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29, 2022

那些大規模槍擊殺手是誰?

在學校裡開槍的無目標射擊是近年來美國的獨特現象。每次發生後人們就悲哀,詢問怎樣防止下一次。政客們大多發現槍手遇到人生煩惱沒有解決,然後不了了之。難道他們真的不能夠制定甚麼法律來防止類似事件嗎?

《Politico》報社的記者採訪兩名刑法教授,Peterson教授和Densley教授。他們三年前開始參與國家司法研究所的工作,分析那些在學校、職場、教會開槍射殺者的數據庫,採訪那些人的家人和童年朋友,甚至存活下來正在服刑的殺手。他們還找到幾位原本計劃出去射殺,但改變了主意的人。

兩位教授的研究發現發表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書裡,The Violence Project: How to Stop a Mass Shooting Epidemic。這些槍擊犯人有相當的共同之處,作者說政客們完全可以制定政策,在這些人開槍之前找到他們。下面是一份整理的訪談紀錄,我用J代表記者,用教授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代表教授。

J:由於你們二位花很多時間研究大規模槍擊案,前天發生的Uvalde小學槍擊案會令你們吃驚嗎?

P: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吃驚。因為大規模射殺有社會傳染性,媒體越引導大眾注意,其他的槍手就越會跟著做。但這次特別難過,因為我有三個上小學的孩子。

D:我也是兩個男孩的父親,他們一個5歲,一個12歲。我這12歲的孩子知道我專門研究這個,他希望我能說這種事可以防止,但我無法保證甚麼--太痛心了。

J:你們說上次在紐約Buffalo超市與這次德州Uvalde小學的射殺有共同的原因嗎?
P: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你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們的研究告訴我們這很有可能。你有個18歲的年輕人搞一場可怕的屠殺,人們到處提說他的名字和他所接受的「大替代論」,於是另一個18歲的孩子在旁觀看,就足夠增加他的膽量也做出來了。我們有這種例子。

D:大規模槍擊手會研究別的殺手。他們常常會找到自己的某種相似之處,比如「原來有其他人和我的感受相同」之類。

J:你們能說說根據研究發現,大規模射殺犯有哪些特點?
P:他們成為殺手的途徑其實相當一致。早期童年創傷是個基礎,無論是家庭暴力、性侵襲、父母自殺,或是在學校受到極端霸凌,都導致急迫、絕望、孤單、被同伴排斥和自我否定,有時他們嘗試自殺。這些行為和跡象構成可以辨認出來的危機。這些人的自殺嘗試和傳統的自殺不同,他們的自我討厭轉變成針對一個群體。他們開始自問「這是誰的錯」,是某個族裔呢?或是婦女?或是某個宗教群體?或是同學們?他們轉向發洩,以及尋求名聲。

J:你們寫了大規模槍擊總是一種狂暴的自殺,大眾知道嗎?
P:我想大多數人不知道這是槍手的自殺行為。大規模射殺的人一般都計劃的是最後行動。所以你就別指望現場有別人持槍能夠阻止他了,說不定那還反而激勵他開槍呢,因為他來就是打算要被殺死的。這種自殺行為很恐怖,做自殺預防工作的人都很了解。

J:過去幾星期內,我聽見很多人指責殺手是「怪物」或「純粹的邪惡」等等,你們說這種言詞實際上把事情搞得更糟,為甚麼?

D:把這種自殺問題解釋為純粹的邪惡,或加上恐怖主義襲擊或仇恨犯罪等等其它標籤,讓人感覺好些,好像你找到了做案動機。但這些標籤並沒有解決問題,反倒防礙我們認識到這些槍擊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僅僅幾天之前,這位槍擊手還是某人的兒子、孫子、鄰居、同事或同學。我們如果想要在他們成為怪物之前進行干預,必須認出他們是生活中遇到很大困擾的人。

P:Buffalo那位射手告訴他的老師了,他在畢業之後要從事謀殺-自殺。人們一般不相信這是真話,因為總是以為做出這種事情的都是邪惡的精神病怪物,而這人只是我班上的一個孩子--他們聯繫不起來。

J:有人批判你們對槍手太同情了嗎?
P:我們不是想要為這些人找理由,也不是說他們不該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我們其實是在為這些人的暴力傾向找路:他們是從哪裡來?能夠往哪裡去?只有開始觀察數據,才可能找到辦法解決。

J:那麼解決方案到底是甚麼呢?
D:我們現在每個人所能夠做的,是把武器安全存放好,或直接和你的孩子交流。

P:實在說,我們需要體制上的資源,比如在學校建立團隊來調查遇到危機的孩子們,他們的心理健康。很多學校沒有這些關懷服務,社區沒有心理保健部門,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問題多多,也不會特別地積極敦促孩子及時去看醫生。

J:你們的書裡說,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的學校應該雇用50萬心理醫師,假如每個醫生年薪是中等程度的$7萬,就需要$350億的基金,你認為國家或各州能拿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錢來搞心理健康建設嗎?

D:每次這類慘案發生,我們總是問自己:這次總算該做點甚麼了吧?共和黨人總是說,這是心理問題,我們不打算改槍枝法律。沒有人說「讓我們出錢來做吧,人民會贊同的」。所以,這裡缺的是一枚政治棋子。

J:民主黨人談論心理健康問題嗎?
D:政治上人們經常把槍枝控制和心理健康問題分開,好像兩者是無關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不能獨自解決問題,都需要聯合運作。人們必須接受,這問題是有複雜性的。

P:1999年的Columbine高中槍擊案發生後,人們為學校安裝金屬探測器,部署武裝警衛、教孩子如何逃跑和隱藏,結果人們發現這些不管用。因為在90%的情況下,到學校開槍的是自己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是闖進來的外人。認識到訓練人們預防自殺、出資雇用學生的心理輔導對於公共安全很重要,明州剛剛立法來做,我希望我們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D:在Uvalde小學,槍手在一個教室內射殺的時候,外面的停車場有一大幫持槍的人都沒有用。

J:你們支持紅旗警告法令嗎?
P:我們的研究結果當然支持這類法令,因為很多肇事者都積極顯示了預警信號:他們談論槍擊,他們告訴人自殺傾向等等。但是Buffalo超市的案件給我們看到,書面上有個紅旗警告法不等於人們知道怎樣實施。

J:應該如何改進,才能夠讓立法更加有效呢?
D: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培訓和讓眾人都知道,不光知道法律的存在和如何運作,還知道自己的責任。第二是執法部門,如何安全地移除武器?特別是警員少,並需要進入某人家中移除他們所有武器彈藥的時候。

J:紐約州有個紅旗警告法,為甚麼未能夠制止Buffalo槍擊案?
P:據我們所知,好像警察、精神保健機構和學校缺乏教育。這三個機構中若有任何一方啟動了紅旗警告過程,就應該能夠防止槍手買槍。這說明我們現有體制的局限,執法人員調查了,但這人手中當時還沒有槍,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沒人感到需要負責安排社區人員來長期幫助他。

D:另外我們是等出事了才警覺。即使他們不是下一個射手,還是有些不對頭。我們如何能夠幫助這些人改變感受,重新歸回社會呢?不能只是看「威脅」二字。

J:你們的書中寫一個槍手,在開火之前幾分鐘給一家心理諮詢所打電話,我挺驚訝。這樣的伸手求援和溝通會經常發生嗎?

P:老的一般不這麼做,年輕的槍手幾乎總是這樣做--如果你說「我明天要去學校開槍」,你還說「我不在乎死了還是活著」,這等於說「我徹底不抱希望」,然後你發表想法讓人們看見,因為你其實是希望有人阻止--我們需要聆聽這些人,因為越不理睬,他們就越憤怒。佛州Parkland高中槍擊案的那名殺手剛被學校開除,憤怒回到學校做案,可見這種問題不是懲罰能夠解決的。

(本文是根據雅虎新聞報導的內容翻譯。)

Friday, May 27, 2022

打擊謠言的勇士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is never easy. It needs much courage. It makes you less safe... etc.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is a justice issue.



Homeland Security’s newly launched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lasted only a few weeks, while facing intense criticism. Now its leader, Nina Jankowicz, has resigned. A renowned expert on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Jankowicz speaks with Michel Martin about her experience under attack online.

我個人認為打擊和揭穿謠言的工作很重要。搜索關於Nina Jankowicz的新聞,Fox News看來的確是有關謠言的主要推手,他們發表的最準確的消息之標題都帶著懷疑和不信,把某些詞加上引號。或者暗示讀者,其它媒體都應該假定Jankowicz反駁和澄清的努力是在說假話。諸如

Nina Jankowicz thinks disinfo board would help ‘address’ mass shootings: ‘Disinformation plays a role’; MSNBC, CNN, CBS avoid asking Nina Jankowicz about falsehoods she pushed since 'Disinfo Board' pause, DHS exit

我會繼續搜索追蹤關於Nina Jankowicz的消息。

Wednesday, May 25, 2022

法西斯主義與種族專制

本文是一位歷史學教授John Broich去年寫的,發表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澄清了我的一些不太明確的概念。他解釋了歷史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的一些基本共識,我記在這裡,或許也幫助你識別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現象。

Broich教授說,川普還沒有上台的時候,歷史學家就辯論過他是否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不過普通人大多不太確定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所以有時錯誤地使用Fascism這個字眼。這是他決定撰文澄清的理由。首先,這個字反映出種族至上的觀念--這我還真是頭一次知道。

法西斯主義最初是義大利的政客墨索里尼與他的一夥盟友發明的。他們用古羅馬的一把斧頭作標誌(斧頭即法西斯),這把斧頭用許多棒子緊緊加固,來為他們的運動命名,象徵著團結在一位領袖周圍的力量。

不過,法西斯主義的意思超越獨裁統治。它不光是簡單的威權主義--即強人或少數精英組成反民主政府;也不只是「斯大林主義」--具有官僚機構和經濟控制權的威權主義;更不是主張「無政府主義」--相信社會可以沒有國家而組織起來。

在這一切之上,法西斯分子是戴著種族主義鏡片來對待或使用威權的。他們不僅決意奉行種族至上,還試圖維護「種族純潔」,也就是把他們看為低下的族群與自己的族群隔離。所以法西斯主義者界定了誰是他們國家「真正的」(合法)族群。

也許大家都熟悉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所尊敬的雅利安種族。Aryan種族沒有生物學根據,在歷史中也未存在過。查看維基百科,Aryan種族是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一個假想族群,翻譯成中文就是「具有原始印歐血統」的族群,據說信是人類的優質標本。納粹打造出這麼一個神話傳說,是為排斥當時社會中的猶太人。

除了種族主義是根本,法西斯主義者還認定資本主義好。少數人的財富快速增長不是說明了「適者生存」嗎?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考慮照顧劣等族群生活,或者給他們平等機會之類的問題,那些討厭的概念都是政治正確而已。最重要的是,只要服務法西斯分子的領導層和人民的需要就好。(請注意,他們所說的「人民」需要解讀為他們眼中所認可的優等族群。)

那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如何得到法西斯主義分子的保護呢?他們必須擁護法西斯主義者的領導。比如說,一家公司成功地為外國或國內生產戰爭武器,這沒問題。但如果一家公司讓不忠誠於法西斯主義者的人致富,或讓想像中的次等種族賺錢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就要介入,把公司交給他們認為忠誠的人。

假如經濟不景氣呢?法西斯主義者就將注意力從物資短缺轉移到愛國主義榮耀,或轉移到報復內外敵人的計劃上。

在大多數法西斯主義者的頭腦中,「愛國者」被辜負,「好人」受到羞辱,而「壞人」亨通,是很重要和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必要時需用革命手段,讓「真正的人民」來打破某種束縛,或爭取到他們的公平和自由。對於法西斯主義者來說,強權政治永遠是正確的。

他們說法律應該服從「人民」的需要,必須能夠打擊難以掌控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以法西斯分子鼓勵人人參與戰鬥,彼此告發,來強制執行法西斯意志,施行破壞工會,改變選舉,恐嚇或拉攏警察等等手段。

德國和意大利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者還把強權政治原則擴展到海外,鼓吹和反對一個想像中的猶太族裔敵人。當然,也有像1930年代英國以Oswald Mosley領導的法西斯聯盟,是主張孤立主義政策的,一樣要打擊一個猶太族裔的假想敵。

那麼,法西斯主義者反對的是甚麼呢?首先他們反對不分種族、以平等繁榮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因為平等的原則威脅到他們所希望堅持的裙帶資本主義。許多社會主義者(即所謂邁向「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傾向於設想不同國家的最終將消滅,這違背了他們以強烈民族意識來建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信念。

除了有必要擺脫貴族或其他精英的目標,法西斯主義者還準備顛覆教會,或尋求與教會互利的休戰。實際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學會與教會共存。只要他們不從講台上攻擊,就利用他們而不是顛覆和取代他們。

法西斯主義者還反對民主,至少反對那些可能導致過分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選民可以選擇搞社會福利政策,還能夠削平階級與民族利益,或者尋求性別平等,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所有這類努力。

法西斯主義是從民族國家主義情緒中生長的,它是邏輯上最極端形式的國家主義。國家應該圍繞種族或歷史上的早期人民來建立,這不是一個新思想,不是法西斯主義分子發明的--他們只是把這個思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端:不是國家使「人民」有主權,而是反過來,正義的人民及其領袖的正確意志建立了國家,建立了眼前的一切。

實際上你不要忘記,「真正的人民」,他們的領袖,以及他們所敘述的事,全都是一碼事。他們會試圖建立強大的宣傳機器來禁止不同的聲音。

法西斯主義統治是逐漸建立的,從煽動說服民眾接受他們的輿論開始。或許我們應該仔細看看德國的例子,接受他們所吸取的教訓。

Sunday, May 22, 2022

如何擺脫「選舉團」制度

兩年前我介紹過各州「選舉團」代表民眾投票的制度(又稱「選舉人團」)。本文討論如何擺脫這一不合理的制度,內容參考了維基百科和Brookings公共政策研究所發表的文章,How to Get Rid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全美國共有538個「選舉團」代表,和聯邦參眾兩院的總共代表人數相等,但他們只負責投票,不是議員。每次你選總統的時候,你的州根據計票結果派選舉團代表替你投票。選舉團制度裡面有些機關,以至於有時普選票數少的總統候選人反而會當選。美國歷史上有5次普選票數比較多的候選人未能上台當總統,三次發生在第19世紀,而兩次發生在第21世紀。

2016年川普上台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普選票數輸給柯林頓夫人,但因他的選舉團票數超過了柯林頓,算為勝選。2020年的情形也是差一點變成這樣,有的州已策劃派假選舉團代表去投票給川普呢。說選舉團制度好像一顆定時炸彈一點不錯,讓普選票數輸掉的人上台當總統,你可以說是選舉結果被操控/改變了。

選舉團制度怎麼搞成這樣的呢?由於技術革命,現在美國只有1.3%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不僅供應美國,還出口糧食。結果,20世紀有大批人口逐漸遷移到都市,特別是向靠海的州遷移。這種遷移的情況反映在聯邦眾議院代表人數的變化--一個州人口增減帶來代表人數隨著增減。但這個人口增減沒有反映在參議院--人口最少和人口最多的州和早年間一樣,都只有兩位代表。

可想而知,現在人口眾多的大州,一位參議員代表了很多人,而在人口稀少的小州(目前大多是共和黨治理),一位議員代表不太多的人,但每次聯邦立法院在計算票數的時候,他們不會看誰代表了多少選民。同理,這也就帶出了有的州選舉團代表很多人,而另一些選舉團沒有代表那麼多人的情形,以至於一位候選人可以輸掉普選票數而上台。

這是第21世紀的不平衡現象--有些州人口增長,另一些州人口減少,而我們少數服從多數的共和聯邦協商制度,和立國時需要13個殖民地保持相對獨立和妥協相比已經不同,保持那時代的架構已經開始威脅到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體制。

怎樣能夠修改這個制度呢?選舉團是《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設立的,很難修改。第五條規定了如何制定修正案。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修改建國文件,一個方式是由國會兩院投票,得到2/3的參議院代表贊成,然後等候3/4的州接納批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這太困難了,拜登在2020年赢了25個州,只占了全美國目前50個州的一半,而共和黨主政的州坐享選舉團利益,是不會支持批准這樣修憲成功的。我們應該考慮第二種方式修憲。

第二種方式是設立一個「全國普選票州際協定」(即NPVIC)來做。NPVIC是2000年代中期有42個州提出來的,要求州裡按照選票計算結果,把選舉團票全數歸給全國普選票數最多的勝出者,而不是歸給在本州贏得票數最多的總統候選人。加入NPVIC的州合起來必須有270張以上的選舉團票,這個契約才能生效。目前在各州突破層層門檻生效的只有民主黨主政的15個州(196票),所以吊起來了。還有幾個州(緬因、內華達、弗吉尼亞)也是民主黨主政,如果都能加入,那麼選舉團票數可以增加23票,仍然不夠270票。

選舉團的運作其實就是各州的「贏者通吃」,只有少數幾個州不這麼做:不管一個州的人數比起別的州少了幾成,只按州內的普選結果指定所有的選舉團代表,比如51%的人選甲,而49%的人選乙,那麼這個州選舉團票數全都歸給甲,好像沒有人選乙一樣。這種一些人的聲音能夠壓制另一些人的做法並不太民主,能不能折衷一下,在總統選舉上給州裡少數派一些聲音呢?有兩個辦法可以修改這種州內的贏者通吃。

一個辦法是每個州都將兩個選舉團票歸給全國的普選(NPV)勝出者,而其餘的票歸給本州多數人的選擇。這就大大減少了NPV票數最多的人落選的機會:比如某個競爭激烈的州有10張選舉團票,在NPV勝出者的票數少於在本州另外人選時,2票歸給NPV勝選者,而8票歸給本州的另外人選。

另一個辦法是兩每個州都加兩張選舉團票歸給NPV勝出者,而選舉團票按州裡選區的投票結果歸給各區多數人的選擇。比如2016年在佛州的27個選區中,有14個選區川普勝選,而13個選區是柯林頓夫人勝選--而她贏了NPV。與其將讓川普通吃所有選舉團票,修改後變成14票歸給川普,而15票歸給柯林頓夫人。

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的紀錄,美國歷史上嘗試改革或廢除選舉團制度超過700次。儘管人們普遍承認選舉團是一顆可能嚴重侵蝕民主的「定時炸彈」,但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這是因為改革始終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改革總是有利於民主黨。所以儘管大多數人都支持改革,但支持的總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總是反對。

所以,廢除選舉團的憲法修正案不會很快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也不會在州立法機構獲得必要的支持。共和黨的官員和選民決心維持選舉團制度。在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中,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會遇到重重阻力,尤其是取消這種制度顯然會有利於一方而削弱另一方。

Brookings的研究結論是甚麼呢?改革美國選擇總統的方式有很多政治挑戰,但維持現狀更加危險。因為假如選舉團制度總是能夠阻止NPV獲勝者成為總統的話,那麼人民對選舉的信心、對政府的信任,以及上台的官員及其所擔任職務是否合法,都會受到是否背棄了選民意願的質疑。

儘管選舉團票數獲勝而NPV敗選的總統在形式上和技術上都算是合法,但認為系統已破碎、政府是反民主和反多數主義的看法對民主制度非常有害,可能會對人民產生廣泛和滲透性的長期影響。維持選舉團制度似乎在短期內對共和黨有利,但從長遠來看會造成重大損害。

Friday, May 20, 2022

槍擊案與種族「大替換」論

本文內容取自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一篇關於種族的報導評論,The 'Great Replacement' conspiracy theory isn't fringe anymore, it's mainstream。我有意把nationalism翻成「國家主義」,是因為感到美國有些非白人基督徒也接受或傳播過類似版本的陰謀論,有必要提起注意。

前幾天在紐約那邊又發生了一起大規模槍擊案:一名18歲的白人去到附近一個城市的一家超市,開槍射殺了10人,另外傷了3人。查看他發表在網上的一篇長長宣言,原來他相信了一個白人極端主義的陰謀論,就是所謂的「大替換」。這個陰謀論過去只是在社會的邊緣角落流行,現在已經滲透到社會主流。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最近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現在相信它。

「大替換」十年前由一位法國民族主義者首創,進入美國之後傳播速度之快,連追蹤仇恨極端意識形態的專家都感到震驚。這些專家說主要社交媒體平台未能有效阻止這類內容是個重要原因,而Fox新聞評論主持人在宣傳這些想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及一些民選的共和黨官員也接受這個陰謀論的論調。

「大替換」是從人口成分變化這個事實發明出來的。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2020年的普查結果發現,認為自己是「僅白人」的美國人口下降了10%,現在只占了62%。而在這10年中,穆斯林人口湧進好幾個西歐國家。所以,「大替換」的說法就加速傳開了,因為白人的社會支配力量受到威脅。

美國大學的兩極分化與極端主義研究室教授兼主任Cynthia Miller-Idriss說,大替換在美國常稱為「白人種族滅絕」(white genocide),而在歐洲它叫作Eurabia,形容歐洲人口被穆斯林移民佔了大多數,而原有人口成為少數群體,而且這是由掌權的精英階級精心策劃的。

相信人口遷移變化是某群人的策劃當然毫無根據。在美國,白人國家主義者把陰謀歸咎於猶太人,說猶太人正在引進移民,促進異族通婚等等,為的是壓制白人。而在歐洲,這種錯誤論調把穆斯林人口不斷增長的現象歸咎於精英政治家。Miller-Idriss說,「大替代」這個詞在法國造出,標誌著這信念發展來到了一個重要時刻。

大量的網絡視頻各路宣傳真是合起來了,利用的不只是網頁閱讀,你還可以登記接收電郵通訊,定期得到此類宣傳。那名18歲的射手就是這樣接觸到極端思想的,對陰謀論深信不疑,以至於起來行動。

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首席執行官Jonathan Greenblatt說,陰謀論從匿名的網絡黑暗信息角落,逐漸登上不那麼邊緣的保守派花邊小報,甚至跳上聽眾很多的右翼電視與廣播評論,最後這些論調被身在主流的共和黨政客提說,好像證實了似的。

「大替換」的根源牢牢扎在有組織的白人至上主義活動分子心裡,但更多的美國人也接受了這種陰謀的一個版本。它已經在更廣泛的美國人中傳播,說民主黨正在輸入大批移民,來接管美國。他們講論中美洲移民,他們講論從中東來的非洲移民,而Fox新聞評論員Carlson談選民替換--非白人移民要接管美國了。

ADL一再呼籲Fox新聞網解僱Carlson,Greenblatt說這等人物說這種話可能會讓很多美國人高興。雖然他們不再提「白人種族滅絕」和「猶太陰謀集團」,他們卻把這一陰謀重新包裝成由政治黨派驅動的陰謀。這是故意的,要去掉明顯有毒和不被主流人群接受的詞彙,以便進入主流。

有些民選的共和黨政客,尤其是有了前總統川普的支持,他們精心策劃的「移民入侵」說才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不過川普離任後,這種信息仍在繼續。Elise Stefanik,眾議院排名第三的共和黨人,也推動同樣的說法,種族「大替換」論正在穩步進入主流共和黨人的政治圈子。

如何對付這無處不在的陰謀論?那位18歲槍手發表的宣言沒說是受到Fox網或政客的話激動,他使用的是「大替換」,早期匿名信息網4chan反猶太人用的詞。所以Miller-Idriss教授說,我們最擔心的仍然應該是那些黑暗網絡空間。不過專家們都同意,在主流社會傳播大替換理論令人震驚,單譴責暴力是不夠的,因為那些貶低人格的言語,無論針對的是黑人或是移民或是猶太人,都會引發暴力。

ADL Greenblatt總裁建議,權力部門和管理媒體平台的公司應該對這些平台的使用負責,指出暴力傾向並立即制止煽動傳播能力,因為太危險了。槍擊案發生後,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槍支管控立法上,質問比較嚴格的法律是否能夠阻止慘案發生?社交媒體在其中發揮了甚麼作用?槍手是否有心理問題?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

悲劇發生後,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更嚴格的槍支法律是否可能阻止它、社交媒體的作用、嫌疑槍手是否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歷史,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但Miller-Idriss教授說:「說到底,如果大家對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歷史和遺留問題沒有基本了解,對結構性和系統性種族主義沒有基本的了解,那麼談這些都沒用。」

她說年輕人觀察到美國社會的種族差異,就會從網上尋找答案。這次槍手在線宣言中引用的文件中有支持生物種族主義的出生率犯罪率等等假數據,大概都是從匿名網絡熱傳播得到的資料,而不是從良好的學術討論源頭得到。教訓是甚麼?拒絕新的學術發現和公開討論的機會是好事情嗎?

莫名其妙,美國人為甚麼對關於猶太人的陰謀論還會這麼上心?恐怕是因為有一些出名政客和官員出身於猶太人家庭。像目前參議院領袖Chuck Schumer啦,自由獨立的Bernie Sanders啦,調查川普的Adam Schiff啦,曾參加總統競選的Michael Bennet啦,財政部長Janet Yellen啦等等。歷來猶太人參加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都有,但近年來以支持民主黨的居多,所以有些人感到咒罵他們特別給力吧。我常感到猶太裔重視教育,有正義感,在社會各行啦業中很出色,可能難免樹敵。

Wednesday, May 18, 2022

書評:《耶穌與John Wayne》

忘記是在哪個節目裡聽見介紹,這本2020年出版的書似乎已有人翻譯成中文,副標題是「白人福音派是如何敗壞信仰、分裂國家的」。John Wayne是一位著名的美國電影演員,據說他飾演的很有男子氣概的角色塑造了一代人的基督教文化。我查看了亞馬遜上的讀者書評,77%的讀者給這本書打了5顆星的好評,另外15%給的分數是4顆星。

一個連最基本的基督信仰知識都缺乏的放蕩者川普,是如何在2016年得到81%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選票,然後越來越狂熱地支持他呢?美國基督教歷史學者,作者Du Mez博士回答了這個時代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下面我把幾位讀者評論的內容翻過來放在這裡,作為對這本書的介紹。

一位評5顆星的讀者說:這本書太棒了。我作為9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福音派文化中長大(喜歡VeggieTales、Odyssey歷險記、接受Focus on the Family的教育等等),Du Mez博士所分析描繪的正是我的生活寫照,但我從來沒意識到這種基督教國家主義的歷史根源,所以看見我周圍的人熱切支持川普時,簡直是目瞪口呆。

Du Mez博士在探索福音派文化歷史方面非常出色。她藉這本書討論了福音派版本的「基督教」,其出版和媒體的作用、其性別角色(強化了「傳統」或父權角色)、以及形成支持川普(或John Wayne)的政治行動主義。通過這些不同的鏡頭,讓人越來越容易看出川普是如何獲得81%福音派信徒選票的。

第二位讀者也給這書評了5顆星:人們很容易相信基督徒只是被川普的候選人資格所欺騙、迷惑或愚弄了,但Du Mez博士的說法很有說服力:川普根本不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意外「哎呀」,而是他們幾十年來對粗獷的男子氣概和基督教國家主義的崇尚、以及認定女性和「其他人」有害的自然產物。我很快就瞭解了這本書的論點,但沒想到Du Mez考察北美幾十年來的公共生活,會把這個論題開發得如此徹底。

美國一系列的演講者和作者像Marabel Morgan、Bill Gothard、Oliver North、Pat Robertson、Bill O'Reilly、Al Mohler,和一系列的運動,像Promise Keepers、Purity Movement,--這些只是 Du Mez在構建她的案例時提到的,她讓這些人物和運動為自己說話。這些人所講的話現在看令人開眼和震驚,有時令人心碎(準備好大笑),而且常讓基督徒深感尷尬。他們對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未來感到擔心和恐懼。這本書容易閱讀,Du Mez博士的智慧令人開心,我感到愛不釋手!我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我會談論這本書。

給1顆星評價的讀者不多,只佔2%,可是對1顆星評論表示贊成的人有一大幫。一位讀者說:儘管作者確實對川普如何當選提出了一些不錯的觀點,但她將許多不同的人放在一條船上稱作「有問題的福音派」,然後不分青紅皂白用一竿子打翻,我覺得她是心懷叵測。此外,她歪曲了許多歷史事件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從這本書來看,她似乎不知道福音是什麼,也不知道聖經的全部內容,以及怎樣叫作符合聖經的基督徒。我成為基督徒已有48年,從未聽說John Wayne是基督徒的好榜樣。

另一位給1顆星的讀者評論說:你若想知道一個半激進的女權主義觀點如何看待葛培理,再摻上種族差異理論嗎?那我有書給你!這裡沒有甚麼太新鮮的內容,都是些重新組合和重復播演。要不是看封底這麼說,我都不知道這位教授在基督教大學工作。

難怪她獲得如此大眾好評,還在公共廣播電台NPR得到一個時段來推銷她的書,因為他們不懂基督教。其實這個做法挺正常,你同夥的人一起玩嘛。書中提出了甚麼實質性主張?其實沒有。反正同樣的古老歌舞我用就是影像力,而那些與我不同的人用就不好。我沒能讀完這本書,不是因為內容,而是因為每章都重新評估相同的論題,變得煩人。人生苦短,乏味的書讀不完。

第三位沒有給予好評的讀者表示失望:我是一名保守派基督徒,很想尋求瞭解周密歷史研究的結果和不同的觀點,可是我只找到一個搜尋現代史實來支持的一個結論。花$15太浪費了。

有意思,這位讀者認為學者的研究結果應該是甚麼樣子的呢?我會從圖書館借一本來讀。其實作者並沒說基督徒被教導要學習John Wayne的榜樣,可是基督徒羨慕和受影響不必聽見明確的號召。John Wayne飾演的角色不完美,但不算是負面的。

Sunday, May 15, 2022

乾旱和加州農業政策調整

本文內容取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網站文章:Drought and Agriculture

加州農業是全美國規模最大的,雇員總數超過42萬人,年收入超過$500億。儘管農業生產效益穩步提高,種植產量比較高、利潤比較大的產品,比如水果、堅果、蔬菜,同時還在全國奶牛和肉牛產量中保持了相當的份額,然而水源始終是個問題。

最近幾十年來加州限制使用地表水源。然而過分抽取地下水引起水井乾涸、陸地下沉和基礎設施受損。於是加州在2014年頒佈了《可持續地下水管理法》(SGMA)。

由於氣候變化,降雨量非常不穩定,植被在潮濕和乾燥之間劇烈波動。同時,加州和西部大部分地區正在經歷一場特大干旱,降水量長期偏低,氣溫升高,2020和2021年度的水是自1895年以來的第二乾旱的兩年,1976-77年是最乾旱的兩年。根據估算,2021年異常溫暖的氣溫比上個世紀的平均溫度高出近3.5華氏度,造成了額外的3-4英寸的蒸發需求,相當於增加了8%的作物需水量。

乾旱減少了2021年向農場輸送的地表水。為了保護其他用水和環境,政府引入了供水削減,結果中央谷的農業項目的一些種植戶的分配用水降到零,2021年那裡的和北海岸農場的地表水總輸送量下降,比2002-16年的平均輸送量降低了41%。

結果,地表水短缺增加了地下水抽取和其他生產的成本。為了減輕乾旱影響,農民增加了抽水,但還是不夠彌補所有缺失的地表水,因為不是所有農民都有地下水或抽水基礎設施。比較高的抽水量使農民的能源費用增加了約$1.84億美元,還有些農民從其他願意減少用水的農民那裡購買水。

水資源短缺導致有些土地閒置和灌溉不足,造成經濟影響。農民通過休耕來適應水資源短缺。為了盡量減少收入損失,他們一般會首先休耕利潤較低的作物。2021年估計因干旱而閒置的土地總面積有39.5萬英畝,大部分在Sacramento山谷,是在正常安排休耕的土地之外的。有些土地被閒置是為了賣水給其他用戶。

為了擴大利用有限的供水,農民還可能減少對作物的澆水量,稱為「不足灌溉」。減少灌溉會降低作物產量,比如加州Russian河流域以釀酒葡萄為主要作物,乾旱導致產量下降,加上野火煙霧造成損害,收入減少了將近24%。在那些受影響的地區,作物收入損失加上的抽水成本增加大約有$11億美元,失去8,700個全職和兼職工作崗位。

這些收入損失產生了廣泛的經濟影響,比如許多為農業提供商品和服務的部門也受到衝擊。總共算起來,乾旱造成的負面影響高達$17億美元,以及14,600人失業。

雖然加州總體上在2021年經濟受衝擊不算太大,但有些地區因為農業經濟佔的比重比較大,付出的代價是相當的。比如San Joaquin河谷,上次乾旱受到嚴重衝擊,而Sacramento河谷和原本水資源豐富的北海岸地區極度乾燥,受災最嚴重。在2021年,Sacramento河谷的地表水輸送量空前低落,總共大約損失了11% 的農作物收入,而Russian河地區損失24%。隨著2022年加州進入嚴重干旱的第三個年頭,水資源進一步削減,這些負面影響將會加劇和蔓延。

這種旱災恰逢SGMA地下水管理的實施。SGMA要求地下水用戶避免因抽水而引起重大不良後果,但由於乾旱需要增加抽水量,而自然水的補給減少,近一千家庭在2021年報告了井乾,地的沉降也有所增加。這些情況讓SGMA遇到重重阻力,但一些地方不得不開始實施限制地下水抽取的艱鉅任務,因為這是管理供水需求的重要工具。

有哪些政策改變能夠幫助加州農業適應氣候變化、減輕衝擊、向可持續的地下水使用過渡呢?

一個是必須解決抽水量增加引起的不良影響。為避免干井和沉降,地下水部門可以獎勵受衝擊嚴重地區的農民限制抽水,拿錢給他們更換有風險的水井,使農民能夠繼續使用地下水並維持必要的經濟活動。

另一個是加強用水需求的管理,促進土地交易和改變土地使用。減少農場用水是提高抗旱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例如,重新考慮多年生作物和一年生莊稼的組合;建立地下水分配制度--每個用水戶可以抽取水量有個上限,讓他們能夠提前做計劃;得到各戶的用水量信息最關鍵,因為能夠測量和分配地下水用量是掌握地下水市場的條件。

透明的地下水市場和地表水交易體系會顯著降低經濟受氣候影響的程度。州和聯邦政府部門可以提供這方面的關鍵技術和財政支持,包括為策略性休耕和創造性土地再利用提供資金和刺激計劃,從而為當地社區和環境帶來好處。

再就是提高儲水能力,讓更多的水存在地下有助於補給地下水並建立儲量。強大的地下水分配和監測系統能夠促進地下水存儲,增加的水補給將需要我們的存儲和運輸基礎設施升級。運營和監管活動,包括改進水庫運營以在秋季將更多儲存的地表水引入地下,都要加強,採用有預測的水庫運營 (FIRO),並加快任何水補給項目的上馬。

Friday, May 13, 2022

競選中的虛假大話

最近翻看地方競選指南,閱讀那些希望在州裡各職位上負責任的競選告白。忽然看出其中有明顯虛張誤導的話,不禁想要寫下來--就是競選州法務官/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一個執法部門的首領,監管各郡執法工作,又要在各種民事和刑事案件中代表政府打擊犯罪的一個職務。

我注意AG職位的競選是因為關心鄰舍治安問題,希望城鎮居民住區都太平興旺。正如主所吩咐的,要為所居住的城求平安。近來鄰舍社交網上不斷有人抱怨停在門口的車輛被砸被偷,有人希望增加警察巡邏等等,我不能不關注。

競選這個職位的有兩位共和黨人、一位無黨派人士、和一位綠黨人,要挑戰在位的一名民主黨人。我發現的假話是一位共和黨人,Eric Early說的--他在告白中聲明自己作為律師從來沒有為地方政府工作過。不懂,這增加他做州政府AG的資格嗎?

「I am uniquely qualified to protect all Californians from a failed government that has turned California into a Criminals' Paradise.」加州是「罪犯的樂園」?我搜索過數據,找到2020年的暴力犯罪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治安最差,其次是阿拉斯加、新墨西哥、田納西、阿肯色等等,加州排在第17名。搜索2022年的數據,,路州犯罪率變成最高,密蘇里第二,內華達第三,馬里蘭第四等等,加州排到了第28名。也許2022年迄今的數據尚未完全?但這兩年各州犯罪率顯然都升高了,而加州的情況算不上特別突出。你如果關心美國各地的犯罪率概況,可以查看維基百科的圖表,為你列出每10萬人口報告的罪案。

「As Attorney General, I will put law-abiding people first, fight to set bail to stop "smash and grab" thugs from release, work to end the outrageous law that allows theft of $950 without punishement, stop emptying our prisons...take prosecutions away from the hands of rogue criminal-loving District Attorneys...」

且慢,這幾句話我有兩個問題:首先,前一階段有犯罪團夥在某些地區到處砸搶商店(smash and grab)的風潮人人記憶猶新很驚恐,當時我聽很多人傳說那是因為47號法案的通過,規定但凡偷竊$950以內的商品都不算犯罪也不受懲罰了,所以小偷猖獗。這位競選人現在也利用這個說法,承諾抓住參與砸搶的人一定關進監獄,家人若付不出保釋金就不會釋放。至於那個2014年開始施行的47號法令呢,他要努力推翻(work to end it)。

對於不看也不知47號法案歷史背景和內容的人來說,偷$950的罪行在加州變成合法的確太令人惱火。但你隨便搜索關於47號法案的資料,就知道這是早已揭穿的假話。在加州偷$950不是不受懲罰/起訴,而是不算重罪(felony),不必關進監獄,乃算為輕罪(misdemeanor),開傳票讓小偷/毒販回家等候上庭聽訟審理。我相信那些組織犯罪團夥並倒賣贓物的人在這條法令下不會逃脫重罪起訴,據報道現在已經抓住幾名,連同他們的贓物。

其實如果和其他州相比,美國現在有15個州把偷竊重罪起訴的線劃在$1200以上,請看下圖。其中徳州最高,在那裡偷$2500以內都算為輕罪,只是有人特別喜歡攻擊加州的治理而已。事實上,自從2000年以後,考慮百年來的通貨膨脹,美國有37個州先後提高了本地判重罪的閥值,加州是其中一個,把$400改為$950,既不算低也不算高。

這個閥值越低,代表治安會越好嗎?沒有,我注意到犯罪率很高的新墨西哥是重罪閥值最低的幾個州之一。所以這人如果能夠成功推翻47號法令,讓加州的重罪閥值回到原先的$400,效果大概只是增加監獄人口,提高賦稅人的負擔而已,也讓保釋金公司的生意好些,決不會降低犯罪率。我看過保釋金公司的業務底細,贊成廢除這個很不公平的制度

其次,這位Early律師猛力攻擊州裡各地的檢察官,就是他認為目前起訴懲罰罪犯不夠嚴厲的那些人,說他們是rogue ciminal-loving(愛罪犯的惡棍)。他要怎樣把起訴權從(某些?)地方檢察官手中奪去呢?上台就換一批人嗎?可那些職位是選舉產生的。還有他如何努力推翻那個加州選民所贊成的47號法令?我不懂。

「As the America First candidate, I will protect against the growing Socialist/Communist threat, support our Second Amendment rights, and investigate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election fraud. I will protect parents from a government trying to control how we raise our kids and fight to stop schools from (1) lesson plans dividing children by race, (2) cheaching kids to hate America; (3) teaching sexually explicit topics to young children; and (4) forcing experimental vaccines on kids. We need to be tough and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原來Early律師是「美利堅第一」品牌的候選人,一個川普發明的凝聚力口號。首先,他們所反對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不是改變所有制,用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取代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在美國沒有人會支持那樣的主張。他們喜歡說民主黨人想要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概是把平等競爭和照顧窮人歸結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了。別忘了,很多美國人反對的是北歐和加拿大那樣的體制--多抽稅去興辦公眾福利。如果他們把那些當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來反對,我不同情。

這些「美利堅第一」的口號指控不少莫明其妙的名堂,甚麼政府想要控制廣大家長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啦等等,看來他們對目前的公立學校教育很不滿。我不太清楚別的家長,我在教育孩子方面回顧起來沒有甚麼特別的方式是需要堅持的,我覺得公立學校按人文主義原則成功培養了我的孩子,她們得到一組很好的價值觀:他們和外族孩子的關係比我們這一代人強,看問題的方式和視角比我們包容和開放,重視協商合作的美國民主精神超過我們第一代移民,甚至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創造、判斷能力也值得我們欣賞。我仔細看過,人文主義價值觀和基督教信仰基本上沒有甚麼衝突。

Early律師提出的1234中有哪些不實的話呢?我們的孩子們沒有被教導成種族偏見更大的人,恰恰相反;他們沒有被老師欺騙要來討厭和憎恨美利堅,現在那些「美利堅第一」的口號倒是讓多數年輕人倒胃口;他們接受的是關於性別和性行為的科普教育,不是甚麼色情話題;政府要求入學兒童施打新冠疫苗是為了保護所有孩子的安全,支持的家長數目肯定大大超過不支持的,Early律師在這裡散佈懷疑,陰陽怪氣地說新冠疫苗是「試驗性的」,完全忽略數據,不知道對誰有好處。(我知道有些家長拒絕疫苗是因為相信某種陰謀論,不信科學。)

另一位共和黨的競選人Nathan Hochman是一位地方檢察官,他也利用「加州治安這幾年越來越差」的說法來強調民眾目前的不滿,希望能夠說服選民,如果換成他來做就能扭轉狀況。他不像Early律師那麼偏激,在過往的工作中為政府起訴過搞腐敗的官員,還起訴暴力幫派成員,甚至起訴污染環境的企業,還不錯。

還有兩位競選AG的人也表示要捍衛環境、起訴污染,就是是目前在位的民主黨人Bob Bonta,和綠黨的Dan Kapelovitz。Kapelovitz先生顯然同時也把改革刑事司法系統放在心上,強調囚犯也有平等的人權等等,看來我如果支持廢除保釋金制度,就應該選他。Bonta先生是去年被州長任命的臨時代理AG,這人積極打擊非法擁槍,忙著起訴懲罰製造販賣「鬼槍」(即顧客可以自己組裝的無序號槍支)業主,沒收家暴和重罪分子的槍枝,偵查追捕人販子和各處的幫派團夥等等,看來也不錯。最近有消息,Bonta高調宣布開始調查加州的塑料污染問題,你大概能猜到誰抵擋他--石油化工企業財團。

最後我搜索了一下那位自稱無黨派的Anne Marie Schubert。她原來是共和黨,但這次競選寫No Party Preference。看見新聞中她也曾反對47號法案,只不過這次沒有寫在競選告白中。她的競選告白也和那位「美利堅第一」候選人類似,把加州治安描繪的一團糟,言外之意是施行47號法案結果不良,由她來整治罪犯會比較好。可我不明白,她是Sacramento郡的檢察官,那個地區的犯罪率比周邊地區都高,不時爆出犯罪新聞是怎麼回事?她做全州的法務工作就能夠降低其它地區的犯罪率?

順便說明一下,從加州數據來看,監獄人口減少並沒有增加犯罪率--不是說你關押得越多治安越好,實際似乎剛好反過來。47號法案的目標是降低監獄人口,2014年法案通過以後,這個效果非常明顯,從下圖我們看到,2014年以後的財產犯罪率並沒有增高。
看來我還應該仔細去讀一下各黨那些州長競選人的告白,一共14位,其中7位共和黨人,另外4位不寫黨派--我發現競選人說自己「No Party Preference」不等於他/她沒有黨派傾向。當然,你選誰不能單看他/她說甚麼,還要看他們的實際作為。對於有所官職的人你或許能找到報道,和哪些利益集團起了衝突等等。不然的話,這人如果連承諾都沒有,就一定不會去努力做甚麼。環保啦,槍支管制啦...

Wednesday, May 11, 2022

呼籲糧食生產減碳的女科學家

本文是根據《衛報》氣候專欄上週發表的介紹文章,NASA Climate Research Scientist Awarded World Food Prize內容所寫。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位高級氣候研究科學家和農學家Cynthia Rosenzweig,主要工作是解釋全球糧食生產必須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她於週四獲得了世界糧食獎,得到一筆$25萬美元的獎金。這是為表彰她對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糧食生產所創建的數學模型。

Rosenzweig在NASA的紐約Goddard太空研究所工作,研究重點是改進糧食和農作物生產系統,以減輕氣候變化帶給人的影響。她在受獎儀式之前接受美聯社採訪,說「我們的糧食生產必須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不然無法解決氣候變化。而除非我們真正努力開發出能應付極端氣候的糧食生產系統,我們無法為所有人提供足夠的糧食。」

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的副國務卿Jose Fernandez說,去年全球有超過1.6億人經歷糧食不太夠吃,這個數目比前一年增加了19%,根本原因之一是全球氣候變暖,引起糧食產量下降。他說:

「氣候變化已經對全球農業生產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其影響只會越變越糟。我們看到稻田被洪水淹沒,還看到其它農作物在乾旱中枯萎。貝類因為海水酸性比較強就死亡,而農作物病蟲害正在蔓延到新的地區。要不是Cynthia Rosenzweig博士的工作,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麼瞭解所有這些問題。」

位於Des Moines的世界糧食獎基金會設獎表彰Rosenzweig博士,因為她創立了「農業模型比對和改進項目」。該組織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許多學科的專家,專為推動改進預測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系統收成影響的方法。基金會稱讚她的工作直接幫助了90多個國家的決策者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

Rosenzweig自稱是一名研究氣候影響的科學家。她是在紐約郊區Scarsdale長大,這讓她喜歡農村地區的生活。當年她與20多歲的準丈夫搬到意大利的Tuscany,在那裡對農業產生了極大興趣,回到美國後攻讀了農學。

她研究了農民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以及農業如何使氣候問題惡化。例如上個月她參與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文中說全球農牧業和食品生產釋放了人類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近三分之一:

世界需要減少農業碳排放,也要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她指出,溫室氣體來自糧食生產的許多環節,包括為了耕種土地而開墾森林,以及耕作田地,都釋放出碳和二氧化碳。化肥的使用還會釋放出一氧化二氮進入大氣層,農業設備的使用燃燒汽油或柴油排放二氧化碳,而牛會釋放出甲烷。

1980年代初期,Rosenzweig在Goddard太空研究所讀研究生,當時全球氣候模型剛剛開始顯示出人類活動釋放二氧化碳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她說,作為唯一一位研究農學的團隊成員,她研究氣候對糧食生產的影響,並從那時起一直致力於解決有關的問題。

Rosenzweig的工作導致美國環境保護署在1988年首次預測了氣候變化對美國農業地區的影響。她是1980年代第一個引起人們注意氣候變化的人,組織了美國農學學會對氣候問題的第一次會議。

氣候變化將如何影響北美和全球糧食生產的第一次預測是Rosenzwei博士分別在1985年和1994年完成。她是最早記錄氣候變化影響糧食生產和種植的科學家之一。

她所創立的研究組織AgMIP開發了一套適應氣候變化的建議,其中包括使用比較耐旱的種子,以及可以改進用水管理的方法。在孟加拉國,AgMIP小組與稻農合作,開發管理稻田的新做法,以降低現有過程所釋放的大量甲烷。

Rosenzwei博士說,即使是最大的農業綜合企業也願意傾聽。她的同事們用所開發的一些模型展示企業如何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能夠在扭轉氣候負面影響方面發揮作用。她說「全球糧食生產系統是合作夥伴的關係,我們需要共同努力,遏制氣候變化,協助保障足夠的食品生產。」

世界糧食獎是由諾貝爾獎得主Norman Borlaug於1986年創立的,要表彰提高食品質量和供應的科學家等人。Rosenzweig博士將在10月的頒獎典禮上發表演講。

Sunday, May 8, 2022

詩歌:我們今天蒙召做門徒

怎樣叫作「做主的門徒」?讀經禱告嗎?提升自我修養嗎?看來看去,關鍵在於「愛鄰舍」行動。教會需要帶領所有願意做主門徒的人去集體「愛鄰舍」--不必能說會道,到處勸人做某個禱告--不是說那些不好,缺了行公義、好憐憫的集體行動,那些就變成了個人的裝假。

下面這首詩歌我們教會今天在唱,我感到受激勵。似乎華人教會沒有唱這類詩,缺失了福音精神的一大部分。

Today we all are called to be disciples of the Lord, to help to set the captive free, make plow-share out of sword, to feed the hungry, quench their thirst, make love and peace our fast, to serve the poor and homeless first, our ease and comfort last. 我們今天蒙召做主門徒,快快幫助被囚的得釋放,將刀劍打成犁頭,讓饑渴的吃飽喝足,促進仁愛與和睦,把自己的方便舒適放在後。

God made the world and at its birth ordained our human race to live as stweards of the earth, responding to God's grace. But we are vain and sadly proud; we sow not peace but strife. Our discord spreads a deadly cloud that threatens all of life. 神創造世界命定人類管理大地,以回應神的恩典。但我們虛榮可悲又驕傲,不栽種和平反播下爭鬥,我們的不合散佈了致命的烏雲,威脅著所有的生命。

Pray justice may come rolling down as in a mighty stream, with righteousness in field and town to cleanse us and redeem. For God is longing to restore an earth where conflicts cease, a world that was created for a harmony of peace. 禱告公平如大江滾滾,公義在城鄉洗淨和救贖我們。因為神盼望修復大地,成為衝突止息之地,世界本是為和平共處而創造。

May we in service to our God act out the living word, and walk the road the saints have trod till all have seen and heard. As stewards of the earth may we give thanks in one accord to God who calls us all to be disciples of the Lord. 願我們事奉我們的神,行出永生的道,讓所有人都看見,我們走在聖徒開拓出來的大道上。我們是大地的管家,願我們同心謝恩,因祂呼召我們做主的門徒。

Friday, May 6, 2022

反墮胎:大法官推翻判決先例?

美國的反墮胎運動有7種立場。最絕對的是無條件禁止,其次有只容許強姦、亂倫、或母親生命受危害的人墮胎,等等。不管你關於墮胎的立場是甚麼,美國大多數人認為應該保留合法的墮胎服務,因為總會有人需要。還有很多人相信這是婦女的重要人權之一—她必須能夠為自己做決定,不應該被迫生孩子。

自從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決以來,美國允許婦女在懷孕23周之內(胎兒離開母體尚不能存活時)決定墮胎。但最近傳出一份洩漏的判決稿,最高法院有五位保守派大法官準備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先例,讓目前的合法墮胎成為完全或部分非法。這幾位大法官有三位是川普執政時任命的。美國有一小部份人一直採取最絕對的反墮胎立場,經過多年努力,現在因為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佔了多數,他們勝利在望了。那份判決稿甚至說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是大錯特錯—這種措詞讓不少人吃驚。

聯邦參議院舉行司法倫理、透明運作和問責的聽證會,參議員Sheldon Whitehouse發言,他認為我們美國的最高法院這下失去公信,簡直是需要重新改組了。下面是他發言的大致內容。

如果按照Alito大法官起草的判決意見,婦女以為她們歷來所享有的憲法權利就被剝奪了。在美國這個偉大的共和體制下,憲法從來沒有剝奪過甚麼人的權利,這次卻要被一個法庭內的黨派幫伙搞成了。人民很失望、很震驚,是有理由的。所以讓我們來看看這事最離譜的是甚麼。

如果1973年的那個判決有那麼大的錯誤,為甚麼這些大法官在接受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被問到關於這個案子的意見時都不提呢?因為他們要隱藏。這是第二件令人失望和震驚的事,他們都假裝沒有注意過羅訴韋德案判決的「嚴重錯誤」。

讓我們再看看到底是甚麼東西破壞了我們對這個法院的獨立性和公信力的信心。不是有人洩漏文件,而是美國選拔大法官的過程被一家私人組織(The Federalist Society)掌管。整個大法官選拔過程既沒有透明的運作,又接受不明人物的大筆捐款,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假如你想要選派一個法官代表團出國訪問,你會把過程交給一個秘密捐款的私人組織,毫無公眾參與嗎?這樣的選拔過程聽來很可怕是嗎?可我們前面三位大法官的任命就是這麼出來的。

這還不說,有人出大資幫忙做廣告,宣傳將要任命的法官。$1500萬的支票,$1700萬的支票,不知是誰寫的,不知道他們和法院是甚麼關係—我們不知道和那些秘密操縱選拔過程的是否同一批人。說到破壞公信力和破壞司法獨立,把任命法官的過程交給這種基金來歷不明、操作手段神祕的組織就行了。

現在這些大法官能夠按照自己的真實心意,又按照某些暗錢機構的利益來判決了。如果有人起訴,這些大法官可以判他們不必暴露身分。然後我們看到告不贏他們:從捐款選擇法官、出匿名廣告宣傳檢察官競選,到這些暗錢組織在法官面前爭辯…總共80次,法官站在他們那邊。

Fox新聞評論員Lauren Ingram有很大數目的聽眾。她在廣播中說「我們花了這麼多錢,任命了6名大法官,The Federalist Society募款無數…,我很惱火,如果六名法官不能在這裡做正確的事,那就乾脆把法庭摧毀,最終也就改變法令了…」她所說的「正確的事」,就是指像Alito大法官這次起草判決意見,這類的事。

我們現在要做的正確的事,就是限定這個法庭所能做的事。如果他們想要把現在這個法庭摧毀,最終把法令更改,憤怒跑到哪裡去了?當Fox新聞評論的人公開希望把法庭摧毀,最終改變法令,大家都該憤慨。美國人民關心這件事,最高法院或許真的應該重組了。


我個人和法庭打交道的經歷是不順的,給我留下不公平的感覺。是的,憲法裡面沒有寫墮胎,也沒有寫同性結合和跨性,以及其他個人隱私的問題。那麼,不用根據判決先例,大法官或許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倫理觀念,起來剝奪更多人的權利嘍?不懂。...呃,大家不要天真地以為墮胎不合法就沒有人墮胎了,很多女孩會暗暗想辦法用很不安全的方法中止妊娠的,就像1973年以前...

Wednesday, May 4, 2022

地方選舉:稅務和保險的管理

6月7日初選,今天決定看一下參加競選的地方官員。打開選舉指南,各種職位、各種委員會,眼花撩亂一大堆,一共42頁競選各種職位的人物自我簡介。比如今年加州參加參議員初選的各黨共有9人!

還有些職位的存在我第一次知道,比如平等委員會(Board of Equalization),一共四個委員職位,所以把加州大概是按人口分為四個選區,每人代表一區。我住在第二區,要從三名參加競選的人當中選一人。

平等委員會是做甚麼的呢?手冊裡說是個管理稅務的機關。第一要評估鐵路和一些特定公用水電設施的財產價值,還評估和徵收私人鐵路車輛稅。第二是兼管州裡58個郡的財產評估工作按規章辦。第三是評估和徵收酒稅,還管理保險公司的徵稅。

徵稅當然要講求公平。我明白稅徵多,政府、學校、公益好運作,但如果經濟不好的話人民負擔會重。稅徵少了呢,上述運作都受到束縛。我不知道各城的居民物業稅率為甚麼不同,也不懂他們徵稅的計算原則有哪些,所以想仔細看看我這一區幾位平等委員會的競選人的競選告白。

Sally J. Lieber(民主黨),哈,一位積極倡導環保的市政工作者:

我的名字是Sally Lieber。我是一個與企業利益沒有干係的競選人,希望能在平等委員會代表你們。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是監管物業稅和其它州政府收入事項,這裡常常有金錢利益集團的聲音淹沒普通加州人的聲音,不應該如此。我打算為加州百姓抗爭和發聲,爭取我們的稅務系統對房主、租戶、殘障人士、小企業、和有色人種社區都公正平等,讓水電公司和其它金錢利益財團按公道納稅,以及要求每個州政府部門都參與氣候變化的戰鬥。

我在公共服務部門的政績表明我關心人民福祉:在加州人民代表大會我曾起草增加最低工資的法案;建立新的環保部門;讓更多的大學生得到CalGrant獎學金。作為Mountain View的市長和市政議員,我曾協助蓋造了教師的經濟適用房;不允許大菸草公司在學校附近做廣告;為工人家庭開設新的兒童照顧和老年服務;努力保證那些受寄養的青少年的權益。

在這次競選中,我是唯一預算和開支平衡和削減了不必要政府開支的候選人。我能夠很自豪地告訴你們,我在州立法院所做的工作獲得Sierra俱樂部、加州環保聯盟選民組織(LCV)、加州老年大會、加州消費者聯會、平等委員會和計劃生育協會的100%評分。但我知道,最重要的讚許印章要來自你。敬請投我一票。網站:votesally.org

Peter Coe Verbica(共和黨),是一位投資理財顧問,想必搞建設很在行吧。他用第三人稱做自我介紹,不過沒有提到搞建設:

Peter Coe Verbica是第五代住在加州的居民,在一個養牛場長大,了解具有高尚職業道德的重要性。經過商務、地產、法律的培訓,成為認證的財務規劃師。他把廣泛的專業經驗帶到平等委員會,督察全州58個郡的物業價值評估和徵稅工作。他現在是Silicon Private Wealth and Viant Capital的常務董事。

Peter知道加州人希望賺取足夠的薪水,住在安全的鄰里區域,教師和一線工作人員都有住房,以及孩子讀書有好學校。Peter作為義工經常積極支持學校、軍人、年輕的芭蕾舞蹈演員、交響樂團、亞裔文化,以及加州國家公園。其中Henry Coe加州公園還是以他曾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呢。

Peter是四個女兒的父親,老大在美國海軍服役,Peter相信為社區為國家服務的價值。他曾經做過軍人關懷委員會的主席,向美國的海軍、陸軍人員提供了好幾百個護理包。Peter是Bellarmine、Santa Clara大學、和MIT的畢業生,出版過書籍,40多個文集中都有他的文章。

Peter Coe Verbica曾任加州共和黨代表大會的主席,現在加入了新興的拉丁裔Jessica Patterson所帶領的加州大佬黨CAGOP,是個比較包容的黨派。他是Saint Francis聖公會的一員。Peter相信做個明眼人,以公平高效的辦事風格來治理很重要,他認為自己會為這個143歲的老辦事處帶來新視野。更多請看網頁peterverbica.com

Michela Alioto-Pier(民主黨),是一位小業主,不過她顯然參與過一些重要的市政建設工作。

我叫Michela Alioto-Pier,敬請你們讓我在平等委員會做你們的代表。我是一個小業主,三個孩子的母親,殘障人權利的倡導人。我希望能幫助加州人從COVID-19大流行的困難中康復,並為我們的未來爭取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我生在一個移民家庭,父母在舊金山和北加州海岸邊做工,現在我在Napa谷種植葡萄。我目睹新冠大流行和全球氣候變暖引起的火災帶給人的危害,想要努力與這些災變作鬥爭,與加州環境、經濟、家庭面臨的其它挑戰做鬥爭。

我曾是舊金山監事會的兩任成員。我強調擴大就業和經濟開發,建立過舊金山Economic Impact辦公室,創立過市裡的第一個經濟刺激計劃,發起一個一個生物技術薪資免稅項目和一個電影折扣計劃。這些活動創立了上千個新的就業機會。

我還做過Al Gore副總統白宮國內政策代理顧問,在重要的聯邦技術、增加就業、教育、環境、殘障人權利等等議案上為聯邦政府提供意見。在平等委員中代表你的聲音,我將確保我們的物業稅計劃公平合理,也確保加州在不增加個人、小企業、家庭負擔的條件下,有我們所需要的稅收,以面對許多未來的挑戰。支持我競選的加州領導人有加州參議員Dianne Feinstein和加州財政秘書Fiona Ma。我的網站:michelaaliotopier.com

你讀了這些競選告白之後有甚麼想法?我感到第一位,Sally Lieber,給人深刻的印象。另外我看見有7個人競選一個Insurance Commissioner的職位,想必是管理加州的保險公司的有關規章,其中有4位民主黨人,兩位共和黨人參加競選。有位綠黨人和一位和平自由黨人主張完全廢掉保險公司業務,搞州裡統一的醫療保險,也參加了競選。
保險專員恐怕是很容易受到賄賂的職位。搜索新聞,目前在位的民主黨人Ricardo Lara最近被人控告職業道德問題,有兩家報社出面支持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Marc Levine,他是加州代表大會的代表。下面是他的競選告白,看來有一些承諾。(其他人請你自己去看,我就不一一翻譯寫在這裡了。)

加州的保險業市場面臨危機,損害了人民利益。我現在願意讓保險專員的職位盡職--成為向保險公司問責和保護消費者的強大力量。十年來我在州立法院工作,從來不懼怕冒犯企業特別利益--不管是物業還是健康保險公司,或是大石油公司、科技公司、全國步槍協會,要保護社區、環境、和消費者利益。

我提出解決保險危機的具體方案,諸如成立新的防火保險監管辦公室,樹立加州地震部門模式,來降低保險費用和增加保險市場的穩定性。我曾起草法令,保證利用新技術加固自己家園防護野火的幾千名房主不得被保險公司拒絕。

在我做保險專員的時期,我保證保險公司和我辦公室的透明運作,保險公司必須公布他們對氣候變化做出的貢獻。我要建立消費者權益法令,保護所有人都有獲得醫療保險的權利。我的孩子患有癲癇,我的父親患有帕金森症,所以我很了解醫療保險的重要性。我很自豪地宣布,加州護士協會支持我。

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向保險公司問責,不可有利益衝突,需要最高的倫理道德標準,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一名有決心的保險專員能夠採取實際行動,為了加州人而有所作為。

Sunday, May 1, 2022

在男人統治的世界裡

本文是國際基督徒男女平等協會2020寫作競賽獲獎文章,作者Andrew J. Bauman以「前父權主義者的認罪告白」為副標題,我翻成中文如下。

沒有人會大聲說出來,但在我長大的白人、福音派、南方烏托邦裡,我們都知道這是真的:男人統治著世界。 我的總統總是男人。 我的牧師總是男人。 大多數首席執行官、民選官員以及我所認識的任何擁有真正權力、權威或影響力的人,都像我一樣是男人。我想要展示力量,我很想改變世界,...我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培養霸氣的男子氣概。

我們的大男人氣概決定誰可以作女性,這就是美國文化:女人意味著性感,是慾望的對象,可以利用而不必尊重。我在教會學到的東西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女人比較受尊敬只是表面上的。按性別偏待的現象照樣存在,把女人當作欣賞玩物的做法照樣有效,而實行征服女性其實更厲害,因為披上了「敬虔和順服」的外衣。

聖經是我們男人的武器,擊退任何敢於挑戰不平等現狀的人。「上帝」命定女人做男人的僕人,連身體帶靈魂,誰敢質疑!這種社會結構為我們男人服務很好,為什麼擁有真正權力的人會想要改變它!

女人還是需要的,但那只不過一種必要的功能,並不是平等。這些功能至關重要,比如預防孤獨和滿足性需要。甚麼真正的親密或聯結?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否真的。如果你想要性、陪伴、醫治情緒或避免童年創傷帶來的問題,那麼女人就是答案和解決的方法。

我記得一位好心的牧師朋友和教會同事,在第一次見到我的女友(現在的妻子)Christy時有個特別反應,因她能力強、目標明確。他私下把我拉到一邊,真誠地詢問,「難道你不想要個更好的幫手嗎?你知道我的意思--找個能夠支持你服事的人。」他認為妻子應該更專注於丈夫和丈夫的目標理想,而不是自己有甚麼目標。

我現在很想知道,為什麼妻子需要無才或小才能讓丈夫變大?我們服事主的男人是否如此脆弱,以至於需要扼殺上帝賦予女人的榮耀真實自我,才能讓我們男人茁壯成長?她們真的讓我們很多男人感到不安全呢。

美國文化和教會中所表揚的大男人氣概在許多男人心裡造成了明顯的不安全感。一些未達到標準的人會感到羞恥和恐懼。我記得我喜歡詩歌、戲劇和音樂,但又不想讓我的男性朋友們知道我的這一面。為了保持在同齡人中的面子,我必須自我約束,讓自己保持在霸道男子氣概的表現範圍之內。

男人的不安全感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們覺得必須讓其他人--尤其是女人--知道自己的渺小。我們不面對內心的羞恥和恐懼感,而是把這些投射到周遭的女人身上,免得自己內心傷痛。看見女人日常面對的性別歧視和偏見,缺乏安全感的男人一言不發,從而讓我們文化中害人的男人幫派俱樂部牢牢維持下去。

社會中的大男人氣概如何影響了女人呢?我最近對2,800多名在新教教會工作過的婦女進行調查,了解到很多關於如何在一個不尊重她們完整人性的體系中生活和敬拜的事情。許多婦女說她們覺得自己太強了,或情緒太多。她們的穿著暴露了太多的皮膚,或者如果因為不公正而生氣,那就太憤怒了。假如她們反對某些冒犯行為,那就是太敏感了。或者她們如果太友善或太溫和,就會被男人指責為太輕浮和太性感。

當女人確實闖入了教會領導職位--一個男人的世界時,她們往往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不可以太情緒化,否則會被指責為軟弱。然而她們也不能太沒有情緒,否則會被猛貼標籤,受到粗魯或輕蔑對待。女人橫豎都贏不了,因為這是個男人的世界。可悲的是,教會里外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有時甚至更糟。

現在我認識到,女人承擔的這種沉重負擔不僅不公平,而且是邪惡的。開始改變這些有害規範的人必須是男人,就是我們這些擔任領導職務,有權力和特權的男人,我們傾聽並創立新的體系統,來提升女性的平等地位,至關重要。

我們歷來習慣於依賴大男人的力量,剝奪了女人臉上的上帝形像,許多好心男人不知不覺幫助了罪惡和撒旦。如何能夠擺脫父權體制,成為婦女的盟友,幫助她們享受平等的權利呢?

以下是男人可以採取的一些步驟,來擺脫大男人主義的霸氣和後面隱藏的不安全感,成為婦女安全友善的盟友。讓我們努力提升她們的地位,聆聽她們的聲音,了解她們的體驗。
  1. 尋求服務,而不僅僅是得到服務。男人常常下意識地認為女人應該安排各種細節服務。然而,讓我們接受基督的呼召,甚至為她們捨命,就像基督為教會所做的那樣(弗 5:25),成為服侍的人。
  2. 學會反思,而不是反應。每當你感到不安全的時候,你是傾聽並注意感受,還是跳起來發起防衛?如果我們想提升女人的地位,就需要學會關注自己內在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向外投射,以為別人都和自己一樣。
  3. 尋求公平互惠過於尋求權力掌控。放棄權力和掌控制是不容易的,我喜歡權力和掌控,然而我了解到,權力分攤比權力制伏強。注意聆聽不同人的聲音和經歷可以讓人保持謙虛,而不是自認為已經有所有的答案。
你呢?在哪些方面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戴著體制性的歧視眼鏡?你是否在推進自己不想再參與的壓迫?你要如何改善生活中和服事中對待婦女的方式?不要讓意識到自己虐待和傷害了婦女的尷尬阻止我們做出健康的改變。男同胞們,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權力和特權來互相招呼,擺脫尷尬,成為維護婦女權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