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教訓：經濟政策

《The New Republic》是份1914年創辦的小報，旨在工業革命和大規模移民運動中引進自由大膽的新式思維。現在它的文章不斷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比較包容、比較民主的公民社會，以及如何在一個不平等現象猖獗的時代爭取比較公平的政治經濟。

前幾天它有一篇對2024大選進行反思的文章，到底是甚麼因素讓許多美國人把票投給罪犯川普，以至於他現在能夠大刀闊斧破壞三權分立體制和嘗試獨裁手段？專欄寫手Michael Tomasky提出三個方面的教訓：經濟、文化、媒體。本文只介紹他說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供參考。

民主黨沒有強調它的經濟政策要如何改變。Tomasky把經濟在選舉中的作用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與賀錦麗以及她的競選活動有關，另一部分關乎過去四十年來民主黨的經濟政策思想和政策制定。

首先總結一下民主黨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轉變的需要：

在羅斯福時代，民主黨人都是凱因斯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遵循John Maynard Keynes的大蕭條時期理論，相信大眾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推動經濟活動，因此政府願意採取措施來推動需求，尤其是在經濟低迷時期。推動需求可能意味著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但也可能意味著減稅。工薪階層手上有錢一般會去花錢，而富翁則傾向於囤積多餘的金錢。(沒錯，賀錦麗提出的減稅方案是正宗的凱因斯主義經濟學)。

連共和黨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也自稱是凱因斯主義者。然後美國很快出現了滯漲，強調供給推動財政的經濟理論出現了，建議降低稅率和放寬管制等等，就是以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弗里德曼主義，自稱「新自由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經濟霸權。甚至民主黨政府官員也接受這理論，有位民主黨前財政部長曾說，「任何一名誠實的民主黨人都會承認，我們現在都是弗里德曼主義者。」

拜登試圖改變這個情況。自從2011年秋在紐約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人們開始意識到大公司的貪婪和社會的不平等，拜登就開始接受了「中間向外」經濟學--相信經濟增長不是來自於減少監管和為富人減稅，而是來自於幫助小康階級和工薪階層更有保障的生活和投資。拜登這個任務其實很艱鉅，等於在政策制定的背後推動一場劃時代的變革。

然而拜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他的立法成就包括基礎設施建設、CHIPS和科學法案、減少通貨膨漲法案等等。目前，僅根據基礎設施法案的條款，就有超過6萬6千 個項目正在施工中，問題是人們不知道或感覺不到。在就業方面，一位白宮助理告訴Tomasky，這些法案創造的就業機會，有70%到80%都流向沒有大學文憑的人，而且大多數都在紅色或紫色州，但很多人都沒聽說。

當然，這些支出也確實導致了通貨膨漲。經濟學家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將比較多的責任歸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引起供應鏈問題和能源價格衝擊，儘管政府支出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那些叫聲最響的人，包括共和黨政客和右翼媒體評論，全都說是拜登政府(而不是川普政府)支出引起了通漲。他們故意忘記川普2020年的《關懷法案》花了$2.2兆美元，在財政上比拜登的$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還大。不消說，拜登為壞事承擔的責任比較多，而為好事獲得的讚譽比較少。

再談談賀錦麗參加競選。她作為前檢察官，頭腦中的經濟那根弦不太突出，上次競選總統時她也沒怎麼談經濟。她的確提到「我們現在的經濟並沒有為勞動人民服務」，但除了提出為小康和工薪階級實施最大的減稅，幾乎沒說自己當上總統會怎麼搞經濟。凱因斯主義政治上安全且無可非議，但她沒有多加利用。

去年9月底在匹茲堡，賀錦麗競選團隊發布了一本82頁的經濟計劃小冊子，裡面有些很好的想法，特別是對首次購房者提供巨額稅收抵免。賀錦麗競選團很謹慎，儘量不與拜登政府有任何重大不同。在匹茲堡演講中，她對加密貨幣表示開放，拒絕了拜登對加密行業大致上敵對的態度。(拜登治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加密行業發起過多次訴訟。）

此前，《大西洋》報在選舉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拜登政府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賀錦麗在競選初期把川普描繪成企業利益的走狗，稱自己是大企業的無情對頭。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不少發言人猛烈批評川普效忠寡頭」，然而到競選後期，「這種反對精英代表民粹的傾向忽然消失」--據說有人影響她離開了(人民尋求改革的)民粹主義精神。

公平地說：賀錦麗必須走一條很難以走的路線。她需要對總統有忠誠，因為作為副總統如果不忠誠就會引起爭議；同時她又需要證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在經濟方面，這意味著要堅持拜登經濟路線並加入自己的看法，同時也要批評通貨膨漲，並將自己與通貨膨漲區分開來。

賀錦麗在這一點上處理得不好，她未能顯出自己的獨特。10月初她在「觀點」節目中，被問及會採取哪些與拜登不同做法時，她回答說「我想不到任何不同做法」，這很糟糕。其實她若能表達對政府成就的自豪感，然後對政府開支提出一兩個溫和的警告，或強調她對住房問題的標誌性經濟理念，就會處理得不錯。在節目中，當她終於有機會說出自己會做的不同事情時，她再次表達了謹慎中立：她會任命一名共和黨人進入她的內閣。

民主黨需要從這得到什麼啟示？他們必須全心致力於拜登試圖做出的基本歷史性變革。他們不能接受右翼(某種程度上是主流)的說法，即拜登經濟路線是徹底失敗。拜登執政期間創造了約1,600萬個就業機會，製造業蓬勃發展。(拜登時代的立法使得工廠開設成為可能，而川普無疑會因此獲得讚譽，另外拜登時期的工資增長遠超物價增長等等。)

民主黨的確需要對通漲保持謹慎，但不是所有的事都和大型政府項目有關。他們可以強調很多與大筆支出無關的事，清楚告訴工薪階層選民和家庭，民主黨是站在他們這邊。例如大型地產業亂漲租金，是住房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拜登抨擊這些大業主，但也是幾乎沒人知道。展望未來，民主黨需要確保人們了解他們的立場--選民若清楚了解他們是站在租房者一邊(全國大約三分之一人口租房，其中大部分是工薪階級)，肯定會多投些票給他們。

說到底，大多數勞工和小康階級都或多或少地有生活困難。只有兩種說法可以解釋這些爭扎：是政府和精英們縱容、道德混亂？抑或企業權力過大，而體制從來沒有追究它們責任？二者非此即彼。共和黨已牢牢採納前一種論點，而執政黨必須提出問題所在--不受制約的公司權力。由此邏輯，民主黨人也需拒絕一些企業捐款。他們若從這些大型企業得到數千萬美元捐款，則根本無法認真對待任何監管，無論是加密貨幣或打破技術壟斷，從中漁利者不能監管這個行業。

政治上沒有靈丹妙藥。很多選民現在已經根本不相信政府會採取任何措施來幫助他們。民主黨需要耐心，嘗試民粹主義一次後就認定它沒用是不行的。右翼經常與「精英」階層有衝突--好萊塢、高等教育、科研發現等等，而民主黨人針對經濟上的精英--億萬富翁、大型企業等等，鬥爭卻不冷不熱。人們注意到，他們似乎害怕利用民粹主義口號來呼籲改革，川普倒是從來不怕。

但他們也需要聰明。他們需要選擇好鬥爭對象。在聯合健保公司的總裁Brian Thompson被殺的六週前，還沒到大選，康乃狄克州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發布了一份嚴厲報告，揭露了聯合健保公司和另外兩家醫保商所採用的令人憤慨的拒付率。但後來怎樣了呢？賀錦麗本應抓住這一切大聲疾呼。

欺詐老人的保險公司，你不可能發明出比這更好的惡棍了，但民主黨大多數時候拒絕講這類故事。他們確實講了與墮胎權有關的精彩故事，例如肯塔基州勇敢無比的Hadley Duvall倡導婦女保健權利。但他們不知如何講述反企業的故事--坦白說，他們怕講。這種狀況要改變。這樣做並沒有太「左」，只是表達對工薪階級的支持。告訴民眾你是站在他們這一邊。

民主黨的Bernie Sanders參議員多年來一直強調走凱因斯主義經濟路線，現在看他顯然正確。最近他到處去講演很受群眾歡迎，希望有幾位共和黨眾議員被選民說服，不要再支持共和黨那些糟糕的肥上瘦下稅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