讓自主的個人變得孤單無力。此外，它還降低了人們長期以來尋找生活意義的能力。理性和科學擅長告訴你如何做事，卻無法回答一些根本問題：人生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些是群體觀念，不是個人觀念。

到19世紀和20世紀，出現了一群試圖填補啟蒙運動所造成的道德真空的人。例如尼采說「上帝已死，我們殺了他」。理性救不了我們，只有英勇的個人能藉大膽的意志行動來尋找意義。我們將成為自己的神！幾十年後，列寧、毛澤東和希特勒出現，他們告訴人們：你想讓生活有意義或解決...問題嗎？跟隨我前進吧。

心理學家說：最難治癒的是試圖自我療癒的患者。人們試圖用自戀、狂熱和威權主義來治癒麥金泰爾所看到的啟蒙運動個人道德真空，而結果卻更糟了。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許多人，甚至大多數人，不再認為宇宙中有永恆的道德秩序。而且許多人開始認為，古代世界觀中至關重要的道德傳統過於束縛--阻礙了個人自由。

正如麥金泰爾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追尋美德》中所說的：「如今，每個道德主體的言論都不再受神法、自然目的論或等級權威等外在因素的約束。」每個人可以做許多選擇，但他們缺乏做正確選擇所需的眾人共識標準。

《追尋美德》開卷描述一個思想實驗：有人把所有的科學書籍都銷毀，又把所有科學家都殺害、實驗室都燒毀，只剩下這本或那本教科書中隨機抽取的幾頁--人們仍然能夠接觸到一些科學術語，例如中子、物質或原子重量，卻無法理解它們的關聯。麥金泰爾斷言，我們現在的道德生活有點像這樣，美德和人生目標等等短語無法整合。

沒有一個長遠的道德秩序，人們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他們會做任何自己認為正確的事。麥金泰爾將此稱為「感受主義」，即把所有道德判斷都當作是偏好、態度或情緒表達。感受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很自然，因為資本主義是圍繞著個人消費和偏好而建立的經濟體系。

在一個缺乏共同道德秩序的社會中，問題之一是人們無法化解紛爭。我們沒有客觀標準來判斷一種觀點正確與否。因此，公開的爭辯只好無止盡地持續下去，最終導致憤怒和兩極分化加劇。人們用自以為是的話達到自己的目的，實際上不是在辯論道德，而是在用道德語言來強制推行自己的偏好。

如果沒人能夠說服他人辨別是非，那麼解決分歧的方法只有兩種：脅迫或操縱。每個人都將別人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脅迫他們相信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或者，像廣告商、煽動分子和有影響力的人那樣操縱情緒，最終迫使人們接受他們想要的東西，或幫助他們得到想要的東西。

在1980年代，哲學家Allan Bloom寫了一本書，指出在一個沒有道德標準的世界裡，人們變成道德相對主義者--你做你，我做我自己，都無所謂。正如麥金泰爾所說：「倫理與美學之間的選擇，並非善惡之間的選擇，而是要不要以善惡為標準的選擇。」

這種道德相對主義比現在強多了。最近30年來，人們似乎試圖藉政治認同來尋求正義感，以填補道德空洞。結果，政治就開始滲透到一切事物中，並且演變成一場聖戰，在這場聖戰中，協商討論開始像是背叛。

更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誠實、忠誠、同情心和利他等等美德，是能夠引領美好生活的實用工具。人們變得焦慮和脆弱，正如尼采說的，那些知道自己為何生活的人，無論如何都能堅持下去。而不知道生活目標的人，面臨挫折就崩潰。

社會趨於瓦解。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家Ted Clayton說：「麥金泰爾認為，今天我們的社會很破碎，很多人對共同利益毫無概念、大家無法團結起來追求共同利益、無法彼此說服共同利益是什麼，事實上，大多數人都認為共同利益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川普來了，道德的語言他連說都不說。當他赦免那些不知悔改的卑鄙小人時，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一些削弱我們共同道德規範的事。川普說的是我們現代人能聽懂的語言--偏好的語言：我想要，權力的語言：我有籌碼，自我的語言，利益的語言，佔有的語言。川普不讓自己承當甚麼社會角色，不努力達到甚麼大家認同的卓越標準。他甚至把總統職位當作一件個人財產，用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正如政治理論家Yuval Levin所看到的，許多人(包括川普在內)，並不尋求被他們所進入的體制塑造，反倒尋求把這些體制當作表演舞台，展示他們精彩的自我。所以，這些人當然不會覺得川普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他只不過是個人主義社會想要塑造的那種人的誇張版而已。民主黨人也別太自以為是，如果川普在你們的團隊裡，喜歡他的人也會有一大堆。

有人或許會否認，那只是自欺欺人。但我們很少人能逃避時代環境的道德氛圍。正如麥金泰爾所說：「野蠻人並非在邊界之外等待；他們已經統治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了。而我們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是我們對此缺乏認識。」

David Brooks的觀察很對，但我不確定他的結論是否正確--調整文化，加強道德教育可以解決。我感覺所有過往的權威似乎都失去了道德教育的權威。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個人主義應該用比較完備的法律規章加以遏制，還應該加強族裔之間交流和教育。我感覺美國的大眾教育是否有些落後，令一批人好像井底之蛙，盲目自大，而且他們大膽跳出來，以外行人的強勢去領導專家和內行人。

甚麼是「仇恨團體」？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是大本營位於阿拉巴馬州的一個非牟利的民權法律組織，監控仇恨團體的動向，搞公益辯護等等。他們每年寫報告，列舉和分析持各種極端主義理念的團體，他們的數目、動向等等。

這裡是他們2024年報告的仇恨團體清單，我們可以參考。仇恨團體分成很多種類，針對移民的仇恨團體、針對LGBTQ的團體、反穆斯林團體、反猶團體等等都是分開的，很多人只憎恨或討厭其中一群或幾群人。下面是有關的定義：

Anti-Immigrant(反移民)：反移民的仇恨團體是1990年代末以來激增最多大、最極端的是口稱「維護治安」一些美國本土人士團體，其實是仇外心理主導。這種仇外思潮自從1920年代以來，現在達到了空前高漲的水平。

Anti-LGBTQ(反同及其他性別少數)：這些仇恨團體的中心主題理念，是反對性別表達少數派擁有正常的生活/保健權利，支持恐同、反跨性、異性主義，或提出所謂的「順性規範」。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將性別少數派妖魔化的詞，找到支持自己觀念的害人偽科學，把人家描述成危害兒童、危害社會、危害公共健康的人。

Anti-Muslin(反穆斯林)：反穆斯林團體泛泛地誹謗伊斯蘭教，傳播外來的穆斯林試圖顛覆國家的陰謀論。這些團體大多是2001年911事件之後出現的，恐怖主義襲擊混雜著種族主義和反移民思想，孳生出對穆斯林或貌似穆斯林人士的懼怕、仇恨、威嚇環境。

Antisemitism(反猶主義)：反猶仇恨團體相信，很多社會弊病都是猶太人引起的。他們在世界各地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社會影響太大，所以利用那些影響力，為自己的利益造成了社會、經濟、政治的不穩定性。反猶主義支撐了很多種極右派理念，相信猶太人破壞了白人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反猶主義分子及其仇恨團體還歪曲和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把他們看作陰險的機會主義者。

Christian Identity(基督教身份論)：相信只有歐洲某些白人族裔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後裔和上帝的「選民」，把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千禧年主義末世觀混在一起，認為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對於末世預言的應驗很重要。

General Hate(一般仇恨)：所有兜售各種知名的仇恨和陰謀論，以及各種獨特、不容易歸類的偏執群體，都屬於這類。他們販賣好幾種白人至上行業的仇恨資料。

Hate Music(仇恨音樂)：這些專業團體以演唱、錄製、出版、發行各種文學體裁的種族主義作品為樂，散佈充滿憎恨、世界觀經常帶有恐怖主義色彩。

Ku Klux Klan(三K黨)：美國最老牌的臭名昭著仇恨團體，暴力歷史悠久。儘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黑人，他們也襲擊猶太人、移民美國的(非白人)、以及LGBTQ群體。

Male Supremacy(男人至上)：男人至上主義是一種憎惡他人的理念，扎根於據說是順性男人固有的優越，有凌駕婦女、跨性人、非二元人之上的權利。

Neo-Confederate(新邦聯)、Neo-Nazi(新納粹)、Neo-Volkisch(新日耳曼民族主義)，顧名思義都是歷史上老牌仇恨團體的現代版本。

Radical Traditional Catholicism(激進的傳統天主教)：堅持一套反猶的神學理念，是梵諦岡教廷和7000萬美國主流天主教會所拒絕的。

Racist Skinhead(種族主義光頭黨)：這是白人權力運動中最具暴力傾向的一群。他們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最為興旺，現在逐漸少了。

White Nationalist(白人民族主義者)：接受白人至上主義或白人分離主義理念，經常喜歡強調非白人群體的等次如何低，喜歡聲稱白人在社會中受到逼迫，甚至成為種族屠殺對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白人族裔的國家。三K黨、新邦聯、新納粹、種族主義光頭黨、基督教身份論，都可以算是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一類。

保健：假消息為何傳得快

馬里蘭大學保健通訊博士生Angshuman K. Kashyap研究媒體對健康成長的影響。他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提醒大家關於保健衛生假消息盛行的問題。我把文章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在當今的電子通訊世界裡，人們經常能夠從網路得到某些健康或醫療信息。除了可以主動搜索，還有社交媒體上推送給你的與保健有關的訊息，或家人朋友電子郵件轉發給你的資訊。人們通常是出於好意或關心，想要與親人分享此類資訊。

Kashyap探索媒體的藝術和創意方式，要使醫療保健信息吸引人們注意力，了解情況後做出明智決定。他說網絡上許多資料並非事實，而是不準確或誤導人的。分享虛假資料，無論是無意還是故意誤導坑人——都比準確的資料有吸引力。很多人不知道哪些消息來源可靠，以及哪些內容值得分享。

虛假保健資料形式多樣。例如可能是誤導：藉歪曲事實來將某個問題或個人置於錯誤背景下。又可能是基於錯誤聯想：看標題和圖像與內容其實並不一致。假信息通常都比較醒目或聳人聽聞，讓人看上去可信且似乎可分享。

首先，那些虛假資訊常常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因為把誤導性說法摻雜了一些事實。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有謠言稱飲用乙醇或漂白劑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雖然乙醇或漂白劑確實可以殺死一些桌檯表面的病毒，但接觸到皮膚或進入體內就很危險。

假信息的另一標誌是，它所提出的想法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這類假消息違反人的直覺而有吸引力，讓人覺得自己或許得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有價值獨家知識。比如「巧克力有助於減肥」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它既允許人放縱吃巧克力，又能為一個複雜問題提供簡單、令人感覺良好的解決方案。這類信息通常傳播得比較快，因為它聽來令人驚訝又充滿希望，證實了有些人希望相信的事。

聳人聽聞假消息的傳播很快。例如當新冠流行時，有人造謠攻擊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時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博士，很快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們在2020年有一項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疫苗推廣運動開始前，有些新聞報道採用爭議性標題，可能阻止了父母為孩子接種。那些標題似乎在透露某種聳人聽聞的秘密，錯誤地讓人感到消息可信。

社交媒體為傳播虛假資訊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那些看似專業的網站和帶有誤導性標題的貼文誘人點擊閱讀或快速轉發，從而導致更多的讀者閱讀假消息。人們認為一條信息與自己或自己的群組有關，就傾向於分享。

2019年有一篇「生薑殺死癌細胞的效果比化療高10,000倍」文章，內容虛假，卻在臉書上被分享了80萬多次。包含幾個因素，人們不加核實就按讚和轉發這篇文章，因為那引人注目的視覺效果、情緒語言、誤導性圖表、斷章取義的過時專家引言內容，讓人感到信息很緊迫。

這些虛假內容的貼文常採用信譽機構的標誌，或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照片，讓人覺得可信。而內容準確的科學研究報告通常沒有那麼醒目的戲劇性標題和視覺效果，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能夠觸及很多人。

未經驗證甚至尚未閱讀就分享一篇文章，後果會很糟糕。研究發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虛假消息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和醫療保健系統的信任，使人減少了使用或尋求醫療服務的機會。

有些毫無根據的關於疫苗副作用說法流傳，導致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下降，以至於包括麻疹在內的一些危險疾病的重新開始流行。

社交媒體上有些錯誤信息宣傳，例如說桂皮可以治療癌症，已經導致一些人住院甚至死亡。這類宣傳減少了人們對疾病的重要預防與治療建議的配合，促使醫療專業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培養有效揭穿虛假保健信息的技巧。

怎樣應付假信息呢？當今資訊過載，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轉發內容，在轉發之前區分信息的可信任度和誤導性非常重要。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機構已經介紹了幾種辦法，幫助人們做出比較明智的判斷。

無論是從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還是從手機短信收到保健信息，在轉發之前，驗證其準確性和可信度有三種可靠的方法：

* 用搜尋引擎來搜索與核對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信息來自獨家媒體，不要轉發。Google是個信譽良好的搜尋引擎，將人名地名或其它關鍵詞輸入Google搜索看看別家的報道標題。來自WHO、CDC、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知名組織的消息，或有同行審查的《柳葉刀》或《美國醫學學會雜誌》資料比較可靠。如果多個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都同意，則該信息可能比較可靠。有些可靠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FactCheck.org和Snopes等等，能夠幫大眾澄清真相的報告。

* 評估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網站可信度的最快辦法是查看「關於我們」頁面，這裡常常解釋網頁內容後面的人、他們的使命和資歷--有些網站沒有提供甚麼人名地名和歷史介紹。另外你可以搜尋作者的名字。他們擁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可靠的機構有聯繫？可靠的網站的網域通常以.gov或.edu結尾，表示是政府或教育機構。最後，檢查出版日期--有的資訊已流傳多年，但可能不是最準確或最要緊的。

* 如果你仍然感到不太確定，不要分享轉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尤其是關於保健的信息，可能會無意中幫助錯誤訊息的傳播，也可能造成傷害。

質疑可疑的說法，僅分享驗證過的資料，不僅可以防止不安全的行為和不必要的恐慌，還有助於遏制虛保假健信息的傳播。在一個錯誤訊息傳播比病毒還快的時代，若每個人都花點時間停下來核實一下，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彼此服事的Mandate

甚麼是Maundy Thursday呢？過去我知道是「洗腳」的意思，紀念主耶穌為門徒洗腳，意思大家要彼此服事。

昨天聽見牧師說，Maundy是從拉丁文的mandatum來的，意思是mandate。主耶穌吩咐門徒要彼此相愛、彼此服事，這是基督徒從主得到的mandate。

美國的基督徒啊，我們是不是把這個mandate忘光了？昨天聽見一個非基督徒在油管上大發議論，講華人基督徒為甚麼支持川普重新上台的人特別多。

他給了三條理由。第一是川普曾經假裝信主，第二是華人大多處於小康階層，不需要政府接濟，第三是移民前受自己文化中影響大，接受等級、排外等價值觀，沒機會或沒興趣去認識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群。

我特意搜索一下Maundy Thursday，有家印度裔教會昨天也在唱下面這首古老的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恰好有一個人錄影，放在網上。這提醒我們，基督徒群體由各式人群組成，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

(你現在需要點擊Watch on YouTube觀看。)

我們的四旬節靈修材料中，在這個神聖星期四有位牧師做詩--「我希望有一粒種籽的能力」，我翻成中文如下：

在一個要求有機關槍能力的世界中，人們希望這能力好像轟炸機，
或好像有門的籬笆圍牆，不准饑餓的人進來。
而我希望有一粒種籽的能力，能夠破土而出、長出好東西來，
或好像一扇敞開的門，發出邀請說「請進」。
有那種脊梁堅強、心腸柔軟的能力，敢於聆聽、靠近、追問的能力，
然而我最希望有的，是彼此聚合、鼓舞你的能力。

能力有各種各樣，一種能建造城牆，一種能栽植園子，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只有一種可以結出果子~~

Sarah Speed牧師這詩的意境很好，她很形象地舉例，指出現代美國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彼此服事，實現主給我們的mandate。

法庭：跨性軍人不必退役

川普和國防部(DOD)部長Peter Hegseth試圖禁止跨性人服兵役，有跨性軍人告到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提出川普這方面的總統禁令違反憲法。前幾天法官Ana Reyes駁斥川普的司法部(DOJ)律師，因他們試圖辯護的論點荒謬無效。

DOJ律師不僅沒有提出證據支持他們對跨性軍人的貶損言論，而且看法也與Hegseth的說法相矛盾。Glenn Kirschner律師詳細解釋了Reyes法官的書面裁決，他說特別是前面五頁很有亮光，是所有關心法治、憲法，關心聯邦政府是否尊重所有人的人必讀。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法官裁決意見書中每次提到「被告」，指的是川普和Hegseth，而「原告」指的是一群跨性軍人。判決意見開門見山：

在川普總統的14183號行政令中，重點是在「軍事優越性和備戰能力」，軍隊的「清晰使命」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有效的戰鬥力，來保護美國人民和我們的國土」，而跨性人的軍事服務「不符合」這一使命，因為他們缺乏「必需的勇士精神」來取得「軍事優越性」。2025年2月25日，國防部長Pete B. Hegseth發布一項政策執行14183號總統指令，剝奪所有跨性軍人的服役資格「無一例外」。

法官說：總統確實有權力也有義務確保軍人備戰能力。然而軍事領導人有時利用這一掛慮，來否認邊緣群體服役的機會和榮幸。接著他提出一些例子：「...無法全然發揮，阻礙戰鬥力；...會干擾戰鬥小組的凝聚力，以至於降低軍事效率；允許...服役會削弱訓練過程、無法成功招聘、擾亂軍隊秩序。」

法官寫道，填充這些空格的首先有少數族裔將士、其次是婦女參戰，還有同性戀者。然而，我們的軍隊有上百萬填充這些空格的人(以及所有其他人)服役卻更加強大，國家也更加安全。

目前站在法庭面前的原告是跨性軍人，申請更新(上次發布的)初步禁令，責成長久禁令。他們說總統的14183號行政令與Hegseth政策把他們當作今天的「填充空格」群體。他們只尋求服務自己的國家，要求法庭禁止那項「軍隊禁令」生效。他們稱Hegseth政策匆促達成一個預定結果，不含分析，只有一個莫須有的「無例外」，最根本的是，禁令使用貶損語言攻擊一個弱勢群體，違反了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不必發言作證)權利。

川普DOJ的律師否認這些指控，他們聲稱軍隊禁令有必要，只是重複說軍人備戰能力、戰鬥小組凝聚力等等高標準和要求，是「性別意識形態活動分子」所不關心的，而跨性人不能維持一個「有光榮、誠實、堅守原則」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性別角色「不符合謙卑無私」精神。另外這些律師還說跨性人的開銷太大。

跨性軍人反駁這些說法。他們服役年限加起來有130年之多，在軍中的角色從資深軍事科學教員、砲兵排司令、情報分析、衛星收發、軍事運籌分析、航海飛行軍官到武器官。他們受差遣所到之地遍布全球，從阿富汗、波蘭、韓國、伊拉克到科威特，從里根海軍到布什海軍，其中一位目前布署在活躍戰區。

他們總共得到八十幾次表彰，包括一位銅星、兩位反恐服務勳章的金星、兩位全球反恐戰遠征勳章、多次功繼卓著勳章、多次表揚勳章、空軍傑出單元獎、軍事自願服務傑出獎等等。

川普的DOJ律師回答說這些功勳紀錄不恰當，法庭需要忽略這些紀錄而「遵從軍事判斷」。法官說，沒錯法庭要遵從，但不是盲目遵從。總統就職7天內發佈了14183號行政令，而Hegseth部長30天後發佈了新政策，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諮詢過在役的軍隊領導人。沒有一份文件包括了任何數據和分析，他們宣告跨性軍人不高尚誠實、或不堅守原則，但被告的辯護律師承認，這些觀點純屬推測。

下面是一段法庭對話的筆錄，法官把它納入裁決意見書。我翻成中文：C代表法庭的審理法官，D代表DOJ的辯護律師。

C：說跨性人或對性別不安症的人--在本性上不符合高尚誠實、或過紀律生活的要求，是否貶低了他們？
D：法官大人，我對他們沒有一個形容描述。
C：好吧，如果我問你(這個軍隊禁令中)有關跨性人或對性別煩躁不安症者的其它的詞，你會回答同樣的話嘍？
D：是的，法官大人。
C：在研究報告中都沒有甚麼(支持的)說法，對嗎？
D：說這些同樣的事？法官大人，據我所知沒有。
C：也沒有說任何有關類似的事，對嗎？
D：沒有。法官大人，據我所知沒有。

法官意見：一份行動備忘錄，宣稱這項政策是「考慮知會了」三項研究和費用數據，可是沒有人知道是誰考慮了這些研究，被告的辯護律師不知道。也許沒有人知道，因為一項研究是8年前的，而另外兩項研究的結論支持跨性軍人的立場。

跨性人員服役從2021年開始才公開，但是川普DOJ的律師沒有去分析他們的服務，很不幸。單單跨性軍人的服役紀錄(附件A)本身，就足以展示他們有缺保軍事優越性所需的武士精神、身心健康、無私、尊貴、誠信、紀律。

至此，川普的DOJ律師同意！法官寫道：他們同意這些跨性軍人從精神上、身體上可以服役，並且「已光榮服役，已達到了服兵役所要求的嚴格標準」。他們承認跨性軍人已「讓美國更加安全」！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命令他們退役？川普的DOJ律師回答不了這個關鍵問題。

跨性軍人還展示了支持跨性軍人的將領宣言--他們聲明自從2021年跨性公開，軍隊沒有陷入一個「既存的」危機，也沒有其他「強力效能」士兵因要求改變人稱代詞而渙散--作為證據呈交Reyes法官。也就是說，這些將領都宣誓證實，川普的DOJ律師提出的「掛慮」屬於不實。相反，他們各都證實2021年以來，軍隊在招兵、作戰小組凝聚力和備戰上都增強了。

於是法官寫道：為得到法庭(對新政策的)禁止令，這些跨性軍人必須證明案情應該勝訴的理由，他們做到了。在法庭的事實認定過程中，絕大多數都得到川普DOJ律師的承認，有軍方紀錄為憑，使得這項新的DOD軍隊禁令，無論在合理依據或中度審視上，都很難通過司法審核。

Kirschner律師解釋說，合理依據和中度審視是法庭裁決的兩個層次的標準。無論使用哪一個標準，川普律師都會敗訴。

法官還寫道：這些跨性軍人原告還必須展示，這項軍隊禁令使他們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幾千跨性軍人的確為捍衛其他人權利而獻上了自己，有的甚至冒了生命危險，是這項新的軍隊禁令所否定的。反觀川普的DOJ律師，倒不覺得他們應該在庭上證明甚麼，而避免違憲永遠是為了大眾利益。本庭因此允准原告的請求，更新初步禁令，責成(長久)禁令。...

素餡餃子食譜

素餡餃子做起來大多比葷餡麻煩，這裡是幾種食材供你參考。你可以加自己喜歡的瓜和菜，但需要讓調製出來的餡稍微粘一些，免得太鬆散了不容易包。

(FYI：現在從blogger觀看油管視頻一律需要點擊「Watch on YouTube」。)

粉絲和豆腐可以先加醬油或其它佐料炒一下，免得太淡不容易調味。水分太多的瓜和菜需要先撒點鹽放一會兒，然後把水擠出來。擠出來的汁我放進湯鍋，不然我覺得其中有很多營養，扔掉可惜。

(你如果包肉餡餃子，可以把擠出來的汁攪入碎肉當中。)

一位黑人科學家的智慧

Neil deGrasse Tyson是一位美國天文物理學家、宇宙學家、行星科學家、著名作家和公共教育家。他幾年前接受訪談，令人開眼，我把大致內容記在這裡。



問：您想要對世界有甚麼影響？

我的影響是：人們從我學到東西，因而得到思考能力，在考慮我所教過的那些事物時不再想到我。他們能夠按照他們所了解的世界運作去自己思考，思考結果就與我無關。如果他們說「這是真的，因為是Tyson說的」，那我就失敗了，因為是威權教育--教育不是那樣的。

我要教你們在世界上如何思考。然後你說「我有一種新的方式來了解世界」，那麼你就能夠去開創，不必回頭，因為一種饑渴達到了一個新層次臨到你，你現在有了方法和工具去發掘。所以我的影響就是有其他人也受到影響，他們不必記得我教過甚麼。

我希望在我的墓誌銘上寫：「在你為人類贏得一些勝利之前，你要以死為恥。」人類的勝利不是自己的勝利--不是雕像，不是你的名字，而是生活比較好了。我想我們任何人都應該希望，這個世界因為自己活過一次而更好一些。這甚至不是說人們讚揚你，乃是說你做出了貢獻之後，不期待別人回報你。

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必須尋找生活的意義。很多人尋找生命的意義，好像那是藏在甚麼地方，而我卻對自己說，除了尋找生命的意義，你應該還有更大的能力吧？你有能力創造出自己生命的意義，而不是被動地去尋找它。

所以對於我來說，我要創造意義。我今天比昨天增加了對世界的認識嗎？那對我來說增加了意義。我按自己的能力減輕了別人的苦楚？或按照推理我會改進別人的生活？我意思不是說我花一整天去做了甚麼而忽略自己，但我若有機會，用一個小小的姿態來全然增加別人的生活意義價值，我就會去做。因為我若能花10分鐘帶給別人快樂或啟發，那我不這樣做就是不負責任。

假如愛因斯坦在這裡，我們和他談話--我們花好幾個小時問他問題，但有一個問題我們決不會問：您從哪個大學畢業--我好去同一個院校。我相信所有來參加座談會的人，他們讀過哪一所大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甚麼動議？他們的驅動力是甚麼？他們自己的雄心和好奇心才是要緊的--這些都不是從學校學來的。

悲哀的是，很多學校把學生當作一個空器皿，倒入知識然後考你，你的分數高就得到表揚。人是那樣變成會推動世界變革的人嗎？我認為不是。學校應該為你保起碼的好奇心。你如果失去了一些好奇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奇心--趕快去找回來！

當你從學校畢業的時候，你的畢業典禮是一個commencement(意思是開端而不是結束)。你離校時可以對自己說，我現在知道如何學習，我對一切沒學過的事物都有好奇心，我會一輩子學下去。如果不是這樣，你就會變得思想僵化在你畢業那天所擁有的知識。而一輩子會常常回頭看而不是繼續成長。

問：您的父親/尊長對您有哪些影響是最大的，以至於到現在您還不忘？

答：對我來說，是父親所收集的人生智慧，言傳身教告訴我。比如我父親在高中體操班，他們排隊準備進入田徑運動，那位教員指著我父親，用他作為例子說，他那種體格不會有出色的徑賽成績。所有人都看他，但他對自己說，誰可以說我不能做甚麼？我要做給你們看。從那時起，他每天鍛鍊，向參賽進軍，幾年之內成為世界級的運動員，有一年(1948)還成為奧林匹克中長跑第五名(600米項目現在沒有了)。

那時的運動員俱樂部有兩個：紐約俱樂部只接受白人更正教基督徒，Pioneer俱樂部接受有色人種和猶太人等等其他人，他們在練習時彼此競賽。父親的一位好友長跑衝線時聽見對方教練的話，就一舉拉開了與後面那位白人運動員的距離，他們決心為黑人爭氣。Tyson父親講這些往事時並不帶苦澀，他們坦然對待那些冒犯姿態(現在稱為microagression)，反而從中得到激勵，要超過別人對自己能力才幹的期待--我從父輩的身上學到了。

我17歲時遇到對我影響很大的Carl Sagan教授。那時我正在申請大學，Cornell大學錄取了我，但我還不知該去哪一所大學讀書。我從9歲就對宇宙特別有興趣，他從Cornell寄來一封信，邀我到校園看一看，以便決定是否入讀。哇，他是很出名的教授，而我是17歲的(黑人)孩子，於是我乘公交車去了。

他下樓來接我，邀我到他辦公室，又參觀他的實驗室。最酷的是，他從身後的書架上，看也不看抓一本說「這是我的書」，在扉頁上寫「送給未來的天文學家Neil Tyson」，然後簽自己的名字Carl，說「拿去吧」。當晚我準備回紐約時下雪了，紐約12月份經常下雪。他把自家的電話給我，說萬一下雪不通車了，今晚可以來我家住，明天再走。當時我想，他為甚麼對我這麼好？我一個無名小輩，顯然他看我重要。我對自己說，若有一天我哪怕只是稍微出名，一定像他那樣對待自己的學生。

回到如何創造生命意義的話題，首先的問題不是我該到哪裏去尋找意義，而是我如何創造生命的意義。這個過程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了。

問：您有沒有在這方面幫助自己的孩子？您是教他們或傳給他們，讓他們問同樣的問題，還是任他們漫遊，自己尋找答案？

答：我對自己的孩子用的是非正統方法。我和太太討論過，無論培育孩子的方法如何，一定要保持他們的童年好奇心到長大成人。比如小孩不知道盛水的玻璃杯會潑會打破，你不要一味說「不要碰」，乃給他們機會開發，因為他們覺得周圍環境中一切都是新鮮的。

再一個例子：三、四歲的小孩下雨後看見路上的小水窪會好奇，媽媽卻拉他繞開，不要他體驗液體運作的效果，泯滅他的好奇心。只要沒有性命危險，哪怕多洗多擦，我會選擇不嫌麻煩，無論初中高中發生甚麼波折，讓孩子保留那一份好奇心。每個成年的科學家，都是沒有失去好奇心的孩子。

我們生活在一個很破碎的世界裡，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讓人能夠從網上看到大千世界，就搞起部落主義。即使你從來不曾親自結識不同族裔、不同信念的人，你會看到人家在一起開年會、搞交流，即使只是在線上，你也會看到自己為甚麼和那些人不同。

在一個多元文化、信仰的地方，人們本該欣賞、學習不同的東西，而不該拿著放大鏡找差距，聲稱某群人比較優越。也許你可以在沙地中畫線，區分那些冒犯你、但沒有權柄在你以上的人，與那些有權柄而冒犯你的人。

不容仇恨語言把你吞滅，正如馬丁路德金牧師所說，「你若不彎腰，別人沒法騎在你頭上。」我長大時另外常聽見一句話：「棍棒石頭能打斷我的骨頭，而言語決不能傷我。」我們在外面遇到邪惡、討厭的霸凌，回家就背記這句話在心裡，這樣開發一套防衛系統，來對付那些讓人不快的人。這些年我很久沒有聽人說這句話了--在一個文明社會裡，我學到語言是會傷人的。

沒問題，我們來到一個啟蒙的新時代，了解到我們的情緒如何與周圍的世界互動，這是一個精神健康的進步。然而反過來看，人們不太能夠應付周遭或網上的霸凌，給你起綽號，對你說惡言...除了去找輔導人員，我不知道現在該怎樣防衛了。從我長大的那個時代，我會表示「不在乎你的話」不行嗎？

除非這人(有權柄)阻擋我實現某個目標，那我就要權衡一下。如果對方帶有某種歧視或文化偏見，那麼他們不掩藏也是好的。我會讓他們說出所有想說的話，然後說，嗯，那是你的想法。請問現在我需要怎麼辦？因為你擋在這裡，我需要從下面挖通？從旁邊繞過？從上面跳過去？還是硬闖過去？是的，我只好花更長的時間，更大的努力，更多的精力--我只是換一天來面對的多少是同樣的那套阻力。

我想每個人都應該努力獲取最好的成績，但你若沒有得到盡可能好的成績，而有其它的志向，那麼不應該受到論斷。...

問：當你被問到一個自己不是太了解的話題，你如何回答或開始學習？

答：這個問題很好。我要先了解對方--我做教育，需要了解我的聽眾--你對我說話，我就會對你有一定了解，能夠看到你的學習接受能力如何。你是一個好奇的人，所以我會來到你的水平和你對話。我為公眾所做的知識普及，80%以上是出於責任，而不是出於某種雄心。

問：是甚麼東西給你這種責任感？

答：我解釋事物，如果我能夠解釋得比別人清楚，這對社會有好處(價值)，而我若不做，那就是不負責任。

火箭女郎表演

一排「玩具兵倒下」--這樣的表演需要何等的合作與信任！



無線電城火箭隊(The Radio City Rockettes)是聖誕季節的一個重要特別節目，她們每年在紐約市舉行。其中一種舞蹈叫作「木偶兵遊行」，從1933年開始成為演出的一部分，就一直非常吸引觀眾。

一排木偶兵倒下去是這個舞蹈的高潮。36名火箭女郎排成一排--她們按身高排隊，最高的站在中間，最矮的站在兩端，好像一列骨牌倒下。這個表演堪稱「團隊合作的終極展示」。

基督信仰的「末世觀」回顧

英文末世論Eschatology，字面意思就是「研究關於末了的事」。末世論讓基督徒能夠了解，上帝的應許如何成就，以及基督如何再來等等。可惜很多基督徒一聽見末世論這個詞，就會馬上聯想到世界結束時的戰爭等等令人懼怕的東西。在美國文化中有不少書籍、電影，都把末世當作災害、暴力、世界末日的同義詞。

然而，我們不應該把末世論當作流行文化故事中的那些因素。末世論神學其實是基督教信仰中一個很不尋常的範疇。末世論儘管是關於「末了的事」，你若對是否能看到上帝成就祂的應許沒把握，末世論是鼓勵你不斷向前看、不要灰心喪志的。正如保羅所說：「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林後4章)

耶穌在四部福音書中常常有意宣講上帝的國/天國。有時他確實提到上帝國度和審判的關係，說哪些人不能進入上帝的國等等。然而他大多數時候是描述上帝國度，勉勵眾人向四周看，因為「天國近了」。(猶太人避免提「上帝」，所以以猶太聽眾為主的馬太福音寫「天國」。)

耶穌有很多比喻用「天國好像...」開頭。他描述埋在田裡的寶貴珍珠，邀請所有的普通人來赴上帝的宴席，並且像小孩子一樣謙卑的人在上帝國裡最偉大等等。在「山上寶訓」中，耶穌說在天國中，溫和謙虛的人要承受地土，饑餓窮乏和渴慕公平公義的人要得飽足，受到辱罵的人要得祝福等等。在希伯來聖經中，先知提到一個「把刀打成犁頭，把矛槍打成鐮刀」的時候。天國的特質完全打破了我們正常的思考方式，這是上帝所應許救贖的核心。

1978年，美國長老會(PCUSA)通過/採納了關於末世論教義的一篇解釋文章，其中不僅解釋了改革宗的末世觀，還解釋了它對基督徒生活的實際意義。這篇文章的要點列在這裡：

• 當我們思考「末了的事」時，上帝的主權是最主要的細節。這是我們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認信內容，要了解上帝的最終目的。
• 我們對主權上帝的責任，是宣告和展示祂的愛，分享耶穌的福音--未來不是可怕的，乃是安全穩固的。上帝的目的在耶穌身上顯明，必帶來圓滿的成果，而我們的回應就是彰顯上帝的仁愛，宣揚耶穌的福音。
• 所有的受造物必將完全得贖，因為上帝樂意救贖--把萬物從罪孽、敗壞、死亡的綑綁中解救出來。也許我們現在還看不清楚進程，但上帝已經應許了要救贖。
• 信靠上帝的主權和救贖有甚麼賞賜？我們得到的是盼望，而不是懼怕。
• 這個盼望讓我們現在就能夠展示上帝國度--它會是個甚麼樣式。
• 這個盼望不是毫無根基的樂觀，乃是知道上帝必定救贖萬有，必定戰勝邪惡勢力。所以，我們與這些邪惡勢力的鬥爭不是徒勞無用的。
• 在改革宗傳統的眾教會，人們對於末世論的立場各式各樣。然而各分支有個很強的神學原則是大家必須保留的，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恩典之約、一個立約百姓、一個救恩盼望、一個基督要再來、一個復活和一個最後審判。

對於那些關心上帝國度何時顯現以及如何顯現的人，聖經有一點很清楚：我們不知道也不應該去猜。因為耶穌說：「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我們可以確信的，就是藉著耶穌，上帝的至高權能是可信靠的。我們所必須接受的不是只一個假設而已。

啟示錄的結尾清楚告訴我們，滿有信心地期待基督再來，等候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悲傷、哭泣」的那一天。這就是我們所盼望的上帝國度。

至於上帝國度何時顯現以及如何顯現，學術界分為四派：時代倫的前千禧年派(相信教會將在末世大災難前被提)；歷史前千禧年派(相信基督已來，上帝國度的初階已開始，祂還會再來結束歷史)；後千禧年派(相信教會將在末世大災難後被提)；無千禧年派(相信教會時代即先知說的上帝國度時代，基督將回來審判世界和建立上帝的永恆秩序)。

也許你會看出來，歷史前禧年派和無千禧年派很類似。兩者的不同在於：一派相信未來仍會有個「7年大災難」發生，另一派不信。相信無千禧年派的神學家包括奧古斯丁、改革天主教的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無論你接受哪派學說，千萬不要給別人扣「不信派」的帽子。

大選教訓：經濟政策

《The New Republic》是份1914年創辦的小報，旨在工業革命和大規模移民運動中引進自由大膽的新式思維。現在它的文章不斷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比較包容、比較民主的公民社會，以及如何在一個不平等現象猖獗的時代爭取比較公平的政治經濟。

前幾天它有一篇對2024大選進行反思的文章，到底是甚麼因素讓許多美國人把票投給罪犯川普，以至於他現在能夠大刀闊斧破壞三權分立體制和嘗試獨裁手段？專欄寫手Michael Tomasky提出三個方面的教訓：經濟、文化、媒體。本文只介紹他說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供參考。

民主黨沒有強調它的經濟政策要如何改變。Tomasky把經濟在選舉中的作用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與賀錦麗以及她的競選活動有關，另一部分關乎過去四十年來民主黨的經濟政策思想和政策制定。

首先總結一下民主黨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轉變的需要：

在羅斯福時代，民主黨人都是凱因斯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遵循John Maynard Keynes的大蕭條時期理論，相信大眾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推動經濟活動，因此政府願意採取措施來推動需求，尤其是在經濟低迷時期。推動需求可能意味著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但也可能意味著減稅。工薪階層手上有錢一般會去花錢，而富翁則傾向於囤積多餘的金錢。(沒錯，賀錦麗提出的減稅方案是正宗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

連共和黨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也自稱是凱因斯主義者。然後美國出現了滯漲，強調供給推動財政的經濟理論出現了，建議降低稅率和放寬管制等等，就是以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弗里德曼主義，自稱「新自由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經濟霸權。甚至民主黨政府官員也接受這理論，有位民主黨前財政部長曾說，「任何一名誠實的民主黨人都會承認，我們現在都是新自由主義者。」

拜登試圖改變這個情況。自從2011年秋在紐約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人們開始意識到大公司的貪婪和社會的不平等，拜登就開始接受了「中間向外」經濟學--相信經濟增長不是來自於減少監管和為富人減稅，而是來自於幫助小康階級和工薪階層更有保障的生活和投資。拜登這個任務其實很艱鉅，等於在政策制定的背後推動一場劃時代的變革。

然而拜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他的立法成就包括基礎設施建設、CHIPS和科學法案、減少通貨膨漲法案等等。目前，僅根據基礎設施法案的條款，就有超過6萬6千 個項目正在施工中，問題是人們不知道或感覺不到。在就業方面，一位白宮助理告訴Tomasky，這些法案創造的就業機會，有70%到80%都流向沒有大學文憑的人，而且大多數都在紅色或紫色州，但很多人都沒聽說。

當然，這些支出也確實導致了通貨膨漲。經濟學家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將比較多的責任歸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引起供應鏈問題和能源價格衝擊，儘管政府支出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那些叫聲最響的人，包括共和黨政客和右翼媒體評論，全都說是拜登政府(而不是川普政府)支出引起了通漲。他們故意忘記川普2020年的《關懷法案》花了$2.2兆美元，在財政上比拜登的$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還大。不消說，拜登為壞事承擔的責任比較多，而為好事獲得的讚譽比較少。

再談談賀錦麗參加競選。她作為前檢察官，頭腦中的經濟那根弦不太突出，上次競選總統時她也沒怎麼談經濟。她的確提到「我們現在的經濟並沒有為勞動人民服務」，但除了提出為小康和工薪階級實施最大的減稅，幾乎沒說自己當上總統會怎麼搞經濟。凱因斯主義政治上安全且無可非議，但她沒有多加利用。

去年9月底在匹茲堡，賀錦麗競選團隊發布了一本82頁的經濟計劃小冊子，裡面有些很好的想法，特別是對首次購房者提供巨額稅收抵免。賀錦麗競選團很謹慎，儘量不與拜登政府有任何重大不同。在匹茲堡演講中，她對加密貨幣表示開放，拒絕了拜登對加密行業大致上敵對的態度。(拜登治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加密行業發起過多次訴訟。）

此前，《大西洋》報在選舉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拜登政府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賀錦麗在競選初期把川普描繪成企業利益的走狗，稱自己是大企業的無情對頭。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不少發言人猛烈批評川普效忠寡頭」，然而到競選後期，「這種反對精英代表民粹的傾向忽然消失」--據說有人影響她離開了(人民尋求改革的)民粹主義精神。

公平地說：賀錦麗必須走一條很難以走的路線。她需要對總統有忠誠，因為作為副總統如果不忠誠就會引起爭議；同時她又需要證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在經濟方面，這意味著要堅持拜登經濟路線並加入自己的看法，同時也要批評通貨膨漲，並將自己與通貨膨漲區分開來。

賀錦麗在這一點上處理得不好，她未能顯出自己的獨特。10月初她在「觀點」節目中，被問及會採取哪些與拜登不同做法時，她回答說「我想不到任何不同做法」，這很糟糕。其實她若能表達對政府成就的自豪感，然後對政府開支提出一兩個溫和的警告，或強調她對住房問題的標誌性經濟理念，就會處理得不錯。在節目中，當她終於有機會說出自己會做的不同事情時，她再次表達了謹慎中立：她會任命一名共和黨人進入她的內閣。

民主黨需要從這得到什麼啟示？他們必須全心致力於拜登試圖做出的基本歷史性變革。他們不能接受右翼(某種程度上是主流)的說法，即拜登經濟路線是徹底失敗。拜登執政期間創造了約1,600萬個就業機會，製造業蓬勃發展。(拜登時代的立法使得工廠開設成為可能，而川普無疑會因此獲得讚譽，另外拜登時期的工資增長遠超物價增長等等。)

民主黨的確需要對通漲保持謹慎，但不是所有的事都和大型政府項目有關。他們可以強調很多與大筆支出無關的事，清楚告訴工薪階層選民和家庭，民主黨是站在他們這邊。例如大型地產業亂漲租金，是住房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拜登抨擊這些大業主，但也是幾乎沒人知道。展望未來，民主黨需要確保人們了解他們的立場--選民若清楚了解他們是站在租房者一邊(全國大約三分之一人口租房，其中大部分是工薪階級)，肯定會多投些票給他們。

說到底，大多數勞工和小康階級都或多或少地有生活困難。只有兩種說法可以解釋這些爭扎：是政府和精英們縱容、道德混亂？抑或企業權力過大，而體制從來沒有追究它們責任？二者非此即彼。共和黨已牢牢採納前一種論點，而執政黨必須提出問題所在--不受制約的公司權力。由此邏輯，民主黨人也需拒絕一些企業捐款。他們若從這些大型企業得到數千萬美元捐款，則根本無法認真對待任何監管，無論是加密貨幣或打破技術壟斷，從中漁利者不能監管這個行業。

政治上沒有靈丹妙藥。很多選民現在已經根本不相信政府會採取任何措施來幫助他們。民主黨需要耐心，嘗試民粹主義一次後就認定它沒用是不行的。右翼經常與「精英」階層有衝突--好萊塢、高等教育、科研發現等等，而民主黨人針對經濟上的精英--億萬富翁、大型企業等等，鬥爭卻不冷不熱。人們注意到，他們似乎害怕利用民粹主義口號來呼籲改革，川普倒是從來不怕。

但他們也需要聰明。他們需要選擇好鬥爭對象。在聯合健保公司的總裁Brian Thompson被殺的六週前，還沒到大選，康乃狄克州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發布了一份嚴厲報告，揭露了聯合健保公司和另外兩家醫保商所採用的令人憤慨的拒付率。但後來怎樣了呢？賀錦麗本應抓住這一切大聲疾呼。

欺詐老人的保險公司，你不可能發明出比這更好的惡棍了，但民主黨大多數時候不講這類故事。他們確實講了與墮胎權有關的精彩故事，例如肯塔基州勇敢無比的Hadley Duvall倡導婦女保健權利。但他們不知如何講述反企業的故事--坦白說，他們怕講。這種狀況要改變。這樣做並沒有太「左」，只是表達對工薪階級的支持。告訴民眾你是站在他們這一邊。

民主黨的Bernie Sanders參議員多年來一直強調走凱因斯主義經濟路線，現在看他顯然正確。最近他到處去講演很受群眾歡迎，反對寡頭政治，希望有幾位共和黨眾議員被選民說服，不要再支持共和黨那些糟糕的肥上瘦下稅務政策。

前總統卡特葬禮所唱的歌

在前總統卡特國家葬禮上，兩位著名歌手Garth Brooks和Trisha Yearwood唱了「想像」那首歌，據說是卡特夫婦早年間所喜愛的一首歌，去年在卡特夫人的葬禮上也唱了。

「想像」是一首意境很美、節奏有力的歌--想像沒有天堂很容易，想像沒有國家也不難，想像一個沒有私有財產的世界恐怕就不容易了--這些想像令人深思。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歌手Brooks和Yearwood都是卡特的多年老友，是他著名慈善項目Habitat for Humanity的義工，號召人們都來貢獻工時，免費為低收入家庭蓋造房屋。)

令人驚訝的是，聽說有些基督徒對卡特家的教會居然允許演唱這樣的歌很生氣--聽聽那些歌詞(想像沒有天堂、沒有宗教等等)，怎麼可以在神聖的教會、在基督徒的葬禮上唱呢？有個人說，你看拜登還在悼文中還說卡特是一位好基督徒，他要求唱這樣的歌說明他的信得不好。

英國音樂家John Lennon在1971年作這首歌時，他在想像一個沒有紛爭隔閡的世界，沒有那些讓人彼此懷疑、互相生氣或懼怕的因素，在一個沒有什麼可爭鬥的世界裡，大家有團結與和平。

Ed Trevors牧師評論說，他沒有與卡特談過話，不知道他對這歌的喜好，但這歌的確很美，因為作者有個美好的理想。美，不是因為世界上沒有基督教，而是人們沒有理由再互相殘殺或去坑害別人--這位首歌手的美好願望，是一個只有愛、沒有恨的世界。卡特夫婦喜歡這首歌，一定是因為這個對世界的美好願望，

主耶穌豈不是要我們努力建造這樣一個世界嗎？一個效法上帝國度、每個人都受到公平對待的世界，一個沒有無休止貪婪、以至於你死我活的世界，一個大家都樂意與周遭所有的人分享、而不是個個為自己的末後收藏保留的世界。Trevors牧師說這個美好的夢想可以說是耶穌的夢想，因此應該也是基督徒的夢想。

不奇怪，這歌提醒卡特夫婦，也提醒我們所有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把我們的天堂地獄觀和宗教觀看作危險有害。不是因為我們有個危險有害的信仰，而是我們作為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們的做法很危險很有害。有人奉天堂和他們上帝的名做出你能想得出來最醜惡的事。有人希望宗教不存在，因為我們都看見濫用宗教的事。

濫用宗教的人傷害周遭的人，這首歌對我們有提醒不是壞事。Trevors牧師說，處在教會領袖地位的人受到提醒，不要帶領人使他們會去傷害他人，讓人看見就不要你的宗教信仰、且需要寫歌定罪你教會中所發生的可惡事件。

不是所有人都有和我們同樣的信念，不是所有人都經歷到我們有幸經歷到的教會，我們受到提醒不是一件壞事。我們有責任行事為人更像主耶穌，而不像歷史上那些奉上帝的名去殺戮、爭鬥的人。

這首歌在葬禮上唱很美。我們向往這樣一個沒有產生紛爭隔閡因素的世界。我們談論需要和願望哲學，但保羅如果說「為我同胞骨肉之親，就算自己受咒詛，與基督隔絕也甘心」，那我們也可以說，為了全世界的弟兄姊妹能夠體驗到和平與團結，能夠結束貧困，我們放棄自己的宗教感沒有甚麼。

「藍」州為何比「紅」州繁榮

到底是甚麼東西讓許多紅州那麼貧窮？讓我們深入探討一下經濟架構，紅州不光是經濟差，基礎設施、醫療保健都很落後。用David Pakman的話來說，藍州從事了翻天覆地的現代化變革，而紅州完全錯過了。這裡「藍」州表示民選的主政官員中，多數派是民主黨人，而「紅」州表示主政官員多數是共和黨人。

看社交媒體上的報導，右翼總是說紅州正在蓬勃發展，而藍州正在崩潰--比如眾人紛紛離開加州、紐約等等藍州，而遷去德州和佛州等紅州。(比如犯罪率，他們喜歡宣傳加州治安多麼差，但FBI數據展示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Pakman指出近年來紅州，比如佛州、田納西、南卡州，各種類型技術工人流失去到藍州的問題，那裏有較好的工作機會。一定專業領域的醫務人員，特別是婦產科醫生，因為紅州內的一些反墮胎法律太令人糟心而離開。

(墮胎手術是孕產科保健護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禁止這個手術有時就必然眼睜睜看著一些孕婦的性命受危及，聽說有的紅州不敢發表他們這兩年的孕產死亡數字。)

藍州不僅經濟發展繁榮，他們所納的聯邦稅常常補貼了紅州。為甚麼會如此？藍州有一些優勝的法律和經濟政策，是紅州所望塵莫及的。

論到經濟增長和發明創造，保守派常以德州和佛州為傲。然而，加州是美國真正獨一無二的動力源頭。它是美國最大的清潔能源經濟基地，幾十萬份太陽能、風能、電動車就業機會。麻州幾十年來投資科學研究，生物技術世界領先。

比較起來，紅州削減辦學資金，以廉價勞工為傲。發明創造從來都不便宜，乃需要花錢和投資，藍州搞這種投資。

在公共衛生方面也是，藍州治病救人，而紅州玩弄政治。奧巴馬總統的平價醫療法案(ACA)已經14年，各州可以利用它來擴展對最窮困人群的醫療補助計劃。數據告訴我們，藍州取得很不錯的效果，科羅拉多用ACA減少了20%的民眾健保費用，加州為一些救命藥物設了付費上限，而利用ACA來擴展Medicaid的紅州也比不利用的大有改進。

紅州的公共衛生政策？容許人自生自滅，美其名「自由選擇」。(CDC網站列出各州的出生和死亡數據，你可以比較各種疾患的數據。)

再比較一下勞動力的教育程度。紅州花了不少精力和資源，號召家長參加校董會，禁止書籍--不准青少年接觸與LGBTQ相關的性知識、或涉及美國奴隸制的歷史等等內容。藍州則大力加強教育，其實教育對促進經濟，非常重要。(藍州)俄立岡和羅德島設立免費的社區大學，紐約和伊利諾普及學前班，這些公益政策提升全體社區民眾素質，絕不是為富人減稅(涓滴經濟)能夠自動帶給下層民眾的。

而在紅州，人們為要不要為公立學校提供更多資金，要不要允許更多學生從公立學校轉去私立基督教學校這類事情而爭辯。你可以猜得到，紅州中小學教育不以推動未來社會進步為念：現在他們對打擊跨性孩子最起勁，規定他們不許上某些廁所，又根據保守派的錯誤解經，指責同性相戀傾向為不道德，甚至希望重新剝奪他們的各種權利等等。

藍州的政策轉變大多幫助年輕打工階層：華盛頓州和加州提高最低時薪到$15美元，雖然這使得那裏的快餐服務就業機會稍有減少，這兩個州的經濟發展很好，總體就業並未受到甚麼影響。藍州的反歧視法讓很多人能夠放心地工作和生活，沒有住在紅州的那些擔心。平等的確建造繁榮，人們對就業環境感到安全，他們的生產和工作效率就高。

在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藍州為將來做準備，而紅州忙著否認氣候正在變化。紐約通過法律，誓在2050年以前誓現零排放。他們投資在開發可再生能源，投資在洪水預防。華盛頓州擴建公共交通設施，削減交通運輸帶來的碳排放。然而紅州修造高速公路，則滿心希望走運，既不考慮海平面將會升高，也不打算號召把交通運輸轉換成電動。

好了，無論是公共教育還是公共衛生，幾十年下來，藍州成積普遍顯著。他們提高工人薪資、保護環境...不管是哪方面，他們的結果比較好，而紅州卻從意識形態上積極反對這些經濟政策。

不光反對，共和黨的政客還花大量時間打文化戰，(從基督教國家主義出發)搞反對平等、反對文化和生活多樣性的宣傳，為的是(販賣某些商品給信從的人)賺錢。他們說紅州政策如何好過藍州政策，其實都不如藍州。藍州(從法律上)努力營造一種歡迎各種人參與貢獻的工作環境，為所有人在社會中感受到包容接納設立了指路牌，這是有利於經濟建設的。

Pakman說，下次若有人告訴你紅州的政策多麼好，你就要告訴他/她，是藍州政策比較受人民歡迎。而且你可以反問，為甚麼紅州財務要靠藍州納稅來幫補？如上所述，藍州政府運作的所有方面都比較好，因而國民總產值(GDP)比較高，結果繳納比較多的稅錢到聯邦政府。

你如果看人類發展指數(HDI)(我兩年前介紹過一次)，紅州無法作為獨立國家來運作，因為美國的紅州現在依賴藍州所納的聯邦稅，(越落後越依賴補助，)變成了惡性循環。當然，德州是個例外--他們繳聯邦稅，卻不像藍州那樣大搞民眾福利。

現在川普準備上台，即將受他的減稅政策影響最大的人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不成比例地住在紅州，因他們常接受各種補助。當川普口氣強硬，果真開始向墨西哥、加拿大徵收關稅時，富人和中上階層不成比例地住在藍州，他們將商品提價，使川普關稅引起的問題雪上加霜，讓紅州百姓更加吃不消，需要藍州更多的補貼...

到底是誰造成了這種局面？兩黨互相指責走極端。Pakman提出長期打壓教育工作、奪去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造成認識論缺陷(不會區分合理信念與個人觀點)、缺乏媒體素養(不會分析確定所讀文字的準確性和可信性)，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而現在有社交媒體幫著鼓譟謬誤，把莫須有的虛假敘事說成是另一種觀點而已，居然不少人接受。

不奇怪，你也許常聽見經濟獨立的州嚷嚷要離開美國聯邦的聲音。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當初加入聯邦時是有條件的。爭取共同的繁榮？也沒有那麼簡單，50個州相當於50個國家，政治協商達成一致不容易搞。

廣場排舞跳法初學

Line Dance(排舞)是一種精心編排的舞步，一群人排成一行或多行，按照重複的舞步跳和走。看起來可能很簡單，我感覺也不是完全不動腦就能跟上的，既動腦(記得步驟)、又要動身子找平衡和找節奏，據說隨著任何歌曲都可以跳。

排舞可有多種舞步，我這裡展示的是最簡單的之一。

墨西哥遊覽「奇遇」

乘遊輪都有旅遊公司向旅客兜售沿途各種港口出遊機會，滿昂貴的，我們這次也一樣。當然不是所有的港口出遊都令人失望，不過聽說自己出去找私家導遊一般都便宜很多。

在經歷了一次港口出遊失望之後，我們一行四人取消了一個港口出遊票，打算在停靠墨西哥第一港口時嘗試自己叫出租車，去參觀那幾個知名景點。

出主意的是一位曾經乘坐遊輪多次的弟兄David，不過他每次旅行的各種出遊細節都是家人安排的。這次他搜索景點信息，對於先去哪裡、再去哪裡、在哪裡吃中飯都提出了計劃。

我先生和我屬於頭一次參加這種旅遊活動，而且我們旅遊是往中美洲方向，聽說治安不那麼安全，所以很小心。我在泡海水的時候和另外一位遊客聊天，問起她過往在巴拿馬的經驗--她上岸遇到一位私家導遊招徠生意，車身上印著某導遊公司的招牌和電話，講好價錢上車，遊覽周遭四個小時的經歷，比輪船賣的集體出遊票便宜很多，她很滿意--我覺得挺有趣。

David有計劃，但不詳細。我們走下碼頭，發現只有旅遊團的車在那裡等候，還有碼頭的公共接駁車，送客人到附近的旅遊小鎮，每人$10美元，卻沒有出租汽車可叫。有人告訴我們順著路走出港口大門才叫得到出租車。

我們走出去看，果然有出租車來回跑，有的似乎是帶客人回到碼頭。有些出租車很破舊，大概連冷氣都沒有...有些帶人但沒有招牌。在人地兩疏的地方，我是不會隨便叫一輛的。不過我們這位弟兄沒有甚麼擔心，站在那裡揮手叫車，有兩部車走反方向無法隨便到處掉頭，還有一部答應轉回來接我們，但另外一輛小卡車的司機倒是停下來和David搭話。那人顯然不是專門做出租汽車生意的人。

小卡車上座位不夠四人坐嘛...經過簡短對話，這人有一點中國血統，正要去我們想去的附近那個城鎮，願意幫忙把我們帶去那裡，送到可以叫出租車的地方。於是有點像是他鄉遇故知，我們就上車了。Jose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要搭他的車回碼頭，就和他聯絡，他大約1點鐘要再往碼頭方向走。他似乎願意免費載我們一程。

Jose的英文不太好，但可以和我們對話，告訴我們他的中文名字、家庭、信仰、職業--Jose是一名建築設計師和天主教徒(墨西哥人口很大一部分信奉天主教)。我們也告訴他希望拜訪的景點...結果，Jose把與他同車的一位工人送回住處，去一家銀行辦點事，看到我們並沒有叫出租車離開，而是在mall裡轉來轉去等他，就提議把我們帶去一個瑪雅古蹟參觀，順便在附近先吃點東西。起初我們還擔心他不會有時間帶我們去各處轉，後來看他誠心誠意樂意助人，就沒有去找正式的出租車。

其實在墨西哥計程車並不貴，每$1美元走3公里，小費10-15%，若請司機等候，那麼每等一小時大約$6美元。我們有四人，每增加一人多付10-20%，最好提前和司機說好。這些訊息我是問微軟Copilot聊天助理得到的。

Jose先把我們帶去一家華人餐廳，店主是他父親收養的，所以算是cousin。進去閒聊他們的家庭故事和移民經歷，又參觀他後面正在裝修擴建、堆滿建材的場地。同行的一位姊妹還有意從店裡花$7美元買了一個炒麵便當，作為祝福；餐廳對面有個專賣冰椰子水的售貨車，我們也買來品嘗，特別是椰汁包中有兩塊椰肉，白口吃還挺好吃，並且吃了不餓。

Jose穿街走巷去和他一個經營飲用水的姊姊打招呼，我們從她的小店門口經過停一下，她就出來和我們打招呼。那位姐妹順手把剛買的炒麵送給她。我們經過的街區都很普通，有些地方還顯得破舊骯髒，外國旅遊大巴絕不會帶遊客去，但我們感到有機會和本地不太會講英文的普通人交談，隨意好奇探問，有趣多了。

瑪雅古蹟附近有家墨西哥粽子店，Jose說是他一個妹妹開的店，我們進去廚房參觀，品嘗不同味道的Temale。有一種調味料葉子，嚼起來有點黃瓜味，據說是當地特有的，別處沒有，做出來的Tamales挺好吃。他們的土產咖啡味道也和我們平時喝的不太相同。

Jose要到花店買一大束花送給他那天過生日的84歲老母親，於是我們跟著去了他家，看見他母親和另外一位妹妹與兩位照顧的傭人。Jose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母親住的高天花板房屋(廚房設施還很新)，炎熱夏天幾乎不用開冷氣，是他自己設計的。事實上，他會指著市區某處一些建築，說是他設計的--他當然能夠驅車有意經過那個地方，向我們炫耀一下。

Jose還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家庭巧克力作坊。店主拿一個可可瓜給我們看和摸，讓我們自己把它在樹上敲斷，裡面有一團黏黏糊糊的白色可可豆，每人都嘗幾個，可可味並不怎麼濃。可是工人把這些新鮮的可可豆在大鐵鍋中炒乾又壓碎，就變成了棕色的可可粉，油乎乎的，加糖或不加糖，都能夠直接壓成各種形狀的小餅或小塊。我們每人都嘗了無糖的可可產品，並選購一、兩包，帶回去給家人嘗嘗也挺好的。

在回碼頭的路上，我們路過機場，Jose的一個sister在機場經營銷售，我們幾人一致同意從她那裡買些咖啡--回顧起來，價錢並不便宜，但因為對於這位路遇的半個老鄉Jose很滿意，他領我們看到的本地普通文化和移民的方方面面，並且省了昂貴的旅遊團票，還是划算。與其拿錢都買旅遊公司安排的商店(接受美元買賣)，我們訪問本地小店，比如那家中餐店、墨西哥粽子店和椰子水售貨車，或許也讓當地人得些旅遊業的益處。

順便提一下，$1美元等於$20墨西哥元，很多小店不收美元，我們買甚麼就拿美元給Jose，他用墨西哥元幫我們買。我們最後是把乘車費用加小費「塞」給Jose了，把他當作包租的司機來表達謝意。我們如果跟著旅遊團，就不會被帶去那些小店舖，也不會看到那些有趣的原始廚房操作。

然而回到輪船上，當我們認識的一位餐廳服務員聽了我們的奇遇之後，同意我們關於「幸運」的評估，但告誡我們下次別這樣做。他給的原因很簡單：墨西哥的治安不好。想想看，假如我們遇到一個有意詐騙的團夥，被騙錢還是小事，若有一個人被拆散開，其他人恐怕甚麼辦法都沒有--美籍華人以為凡事只要笑臉好話就能對付一切困境的信心有時是不靈光的。

Jose表示自己對天主教信仰很虔誠--墨西哥人口大約90%信奉天主教。他說人生最重要的是博愛互助，因為天主是這樣，也喜悅看到所有人都彼此關照。還反復說夫妻關係很重要--Happy wife, happy life，一點不錯。結果我們在一起合影多次，David與他彼此留下聯絡方式，還誠心邀請Jose有朝一日來美國玩。

Jose表示對來美國沒興趣，美國給他的政治印象太差，他發誓絕不到美國去。至於和中國國內的親戚聯絡，Jose有他們的聯絡電話，但他不會講中文，沒法和那些親戚溝通，所以雖然有朝一日也可能去玩玩，看樣子興趣不算大。

彼此開誠溝通是一件真正的美事，如果沒有聽懂，就問一下，給對方解釋的機會，接受別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很珍貴的，能夠學到很多自己原來不知道的東西。

幾個朋友一起出遊，大家有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因聽取不同的消息來源，交換信息很重要。分享自己的家庭和過往經歷，甚麼話題讓你難過，哪些事物讓你生氣，哪些事情你覺得不那麼重要等等--這些是彼此了解、互相支持的最重要基礎--有時我覺得在教會內部，避免討論某些重要的價值觀念，不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解經，斷定其它教派/宗派為異己/異端，是很不健康的。

(為甚麼彼此信任和溝通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消息來源對同一件事的報告，會給你相當不同的印象。隨便舉例：最近很多人看見無人機，有的形狀奇怪，右翼媒體報告「拜登打破沉默說出秘密」，讓人覺得政府在後面可能有甚麼名堂，吸引你去點擊閱讀。但我搜索，看到國土安全部、中央情報局、航空管理局、國防部就這些無人機目擊事件發表聯合聲明，告訴大家無需大驚小怪。我建議你對任何新聞都搜索一下，尤其我們華裔。)

投票不為自己的利益？

Ashton在美國和德國生活、學習和工作過，喜歡觀察、研究社區和比較。她擁有人文地理博士學位，原先是教師和建築歷史學家，現在油管上透過一個移民的視角，解釋分享世界上各種社會現象，從宏觀經濟學到微觀城市主義。

我聽了一段她關於美國這次選舉的評論，主要是為歐洲人解釋美國現象，覺得挺有趣，於是把大致內容寫下來。



國際上對於美國大選都很關注，認為這不光是美國的事務。Ashton住在徳國，德國人特別關注，對美國總統候選人搞很多分析。現在選舉結果已出來，大家只剩下一個反覆問的問題。

德國的社會和文化模式和大多數西歐國家一樣，叫做「社會民主」：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日常生活的基礎，強大的工會(聲音)，政府所支持的退休金制度，全民的公共保健服務系統，免費的大學和職業技校，小(聲)的宗教信仰，大(量)的社會安全網支付等等，德國人普遍認為具備這些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特別重要。

可是川普堅決反對上述這一切政策，德國人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美國選民似乎不顧自己的利益，要選川普呢？這個問題不光是歐洲人問，美國人自己也互相問這個問題。

那些投川普票的工人階級支持他，可他希望砍掉醫保或取消其它商業規章的政策，是直接損害他們自身利益的。而教育程度和薪資較高的專業人員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儘管川普的減稅政策可能讓他們口袋中多剩幾塊錢，他們不支持他。

現在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凡認為自己關心民生大事的美國人恐怕都覺得困惑，很多人覺得美國兩大政黨的立場距離中間溫和派越來越遠了。Ashton這樣解釋美國的兩黨鴻溝問題：

她說美國選民投票時的確不怎麼考慮自己的具體利益，而是過於注意那個黨派標誌R或D，就是對那個代表共和黨、民主黨的意識型態進行抽象表態。她說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們研究發現「特別有趣」。

比如他們想要知道，當川普選民知道果然要施行對自己不利的稅務政策時，也就是減稅和減少公共福利，他們是否會減少對川普的支持。結果他們基本上不動搖，有些人把減稅政策的重要次序降低一點而已--要減少利益不協調感。

我們大家都喜歡相信自己是獨立思考自由做主的選民，但數據告訴我們並非如此。美國選民越來越傾向於黨派化，也就是向一個黨看齊。很少人改變自己所屬黨派，越來越少的人在選票上因為政見而選當地不同黨派的人，如同荷蘭、法國、徳國、瑞士的選民那樣--美國人所謂的「獨立」和「自主」實際上已被所支持的黨派觀點取代。(無論左派右派)很多人只是否認自己已經黨派化而已--承認了不是等於承認自己有偏見？

總結來看，Ashton說，美國選民有點像原始部落，在政治分歧中各族都盲目效忠自己山頭的首領，效忠的好處是換來安全歸屬，好像個身分牌，而不代表個人思想。美國有兩大政黨，於是很容易分為「我們」和「他們」的區別--他們道義上有問題，而我們是高尚正義的等等。

由於政治山頭與自己身分人格聯繫起來，所以美國的一切政治紛爭都容易讓人感情用事，並降格為為憤怒和敵意。雖然我們徳國這裏也有政治激情很高的人，但政治話題不會令人情緒化，而不少美國人現在對哪位候選人上台非常地牽腸掛肚，激動掉淚或起來暴動等等，甚至和政策變化也沒有太大關係，和異端派別的信眾忠於自己頭目差不多了。

然而事態原先不是這樣的。1950年代人們的政治傾向是混合的。雖然艾森豪威爾最後是做為共和黨人當選總統，但民主黨人也推選他，所以他以壓倒多數勝選，和他實際屬於哪個黨派無關。

然而到了1960年代，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很多黑人成為支持民主黨的選民，是因為民主黨人推動這兩條政策法案，而很多共和黨人反對種族融合(合校讀書與乘公車等等)。1980年代，許多保守的基督徒與商務業界利益一致，支持共和黨，而以廣播媒體和互聯網為中心的社會，則推出黨派話題，加劇了黨派分裂，結果社會逐漸變得以黨派來象徵這些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教派崇拜形式啦，看不同的媒體啦...而未必代表選民支持不同的政策。

美國人投票不為自己利益的最後一個理由，是那種特別的優越感，不認為別的國家哪些地方比美國強。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去過其它國家的人，總以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歐洲人對此感到真的很諷刺。

是的，蘇聯垮台後，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大國，金融上、軍事上我們全都靠自己成功站起來。總之，American exceptionism是一種美國人故有的政治觀點，與西歐(甚至加拿大)人民的觀點不同。

政府應該在百姓生活中有多大角色，比如醫療保健服務是否應該受政府監管和人人有份啦，大家是否都該有機會得到廉價或免費的高等教育啦，保證工人的能夠休產假或得到工會所保護的失業保障啦，保護公共環境不受污染啦，不准顧客受到金融或商業欺詐啦，這些一般都被視為與每個人的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但要求政府有足夠的權力才能夠提供。

可惜很多美國人不這麼認為，反而把政府保護底層人民的功能貶為保母國家，或叫做「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會毀壞「美國夢」--意思是每個美國人本來都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工作，成為小康。(但我們知道有30%的美國人實現美國夢的條件相當差，而他們需要救濟時就受到貶斥。)

於是乎儘管共和黨人比較為資本家和大企業財團牟利益，低收入的白人還是比較願意投共和黨的票。其實，Ashton認為投票時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注意某種「社會因素」，未必是道德比較高尚。哦，你相信富人不必納太多稅是應該的，他們(精英)的努力應該得到回報，而貧困人遭災難或接受救濟一定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或有甚麼錯，是嗎？

華盛頓特區有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倡議智庫(CAP)的調查發現，60%的共和黨人同意「人們陷於貧困是因為他們做錯誤決定或缺乏雄心」的說法。皮尤調研中心2020年有另一項報告，提到人們貧窮的原因，相信「他們工作不像大多數其他人那麼賣力」。

在2024年的美國選民問卷中，這個看法跨越種族。如圖所示，藍色代表選賀錦麗的人，紅色代表選川普的人，你看到只有家庭收入從3萬到10萬之間(共48%)的人群中，以支持共和黨的居多(52%)，而這個收入範圍的家庭是最有可能得到各種補助的。看來，把工薪階級和生活困難的工薪階級區別開來，有助於把一批人道德化，讓他們另眼看待福利政策。

別忘了，美國人生活在某種泡泡裡：地理上他們只和兩個國家交界，除非你住在邊境州，基本上不和外國人有文化和商務交往，因而無法了解甚麼是「社會市場經濟(又稱社會資本主義)」--一種讓國家來調節市場經濟，在市場有序競爭的同時，強調社會責任，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從心理上，除非你親自體驗社會市場經濟的好處，你不會明白它會提供你甚麼好處。

Ashton說，大多數美國人不怎麼看外交關係方面的新聞，不那麼了解國際大事。一天24小時，你或許花1小時瀏覽一下新聞，但德國人瞭解美國的程度可能遠超過你了解其它國家的情況，比如選舉等等。為此，Ashton專門建立一個油管頻道，做為一個對話交流的平台。

聽信謠傳的選舉結果

本文內容取自Brookings治理研究院Darrell M. West院士11月7日的一篇時評。我想他的判斷很對，因現代社交媒體特別獎勵那些傳播聳人聽聞假消息/假標題的人。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stunning election victories of Donald Trump and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inflation fears, concerns about border security, worries about cultural issues related to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feeling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he country as a whole were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s my colleague Bill Galston persuasively has argued, people’s judgements about inflation and immigration were harsh during this election season, and these views harmed their assessments of Kamala Harris and strengthened the case for Trump. 川普和共和黨人在這次大選中取得驚人的勝利，原因是人們的各種擔憂，特別是在通貨膨漲和移民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很嚴厲，損害了對賀錦麗的評估，強化了川普的說辭。

But we can’t ignore the ways in which disinformation shaped views about the candidates, affected how voters saw leader performance, and generated widespread media attention. As Elaine Kamarck and I argue in our Brookings Press book “Lies That Kill: A Citizen’s Guide to Disinformation,” there are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efforts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in many areas, from public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to race relations.
但這次大量假消息影響了人們對候選人表現和政績的看法，不能忽視。正如Elaine Kamarck與West院士合著《致命的謊言：虛假信息公民指南》所說的，從公共衛生、氣候變遷到種族關係等許多領域，公眾輿論都受到系統性組織性的影響。

So,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during the 2024 election. Campaign examples this fall include the infamous stories about immigrants eating cats and dogs, hurricane disaster relief funding going to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Kamala Harris in a swimsuit hugging convicted sex offender Jeffrey Epstein, and the supposed case of Tim Walz abusing a young man 30 years ago. Disinformation flowed into our info-ecosystem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One video featured a Haitian man (although he was not really Haitian) saying he had just gott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d voted in two counties—Gwinnett and Fulton—in Georgia,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fake video made in Russia. 競選中的臭名昭著謠傳，包括移民吃貓狗、颶風救災資金發給無證移民、賀錦麗穿著泳裝擁抱戀童罪犯Epstein合影、以及她的副總統候選人30年前虐待一名年輕人的憑空指控。還有一名(假的)海地男子稱他剛抵達美國就在喬州的兩個郡都投了票的假影片--是在俄國製作的。

These and other efforts were successful in shaping the campaign narrative because they were disseminated broadl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romoted through funny memes, picked up and publicized by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circulated by internet mega-influencers, and amplified by leading candidates during rallies, debates, and interviews. In a situation where public confidence in news reporters is very low and new generative AI tools make it easy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fake pictures, videos, and narratives, the 2024 campaign was rife with organized efforts to sway voters, twist perceptions, and make people believe negative material about various candidates.
這些宣傳塑造了競選敘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用有趣的表情包傳播，被主流媒體和互聯網轉載，在集會上被主要候選人放大，辯論、採訪。公眾對新聞記者的信心已經很低，新的生成式AI工具能夠輕鬆創建和傳播虛假圖片影片。2024年競選充滿了有謀劃的影響選民、扭曲人們看法的宣傳。

Polling data suggest that false claims affected how people saw the candidates, their views about leading issues such as the economy, immigration, and crime, and the way the news media covered the campaign. Take the case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security. According to candidate Trump, there were hordes of migrants overrunning the country’s southern border, unfairly monopolizing scarce public resources and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through dangerous crime waves.
虛假說法影響人們對候選人、對經濟、移民和犯罪等等看法。比如移民和邊境安全，川普說成群結隊的移民佔領了南部邊境，占用了稀缺的公共資源，並帶來犯罪浪潮危及治安。

Actual border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howed weak support for those claims, but that wasn’t enough to quell unfavorable views about Harris on border security. The idea that 10 million migrants had crossed the border and that many were released after capture was not true,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fact-checkers. Apprehension and release numbers dropped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mparable to figure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實際數據並不支持川普的說法，但這不足以平息人們對賀錦麗的不利看法。有關1000萬移民越境且許多人在抓獲後被釋放的說法並不屬實，拜登執政與川普執政期間的抓獲和釋放數字其實差不多。

In addition, crim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native-born Americans actually committed crimes at level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immigran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ustice, native-born Americans committed around 1,100 crimes per 100,000 people, compared to 800 by legal immigrants and 400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But Trump’s false claims in this area made Harris look ineffective on crime and immigration. 犯罪率統計數字：每10萬人平均有1100起罪行是由本土美國人所犯，而合法移民犯了800起，無證移民僅為400起。然而，川普在這方面的渲染顯得很有效果。

On views about inflation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people in 2024 consistently reported very negative opinions compared to actual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GDP figures. Europeans have been especially perplexed by American’s sour views of the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Economist magazine even had a cover story saying the U.S. economy was the envy of the world. Yet voters had a dismal view of the economy and rated Harris negatively for the economic situation. 關於整體經濟和通貨膨漲，選民一致相信了很負面的說法，讓歐洲人尤其感到困惑。大選前夕《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稱美國經濟令全世界羨慕，然而選民對經濟持悲觀態度，給予負面評價。

For coming political battles, people need to be aware of how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cosystem regularly is promoting falsehoods and skewing view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But we do not need to stand back and accept widespread misperceptions as the new reality.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can do to protect themselves for what will be a continuing wave of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arratives.
不少人相信了川普的假話，不是玩笑。人們需要意識到當前的信息系統問題，其中經常傳播虛假訊息，歪曲重要議題。但人們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持續不斷錯誤訊息、虛假新聞和說法的影響。

There needs to be meaningful content moderation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ight now, many leading platforms are cesspools of rumors, false information, and outright lies. They are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seen by millions of peopl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iscern fact from fiction—endangering our country’s ability to address major problems. Companies need to get far more serious about content moderation.
看來，社交媒體平台需要進行認真有意義的內容審核。目前許多主要平台都是謠言、虛假資訊和徹頭徹尾的謠言的污水池，被廣泛傳播。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辨別事實與虛構會越來越難，危及美國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

The disinformation risks have grown stronger in recent months due to new tech tools such as generative AI. There are easy-to-use tools that can create false pictures, videos, audio, and narratives. People no longer need a technical background to use AI tools but can make requests through prompts and templates and become master propagandists. We need digital literacy programs that train people on how to evaluate online information and spot fakes and deceptions.
最近由於生成式AI等等新技術出現，虛假信息的風險越來越大，有工具幫你創建虛假圖片、影音和敘述。使用AI不再需要技術背景，而可以藉提示和模板成為宣傳高手。我們需要搞些普及培訓，教人評估線上資訊並發現虛假和欺騙行為。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k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nega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position. In a highly polarized world, where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competing political tribes, millions of Americans admit they themselves have intentionally spread information they know to be fals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lead to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人們需要了解，政治環境變化如何讓人們願意相信有關反對黨的負面訊息。高度兩極化讓人分成政治部落，上百萬美國人承認自己故意傳播錯誤信息。這會為美國的政治和治理帶來災難。

Finally, man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spread blatant lies. Through websites, newslett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y make money from subscriptions, advertising, and merchandise sales. As long as spreading lies is lucrative, it will be hard to get a serious handle on the flood of disinformation that plagues our current system.
許多個人和機構都有經濟動機來傳播聳人聽聞的謊言。他們藉網站、電子報和社交平台，從訂閱、點擊量、廣告和商品銷售中圖利。

除了聽信謠傳，當然人們投川普一票的原因可能也包括對拜登政府現政策的其它各種不滿。比如我覺得他過分講團結合作，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比如忽略了雷厲風行改革最高法庭的機會，或者及時調查審判川普一伙推翻上次選舉和洩露國家機密文件的罪案。

組織起來：讓民主發揮作用

星期天11月3日下午，硅谷地區的800多名社區領袖和各種宗教團體在Santa Clara郡匯合，成立硅谷公益同盟會(Silicon Valley Allied for the Common Good)。

SVACG不分黨派，是個基礎廣泛的社區組織。他們特意選在2024年大選前的兩天成立，以表明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會致力於讓民主體制發揮作用。SVACG的目的是為居民和公民創造一個充滿生力的力量基礎，以尋求解決住房、社區治安、健康環境、獲得精神保健護理等等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SVACG植根於信仰、勞工和民主的傳統，將是矽谷第一個隸屬於工業區基金會(IAF)的社區組織--IAF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社區網絡，1940年就成立了。根據維基百科，IAF專門幫助社區內的宗教團體、商務經營人士和地方市政聯絡在一起，加強公民之間建立互信、共同參與政府治理的機會。

這次在Santa Clara的大型會議中心，人們熱情高漲，決心一改硅谷地區由科技大佬的聲音獨奏、忽略大型科技公司為當地普通民眾帶來的問題，特別是住房問題，要求政府向他們問責。

這次參加成立大會的，有聖荷西副市長Rosemary Kamei、Oscar Cantú天主教聖荷西教區主教、美國路德會太平洋特會主教 Jeff Johnson、以及美國長老會聖荷西主席Neal Presa等人。

您如果住在本地，並且有興趣又有時間，歡迎在下午2:30光臨聚會場所：5001 Great America Parkway,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4，免費泊車。

AI、加密貨幣、數據隱私

技術監管問題是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過去十年中，先進技術，從社交媒體演算法到大型人工智慧(AI)系統的語言模型，深刻影響了社會。無論哪個黨的總統上台，新技術的開發和使用引發了聯邦政府監管的呼聲，因為這些技術的背後是經濟實力強大的公司。

密西根大學的Anjana Susarla教授研究信息系統和AI。她檢查今年的總統候選人，撰文寫下兩位候選人在技術監管方面的重要區別，我把大意分享一下。

所謂算法，我們現在主要是談社交媒體平台管理的自動決策--當你搜索一定的詞彙/短語，點擊一定的標題鏈接，或對別人的帖子做出一定反應，平台後面會根據你的興趣愛好，把更多的類似內容、廣告、言論推給你看見，目的是鼓勵你花更多時間在平台上瀏覽。算法後面是機器學習和AI決策，然而它最大的問題是讓你幾乎看不到什麼不同的觀點。

隨著AI的普及，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努力解決如何搞技術監管。川普與賀錦麗都談論過美國AI政策，其中一個方面是識別和解決算法帶來的危害。事實上，AI已經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在很多方面影響了你的生活。比如在貸款決策上，有些算法可能了加劇成見和歧視。--我有一份高薪工作時，信用卡公司搶著要給我信用卡，而我失業無收入時，申請那張我所需要的信用卡反而難了。

2023年11月英國舉行AI安全峰會，賀錦麗在會上談到了AI的前景，也談到了算法偏見、深度造假軟件、以及錯誤面孔識別帶來的錯誤逮捕。拜登2023年10月30日簽署了一項關於AI管理的行政令，承認AI系統可能會損害公民權利、人權以及個人福祉。同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等機構也採取了執法行動，以預防範算法危害。

相比之下，川普政府並未就減輕算法危害採取公開立場。川普說他希望廢除拜登總統的AI行政令。然而，最近在訪談中，川普也指出了深度造假技術的危險，以及AI系統對安全問題，說明他可能也願意應對AI逐漸增長的危險。

川普政府於2019年2月11日簽署過一份《美國AI計劃》行政令，承諾將AI研究投資增加一倍，設立技術標準，並建立第一批國家AI研究機構。這個行政令為聯邦政府使用AI制定了指南。2020年12月3日他還簽署了另一項行政令，推動在聯邦政府中使用值得信賴的AI。

拜登-賀錦麗政府也絕不落後。賀錦麗於2023年5月4日在白宮召集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的負責人，做出一系列保護個人權利的自願承諾。拜登政府的行政令包含一項重要舉措--調查超大規模通用AI模型的脆弱性，因這些模型是使用大量數據訓練的，要確定駭客風險，包括OpenAI公司流行的自動聊天ChatGPT模型，和DALL-E圖像生成模型。

反壟斷是聯邦政府監管科技業的另一種方式，包括限制併購或併購條件。

川普政府的反壟斷執法包括試圖阻止AT&T收購Time Warner。在當時的FTC提起訴訟阻止那項交易之後後，有個聯邦法官最終還是批准了這項合併。川普政府也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試圖打破谷歌在網路搜尋領域的主導地位。

拜登於2021年7月9日簽署了一項行政令，以反對主導的網路平台的反競爭壟斷，並反對收購新生競爭對手、數據匯集、不公平地爭奪注意力，以及用戶監視。拜登-賀錦麗政府已對蘋果和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

拜登-賀錦麗政府2023年發佈合併指南，概述了何時合併可被視為反競爭的規則。雖然兩屆政府都提起反壟斷案件，但拜登政府的反壟斷推動力似乎更強，因為它可能對谷歌等占主導地位的大公司進行重組，甚至策劃分拆。

現在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對加密貨幣監管方法不同。川普在執政後期曾發推文支持加密貨幣監管，他的聯邦金融犯罪執法網絡也曾提出法規，要求金融公司收集用戶加密貨幣錢包的身份，但那些規定並未頒布。後來川普改變了對加密貨幣的立場，批評美國現行法律，還呼籲美國成為比特幣超級大國--原來他的競選團隊已接受加密貨幣捐款！

相比之下，拜登-賀錦麗政府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制定了對加密貨幣的監管限制，並採取了一系列執法行動。白宮否決了一項《21世紀金融創新和技術法案》，那項法案受到加密貨幣行業的青睞。

關於數據隱私管理，拜登的AI行政令呼籲國會通過隱私法律，但眾議院是共和黨多數，走極端而不協商。川普白宮的《美國AI倡議》行政令只是泛泛地提到隱私，呼籲維護公民自由、隱私和美國價值，並未提如何實行隱私保護。

有幾個州試圖透過立法來解決數據隱私問題。目前，全國在這方面的管理雜亂無章，缺乏全面的數據隱私立法。這就清楚地提醒我們，雖然兩位候選人都在泛泛地面對AI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但為了公共利益仍有許多監管方面的工作要做。

整體而言，拜登政府在反壟斷和技術監管方面的努力似乎與保護消費者的目標大致一致。賀錦麗會繼續堅持拜登政府的政策原則，而川普似乎不理會數據隱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