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福音的不同描述

聖經中給我們的福音好像一幅圖畫。你知道，讓人看圖説話來描述説明一幅畫，則每個人描述所用的語言都不盡相同。大家忽略不同的細節，或強調不同的重點。下面文章摘譯自尹烈牧師的文章A Call to Reform。

我和許多基督徒一樣，從小長大都知道福音是關乎信耶穌、得永生。今天最常見的救贖論模式是替代刑罰的說法。這個理論用法庭詞彙來解釋救贖，強調罪的嚴重性：上帝是法官，人類受審。人違背了上帝的律法，很嚴重的問題，必須死，但是大法官又愛人類。如果直接赦免人的悖逆呢？那就削弱了死罪後果的嚴重性。所以，赦罪的條件必須是贖罪（atonement），既提供赦罪的條件，同時又維持了上帝的道德管理秩序。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這一要求，所以當我們接受基督為救主時，我們的罪就得到赦免。基督代替我們犧牲，承當了我們的刑罰，而我們則被“宣告為義”。

這種解釋福音的辦法回答了十六世紀信徒的問題，對於指導二十一世紀我們的靈命追求卻不夠。替代刑罰所關注的是“有罪”還是“無罪”，也就是“得救”還是“沒有得救”的問題，把天堂或地獄的思想強加給信徒，救人進天堂成爲福音派信徒傳福音最大的動力。這樣的思想產生出一大批偉大的佈道家。尋找未得救的人，傳福音給他們的動人故事很多。約翰候伯牧師是泰坦尼克號上的一位乘客，那這條號稱“不沉的方舟”巨輪沉下海之後，候伯在冰水裏從一個人游到另外一個人，問同一個問題“你得救了嗎”，意在凍死之前帶領多一個靈魂進入神的國度。替代刑罰的觀念使人能夠有力量應對危機，能夠使站在死亡邊緣的人立即得救。不過，在沒有危機的日常生活中，信徒就缺乏持續的動力了。回頭說說我們前面提到的法庭，囚犯被宣告為義，那麽他走出法庭之後又怎麽樣呢？替代刑罰說從來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麽樣看福音還有個問題：福音僅僅是我們進天堂的方法。福音和堅忍的教義一起，讓人感到一旦進了福音的大門，就不再需要進門時的那把鑰匙了，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即把鑰匙交給下一個人。Tony Campolo說他年輕時參加一個福音佈道大會，那位講員說到世界的情況多麽糟糕，而信了耶穌以後情形會變得多麽好等等。他說耶穌好像是個司令，而信徒好像基督的大軍，他們一起就要改變世界。Campolo聼見這個信息就很興奮，他問講員自己應該做什麽。他被告知信徒很像招兵的士官，他們要帶領更多的人來參加上帝的大軍。然後，那些人也成爲招兵的人，招收更多的人。Campolo很快就得出結論說，我們都是招兵的士官，真正改變世界的工作根本還沒有開始。

這樣的福音著眼點放在耶穌的釘十字架之死，卻使耶穌生平所做的其它事情都忽略了。這種神學的座右銘是“耶穌降生就是為了十字架的死”。而他的生平、事奉、以及接觸和改變他人的生活，統統成爲沒有必要。假如耶穌十六嵗釘十字架也不會有什麽問題。所以，不僅耶穌的生平被忽略，那位撒瑪利亞井邊的婦人、那位爬上桑樹的撒該，那位用眼淚和頭髮洗耶穌腳的女人、那位長大麻風的、瞎眼的、聾子、啞巴，還有那位差點被用石頭打死的女人，都沒有意義了。如果我們看世界只有一條底綫，就是將來進“天堂”還是“地獄”，那麽我們“進來以後”豈不是就不需要福音了麽？

這樣看來，我相信救贖論會尋找一個不同的模式，或是一個補充的模式。這個模式要把福音和我們的生活更像基督連接起來。我所能夠想到的例子是希臘東正教的神學。他們對得救的觀念不是側重基督釘十字架，而是三一論的教義。他們看父子聖靈在永恒裏密切聯結並和諧共舞，上帝世世代代不住地邀請我們加入這個共舞。而罪就是離開了這個共舞，與其隨著恩典和尊敬的秩序行動，人破壞了其中的優美和韻律。結果耶穌進入他所創造的世界，來重新恢復節奏和美感的秩序。

亞他那修是四世紀一個主教，曾講過一個有力的故事來説明福音的拯救：從前有一個良善仁慈的國王。在他所治理的一個遙遠城市裏，有人利用他們所享受的自由來做壞事。由於犯罪這些悖逆的人害怕有一天國王會來懲罰他們，於是他們製造輿論，大家一同憎恨國王。他們説服了全城的人跟隨他們宣告獨立，脫離國王的管理。既隨心所欲做壞事，各種罪行就泛濫—強暴、逼人為奴、謀殺、強奸…全城生活很快陷入絕望境地。國王知道以後很爲難，他應該派軍隊去鎮壓呢？還是任憑他們這樣下去？兩種做法都是毀滅。這位智慧的王出其不意，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脫下皇袍，穿上流浪漢的衣服來到城中，住在不起眼的地方修起家具和瓷器。人們被他的良善所吸引，尊敬他，有事沒事都到他那裏去。他告訴大家：那些悖逆的人把他們愚弄了，真正的國王恩慈行善，就像自己這樣這般。人們一個個開始跟隨他的榜樣，很快就有幾百人跟隨。他的影響成爲一個運動，全城的人最後都後悔，可是又不敢回到國王那裏，以爲他一定會為他們的罪行刑罰他們。但是這位裝扮成工匠的國王告訴他們一個好消息：他就是國王，他愛大家，歡迎他們回到他的國度。這就是希臘東正教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