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轉發《紐約時報》去年6月的一篇報導。
薛海培1987年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讀研究生,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當時他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回憶說:「那時人們對我們充滿好奇,邀請我們去家裡做客,想和我們交朋友,一個非凡的年代。」許多中國人視美國為機遇燈塔,態度很開放。
這段始於上世紀70年代卡特總統時期的中美學術交流,曾是美國軟實力外交的重要體現,與現在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去年五月,美國政府宣布「大力撤銷」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在「關鍵領域」學習的中國學生的簽證,還計劃加強對學生簽證申請人的審查力度,包括審查他們的社交媒體記錄。這些政策勢必縮減中國赴美留學生的規模,幾十年來,中國留學生已經成為美國校園的一部分。2024年大約有27.7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
川普政府指控中國利用美國高校增強其軍事與科技實力,政府官員們聲稱部分中國學生可能已構成間諜活動與技術盜竊的危險。國務院發言人Tammy Bruce表示:「我們正在利用一切工具了解誰想進入這個國家,以及是否應該允許他們進入。每一次簽證決定都是國家安全決定。」
對於現年64歲、華盛頓特區的公民團體美國華人聯盟會長薛海培來說,美國的政策轉向讓人深感失望。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來美的經歷恰是中美兩個超級大國關係升溫期的縮影。薛海培回憶起美國人的慷慨,是與雷根政府關係密切的富商David Scott藉一個基金會資助了他的學業。
他說那是兩黨共同接納中國學生的時代,最終催生了1992年的《中國學生保護法》--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賦予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合法居留身份。「當時我們獲得的支持、關懷與關心令人感動不已。」薛海培曾幫助推動這項立法,並長期倡導放鬆中國的威權統治,增加國內自由。
薛海培對川普政府的關門政策感到痛心,認為這違反了美國的「人類燈塔」形象。
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歷史悠久而複雜,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50年代,當時耶魯學院有位容閎是首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正如研究中國問題的退休歷史學家、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主席Robert Kapp所解釋的,早期留學生尋求從西方學習先進知識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20世紀70年代,尼克森總統和周恩來總理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開啟了學術交流的新紀元。隨後,中國同意向美國派遣幾千名學生,這一數字後來逐年增長至每年幾十萬。Kapp回憶卡特總統的話:「你們為何不派些學生來美國呢?」鄧小平回應道:「那1萬名如何?」--故事就此開始了。
對中國而言,派留學生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步;對美國而言,接納中國學生體現了美國的軟實力。20世紀80至90年代,大批才華橫溢的中國學生赴美,其中許多人在美國的學術、商業及科技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美國大學中的中國學生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從最初的以研究生為主,到如今本科生數量不斷增加。
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專家David Bachman教授表示:「教育開放對建立聯繫、搭建橋樑至關重要。」但他接著說:「可以想見,十年後這裡的中國學生將寥寥無幾。」
美國留學中國的學生也同樣。美中教育信託基金執行董事Rosie Levine指出,隨著新冠疫情期間中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在華的美國學者和研究人員數量已從2019年的1.1萬人降至2024年的不足1千人。
Levine稱,川普總統的最新舉措可能導致北京採取反制措施,進一步限制美國在華學生數量。她認為這會削弱美國對這個關鍵世界大國的整體認知,一方面需要對付安全威脅,另一方面美國需要講究策略。「國家安全政策覆蓋面太廣了,以至於美國官員無法有效區分,哪些人構成安全問題?哪些人純粹來尋求教育機會?」
Levine說,她認為政府對個人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關注也讓新的審查程序備受質疑:「中國有9900萬名共產黨員,為共產黨工作或成為共產黨員,根本無法作為判斷一個人意圖的依據。」
例如薛海培,川普政府發布聲明後,他輾轉難眠,反覆思索四十年前的美國與如今的反差。他說:「這讓我幾乎無法理解,情況怎麼會惡化到這個地步--外國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被視為潛在的負擔而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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