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候選人答宗教問題

最近密西根州的參議員競選，民主黨競選人是Abdul El-Sayed，一位穆斯林，公開不贊成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大規模惡行。有人跑到他的競選造勢大會提問，對話引起很大熱議，視頻錄影在互聯網上瘋傳，你應該能找到看看。

那位提問的人叫Tommy，一名基督徒。他的提問中顯露出一種可怕的前設，基督徒都應該注意下面這段話。

Tommy：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您可不可以回答...
El-Sayed：我會回答的，請把您的名字告訴我。
T：我叫Tommy。E：Tommy您好嗎？T：我很好。我有個很簡單的問題：您會反對穆斯林弟兄會嗎？
E：當然，絕對反對。但是我想就您的問題問一個問題：您為甚麼問這個問題？
T：因為那是一個恐怖主義群體。
E：不對，您是不是假定我不會反對那個組織？
T：是的。E：為甚麼您這樣假定？T：因為我還沒有聽見您否定過他們。
E：您否定過他們嗎？我也沒有聽見您否定過他們。...您的問題暗示我有雙重的效忠，對不對？您假定我不會反對一個恐怖主義組織，或假定我有比憲法更高的效忠對象。然而現實是：我絕不會告訴您可以或不可以信哪個宗教、必須按哪些要求去敬拜。我一定捍衛您選擇信仰的權利，而您似乎不想捍衛我選擇信仰自己宗教的權利？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是甚麼？
T：我是基督徒，努力要活出自己的信仰。
E：現在請問您：您是否反對任何試圖將宗教強加在國家法律中的行為？
T：我不反對。E：您不反對？...

看，這位基督徒Tommy站起來，要求聽見El-Sayed否定一個穆斯林恐怖組織。穆斯林弟兄會是個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宗教與政治團體，1928年成立，2011年以後被多個國家列為恐怖組織。Tommy難道以為在美國長大的El-Sayed屬於遜尼派？或假定所有派別的穆斯林都支持那個恐怖組織？

總之，Tommy問了一個荒唐的問題，僅僅因為El-Sayed是一位穆斯林。他大概不會去請另一位共和黨候選人宣布否定Proud Boys，或否定KKK(基督徒恐怖組織)。事實上，我們多年來恐怕沒有要求任何一位歐洲移民，在入籍時宣布否定某地的某個恐怖組織，因為我們假定他們一定會否定任何恐怖組織。

後來人們查到，Tommy是一位共和黨參議員Josh Hawley手下的一名活動分子，還算出名。他故意來找岔，還以為El-Sayed會結巴答不上來，沒想到聽見很乾脆的回答：Sure, Absolutely!

接下來El-Sayed反問他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Tommy擔心一位穆斯林參議員可能在立法時提出有利於伊斯蘭教的法案，那麼他應該是反對任何人把自己的信仰加在國法中嘍？可惜這個Tommy不反對--他倒是相信基督徒應該把自己的信仰寫進法律，告訴所有人應該如何去生活。

基督教有許多不同的宗派，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Tommy。比如聖公會的Trevors牧師，如果受到擁護作威權主義獨裁官員，從他的聖公會信仰立場設立法令，很多基督徒會很不高興。或者他會受到其它基督教宗派來的壓力，要求法律如此這般，引起嚴重衝突。

Trevors牧師說，還好憲法並沒有給基督徒任何特殊權柄地位，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人。我們的大使命不是去改變法律讓萬人遵守免得犯罪，也不是強迫人按照我們自己對基督教的理解所規定的某種準則生活--那都是浪費時間。我們的大使命是使萬人來作基督的門徒，也就是改變人心，都來跟隨基督做他的工人。正如主耶穌所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很多教會現在的目標不是培訓主的門徒，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來到教會和有「基督徒」的名。無論是老年、青年、兒童、受到按牧的或來訪的，來到教會參加活動就好。包括Tommy，希望人人都按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上教會、奉獻金錢等等。

基督教國家主義搞的就是這一套，只是方向稍微不同：他們不是鼓勵和裝備人，用福音的大能去轉變人心，使萬民做主的門徒，而是讓政府去做。政府的確應該照顧境內有需要的人，但政府不應該管理人們的宗教信仰，規定人們必須信甚麼、不可信甚麼。宗教信仰是人的一個需要，它與人們的其它物質需要完全不同。

政府如果推行某個宗教或教派的教義，就落入一個陷阱。Tommy聲稱自己是基督徒，努力要按基督信仰的原則生活，那麼他應該反對任何試圖把其它信仰強加給他的團體。可惜這位基督徒假定基督教國家主義使自己一派得到權益，於是毫不猶豫、理所當然地說不會反對。

但Tommy忘記，耶穌從來沒有要求門徒為自己尋求權益。耶穌警告過權力的試探，他拒絕過得到世上所有榮華富貴的權力，回答「撒旦退去吧」，也不願作眾人的王。

El-Sayed回答Tommy：我絕對反對(爭奪政治權力的)穆斯林弟兄會，我譴責他們。而你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嗎？Tommy卻不反對，因他不明白耶穌要門徒去做的事。

我們要作怎樣的基督徒？不要作像Tommy那樣的吧。政治權力有吸引力，但不是主耶穌要求門徒做的。

(本文內容主要取自Trevors牧師的一個講章，您可以點擊觀看。)

食品蔬菜的節約與升級

將近75%的美國人對於食品價格上升感到有壓力。然而有很多食物--長得奇形怪狀的蔬菜水果，標明為快要「到期」的食品等等--價格並不昂貴。

總的來說，據說有30%到40%的食物被扔掉。不光是吃了上頓愁下頓的人對此會感到不公平，丟掉的食品還對全球氣候變暖做出重要貢獻，因為按照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浪費的食品在全世界排放了8-10%的二氧化碳。

然而，近年來，回收利用廢棄食品和食物殘渣及副產品的市場發展迅速--包括從銷售「醜陋」的農產品，以及對食物副產品進行升級改造。Binghamton大學Jintao Zhang教授專門研究消費者如何評估產品的價值和質量。他發現美國消費者比較重視產品的品質，而對價格或環境影響的關注度比其它國家低很多。

比如，品質優良但「(外貌)瑕疵」的農產品會大幅降價，而許多消費者會認為低價意味著品質差，要麼不買，要麼選擇他們認為更好的水果或蔬菜。Zhang教授的研究發現，比較聰明、有效的標籤可以帶來巨大改變。僅僅提供折扣或承諾降低碳排放是不夠的--人們需要首先相信這些食物是好的。

如今，有一套零售行業在努力於銷售「醜陋」食物。Hungry Harvest和Misfits Market是「醜陋農產品」配送公司，努力節省和轉售那些食物，以滿足那些想要節省開支並減碳的消費者需求。光是Misfits Market一家，自2018年以來就已經節約了2.65億多磅(1.2億公斤)的食物，以平均35%的折扣售出。

另一個App是Too Good To Go，一個大約以零售價三分之一的價格將剩餘食物「驚喜」包裝出售的App。據估計--它已節約超過2600萬份的餐食，包括藉著與530多家Whole Foods超市合作。此外，Flashfood App鼓勵雜貨商以大約半價的價格出售臨近過期的肉類、乳製品和農產品，並引導消費者(包括領取公共食品補助的人)找到這些優惠商品。

消費者反應似乎不錯。2025年前七個月，美國「Too Good To Go」用戶共節約了810萬份餐食，比前一年增長67%；而「Misfits Market」在2025年節省了2700萬磅(約1200萬公斤)食物，高於其運營首年(2019年)的2300萬磅。

這家市場還利用更聰明的標籤來提升吸引力。那些認為食物外觀很重要的消費者往往會將形狀不規則的農產品視為低品質產品。但將這些產品貼上「醜陋」標籤，實際上可以減少這種偏見，因為唯一的缺陷只是外觀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提升消費者自尊心的店內宣傳訊息也能起到作用：在實地測試中，「外表不同，內在相同」的宣傳訊息成功地促使人們忽略食物外表(其實人也一樣，內在品質比外貌重要)。

這股發展浪潮席捲了加工和半加工食品市場，原本會被丟棄的食物轉化為升級再造產品。例如，用大豆渣磨成的麵粉、保留了果皮的零食，以及用回收香蕉製成的「小點心」等等。希望銷售這些產品的公司可以藉「升級再造認證」(Upcycled Certified)取得第三方認證，前提是他們的供應鏈都通過審核。

目前已有超過100個品牌的600多種產品獲得這個Upcycled認證，這些認證產品的銷售額在2024年至2025年間增長了17%。

同時，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觀感也很重要。研究人員發現，消費者對這些食品的接受度和購買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是否認為這些產品與傳統產品一樣好。

但與「醜蔬果」不同，這些產品往往價格較高，因此無法藉折扣競爭。相反，它們通常價格貴一些--比一小袋特製麵粉就要$7美元。也就是說，它們需要展現比較高的品質，才能吸引那些對價格不太計較的購物者。

研究發現，不同的世代的人對此態度有差異。 Z世代、千禧世代和嬰兒潮世代比較願意購買經過認證的升級再造食品，條件是他們相信這類食品的質量和環保價值值得付出。而X世代(1965年至1979年出生)則不積極，他們認為這類食品品質較低。

大家普遍認為，X世代消費者很難被說服，對價格非常敏感，而且往往更依賴自己的判斷。他們也最不願意外出用餐或在網路上購買食材，而且比較喜歡自己做飯。這意味著他們在商店裡挑選食物時會更加仔細。

僅僅強調「綠色環保」並不能打動X世代的懷疑論者，他們需要的是自己所信任的實體零售商的質量保證，而不是線上平台的保證。研究人員的結論令人鼓舞，他們發現有時只需稍加改變就可以改變人們的固有觀念。

Zhang教授團隊進行了兩項實驗，看一個簡單的標誌是否能夠改變消費者對使用回收食材製作的食品的看法。他們設計一個圓形、綠色且有描述的標誌，遵循一個設計原則：圓形標誌代表比較高的品質，而描述性的標誌則能提升人們對品牌的評價。他們設計另一個標誌則是六邊形、單色、光禿禿的。

他們發現，消費者看到食品上精心設計的標誌，對這些食品的品質評價就比較高，購買意願也比較強。而看到沒有那標誌的同類食品，消費者就沒有比較想買的意願。所以他們認為，是消費者感知的產品質量提升讓他們比較願意購買。一個看起來可信、含義清晰且體現用心的標誌，能夠改變消費者的認知，而一個平庸無奇的標誌則好像不存在。

簡而言之，彌合這種認知差距並不需要消費者更加關注地球環境，而是需要他們相信食物本身是優質的。節省食物的經濟可以做到改變消費者認知，但它必須以產品質量為先導，而不僅僅是以良心為先導。

本文是Zhang教授在專家資訊網站撰寫的這方面情況介紹。

奧巴馬總統執政8年

根據TDC的報告，以下是奧巴馬從2008年當選後，執政8年期間的美國數據。

經濟數字：2008年的次貸危機導致2009年的失業數字高達10%，到2016年奧巴馬下台時，這個數字已逐漸恢復到少於5%，而股市從2009年的最低點增加了兩倍。

人民醫保：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ACA)在2010年通過，當時沒有醫保的人口佔了16%。當各州開始提供ACA醫保計劃，依法擴大Medicaid補助範圍，擴大各種醫療補助之後，無醫保人口從2013年開始驟降，到2016年底，無醫保人口佔10%，成為美國歷史上最低。

雖然這段時期的收入主要都進入1%富人的口袋中，但普通美國人也在2015年看到自己的家庭收入明顯增加，同時美國的貧困人口大大下降，是1960年代以來降幅最大的。
暴力犯罪持續下降，2016年比2008年奧巴馬入職時下降了20%。
隨著奧巴馬的外交政策轉離前任小布什的政策，積極加強外交協談解決爭端，美國的國際形象提升。派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軍總數從他上台時的17.5萬減到2016年的1.5萬人。這符合多數美國民眾對外交政策的意見--希望政府少參與國際事務。
在能源轉換方面，奧巴馬政府在經濟增長10%的情況下，減少了9.4%的碳排放，大大擴展了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同時減少了一多半的石油進口。

美國的監獄人口從1980年開始就不斷上升，然而在奧巴馬當政的2014年開始，關在聯邦監獄中的囚犯首次下降。有一些人關在監獄只是因為吸食大麻，美國現在已有8個州將大麻合法化，因為吸食大麻的害處並沒有超過吸香煙，民意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將大麻合法化。

現在大多數的美國人還支持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同性結婚應該在全國合法的裁決。

在擁有電子器件方面，擁有手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等個人電子消費品的人，都隨著產品的開發有越來越多的人購買。也許這和哪位總統在位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經濟需要足夠的好，普通民眾才會買這些比較昂貴的商品。

所有這些新技術造成不斷有人紀錄或直播暴力行為和受害證據，特別是在警察手裡，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被很多美國人看到，讓人感到種族關係問題變嚴重了。更多的人希望能做點甚麼改變，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積極參加選舉投票。

2013年，美國白人新生兒的數目開始少於其他族裔(的總和)。超過12%的新婚夫婦是與不同族裔的人結婚，達到最高紀錄。

盡管大家都感到從墨西哥來到美國的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實際數字表明，在奧巴馬當政期間，從美國移民去墨西哥(包括遣返)的人數已超過從墨西哥越境過來的人數，非法移民在那段時期淨減了10萬(請看右邊兩張圖表)。

如果看美國人口宗教信仰的趨勢，這段時期各年齡層次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或不屬於任何宗教的人口比例都增加了。特別是在千禧年一代(出生於1981-1996年間)中，自認沒有宗教的人口比例高達35%。

美國人對奧巴馬總統工作業績的贊賞程度平均來說是逐年下降的，而現代美國人的政治觀念分歧越來越大：說移民增強了美國力量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多了很多，而認為捍衛自己持槍權利比槍枝管控更重要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大大增加。

雖然奧巴馬剛上台時公眾對總統行政能力的信心一度增加，總的說來，8年之後民眾對美國政府(總統、司法、國會)三支權力的信心，(盡管看到經濟危機已安全度過)都有所下降。甚至對美國政府911以來的反恐戰爭讚許程度，也在2016年首次成為負數(認為國家不安全的人數超過認為安全的人數)。隨著川普2016年參加總統競選，共和黨選民中相信國際自由貿易不利於美國的人數陡然增加。

在2008年，使用社交媒體的美國人大約是三分之一，而到了2015年，這個數目升到了75%。奧巴馬是第一位使用互聯網視頻影像發表講演的總統，到2016年，從各種社交媒體了解總統競選消息，而不是從傳統報刊報導的人達到了62%。很多人不相信主流媒體或大企業財團的報導，倒覺得教會或學校傳來的美國消息更可信。根據調查，75%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新聞機構對競選人的話應該進行核查，但有21%的人卻認為這些核查妨礙競選人的工作。

社交媒體平台和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對民眾獲取消息的來源影響很大。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相信，機器聊天和電腦在未來50年內能夠完成大部分現在人所做的工作，然而80%的人又相信，自己現在所做的工作50年後可能還會照樣存在。

顯然，很多人以為無論選誰當選總統，隨著科技的快速更新換代和人口結構的改變，美國很快將沒有一個族裔在人口中佔多數。現在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是移民或移民的子女，到2065年，移民的比例將增為三分之一。

面對種族多樣性，種族衝突問題歷來沒有徹底解決的美國人在如何面對這些變化很掙扎。民調發現，支持川普的民眾與支持柯林頓夫人的民眾，不要說同意某項政策或計劃，81%的人連基本事實是甚麼都不能同意。很明顯，美國人，特別是支持川普的民眾，對美國前途的信心比50年前悲觀很多。

加拿大幽默歌曲分享

調用南北戰爭時的經典歌曲：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這首歌頌揚加拿大的價值觀--真理、公平、醫療保健與和平--同時批評川普時代的混亂、謊言和分裂。它抨擊川普的關稅政策、對事實真相的攻擊以及專制主義作風，並與加拿大穩健、包容和民主的精神對比。

徵富翁稅阻力重重

本文是加州的無黨派非牟利新聞網CalMatters的報導，我把內容翻成中文。

加州選民馬上要決定是否對億萬富翁徵稅了。然而即使多數選民投贊成票，40號提案仍有可能敗給另外兩項提案--41號或42號提案。那是由億萬富翁資助、旨在抵銷40號提案的提案。

第40號提案要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加州居民徵收一次5%的稅。這稅以2026年1月1日的居住地為準，也就是說，即使億萬富翁今年搬離加州，他們仍需繳納此稅。大部分的富翁稅收將用於醫療保健，一小部分用於教育。

這項提案的主要倡導者和資金支持是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西部聯合醫保工會(SEIU-UHW)。他們說這項億萬富翁稅收將籌集約$1000億美元，用於彌補去年聯邦政府削減的醫保預算。保守派人士支持(2025大而美法案)聯邦資金削減，認為補助低收入居民醫療保健服務的Medi-Cal很昂貴，削減開支是應該的。

有一個組織叫作「建造更好加州」(Building a Better California)，組織設計了下面兩項反制措施，要破壞40號提案，並尋找多種途徑來擊敗這項稅收提案。

第41號提案要求今年年初之後通過的新稅收提案必須遵守加州年度支出上限。選民在1979年反稅情緒高漲時期曾通過一條上限，近年來選民批准的特別稅收政策都不遵守。而今年的億萬富翁稅並非為遵守支出上限而製定，當然會違反那個上限。

第41號提案還要求加州審計長(無黨派)進行審查，找出這些提案可能涉及的支出削減項目。如果選民批准提案，部分稅收收入將用於支付審計費用；若未通過，州政府將承擔剩餘的審計費用。

第40號提案的目標是對億萬富翁財產徵收新稅--而42號提案恰恰是禁止對私人財產(主要對富翁資產)徵收新稅。42號提案還將禁止追溯徵稅，也就是阻撓對2026年1月已積累的財富徵稅。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的最新民調顯示，在可能投票的選民中，不僅有微弱多數支持第40號提案，也有微弱多數支持第41號和42號提案。

PPIC民調主任Mark Baldassare說：「我認為目前人們尚未意識到41號和42號提案是40號提案直接反制措施，因為沒有甚麼議論。」

其實這三個提案中只能有一個得勝。如果40號提案得到的贊成票比另外兩個提案都多，40號提案就會生效，反制措施都要作廢。而41號與42號提案，無論哪個贊成票超過了第40號提案，徵收億萬富翁稅都不會生效。

州議會曾多次嘗試通過富翁稅法案，都以失敗告終。Holland&Knight律師事務所的稅務律師Megan Jones說：「第42號提案是一項直接的反富翁稅提案。如果第42號提案得到通過，可能會限制加州未來再次嘗試徵收富翁稅的能力。」

支持徵收「億萬富翁稅」的團體(主要是SEIU-UHW工會)已籌集約$3,100萬美元，用於推動40號提案的通過，資金主要來自工會，加州民主黨也支持這個提案。選民指南眾特別指出，受人歡迎的知名進步派參議員Bernie Sanders支持這一提案，而且他反對41號和42號提案。

反對40號提案的還有加州州長加文紐森，以及一個醫生團體CA Primary Care Association。紐森認為，這項稅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加州的財政困境，反而會將加州的富人和企業趕出加州，進一步減少財政收入，而加州是依靠徵收這些人的所得稅來維持營運的。他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解決聯邦資金削減造成的問題？搞全民健保嗎？選民指南中沒有說。

谷歌聯合創始人之一Sergey Brin和其他億萬富翁正在資助反對40號提案的造勢，我已收到他們寄來的多份廣告。「建設更好加州」向反對40號提案的委員會投入了超過$5,600萬美元，他們同時也是41號和42號提案的主要贊助者。他們籌集了$1.31億來宣傳那兩項提案，總計籌集了超過$1.87億美元，試圖擊敗40號提案。

Baldassare先生指出，支持向億萬富翁收稅的選民可能會因為這三個互相衝突的提案而感到困惑。

說到底，40號提案並沒有對失敗的醫療體系做任何改革，而只是權宜之計，暫時填補2025年大而美法案資金削減帶來的巨大資金空缺。在更好的全民健保服務建立起來之前，有40號提案比沒有強。

總統的聯大外交發言

Tom Malinowski是前國會議員、助理國務卿，又是前總統柯林頓講稿撰寫人。他日前接受The Contrarian油管頻道的採訪，評論川普這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演。

Q：Tom，假設您坐在那裡觀看川普總統的胡言亂語...不想去？(開玩笑)我們把您跩去。您認為他的發言如何？世界會如何看待他昨天的發言？

A：我曾經撰寫那些外交發言稿--柯林頓總統的聯大發言有3次是我寫的。我們花3到4周功夫，斟酌每個語句、字眼、標點符號，因為很重要。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外交部門都會派專人仔細分析美國總統的每一句話--我們的立場如何，會怎樣行動--搞錯一點都會導致戰爭。

回答您的問題，世界再也不介意美國總統的話了，因為不僅很瘋狂，而且和現實世界不著邊。他說「我們要抹滅伊朗」，沒有人知道那是甚麼意思--那只是他早上醒來的感覺，以後每天都可能完全改變，連他自己的職員都沒辦法告訴國會，咱們的外交政策到底是甚麼？因為都是隨著他的情緒而變化的東西。回答您的問題，一方面大家必須觀看他的奇異人馬戲展，對他的表演很驚奇，另一方面他們沒辦法對他說的任何話認真--這既可能是好事，但也很危險，因為沒有人知道美國要怎樣。

中國的習近平不知道他如果入侵台灣會怎樣--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美國會堅守台灣，可惜總統大概不會堅守，因為他說話全都不靠譜，只是在發作情緒。

Q：補充一下：那些國家在研究美國總統那些講話。他們請了不正常心理的專家，來解碼一名瘋子總司令所展示的精神退化程度--這既是川普帶給美國的羞恥，也是我們的軟弱，好在美國人民都看到了--他對伊朗的虛張聲勢，他已經被伊朗打敗--所以人們如何解讀川普不負責任、瘋狂又軟弱的奇異人表演？

A：世界正逐漸向不利於美國的危險方向移動，恢復不是不可能，但會很困難，要從2029年(一位民主黨總統上台)開始。還好，正如您所指出的，美國人民顯然不喜歡這一切，他們將在11月份中期選舉中表明對這位總統和他政黨的完全否定。因為他的外交政策及其後果對美國日常生活影響很大。這就會給世界一個重要信息--也許再等兩年，先不要完全放棄美國。這是我每天早晨醒來思考中期選舉的原因--我們還可能扭轉這個局面。

Q：我們都贊同，The Contratian節目的一位主編每月寫很多這方面話題。川普最近和格林蘭簽署的新協議其實一點都不新，與1951年簽署的那個協議幾乎沒有甚麼區別。這提醒我們：讓川普相信他實現了驚天動地的偉大業績還是有辦法的，這也算是我們掌控他瘋狂想法的一個方式。請您說說還有哪些小竅門，能夠防止川普做出更大的破壞，諸如侵略丹麥之類的？

A：對，用「掌控」這個詞很恰當。丹麥協議是一個例子，歐洲還沒有完全放棄美國，只是現在需要掌控一個瘋狂的傢伙。他們承諾了甚麼呢？承諾不讓中國在丹麥建立基地，真是驚天動地。格林蘭是丹麥的地方，這個承諾能買到一段和平安靖。不過對於川普來說，這並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過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他早晨醒來可能發懞，又說人家違反了格林蘭協議。

伊朗和丹麥不同。伊朗不是北約國家，沒有興趣用某種聰明的做法給美國的世界地位留面子，他們只想打敗美國，破壞越大越好。所以，伊朗問題可不像格陵蘭問題那麼好解決。

Q：Tom，兩黨現在似乎越來越有某種共同感受。咱們國會的那些領導人不總是帶領，倒是常常跟隨。然而民主制有個優點叫作「選舉」。那些國會代表回家就要面對自己的選民，MAGA基本盤支持川普是因為他那些承諾，那些右翼網紅比如Tucker Carlson，大力攻擊沒完沒了的戰爭，現在和多位共和黨要員一起，希望川普趕快停戰。可惜當有機會時，這些議員都不投票，令人生氣。您經過這麼多選舉周期，請問我們如何能利用那些戰爭傷亡激發的能量？他們轟炸那個學校時甚至動用了人工智能(AI)，引起兩黨共同注意的時機再好不過。

A：我們首先要勝選，人們吃虧才學到功課。其次國會必須動用從未使用過的權力，比如通過禁止總統發動戰爭的決議--一個重要的象徵性姿態--那項決議即使通過，也無法從法律上迫使總統停戰，因為他可以否決國會的動議。然而國會掌管戰爭所需要的錢包，你可以批評國會議員對作戰部隊撤資，但這是對我們11月份所要選的國會的一個測試。戰爭問題的嚴重性不僅關乎外交政策，還關乎美國人的民生，將戰爭撤資是下屆國會的嚴肅努力。我還會加一條很難吞的備忘錄：我們必須花很多錢補充Hegseth和川普在這場戰爭中浪費掉的武器。

Q：在轉移到國內問題之前，我有兩件事要合在一起說：中國的習主席來訪談很多問題，包括中國的稀土管制、台灣、AI問題。中國認為他們現在說了算，是這樣嗎？您在武器和戰爭規則方面有一些專門知識，請問AI在其中是甚麼角色？

A：中國對我們是有一些槓桿的。主要槓桿就是他們在川普第二任期發現，他們有能力切斷我們的稀土供應。川普發動一場對華貿易戰，然後因為中國不讓步，甚至威脅切斷稀土供應，只好後退，這兩年只能喳呼喳呼。美國的最大槓桿和優勢是有同盟國家--有聯合的話語份量、聯合的市場，如果我們選擇團結的話，我們會有這樣的槓桿。美國有歐洲、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而中國沒有同盟國。川普現在為甚麼面對中國是弱者？因為他浪費了我們的主要優勢。

現在AI進入角色，不僅是戰爭規則改變，而且在方方面面，AI都要改變人們的生活。有人說我們應該與中國達成某種偉大協議來規劃AI，我明白出發點，但那些人不了解中國。中國現在把任何試圖監管AI的建議都視為企圖攔阻他們發展，除非你在協議中同意他們拿到我們所有的先進技術和芯片。我們不應該給，希望川普不同意給，所以我們需要的，估計不是與共產黨大獨裁達成協議--反正他們與我們對AI的價值觀不同--而是與歐洲亞洲盟國達成協議，我們對AI服務於民主和人類需求的價值觀一致。

那時，我們會有聯合的市場能力，我們有與歐洲國家合作的企業來製造最先進的芯片、最先進的光刻機，甚至共同開發一些稀土礦產(比如沒有多少人知道，兩家歐洲公司在北卡開發硅)，我們最需要的是一位相信AI必須受監管的總統，相信人類福祉比數據和技術重要，與盟國聯手，必要時把任何不同意這一價值觀的國家(包括中國)擠出市場。

川普的美國不可能做到這些。如何從2029年開始修復美國呢？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大業，來喚起全世界團結，我想AI監管可以成為把我們帶回到那地步的東西。我希望有總統候選人，願意有見識地談AI，不光看到威脅，也看到美國的機會。

Q：我們也希望。我們會給這樣的候選人提供平台，觀看看他們對AI發表的意見。請大家關注我們的The Contrarian頻道。

國家信用下降的問題

《大西洋月刊》的David Frum解釋：為什麼美國不斷上升的借貸成本不僅是經濟的警示信號，也是美國在川普領導下國際信任度下降的標誌。他文章的內容如下：

借債利率升高會影響到每個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房貸、車貸、大學生借貸讀書、納稅、甚至國防費用。星期三美聯儲升息0.25%，很多專家預計今年利率會再升一次。這就推高了商業信貸，而很多美國人買各種大件商品都靠貸款。

借貸成本增加，就引起長期債券利率的增加，而長期利率不是美聯儲所能夠設定的，乃是根據市場需求。美國政府現在的10年債券利率一度達到5%，是多年來少有的高。

本來美國政府的10年債券利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因為它最安全。現在不再確定了，而美國債券的利率已經比加拿大債券高了。美國不住地威脅要吞併加拿大，攻擊它、與它打貿易戰。現在美國10年債券的利率高於美國的大多數貿易夥伴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甚至高過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比如希臘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歐洲的債務籃子，常常要靠歐盟保釋，現在希臘的10年債務利率都比美國低。又比如愛沙尼亞，一個不斷受到俄國侵略、吞併威脅的前線國家，現在的10年債券也低於美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借貸信用直接關乎信用。任何人在考慮借錢給人時，無論是一位同事臨時手頭緊缺，還是美國政府，都會首先看會不會歸還，其次會看歸還時的錢數，其購買力會下降還是會增加。一筆債如果10年歸還，那麼屆時的購買力至少要等於或高於10年通漲率。

現在人們開始懷疑美國--通漲增加、食品和燃油價格飆升，各種商品的物價都受到全球市場的影響而上升。其中很多是川普政策直接引起的，特別是攻打伊朗。

不過你知道，美國的貿易夥伴國家同樣面對食品和燃油價格飆升問題，比如希臘。但他們付出的信用價格比美國低，因為對一個國家的信任問題遠超通漲問題。很多人開始懷疑美國政府是否有意願歸還所借的錢。部分原因是美債相對於自己的經濟來說已經那麼大，成為二戰以來歷史上最高。

美國負債如此之高，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高花銷，另部分原因是美國改變稅收政策。現在這些政策已基本鎖定，我們沒有看到哪個政黨談論解決國家債務或赤字問題。實際上，每一位活躍的政客談的都是減稅、繼續開銷或增加開銷。所以，美國能否償還債務的確成了問題。

還有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就是美國到底是怎樣一個國家？信任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可信賴性。在川普總統的治理下，美國政府的可信賴性降低了。美國政府比較多地使用威權主義，比較異想天開，比較腐敗墮落，也會採用孤注一擲和比較可疑的花招來管理債務。

川普的財政部長干預金融市場，試圖智勝債券投資人，好像開賭場說「我現在是莊家」，而不像世界上最大經濟體在借錢。很多人看見就問，「甚麼人在管事？美國是甚麼政府？可信嗎？」

債券市場有很多技術細節，還期是多長，通漲率是多少等等，而且為了倫理你不可以賴帳。歷史中記有一段著名的關於債務的對話，1912年銀行創業家JP Morgan在國會中做證，討論信用。有一位議員Samuel Unmer問Morgan，在評估借款人的信用度時，哪樣更重要？是現金、硬資產、還是房產？

Morgan的回答有些令人意外，他說最重要的是品格。Unmer不滿意，還是追問錢和財產哪樣更重要。Morgan再次強調說：信用首先在於品格，其次才是金錢或其他任何東西，金錢買不到品格。一個我不信任的人休想從我這裡借貸或搞任何協作，這是做商務的基本。

川普把美國政府搞得好像他的私營企業。2016年他進入總統政治時，恐怕是紐約地產商中最不可貸款的名字，多數大銀行連1分錢都不想借給他。令人諷刺的是，他在競選時常說要把美國政府像商務企業一樣來營運，而且還真有些做到了--讓美國政府的信譽下降，有些像他自己經營的公司，不太可信賴了--不如法國、不如加拿大、不如德國、不如義大利、不如希臘、不如愛沙尼亞。

你看看他創造的那些亂七八糟業務攤子--拆白宮東翼啦、蓋造一個大宴會廳啦、威脅要毀掉肯尼迪中心啦，在這裡那裡地上留下一個大坑，還有戰爭無法收拾，每一樣都是納稅人要付的帳單。債務價格提高了，因為美國的信譽下滑，美國政府管理債務的人不再可信賴。這是令人擔憂的事。

解決信用問題的方法不僅僅是採取財政措施，恢復債務平衡或接近收支平衡，儘管這些措施很必要。正如JP Morgan說的，信用是一切商務的開端，沒有了信用，其它一切國家財富都會成為令人懷疑，非常不確定，不可採信的東西。

唱一件特殊的童年彩衣

民間歌手Dolly Parton以創作和演唱鄉村音樂而聞名。2026年8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0歲。這裡是她1983年演唱「Coat of Many Colors」，有人把它再次貼出來，為的是紀念她。歌中唱到自己幼年時家中的貧寒--媽媽把碎布拼湊縫合起來，用愛心給她製作了一件彩色外套，也講聖經中約瑟的彩衣。她為此遭到同學們的嘲笑，卻珍惜和自豪...



Back through the years I go wondering once again,
back to the seasons of my youth.
And I recall the box of rags that someone gave us,
and how my mama put the rags to use.

There were rags of many colors, but every piece was small.
I didn't have a coat and it was way down in the fall.
Mama sewed the rags together, sewing every piece with love.
She made my coat of many colors that I was so proud of.

By mama's soul she told a story from the Bible she had read,
about a coat of many colors Joseph wore. And then she said
"I hope this coat will bring you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And I just couldn't wait to wear it. And mama blessed it with the kiss.

My coat of many colors that my mama made for me, made only from rags,
but I wore it so proudly. Although we had no money, I was rich as I could be.
And my coat of many colors mama made for me.

So with patches on my britches, holes in both my shoes,
in my coat of many colors. Well, I hurried off to school.
just to find the others laughing and making fun of me
and my coat of many colors mama made to me.

And oh, I couldn't understand that cuz I felt I was rich.
And then I told him of the love my mama sew in every stitch.
I even told them all that story mama told me while she sew.
and why my coat of many colors was worth more than all their clothes.

They didn't understand it. And I tried to make them see,
one is only poor only if they choose to be. Oh yeah, it's true.
We had no money, but I was rich as I could be,
in my coat of many colors mom made for me, made to me.

國家債台高築的問題

這是《衛報》登載的一篇解釋文章：Why i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ausing turmoil in the bond markets?

世界各國政府的借貸成本已飆升至幾十年來的最高水準，人們對美國債市越來越擔憂。川普處理美國經濟的方式令人焦慮--美國總統與伊朗的戰爭會推高通貨膨脹，這些擔心正在引發美國債券市場的拋售潮。

由於世界經濟依賴美國的穩定，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政府公債利率已經走高。本文探討影響債券市場的各種因素及其可能後果。

美國政府長期借貸成本已升至200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30年期公債利率超過5%。

投資人向借款人(即債券發行人)提供貸款形式是用債券。投資人持有債券所獲得的收益佔債券當前價格的百分比是債券收益率。當投資人需求波動(下降)時，債券的價格會下跌，而收益率會推高(以吸引投資)。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財政部長貝Bessent本週表示，為緩解投資人的擔憂，華盛頓(美國政府)將加倍購買美國長期國債。本月，華盛頓還與東京(日本政府)聯合干預日圓匯率，以支撐日圓價值。Bessent週三的干預一時壓低了債券利率，但週四和週五利率重新上漲，逆轉了週三的大部分跌幅--看來干預效果有限。

美國國債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各國政府都購買被認為最安全的美債)，美國借貸成本上升就拉高了其它國家的利率。七國集團(G7)成員國的利率漲幅尤其顯著：英國10年期公債利率接近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30年期公債利率接近1998年的水平；德國利率達到2011年的水平，法國利率則創下16年來的新高。(第一大美債的海外持有國)日本的借貸成本達到了1996年以來的最高水準。

為甚麼投資人現在紛紛拋售美債呢？美國和以色列與伊朗打仗，談判破裂是投資人不安情緒的主要來源。其次美國國債在過去十年翻了一番之後，首次突破$40萬億美元，這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川普稅收和支出計劃是不可持續的。

中東戰爭打打停停，推高了油價，人們擔心全球通漲和經濟增長受挫，而通漲對債券投資人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通漲會降低債券持有者未來資金的價值，所以投資人會要求更高的利率來彌補風險。為應對通漲衝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幾家央行越來越有可能提高利率。

然而，伊朗戰爭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難以預測，令這項挑戰更加嚴峻。美聯儲新任主席Kevin Warsh不像以往的前任那樣，為投資者提供定期的前瞻性指引。法國一位銀行高級分析師Albert Edwards認為這可能是美國債市出現劇烈波動的原因。

投資人還擔憂政治風險：人們擔心川普缺乏遏制借貸和債務水平的意願；投資人對英國首相Andy Burnhan提出了類似的疑問；法國正迎來2027大選年，同時政治分裂也日益嚴重；日本面臨挑戰，儘管債務水準高企，政府支出卻大幅增加，讓日圓面臨壓力。

有些分析師認為，華盛頓干預日圓匯率是因為擔心日本會進一步出售所持的美國公債。東京一直在試圖藉拋售美國國債來支撐日圓，以釋放資金購買日圓，這導致債券價格下跌，利率上升。

AI的蓬勃發展是另一因素。硅谷公司正在大量舉債以資助數據中心的建設，這意味著債券投資人將被要求承擔巨額債務。這些後果影響深遠--利率上升將推高消費者購物和企業的抵押貸款、貸款和公司債成本，削弱其在其他方面的消費能力，並對整體經濟造成壓力。

世界各國政府在經歷了近幾十年的經濟衝擊後，本來已債台高築，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利息成本上升不僅加重華盛頓的債務負擔，使川普的稅收和支出計劃更加複雜，還讓其它國家(包括即將面臨嚴峻預算挑戰的英國和法國)的處境更加艱難。

有些專家預測，這將造成惡性循環：不斷上漲的債務成本擠佔政府用於促進經濟增長的支出空間，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稅收下降，並可能增加預算赤字和國債。

法國銀行的分析師預計，英國財政大臣John Healey認為，借貸成本上升可能會抵消英國政府春季為應對自己財政規則而保留的£236億英鎊儲備金的一半左右。

接下來會怎樣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伊朗战争的走向，以及川普政府是否会改变税收和支出政策，或再次干预市场以支撑债券价格。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幾家央行的反應也會至關重要。

美元在世界上一直被各國政府當作儲备貨币，因此美國歷來享有「過分特權」。這確保了對美元資產的需求，使美國能夠持續維持高額的貿易和預算赤字。然而，有些分析人士警告，川普政府正藉總統貿易政策和令人瞠目結舌的大規模(減富翁)稅和(戰爭)支出計劃，將這種特權置於危險。

11月中期選舉臨近，川普面臨的壓力恐怕越來越大，不確定性也隨之而來。大多數投資人都在關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緩和、進一步市場干預、以及華盛頓在稅收和支出政策上的轉變，各國央行的安撫措施可能也有幫助。

然而，一些分析師警告，市場崩盤的隱患已經出現。法國銀行分析師Edwards以悲觀預測著稱，他說促成美國金融危機的條件可能正在形成--他強調當前形勢與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股市崩盤，以及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相似之處。

Edwards說：「我清楚地記得上次法國和美國長期債券利率達到如此高位時的金融市場情況(大約在2007年)，而日本和英國的利率甚至可以追溯到1997年。」

以色列學者反思以色列

Omer Bartov是一位傑出的以色列裔美國學者，也是研究猶太大屠殺領域的專家。他寫書探討並闡釋了在自己的祖國以色列，為甚麼暴力和排斥傾向日益加劇。

Omer Bartov出生於以色列的猶太合作社區，在Tel Aviv長大，曾在戰爭期間服役於以色列國防軍。他曾是研究德國軍隊和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之後研究自己的祖國以色列。

在今年出版的《以色列：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一書中，作者Bartov描繪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悲劇性轉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起初是要解放歐洲猶太人，如今卻演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他說，一個在猶太大屠殺之後建立的國家--大屠殺賦予了猶太人建立家園的合法性--為何現在面臨犯下大規模戰爭罪行的指控？我們該如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以色列發動的這場毀滅性戰爭，得到許多猶太公民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往往伴隨著否認和冷漠。

Bartov在書中追溯以色列及其佔領地暴力事件的根源，審視以色列的道德困境，探討猶太復國主義的起源，以色列獨立與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之間的糾葛，猶太大屠殺的政治意義，關於「種族滅絕」一詞的爭議，以及前途未卜的以色列未來。

以上是亞馬遜的書介。在書評區，將近400位讀者為他的書寫了書評，其中75%給的是5顆星好評，16%給4顆星...只有2%的讀者給這本書2顆星的差評。Alexa智能聊天總結說：

讀者們認為這本書文筆流暢，並讚賞其歷史視角。其中一位讀者指出，本書是基於作者在大屠殺研究領域的專業知識。他們稱讚這本書立意深刻，有一篇評論特別強調本書避免了批評或指責。讀者們認為本書的內容和政治見解很好，有篇評論尤其讚揚了本書對以色列關係的客觀分析，以及區分了反猶太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anti-Zionism不等於antisemitism)。

我在這裡挑選幾篇美國讀者寫的書評，翻成中文。

第一位評論是前兩天寫的，標題是「解釋了種族滅絕受害者如何能在加薩地帶實施種族滅絕」。評論說：

這本書非常重要。作者是一位著名的種族滅絕問題專家，他從歷史、心理、政治、法律和軍事層面闡述了以色列如何能夠對700萬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隔離統治長達數年之久，以及為何普通以色列人對本國在巴勒斯坦領土(尤其是加薩戰爭)的種族滅絕行為漠不關心。Bartov先生的講論引人入勝、令人信服。他在闡述觀點時毫不留情。我讀過不少關於以色列的書籍，但沒有哪一本能像這本書一樣震撼人心。我強烈推薦您閱讀此書！

第二位使用標題「強烈推薦」：這是一本傑出的歷史著作，文筆流暢，作者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以色列人，見解精闢獨到，充分體現了他對大屠殺研究領域的專業知識。強烈推薦！

第三位只給了4顆星評級，標題「保持開放的心態」，但沒有更多地解釋發揮：概述寫得很好。不是批評或指責，乃是提供資訊並提出後續步驟。

找到另一位評4顆星的讀者評論，原來是作者經常把美國憲法當作理想，而遺憾以色列從未批准接受過這樣的憲法，若有就好了。但這位讀者認為美國憲法一直有許多缺陷，需要不斷修改補充，而Bartov一再強調他認為川普政府能夠阻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匪夷所思。雖然他也沒錯，因為以色列嚴重依賴美國的援助，但現任美國政府不可能阻止內塔尼亞胡的戰爭行徑。

...往下滾動，找到一位只評3顆星的讀者，批評作者文筆不夠生動：Bartov先生的想法值得稱讚，但他表達的方式冗長重複，遠遠談不上引人入勝。可惜。

點擊2顆星評論，只看到一個出錯信息「Sorry, no reviews match your current selections.」也許所有評2顆星的都不是英文評論。

神秘的松樹中毒事件

內華達州和加州交界處的熱門旅遊勝地太浩湖附近，有28棵松樹遭到毒害，其中一些樹齡超過百年，損失達到$30萬美元。造成這些毒樹的原因不明，但州政府官員認為原因是相同的。

這些樹位於太浩湖東北岸的Burnt Cedar禁入海灘，屬於風景優美的Incline村的區域。2022年這裡有6棵樹木受損，2024年又有6棵，今年另外發現了16棵。

是否有人在搞破壞？目前，還沒有人被確定為嫌疑犯而拘捕。

Darin Balaam警長辦公室發表一份聲明：「我們非常重視這些犯罪行為，將會動用一切可用資源來查明並逮捕肇事者，在太浩湖盆地毀壞長成的樹木以及這些蓄意毒害行為造成環境破壞是不可接受的。」

最近幾起事件發生在7月下旬和8月初。警方在7月24日接獲報告--海灘附近一棵大松樹散發出強烈氣味。他們隨即趕往現場，發現從該樹下採集的土壤樣本散發的氣味與先前其它相關的松樹中毒氣味一致。

8月2日，政府官員們再次來到現場，發現更多樹木的樹根周圍有某種物質。他們相信最近一次釋毒事件發生在8月1日上午11點30分至8月2日凌晨5點之間。

Incline村居民專用海灘的樹木遭到毒害，當局還在調查使用的是甚麼物質。調查人員已採集土壤樣本進行檢測，以確定每次事件是否使用的是同一種物質--有些樹根附近被發現鑽了孔。根據所估計的損失金額，肇事者可能要面臨重罪指控。

Incline村近年來吸引了許多世界頂級富豪，因此被戲稱為「財富之城」。據報道，包括Oracle公司聯合創始人Larry Ellison和谷歌聯合創始人Sergey Brin在內的億萬富翁都在這裡購買了房產。

本文是《衛報》最近的一篇報導：Nevada Mysterious Tree Poisonings，我們不知道毒害這些樹木的背後有甚麼動機。

電子器件的回收利用

想想你不再使用的上一個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智能手錶--它們很可能既沒有扔進回收箱，也不在新主人手中，而是靜靜地躺在抽屜裡。

研究人員對4000名美國消費者進行過一項調查，發現人們處理不再使用的電子器件，最常見的是什麼都不做--39%的人把它們收在抽屜裡。回收和轉售對環境比較有利，分別只佔了10%左右，而把電子設備丟進垃圾桶的人佔了另外的9%。

Rochester理工學院研究可持續性的Eric Williams教授與博士生Payam Saeedi，參與了一個多學科研究團隊，融合各位專家在因果推論、可持續性和網路安全方面的專業知識，想要解決人們在用完消費性電子產品後如何處理的問題。由美國科學基金會資助，他們運用統計模型，將人們所宣稱的知識和態度，與他們的實際行為連結起來。

為甚麼多數人把不再用的舊電子部件器件收起來完事呢？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擔心數據洩漏。誰知道回收或轉售會不會讓個人資料流失？其次是人們往往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電子設備。不知道哪裡可以回收的人，選擇保留器件的可能性高出10%，甚至許多人還會把舊器件當作資料備份來保存。

其實，回收和轉售電子產品比許多人想的要容易。全國連鎖店Best Buy接受電子器件回收，藉Back Market和Gazelle等平台在線轉售也很方便，只需確保在出售手機或電腦之前清除資料。此外，還要將器件從自己的蘋果或安卓帳戶中移除，免得設備被鎖定，別人無法使用。

研究人員還對比了人們想要做的事和他們的實際行為，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人們實際收藏舊器件的原因，很多並不是真的擔憂數據安全，換句話，擔心洩漏個人資料只在真正打算將器件交給回收商或二手買家時才會發生。

研究人員一直在研究人們回收或不回收電子產品的原因：方便、知道和獎勵措施都是影響的因素。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將回收當作唯一的選擇，現在這個問題不再是簡單的「是」或「否」的回收投票，而是不同選項之間的比較：收存、轉售、捐贈、以舊換新、回收以及丟棄。這樣，各種權衡取捨就很清楚。

比如，了解在哪裡能夠回收利用，能使回收的可能性提高47%，當然同時可能也減少了轉售。轉售通常是更加環保的選擇。



把舊的電子設備/器件丟在抽屜裡是最糟糕的選項：閒置多年會降低其轉售價值，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清除資料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好消息是，主要障礙--擔心個人資料安全和不知所措--能夠藉著提供更多信息來解決。

研究人員嘗試提供更多信息，引導人們了解各種選擇，包括如何安全地清除個人資料。他們正在用隨機對照試驗，來測試各種引導策略，了解哪些因素能促使人們讓舊電子產品重獲利用。

或許現在是回顧一下自己還保留著哪些舊的電子器件，重新審視自己不願意放棄它們的理由了。

科學家流失後會怎樣？

我多次介紹過美國黑人科學家Neil deGrasse Tyson博士的講演，介紹如何用科學方法看待各種問題包括社會問題--諸如性別角色問題或AI問題等等--你可以搜索找到。今天我碰到一篇他最近接受訪談，話題涉及了政治，就是一個國家失去科學人才會怎樣？聽後我很感慨，把內容記下來。

1980年代Tyson研讀天文物理博士時，超過半數的同學，包括各學科，都是世界各地各國來美留學的。這些國家自己的教育體系無法充分提供這些同學所感興趣的先進科學領域學習條件，而美國領先這些領域--物理系的外國留學生比率尤其高。

這些外國留學生得到他們的學位後，大多找到一個在美國相關領域工作的機會，然後就留下來。Tyson博士起初認為他們願意留在美國是理所當然的，並沒有完全考慮過他們所來自的那些國家，人才流失使他們本國無法建立起那些學科，建立先進的科學理論、工程、技術、數學，以及所需要的教學和研究設施。

最近美國政府削減科研經費，不再像過去幾十年那麼歡迎和支持基礎科學，Tyson博士這才意識到，美國吸引到這麼多人才並非理所當然。

就拿美國太空總署(NASA)舉例，砍的是科研資金，一共只占NASA總預算的30%，就是讓人可以從太空望遠鏡尋找火星木星生命那部分經費。一個太空計畫沒有了科研，豈不是失去動力？是科研探索讓太空開發成為高尚事業。

還有各國輪流來訪的科學家，在學術界提供他們的專業前研知識給有關的政府機構，並為司法部、國會兩院和白宮提供關於政策制定方面的意見，這種職位現在少了很多。

國家健康研究院(NIH)，一個為各大學提供研究基金、讓從事教育的科學家能夠開展工作的政府機構，極大增強了20世紀美國大學在基礎學科的建設，而不只是學習和提供學位的地方。

這種駐美國大學內的知識資本在世界上無與倫比，歷屆政府也了解科研領先的要緊，大力撥款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在基礎科學中，人出於好奇而發現新知識、新發明，究竟會引起甚麼樣的經濟、保健、安全影響是很難預料的。有人研究亞利桑那Gila毒蜥的毒液，卻導致GLP-1減肥藥的發明，恐怕連科學家自己都沒想到，無人能提前預料新的發現會把研究推向甚麼前沿。

Tyson的大學量子力學教授Ed Purcell因發現核磁共振現象而獲得諾貝爾獎。多年後一位醫療技術人員利用這個原子核區分能力來區分人體軟組織，發現了X光所未能發現的東西，MRI人體核磁共振成像儀就這樣發明出來。對醫療沒有興趣的Purcell有興趣分辨太空中的原子分子，後來的MRI在醫療界卻成為不開刀而診斷的重要工具。不斷移動的交叉學科研究前沿，讓社會的科技飛速發展。

如果你以為科學研究只是那些聰明的科學家沒有事做，在象牙塔裡好玩的，那麼他們的存在就不必要--你只需要建造工程師。如果你受雇於一個公司的研究開發部(R&D)，就不能被要求每季度拿出承諾多少營銷額的產品。你的成果恐怕很多年後才看到，就像量子力學，發現時還沒有電子信息存儲/提取技術呢--一切都想不到。

在過去兩年中，美國政府部門的科學家一共流失了1萬5千多名。不僅如此，一些大有希望的研究項目申請經費沒有在NIH得到批准，連已經批准的經費也有$20多億遭到取消和凍結，這就減少了政府資助的科學家參與做研究的數目。外行人閱讀那些標題，連研究項目都沒看懂(某些標題恐怕全世界只有100人能看懂)，想必是在日常生活中可有可無，何必贊助？於是砍掉。

但Tyson博士說，你砍掉的是未來這個國家的競爭力，一共三個方面--我們的健康、我們的財富、我們的安全。我們有歷史教訓。

他解釋說，如果你以為砍科學研究只是砍掉公司的R&D，削減百分之幾而已，那就大錯特錯，因為我們美國大學裡的實驗室、研究生、博士後項目都是在一起的。博士後就是獲得博士學位後留在學校幾年，在實驗室繼續做研究的那些人。你沒有錢資助這些實驗室的骨幹人才，實驗室就不在了。

Tyson博士有些天文學同事，紛紛接到從徳國、法國、西班牙打來的電話，說「我們這裡有資金充足的實驗室，我知道您的專長，也知道您那裡的實驗室沒有資金了，把您的整套運作搬過來吧！」20世紀下半頁美國就是這樣，到其它國家去摘櫻桃，現在是人家來美國摘櫻桃了。

不僅歐洲了解美國科學家現在資金短缺，連中國也知道。中國在發展，本來是學生來美國讀物理博士，然後留下來工作，現在接受了美國培訓後，在美國工作的條件不如回到中國去發展，在他們那裏培養下一代的研究生、博士生，出來後為中國服務。

這將是一個下坡，不是一個懸崖--當美國的科學家被別國摘櫻桃，實驗室關閉、科學家退休而替代的人才不在，美國就有了科學知識的真空，後果就是只好繼續走下坡。如果你覺得美國在國際上失去科技領先地位沒什麼不好，那麼這是你選舉出來的國家--不再發明創造。

由於美國所有的發明創造都是基於基礎學科的研究前沿，是那些不佔據新聞標題、不在互聯網上被瘋狂轉發的東西，沒有發明創造的美國將淡出世界舞台。我們將受到別國科技發展的震撼，而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用新的發明創造去震撼別國。

把辛苦賺來的科技領先地位拱手讓給別國，Tyson博士感到很痛心。美國不在領先地位，將少些安全、少些財富、少些健康，因為對美國影響很大的某個群體，沒有看到基礎科學領先的價值。

怎樣能夠改變現在這個國家走下坡的狀況？Tyson博士說歷史上美國遇到共同外敵威脅時，每次大家就會團結起來，改變現狀。我有些納悶，現在氣候變化不算大家的共同敵人嗎？顯然有一群人到現在還不信氣候變化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人類生存--無論你是甚麼政治觀點、族裔、貧富地位，都要應對越來越多的自然災害損失了。

機器手、AI、無人機

根據昨天《衛報》的報導，荷蘭海軍正在利用科技改造他們的海上防禦系統。武裝部隊的未來是無人系統，荷蘭正引領這一潮流，可以讓人「不進入危險區域」。

黑色「防禦1號」和「防禦2號」是海軍的耳目艦--但艦上空無一人，它們的行進路線由電腦系統控制，遠遠跟在目標艦船的兩側。這是荷蘭皇家海軍的未來。

無人系統專家中心的負責人是Sjoerd Feenstra上尉。他正在荷蘭北部的Den Helder海岸，領導一項為期五週的使命，以測試在沒有人為幹預的情況下的系統運作極限。他說：「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我們努力改變我們的海軍組織，大約十年後，所有的載人船艦都會被一圈盡可能自主運行的無人系統包圍。」

所有的無人駕駛設備--水下航行器、船隻和無人機--預計都要在未來世界各國的武裝力量中發揮關鍵作用。荷蘭最新的軍費預算承諾，未來五年內，一半以上的軍事行動將使用無人系統。英國也計劃在類似時間內，為這類技術投入超過£50億英鎊的資金。

這一切自動系統的核心是GeoSea號。它本來用於監測風電場周圍的海底，如今成為測試Noa無人機(外形酷似巨型蒼蠅)、Defender系列無人駕駛船、以及Lobster Robotics公司水下掃雷器的基地。這套「系統之系統」的設計概念隨著技術進步，可以隨時更換測試新型號的設備。

無人機已在實際衝突中投入使用。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無人機的使用和能力增長呈指數上升，它們在伊朗襲擊和中東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美國海軍今年也在針對伊朗的行動中部署了無人艦艇。

對荷蘭海軍而言，無人操作系統不只是一種潮流。Feenstra上尉說：「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利用無人系統來完成任務，以確保人員不進入危險區域。這項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尤其是在資訊量、速度和處理能力方面，而且有些任務極其枯燥乏味。」

例如，接到「監視那艘船」的命令後，荷蘭海軍會部署Defender巡邏艦，同時派出兩架碳纖維材質的Noa無人機，以及一架外形酷似巨型蝙蝠的無人機在高空盤旋。

發生技術故障始終是個風險。軟體整合負責人Ferdinand Peters說，AI可能會產生幻覺或產生錯誤結果，「你需要讓系統為你工作，而不是替你思考，我們需要仔細考慮應該在哪些情況下使用它，在哪些情況下不使用它。」

機器不會決定扣下板機。Feenstra上尉說「決策鏈中始終包含人」。倫理問題並非新問題：荷蘭的Goalkeeper防空系統是能夠自主運作的，已經40多年了。「我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即使有人制定計劃或收集信息，也會出現差錯，問題在於，如果一切都自動化，責任該由誰來承擔。」

對於一個人力短缺的國家來說，追求更大的自動化很合理。海軍分析師Lee Willett認為，荷蘭的做法為其它在北海和Baltic海開展安全合作的國家提供了借鏡。「荷蘭海軍實力超群，他們之所以能不斷提升自身實力，是因為意識到，在世界一個極其重要的地區，他們的海軍規模相對較小。」

倫敦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USI)高級海上力量研究員Sidharth Kaushal表示，潮流已經轉向此類系統--尤其因為它們可以減少長時間的航海。「無人系統並不完全消除對人力的需求--它們通常需要比較多的工程師--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它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平衡，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科學家回答性別角色問題

Neil deGrasse Tyson博士是美國的一名黑人天文學家，專精宇宙學，博士後之後不再做前沿學術研究，轉為在公共電視上做科普教育工作，聞名美國。他曾於2004年獲美國NASA傑出公共服務獎章，並於2015年獲國家科學院傑出公益奬章。

在下面這段視頻中，他與一位電視主持人Konstantin Kisin討論性別角色問題，指出我們每人看問題都難免受到自己文化的侷限，何必要干涉別人如何展現他/她們自己？Tyson博士建議，大家都需要不斷學習，發現新視野，修改規條。我按照發言者的意思，把sex翻為性別，而gendar翻為性別角色。



Tyson：我要說的是，我們在大街上看見一個人，就根據時裝、潮流、行為美學來確定這人扮演的是男或女(角色)。但若有些人喜歡在這個角色上保持一些流動性，比如有鬍鬚的人想要穿裙子等等，那麼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他們有自由這麼做。為甚麼有人會覺得自己有責任不允許他們這麼做呢？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自由？

Kisin：我們這個節目曾邀請訪談過跨性人，以及各種各樣的人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甚至有跨性的雇員。我沒有見過任何人阻止別人穿甚麼，行為必須如何，或名字必須怎樣取。但是...
T：所以你知道跨性的人是存在的嘍？
K：肯定的。正如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等等，但他們人數很少--或許跨性人的數量不是太少，但我想說的是，公眾意識中的這場對話不是因為有人想捍衛自己穿著的權利，而另一些人阻止，這場對話之所以成為重要，是因為我們根據一個人的性別賦予他/她一定的特權。比如女性只能進女更衣室和女廁所，只能與女子競賽，因為在各項體力競技方面，女子總不如男子。換句話，儘管我們尊重人穿著打扮，或你說你是男女的權利，但在某些場合，性別問題特別重要，會影響到別人。在那些場合，人們會說女子公平競爭，以及她們免受其它危險的權利需要受到保護。所以有這場對話不是因為有人偏執傲慢。

T：除了你說的這兩種場合的例子，請問還有其它例子嗎？
K：我還可以給你第三種情況：在政治上，議院有些席位是留給婦女的，在企業中也一樣，為了實現多元化的目標等等，所以當一個男人說自己是女人時，他就會有意無意地破壞這些為保護婦女權益而設的目標，需要關注。

(Kisin先生並沒有清楚地正面回答Tyson提出的問題--若有人不願跟隨文化潮流，倒想混合自己的外貌與角色，別人有甚麼責任去限制他/她們的自由/權利？Kisin顯然把跨性群體看為伺機侵占別人機會、而不是一個試圖過正常生活的群體。從甚麼出發點開始辯論很重要。)

T：你說議院留席位給婦女，目的是為了增加選民的代表性嗎？很高尚。跨性人更衣室或廁所問題是個可解決的問題：我所在的紐約，基本上每個公共廁所都已做成可供所有性別的人使用--單間鎖門廁所，或便池都關在隔間內--只有水龍頭公用。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空間，而不是性別角色共享隱私空間。紐約有一所20世紀初建的小學，一個入口寫Boy，另一個入口寫Girl--同一間學校，只在進門時分男女，很荒唐吧？很多事我們回頭看，都會覺得早時人們看事物眼光短淺。早先男廁的小便池安裝在牆上一排，現在的設計也都不同了--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Tyson博士用老牌小學男女入校用不同校門的例子，說明一個無法反駁的實際現象--當時人們覺得很合乎常理的做法，包括不同膚色的人走不同的門等等，現在看來很荒唐。這說明一個人可能對某問題很確信，不證明他觀點正確。)

T：體育比賽問題有個案例：有位女運動員被要求取消某個參賽資格，因為她的肌肉塊頭特別大，她的睪固酮水平天生就不尋常地高，而她在基因上是女子。不知道將來這些體育賽事是否不要看性別角色，只看運動員的荷爾蒙比例的水平...

K：等一下，男女的生理區別不僅是荷爾蒙水平不同，女性的髖角度不同、心肺能力不同、骨密度不同等等...
T：那些都無人提出問題。但在體育比賽時，做法都是將人群分組，讓競賽比較有趣，例如我一個190磅的人不該和120磅的人摔跤...
K：等一下，你若和190磅的人摔跤才不公平...

T：請你讓我把話說完--我知道你的大腦活躍，會提怎樣的問題，我有答案，但請你允許我用我的速度講話--摔跤比賽定下重量級類別，我只能與190磅重量級的人摔跤，其他參賽的人也一樣。跨性人競賽問題的討論，是把這樣的話題強加於人：我們是否需要改變劃分運動員的規則，讓競賽更加公平？--你已經過了青春期荷爾蒙改變？或你服用了青春期荷爾蒙阻斷劑？或你想參加比賽的話，目前的荷爾蒙水平如何？...用一點創意思考，不要一概說不。所有的競賽項目的設計都有創意考慮--比如划船比賽也分重量級，因為有人提出體力問題和解決方案。所以我同意你，這是個待解決的問題。跟據科學對人類生理的了解，這個問題不是解決不了。我們需要解決它，而不是把老舊世界觀強加於人類的現代新行為。

(與其把公平體育競賽當作禁止某些人參賽的理由，Tyson指出各種比賽其實總是在試圖避免不公平競爭的問題。諸如划船按體重分開比賽，有人坐下來設計一套比較公平的比賽原則，而不是禁止某些人參賽。或許跨性人可以填表申報自己的荷爾蒙水平？Tyson博士不是否認問題的存在，而是說問題尚未解決，讓我們來一起解決，人類能夠設計任何工程問題--很誠實也很聰明的爭辯。)

K：好吧。讓我們回到給婦女保留機會的(政治)問題上，她們會因為男人進入競爭而被排除在外吧？
T：謝謝提出這個問題。與此有關的另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是，婦女為甚麼會代表不足？有甚麼偏見存在，讓人不選婦女進入議會？這完全是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而不是事後提出一個選舉名額完事。
K：我不欣賞設立名額，但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很簡單，生理上的男性是否應該占用留給女性的政治機會？
T：而我的回答是：為甚麼需要為女性特別保留機會？因為社會出了問題，以致婦女在政府治理中代表不足。你想要解決保護婦女權利的問題，但不關心其根源問題，你的次序就搞反了，我會首先考慮深層問題。
K：但是現在就有婦女的權利被剝奪了，她們被迫與競爭力比較強的人比賽或與能力佔了優勢的人競爭。
T：我們正處於轉變時期，所以需要找到解決辦法。解決問題要求往事物發展進步的方向看，而不是退步回到事物的本來樣式，不然我(作為黑人)就還在與白人隔離，喝不同水龍頭的水的時代了。讓我們合併水源，從根源上創造機會，不再需要為婦女特別保留治理崗位的名額--我會這樣著手解決。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讓我們一起努力。
K：我想很多人不同意你的意見，因為他們看到婦女的機會被剝奪，他們看到不公平的比賽等等。
T：所以我們需要調整競爭場地和條件啊！不要忽然說，跨性人在不公平競爭中占了女人的位置是個大問題，請你趕快修整競爭規則。你修整好競爭規則那天，就會發現這整場辯論完全荒唐。

(解決問題要向前看，不能向後退，不然就要回到種族隔離的年代去了--這是一面歷史鏡子，照出保守的人習慣回頭看，最後總要低頭。Tyson不躲避存在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他說請對基礎條件進行修整！這就重新定向了討論話題--修整好基本競爭規則後，這場對話就會顯得荒唐。那些無謂的慌張禁令反而分散對修整工作的注意力。)

我多次領教過與保守派對話的滋味：他們喜歡打斷發言，找一個支節或你說話不夠嚴謹的地方，把話題岔開去。如果是用筆頭聊天，我經常需要澄清字眼的意思，忽略某些岔題，查找資料，把我的論點說得更準確。我斷定自己無法面對面辯論，因為那些人思路改變太快，我的拙口笨舌幾乎跟不上。Tyson博士及時指出這個問題，不容岔題，很好。

抵制威權主義的20課

Timothy Snyder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出版的一本暢銷書《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列出了20條歷史功課，告訴普通人可以如何抵制威權主義，維護民主。我把內容用中文列在這裡。



一、 不要提前服從。威權主義的大部分權力都是人們自願給的--人們(出於怕)會預先考慮，專制的政府想要什麼？然後主動讓鐵腕人物得到。這種主動的適應，就是在向當權者展示，他可以如何濫用權力。

二、捍衛(民主)制度。這些制度幫助人們維護尊嚴，而這些制度本身也需要眾人協助來得到維護。除非你真正有行動，口說「我們的制度」沒有用，因為制度不會做自我保護。除非從一開始就有人捍衛，否則它們會一個接一個地衰落。所以，選擇一個你所關心的體制--一個法院、一份報紙、一條法規、一個工會--站在它一邊。

三、警惕一黨專政。那些隨意改變國家法規政策、打壓反對意見的政黨並非一開始就擁有絕對權力。它們是利用某種歷史機會，讓反對派的政治生涯舉步維艱的。因此，請支持多黨制，捍衛民主選舉規則。趁現在還能投票，積極參與地方和州級選舉，甚至考慮參選公職。

四、對周圍世界的(政治)面貌負責。今天的符號象徵著明天的現實，對那些納粹標誌和其它仇恨記號，不要視而不見或習以為常。為他人樹立榜樣--移除這些記號。

五、堅守職業道德。當政治領導人樹立不良榜樣時，職業操守尤為重要。沒有律師難以顛覆法治；沒有法官難以搞假審判。獨裁者需要順從的公務員；集中營負責人則尋求對廉價勞工有興趣的商人。

六、警惕非政府的民兵組織。當那些聲稱反建制卻持槍的人開始穿制服、舉火炬和領導人照片遊行時，當支持領導人的民兵組織與政府的警察和軍隊混雜在一起時，邪惡的日子就真來臨了。

七、如果必須攜帶武器，請深思熟慮。如果你在擔任公職時攜帶武器，願上帝保佑你。要知道，在過去的罪惡中，警察和士兵也會發現自己做不合規的事。要做好不開槍的準備。

八、挺身而出。總得有人這麼做，隨波逐流太容易。你可能會感到不習慣，但這是爭取自由的途徑。想想民權活動分子Rosa Parks在公車上不為白人讓座，引發了抗議種族隔離政策的運動--當有人做榜樣時，就開始打破現狀，會有其他人跟著做。

九、請善待語言。避免使用人人都用(但意思不明)的短語--即使你認為知道大家可能的意思，還是要想出自己的表達。盡力多讀書、遠離網路(縮寫)。

十、尋求事實真相。放棄事實就是放棄自由，如果一切都不真，就沒有人能夠批評權力，因為批評沒有依據。如果一切都不真，那麼一切都只是表演，而財力雄厚的人總能買到最耀眼的聚光燈。

十一、調查研究。自己把事情弄清楚，花更多時間閱讀長文章，藉訂閱印刷媒體來資助調查性新聞報道。要知道，網路上有些內容是想要坑人的，務必了解調查那些宣傳網站(有些是國外的）。對自己所轉發、評論的內容負責。

十二、眼神交流和彼此打招呼。這不只是禮貌，更是公民和社會成員的責任，同時還是了解周遭環境、打破社會隔閡、辨別信任對象的一種方式。萬一進入一個互相告密的文化氛圍中，你也想要了解周圍的心理環境。

十三、操練「身體政治」。權勢希望你癱坐在椅子上，把情緒消散在屏幕上，從社交網上道聽塗說。但我們需要走出去，把身體帶到陌生的地方，結交新的朋友圈，和他們一起遊行。

十四、建立自己生活的隱私。統治者會收集你的個人資訊來擺佈你。定期清理電腦中的惡意軟體；記住電子郵件沒有隱私保障，考慮用其它聯絡方式，或乾脆減少線上聯絡，盡量進行面對面交流；同樣，解決任何法律糾紛，避免被拿到把柄。

十五、為公益事業貢獻力量。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或非政治組織，表達你的人生觀。選擇一兩個慈善機構，設定每月自動捐款，成為一個支持公民社會、幫助他人行善的人。

十六、向其它的發達國家學習。維繫在國外的友誼，或在其它國家結交新朋友。美國目前的困境只是某個大趨勢的一部分，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找到解決辦法。確保你和你的家人都持有護照。

十七、留心危險的字眼。特別警惕「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字眼的使用，「緊急狀態」或「例外」都不可隨便用來描述局勢。要對這類字眼的濫用表示憤怒。

十八、遇到不可思議的事保持冷靜。現代專制的本質是恐怖管理。當有恐怖襲擊時，記住專制者會利用此類事件來鞏固權力。利用突然的災難來中止權力制衡機制、解散反對黨、剝奪言論自由或公平審判程序等等，這些都是法西斯主義者慣用的伎倆，不要上當。

十九、做一個愛國者。為子孫後代樹立榜樣，讓他們了解美國的意義(就是不斷地爭取自由)--他們將會需要榜樣。

二十、要盡量勇敢。如果沒有人願意為自由而死，那麼所有人都會死於暴政之下。

以上20條容易閱讀和理解，旨在作為現代威權主義威脅下維護自由的「操作指南」。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制的國家並非理所當然，法律必須不斷完善，自由的原則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捍衛。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就在於反抗威權。

建數據中心無需民主？

數據中心的建造在美國不斷引起爭議。因為不同群體之間有利益衝突，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另一些人雖無直接的立場，卻關注這些中心的運作及其影響。

密西根大學的Lauren Mullenbach教授研究城市環境公正義的議題，內容包括平等的氣候適應、無家人口問題、綠化、人體健康和福祉以及公平的綠地開發等等。她在密西根州看到一些勢力的相互衝突，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介紹了情況，我在此把內容大意翻成中文。

在過去兩年裡，密西根州提出了30多個大大小小的數據中心計畫，其中一個是密西根大學的。Gretchen Whitmer州長對於吸引科技公司落腳密西根州很熱衷，甚至在擬建的數據中心選址處與科技公司執行長們合影。

密西根大學不同意在那裡建數據中心，所以提議選址在鄰近的Superior鎮。那裡有自己的水資源管理系統，但供水源要從附近的Ypsilanti社區公共水電局和Ann Arbor鎮購買。

分析這些項目背後的種種因素，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深層問題。圍繞數據中心的爭論往往展現為企業與社區成員之間的衝突，但同時也反映出社會價值、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利益之間的矛盾。

對於科技公司來說，他們當然渴望儲存和處理越來越多的數據。社會的許多重要功用都依賴幾十年來所建造的數據中心--提供網站服務、處理線上購物、發送電子郵件、簡訊和警報通知等等。

最近人們對AI系統的需求大增，推動了商業領域和人們生活對算力的需求增長，來處理所有的網絡詢問和篩選信息。

科技公司為了實現增長、不斷為股東增加利潤、從員工和資產中獲取更多收入，不斷地尋求更多土地來建造更多的數據中心。而密西根州立法機構則公開拉攏科技公司，立法免除數據中心營運商原本需要繳納的銷售稅和使用稅。

電力公司大多受州或地方政府監管，不得藉維護現有服務或售電來獲利。電力公司的利潤來自建造新的發電廠、變壓器、變電站、輸電線路，然後向客戶收取較高的成本費用。數據中心的建造一般要求對發電和輸電設施進行大量投資。例如，谷歌在密西根州Van Buren鎮擬建數據中心，需要2.7吉瓦的電力--相當於200萬戶家庭的用電量。

因此，電力公司希望有機會爭取到新的大客戶，並且可能願意承受一定程度的公眾反對。尤其在較小地理區域內營運的電力公司，它們高度依賴客戶以及基建所在地的經濟發展。它們樂意看到當地經濟增長，尤其是看到那些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遷入。這就促使它們積極參與地方政治決策，遊說區域利用規劃的修改以允許數據中心的建設。

在區域較大或整個州內運營的大型水電公司不太直接受服務區域內特定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它們同樣能夠對州議員施加影響。例如，DTE能源公司向州議員保證，擬建於Van Buren鎮的數據中心不會令客戶繳納的電費提高。

對於社區領導人和民選官員來說，他們往往對科技公司所承諾的就業機會很感興趣，因此傾向於支持和批准有關的興建許可證、修改區域利用規劃或其它政策改變。其實數據中心創造的就業機會並不多，但它們可能增加當地的房產稅收入，這對於沒有多少其它收益的小城鎮來說很有吸引力。

Mullenbach教授的研究發現，即使在人口萎縮或規模較小的城市，仍有尋求增長的壓力。這些城市尋求降低居民稅收，認為減少稅收或許能夠引進更多企業、更多產業和更多的新居民。這使他們對數據中心的建設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然而，並非所有社區領導人都支持數據中心的建設。有些人反對，卻感到束手束腳或無力阻止，或無法減緩其發展進程，Ypsilanti鎮和附近的Saline鎮就是如此。許多社區的一般民眾出於對噪音、土地利用、水資源和電力消耗的擔憂，都反對數據中心的建設。

他們還擔心數據中心可能會給水電用戶、納稅人以及那些必須承受環境影響的人帶來沉重負擔。民眾藉公開聽證會、規章修訂和選舉等民主程序行使權力，會遇到科技公司及其有關團體的壓制。

但選民確實有權利。2026年6月，猶他州選民罷免了長期擔任州參議院議長的Stuart Adams，他曾幫助一個大型數據中心在猶他西北部建造獲得批准。數據中心的建造能否在一個城市獲得批准，最終取決於政府公職人員如何權衡各方利益和社會政治力量。

經濟學家看AI

公眾對AI興起及其上兆美元的巨額市場價值既興奮、又恐懼，很多AI企業的首腦人物都說這項技術才剛起步。然而與經濟學專家交談，他們大多似乎不太關心。現在AI經濟學的重心不在大學，倒是一幫「AI彈丸」(形容對AI熱心但無名)的經濟學家在衝鋒陷陣。

大學經濟研究人員能夠迅速行動。2008年投資銀行Lehman Brothers倒閉，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學家們立即把銀行擠兌和信貸緊縮的研究變成學術主流。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兩個月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的經濟學工作論文中，近三分之一都聚焦於疫情影響，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迅速成為主流經濟學關注。

然而，ChatGPT已推出三年半，針對AI技術的經濟分析仍然相對匱乏。NBER發表的關於AI的論文比例正在上升，但即使到了2024，新冠疫情危機已結束，AI時代已開啟，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論文數量仍然超過了與AI相關的論文。2026年，NBER舉辦的醫療保健相關會議數量可能會超過AI相關會議。

有些經濟學家抓住了AI機會。史丹佛大學的Susan Athey正在探索AI讓人失業的問題；維吉尼亞大學的Basil Halperin清晰闡述了金融市場如何為AI公司的發展定價位。然而，很多熱心人物並不出名--似乎沒有多少經濟學家認識到這方面研究的潛力。一位自稱常與AI實驗室交談的經濟學家說：「我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嘗試與Anthropic或Openai交談，令人震驚」。

許多現有的研究都高度抽象。根據經濟學文獻資料庫ideas/Repec的數據，MIT的經濟專家Daron Acemoglu在AI經濟學中排名最高。他2024年初發表一篇論文，建構了一個複雜的AI經濟成長模型，預測對整體生產力的提升幅度不大。但George Mason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認為，那個AI經濟模型低估了AI新產品的創新能力。

許多與AI相關的實證研究似乎也建立在有缺陷的假設之上。史丹佛大學在Ideas/Repec排名第五，Erik Brynjolfsson和同事發表論文指出，年輕人從事AI相關職業的比例急劇下降，表示AI已在改變勞動力市場。然而把這一(失業)趨勢歸因於AI，就意味著公司在首次發布ChatGPT時就開始裁員--而那是一款遠未達到能夠取代人的產品。

經濟學家反應遲鈍、馬虎的原因可能有兩點。首先是AI帶來的衝擊類型不同。2020年，新冠疫情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世界，其影響幾乎立即體現在數據中。相比之下，AI改變經濟潛移默化。另外GDP資料幾乎不包含任何與AI相關的具體數據--例如對AI數據中心的投資只是估計。由於缺乏清晰的宏觀經濟影響和微觀經濟數據，那些專家幾乎無從分析。

第二個因素是經濟學家大多對科技持懷疑的態度。歷史表明，科技確實能慢慢提高收入，各種非技術因素(包括金融摩擦和文化阻力)都會阻礙收入增長。英國工業革命的技術突破花了幾十年才轉化為比較快的經濟增長。

Halperin教授及其同事最近發表一篇論文，報告一項調查的結果就反映出這種懷疑。假設AI在2030年發展到「迅速」推動經濟，也就是AI能夠與最聰明的人競爭甚至超越他們，那麼到2050年美國GDP增長率是3.5%（相比之下，AI研究人員預期達到5.3%)。芝加哥大學有一項調查，11%的一流經濟學家認為AI的應用會在10年內「導致發達國家失業率大幅上升」。如果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不認為AI會帶來變革，也許他們就比較傾向於繼續研究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其它領域。

對AI有興趣的經濟學家找到兩處比較自在的地方。第一處是政府部門，尤其是統計機構和中央銀行。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加拿大統計局調查追蹤了AI技術在經濟領域的採納；英格蘭銀行每月舉行「決策者小組」會議，探討商界人士對AI的看法，英國政府最近成立了「AI經濟學研究所」；在最近一次OECD會議上，政府財務人員思考如何更新AI時代的生產力衡量指標--這些工作建構未來經濟學家所需要的數據基礎。

第二處是技術前沿。2010年代，AI實驗室招攬了大批傑出的電腦科學家設計模型。芝加哥大學的Ufuk Akcigit和同事發現，到2019年，超過三分之二的AI研究人員在企業界工作，而2001年還不到一半。如今大多數AI經濟學家也受聘在企業界工作。

Anthropic公司已任命維吉尼亞大學的Anton Korinek(在AI理念排名第二加入其經濟學研究團隊；OpenAI聘請了杜克大學的Ronnie Chatterji擔任首席經濟學家；谷歌旗下的DeepMind最近聘請了芝加哥大學的Alex Imas擔任其「AI經濟學總監」。《經濟學人》粗略統計，有幾十位不起眼的AI(彈丸)經濟學家接受了企業界這類職位。

AI實驗室很吸引人：它們不僅擁有最好的數據，或許與立法委員對話。說不定矽谷最受歡迎的播客主持人也邀請你上節目呢。科技公司的財力也遠勝於大學，即使是相對初級的經濟學家職位，年薪也可能達到$30萬以上。雖然比不上AI程式設計師，但遠比教經濟學入門課程好多了。《經濟學人》半帶調侃地說，有些幸運兒甚至還能獲得公司的股票期權呢。

校外AI研究的質量正在提升。在Peterson國際經濟研究所，Korinek先生和加拿大銀行的Patrick McKelvey建構了「AI GDP」模型。論文解釋說，如果衡量得當，2024年和2025年美國AI GDP人均成長可能超過2000%。Imas先生發表一份報告，追蹤AI對生產力的影響。他判斷AI在小範圍內提高了生產力，證據令人鼓舞，但沒有對宏觀經濟產生甚麼影響。

看上去令人興奮(至少那些AI彈丸的記者感到如此)。但Korinek先生或Imas先生的每一項精妙研究，都會在AI實驗室得到一些不給力的結果。 Anthropic公司發布的「經濟指數」其實並非指數，只是對其聊天機器人Claude使用的資料隨機收集。今年3月Anthropic發布一份報告，結論是「人們會累積經驗而較熟練地使用Claude」。去年，OpenAI發布一項研究，顯示ChatGPT有20-25%的信息都涉及「尋求資訊」。

前沿研究若轉移到企業，經濟學家可能會步上微軟、谷歌等公司的「科技經濟學家」後塵。他們較少關注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問題(例如社交媒體對兒童是否有益)，而比較專注於一些具體問題(例如如何更好地設計廣告拍賣)。研究發現從學術界過渡到企業界後，研究論文數量減少，獲得專利數量增加。

還有利益衝突--AI實驗室研究人員可能面臨壓力，只發表讓AI看來有用且安全的研究成果。去年經濟研究員Tom Cunningham離開OpenAI，據報他對自己能發表什麼和不能發表什麼感到沮喪，最後他加入了一個致力於評估AI模型及其威脅的研究機構。在一個充滿潛力也充滿危險的世界裡，社會需要公正的研究人員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

靈恩運動與基督教國家主義

《今日基督教》雜誌社Russell Moore與David French一起回顧2016年以來美國政治和美國福音派的變化，我把大意翻成中文。

F：我們正在來到一個歷史節點，南美浸信會(SBC)、福音主義、甚至有人說是整個美國已發生根本改變。我卻要說，所有非宗派的靈恩教會，連同SBC和快速發展的福音主義--很多敬拜音樂、關於川普的預言都從這個新的改革世界出來，對於非靈恩的朋友們影響很大。

他們把非宗派的靈恩信息轉發出去，說「我竟不知道，川普的事這麼多年前就預言了，太瘋狂...」。不知是不是我誇張了，但我確實相信，這種自由快速傳播發展的信息是很大的文化驅動力。它通過成功神學，以靈恩靈袖為主導，我們都知道，新使徒改革宗(NAR)教會就是從靈恩運動中出來的。強調主對使徒的恩膏，面對生活中所有的困難和挑戰，證明領袖的公義領導不可質疑--人怎能反對上帝所膏立的人？

結果，多年來美國上千萬的NAR信徒受到教導--某些領袖有從神來的直接啟示；強有力的領袖總會遇到許多抵抗反對和受譴責，但那些都是來反對主所膏立的人；重視預言--現在無論是推特影響，還是超級改革的SBC或是甚麼，都比不上那些NAR人物--他們不主導推特，卻在臉書和油管上。他們銷售大量書籍，但不在《紐約時報》上搞書介或書評--他們在一個有很大文化影響力的平行世界中。藉著成功神學，藉著領袖主導，我想人們至今還低估靈恩運動的強大力量。從最初就一直支持川普的屬靈顧問Paula White，宣揚國教主義的用聖經律法塑造現代社會，塑造一批不惜在J6闖國會的急先鋒分子。

靈恩運動的影響如此強大，我完全沒注意。它對文化的影響遠遠大於福音運動，而且靈恩運動的文化正與川普的人格吻合，令人震驚。

M：請說說為甚麼會這樣？特別是15年前，成功神學的靈恩主義福音盛行，人們感到經濟上缺乏保障之時，靈恩主義為甚麼能在德州房地產經紀人當中特別盛行？

F：問得好。首先，靈恩主義比較傾向是工薪階級的宗教信仰，川普的基本盤是工薪階級。有趣的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基本盤有個翻轉：現在沒上過大學的人傾向於投共和黨的票，而有大學學位就傾向於投民主黨--原先是知識分子選民選共和黨。所以，靈恩運動不僅僅是工薪階級的信仰--它突破了頭腦理智敬拜--那種3首詩歌、一篇禱告加45分鐘大聲疾呼的講道，形式一成不變。

靈恩教會的美在於一個信息--你在聖經中讀到的一切，上帝如何能夠超自然地干預你的生活，全都是真實的，新約聖經中記載的一切仍在今天的信徒生活中發生--生機盎然的敬拜、多人得醫治的見證...你忽然感到上帝的臨在很真實。這一切都奇妙到無法言喻，非常吸引人和享受。

我曾屬於一個小小的神召會，在其中做執事，我經歷過得醫治的神蹟奇事，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反差很大。我喜愛那個教會，記得有一首詩歌唱「沒有一人太失落是你不能救的，沒有一人太低微是我不能服事的」，那是靈恩教會的主要精神--沒有太窮、犯太多罪的人是我不能服事的。假如你是流浪漢或吸毒上癮或遇到任何不幸，你走進我們那間肯德基鄉村的小教會，那幾乎是你的情形越糟，人們越多對你表示愛心--這是個最好的重新開始的機會--這是靈恩主義興起時非常好的一面。

後來黑暗的一面出來，就是形成一種成功神學的世界觀，狂熱與你的健康和錢財聯繫上：上帝若喜悅你，你若有足夠的信心，或支持這個人，或奉獻這麼多簽，祂就會神奇地恢復你的健康，或給你錢財--那些是明顯的標記。請注意，這個群體在財務方面是軟弱掙扎的。

而川普剛好很有錢、又有精力、會利用人性的軟弱--他魔鬼般地狡猾包裝自己，聰明地去找那些NAR(靈恩教會領袖)人物，不然那些老牌的共和黨人絕不會接納他這種人--太出格啦。

M：絕對太出格，理由之一是形象太糟，理由之二是好像為犯罪分子平反。

F：川普的精明在於，給那些本來不會在政府中得到權力和地位的人榮耀，他們就會對你無限忠心。並且這還驗證出他們成功神學的正確性：看主為我行了何等的大事，我向主忠心，現在站在權力的殿堂--我在橢圓辦公室，原本在(政治勢力之)外的人現在進入內部--按照主的旨意行，祂就提升我，使我成為大有能力。

然而耶穌的教導是，拿起你的十字架，跟從我會遇到困難和逼迫，你可能為主受苦，但上帝與你同在。這和他們的版本非常不同--上帝與你同在的證據是你有能力有名譽有地位，能夠站在橢圓辦公室就表明了這個道理，...「正如我所預言/預見告訴過你們的」...

怎樣叫作「思想開放」？

多數人認為自己的思想開放，也希望別人認為自己開放。但是，拿宗教信仰或人生意義為例，沒有多少人真的願意考慮自己可能信錯，更不要說去做功課修改信念了，很難的。從某個基本層面來說，我們人類的思想是有些封閉的。

Daryl Van Tongeren是密西根一所基督教大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研究人生重大問題，諸如「甚麼讓人生有意義」和「人類本性」。他一直對於人為甚麼會抗拒自己核心信念的改變很有興趣--人人都可能把事情搞錯，或無法確定自己是選對了路，保持思想開放、同意修改觀念不是很好嗎？

他研究了幾十年，發現人最深的信念有著重要的心理功用，所以難以改變。承認自己看世界的核心信念可能出錯，是件讓人不安的事情。本文是轉發他文章的內容，加上我的括號中評論。

Tongeren教授將思想開放稱為「既存的謙遜」，就是：當看到證據時願意改變自己的最深信念。儘管看到自己信得不正確之後仍然持守那個信念可能比較難，但堅持下去的好處是能夠在群體內建立比較強健的關係，並學習接納彼此不同的看法。

人的信仰形形色色，從平凡瑣碎到宏偉壯麗。「鳳梨是不是合法的披薩配料」與「死後是否還有生命」是很不同的問題。然而，這些看似不同的信念透過一套環環相扣的概念和原則連結，幫助人理解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心理學家把這些信念叫作「世界觀」，這些觀念為亂七八糟的環境事物提供意義，它們塑造人的價值觀--給人甚麼重要、甚麼合乎道德倫理是非的感覺。

把自己的世界觀看作理所當然，假定所有有理智的人都會同意，這是很自然的。這些世界觀的核心蘊藏著你最珍惜的信念：我是甚麼人，我的生命有甚麼意義是，我的是非觀念。問問自己，你有多大意願去修正自己這些信念？你對自己的看法有多確信？要想改變這些信念，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回答：恐怕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質疑自己這些問題的代價很重大，關乎自己生存的意義。世界觀能夠幫助自己緩解焦慮，有堅定的信念能幫助人度過每一天。例如，相信人有來世能夠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因為來世觀念否定死亡是人生存在的終結。而另一方面，缺乏對前途的確定性可能讓既存的焦慮悄悄滋長。

2022年，Sun教授和同事對一群人進行調查研究，列給他們一系列的題目，請他們反思自己的信念。他們同時還就改變信念的問題請那些人為自己打分：你對這些信念有多大的確信度？在多大程度上你可能願意改變自己這些信念？

然後，他們請參加調查研究的的人評估自己的焦慮程度和康寧程度。比如，對自己生活的意義和目的進行評分，若有宗教信仰的話，他們從中得到多少平安？

對大學生、成年人、和修改自己宗教信仰的人進行的好幾項研究，都發現願意敞開思想、訂正自己核心信念的人常常為自己的康寧付出代價。例如，比較高的既存謙遜常常與較高程度的對死亡焦慮，以及較低生活意義感有關聯。(注意：關聯不等於因果關係，後者可能引起前者。)

人類有兩個看上去似乎彼此相爭的需要：確定性和好奇心。有時這兩樣難以同時保全：人們一方面希望有堅定的信念--信念堅定讓人感到安全，有人生答案。然而堅定的信念可能會孕育出不寬容的態度--確信自己正確，不給別人的不同視野留空間，信念變成了你是我非的比賽。

有不同觀點的存在會讓一些信念堅定的人感到危險。為了重新確信自己觀點，人們可能試圖說服別人改變他們的觀點，也可能輕忽別人的觀點或乾脆全面否定別人的世界觀。可悲的是，希望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信念常常導致暴力。

另一方面，人們也渴望成長。好奇心驅使人們去探索新事物，幫助他們保持開放的心態，一旦遇到足夠有力的證據，就會修改原有的想法。這種開放性雖然使人寬容，但也可能讓他們比較容易焦慮。

(讀到這裡，我很想問問Tongeren教授，他認為那些為好奇心所驅使的科學家都會比較容易焦慮嗎？對自己才幹和價值很確信的人會傾向於思想不開放嗎？)

換句話，Tongeren教授研究發現：堅持某些重要信念會帶來內在的益處：他們會感到強烈的意義感和安全感。但這會帶來人際互動上的代價：對他人觀點的寛容度降低。而以成長為導向的開放態度會使人比較寬容和慷慨，但也可能帶來心理上的「代價」。

為甚麼呢？Tongeren教授研究既存謙遜，了解到人們為何難以改變固有觀念。因為世界觀是由相互關聯的信念構成，承認自己在小事上犯錯意味著他們也可能在大事上犯錯。(很多人)往往不願面對這種焦慮，反而會更加做出自我防衛。

既存的謙遜會使人受益，無論是與朋友、鄰居或陌生人交往。但它也可能造成心理負擔，讓許多人感到代價太重。考慮到它所帶來的益處，Tongeren教授認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

哲學家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一書中曾斷言：「知道為何生存的人可以承受任何形式的付出。」 Tongeren教授認為，既存謙遜的價值在於成為比較好的鄰舍，積極參與社區，使這個世界有更多的愛。

如何操練既存的謙遜呢？讓思想比較開放是沒有捷徑的，人們需要逐漸學會容忍因不確定而產生的焦慮。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慢慢適應--即使信念可能出錯，也能坦然接受。讓我們與不確定性和平共處--與這種張力為友。

Tongeren教授相信，既存的謙遜雖然很難，但如今的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它。致力於操練這種美德或許可以改變自己和社區，這絕對值得。

(我對Tongeren教授這篇文章有兩點補充意見：第一，婦女在家中恐怕要較多地面對某種不確定性，她如果不想快速離婚，就必須學會耐心容忍各種的生活不確定性。這也許是婦女通常比較擅長人際交流的原因--男人感到太重的心理負擔，很多女人恐怕會習以為常。第二，承認自己在大小事上可能搞錯並坦然修改信念，在我看能夠減輕心理負擔--人何必時時需要證明自己的觀念正確呢？好像小孩子，若誤解了甚麼或受到誤導，可能有各種原因，大概不是故意的，可以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