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便民：來自中國的音樂教育家

紀念中國音樂之才俞便民（Benjamin Yu）的一生，是他女兒所寫。我看了深受感動，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因為他使我想起了自己親愛的父母，以及中國許多老一輩的高級知識分子... 下面我從這組幻燈片中摘錄一部份記在這裡：

父親在高中時開始學拉小提琴。中學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被明強中學保送到上海滬江大學學習英國文學。慈祥的祖母教育父親永遠以基督的愛為榜樣，做一個誠實熱心的人。1936年父親在滬江大學英國文學系和音樂系 兩個系同時畢業，並留校當了鋼琴助教。

由於父親對音樂的愛好與才能，加上他豐富淵博的英語知識，從1935年開始到1948年為止，被上海一家英文報社“大陸報”（The China Press）聘請，在音樂專欄寫了整整十三年音樂評論。當時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有為父母親設立的專座。所有在上海舉辦的音樂會都有父親 寫的評論。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的德籍猶太人音樂家衛登堡（Alfred Wittenberg）是父親的好朋友。每個星期有好幾個晚上會到凡爾登花園來，他和父親輪流著一個拉小提琴，一個彈鋼琴，互相切磋琴藝。這樣，在枯燥的海關工作之余父親也能享受到音樂的快樂。

建國初期國家號召精兵簡政，父親辭掉幹了14年的海關金飯碗，重操自已喜歡的事業。父親想進上海音樂學院，卻被沒有留學經驗為借口而拒之於門外。於是父親開始了私人教授鋼琴的藝術生涯。1956年夏天父親送走一大批學生去考上音，考官們驚得目瞪口呆說：這些節目是我們的畢業生也彈不出來的啊！

1956年秋天，父親受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之邀，前往沈陽講學。他還帶去了一大批學生，除了金石在春天已經到了沈陽以外，還有吳書肇、柯歧、司馬文蘭、張先元、丁順訓、金生等等。雖然李劫夫院長以僅次於他自己的高薪相許，但是父親仍以天氣太寒冷、我有哮喘病為理由拒絕進沈陽音樂學院任教。講學一個月以後父親就回到了上海。1957年反右鬥爭時，曾來上海接父親去沈陽的李星影教授被迫害致死。父親感嘆說：幸虧我沒去沈陽，否則一定是個大右派！雖然我父親逃過了反右鬥爭，但長沙湖南醫學院的小叔和北京水電部的三舅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在南昌大樓時父親又收了他的關門弟子諸大明（曾在1981年第六屆範克萊本鋼琴大賽獲獎，現任臺灣東吳大學音樂系的主任）。那時他年僅十歲，常提前來上課，可以和我們一起看連環畫，因為我家有整整一櫃子的小人書。文化大革命時，這些小人書和父親的所有琴譜、唱片等都被抄走了。而在1966年8月下旬來抄家的正是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他們把父親作了詳細分析的樂譜全部拿到上音，這些都凝聚了父親多年的心血啊！文革後雖然歸還了部分蓋有父親印章的琴譜，可是許多珍貴的樂譜和資料都不知下落了。1971年父親被拘留二十個月後以所謂的“現行反革命”罪釋放回家。雖然臉都浮腫了，但是我們全家感謝主，終於又團圓了！父親失去了鋼琴和琴譜，卻沒有失去對音樂的摯愛。仍有學生要求去他們家中施教，父親借來琴譜在家鉆研。

有主同在，喜樂平安依然在。1979年父親被平反了，上海音樂學院35位中青年教師聯名寫信要求父親去上音當顧問，卻遭領導拒絕。心灰意懶之下父親決定去美國探親。1980年出國前他還給學生鄭宇靖（原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鋼琴伴奏）上課。

1980年夏天在四姑的邀請下，父母親只帶了兩只隨身小箱子，懷揣100美元，從上海飛到了美國洛杉磯。由於四姑還在朋友的汽車旅店裏工作，所以父親就先在富人區為一位八十歲美國老先生當陪伴，而母親則為鄰居的管家當替工。那時父母親都已年逾花甲，但是他們說：做人要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忍耐也是做人的必學功課。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1981年初父親被亞特蘭大的一所音樂學校（Atlanta School of Music）聘請去給學校裏的教師講課，探親簽證終於換成了工作簽證。不久密西根州的因特勞肯藝術學校（Interlochen Arts Academy）又聘請父親前往那裏的全美天才學生夏令營授兩個月課。連續兩個暑假的夏令營教學為父親贏得了極好的聲譽，在因特勞肯又遇上了1956年在沈陽音樂學院講學時認識的波蘭女專家巴柯斯特.霍爾諾夫斯卡教授，她向校方極力推薦了父親。結果已經七十歲的父親雖然沒有博士學位，卻擊敗了十多位求職的年輕博士們，當上了因特勞肯藝術學校的全職教師，一年中九個月在學校上課，兩個月在夏令營上課。每周25小時課表排得滿滿的。

1956年沒有接受沈陽音樂學院的邀請，三十年後父親卻來到這裏。雖然密西根州北部的天氣和沈陽相仿，幾乎半年是冬天，瞧，雪有多厚啊！但是父親卻在這裏開開心心地生活了十多年。因為這裏的自然天氣雖然寒冷，卻沒有那種殘酷恐怖的政治氣候！

1990年母親開始患上老年癡呆癥，父親忙於教琴和照顧母親，每天騎著自行車穿梭在琴房和宿舍之間，已成為因特勞肯的一景。至今仍有許多教職員工還記得這個騎自行車的、慈祥的中國老先生。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還能有如此激情上課教學生，令美國的媒體爭相報道。雖然父親自己不能演奏，但是他能最大程度激發學生對音樂的理解和樂感，從而把學生的水平提到他們的最高點。在因特勞肯父親得到大家的尊敬和愛戴，他每天可以在音樂裏工作和生活，還有什麽能讓他更加心滿意足的了？所以，當媒體采訪他時問他準備什麽時候退休，他回答說：我現在每天能幹自己喜歡的事--教琴，天天有免費音樂會聽，這不比退休還要悠閑自得嗎？

1993年5月父親獲得因特勞肯藝術學校授予的“年度最高成就獎”，並獲得500美元獎金。 父親認為，不管獎金多少，只要能得到別人對自己工作的認可和尊重，就是最開心的事了。 而在中國，盡管父親教出了傅聰、李名強等許多為國爭光的優秀學生，他的名字卻被刻意隱瞞，他的成績被上海音樂學院侵占。

同年9月學校開學典禮上父親受校長之邀給學生講話，他以文革的經歷鼓勵學生要珍惜已有的優越條件。他說：腦子裏的東西誰也搶不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他的發言獲得全場師生肅而起立，長時間熱烈鼓掌。1995年父母親加入美國籍成了美國公民。父親說：不是我不要中國，而是中國不要我啊！在美國我反倒可以為中國繼續教出優秀學生來呢！

1999年當父親得知因特勞肯藝術中心需要為樂器修理捐助經費，就立刻給學校捐了一萬美元。這是學校校長親自寫給父親的感謝信。他還打電話給父親說：別人捐一百萬都沒有你捐的一萬元稀罕。因為父親在開學典禮上說過，他和母親是懷揣100美元來到美國的。而且父母親都還生活在老人院裏，父親每月的退休金並不多。但是父親認為他在因特勞肯的那些年是他過得最開心的日子，為學校捐款是理所當然的。學校為此在校園的兩個石凳上鐫刻了父母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