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教授訪談

我曾介紹過美國最高法院出現公信力問題，首席大法官Roberts也承認美國的司法獨立遇到挑戰。密西根大學法律教授Leah Litman最近出版一本新書，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問題：大法官們不再堅持憲法，乃靠個人見解來運作。她最近為此接受記者Michel Martin的訪談。

Martin：您的新書，標題很明確--《LAWLESS: How The Supreme Court Runs on Conservative Grievance, Fringe Theories, and Bad Vibes 》(意思最高法院靠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運作，讓這些變得比按憲法推斷還重要)。首先請問，您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
Litman：好幾個因素讓我知道。首先，我在2011年至2012年擔任最高法院書記官。當時最高法院審理對奧巴馬醫保法案(ACA)的違憲訴訟，以一票之差保護了那項重大法案，無疑影響了我的想法。其次和第三，我作為訴訟律師和教授，密切關注最高法院，與人共同主持了一個關於最高法院動態的播客，六年來每周、每天閱讀這些大法官的意見，還會去會聽他們的口頭辯論。在這些口頭辯論中，他們有時發表精心粉飾過的意見。

M：如果大家還記得保守派的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裁決意見常常在中間搖擺，決定判決結果。您是否相信，因為他的搖擺不定，所以能夠公平地權衡雙方的證據？
L：說Kennedy大法官搖擺裁決很恰當，因為他並不總是與共和黨大法官，或與民主黨大法官站在同一陣線。不過他對競選資金、第一修正案、LGBT平等權利等一系列案件議題，都抱持非常堅定的觀點--那個時代已過，在目前黨派分化的時代，大法官的觀點與任命他們的政黨一致的比較多。
M：您認為現在的最高法庭有任何人所扮演的角色與Kennedy大法官相似嗎？
L：我認為沒有。這不是說我認為所有大法官都在做一些不正當或不適當的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雖然會在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共同投票，但他們並不習慣這樣做決定，例如像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那樣，讓人們比較難以參與民主，或(用誤導性省略號)來廢除《選舉權法案》的關鍵部分。

M：為什麼您說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讓我們先談不良情緒，在關於LGBTQ平等的那一章中，您說「法院大法官們的推理往往是基於直覺和黨派偏見，而不是法律依據」，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L：我用Vibes，只是想與法律形成鮮明對比，意思他們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政治觀點或政黨的時代精神來裁決的。舉例，在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受憲法保護的判例中，Alito和三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合撰一份異議書，說承認同性/異性婚姻平等的判決會促使持有傳統婚姻觀的宗教和社會保守派受邊緣化對待，甚至好像過去對同性戀者和少數族裔那麼嚴重殘酷。這是一種相當扭曲的世界觀，反映出情感而非現實。
M：您能夠舉例說明，哪些邊緣理論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太多影響？
L：我可以舉「單邊行政理論」為例。這個理念由雷根政府推行，主張總統擁有全部行政權力，甚至他必須有能力控制和監督聯邦行政部門的每個人。最近共和黨任命的幾名大法官，根據這一理念允許川普違反聯邦法律解僱員工，像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專員，以及和功績服務保護委員會的委員。這個理論擴大總統權力太多，以至於總統現在能夠採取違法行動。
M：那麼保守派的不滿呢？保守派，通常被理解為傾向於支持有限的政府而非擴張政府，傾向於主張對個人自由干涉最少，而非某種比較極端的觀點。您用「不滿」這個詞，請解釋，保守派的不滿和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有什麼區別？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L：我同意，一般我們講保守主義，指的是支持小政府，而不是侵犯各種人的權利。而現在這個最高法院，我認為不符合一般的保守派描述--他們願意對法律做出相當迅速和重大的改變。所謂保守派的不滿，指的是：現在共和黨選民、社會和宗教保守派、共和黨政治精英，都認為自己受害了，被施加了壓力。他們感到遵守民權法是被迫的，歧視那些性別角色/表達少數的人受到禁止就是受害等等。我認為這些不滿情緒是他們想要改變當今法律的一大動力。

M：今年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結局出人意料。上週最高法院拒絕批准俄克拉荷馬州動用公共資金開設一間天主教特許學校，該校計劃在其課程的各方面啟用宗教教義。我們不知道作為天主教徒的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是否贊成，但她幸虧迴避了，以至於此案以4比4持平，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您怎樣看這個裁決？
L：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願意考慮把憲法解釋成不再禁止各州開辦公立的宗教學校，這絕對讓人震驚。因為憲法有個政教分離的原則，本意就是禁止政府確立某個宗教，禁止政府將某個教義奉為真理。而四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卻認為，「政教分離條款」是對那些希望開辦公立宗教學校的保守派人士的一種歧視。這是保守派怨恨心態蠶食美國法律的一個絕佳例子。還有許多正在審理的其它案件也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估計這問題在未來幾年內還會回到最高法院。

M：您在書中寫了把最高法院視為憲法中立的危險性：「最高法院權力極大，但人們不知道，這兩個因素結合，就很危險」。為什麼危險？
L：因為人們沒有關注最高法院的作為，以致他們誤解了誰應該為政府的各種決定負責。例如，如果你看看最近的民意調查，有些選民以為拜登總統應該為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裁決負責，因為那件事發生在他執政期間。還有的選民沒有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是因為拜登沒有兌現他所承諾的減免學生債務。但他嘗試了，是最高法院的六名共和黨大法官阻止了他。我認為人們對政府的了解越多，就越清楚該追究誰的責任，以及在不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
M：有人可能會問，這種情況一直是這樣？或是近年來才變成這樣的？這些大法官，每個人都來自特定的背景，他們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採納了一定的信念。
L：我認為法院一向都有政治傾向，大法官的生活經驗和世界觀很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決。法院對政府的本質和運作影響很大，但我認為法院已經變得黨派化，這並非它一直以來的所做所為。也就是說，大法官們在其判決中難免反映自己的某種意識形態或世界觀，但如今他們在黨派劃分上的分歧程度不同了--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做一件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做另一件事。此外，他們現在所做的判決迎合並得到日益狹窄的社會群體支持。

M：請詳細解釋一下。我們現在僅看黨派之爭嗎？既然這個國家的政治如此黨派化，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更大？
L：我們可能都有黨派偏見。但我所以認為大法官的裁決與黨派偏見有關，是因為那些觀點寫在共和黨的政綱裡，有共和黨政治菁英的支持。所以，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中承諾，要任命能夠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判例、以及能推翻同性婚姻平權判例的大法官。當有些共和黨國會代表試圖提出立法，限制政治捐款，他們的國會領袖就反對，因為很多共和黨代表的權力和席位得益於這些捐款。我認為這些都是共和黨人逐漸接受的觀點，結果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突然發現憲法裡有這些觀點，或者他們可以這樣解釋憲法。

M：我們還看到，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看，許多這類決定都充斥著權力博弈。推翻聯邦墮胎合法性的判例極不受歡迎，即使在保守勢力很大的州，選民一有機會就此議題投票，他們一定表示支持擴大或維持墮胎權利。大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大法官在乎嗎？
L：我認為他們不在乎。保守派法律運動創立了一套體制，讓這些大法官能夠做出那些普遍不受歡迎的裁決，所以他們還是得到了一些肯定，但我認為這也說明最高法院已經遠離了人民和我們的民主機制。隨著參議院的代表性下降(各州無論人口都有兩名代表)，總統可能在沒有贏得普選的情況下獲得總統職位；隨著選區劃分的不公，眾議院的代表性也下降了。最高法院不關注公眾輿論，是因為那些本來可以制衡最高法院的體制本身對公眾輿論的反應就不太積極。

M：這裡面是否有甚麼名堂？Mitch McConnell作共和黨參議院領袖很久，他爭辯說「選舉是有後果的」。如果保守派成功把任命大法官變成一個投票議題，那麼自由派沒有選擇這麼做，至少沒有那麼成功。對此您有甚麼看法？
L：兩條。首先，我確實認為民主黨和進步人士需要比較好地將最高法院融入自己的政治生活，讓左翼選民像右翼選民一樣，比較關心最高法院的構成。其次，如果說選舉會產生後果，那麼所有的選舉都一樣。我若沒記錯，Scalia大法官於2016年去世時，奧巴馬總統仍然在任，因此他有權提名替代的大法官，但McConnell阻撓了--他似乎只認為某些選舉會產生後果。
M：有人會說，您之所以寫下這本嚴厲譴責最高法院運作方式的書，是因為您不同意他們的判決--如果您同意他們的判決，那麼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您說呢？
L：我想我能指出書中一些大法官的例子，為達成他們所做的裁決而耍了相當的花招。一個例子：2013年Shelby郡訴Holder案，最高法院廢除了1965年《選舉權法案》。怎樣廢除的呢？刪除一個重要的反歧視條款！那個條款要求某些種族歧視嚴重的州在修改投票政策之前，必須通過聯邦政府的預先審查批准。Roberts大法官寫多數派裁決意見時加插了一個省略號--他好像在依據一個先例案件，但那個案件所說的與他所稱的截然相反。他說《選舉權法案》違反了平等主權原則，其實不違反。如果讀完整的引文，就知道那個原則並不適用於批准一個州加入聯邦以外的情況。所以，Robert大法官扭曲一個理論，把國會對各州的規定變成各州加入聯邦後對國會的限制。

M：我們越來越發現，很多保守派法學家就一些案件提出了反對意見，尤其是在總統權力問題上。這很有趣，因為許多人直言不諱，表達出他們對最高法院如此支持總統的極端權力很擔憂。這種情況您認為會如何發展？
L：我擔心這些人會被當作掛名的共和黨人(RINOS)而遭到冷遇。最高法院最近有機會削減他們的總統刑事豁免權決定，控制總統權力的擴張。當川普求法院請求允許他違法解僱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和另一位聯邦專員時。最高法院做了什麼？加倍強調「單邊行政理論」，還聲稱川普可以先發制人地推翻國會先前所維護的獨立機構。他們似乎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受到因賦予川普總統權力擴張而面臨的批評的影響。
M：在川普政治權力崛起的過程中，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他如何顛覆了一批面向公眾的思想家，尤其是保守派--他們紛紛辭職，聲稱「無法在川普黨內繼續運作」。有些終生保守的人撰寫文章和新聞通訊，發表在Substack這樣的平台上，目標是呼籲人們關注這個體系的弊端。您作為Kennedy大法官的書記官，您要怎樣？您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否已被這個時代改變？
L：我改變了自我表達；增加了讓別人聽到我聲音的義務感；也比較願意公開地批評。毫無疑問，我所寫的東西可能會讓我無法擔任有些職位，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分享這些意見。我認為這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們的體制架構，以及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更大的問題，例如最高法院自行選擇案件的權力。看到法庭誤入歧途，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越來越大，讓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事物現狀，以及我們可能必須做出的改變。

AI協助救災

當發生颶風、野火、地震的時候，救災的分分秒秒都是性命。緊急救援隊需要很快找到受災的人，送來救助和彼此保持互助聯絡。在當今的世界裡，最快得到信息的渠道要算是社交媒體了。

近年來，研究人員開發人工智能工具，在緊急狀態中利用社交媒體，掃描幾百萬比如X、臉書、Instagram帖子。然而，目前的系統利用大多只是尋找一些關鍵字或災害圖像。

Ademola Adesokan是密蘇里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AI科學家。他研究開發更先進的模型，能夠理解貼文的含義和語境(研究人員稱之為「語義」)，來提高系統在緊急情況下識別需要幫助的人、分類態勢感知資訊的準確性。結果表明，這些AI工具能夠幫助救援隊比較清楚地了解現場狀況，以及哪些地方最需要立即的幫助。本文是Adesokan教授對這些AI工具的介紹。

人們每天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貼文有幾十億條。災難發生時，他們經常分享照片、影片、短信，甚至分享自己的位置資訊，這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即時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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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這麼多帖子，讓人很難快速找到最重要的資料，AI正是為此而生。這些利用機器學習的AI系統每秒可以掃描幾千條帖子，查找緊急訊息，識別圖片中顯示的損壞情況，並區分真實信息和謠言。


怎樣訓練AI救援系統呢？研究人員首先要告訴AI理解甚麼是緊急狀況。在Adesokan教授查看了幾千條與災害有關的社交媒體貼文，把它們分成幾類，例如求助人群、受損建築和一般評論，然後利用這些樣本來訓練AI程序去自行分類新的貼文。

下面一大步是教AI程式同時辨識圖片和文字。例如，一張被洪水淹沒的街道照片，和一條類似於「我們被困了」的信息在一起，比分開的識別更有力，讓系統能夠更好地顯示人們需要幫助的地點，以及損失的嚴重程度。

尋找資訊只是第一步，AI系統的主要目標是幫助緊急救援小組迅速採取行動，救人性命。Adesokan教授正在與國家的緊急應變小組合作，將這項AI技術添加到他們的運作系統中。當災害來襲時，讓新的程式可以顯示出哪些地方需要幫助，按緊急程度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幫助救援隊把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例如在洪水爆發期間，新的系統可以快速識別人們求助的地點，按緊急程度把這些區域排序，有助於救援隊更快採取行動，甚至在官方報告尚未到來時就開始協調援助物資的運送。

利用社交媒體在災害中提供幫助聽來很棒，但常常並不容易。有時人們會發布一些不實資訊；有時同一則信息被發布多次，或沒有明確說明問題所在等等。這些情況會讓系統難以判斷哪些信息是真實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desokan教授正在研究如何檢查帖子的可信度--查看帖子的發布人、他們使用了哪些詞語，以及其它帖子是否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等等。重視隱私也很要緊--只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帖子，不顯示姓名或個人資訊，努力尋找信息的整體規律。

隨著AI系統的不斷改進，它們在災害中發揮的作用可能越來越巨大。新的工具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信息，甚至可能幫助救援機構在災難尚未發生時就發現潛在危險。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的加劇，政府需要快速取得有效信息。如果使用得當，社交媒體能夠展示出最需要幫助的地點，協助救命，並更快地將救援物資運送到正確的地方。

照說，未來的緊急救災工作一定有AI的參與協助。隨著研究開發的不斷進展，有一點是明確的：災害應對不再僅僅關乎地面人員，也關乎雲端的AI情報系統。

美墨邊境的毒品/槍枝偷運

槍枝的非法販運與毒品的非法交易密不可分：武器通常是用毒品資金購買的，這些武器能夠增強販毒集團的力量，也能夠用來交換毒品。

2021年春，美國菸酒武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開始調查一項槍支販運案，從愛達荷州到加州，最後一直到達墨西哥--調查發現了一個將毒品運往北方的陰謀，其中有些「白瓷」和黑焦油海洛因被一名愛達荷Falls居民購買，用來換取一名賣槍人車庫中的槍。

到夏天，ATF和其他聯邦特工追蹤販毒者，在Falls市中心西百老匯街附近的一家酒店發現了一宗毒品交易，逮捕了嫌疑人。他們一共繳獲了15磅冰毒(meth)、1磅海洛因、3千粒芬太尼藥品、16支手槍和步槍。

這一案件關乎北上美國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毒品販運網，以及南下至墨西哥的槍支販運網。《Loisville信使報》有一位記者，調查記錄了毒害俄勒岡州的販毒集團，揭露出販毒集團與槍枝偷運的關聯。

Topher McDougal是聖地牙哥大學的經濟發展學教授。他和調查記者Sean Campbell花了一年時間，仔細追蹤從美國到墨西哥的非法武器販運文檔，發現這個販運網經常出現在販毒起訴案件中，其中包括北卡州的14起聯邦法庭判決，涉及幾十支槍和幾百磅毒品，法庭記錄和槍支數據追溯了它在整個美國的運作--在100起販毒案件中，將近五分之一明確提到沒收槍枝。

2020年，有個叫Pedro Roberto Hernandez-Gomez的人住在洛杉磯，被發現試圖用一公斤芬太尼和一公斤海洛因換取三把機關槍和三支手榴彈發射器。2024年3月，有個名叫Xavier Drew的人(又名Flock)，因向臥底特工出售好幾磅冰毒、芬太尼和十幾支槍而被判處13年半徒刑。那些槍支包括一把半自動手槍，多把序號被抹去或無序號的手槍，還有一些Glock開關(機關槍改裝套件)。他的同夥Esvin Ivan Calles-Corrales也因走私毒品並協助轉錢到墨西哥而被判處5年徒刑。

在比較靠近邊境的地方，2022年8月，有個Maria Del Rosario Navarro-Sanchez(又名Fernanda)與一個名叫Brian Munoz-Castro的人合作，在美國購買槍支，在德州El Paso市用墨西哥一個販毒集團的資金支付。

Munoz-Castro把毒品分發給不同的人攜帶，把毒品運送到美國各地。2023年3月，他在El Paso一家槍店拿到槍枝零件後，被聯邦探員在槍店停車場逮捕。隨後，他帶著特工去到他家--那裡藏有近2.5公斤的冰毒。

聯邦特工截獲到Navarro-Sanchez與前墨西哥Juarez市政廳女警察Rene Hernandez-Cordero之間的槍枝交換通訊，探員追蹤她到El Paso市的Circle K超市，沒收20支突擊步槍和兩支0.5口徑Barrett步槍，準備於2023年8月放在一輛小卡車後面偷運到墨西哥，購價是$66,000美元。

根據檢察官辦公室，Munoz-Castro在2024年9月被定罪，後來被被判處10年徒刑，Navarro-Sanchez仍然在逃。在聽證會上，辯護律師試圖要人懷疑這些指控，說那麼多槍擺放在小卡車後面過境，豈不是很荒唐？但這類事情常常有，邊防官員不是沒有見過！

每年13萬5千支槍跨境流動，一些販運者如此肆無忌憚不足為奇。

AI與技術革命

《大西洋報》Matteo Wong日前採訪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總裁Sam Altman，寫了一篇文章介紹OpenAI的技術發展趨勢，我覺得這個題目挺有趣。我覺得總裁的設想未必會成真，大眾對新技術會接納到甚麼程度，中間還會冒出甚麼別的變數，都是未知的。

Altman說不打算從鍵盤和屏幕方向搞發展了。他認為那些刷卡、打字、滑屏動作，傾向於在人和聊天產品ChatGPT之間產生摩擦。

OpenAI今天宣布要解決這個明顯的問題。他們正與在蘋果長期擔任過設計主管的Jony Ive合作--Ive在iMac G3、iPod以及最著名的iPhone等產品上做出過開創性工作。Altman和Ive說，他們希望一起為人工智能軟件打造專門的硬件。

有一段製作精良的公告影片，Altman在其中說，每人很快就能夠從一個「系列裝置」上訪問一個「天才團隊」——大概是ChatGPT風格的助手。他認為AI技術「應該比現在的手提電腦有更好的產品」。具體產品會是什麼樣子他沒有透露--Wong先生問OpenAI公司，也被拒絕做任何評論。但OpenAI將斥資$50億美元收購Ive的初創公司Io，以便Ive承擔「深度設計和創意責任」時，找到「好得多的辦法」。

(《大西洋報》的大股東Emerson Collective是一家關注教育、經濟、環境的創投公司，他們投資了Io和OpenAI，而OpenAI去年與《大西洋報》建立了企業合作關係。）

進軍硬件領域可能會成為OpenAI迄今為止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在財務上也最有利。人工智能助理應該能幫人做各種事，因此取代手機和電腦是很自然的。若成功了，十年之內，您可能會在OpenAI裝置上閱讀(或收聽)ChatGPT 生成的新聞摘要，而不是從iPhone上閱讀，或要求AI裝置為你報稅，而不是登入TurboTax。

目前的電腦和手機提供了笨拙的方式來使用人工智能產品：你必須打開一個App或訪問一個網站，上傳相關信息，不斷提示AI聊天機器人，然後將有用的AI輸出信息轉抄到其它文檔--Altman感到這很笨拙。在宣傳廣告中，Ive同意，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時代需要一個革新。

儘管OpenAI和Io未具體說明他們正在開發的是什麼，但過去一年發布的許多可佩戴AI別針、智能眼鏡等等已暗示，AI助理一定是附著在人的身上, 構成一個Altman所說的「外部大腦」。

這些產品還沒有成功的。舉個例子，Humane生產價值$700美元的人工智能「別針」，可以固定在用戶的衣服上，但在推出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款評價很差的產品就被叫停，Ive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這些早期AI產品「非常糟糕」。蘋果和OpenAI也都發布過一些令人失望甚至令人尷尬的產品。

儘管如此，設計ChatGPT的人與設計蘋果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的人合作，還是有望推出有用的AI產品。

當然，專用的定製器件也會迅速加速OpenAI的商業野心。OpenAI是從一家小型研究實驗室發展而來，現在估值$3000億美元且發展迅速。3月份報告說，他們每周有5億人使用ChatGPT，大有取代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趨勢：ChatGPT是一款強大的網路搜尋工具；它可以在線上購物方面幫忙，用戶無需到亞馬遜去搜索；它還可以成為工作軟件，代替是微軟的Office套件；據報道，OpenAI甚至正在建立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目前，OpenAI依賴人們存取ChatGPT的智能手機和網路瀏覽器--這些產品都是由商業競爭對手製造。Altman現在嘗試擺脫中介，將人們的數字生活濃縮為單一、整合的硬件和軟件。

另外幾家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嘗試將生成式AI融入其傳統設備和軟件中。亞馬遜已將生成式AI融入Alexa語音助手，谷歌則將其融入其Android手機和搜尋欄，蘋果將其融入 iPhone。Meta在他們的App內建立AI助理，還銷售智能眼鏡。

從21世紀開始，現有的工作、社交、教育等等領域的產品和平台已開始顯露出過時傾向：谷歌搜索結果擠滿了優化搜索網站和AI生成的內容，使人難以找到好信息；亞馬遜充斥著垃圾；Facebook變成一個污水池；人們普遍感到智能手機分散注意力，甚至讓人頭腦混亂。科技巨頭們把AI功能臨時添加到產品中，以避免受干擾--但這些舉措，尤其是蘋果公司的，結果很糟--它提供危險的保健衛生建議，砍伐新聞摘要，從總體上擁塞減慢了用戶體驗。

20年前當蘋果公司推出iPhone時，總裁Jobs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款改變一切的革命性產品。」現在OpenAI宣布進軍硬件，或許也在追尋類似的魔力。Altman說：「我認為我們有機會徹底重新想像如何使用電腦。」不過，Jobs有實際產品。目前，Altman卻只是在推銷自己的想像。

無論是甚麼新產品出來，除了技術開發因素，還有政治、數字安全法律、社會信任接納方面的等等問題。那些問題不解決，人們未必對於新的東西很熱心。

到世界去傳基督復活

我們教會(PCUSA)常常唱這首詩歌--Go to the World，但我在華人教會時似乎從來沒有唱過。印象中，華人教會的信息比較強調基督徒不屬於這個世界，比較鼓勵分別為聖？

當然不是說神學有甚麼問題，但缺失一個方面的教導，恐怕是危險的。正如美國福音派教會多年來過分強調個人得救，忽略參與社會公義的責任。



仔細看這首詩歌的歌詞，呼籲信徒進入世界，傳甚麼福音呢？不僅僅是個人得救。

Preach the cross where Christ renews life's worth
傳十字架是基督更新我們生命價值的地方。
Live the word of God's redeeming grace, seek God's presence in each time and space， 活出上帝之道的救贖恩典，每時每處尋求上帝的同在。
Go struggle, bless, and pray as a servant church
做一個服事世人的教會，去參與鬥爭、去祝福、去禱告。

保健：假消息為何傳得快

馬里蘭大學保健通訊博士生Angshuman K. Kashyap研究媒體對健康成長的影響。他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提醒大家關於保健衛生假消息盛行的問題。我把文章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在當今的電子通訊世界裡，人們經常能夠從網路得到某些健康或醫療信息。除了可以主動搜索，還有社交媒體上推送給你的與保健有關的訊息，或家人朋友電子郵件轉發給你的資訊。人們通常是出於好意或關心，想要與親人分享此類資訊。

Kashyap探索媒體的藝術和創意方式，要使醫療保健信息吸引人們注意力，了解情況後做出明智決定。他說網絡上許多資料並非事實，而是不準確或誤導人的。分享虛假資料，無論是無意還是故意誤導坑人——都比準確的資料有吸引力。很多人不知道哪些消息來源可靠，以及哪些內容值得分享。

虛假保健資料形式多樣。例如可能是誤導：藉歪曲事實來將某個問題或個人置於錯誤背景下。又可能是基於錯誤聯想：看標題和圖像與內容其實並不一致。假信息通常都比較醒目或聳人聽聞，讓人看上去可信且似乎可分享。

首先，那些虛假資訊常常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因為把誤導性說法摻雜了一些事實。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有謠言稱飲用乙醇或漂白劑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雖然乙醇或漂白劑確實可以殺死一些桌檯表面的病毒，但接觸到皮膚或進入體內就很危險。

假信息的另一標誌是，它所提出的想法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這類假消息違反人的直覺而有吸引力，讓人覺得自己或許得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有價值獨家知識。比如「巧克力有助於減肥」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它既允許人放縱吃巧克力，又能為一個複雜問題提供簡單、令人感覺良好的解決方案。這類信息通常傳播得比較快，因為它聽來令人驚訝又充滿希望，證實了有些人希望相信的事。

聳人聽聞假消息的傳播很快。例如當新冠流行時，有人造謠攻擊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時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博士，很快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們在2020年有一項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疫苗推廣運動開始前，有些新聞報道採用爭議性標題，可能阻止了父母為孩子接種。那些標題似乎在透露某種聳人聽聞的秘密，錯誤地讓人感到消息可信。

社交媒體為傳播虛假資訊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那些看似專業的網站和帶有誤導性標題的貼文誘人點擊閱讀或快速轉發，從而導致更多的讀者閱讀假消息。人們認為一條信息與自己或自己的群組有關，就傾向於分享。

2019年有一篇「生薑殺死癌細胞的效果比化療高10,000倍」文章，內容虛假，卻在臉書上被分享了80萬多次。包含幾個因素，人們不加核實就按讚和轉發這篇文章，因為那引人注目的視覺效果、情緒語言、誤導性圖表、斷章取義的過時專家引言內容，讓人感到信息很緊迫。

這些虛假內容的貼文常採用信譽機構的標誌，或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照片，讓人覺得可信。而內容準確的科學研究報告通常沒有那麼醒目的戲劇性標題和視覺效果，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能夠觸及很多人。

未經驗證甚至尚未閱讀就分享一篇文章，後果會很糟糕。研究發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虛假消息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和醫療保健系統的信任，使人減少了使用或尋求醫療服務的機會。

有些毫無根據的關於疫苗副作用說法流傳，導致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下降，以至於包括麻疹在內的一些危險疾病的重新開始流行。

社交媒體上有些錯誤信息宣傳，例如說桂皮可以治療癌症，已經導致一些人住院甚至死亡。這類宣傳減少了人們對疾病的重要預防與治療建議的配合，促使醫療專業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培養有效揭穿虛假保健信息的技巧。

怎樣應付假信息呢？當今資訊過載，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轉發內容，在轉發之前區分信息的可信任度和誤導性非常重要。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機構已經介紹了幾種辦法，幫助人們做出比較明智的判斷。

無論是從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還是從手機短信收到保健信息，在轉發之前，驗證其準確性和可信度有三種可靠的方法：

* 用搜尋引擎來搜索與核對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信息來自獨家媒體，不要轉發。Google是個信譽良好的搜尋引擎，將人名地名或其它關鍵詞輸入Google搜索看看別家的報道標題。來自WHO、CDC、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知名組織的消息，或有同行審查的《柳葉刀》或《美國醫學學會雜誌》資料比較可靠。如果多個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都同意，則該信息可能比較可靠。有些可靠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FactCheck.org和Snopes等等，能夠幫大眾澄清真相的報告。

* 評估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網站可信度的最快辦法是查看「關於我們」頁面，這裡常常解釋網頁內容後面的人、他們的使命和資歷--有些網站沒有提供甚麼人名地名和歷史介紹。另外你可以搜尋作者的名字。他們擁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可靠的機構有聯繫？可靠的網站的網域通常以.gov或.edu結尾，表示是政府或教育機構。最後，檢查出版日期--有的資訊已流傳多年，但可能不是最準確或最要緊的。

* 如果你仍然感到不太確定，不要分享轉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尤其是關於保健的信息，可能會無意中幫助錯誤訊息的傳播，也可能造成傷害。

質疑可疑的說法，僅分享驗證過的資料，不僅可以防止不安全的行為和不必要的恐慌，還有助於遏制虛保假健信息的傳播。在一個錯誤訊息傳播比病毒還快的時代，若每個人都花點時間停下來核實一下，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貿易戰可能引發真槍實戰

Allison Carnegie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評論關稅和貿易戰問題。我把文章大意記在下面。

川普總統目前似乎已放棄了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徵收關稅，但全球貿易仍受到顛覆。他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了一個10%的基準關稅，提高了包括鋼鐵在內的多種特定商品的稅收。對中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國，他說要徵收145%的關稅，不過現在已同意把稅率降至30%。看來和別國爆發一系列貿易戰，最突出的是中國。

川普嚴重擾亂了全球經濟，或許也挺新鮮。但這是有先例的--不久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總統關稅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經濟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與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前相似，還有一些問題在WTO的前身--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就存在。

在WTO和GATT幫助商務標準化前，各國經常藉貿易來獲得彼此的讓步。他們創造利用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套牢問題」：一個國家或企業對另一個國家或企業進行投資，其利潤取決於這投資種關係的延續。比如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石油基礎設施，而供應商可以提供獨立的服務或營運。一旦達成此類協議，強國只需威脅改變協議條款即可脅迫其合作夥伴。

貿易戰在短期內可讓一個國家揮舞大棒獲益，但從長遠看，它幾乎讓所有人的境況變糟。當一國常用經濟槓桿來迫使脆弱夥伴的讓步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就會下降，而政治不穩定性會上升--那些對經濟脅迫不滿的國家有時會訴諸軍事來反擊，讓曾經商合作的國家變成競爭對手，即使是親密盟友也會漸行漸遠。川普或許認為他的關稅會使美國更加富裕、安全、強大，但歷史表明，關稅的作用恰恰相反。

十九世紀初，美國商人開始與定居夏威夷王國的美國人做生意。當時，這些島嶼的經濟以甘蔗種植為主，其中許多種植園由美國商人擁有掌控，他們把糖出口到美國。1875年，為了幫助糖農，兩國簽署了《互惠條約》，取消了夏威夷糖進入美國的關稅，夏威夷的糖業經濟因而蓬勃發展，並因糖的出口而富裕起來。

但這使夏威夷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可以利用這種依賴為自己謀利--例如，要求夏威夷把珍珠港交給美國專用，否則拒絕續簽《互惠條約》。1890年代，美國取消了所有的外國糖品關稅，並向國內生產商提供補貼，以保護美國糖業。這使夏威夷失去成本優勢，種植園被壓垮，夏威夷的精英們增加了對與美國合併的支持。儘管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夏威夷最後還是成了美國的一個州。

夏威夷並非唯一因依賴貿易而遭遇衝突損失的國家。歐美國家投資墨西哥的鐵路、礦產、石油基礎設施，但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收回了那些資產；他們在中國清朝時期開辦銀行和建設鐵路，卻因國民的不信任而遭到攻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西方對古巴的投資遭到破壞；或許最著名的是，德國利用東歐農業最大進口國之一的地位，在二戰前獲得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

這類風險反過來又抑制整體經濟交流，因為沒有國家願意被征服或脅迫，許多國家乾脆避開國際貿易。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擔心，即使獨立戰爭得勝，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仍會使倫敦擁有太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決定限制跨大西洋貿易；清朝政府擔心貿易依賴會帶來安全隱患，也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十九世紀末，俄帝國為了避免脆弱性，實行自給自足政策；1930年代，日本甚至佔領滿洲，以建立自給自足的聯盟，無需與西方談判。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貿易戰頻繁發生，造成不穩定，有時它們甚至會引發全面衝突。1930年的《The Smoot-Hawley關稅法》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並促使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走向自給自足和資源擴張主義。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國對日本的石油、廢金屬和航空燃料徵收關稅、實施禁運和出口管制後，東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貿易緊張局勢還出現在許多其他軍事衝突中。例如1812年的英美之間戰爭，就是貿易壓力和海上脅迫等等原因引起的。

在TWO成立之前，特別是二戰結束後，貿易還是有過輝煌時刻的。例如1979年中美實現邦交正常化，198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並依據美國法律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國會每年都必須投票，決定是否延長中國的正常貿易地位--立法者提出的條件是北京在人權和防止核武擴散方面做出讓步。

儘管國會一直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但反覆出現的不確定性抑制了兩國的貿易和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進入市場搞深入合作，免得合作夥伴關係會突然被取消。畢竟，任何經濟參與和長期投資都需要穩定、可預測的環境條件。

所以，北京從WTO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動，希望能確保中國製造商有可預測的全球市場。這項努力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爭論。倡導接納融合的人認為，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會阻止中國發動軍事衝突，還能鼓勵其政治自由化。而反對者則擔心，先搞經濟融合再搞政治自由化，只會增強專制競爭對手的力量。最終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華盛頓於2001年允許北京加入WTO--WTO隨後禁止美國每年提高關稅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比較健康，於是更快加速。

WTO成立目的是促進各國貿易，阻止各國將商業武器化。所以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勝利--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的前對手)納入WTO，表明發揮了其預期作用。當時，各國一般都遵守WTO的共同規則，聽取其裁決，並配合其執法。

當然，WTO的最終系統並不完美。例如它未能阻止中國補貼特定產業或公司的手段(往往以犧牲外國公司為代價），也未能阻止中國限制對批評北京政府國家的出口。但整體而言，WTO還是相當成功的，促進了貿易繁榮和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一向批評自由貿易的川普於2016年當選，他很快就拋棄並拆除了WTO框架。美國曾是WTO的最大支持者，現在基本上不再聽從它的指導，所採取的貿易行為完全違反該機構的規則，並癱瘓了其上訴機構。

華盛頓的領導人重新接受將關稅作為嚴厲懲罰和脅迫的手段。資源掠奪問題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但如今卻捲土重來。隨著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顯現，長期投資和跨國經濟規劃的風險變大。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些政策促使美國貿易夥伴採取比較具防禦性的姿態。歐盟制定了新的地緣經濟政策，比如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透過徵收關稅、限制進入歐盟市場或暫停國際義務來應對經濟脅迫；中美兩國開始分離投資--此類措施，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抑制了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即使川普政策第一次未產生太大影響，不代表現在也不會，因為他的第一屆政府有許多顧問阻止總統實施2025年這種大範圍關稅。現在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企業已開始加大力度從供應鏈中剔除外國零件，歐盟也是如此。

川普關稅的目標是將製造業帶回美國，這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當華盛頓不斷簽訂和破壞貿易協定，企業不會願意在美國搞更多投資。畢竟，白宮可能重新削減關稅，讓國內建造的任何工廠都無法負擔。川普還希望利用關稅槓桿，迫使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但這些協議無助於鼓勵投資。因為雙邊協議不像多邊協議，難以執行並難以獲得各國和企業的信任。在雙邊體系中，貿易夥伴不斷擔心遭到削弱，因華盛頓會與另一個政府之間設立新協議。結果，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減少。

換句話，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會引發與過去貿易戰類似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後果--各國都尋求規避風險、實現經濟聯繫多元化而非簡單地信任合作夥伴，導致聯盟會破裂。政府利用關稅來削弱競爭對手--川普顯然已利用關稅來試圖吞併加拿大(與美國對夏威夷的政策相似），說加拿大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就可避免關稅。結果加拿大人開始遠離美國，包括抵制美國產品。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自從川普獲勝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整體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儘管川普威脅過丹麥控制的格陵蘭島，但美國不太可能直接攻擊任何一國。但藉著減少相互的依賴，軍事對抗的成本確實降低了。如果美國減少對台灣半導體的經濟依賴，北京就可能認為，中國封鎖或入侵台灣時，華盛頓大概不理會。相反，在一個交易比較強的世界裡，各國可以利用依賴關係來取得政治優勢，如同柏林在1930年代利用農貿所做的。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利用此類手段操縱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迫使周邊國家做出政治讓步，引發衝突。莫斯科的策略導致周邊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依賴。如今，類似的策略正在讓美國付出代價。如果華盛頓失去經濟信譽，結果可能比克里姆林宮還不穩定。

華盛頓遵守協議的能力一直是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重要全球機構的支柱，這是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關鍵原因。若沒有一個可靠的框架，國際政治將變得不確定和動盪，比較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這情形有些像二戰爆發之前，當時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使命的國際聯盟解體，而歐洲列強未能遏制德國的擴張主義。

川普最終可能還是要減少徵稅，特別是在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談判。但美國總統卻放棄了曾經穩定全球貿易的制度和規範，結果他開啟的不是美國重新崛起時代，而是停滯、分裂、危險的時代。畢竟，這是歷史上的貿易戰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