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美國家安全

Thomas Wright於今年2月18日加入Brookings學會，在Strobe Talbott國家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擔任拜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還擔任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主任、Brookings學會的歐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在下面的訪談中，他與Talbott中心高級研究助理Alejandra Rocha討論自己的經驗以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Rocha：您好Tom！讓我們先問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能否說說您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您決定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這一行業？

Wright：我在愛爾蘭長大，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星期搬到美國讀研究生。我一直對國際歷史和世界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與John Ikenberry密切合作，他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秩序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尋求深入了解人類行為、動機和情感)。透過他，我也有機會與美國外交政策做實際工作的人合作。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曾考慮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但發現自己對政策和智囊團更感興趣。

R：回顧您在拜登政府任職的經歷，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管，您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W：我能想到的功課有三點：首先，要留意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通常至關重要，如果孤立地看一個議題，則可能會被忽略。其次，即使你認為某件事不會發生，但若有20%發生的可能性，你就應該制定應急計劃。第三，要思考中期和長期策略，但始終牢記這些策略對短期營運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您要做什麼才能夠到達那些長遠目標？

R：您在NSC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俄烏戰爭和歐洲安全到中美關係、對抗(宣傳)聯盟、和南半球(戰略)--您和您的團隊如何平衡各種彼此相爭的策略重點？

W：我們一般優先考慮領導層最關心的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大約一半的時間討論俄烏衝突的問題，然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中美關係、全球大國競爭和地緣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都涉及密切與其它理事機構合作。

R：您和NSC團隊負責起草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這過程中，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W：國家安全戰略常常陷入兩個陷阱：一是表面裝飾問題--每個人都堅持要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進去；二是傾向於打磨稜角，把最尖銳的問題淡化到實際上等於沒說的地步。解決落入陷阱的方法是確保高階領導人對該文件負責，並清楚地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很幸運，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積極地參與了這份文件的制定，而且從初階開始，我們就對想要表達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

R：自從出版了2017年《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和2021年《Aftershhocks》兩本書以來，您對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看法有何改變？

W：關於在一個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核心論點還站得住腳，但我忽略了美國國內功能失調的程度，尤其是在2025年川普重返總統高位之後。我仍在努力理解這對戰略競爭的軌跡和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

R：回到Brookings學會後，您打算重點研究哪些領域？

W：我打算關注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地緣經濟。但我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我們應如何重建國際秩序。幾乎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次修復而已，那麼接下來會怎樣？

R：您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W：對川普政府來說，盲點顯而易見。當局根本不懂全球經濟如何運作，也不知道貿易為甚麼不是零和遊戲。當然，這種無知是自上而下的。比較一般地說，我認為美國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我們需要將經濟融入主流的外交思想。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沙利文在Brookings學會的兩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整體而言，外交政策界仍然主要考慮軍事力量、外交，有時是發展，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存。

R：對有興趣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業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W：我建議閱讀歷史，尤其是傳記；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但還要懂得如何擺脫它，而不被它所界定；每天從頭到尾閱讀《金融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紙本；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認識到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寫作，即使只是為了自己；多注意於與同事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而不是只與上級聯繫；記住，無論黨派如何，我們都致力於處理同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兩黨都有真誠行動的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水落石出水，你必須願意調整自己的想法。

母親節的禱告

本篇禱告是一個版本的美國長老會(PCUSA)禱告。我們一般稱上帝為「父神」，但祂何曾不是母親呢！

母親上帝，我們為這(平淡無奇的)一天感謝你，我們為有機會留出時間來紀念母親而感恩。大地的歷史由母親們構成--生養兒女的母親、替人生育的母親、收養兒女的母親、屬靈認養的母親、講故事教導的母親、甚至有大自然之母--好像母雞照顧小雞的大地之母。

我們感謝你長期以來給我們的仁慈、保護與培育。感謝你，每一位母親，無論性別、族裔、種族，都是按你的形象受造--都具有關懷的本性。

在我們的文化中和教會中，我們讚揚並感謝母親--她們體現出你不住的關懷和教導。我們感謝她們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請求你在她們困難時支持她們。

對於那些試圖以新的方式保護孩子安全、教育和參與的人，我們求你給她們有精力和想像力來完成這項工作。對於那些不得不生活在困難環境中的母親，求你幫助。

我們也承認，對我們中一些人來說，考慮「做母親」是件痛苦、困難的事，有的母親或許不能在孩子的身邊。我們中有些人經歷到母親的早逝或遭到拋棄，我們為她們而悲哀。對我們有些人來說，母親虐待或忽視了我們，我們求你寬恕我們的悲痛，醫治我們受傷的心靈。

我們把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奉到你的面前--有些是圍產期的損失，有些是生病，有些因暴力而失落--我們求你伸出安慰的膀臂，擁抱這些母親。

我們感謝那些不斷為自己和他人孩子爭取權利而奮鬥的母親們，求你讓她們的先知啟發之聲在公共場合傳揚，並求你讓她們持續的勞動不致白費。

我們也記念那些希望成為母親的人--求您安撫難過的心，她們渴望按照你的召喚建立家室。

感謝上帝，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母親。許多人選擇以其它方式影響社會，並為我們的共同生活做出貢獻。我們感謝那些給我們啟發、給我們關愛、教導培育我們、挑戰我們、以各種方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

我們感謝那些伸出援手，支持無法與親生父母聯繫的孩子們、願意正式或非正式收養的人。耶穌告誡我們，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祂的母親、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上帝啊，請幫助我們，讓我們按照你的設想和方式，成為你的家人。

我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求這一切，阿門！

新教宗利奧十四世

教宗方濟各上個月去世。

新的教宗是樞機主教(或譯紅衣主教)們在Sistine Chapel舉行閉門會議選出來的，他們每天最多可以進行四輪投票--上午和下午各兩次。若沒有選出新教宗，每兩輪投票後，煙囪就會冒出黑煙，表示尚未達成共識，需要繼續投票。若有新教宗成功選出，就有白煙出來，向世界宣告，標誌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5月8日，69歲的樞機主教Robert Francis Prevost首次以教宗利奧十四世的身份登上聖彼得大教堂主陽台，受到眾多朝聖者、遊客、當地天主教徒和其他旁觀者的熱烈歡呼--他們等候白煙已經好幾個小時。(「十四世」意即第14位使用這名號的教宗。)

Joanne M. Pierce教授是天主教歷史和禮儀專家，她說新教宗的到來往往給人一種興奮和不確定的感覺，而這次樞機主教團的選擇卻讓一些人感到意外--Prevost是第一位美國教宗，而傳統上，歐洲主導的樞機主教團對選擇美國樞機主教持保留態度，人們擔心美國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過大。

誰是Prevost呢？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了紅衣主教們的投票？Pierce教授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為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

Prevost出生於伊利諾州芝加哥，20歲時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奧古斯丁修會。這個修會是第13世紀成立的，與其隱居在孤立於世的修道院中，這個修會的修士是以托缽僧的身份四處遊走救濟窮人，並擔任宣教士和教導聖經。

Prevost在美國和羅馬讀過神學。他剛剛按立為神父時就去到秘魯，一年後作為奧古斯丁修會的官員短暫返回美國後，又回到秘魯擔任神學院教授，教「正典律法」，即天主教會的法律結構，待在秘魯10年。

1999年，Prevost成為芝加哥當地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即主要負責人)，後來又當選為全世界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這是真正的全球體驗，因為奧古斯丁修會在各大洲約有50個社區。

2015年，教宗方濟各任命他為秘魯Chiclayo教區的主教。2019年，方濟各又任命他為梵蒂岡幾個重要教廷部門的成員，以至於他對中央教會管理非常熟悉。最重要的是，他曾擔任主教部的prefect，相當於部長或主席。

事實上，由於他在秘魯的長期牧養以及在梵蒂岡的服事經歷，有些評論家在Prevost當選中之前就指出，假如紅衣主教們要選一位美國教宗，那一定是他。他在主教部的服事被認為特別重要，因為主教部成員在選拔新主教上發揮關鍵作用。

天主大公教會有意向全球擴展是在20世紀，特別是在1960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宗開始任命世界其它地區的書機主教，這些天主教地區(很多以天主教為主)此前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外圍。

這就導致幾個世紀以來教宗首次從義大利以外地區選出。教宗聖約翰保羅二世是波蘭人，也是自16世紀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裔的教宗。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是非義大利人，出生於德國，曾擔任梵蒂岡官員。教宗方濟各出生於南美洲，他的父母出生於義大利移民阿根廷。

過往，樞機主教團很少有來自其他大洲的代表，而近年來樞機主教團已經比較國際化。約80%的樞機主教是方濟各任命，其中許多人來自從未有過紅衣主教的國家。審查記錄，任命樞機主教可能考慮許多因素：Prevost作為教會領袖是一位有效率的管理者；且是教會法的專家；他在南美和北美從事牧養工作幾十年；身為整個奧古斯丁修會的總會長，他很可能已廣泛旅行，拜訪過許多他所監督的社區。

新教宗身著傳統的教宗服裝出現在梵蒂岡陽台上：白色長袍、紅色短披肩、裝飾紅金色的聖帶，脖子上掛著金色十字架。相比之下，方濟各僅著教宗的白色長袍，無其它掛飾。這是否表明新教宗會比較傳統？

Pierce教授認為，他所選擇的教宗名號Leo可能表明他不是那麼傳統。1891年，教宗利奧十三世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通諭《新事》，副標題「論尊嚴與勞動」。他強調工人成立工會的權利，並對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表示批評。他還呼籲普通工人應從老闆和政府獲得其它權利--那位最著名的Leo教宗倡導社會公義，成為百年來天主教社會教導的基石。

利奧十四世在陽台上發表的首次講章讓人們了解到他的教宗治理方向，他強調天主教徒和教會在與其他宗派傳統和文化對話中，要扮演和平締造者和橋樑搭建者角色。他的第一句話是「願和平與你們同在」，--說這和平是「一種解除武裝的和平，一種令人解除武裝的和平」。他敦促天主教徒更加「無所畏懼...團結一致...藉對話和外展搭建橋樑」，共同行動，為世界帶來和平。

他可能不會完全追隨教宗方濟各的腳步，但他會繼續朝著同一個方向邁進。

哈佛大學校長答記者問

川普政府對精英大學發動攻擊，哈佛大學開始訴訟反擊。哈佛大學校長Alan Garber接受《華爾街日報》主編Emma Tucker的訪談，討論他對政府監管的抵制，回答為什麼美國這一最富有的大學需要聯邦資金，以及學校如何解決校園偏見的問題。他說，「不是我要故意抵抗政府，而是政府找上門來。」

川普威脅撤銷撥給這些大學的研究經費，除非他們按照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理念要求辦學。哈佛大學的校長成為抵制這些政府監管的面孔。

Tucker：您為甚麼選擇迎頭參與這場鬥爭？
Garber：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很有問題的(政府)要求--想要解決某些問題，但手段太令人反感。特別是授權聯邦政府--比如能夠審查我們所有招生紀錄的細節，能夠對我們雇用哪些教職員工有發言權。我不是不同意增加意識形態理念的多樣性，而是不同意他們的方式。
T：其它院校，像哥倫比亞大學，表示屈從政府的壓力，您覺得是個問題嗎？
G：我們的決定不怎麼受其它院校決策的左右。但我聽說哥倫比亞大學和聯邦政府協商多日，至今還沒有甚麼結果，可見那未必是一條最有希望的(學術)道路。

T：政府凍結哈佛大學$20多億研究經費後，哈佛很快就提起訴訟。你們資金雄厚，超過$520億。我們常有讀者問，為甚麼哈佛仍然需要$20多億政府資金？
G：很簡單。我們得到的聯邦資金是撥款、合約經費形式的要求，來支持大學從事聯邦政府已批准的研究項目，促進國家利益，比如量子科學，對於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競爭中，是個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領域。他們出資支持這項研究是因為經濟效益，還有的是為對預防和治療疾病，政府有贊助，我們也很高興，但這決不是一份禮物，因為其中有很多條件。
T：儘管如此，考慮到學校與政府如此的對決關係，你們是否該考慮逐步脫離政府資金補助？
G：我們當然考慮長遠的研究資金來源，以及是否要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但我們認為能夠為政府做事、解決國家當務之急是一個榮幸。我們國家正面臨艱鉅的挑戰--國家安全挑戰、經濟挑戰、衛生挑戰，我們能夠幫得上。

T：即使你們打贏了官司，川普政府還是能夠繼續給你們穿小鞋。總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他可以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說「他們活該」。這對你們是個問題嗎？
G：如果政府打算那麼做，那麼首先，那是高度非法的。除非有甚麼我們還不知道的正當理由，那是很戲劇化的行動。所有的教育機構從政府獲得免稅資格，是為了讓學校能夠成功實現他們的教育和科研使命。如果哈佛被剝奪這一資格，顯然會嚴重削弱我們，我應該說那是滅頂之災。但是對於所有的教育機構來說，這種行動送出到一個很可怕的信息：不同意政治當局的會被當作有威脅。

T：你們在訴訟案中列舉了哈佛大學做的一系列美好工作。然而，外人對哈佛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您覺得可能是甚麼原因？
G：我說不上來每個人感受的原因。也許您的問題關乎所有的學府，我們在招生和聘請教職員工上彼此競爭等等。然而我想我們有實際問題應該解決，一個就是我們師生理念多樣性的問題，雖然最近有些事情讓我看到恐怕是誇大了，但知道人們看高等學府幾乎是清一色的左傾(自由開放)理念。
T：為甚麼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那麼傾向於自由派？2023年有一項調查，哈佛教職員工當中有77%認為自己是「自由」或「很自由」，而認為自己「保守」的還不到3%。這種情況是怎麼形成的？
G：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您，這不是我們的聘用政策或終身教職政策故意這樣挑選的。我想在有些領域，自由派/左翼觀點比較受歡迎，也許是我們應該多一些保守派，也許有的人不願意講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確保在課室或其它場合，無論你個人的觀點如何，各種觀點都應該公平地得到介紹。

T：您是1976年從哈佛畢業的，您現在是哈佛的校長。您入學時的哈佛與現在有甚麼不同？ G：在很多方面，人們也許不信，區別不是很大。但有一點，現在的學生發覺在困難的題目上，對話難得多，特別是與不熟悉的人對話。我認為那是很大的損失，我的同事們也意識到了，我們都很擔心。

T：2023年10月(哈瑪斯發動對以色列突襲)，大學生抗議(以色列)加薩地帶的戰爭，那時開始有人呼籲鎮壓「反猶主義」。上星期，哈佛發表了兩個不同工作小組的報告，一個小組與反猶主義、反以色列思潮作鬥爭，另一個小組與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巴勒斯坦的勢力作鬥爭。報告發現這兩種思潮都很普遍，搞得兩邊學生都感到遭到禁言和不安全。您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現哈佛有反猶主義問題的？
G：我覺得在2023年10月以前就有。但10月8日我到Hillel(猶太學生中心)，直接聽見以色列學生講，特別是他們在校園內感受到排斥和冷落的經歷，讓我感到很震驚、很困擾。那時我一點都不知道情況嚴重到甚麼程度，但在接下來幾個日子裡，我看到的確是很糟。
T：你們的另一份報告是校內的穆斯林學生，感到沒有人聽他們的聲音。您覺得這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嗎？
G：我當然希望能夠解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需要不同的工具去解決不同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社會排斥和迴避，需要努力改變心思意念，彼此有同理心，放棄看人下菜碟、不認同的就低我一等態度。

T：還有一件事你們必須面對：10月7日事件之後哈佛失去一些捐助人。您認為那些捐款人會回來嗎？
G：這個我比較樂觀。我和那些捐助人談話，他們很關心哈佛。他們希望改變，他們想要看到的改變與我所想的差別不太大。
T：不光是哈佛，所有的高等學府，本應是美國冠冕上的珍珠，但出了很大的差錯--您打算如何恢復美國人民對高等教育的信心？
G：這是個批評性的問題。我們已經解釋了一部分答案。論到我們的教授學生卓越的科學和研究工作，我們做得很棒，然而有些需要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我想要指出一件事，哈佛是北美最老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成功不是來自不犯錯--多年來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但我們會糾正錯誤--藉著調整方向，藉自我檢討，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警告：喝酒致癌

喝酒，無論是常常喝還是偶爾喝，都傷身體--傷大腦、傷心臟、傷肺、傷肌肉、傷腸胃、傷免疫系統--酒精對人體健康害處很多，包括引起癌腫。

美國科學家發現，酒精是第三大致癌原因，每年引發大約10萬例癌症，並引起2萬例癌症死亡。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因酒精導致的車禍死亡大約是13,500人死亡。

早在1980年代，研究人員就懷疑酒精會致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喝酒與口腔癌、咽喉癌、聲帶癌、食道癌、肝癌、結腸癌、直腸癌和乳腺癌都有因果關係，還有一項研究報告了長期酗酒和胰臟癌之間的關聯。

2000年，美國國家毒理學研究項目得出結論，酒精是已知的人類致癌物。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酒精列為第一級致癌物，這是最高的分類，顯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種物質會使人生癌。美國的CDC和NIH一致同意，酒精導致好幾種癌症是有確切證據的。

美國飲食指南指出，即使少量飲酒(每天少於一杯)也會增加患癌的機會，可惜許多人並不知道酒精致癌。2019年有一項調查發現，不到50%的美國成年人意識到飲酒的癌症風險。2023年有一項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發現超過2.24億的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某階段喝過酒，佔這年齡層人口的79%以上。酒精消費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開始增加，反映出一個令人擔心的公共衛生問題。

麻州UMass Chan醫學院Pranoti Mandrekar教授研究中度飲酒和長期飲酒的生物效應。她的團隊正在努力發掘酒精增加癌症風險的一些機制，包括傷害免疫細胞和傷害肝臟。 Mandrekar教授在專家資料網站The Conversation撰文，把她的研究介紹給大眾。

細胞在體內不受控制地生長就發生癌症。酒精可能破壞DNA，造成突變，干擾正常的細胞分裂生長而導致癌腫。關於酒精的致癌機制，研究人員發現了四種不同方式：酒精代謝、氧化壓力和發炎、荷爾蒙水平變化、與其它致癌物(諸如菸草煙霧等)的相互作用。

酒精代謝就是人體分解和排泄酒精的過程。酒精分解時的第一個副產品是乙醛，乙醛本身被歸類為致癌物質。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基因突變會使身體比較快地分解酒精，進而導致體內乙醛含量升高。

還有大量證據表明，酒精會促使人體釋放自由基有害分子。這些分子會在氧化壓力的過程中損害細胞中的DNA、蛋白質和脂質。Mandrekar教授的實驗室發現，飲酒產生的自由基能夠直接影響細胞製造和分解蛋白質的能力，進而產生促進發炎的不正常蛋白質，幫助腫瘤形成。

酒精還能夠直接影響荷爾蒙水平，增加癌症風險，比如雌激素會增加乳癌風險。中度飲酒會提高雌激素水平，又會促人進一步多喝。酒精還會降低維生素A(一種調節雌激素的化合物)，增加乳癌風險。

又吸菸又喝酒的人患口腔癌、咽喉癌或喉頭癌的機會較大。因為酒精使人體比較容易吸收香菸和電子煙中的致癌物質，吸煙本身也會引起發炎，並引發自由基的釋放--損害DNA。

想知道喝多少酒是安全且不會受到傷害嗎？你若問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回答是沒有。美國CDC和飲食指南建議，婦女每天飲酒量不超過一杯，男士不超過兩杯。其它政府研究機構和衛生局局長幾個月前也提出類似的限酒建議。



不喝酒是預防癌症的一個重要措施。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算出一個人因喝酒而患癌的機率。每個人的遺傳基因、生活方式、飲食和其他健康因素不一樣，都會影響到酒精致癌的風險。請您重新考慮飲酒習慣，可以幫助保護自己的健康。

加拿大駐美大使展望

這裡是《大西洋報》記者Jeffrey Goldberg，在今年的「大西洋節」對加拿大駐美大使Kirsten Hillman進行訪談。

G：大家都知道，在報導華盛頓方面，直到3個月前，加拿大的話題沒有甚麼爭議--我們喜歡加拿大的很多產品，喜歡冰球，我們兩國有著世界上最長的無邊防接壤。我們習慣拿加拿大人的溫文爾雅開玩笑，總感到加拿大沒甚麼特別有趣的新聞。前兩天我遇到一位寫歷史的記者Anne Applebaum，她說川普辦成了一件大家從來都認為不可能的事--讓加拿大人發怒。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問大使女士，您對美國總統談論加拿大的方式憤怒嗎？

H：謝謝您邀請我來。以我的加拿大人禮貌，我會說加拿大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經歷到一系列的情緒，包括驚訝、難以置信、困惑、悲哀(好像哀痛幾個階段)，但我們對川普行為的憤怒沮喪不安，特別是發起關稅直接打擊我們的經濟康寧，對我們的衝擊實在太大--我們作為好朋友，不能坐下來談談嗎？因為我覺得這對你們、對我們都毫無道理。

G：您作為駐美的加拿大代表，回到加拿大如何對上司、對同事們解釋川普的行為？說加拿大該作美國的第51個州，告訴他們川普是認真的？

H：第一，我認為川普政府顯然想要改變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所以我們作為你們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我們是你們最大的顧客，我們從美國買的東西比中國、日本、英聯邦、法國買的合在一起還多。川普總統想要改變這個情況，他用的方式我覺得會引起改變的，加拿大會改變，是幾代人以來從未想過的。其次，川普是美國總統，我們當然拿他認真，他對這個國家和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和權力

G：我上週四有機會見到總統。我問了他幾個問題，讀給您聽，請您評論他的回答是甚麼意思，然後我們再談關稅問題。H：噢？G：放心，不會很難的。

川普：「今天我離開一些從別的國家來的很聰明的人，我總是有他們(作朋友?)...我想也許我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外交關係...對我來說加拿大的問題是，我們每年補助他們$2000億，而我們不需要他們汽油、石油、木材，我們不需要他們任何形式的能源，我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東西。我說它會是一個偉大的第51個州。我愛其它國家，我愛加拿大，我有了不起的加拿大朋友，(打冰球的)Wayne Gretzky是我的朋友，我意思是我有了不起的朋友，我對Wayne說，Wayne我會放過你(的不當行為)，我不想毀了你在加拿大的名譽，你就假裝不認識我吧--不過他們是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他們95%的生意是和我們做，如果是(我們)一個州的話就沒有關稅了，稅率也比較低，(但)我們必須在軍事上捍衛他們。」

我：「您真的想要他們成為第51個州嗎？...很大的一個民主黨的州。」(他們有全民健保，我知道他們會怎樣投票。)

川普：「很多人都這麼說，不過我覺得沒問題，我來了(會改變)，...請記住他們的保守黨本來領先25%，然後那麼多加拿大人不喜歡我，我把(他們的)競選搞成差一點...他們的保守派很不喜歡Trudeau，我要稱他Trudeau州長，他不喜愛(那頭銜)。...

G：...現在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他說的「每年補助加拿大$2000億」是真的還是不真？請解釋一下。

H：不真。正如我說的，美加兩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雙邊貿易關係。我們彼此的商品貨物服務每天達$25億，數量之大很難只從貿易平衡角度看--川普一定是要我們賣多少就買多少。但加拿大是有貿易逆差的，也就是說，我們所買的超過我們製造和服務出口。川普總統很關注我們多買美國產品，但我們買你們的已經超過你們買我們的，我們人口是你們的十分之一。我們人口雖少，為美國製造的產品超過是你們本國製造出口的一半還多，所以你們知道，製造和銷售到別國對於本國就業很重要，川普也想要創造這樣的機會。你們的經濟有77%是提供服務，而加拿大是美國服務的最大顧客。

我們賣給你們的東西有三分之一是能源，加拿大石油輸送到美國的墨西哥灣沿岸，在那裡提煉。坦白講，我們很多專家認為是賣便宜了，因為我們只有那麼多條管道，只能運送到那麼多地方。你們把提煉的產品以三倍價格轉賣到其它國家的市場，是加拿大保證了你們的低成本。我們只有4100萬人口，只能消費那麼多。美國若想消除與我們的貿易逆差，我們只好少賣能源給你們--我想這未必是川普政府想要的。

G：所以當川普總統說「我們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東西」，顯然是不真嘍？
H：我相信美國從這份能源關係和製造業關係上得益。我們賣給你們關鍵礦物質和鈾等等產品，你們如果不從我們買，就要從白俄羅斯或委內瑞拉買，遠不如從一個理念一致的民主法治盟友國家買。甚麼叫做「需要」？沒有加拿大的便宜的能源材料美國也照樣存活？也許--物價貴一些而已。但我想川普總統的目的恐怕就是想要有一番對話，從所有的國際關係中得到最好利益，我很盼望有這個對話，因為大家會看到，加拿大是是美國人力量的源頭。

G：您相信川普政府是尊重事實的政府？
H：我相信它可以尊重事實。真的，川普會看到政策對美國人民的影響而調整。

G：您5年前作為大使來到華盛頓特區，川普第一次上台，您是經濟學家、貿易代表，您認為川普總統懂經濟嗎？

H：...(眾笑)我想川普總統對於他想要在美國做甚麼，有個特別的理念。我想很多人認為他的想法沒道理，或那不是傳統做法。不過他很勇敢，我意思他顯然相信搞某些政策，特別是關稅，能把投資和製造業帶到美國來，他的確相信這一招會好用。我不評論，但我要說，他用這個政策對付加拿大，等於破壞你們自己的政策。

G：您能不能花一兩分鐘解釋一下，從加拿大人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提出的關稅有甚麼毛病？
H：關稅是一種對外來產品的打擊，不鼓勵從國外進口，而鼓勵在本國生產。但是對於美加兩國多年的經濟融合關係來說，我們的生產和消費是以經濟划算為念的。加拿大資源豐富，我們把原料送到美國，在美國加工製造的產品常常賣回加拿大，供應這裡的需要。加拿大人會說，且慢，我們可以為自己製造啊--這是我們最近的反應--重新投資在本國經濟上。

G：所以你們很多時候買加拿大元件組裝的美國成品，有點像第三世界國家--抱歉我意思不是要貶低加拿大。
H：沒錯。拿農業貿易作例子，我們每個月賣給你們一萬頭牛，你們處理成牛肉食品，除了賣到自己的市場，還賣回加拿大--我們兩國的經濟深度結合，有時是你們賣給我們原材料，我們製造商品運回美國--廉價可靠的能源對美國是很划算的--看你的貿易目標，這我不會去評論公平的問題。我對川普總統希望得到怎樣的更多利益很有興趣。

G：我很好奇，憤怒的加拿大人是甚麼樣子？...(眾笑)我意思是憤怒到一個份上，你們深藏不露的國家自豪感受到冒犯，正如川普所承認的，你們的保守黨候選人落選，因為他的理念主張太像我們的MAGA--我們覺得是對美國事件的反應。你們是否真的認為從經濟上離開美國，能夠找到比較划算的貿易關係？
H：我想您問的是如何減緩的問題。我們已經在考慮加強自己的經濟，尋求增強與世界其它國家的經濟關係--把產品賣到歐洲、亞洲去。...美國買家對我們的產品不高興，我們當然要另外尋找穩定、可以預期的貿易夥伴。

G：但你們找不到這樣的經濟關係吧？
H：我想我們能的。我認為美國當局試圖改變自己在經濟貿易關係模式中想要扮演的角色，我們只好適應。但美國的商家和消費者，若能和自己最大的顧客保持比較穩定的關係才會比較好，對嗎？對於美國人民來說，特別是對選川普上台的人來說，你有便宜的東西可買，你與投資你社區的公司有良好關係才好--形勢不穩定的時候人家不會投資。按國際貿易關係的規則，川普政府的作為已打擊了別國在美國的投資熱情，人們掛慮長期投資的不穩定性。我相信美加最終可能會恢復某種良好貿易關係，因為對美國人民最好。

G：加拿大在管理兩國關係方面，您認為是否有甚麼錯誤？
H：人人都會犯些錯誤，但這裡未必是「錯誤」。我想我們需要徹底了解美國尋求轉變國家關係、扮演不同角色這件事。這裡有個很好的例子：我注意到美國一向在國際雙邊關係中制定規則、影響世界，現在川普當局失去這個興趣了。我參與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談判，在那個談判中，美國堅持要有一系列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規則，參與談判的其餘12個國家都沒甚麼興趣因為尋求與美國合作，所以都設法以某種方式接受了那些規條。當美國退出那個協定之後，我們就修改協約，把那些照顧美國利益的內容刪除，美國等於失去了這個貿易空間，我會看事態如何發展。

G：容我問您一個非貿易的問題。加拿大的軍事力量很小--只有6萬8千步兵，70位空軍。你們沒有花2%的GDP在軍事上，所以美國人對加拿大不滿是否有道理？
H：不光是美國，歐盟國家也希望我們增加軍事開支--我們在過去10年中已經增到了倍，我們能夠、也會做得更多。我們剛剛選出新的總理，我想他很快會講這件事。我們投很多錢和精力在北極，防禦俄國和中國。

G：這場談話太有趣了。問題：川普把你們的選舉結果丟給自由黨，他正確嗎？我知道您的職位沒有黨派，我只是想看看您的分析。
H：加拿大人關注的事情很有限，現在管理與美國的關係在他們的心中佔了最大一塊。他們還關心生活費用、住房緊缺等等危機。
G：這如何幫助了Carney當選？
H：我想他的前加拿大央行行長履歷和經濟學學問，被加國人民視為一個技巧，對這個時刻非常重要。這是我作為一名公民的想法。
G：換句話，他了解如何與美國談判協商？
H：是的，他照管加拿大安全度過2008年經濟危機和英國脫歐運動，應付巨大經濟改變的能人。他以前不是政客。
G：加拿大人的愛國情懷這次顯露，您現在感覺和6個月前一樣嗎？請簡短說說。
H：我本人沒有改變--我的工作是提醒我本國人即將要到來的變化。加拿大人為自己的國家深感自豪，我們知道自己持有怎樣的價值觀。但我們的國家不是誕生於革命，而是談判來的，當時與喬治王三世沒有鬧翻，和這裡的原住民文化也一直共處融和得不錯...
G：您5年前第一次認識川普時，發現他未來對加拿大會很敵對嗎？
H：一點都沒有。無論是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還是Covid關閉國境，我每次見到川普都感到他對加拿大很支持。美加關係基礎一直很好...我們每天的人口往來幾乎有50萬--我相信我們會解決未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