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裡開槍的無目標射擊是近年來美國的獨特現象。每次發生後人們就悲哀，詢問怎樣防止下一次。政客們大多發現槍手遇到人生煩惱沒有解決，然後不了了之。難道他們真的不能夠制定甚麼法律來防止類似事件嗎？
《Politico》報社的記者採訪兩名刑法教授，Peterson教授和Densley教授。他們三年前開始參與國家司法研究所的工作，分析那些在學校、職場、教會開槍射殺者的數據庫，採訪那些人的家人和童年朋友，甚至存活下來正在服刑的殺手。他們還找到幾位原本計劃出去射殺，但改變了主意的人。
兩位教授的研究發現發表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書裡，The Violence Project: How to Stop a Mass Shooting Epidemic。這些槍擊犯人有相當的共同之處，作者說政客們完全可以制定政策，在這些人開槍之前找到他們。下面是一份整理的訪談紀錄，我用J代表記者，用教授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代表教授。
J：由於你們二位花很多時間研究大規模槍擊案，前天發生的Uvalde小學槍擊案會令你們吃驚嗎？
P：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吃驚。因為大規模射殺有社會傳染性，媒體越引導大眾注意，其他的槍手就越會跟著做。但這次特別難過，因為我有三個上小學的孩子。
D：我也是兩個男孩的父親，他們一個5歲，一個12歲。我這12歲的孩子知道我專門研究這個，他希望我能說這種事可以防止，但我無法保證甚麼--太痛心了。
J：你們說上次在紐約Buffalo超市與這次德州Uvalde小學的射殺有共同的原因嗎？
P：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你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們的研究告訴我們這很有可能。你有個18歲的年輕人搞一場可怕的屠殺，人們到處提說他的名字和他所接受的「大替代論」，於是另一個18歲的孩子在旁觀看，就足夠增加他的膽量也做出來了。我們有這種例子。
D：大規模槍擊手會研究別的殺手。他們常常會找到自己的某種相似之處，比如「原來有其他人和我的感受相同」之類。
J：你們能說說根據研究發現，大規模射殺犯有哪些特點？
P：他們成為殺手的途徑其實相當一致。早期童年創傷是個基礎，無論是家庭暴力、性侵襲、父母自殺，或是在學校受到極端霸凌，都導致急迫、絕望、孤單、被同伴排斥和自我否定，有時他們嘗試自殺。這些行為和跡象構成可以辨認出來的危機。這些人的自殺嘗試和傳統的自殺不同，他們的自我討厭轉變成針對一個群體。他們開始自問「這是誰的錯」，是某個族裔呢？或是婦女？或是某個宗教群體？或是同學們？他們轉向發洩，以及尋求名聲。
J：你們寫了大規模槍擊總是一種狂暴的自殺，大眾知道嗎？
P：我想大多數人不知道這是槍手的自殺行為。大規模射殺的人一般都計劃的是最後行動。所以你就別指望現場有別人持槍能夠阻止他了，說不定那還反而激勵他開槍呢，因為他來就是打算要被殺死的。這種自殺行為很恐怖，做自殺預防工作的人都很了解。
J：過去幾星期內，我聽見很多人指責殺手是「怪物」或「純粹的邪惡」等等，你們說這種言詞實際上把事情搞得更糟，為甚麼？
D：把這種自殺問題解釋為純粹的邪惡，或加上恐怖主義襲擊或仇恨犯罪等等其它標籤，讓人感覺好些，好像你找到了做案動機。但這些標籤並沒有解決問題，反倒防礙我們認識到這些槍擊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僅僅幾天之前，這位槍擊手還是某人的兒子、孫子、鄰居、同事或同學。我們如果想要在他們成為怪物之前進行干預，必須認出他們是生活中遇到很大困擾的人。
P：Buffalo那位射手告訴他的老師了，他在畢業之後要從事謀殺-自殺。人們一般不相信這是真話，因為總是以為做出這種事情的都是邪惡的精神病怪物，而這人只是我班上的一個孩子--他們聯繫不起來。
J：有人批判你們對槍手太同情了嗎？
P：我們不是想要為這些人找理由，也不是說他們不該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我們其實是在為這些人的暴力傾向找路：他們是從哪裡來？能夠往哪裡去？只有開始觀察數據，才可能找到辦法解決。
J：那麼解決方案到底是甚麼呢？
D：我們現在每個人所能夠做的，是把武器安全存放好，或直接和你的孩子交流。
P：實在說，我們需要體制上的資源，比如在學校建立團隊來調查遇到危機的孩子們，他們的心理健康。很多學校沒有這些關懷服務，社區沒有心理保健部門，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問題多多，也不會特別地積極敦促孩子及時去看醫生。
J：你們的書裡說，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的學校應該雇用50萬心理醫師，假如每個醫生年薪是中等程度的$7萬，就需要$350億的基金，你認為國家或各州能拿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錢來搞心理健康建設嗎？
D：每次這類慘案發生，我們總是問自己：這次總算該做點甚麼了吧？共和黨人總是說，這是心理問題，我們不打算改槍枝法律。沒有人說「讓我們出錢來做吧，人民會贊同的」。所以，這裡缺的是一枚政治棋子。
J：民主黨人談論心理健康問題嗎？
D：政治上人們經常把槍枝控制和心理健康問題分開，好像兩者是無關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不能獨自解決問題，都需要聯合運作。人們必須接受，這問題是有複雜性的。
P：1999年的Columbine高中槍擊案發生後，人們為學校安裝金屬探測器，部署武裝警衛、教孩子如何逃跑和隱藏，結果人們發現這些不管用。因為在90%的情況下，到學校開槍的是自己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是闖進來的外人。認識到訓練人們預防自殺、出資雇用學生的心理輔導對於公共安全很重要，明州剛剛立法來做，我希望我們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D：在Uvalde小學，槍手在一個教室內射殺的時候，外面的停車場有一大幫持槍的人都沒有用。
J：你們支持紅旗警告法令嗎？
P：我們的研究結果當然支持這類法令，因為很多肇事者都積極顯示了預警信號：他們談論槍擊，他們告訴人自殺傾向等等。但是Buffalo超市的案件給我們看到，書面上有個紅旗警告法不等於人們知道怎樣實施。
J：應該如何改進，才能夠讓立法更加有效呢？
D：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培訓和讓眾人都知道，不光知道法律的存在和如何運作，還知道自己的責任。第二是執法部門，如何安全地移除武器？特別是警員少，並需要進入某人家中移除他們所有武器彈藥的時候。
J：紐約州有個紅旗警告法，為甚麼未能夠制止Buffalo槍擊案？
P：據我們所知，好像警察、精神保健機構和學校缺乏教育。這三個機構中若有任何一方啟動了紅旗警告過程，就應該能夠防止槍手買槍。這說明我們現有體制的局限，執法人員調查了，但這人手中當時還沒有槍，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沒人感到需要負責安排社區人員來長期幫助他。
D：另外我們是等出事了才警覺。即使他們不是下一個射手，還是有些不對頭。我們如何能夠幫助這些人改變感受，重新歸回社會呢？不能只是看「威脅」二字。
J：你們的書中寫一個槍手，在開火之前幾分鐘給一家心理諮詢所打電話，我挺驚訝。這樣的伸手求援和溝通會經常發生嗎？
P：老的一般不這麼做，年輕的槍手幾乎總是這樣做--如果你說「我明天要去學校開槍」，你還說「我不在乎死了還是活著」，這等於說「我徹底不抱希望」，然後你發表想法讓人們看見，因為你其實是希望有人阻止--我們需要聆聽這些人，因為越不理睬，他們就越憤怒。佛州Parkland高中槍擊案的那名殺手剛被學校開除，憤怒回到學校做案，可見這種問題不是懲罰能夠解決的。
（本文是根據雅虎新聞報導的內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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