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1, 2024

破解謀殺案增減之謎

本文是Brookings研究所兩名院士Rohit Acharya和Rhett Morris發表的文章:Why Did US Homicides Spike in 2020?他們提出,貧困和的年輕人失業與輟學是犯罪增加的重要因素。

在2020年,美國各城市的謀殺案平均增加了幾乎30%,全美有2萬4千多人被殺,而此前的數目大約是1萬9千人。2021年和2022年的殺人數目居高不下,然而2023年開始,美國的謀殺案數目快速下降,到2024年,數量已接近2019年,即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然而代價已付--有人喪命、有人坐牢,各地治安給人感覺是變差了。

起初人們以為2020年謀殺案件增加,是因為5月下旬警察當街殺死Floyd事件引起民憤,後來又猜想是不是警察因為群眾抗議就「收斂」不敢執法了。經過研究,專家們覺得這些說法的根據不大,因為全國各地的謀殺率增加是從四月中旬就開始了。Floyd事件後,謀殺率繼續上升,而且在陣亡將士紀念假日前後兩周,和7月4日假日前後兩周,都有額外的增加。結果,2020年的謀殺案總共增加了5000起。

問題是,到底甚麼因素引起了那一年的謀殺增多呢?並且,接下來兩年,那個謀殺率保持了高水平,而從2023年開始急遽下降,又是甚麼因素?

新數據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有報告分析了幾千份警方記錄,與美國城市在兇殺案激增之前進行比較,發現2020年謀殺案激增與低收入地區的失業率與學校關閉直接相關。3月和4月初全國禁足、學生不到校,那些低收入社區中失業年輕男子和輟學青少年男孩較多的城市,謀殺案平均來說從5月至12月數量大幅增加。

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謀殺在2021年和2022年居高不下,而在2023年末和2024年下降的現象,讓市政領導人知道如何預防未來的暴力犯罪升高問題。研究報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 首先是回顧現有的證據,這些證據揭示出城市暴力發展的規律:貧困人口集中的社區+年輕男子失業或不在校讀書=高暴力及謀殺率
  • 其次是分析COVID-19疫情爆發前城市的詳細行政數據,包括謀殺案多次激增現象,說明上述公式如何適用於各個社區。
  • 最後是利用這次分析的經驗教訓,對2020年全國兇殺案激增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釋,並就如何避免未來兇殺案增加提出建議。
如果根據美國城市謀殺率數據繪製地圖,你會清楚看到高貧困率居民社區的謀殺率高於其它居民住區。幾乎所有的高犯罪率社區都有3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美國城市有10-20%人口生活在這樣的社區,謀殺率比同一城市的其它社區高了三、四倍。

貧困與暴力連結的現象有好幾種解釋。在貧困社區長大的孩子機會比較少、專業連絡網比較薄弱、賺取比較低的收入;他們接觸危險的機會比較大,比如含鉛油漆料、空氣污染;低收入社區常有廢棄的商務建築和場地,成為做案的好地方;並且,這些社區的居民通常沒有甚麼錢財資源用來解決這些問題。

為甚麼住窮困區的30歲以內年輕男子若不就業、不在學,就會比其他人更多地從事暴力行為和關進監獄呢?研究發現,主要是他們自己在童年時期比較容易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精神心理健康傾向於受到衝擊,因而傾向於濫用酒精和毒品來應付諸多的生活挑戰。

儘管地方犯罪率受到很多因素影響,貧困人口集中的社區和年輕男子失業與男孩不在校讀書,這兩大因素給我們提供了暴力犯罪發展的常理。如果一個城市有諸多貧困社區的殺人犯,這些地方就會傾向於出現更多的殺人犯。

拿路州Baton Rouge為例,謀殺率比全國其它地區高了4倍。他們在2020年之前有兩次謀殺案激增,是其它地區所沒有的,犯人大多在30歲以內。看數據,這些年輕人大約有60%在貧困社區長大,有70%高中沒有畢業,犯案時絕大多數住在貧困社區內或與貧困社區接鄰。

觀察Baton Rouge過往謀殺案激增數據。2005年8月,颶風Katrina襲擊路州南部,導致當地高中生輟學連年增加,因為Baton Rouge接收了幾千名來自新奧爾良成績較差的學校的學生。記錄表明,大多數輟學的青少年男孩居住在貧困率高的社區。數據還顯示,大批低收入社區的失業青年因那場毀滅性颶風而流離失所並失去工作,隨即遷往城市。這就引起Baton Rouge的謀殺案在2006年增加了30%,好幾年後才逐漸恢復到颶風之前的水平。

2016年8月,一次大規模洪水襲擊Baton Rouge,毀壞了5萬住房,幾千個家庭變成無家可歸,學校關閉三個多星期,致使貧困社區孩子的輟學和恆常缺席的數量在2016-2017學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Baton Rouge的謀殺案件在2017年增加了50%,好幾年後才逐漸恢復到發大水之前的數量。

Baton Rouge的例子倒不代表每次發生自然災害都注定有暴力飆升,比如休士頓。2017年,颶風Harvey損壞了休士頓和周邊地區超過12萬棟建築物。休士頓居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生活在貧困戶集中的社區,然而他們避免了Baton Rough所經歷的那種暴力犯罪潮衝擊。

在颶風Harvey過後的幾年裡,休士頓輟學青少年的數量沒有大幅增加,貧困戶集中社區的年輕人失業率也保持平穩。期間當地謀殺案並沒有激增。2017年,休士頓的兇殺率還有所下降,並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保持穩定。

2020年,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謀殺激增現象,比2019年多了30%。仔細看FBI紀錄,1、2月份稍有增加,也許和學生放寒假有關,3月全民居家隔離,謀殺案數量沒變。然而從4月中旬開始,氣候變暖,人們開始恢復社交活動,然而學校改成網路授課,很多貧困家庭沒有高效的互聯網,孩子無法照常上課,等於變成輟學。

即使一些家庭有互聯網,不少低收入學區的「遠程」網課晚了好幾星期才開始分發手提電腦。那些地區的教師報告,大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學生沒有參與線上課程。在這段時間,社區內還有不少服務行業的年輕男孩因新冠大流行而失業。

對於貧困戶集中的社區,這是很大的衝擊。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些地方的暴力案件從5月到12月不斷增加,並在2022年保持了高犯罪率。那麼,為甚麼從2023年夏天開始,暴力犯罪案件忽然急遽下降了呢?

美國中學生的入學率直到2022-2023學年才開始改善,暴力犯罪率從那時就不斷進步。到2023-2024學年,全國幾乎所有學區在應付學生長期缺席的問題上都採取了積極干預的做法。至於低收入年輕人失業問題,因為他們教育程度大多比較低,餐飲業的恢復比其它行業尤其緩慢,很多人在2021年和2022年都沒有找到工作。

2023年這一情況顯著改善,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就業率再次達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到2024年初,飯店業的從業人員數量也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2023年和2024年的社區就業數據尚未公佈,但趨勢表明,貧困戶集中社區的年輕男性工人數量可能已恢復到接近2019年的水平。

綜合起來,這些分析能夠幫助領導人了解為什麼美國兇殺案激增:在謀殺開始激增之前,各地都發生了青少年和年輕男子被迫輟學和失業的衝擊,這些惡劣的教育和經濟狀況持續一段時間,而兇殺案的發生率也隨之保持了較高水平。

有人指出,這種謀殺案因新冠流行大幅激增的現象在其它富裕國家沒有出現,美國一定還有其它的獨特原因。不錯,美國城市的槍枝管控不力,幾乎所有增加的行兇案件都是用槍。

槍枝暴力在美國不會很快消失。美國每100個居民擁有120枝槍,比任何國家都多,是2010年的一倍還多。最常見用來殺人的是美國造的手槍,偷竊它們用來殺人的機會大增。

如何減少暴力犯罪?有一些策略可循,主要分為三類:
  • 改善影響犯罪的一般條件和制度。包括增加精神保健服務、加強社區建設和組織、以及藉安裝路燈或拆除廢棄建築來改善環境。
  • 改善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的具體做法,包括投入更多資源偵破案件,降低非暴力犯罪的監禁率,免得讓他們失去工作。
  • 重點關注已經參與暴力行為的群體,或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參與暴力的年輕男子,為他們提供治療服務,幫助他們完成學業並就業等等。
  • 針對某些特定的貧困戶兒童進行幫助,預防勝於對罪行懲罰--有些社區例如芝加哥對此有很好的計劃。
過去兩年來,美國城市在幫助青少年和年輕人重返學校和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努力遵循先前取得的經驗,但其重要性未得到重視--在疫情爆發前的幾年裡,高中畢業率和年輕人就業率均顯著提高。市政府可以在這些基礎上,注重三個目標以減少暴力。

1. 找出面臨輟學和捲入暴力風險的男孩,避免他們落後於同儕。那些高中輟學的孩子在小學和初中就有跡象了--逃課啊、打架啊、成績差等等。

2. 確保高風險男孩真正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支持。研究表明,課外輔導、導師服務、暑期打工、心理諮詢等等,能夠幫助年輕人高中畢業和避免參與暴力行為。花錢在這些預防工作上,能夠節省未來大筆的監禁、醫療等等費用。

3. 持續地評估各種暴力預防計劃的效果,以了解哪些工作對於提供高中畢業、就業機會和避免捲入暴力的效果最好。

結論是:聯邦政策和資金在未來幾年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地方和州領導人可以與其他民間機構的合作夥伴一起,繼續在全國範圍內發揮暴力預防主導作用。Brookings這份報告的調查結果為全國各地的民政領袖帶來希望,未來的兇殺案激增是可以預防的。。

Thursday, December 19, 2024

墨西哥遊覽「奇遇」

乘遊輪都有旅遊公司向旅客兜售沿途各種港口出遊機會,滿昂貴的,我們這次也一樣。當然不是所有的港口出遊都令人失望,不過聽說自己出去找私家導遊一般都便宜很多。

在經歷了一次港口出遊失望之後,我們一行四人取消了一個港口出遊票,打算在停靠墨西哥第一港口時嘗試自己叫出租車,去參觀那幾個知名景點。

出主意的是一位曾經乘坐遊輪多次的弟兄David,不過他每次旅行的各種出遊細節都是家人安排的。這次他搜索景點信息,對於先去哪裡、再去哪裡、在哪裡吃中飯都提出了計劃。

我先生和我屬於頭一次參加這種旅遊活動,而且我們旅遊是往中美洲方向,聽說治安不那麼安全,所以很小心。我在泡海水的時候和另外一位遊客聊天,問起她過往在巴拿馬的經驗--她上岸遇到一位私家導遊招徠生意,車身上印著某導遊公司的招牌和電話,講好價錢上車,遊覽周遭四個小時的經歷,比輪船賣的集體出遊票便宜很多,她很滿意--我覺得挺有趣。

David有計劃,但不詳細。我們走下碼頭,發現只有旅遊團的車在那裡等候,還有碼頭的公共接駁車,送客人到附近的旅遊小鎮,每人$10美元,卻沒有出租汽車可叫。有人告訴我們順著路走出港口大門才叫得到出租車。

我們走出去看,果然有出租車來回跑,有的似乎是帶客人回到碼頭。有些出租車很破舊,大概連冷氣都沒有...有些帶人但沒有招牌。在人地兩疏的地方,我是不會隨便叫一輛的。不過我們這位弟兄沒有甚麼擔心,站在那裡揮手叫車,有兩部車走反方向無法隨便到處掉頭,還有一部答應轉回來接我們,但另外一輛小卡車的司機倒是停下來和David搭話。那人顯然不是專門做出租汽車生意的人。

小卡車上座位不夠四人坐嘛...經過簡短對話,這人有一點中國血統,正要去我們想去的附近那個城鎮,願意幫忙把我們帶去那裡,送到可以叫出租車的地方。於是有點像是他鄉遇故知,我們就上車了。Jose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要搭他的車回碼頭,就和他聯絡,他大約1點鐘要再往碼頭方向走。他似乎願意免費載我們一程。

Jose的英文不太好,但可以和我們對話,告訴我們他的中文名字、家庭、信仰、職業--Jose是一名建築設計師和天主教徒(墨西哥人口很大一部分信奉天主教)。我們也告訴他希望拜訪的景點...結果,Jose把與他同車的一位工人送回住處,去一家銀行辦點事,看到我們並沒有叫出租車離開,而是在mall裡轉來轉去等他,就提議把我們帶去一個瑪雅古蹟參觀,順便在附近先吃點東西。起初我們還擔心他不會有時間帶我們去各處轉,後來看他誠心誠意樂意助人,就沒有去找正式的出租車。

其實在墨西哥計程車並不貴,每$1美元走3公里,小費10-15%,若請司機等候,那麼每等一小時大約$6美元。我們有四人,每增加一人多付10-20%,最好提前和司機說好。這些訊息我是問微軟Copilot聊天助理得到的。

Jose先把我們帶去一家華人餐廳,店主是他父親收養的,所以算是cousin。進去閒聊他們的家庭故事和移民經歷,又參觀他後面正在裝修擴建、堆滿建材的場地。同行的一位姊妹還有意從店裡花$7美元買了一個炒麵便當,作為祝福;餐廳對面有個專賣冰椰子水的售貨車,我們也買來品嘗,特別是椰汁包中有兩塊椰肉,白口吃還挺好吃,並且吃了不餓。

Jose穿街走巷去和他一個經營飲用水的姊姊打招呼,我們從她的小店門口經過停一下,她就出來和我們打招呼。那位姐妹順手把剛買的炒麵送給她。我們經過的街區都很普通,有些地方還顯得破舊骯髒,外國旅遊大巴絕不會帶遊客去,但我們感到有機會和本地不太會講英文的普通人交談,隨意好奇探問,有趣多了。

瑪雅古蹟附近有家墨西哥粽子店,Jose說是他一個妹妹開的店,我們進去廚房參觀,品嘗不同味道的Temale。有一種調味料葉子,嚼起來有點黃瓜味,據說是當地特有的,別處沒有,做出來的Tamales挺好吃。他們的土產咖啡味道也和我們平時喝的不太相同。

Jose要到花店買一大束花送給他那天過生日的84歲老母親,於是我們跟著去了他家,看見他母親和另外一位妹妹與兩位照顧的傭人。Jose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母親住的高天花板房屋(廚房設施還很新),炎熱夏天幾乎不用開冷氣,是他自己設計的。事實上,他會指著市區某處一些建築,說是他設計的--他當然能夠驅車有意經過那個地方,向我們炫耀一下。

Jose還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家庭巧克力作坊。店主拿一個可可瓜給我們看和摸,讓我們自己把它在樹上敲斷,裡面有一團黏黏糊糊的白色可可豆,每人都嘗幾個,可可味並不怎麼濃。可是工人把這些新鮮的可可豆在大鐵鍋中炒乾又壓碎,就變成了棕色的可可粉,油乎乎的,加糖或不加糖,都能夠直接壓成各種形狀的小餅或小塊。我們每人都嘗了無糖的可可產品,並選購一、兩包,帶回去給家人嘗嘗也挺好的。

在回碼頭的路上,我們路過機場,Jose的一個sister在機場經營銷售,我們幾人一致同意從她那裡買些咖啡--回顧起來,價錢並不便宜,但因為對於這位路遇的半個老鄉Jose很滿意,他領我們看到的本地普通文化和移民的方方面面,並且省了昂貴的旅遊團票,還是划算。與其拿錢都買旅遊公司安排的商店(接受美元買賣),我們訪問本地小店,比如那家中餐店、墨西哥粽子店和椰子水售貨車,或許也讓當地人得些旅遊業的益處。

順便提一下,$1美元等於$20墨西哥元,很多小店不收美元,我們買甚麼就拿美元給Jose,他用墨西哥元幫我們買。我們最後是把乘車費用加小費「塞」給Jose了,把他當作包租的司機來表達謝意。我們如果跟著旅遊團,就不會被帶去那些小店舖,也不會看到那些有趣的原始廚房操作。

然而回到輪船上,當我們認識的一位餐廳服務員聽了我們的奇遇之後,同意我們關於「幸運」的評估,但告誡我們下次別這樣做。他給的原因很簡單:墨西哥的治安不好。想想看,假如我們遇到一個有意詐騙的團夥,被騙錢還是小事,若有一個人被拆散開,其他人恐怕甚麼辦法都沒有--美籍華人以為凡事只要笑臉好話就能對付一切困境的信心有時是不靈光的。

Jose表示自己對天主教信仰很虔誠--墨西哥人口大約90%信奉天主教。他說人生最重要的是博愛互助,因為天主是這樣,也喜悅看到所有人都彼此關照。還反復說夫妻關係很重要--Happy wife, happy life,一點不錯。結果我們在一起合影多次,David與他彼此留下聯絡方式,還誠心邀請Jose有朝一日來美國玩。

Jose表示對來美國沒興趣,美國給他的政治印象太差,他發誓絕不到美國去。至於和中國國內的親戚聯絡,Jose有他們的聯絡電話,但他不會講中文,沒法和那些親戚溝通,所以雖然有朝一日也可能去玩玩,看樣子興趣不算大。

彼此開誠溝通是一件真正的美事,如果沒有聽懂,就問一下,給對方解釋的機會,接受別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很珍貴的,能夠學到很多自己原來不知道的東西。

幾個朋友一起出遊,大家有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因聽取不同的消息來源,交換信息很重要。分享自己的家庭和過往經歷,甚麼話題讓你難過,哪些事物讓你生氣,哪些事情你覺得不那麼重要等等--這些是彼此了解、互相支持的最重要基礎--有時我覺得在教會內部,避免討論某些重要的價值觀念,不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解經,斷定其它教派/宗派為異己/異端,是很不健康的。

(為甚麼彼此信任和溝通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消息來源對同一件事的報告,會給你相當不同的印象。隨便舉例:最近很多人看見無人機,有的形狀奇怪,右翼媒體報告「拜登打破沉默說出秘密」,讓人覺得政府在後面可能有甚麼名堂,吸引你去點擊閱讀。但我搜索,看到國土安全部、中央情報局、航空管理局、國防部就這些無人機目擊事件發表聯合聲明,告訴大家無需大驚小怪。我建議你對任何新聞都搜索一下,尤其我們華裔。)

Monday, December 16, 2024

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問題

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問題多多。它錯綜複雜,支離破碎,令人困惑。專家們還擔憂服務質量問題,認為與其它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還有成本也非常高昂--。這些缺陷讓美國人對其醫療保健系統很不滿意。

最近發生了一起悲劇事件--聯合健保公司(UnitedHealthcare)執行長Brian Thompson在紐約遭到槍殺。從公眾(包括醫護人員)反應來看,許多美國人對自己的健保公司都很不滿,倒同情那個殺手。事實上,有一份2024年的民調的確顯示,只有31%的美國人對健保行業的營運表示滿意。

德州大學Simon F. Haeder教授研究美國的公共衛生政策。他認為到了應該反思的時候了,用廣泛的視角來看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審視我們是如何走到對保險業CEO行刺這一地步的。他在專家資訊網站發表文章分享他的視角,我把其主要內容記在這裏。他列出好幾個人們對公共保健系統感到沮丧的原因:

但凡有個人體驗或專業知識的人,很少會說美國醫療保健是這類服務的黃金標準;

出於多種歷史和政治原因,美國的醫療保健服務幾乎不能算作一個「系統」,而是一個複雜的拼湊物,其中包含無數種不同的方法來承擔醫療費用(包括由個人、雇主和政府分攤費用);

政府對健康和醫療保健進行太多的監管,儘管如今其角色已減弱,但仍藉著州和郡醫院以及退伍軍人保健管理局提供醫療服務;

結果就形成了由一大堆部門組成的混合監管體。奧巴馬總統時代搞的平價醫療法案(ACA)改革,在Haeder教授看來,為本來就複雜的框架增加了額外的法律法規層。

即使不看這個架構,美國人仍然面臨許多挑戰。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醫療保健系統比美國的更昂貴,不僅關乎醫療服務成本,也關乎極高的管理成本。藥品價格只是美國人承擔的過重經濟負擔的一個例子。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些費用太高了,每年大約有53萬起因付不出醫療費用而宣布的破產案件。價格昂貴,醫療服務的品質仍然不保和難以獲得。此外,這套系統往往不公平。對於許多貧困、農村和非白人來說,他們比較難以獲得醫療服務。

保險公司在這裡沒有起到好作用--本來應該連結病患和他們所需要的醫療護理,反而常常起到阻隔作用。保險公司代表了美國人接受醫療服務最受挫的體驗(即使不是直接的)。

美國醫療服務機構和製藥公司收取的費用是世界上最高的,但通常是由保險公司來通知患者他們需要支付的部分,或他們的醫療費用是否不在承保範圍內,或某種藥品是否不在承保範圍內,或醫生是否「不在網絡內」--這些都表示患者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特定治療或護理。

保險公司不僅僅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中介,也為患者每天所經歷的許多挫折增添色彩。例如,如果醫療服務的網路太窄或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員,那麼患者可能需要長途跋涉,或等待很久才能約到看醫生的機會。此外,保險公司的「在網絡中」醫生目錄可能不準確,因為很少更新。

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延遲或放棄治療,嚴重影響到健康和財務狀況,甚至可能導致其中一些人不必要的死亡。

保險公司有些臭名昭著的做法,比如因為一些小小的填表問題拒絕承保,或拒絕承保已有疾病,在ACA之下都已終止,但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若試圖取消ACA的一些保護措施,有些問題則可能會再次出現。

即使是現在的所謂短期、有限健康保險計劃,承諾以較低的保費提供良好的保險,連有些基本項目可能都不在保險範圍內。例如許多計劃不包括處方藥,甚至也不包括醫院急診室的醫療處置。

保險公司為甚麼這樣做?很多人都說,這明擺著是要賺錢牟利。但Haeder教授說,問題很複雜,美國的保險公司雖然年收入幾十億,他們利潤一般只有3-5%,是系統有問題--由於政府權力有限,大家都在醫療體系中尋求最大利潤。(我喜歡說美國的資本主義是搞過頭了--讓窮困和病患吃虧。)

這意味著,保險公司需要扮演壞警察的角色,採取某些限制醫護機會的措施。限制醫護有時是有道理的,比如保險公司不承保已被證明無效或品質低劣的藥品,免得保費過高,這符合公眾的最大利益。當然,保險公司及其CEO在此過程中獲得豐厚的利潤,而且有時他們的方法在道德和法律上值得懷疑。

歸根結底,美國人在醫療保健方面所經歷的許多挫折(即使不是大多數情況),都源於一個設計不良、效率極低且提供無數盈利機會的醫療體系。保險公司只是這個破碎系統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最顯眼的部分。

Saturday, December 14, 2024

巴拿馬運河工程

巴拿馬運河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我們的遊輪昨天從那裏經過,親自觀察體驗到9萬噸輪船被水力浮起、在山頂的人造湖中行駛、又隨水位降落,精準導入另外一個大洋的神奇過程。我觀看了運河建造的歷史,從油管上找到類似內容的視頻,試圖在此做一個介紹,看看我能不能講清楚。

這條運河允許100多萬船隻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來回移動,運送價值達2.5億美元的貨物,為美國經濟帶來大繁榮。然而100多年前,巴拿馬運河是個想都想像不出來的玩意兒。

在巴拿馬開運河,那里有不矮的山丘叢林,氣候炎熱潮濕,更要命的是傳染疾病的蚊蟲,必須克服。35年之久,人們想盡各種辦法,法國人挖通一個全程海平面運河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光有決心是不行的。美國醫生發現蚊子是傳染病的元兇是在19世紀底,好幾年內很多人還不信。美國人去買下那一大片土地,修造運河的工程空前巨大,失敗是不可思議的。

土木工程師John Frank Stevens(1853-1943)在北美設計過高難度的鐵路工程,他的夫人說服他參與了拿馬運河的設計。經過一年半的勘查,Stevens發現有一個難題他無法克服:在巴拿馬,叢林本身是保持土壤的用的,如果把叢林挖掉,土壤遇到雨水就產生泥石流滑坡現象,無論下面有甚麼工程都會被摧毀埋掉。

Stevens的工作團隊遇到將近10次的泥石流滑坡,每次都讓他們挖山修渠的前功盡棄--劈開山坡陸地挖海平面運河行不通,法國人就是這樣失敗的!看來我們必須設法讓船隻翻越陸地過去,也就是設計一條「船閘運河」(lock canal)。

船閘運河昂貴多了,為了能夠開始行動,Stevens必須先說服美國政府批准,允許他徹底改變原來的工程計劃--一個比搬山還難的事。1906年他告訴國會:建造船閘運河要花8年時間,花費$1.5億美金,而從海平面挖河(若能做到)要花18年。從長遠來看,船閘運河能夠節省$1億。結果國會批准了他的計劃,給他8年期限。

Stevens沒有犯錯的餘地,這一工程需要許多不同技巧的人才。如果說海平面運河只是挖土運走,他設計的船閘也要挖,只是比法國人第一次嘗試的少挖40尺,然後要將挖好的兩組船閘(大西洋和太平各一組)灌水,利用船閘內水位的升高或降低,把需要運送的船隻浮起或降落85尺,最後要在兩組船閘之間開拓一個巨大的人造湖,讓船隻可以在海平面以上85尺航行。

為了建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Stevens的團隊需要建造歷史上最大的土壩。他們決定沿著巴拿馬境內Chagres河的一個主要部分來圍壩,很聰明。第一這河能夠幫助他們掌控泥流滑坡,免得把設備摧毀或沖走,第二這河不必再挖甚麼就能夠行船20多英里。

他們只花了幾個月就修好附近的鐵路,運來水泥和工程設備,然而進展仍然緩慢,Stevens擔心自己不能勝任帶領工程,船閘運河可能還是無法建造--他感到壓力好大。偏偏這時羅斯福總統要來視察運河工程進展!政治和媒體表現一齊要求上演,Stevens不善於應對「多管閒事的上司」,負責工程的他簡直要發瘋了。

羅斯福總統視察後兩個月,Stevens寫了一封6頁紙的辭職信,說「這段日子不斷有人質疑我的方法,他們連給我擦鞋都不配...我放棄了幾十萬的收入和家庭時間...」。後來羅斯福總統找到另一人,堅決服從命令不辭職的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將軍,來完成這一艱鉅工程。Goethal是軍校的土木和軍事工程教官。他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帶領完成了大西洋一側的Gaton船閘,以及太平洋一側的Pedro Miguel船閘。

然而到了2012年,太平洋船閘工程又停下來,他們必須等候挖掘預備工程,眼看無法在兩年內完成。Goethal想出辦法,把工人分成兩組,用心理戰術來激勵他們:告訴一邊說,湖那一邊的那群士兵都打不了硬仗,不過我們恐怕還是比不上他們;告訴士兵說,我們的進度落在對面那些平民後面了,他們以為灌水泥肯定比你們快--結果兩邊搞起競賽,加快了工程進度。

最後一道工程是組裝三組船閘的大鐵門,這些大鐵門是在其它地方按設計製造運來的、到位之後是靠水壓關嚴船閘。

工程於1913年10月完工,比預期提前兩年。新的總統Woodrow Wilson在華盛頓特區按下一個按鈕,炸掉最後一個陸地切口中的Gamboa堤壩,Gaton水庫立即開始灌水,建立起51英里長、1000尺寬的水道。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巴拿馬打通兩大洋的夢想終於成真。

1914年8月,第一隻大船通過運河,標誌著運河工程的正式結束。

Thursday, December 12, 2024

AI聊天提供信息

這幾天乘坐遊輪,由於是第一次,不免對很多事情好奇。前兩天上網有問題,今天終於可以搜索答案。現在各種瀏覽器都提供智能機器人聊天,搜索信息很方便。微軟瀏覽器提供的用戶智能夥伴是Copilot,還把它的資料來源列給你。

輪船上的廁所沖一次用很少的水,要按讚。輪船攜帶淡水的數量顯然有限,有時航行兩、三天才靠港一次,一、兩千人的供水不成問題嗎?先問:「輪船上的廢水是如何處理的?」--我估計不是直接倒入海中。

前次我用中文發問,被告知用英文比較好,可能是翻譯軟件還沒有開發得那麼好,所以我用英文發問,答案我翻譯給你:

遊輪擁有先進的廢水管理系統,希望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處理廢水簡要說來有4種方法:

一是廢水處理:現代遊輪都配備了船上水處理工廠,在把廢水排放到海裡之前將水進行處理,包括過濾、氯化和紫外線消毒等等過程,以去除有害物質。

二是利用「逆滲透」過程,把海水轉化為船上使用的淡水--這顯然解決輪船攜帶淡水的問題。然後,用過的廢水經過上述處理,即可以安全地排入海洋。

三是將處理後分離出來的固體廢物壓縮,以最小的空間儲存起來。不同類型的廢棄物是分開存放的,以便回收或妥善處置。

四是遊輪必須遵守國際和當地各種法規,例如《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這個公約為海上廢棄物管理和處置規定了標準。

上述這些措施幫助遊輪進行可持續、負責任地運營,保護海洋環境。


不錯。可很多遊輪不是「現代」遊輪嘛。那麼下一個問題,有多少船是不按這些規定,或沒有這些先進技術來處理廢水呢?我問的是一個百分數。

Copilot的回答是:不符合法規船舶的確切百分比很難確定,因為可能會因地區、船舶類型和相關特定法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然而,有個機構叫作港口國監督(PSC),專門在各國港口對外國船舶進行監督和檢查,是確保船隻合規的關鍵措施。據說檢查期間發現許多船舶有缺陷,部分船舶被扣留,不解決問題不放行。

2022年,PSC發布一份貨船評估報告,總共2萬多艘濕貨船(指運送的貨物是液體,包括化學品/石油、天然氣和石油產品)接受了風險評估,這些船的運載能力總共為1,144百萬載重噸(DWT)。

PSC查核船隻設備狀況,確保符合國際規定的機構。PSC官員上船檢查分為四類:初步觀察;比較詳細的檢查;擴大審核範圍的調查;集中檢查活動。在業內,大家都知道某些特定的不良條件會引起某些問題,因此需要進行比較詳細的檢查。

以上是從前一個問題所列出的註腳文件讀到的--我關注的只是遊輪廢水排放--比起那些濕貨船,也許不是最大的環境污染危險。

昨天和幾個講華語的遊客提起舊金山的犯罪率,社交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但我記得舊金山犯罪率比起其他大都市來並不算高,於是打算把數據找出來。Copilot立即列出美國犯罪率最高的一些大都市,每十萬人有上千起暴力犯罪,資料來源是Statista數據網站,然而舊金山沒有列在其中。

仔細看,那是2020年的數據,是不是2023年舊金山的犯罪率提高了呢?查問舊金山的有關數據,有個San Francisco Standard(似乎是個媒體網頁)說舊金山犯罪率全國居高,2023年每千人就有67人。哇,換算成每十萬人的犯罪率,那不是6700起暴力罪案嗎?可是Statista給的2023年全美50個大都市犯罪數據仍然不列舊金山。

請Copilot幫我找直接比較的數據,果然我的懷疑是對的--舊金山的暴力犯罪率每十萬人670人,是其它一些都市的一半!數據來源是FBI的紀錄。(加州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是Stockton和Bakerfield,進入了全國前50名。)

看來Statista網站的數據可靠,瀏覽一下,他們正在開發一個人工智能研究專欄,裡面有些話題很有趣,其中一個Demo例子是關於美國赤字。細看,網頁有個免責聲明:「我們的AI可能會搞錯,請檢查重要信息。」

點進去看:請解釋美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內最大的威脅。政府債務對於投資人是一個危險嗎?

也許因為提問視角是股份投資,回答沒談平民百姓所關心的物價、房價通漲問題,而是:赤字達到the debt ceiling的確是美國前面最大的經濟威脅,引起失業、股市下跌、借貸費用增加。

這「debt ceiling」是甚麼?沒有定義--不會是國會每年為政府確定的預算吧?因為政府花銷超過預算並不會直接引起失業等等--除非是有人故意玩弄政治、威脅關閉政府部門好像拜登治下的在野共和黨。

這個Demo列出幾點事實:政府債務的確是一種投資風險,因為高債務向金融市場發出高債務違約的危險的信號--像有些國家的債務與國民總產值(GDP)比例太大;然而美國的債務(目前是$72.4兆)與GDP比例雖然很高,它的政府債券仍然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之一。...

後面指出拜登政府也增加了赤字等等。說到底,看來買美國政府債券基金的風險還是不大。不過我搜索互聯網,美債總額目前是$31.4兆,不是$72.4兆。結論:這個Demo是假的哈哈!至少,新開發的「AI研究」尚未成功提供真實可靠答案--不需要迷信。

Monday, December 9, 2024

允許小孩對尼古丁好奇?

The MAGA wing of Supreme Court may side on Monday with the vaping industry marketing nicotine products to kids with candy and cookie flavors, a position that will be supported by Trump's head of HHS, RFK Jr. who is an admitted former heroin addict.



你認為兒童和青少年不應該吸電子煙,所以反對把那些產品添加水果、餅乾、草莓等等氣味出售嗎?那麼你大概贊同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政策。不過呢,最近最高法院正要聽取一個案子,挑戰FDA這個政策。

FDA屬於保健部門HHS管轄,而這些部門很快就要換屆,因為川普上台了,他要撤銷很多規章,把他所提名的HHS領導小肯尼迪也拉進來。目前代表政府在法院爭辯的, 是拜登政府副檢察長Elizabeth Prelogar,而她再過兩個月也會卸任,職位被川普所任命的John Sauer取代。

菸草公司的遊說能力強大,他們說FDA不該禁止推銷新鮮口味的煙草產品,人們自我禁煙就行了。目前的最高法庭,如果按照它原本的斷案風格,應該會推翻第五巡迴上訴法庭(一個極右佔絕大多數的法庭)來的緊急案件,判FDA有權按自己的規章禁止損害兒童的推銷。但最高法院這兩年變質,沒人知道它對此事的立場了。

現在的電子煙中含有更多而不是較少的尼古丁,研究發現害處很大。但右翼喜歡在第五巡迴上訴法庭所管轄的區域發起訴訟,上訴時得到同情,原告不服就上訴到最高法院。現在的右翼多數派豁免川普一切刑事犯罪。他們會推翻FDA政策,變成支持大型煙草公司了嗎?拭目以待。

讓人擔憂的是,最高法院夏天推翻了一個Chevron裁決先例--那個1984年的裁決是:在聯邦法律含糊時,各級法院要把事情交給專業機構去決定--現在最高法院認為它可以自行裁定了。FDA是聯邦專業機構,管理很多大法官們不太懂的事務,現在他們認為可以決定FDA如何設立食品藥物政策,甚至淨水、核放射和其它污染規定了嗎?

保守派和MAGA向來表示討厭這些規章,貶為沒必要的「官僚」監測步驟,最好取消那些權力過大、發號施令的機構。現在FDA阻止向孩子們推銷尼古丁產品的案子來到最高法院並非偶然,Chevron裁決被推翻讓其它受監管的行業膽子變大了,何不聲稱FDA是管得過寬了?

你或許可以想像得到,那些電子煙製造商在法庭上爭論,說孩子們雖然喜歡那些氣味,他們並不是向兒童推銷啊等等。聯邦得副監察長會說,這麼做危及公共健康和兒童健康,FDA負責監管菸草生產和推銷,所以有責任和權力禁止一定做法。但第五巡迴上訴法庭的10名法官中,有6名贊成取消FDA禁令,不介意孩子們聽聞這些煙草產品都去嘗試。

當然,允許推銷不等於孩子們都會去嘗試,特別是如果對小學生的癮疾教育搞得成功。Leagal AF頻道的法律主播Michael Popok正在密切注意這個案子。他不知道那幾名保守派的大法官是否都會站在煙草公司一邊--他會去聽,然後繼續報告給聽眾。

Saturday, December 7, 2024

投票不為自己的利益?

Ashton在美國和德國生活、學習和工作過,喜歡觀察、研究社區和比較。她擁有人文地理博士學位,原先是教師和建築歷史學家,現在油管上透過一個移民的視角,解釋分享世界上各種社會現象,從宏觀經濟學到微觀城市主義。

我聽了一段她關於美國這次選舉的評論,主要是為歐洲人解釋美國現象,覺得挺有趣,於是把大致內容寫下來。



國際上對於美國大選都很關注,認為這不光是美國的事務。Ashton住在徳國,德國人特別關注,對美國總統候選人搞很多分析。現在選舉結果已出來,大家只剩下一個反覆問的問題。

德國的社會和文化模式和大多數西歐國家一樣,叫做「社會民主」: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日常生活的基礎,強大的工會(聲音),政府所支持的退休金制度,全民的公共保健服務系統,免費的大學和職業技校,小(聲)的宗教信仰,大(量)的社會安全網支付等等,德國人普遍認為具備這些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特別重要。

可是川普堅決反對上述這一切政策,德國人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美國選民似乎不顧自己的利益,要選川普呢?這個問題不光是歐洲人問,美國人自己也互相問這個問題。

那些投川普票的工人階級支持他,可他希望砍掉醫保或取消其它商業規章的政策,是直接損害他們自身利益的。而教育程度和薪資較高的專業人員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儘管川普的減稅政策可能讓他們口袋中多剩幾塊錢,他們不支持他。

現在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凡認為自己關心民生大事的美國人恐怕都覺得困惑,很多人覺得美國兩大政黨的立場距離中間溫和派越來越遠了。Ashton這樣解釋美國的兩黨鴻溝問題:

她說美國選民投票時的確不怎麼考慮自己的具體利益,而是過於注意那個黨派標誌R或D,就是對那個代表共和黨、民主黨的意識型態進行抽象表態。她說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們研究發現「特別有趣」。

比如他們想要知道,當川普選民知道果然要施行對自己不利的稅務政策時,也就是減稅和減少公共福利,他們是否會減少對川普的支持。結果他們基本上不動搖,有些人把減稅政策的重要次序降低一點而已--要減少利益不協調感。

我們大家都喜歡相信自己是獨立思考自由做主的選民,但數據告訴我們並非如此。美國選民越來越傾向於黨派化,也就是向一個黨看齊。很少人改變自己所屬黨派,越來越少的人在選票上因為政見而選當地不同黨派的人,如同荷蘭、法國、徳國、瑞士的選民那樣--美國人所謂的「獨立」和「自主」實際上已被所支持的黨派觀點取代。(無論左派右派)很多人只是否認自己已經黨派化而已--承認了不是等於承認自己有偏見?

總結來看,Ashton說,美國選民有點像原始部落,在政治分歧中各族都盲目效忠自己山頭的首領,效忠的好處是換來安全歸屬,好像個身分牌,而不代表個人思想。美國有兩大政黨,於是很容易分為「我們」和「他們」的區別--他們道義上有問題,而我們是高尚正義的等等。

由於政治山頭與自己身分人格聯繫起來,所以美國的一切政治紛爭都容易讓人感情用事,並降格為為憤怒和敵意。雖然我們徳國這裏也有政治激情很高的人,但政治話題不會令人情緒化,而不少美國人現在對哪位候選人上台非常地牽腸掛肚,激動掉淚或起來暴動等等,甚至和政策變化也沒有太大關係,和異端派別的信眾忠於自己頭目差不多了。

然而事態原先不是這樣的。1950年代人們的政治傾向是混合的。雖然艾森豪威爾最後是做為共和黨人當選總統,但民主黨人也推選他,所以他以壓倒多數勝選,和他實際屬於哪個黨派無關。

然而到了1960年代,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很多黑人成為支持民主黨的選民,是因為民主黨人推動這兩條政策法案,而很多共和黨人反對種族融合(合校讀書與乘公車等等)。1980年代,許多保守的基督徒與商務業界利益一致,支持共和黨,而以廣播媒體和互聯網為中心的社會,則推出黨派話題,加劇了黨派分裂,結果社會逐漸變得以黨派來象徵這些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教派崇拜形式啦,看不同的媒體啦...而未必代表選民支持不同的政策。

美國人投票不為自己利益的最後一個理由,是那種特別的優越感,不認為別的國家哪些地方比美國強。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去過其它國家的人,總以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歐洲人對此感到真的很諷刺。

是的,蘇聯垮台後,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大國,金融上、軍事上我們全都靠自己成功站起來。總之,American exceptionism是一種美國人故有的政治觀點,與西歐(甚至加拿大)人民的觀點不同。

政府應該在百姓生活中有多大角色,比如醫療保健服務是否應該受政府監管和人人有份啦,大家是否都該有機會得到廉價或免費的高等教育啦,保證工人的能夠休產假或得到工會所保護的失業保障啦,保護公共環境不受污染啦,不准顧客受到金融或商業欺詐啦,這些一般都被視為與每個人的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但要求政府有足夠的權力才能夠提供。

可惜很多美國人不這麼認為,反而把政府保護底層人民的功能貶為保母國家,或叫做「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會毀壞「美國夢」--意思是每個美國人本來都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工作,成為小康。(但我們知道有30%的美國人實現美國夢的條件相當差,而他們需要救濟時就受到貶斥。)

於是乎儘管共和黨人比較為資本家和大企業財團牟利益,低收入的白人還是比較願意投共和黨的票。其實,Ashton認為投票時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注意某種「社會因素」,未必是道德比較高尚。哦,你相信富人不必納太多稅是應該的,他們(精英)的努力應該得到回報,而貧困人遭災難或接受救濟一定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或有甚麼錯,是嗎?

華盛頓特區有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倡議智庫(CAP)的調查發現,60%的共和黨人同意「人們陷於貧困是因為他們做錯誤決定或缺乏雄心」的說法。皮尤調研中心2020年有另一項報告,提到人們貧窮的原因,相信「他們工作不像大多數其他人那麼賣力」。

在2024年的美國選民問卷中,這個看法跨越種族。如圖所示,藍色代表選賀錦麗的人,紅色代表選川普的人,你看到只有家庭收入從3萬到10萬之間(共48%)的人群中,以支持共和黨的居多(52%),而這個收入範圍的家庭是最有可能得到各種補助的。看來,把工薪階級和生活困難的工薪階級區別開來,有助於把一批人道德化,讓他們另眼看待福利政策。

別忘了,美國人生活在某種泡泡裡:地理上他們只和兩個國家交界,除非你住在邊境州,基本上不和外國人有文化和商務交往,因而無法了解甚麼是「社會市場經濟(又稱社會資本主義)」--一種讓國家來調節市場經濟,在市場有序競爭的同時,強調社會責任,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從心理上,除非你親自體驗社會市場經濟的好處,你不會明白它會提供你甚麼好處。

Ashton說,大多數美國人不怎麼看外交關係方面的新聞,不那麼了解國際大事。一天24小時,你或許花1小時瀏覽一下新聞,但德國人瞭解美國的程度可能遠超過你了解其它國家的情況,比如選舉等等。為此,Ashton專門建立一個油管頻道,做為一個對話交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