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教授訪談

我曾介紹過美國最高法院出現公信力問題，首席大法官Roberts也承認美國的司法獨立遇到挑戰。密西根大學法律教授Leah Litman最近出版一本新書，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問題：大法官們不再堅持憲法，乃靠個人見解來運作。她最近為此接受記者Michel Martin的訪談。

Martin：您的新書，標題很明確--《LAWLESS: How The Supreme Court Runs on Conservative Grievance, Fringe Theories, and Bad Vibes 》(意思最高法院靠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運作，讓這些變得比按憲法推斷還重要)。首先請問，您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
Litman：好幾個因素讓我知道。首先，我在2011年至2012年擔任最高法院書記官。當時最高法院審理對奧巴馬醫保法案(ACA)的違憲訴訟，以一票之差保護了那項重大法案，無疑影響了我的想法。其次和第三，我作為訴訟律師和教授，密切關注最高法院，與人共同主持了一個關於最高法院動態的播客，六年來每周、每天閱讀這些大法官的意見，還會去會聽他們的口頭辯論。在這些口頭辯論中，他們有時發表精心粉飾過的意見。

M：如果大家還記得保守派的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裁決意見常常在中間搖擺，決定判決結果。您是否相信，因為他的搖擺不定，所以能夠公平地權衡雙方的證據？
L：說Kennedy大法官搖擺裁決很恰當，因為他並不總是與共和黨大法官，或與民主黨大法官站在同一陣線。不過他對競選資金、第一修正案、LGBT平等權利等一系列案件議題，都抱持非常堅定的觀點--那個時代已過，在目前黨派分化的時代，大法官的觀點與任命他們的政黨一致的比較多。
M：您認為現在的最高法庭有任何人所扮演的角色與Kennedy大法官相似嗎？
L：我認為沒有。這不是說我認為所有大法官都在做一些不正當或不適當的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雖然會在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共同投票，但他們並不習慣這樣做決定，例如像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那樣，讓人們比較難以參與民主，或(用誤導性省略號)來廢除《選舉權法案》的關鍵部分。

M：為什麼您說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讓我們先談不良情緒，在關於LGBTQ平等的那一章中，您說「法院大法官們的推理往往是基於直覺和黨派偏見，而不是法律依據」，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L：我用Vibes，只是想與法律形成鮮明對比，意思他們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政治觀點或政黨的時代精神來裁決的。舉例，在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受憲法保護的判例中，Alito和三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合撰一份異議書，說承認同性/異性婚姻平等的判決會促使持有傳統婚姻觀的宗教和社會保守派受邊緣化對待，甚至好像過去對同性戀者和少數族裔那麼嚴重殘酷。這是一種相當扭曲的世界觀，反映出情感而非現實。
M：您能夠舉例說明，哪些邊緣理論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太多影響？
L：我可以舉「單邊行政理論」為例。這個理念由雷根政府推行，主張總統擁有全部行政權力，甚至他必須有能力控制和監督聯邦行政部門的每個人。最近共和黨任命的幾名大法官，根據這一理念允許川普違反聯邦法律解僱員工，像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專員，以及和功績服務保護委員會的委員。這個理論擴大總統權力太多，以至於總統現在能夠採取違法行動。
M：那麼保守派的不滿呢？保守派，通常被理解為傾向於支持有限的政府而非擴張政府，傾向於主張對個人自由干涉最少，而非某種比較極端的觀點。您用「不滿」這個詞，請解釋，保守派的不滿和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有什麼區別？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L：我同意，一般我們講保守主義，指的是支持小政府，而不是侵犯各種人的權利。而現在這個最高法院，我認為不符合一般的保守派描述--他們願意對法律做出相當迅速和重大的改變。所謂保守派的不滿，指的是：現在共和黨選民、社會和宗教保守派、共和黨政治精英，都認為自己受害了，被施加了壓力。他們感到遵守民權法是被迫的，歧視那些性別角色/表達少數的人受到禁止就是受害等等。我認為這些不滿情緒是他們想要改變當今法律的一大動力。

M：今年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結局出人意料。上週最高法院拒絕批准俄克拉荷馬州動用公共資金開設一間天主教特許學校，該校計劃在其課程的各方面啟用宗教教義。我們不知道作為天主教徒的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是否贊成，但她幸虧迴避了，以至於此案以4比4持平，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您怎樣看這個裁決？
L：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願意考慮把憲法解釋成不再禁止各州開辦公立的宗教學校，這絕對讓人震驚。因為憲法有個政教分離的原則，本意就是禁止政府確立某個宗教，禁止政府將某個教義奉為真理。而四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卻認為，「政教分離條款」是對那些希望開辦公立宗教學校的保守派人士的一種歧視。這是保守派怨恨心態蠶食美國法律的一個絕佳例子。還有許多正在審理的其它案件也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估計這問題在未來幾年內還會回到最高法院。

M：您在書中寫了把最高法院視為憲法中立的危險性：「最高法院權力極大，但人們不知道，這兩個因素結合，就很危險」。為什麼危險？
L：因為人們沒有關注最高法院的作為，以致他們誤解了誰應該為政府的各種決定負責。例如，如果你看看最近的民意調查，有些選民以為拜登總統應該為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裁決負責，因為那件事發生在他執政期間。還有的選民沒有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是因為拜登沒有兌現他所承諾的減免學生債務。但他嘗試了，是最高法院的六名共和黨大法官阻止了他。我認為人們對政府的了解越多，就越清楚該追究誰的責任，以及在不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
M：有人可能會問，這種情況一直是這樣？或是近年來才變成這樣的？這些大法官，每個人都來自特定的背景，他們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採納了一定的信念。
L：我認為法院一向都有政治傾向，大法官的生活經驗和世界觀很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決。法院對政府的本質和運作影響很大，但我認為法院已經變得黨派化，這並非它一直以來的所做所為。也就是說，大法官們在其判決中難免反映自己的某種意識形態或世界觀，但如今他們在黨派劃分上的分歧程度不同了--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做一件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做另一件事。此外，他們現在所做的判決迎合並得到日益狹窄的社會群體支持。

M：請詳細解釋一下。我們現在僅看黨派之爭嗎？既然這個國家的政治如此黨派化，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更大？
L：我們可能都有黨派偏見。但我所以認為大法官的裁決與黨派偏見有關，是因為那些觀點寫在共和黨的政綱裡，有共和黨政治菁英的支持。所以，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中承諾，要任命能夠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判例、以及能推翻同性婚姻平權判例的大法官。當有些共和黨國會代表試圖提出立法，限制政治捐款，他們的國會領袖就反對，因為很多共和黨代表的權力和席位得益於這些捐款。我認為這些都是共和黨人逐漸接受的觀點，結果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突然發現憲法裡有這些觀點，或者他們可以這樣解釋憲法。

M：我們還看到，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看，許多這類決定都充斥著權力博弈。推翻聯邦墮胎合法性的判例極不受歡迎，即使在保守勢力很大的州，選民一有機會就此議題投票，他們一定表示支持擴大或維持墮胎權利。大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大法官在乎嗎？
L：我認為他們不在乎。保守派法律運動創立了一套體制，讓這些大法官能夠做出那些普遍不受歡迎的裁決，所以他們還是得到了一些肯定，但我認為這也說明最高法院已經遠離了人民和我們的民主機制。隨著參議院的代表性下降(各州無論人口都有兩名代表)，總統可能在沒有贏得普選的情況下獲得總統職位；隨著選區劃分的不公，眾議院的代表性也下降了。最高法院不關注公眾輿論，是因為那些本來可以制衡最高法院的體制本身對公眾輿論的反應就不太積極。

M：這裡面是否有甚麼名堂？Mitch McConnell作共和黨參議院領袖很久，他爭辯說「選舉是有後果的」。如果保守派成功把任命大法官變成一個投票議題，那麼自由派沒有選擇這麼做，至少沒有那麼成功。對此您有甚麼看法？
L：兩條。首先，我確實認為民主黨和進步人士需要比較好地將最高法院融入自己的政治生活，讓左翼選民像右翼選民一樣，比較關心最高法院的構成。其次，如果說選舉會產生後果，那麼所有的選舉都一樣。我若沒記錯，Scalia大法官於2016年去世時，奧巴馬總統仍然在任，因此他有權提名替代的大法官，但McConnell阻撓了--他似乎只認為某些選舉會產生後果。
M：有人會說，您之所以寫下這本嚴厲譴責最高法院運作方式的書，是因為您不同意他們的判決--如果您同意他們的判決，那麼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您說呢？
L：我想我能指出書中一些大法官的例子，為達成他們所做的裁決而耍了相當的花招。一個例子：2013年Shelby郡訴Holder案，最高法院廢除了1965年《選舉權法案》。怎樣廢除的呢？刪除一個重要的反歧視條款！那個條款要求某些種族歧視嚴重的州在修改投票政策之前，必須通過聯邦政府的預先審查批准。Roberts大法官寫多數派裁決意見時加插了一個省略號--他好像在依據一個先例案件，但那個案件所說的與他所稱的截然相反。他說《選舉權法案》違反了平等主權原則，其實不違反。如果讀完整的引文，就知道那個原則並不適用於批准一個州加入聯邦以外的情況。所以，Robert大法官扭曲一個理論，把國會對各州的規定變成各州加入聯邦後對國會的限制。

M：我們越來越發現，很多保守派法學家就一些案件提出了反對意見，尤其是在總統權力問題上。這很有趣，因為許多人直言不諱，表達出他們對最高法院如此支持總統的極端權力很擔憂。這種情況您認為會如何發展？
L：我擔心這些人會被當作掛名的共和黨人(RINOS)而遭到冷遇。最高法院最近有機會削減他們的總統刑事豁免權決定，控制總統權力的擴張。當川普求法院請求允許他違法解僱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和另一位聯邦專員時。最高法院做了什麼？加倍強調「單邊行政理論」，還聲稱川普可以先發制人地推翻國會先前所維護的獨立機構。他們似乎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受到因賦予川普總統權力擴張而面臨的批評的影響。
M：在川普政治權力崛起的過程中，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他如何顛覆了一批面向公眾的思想家，尤其是保守派--他們紛紛辭職，聲稱「無法在川普黨內繼續運作」。有些終生保守的人撰寫文章和新聞通訊，發表在Substack這樣的平台上，目標是呼籲人們關注這個體系的弊端。您作為Kennedy大法官的書記官，您要怎樣？您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否已被這個時代改變？
L：我改變了自我表達；增加了讓別人聽到我聲音的義務感；也比較願意公開地批評。毫無疑問，我所寫的東西可能會讓我無法擔任有些職位，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分享這些意見。我認為這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們的體制架構，以及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更大的問題，例如最高法院自行選擇案件的權力。看到法庭誤入歧途，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越來越大，讓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事物現狀，以及我們可能必須做出的改變。

AI協助救災

當發生颶風、野火、地震的時候，救災的分分秒秒都是性命。緊急救援隊需要很快找到受災的人，送來救助和彼此保持互助聯絡。在當今的世界裡，最快得到信息的渠道要算是社交媒體了。

近年來，研究人員開發人工智能工具，在緊急狀態中利用社交媒體，掃描幾百萬比如X、臉書、Instagram帖子。然而，目前的系統利用大多只是尋找一些關鍵字或災害圖像。

Ademola Adesokan是密蘇里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AI科學家。他研究開發更先進的模型，能夠理解貼文的含義和語境(研究人員稱之為「語義」)，來提高系統在緊急情況下識別需要幫助的人、分類態勢感知資訊的準確性。結果表明，這些AI工具能夠幫助救援隊比較清楚地了解現場狀況，以及哪些地方最需要立即的幫助。本文是Adesokan教授對這些AI工具的介紹。

人們每天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貼文有幾十億條。災難發生時，他們經常分享照片、影片、短信，甚至分享自己的位置資訊，這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即時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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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這麼多帖子，讓人很難快速找到最重要的資料，AI正是為此而生。這些利用機器學習的AI系統每秒可以掃描幾千條帖子，查找緊急訊息，識別圖片中顯示的損壞情況，並區分真實信息和謠言。


怎樣訓練AI救援系統呢？研究人員首先要告訴AI理解甚麼是緊急狀況。在Adesokan教授查看了幾千條與災害有關的社交媒體貼文，把它們分成幾類，例如求助人群、受損建築和一般評論，然後利用這些樣本來訓練AI程序去自行分類新的貼文。

下面一大步是教AI程式同時辨識圖片和文字。例如，一張被洪水淹沒的街道照片，和一條類似於「我們被困了」的信息在一起，比分開的識別更有力，讓系統能夠更好地顯示人們需要幫助的地點，以及損失的嚴重程度。

尋找資訊只是第一步，AI系統的主要目標是幫助緊急救援小組迅速採取行動，救人性命。Adesokan教授正在與國家的緊急應變小組合作，將這項AI技術添加到他們的運作系統中。當災害來襲時，讓新的程式可以顯示出哪些地方需要幫助，按緊急程度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幫助救援隊把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例如在洪水爆發期間，新的系統可以快速識別人們求助的地點，按緊急程度把這些區域排序，有助於救援隊更快採取行動，甚至在官方報告尚未到來時就開始協調援助物資的運送。

利用社交媒體在災害中提供幫助聽來很棒，但常常並不容易。有時人們會發布一些不實資訊；有時同一則信息被發布多次，或沒有明確說明問題所在等等。這些情況會讓系統難以判斷哪些信息是真實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desokan教授正在研究如何檢查帖子的可信度--查看帖子的發布人、他們使用了哪些詞語，以及其它帖子是否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等等。重視隱私也很要緊--只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帖子，不顯示姓名或個人資訊，努力尋找信息的整體規律。

隨著AI系統的不斷改進，它們在災害中發揮的作用可能越來越巨大。新的工具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信息，甚至可能幫助救援機構在災難尚未發生時就發現潛在危險。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的加劇，政府需要快速取得有效信息。如果使用得當，社交媒體能夠展示出最需要幫助的地點，協助救命，並更快地將救援物資運送到正確的地方。

照說，未來的緊急救災工作一定有AI的參與協助。隨著研究開發的不斷進展，有一點是明確的：災害應對不再僅僅關乎地面人員，也關乎雲端的AI情報系統。

美墨邊境的毒品/槍枝偷運

槍枝的非法販運與毒品的非法交易密不可分：武器通常是用毒品資金購買的，這些武器能夠增強販毒集團的力量，也能夠用來交換毒品。

2021年春，美國菸酒武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開始調查一項槍支販運案，從愛達荷州到加州，最後一直到達墨西哥--調查發現了一個將毒品運往北方的陰謀，其中有些「白瓷」和黑焦油海洛因被一名愛達荷Falls居民購買，用來換取一名賣槍人車庫中的槍。

到夏天，ATF和其他聯邦特工追蹤販毒者，在Falls市中心西百老匯街附近的一家酒店發現了一宗毒品交易，逮捕了嫌疑人。他們一共繳獲了15磅冰毒(meth)、1磅海洛因、3千粒芬太尼藥品、16支手槍和步槍。

這一案件關乎北上美國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毒品販運網，以及南下至墨西哥的槍支販運網。《Loisville信使報》有一位記者，調查記錄了毒害俄勒岡州的販毒集團，揭露出販毒集團與槍枝偷運的關聯。

Topher McDougal是聖地牙哥大學的經濟發展學教授。他和調查記者Sean Campbell花了一年時間，仔細追蹤從美國到墨西哥的非法武器販運文檔，發現這個販運網經常出現在販毒起訴案件中，其中包括北卡州的14起聯邦法庭判決，涉及幾十支槍和幾百磅毒品，法庭記錄和槍支數據追溯了它在整個美國的運作--在100起販毒案件中，將近五分之一明確提到沒收槍枝。

2020年，有個叫Pedro Roberto Hernandez-Gomez的人住在洛杉磯，被發現試圖用一公斤芬太尼和一公斤海洛因換取三把機關槍和三支手榴彈發射器。2024年3月，有個名叫Xavier Drew的人(又名Flock)，因向臥底特工出售好幾磅冰毒、芬太尼和十幾支槍而被判處13年半徒刑。那些槍支包括一把半自動手槍，多把序號被抹去或無序號的手槍，還有一些Glock開關(機關槍改裝套件)。他的同夥Esvin Ivan Calles-Corrales也因走私毒品並協助轉錢到墨西哥而被判處5年徒刑。

在比較靠近邊境的地方，2022年8月，有個Maria Del Rosario Navarro-Sanchez(又名Fernanda)與一個名叫Brian Munoz-Castro的人合作，在美國購買槍支，在德州El Paso市用墨西哥一個販毒集團的資金支付。

Munoz-Castro把毒品分發給不同的人攜帶，把毒品運送到美國各地。2023年3月，他在El Paso一家槍店拿到槍枝零件後，被聯邦探員在槍店停車場逮捕。隨後，他帶著特工去到他家--那裡藏有近2.5公斤的冰毒。

聯邦特工截獲到Navarro-Sanchez與前墨西哥Juarez市政廳女警察Rene Hernandez-Cordero之間的槍枝交換通訊，探員追蹤她到El Paso市的Circle K超市，沒收20支突擊步槍和兩支0.5口徑Barrett步槍，準備於2023年8月放在一輛小卡車後面偷運到墨西哥，購價是$66,000美元。

根據檢察官辦公室，Munoz-Castro在2024年9月被定罪，後來被被判處10年徒刑，Navarro-Sanchez仍然在逃。在聽證會上，辯護律師試圖要人懷疑這些指控，說那麼多槍擺放在小卡車後面過境，豈不是很荒唐？但這類事情常常有，邊防官員不是沒有見過！

每年13萬5千支槍跨境流動，一些販運者如此肆無忌憚不足為奇。

AI與技術革命

《大西洋報》Matteo Wong日前採訪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總裁Sam Altman，寫了一篇文章介紹OpenAI的技術發展趨勢，我覺得這個題目挺有趣。我覺得總裁的設想未必會成真，大眾對新技術會接納到甚麼程度，中間還會冒出甚麼別的變數，都是未知的。

Altman說不打算從鍵盤和屏幕方向搞發展了。他認為那些刷卡、打字、滑屏動作，傾向於在人和聊天產品ChatGPT之間產生摩擦。

OpenAI今天宣布要解決這個明顯的問題。他們正與在蘋果長期擔任過設計主管的Jony Ive合作--Ive在iMac G3、iPod以及最著名的iPhone等產品上做出過開創性工作。Altman和Ive說，他們希望一起為人工智能軟件打造專門的硬件。

有一段製作精良的公告影片，Altman在其中說，每人很快就能夠從一個「系列裝置」上訪問一個「天才團隊」——大概是ChatGPT風格的助手。他認為AI技術「應該比現在的手提電腦有更好的產品」。具體產品會是什麼樣子他沒有透露--Wong先生問OpenAI公司，也被拒絕做任何評論。但OpenAI將斥資$50億美元收購Ive的初創公司Io，以便Ive承擔「深度設計和創意責任」時，找到「好得多的辦法」。

(《大西洋報》的大股東Emerson Collective是一家關注教育、經濟、環境的創投公司，他們投資了Io和OpenAI，而OpenAI去年與《大西洋報》建立了企業合作關係。）

進軍硬件領域可能會成為OpenAI迄今為止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在財務上也最有利。人工智能助理應該能幫人做各種事，因此取代手機和電腦是很自然的。若成功了，十年之內，您可能會在OpenAI裝置上閱讀(或收聽)ChatGPT 生成的新聞摘要，而不是從iPhone上閱讀，或要求AI裝置為你報稅，而不是登入TurboTax。

目前的電腦和手機提供了笨拙的方式來使用人工智能產品：你必須打開一個App或訪問一個網站，上傳相關信息，不斷提示AI聊天機器人，然後將有用的AI輸出信息轉抄到其它文檔--Altman感到這很笨拙。在宣傳廣告中，Ive同意，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時代需要一個革新。

儘管OpenAI和Io未具體說明他們正在開發的是什麼，但過去一年發布的許多可佩戴AI別針、智能眼鏡等等已暗示，AI助理一定是附著在人的身上, 構成一個Altman所說的「外部大腦」。

這些產品還沒有成功的。舉個例子，Humane生產價值$700美元的人工智能「別針」，可以固定在用戶的衣服上，但在推出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款評價很差的產品就被叫停，Ive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這些早期AI產品「非常糟糕」。蘋果和OpenAI也都發布過一些令人失望甚至令人尷尬的產品。

儘管如此，設計ChatGPT的人與設計蘋果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的人合作，還是有望推出有用的AI產品。

當然，專用的定製器件也會迅速加速OpenAI的商業野心。OpenAI是從一家小型研究實驗室發展而來，現在估值$3000億美元且發展迅速。3月份報告說，他們每周有5億人使用ChatGPT，大有取代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趨勢：ChatGPT是一款強大的網路搜尋工具；它可以在線上購物方面幫忙，用戶無需到亞馬遜去搜索；它還可以成為工作軟件，代替是微軟的Office套件；據報道，OpenAI甚至正在建立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目前，OpenAI依賴人們存取ChatGPT的智能手機和網路瀏覽器--這些產品都是由商業競爭對手製造。Altman現在嘗試擺脫中介，將人們的數字生活濃縮為單一、整合的硬件和軟件。

另外幾家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嘗試將生成式AI融入其傳統設備和軟件中。亞馬遜已將生成式AI融入Alexa語音助手，谷歌則將其融入其Android手機和搜尋欄，蘋果將其融入 iPhone。Meta在他們的App內建立AI助理，還銷售智能眼鏡。

從21世紀開始，現有的工作、社交、教育等等領域的產品和平台已開始顯露出過時傾向：谷歌搜索結果擠滿了優化搜索網站和AI生成的內容，使人難以找到好信息；亞馬遜充斥著垃圾；Facebook變成一個污水池；人們普遍感到智能手機分散注意力，甚至讓人頭腦混亂。科技巨頭們把AI功能臨時添加到產品中，以避免受干擾--但這些舉措，尤其是蘋果公司的，結果很糟--它提供危險的保健衛生建議，砍伐新聞摘要，從總體上擁塞減慢了用戶體驗。

20年前當蘋果公司推出iPhone時，總裁Jobs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款改變一切的革命性產品。」現在OpenAI宣布進軍硬件，或許也在追尋類似的魔力。Altman說：「我認為我們有機會徹底重新想像如何使用電腦。」不過，Jobs有實際產品。目前，Altman卻只是在推銷自己的想像。

無論是甚麼新產品出來，除了技術開發因素，還有政治、數字安全法律、社會信任接納方面的等等問題。那些問題不解決，人們未必對於新的東西很熱心。

到世界去傳基督復活

我們教會(PCUSA)常常唱這首詩歌--Go to the World，但我在華人教會時似乎從來沒有唱過。印象中，華人教會的信息比較強調基督徒不屬於這個世界，比較鼓勵分別為聖？

當然不是說神學有甚麼問題，但缺失一個方面的教導，恐怕是危險的。正如美國福音派教會多年來過分強調個人得救，忽略參與社會公義的責任。



仔細看這首詩歌的歌詞，呼籲信徒進入世界，傳甚麼福音呢？不僅僅是個人得救。

Preach the cross where Christ renews life's worth
傳十字架是基督更新我們生命價值的地方。
Live the word of God's redeeming grace, seek God's presence in each time and space， 活出上帝之道的救贖恩典，每時每處尋求上帝的同在。
Go struggle, bless, and pray as a servant church
做一個服事世人的教會，去參與鬥爭、去祝福、去禱告。

保健：假消息為何傳得快

馬里蘭大學保健通訊博士生Angshuman K. Kashyap研究媒體對健康成長的影響。他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提醒大家關於保健衛生假消息盛行的問題。我把文章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在當今的電子通訊世界裡，人們經常能夠從網路得到某些健康或醫療信息。除了可以主動搜索，還有社交媒體上推送給你的與保健有關的訊息，或家人朋友電子郵件轉發給你的資訊。人們通常是出於好意或關心，想要與親人分享此類資訊。

Kashyap探索媒體的藝術和創意方式，要使醫療保健信息吸引人們注意力，了解情況後做出明智決定。他說網絡上許多資料並非事實，而是不準確或誤導人的。分享虛假資料，無論是無意還是故意誤導坑人——都比準確的資料有吸引力。很多人不知道哪些消息來源可靠，以及哪些內容值得分享。

虛假保健資料形式多樣。例如可能是誤導：藉歪曲事實來將某個問題或個人置於錯誤背景下。又可能是基於錯誤聯想：看標題和圖像與內容其實並不一致。假信息通常都比較醒目或聳人聽聞，讓人看上去可信且似乎可分享。

首先，那些虛假資訊常常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因為把誤導性說法摻雜了一些事實。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有謠言稱飲用乙醇或漂白劑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雖然乙醇或漂白劑確實可以殺死一些桌檯表面的病毒，但接觸到皮膚或進入體內就很危險。

假信息的另一標誌是，它所提出的想法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這類假消息違反人的直覺而有吸引力，讓人覺得自己或許得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有價值獨家知識。比如「巧克力有助於減肥」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它既允許人放縱吃巧克力，又能為一個複雜問題提供簡單、令人感覺良好的解決方案。這類信息通常傳播得比較快，因為它聽來令人驚訝又充滿希望，證實了有些人希望相信的事。

聳人聽聞假消息的傳播很快。例如當新冠流行時，有人造謠攻擊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時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博士，很快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們在2020年有一項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疫苗推廣運動開始前，有些新聞報道採用爭議性標題，可能阻止了父母為孩子接種。那些標題似乎在透露某種聳人聽聞的秘密，錯誤地讓人感到消息可信。

社交媒體為傳播虛假資訊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那些看似專業的網站和帶有誤導性標題的貼文誘人點擊閱讀或快速轉發，從而導致更多的讀者閱讀假消息。人們認為一條信息與自己或自己的群組有關，就傾向於分享。

2019年有一篇「生薑殺死癌細胞的效果比化療高10,000倍」文章，內容虛假，卻在臉書上被分享了80萬多次。包含幾個因素，人們不加核實就按讚和轉發這篇文章，因為那引人注目的視覺效果、情緒語言、誤導性圖表、斷章取義的過時專家引言內容，讓人感到信息很緊迫。

這些虛假內容的貼文常採用信譽機構的標誌，或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照片，讓人覺得可信。而內容準確的科學研究報告通常沒有那麼醒目的戲劇性標題和視覺效果，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能夠觸及很多人。

未經驗證甚至尚未閱讀就分享一篇文章，後果會很糟糕。研究發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虛假消息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和醫療保健系統的信任，使人減少了使用或尋求醫療服務的機會。

有些毫無根據的關於疫苗副作用說法流傳，導致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下降，以至於包括麻疹在內的一些危險疾病的重新開始流行。

社交媒體上有些錯誤信息宣傳，例如說桂皮可以治療癌症，已經導致一些人住院甚至死亡。這類宣傳減少了人們對疾病的重要預防與治療建議的配合，促使醫療專業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培養有效揭穿虛假保健信息的技巧。

怎樣應付假信息呢？當今資訊過載，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轉發內容，在轉發之前區分信息的可信任度和誤導性非常重要。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機構已經介紹了幾種辦法，幫助人們做出比較明智的判斷。

無論是從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還是從手機短信收到保健信息，在轉發之前，驗證其準確性和可信度有三種可靠的方法：

* 用搜尋引擎來搜索與核對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信息來自獨家媒體，不要轉發。Google是個信譽良好的搜尋引擎，將人名地名或其它關鍵詞輸入Google搜索看看別家的報道標題。來自WHO、CDC、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知名組織的消息，或有同行審查的《柳葉刀》或《美國醫學學會雜誌》資料比較可靠。如果多個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都同意，則該信息可能比較可靠。有些可靠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FactCheck.org和Snopes等等，能夠幫大眾澄清真相的報告。

* 評估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網站可信度的最快辦法是查看「關於我們」頁面，這裡常常解釋網頁內容後面的人、他們的使命和資歷--有些網站沒有提供甚麼人名地名和歷史介紹。另外你可以搜尋作者的名字。他們擁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可靠的機構有聯繫？可靠的網站的網域通常以.gov或.edu結尾，表示是政府或教育機構。最後，檢查出版日期--有的資訊已流傳多年，但可能不是最準確或最要緊的。

* 如果你仍然感到不太確定，不要分享轉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尤其是關於保健的信息，可能會無意中幫助錯誤訊息的傳播，也可能造成傷害。

質疑可疑的說法，僅分享驗證過的資料，不僅可以防止不安全的行為和不必要的恐慌，還有助於遏制虛保假健信息的傳播。在一個錯誤訊息傳播比病毒還快的時代，若每個人都花點時間停下來核實一下，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貿易戰可能引發真槍實戰

Allison Carnegie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評論關稅和貿易戰問題。我把文章大意記在下面。

川普總統目前似乎已放棄了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徵收關稅，但全球貿易仍受到顛覆。他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了一個10%的基準關稅，提高了包括鋼鐵在內的多種特定商品的稅收。對中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國，他說要徵收145%的關稅，不過現在已同意把稅率降至30%。看來和別國爆發一系列貿易戰，最突出的是中國。

川普嚴重擾亂了全球經濟，或許也挺新鮮。但這是有先例的--不久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總統關稅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經濟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與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前相似，還有一些問題在WTO的前身--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就存在。

在WTO和GATT幫助商務標準化前，各國經常藉貿易來獲得彼此的讓步。他們創造利用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套牢問題」：一個國家或企業對另一個國家或企業進行投資，其利潤取決於這投資種關係的延續。比如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石油基礎設施，而供應商可以提供獨立的服務或營運。一旦達成此類協議，強國只需威脅改變協議條款即可脅迫其合作夥伴。

貿易戰在短期內可讓一個國家揮舞大棒獲益，但從長遠看，它幾乎讓所有人的境況變糟。當一國常用經濟槓桿來迫使脆弱夥伴的讓步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就會下降，而政治不穩定性會上升--那些對經濟脅迫不滿的國家有時會訴諸軍事來反擊，讓曾經商合作的國家變成競爭對手，即使是親密盟友也會漸行漸遠。川普或許認為他的關稅會使美國更加富裕、安全、強大，但歷史表明，關稅的作用恰恰相反。

十九世紀初，美國商人開始與定居夏威夷王國的美國人做生意。當時，這些島嶼的經濟以甘蔗種植為主，其中許多種植園由美國商人擁有掌控，他們把糖出口到美國。1875年，為了幫助糖農，兩國簽署了《互惠條約》，取消了夏威夷糖進入美國的關稅，夏威夷的糖業經濟因而蓬勃發展，並因糖的出口而富裕起來。

但這使夏威夷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可以利用這種依賴為自己謀利--例如，要求夏威夷把珍珠港交給美國專用，否則拒絕續簽《互惠條約》。1890年代，美國取消了所有的外國糖品關稅，並向國內生產商提供補貼，以保護美國糖業。這使夏威夷失去成本優勢，種植園被壓垮，夏威夷的精英們增加了對與美國合併的支持。儘管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夏威夷最後還是成了美國的一個州。

夏威夷並非唯一因依賴貿易而遭遇衝突損失的國家。歐美國家投資墨西哥的鐵路、礦產、石油基礎設施，但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收回了那些資產；他們在中國清朝時期開辦銀行和建設鐵路，卻因國民的不信任而遭到攻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西方對古巴的投資遭到破壞；或許最著名的是，德國利用東歐農業最大進口國之一的地位，在二戰前獲得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

這類風險反過來又抑制整體經濟交流，因為沒有國家願意被征服或脅迫，許多國家乾脆避開國際貿易。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擔心，即使獨立戰爭得勝，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仍會使倫敦擁有太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決定限制跨大西洋貿易；清朝政府擔心貿易依賴會帶來安全隱患，也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十九世紀末，俄帝國為了避免脆弱性，實行自給自足政策；1930年代，日本甚至佔領滿洲，以建立自給自足的聯盟，無需與西方談判。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貿易戰頻繁發生，造成不穩定，有時它們甚至會引發全面衝突。1930年的《The Smoot-Hawley關稅法》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並促使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走向自給自足和資源擴張主義。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國對日本的石油、廢金屬和航空燃料徵收關稅、實施禁運和出口管制後，東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貿易緊張局勢還出現在許多其他軍事衝突中。例如1812年的英美之間戰爭，就是貿易壓力和海上脅迫等等原因引起的。

在TWO成立之前，特別是二戰結束後，貿易還是有過輝煌時刻的。例如1979年中美實現邦交正常化，198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並依據美國法律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國會每年都必須投票，決定是否延長中國的正常貿易地位--立法者提出的條件是北京在人權和防止核武擴散方面做出讓步。

儘管國會一直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但反覆出現的不確定性抑制了兩國的貿易和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進入市場搞深入合作，免得合作夥伴關係會突然被取消。畢竟，任何經濟參與和長期投資都需要穩定、可預測的環境條件。

所以，北京從WTO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動，希望能確保中國製造商有可預測的全球市場。這項努力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爭論。倡導接納融合的人認為，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會阻止中國發動軍事衝突，還能鼓勵其政治自由化。而反對者則擔心，先搞經濟融合再搞政治自由化，只會增強專制競爭對手的力量。最終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華盛頓於2001年允許北京加入WTO--WTO隨後禁止美國每年提高關稅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比較健康，於是更快加速。

WTO成立目的是促進各國貿易，阻止各國將商業武器化。所以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勝利--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的前對手)納入WTO，表明發揮了其預期作用。當時，各國一般都遵守WTO的共同規則，聽取其裁決，並配合其執法。

當然，WTO的最終系統並不完美。例如它未能阻止中國補貼特定產業或公司的手段(往往以犧牲外國公司為代價），也未能阻止中國限制對批評北京政府國家的出口。但整體而言，WTO還是相當成功的，促進了貿易繁榮和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一向批評自由貿易的川普於2016年當選，他很快就拋棄並拆除了WTO框架。美國曾是WTO的最大支持者，現在基本上不再聽從它的指導，所採取的貿易行為完全違反該機構的規則，並癱瘓了其上訴機構。

華盛頓的領導人重新接受將關稅作為嚴厲懲罰和脅迫的手段。資源掠奪問題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但如今卻捲土重來。隨著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顯現，長期投資和跨國經濟規劃的風險變大。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些政策促使美國貿易夥伴採取比較具防禦性的姿態。歐盟制定了新的地緣經濟政策，比如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透過徵收關稅、限制進入歐盟市場或暫停國際義務來應對經濟脅迫；中美兩國開始分離投資--此類措施，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抑制了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即使川普政策第一次未產生太大影響，不代表現在也不會，因為他的第一屆政府有許多顧問阻止總統實施2025年這種大範圍關稅。現在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企業已開始加大力度從供應鏈中剔除外國零件，歐盟也是如此。

川普關稅的目標是將製造業帶回美國，這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當華盛頓不斷簽訂和破壞貿易協定，企業不會願意在美國搞更多投資。畢竟，白宮可能重新削減關稅，讓國內建造的任何工廠都無法負擔。川普還希望利用關稅槓桿，迫使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但這些協議無助於鼓勵投資。因為雙邊協議不像多邊協議，難以執行並難以獲得各國和企業的信任。在雙邊體系中，貿易夥伴不斷擔心遭到削弱，因華盛頓會與另一個政府之間設立新協議。結果，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減少。

換句話，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會引發與過去貿易戰類似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後果--各國都尋求規避風險、實現經濟聯繫多元化而非簡單地信任合作夥伴，導致聯盟會破裂。政府利用關稅來削弱競爭對手--川普顯然已利用關稅來試圖吞併加拿大(與美國對夏威夷的政策相似），說加拿大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就可避免關稅。結果加拿大人開始遠離美國，包括抵制美國產品。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自從川普獲勝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整體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儘管川普威脅過丹麥控制的格陵蘭島，但美國不太可能直接攻擊任何一國。但藉著減少相互的依賴，軍事對抗的成本確實降低了。如果美國減少對台灣半導體的經濟依賴，北京就可能認為，中國封鎖或入侵台灣時，華盛頓大概不理會。相反，在一個交易比較強的世界裡，各國可以利用依賴關係來取得政治優勢，如同柏林在1930年代利用農貿所做的。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利用此類手段操縱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迫使周邊國家做出政治讓步，引發衝突。莫斯科的策略導致周邊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依賴。如今，類似的策略正在讓美國付出代價。如果華盛頓失去經濟信譽，結果可能比克里姆林宮還不穩定。

華盛頓遵守協議的能力一直是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重要全球機構的支柱，這是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關鍵原因。若沒有一個可靠的框架，國際政治將變得不確定和動盪，比較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這情形有些像二戰爆發之前，當時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使命的國際聯盟解體，而歐洲列強未能遏制德國的擴張主義。

川普最終可能還是要減少徵稅，特別是在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談判。但美國總統卻放棄了曾經穩定全球貿易的制度和規範，結果他開啟的不是美國重新崛起時代，而是停滯、分裂、危險的時代。畢竟，這是歷史上的貿易戰後果。

專家談美國家安全

Thomas Wright於今年2月18日加入Brookings學會，在Strobe Talbott國家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擔任拜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還擔任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主任、Brookings學會的歐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在下面的訪談中，他與Talbott中心高級研究助理Alejandra Rocha討論自己的經驗以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Rocha：您好Tom！讓我們先問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能否說說您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您決定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這一行業？

Wright：我在愛爾蘭長大，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星期搬到美國讀研究生。我一直對國際歷史和世界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與John Ikenberry密切合作，他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秩序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尋求深入了解人類行為、動機和情感)。透過他，我也有機會與美國外交政策做實際工作的人合作。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曾考慮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但發現自己對政策和智囊團更感興趣。

R：回顧您在拜登政府任職的經歷，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管，您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W：我能想到的功課有三點：首先，要留意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通常至關重要，如果孤立地看一個議題，則可能會被忽略。其次，即使你認為某件事不會發生，但若有20%發生的可能性，你就應該制定應急計劃。第三，要思考中期和長期策略，但始終牢記這些策略對短期營運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您要做什麼才能夠到達那些長遠目標？

R：您在NSC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俄烏戰爭和歐洲安全到中美關係、對抗(宣傳)聯盟、和南半球(戰略)--您和您的團隊如何平衡各種彼此相爭的策略重點？

W：我們一般優先考慮領導層最關心的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大約一半的時間討論俄烏衝突的問題，然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中美關係、全球大國競爭和地緣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都涉及密切與其它理事機構合作。

R：您和NSC團隊負責起草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這過程中，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W：國家安全戰略常常陷入兩個陷阱：一是表面裝飾問題--每個人都堅持要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進去；二是傾向於打磨稜角，把最尖銳的問題淡化到實際上等於沒說的地步。解決落入陷阱的方法是確保高階領導人對該文件負責，並清楚地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很幸運，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積極地參與了這份文件的制定，而且從初階開始，我們就對想要表達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

R：自從出版了2017年《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和2021年《Aftershhocks》兩本書以來，您對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看法有何改變？

W：關於在一個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核心論點還站得住腳，但我忽略了美國國內功能失調的程度，尤其是在2025年川普重返總統高位之後。我仍在努力理解這對戰略競爭的軌跡和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

R：回到Brookings學會後，您打算重點研究哪些領域？

W：我打算關注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地緣經濟。但我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我們應如何重建國際秩序。幾乎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次修復而已，那麼接下來會怎樣？

R：您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W：對川普政府來說，盲點顯而易見。當局根本不懂全球經濟如何運作，也不知道貿易為甚麼不是零和遊戲。當然，這種無知是自上而下的。比較一般地說，我認為美國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我們需要將經濟融入主流的外交思想。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沙利文在Brookings學會的兩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整體而言，外交政策界仍然主要考慮軍事力量、外交，有時是發展，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存。

R：對有興趣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業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W：我建議閱讀歷史，尤其是傳記；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但還要懂得如何擺脫它，而不被它所界定；每天從頭到尾閱讀《金融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紙本；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認識到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寫作，即使只是為了自己；多注意於與同事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而不是只與上級聯繫；記住，無論黨派如何，我們都致力於處理同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兩黨都有真誠行動的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水落石出水，你必須願意調整自己的想法。

母親節的禱告

本篇禱告是一個版本的美國長老會(PCUSA)禱告。我們一般稱上帝為「父神」，但祂何曾不是母親呢！

母親上帝，我們為這(平淡無奇的)一天感謝你，我們為有機會留出時間來紀念母親而感恩。大地的歷史由母親們構成--生養兒女的母親、替人生育的母親、收養兒女的母親、屬靈認養的母親、講故事教導的母親、甚至有大自然之母--好像母雞照顧小雞的大地之母。

我們感謝你長期以來給我們的仁慈、保護與培育。感謝你，每一位母親，無論性別、族裔、種族，都是按你的形象受造--都具有關懷的本性。

在我們的文化中和教會中，我們讚揚並感謝母親--她們體現出你不住的關懷和教導。我們感謝她們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請求你在她們困難時支持她們。

對於那些試圖以新的方式保護孩子安全、教育和參與社會的人，我們求你給她們有精力和想像力來完成這項工作。對於那些不得不生活在困難環境中的母親，求你幫助。

我們也承認，對我們中一些人來說，考慮「做母親」是件痛苦、困難的事，有的母親或許不能在孩子的身邊。我們中有些人經歷到母親的早逝或遭到拋棄，我們為她們而悲哀。對我們有些人來說，母親虐待或忽視了我們，我們求你寬恕我們的悲痛，醫治我們受傷的心靈。

我們把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奉到你的面前--有些是圍產期的損失，有些是生病，有些因暴力而失落--我們求你伸出安慰的膀臂，擁抱這些母親。

我們感謝那些不斷為自己和他人孩子爭取權利而奮鬥的母親們，求你讓她們的先知啟發之聲在公共場合傳揚，並求你讓她們持續的勞動不致白費。

我們也記念那些希望成為母親的人--求您安撫難過的心，她們渴望按照你的召喚建立家室。

感謝上帝，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母親。許多人選擇以其它方式影響社會，並為我們的共同生活做出貢獻。我們感謝那些給我們啟發、給我們關愛、教導培育我們、挑戰我們、以各種方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

我們感謝那些伸出援手，支持無法與親生父母聯繫的孩子們、願意正式或非正式收養的人。耶穌告誡我們，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祂的母親、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上帝啊，請幫助我們，讓我們按照你的設想和方式，成為你的家人。

我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求這一切，阿門！

新教宗利奧十四世

教宗方濟各上個月去世。

新的教宗是樞機主教(或譯紅衣主教)們在Sistine Chapel舉行閉門會議選出來的，他們每天最多可以進行四輪投票--上午和下午各兩次。若沒有選出新教宗，每兩輪投票後，煙囪就會冒出黑煙，表示尚未達成共識，需要繼續投票。若有新教宗成功選出，就有白煙出來，向世界宣告，標誌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5月8日，69歲的樞機主教Robert Francis Prevost首次以教宗利奧十四世的身份登上聖彼得大教堂主陽台，受到眾多朝聖者、遊客、當地天主教徒和其他旁觀者的熱烈歡呼--他們等候白煙已經好幾個小時。(「十四世」意即第14位使用這名號的教宗。)

Joanne M. Pierce教授是天主教歷史和禮儀專家，她說新教宗的到來往往給人一種興奮和不確定的感覺，而這次樞機主教團的選擇卻讓一些人感到意外--Prevost是第一位美國教宗，而傳統上，歐洲主導的樞機主教團對選擇美國樞機主教持保留態度，人們擔心美國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過大。

誰是Prevost呢？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了紅衣主教們的投票？Pierce教授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為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

Prevost出生於伊利諾州芝加哥，20歲時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奧古斯丁修會。這個修會是第13世紀成立的，與其隱居在孤立於世的修道院中，這個修會的修士是以托缽僧的身份四處遊走救濟窮人，並擔任宣教士和教導聖經。

Prevost在美國和羅馬讀過神學。他剛剛按立為神父時就去到秘魯，一年後作為奧古斯丁修會的官員短暫返回美國後，又回到秘魯擔任神學院教授，教「正典律法」，即天主教會的法律結構，待在秘魯10年。

1999年，Prevost成為芝加哥當地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即主要負責人)，後來又當選為全世界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這是真正的全球體驗，因為奧古斯丁修會在各大洲約有50個社區。

2015年，教宗方濟各任命他為秘魯Chiclayo教區的主教。2019年，方濟各又任命他為梵蒂岡幾個重要教廷部門的成員，以至於他對中央教會管理非常熟悉。最重要的是，他曾擔任主教部的prefect，相當於部長或主席。

事實上，由於他在秘魯的長期牧養以及在梵蒂岡的服事經歷，有些評論家在Prevost當選中之前就指出，假如紅衣主教們要選一位美國教宗，那一定是他。他在主教部的服事被認為特別重要，因為主教部成員在選拔新主教上發揮關鍵作用。

天主大公教會有意向全球擴展是在20世紀，特別是在1960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宗開始任命世界其它地區的書機主教，這些天主教地區(很多以天主教為主)此前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外圍。

這就導致幾個世紀以來教宗首次從義大利以外地區選出。教宗聖約翰保羅二世是波蘭人，也是自16世紀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裔的教宗。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是非義大利人，出生於德國，曾擔任梵蒂岡官員。教宗方濟各出生於南美洲，他的父母出生於義大利移民阿根廷。

過往，樞機主教團很少有來自其他大洲的代表，而近年來樞機主教團已經比較國際化。約80%的樞機主教是方濟各任命，其中許多人來自從未有過紅衣主教的國家。審查記錄，任命樞機主教可能考慮許多因素：Prevost作為教會領袖是一位有效率的管理者；且是教會法的專家；他在南美和北美從事牧養工作幾十年；身為整個奧古斯丁修會的總會長，他很可能已廣泛旅行，拜訪過許多他所監督的社區。

新教宗身著傳統的教宗服裝出現在梵蒂岡陽台上：白色長袍、紅色短披肩、裝飾紅金色的聖帶，脖子上掛著金色十字架。相比之下，方濟各僅著教宗的白色長袍，無其它掛飾。這是否表明新教宗會比較傳統？

Pierce教授認為，他所選擇的教宗名號Leo可能表明他不是那麼傳統。1891年，教宗利奧十三世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通諭《新事》，副標題「論尊嚴與勞動」。他強調工人成立工會的權利，並對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表示批評。他還呼籲普通工人應從老闆和政府獲得其它權利--那位最著名的Leo教宗倡導社會公義，成為百年來天主教社會教導的基石。

利奧十四世在陽台上發表的首次講章讓人們了解到他的教宗治理方向，他強調天主教徒和教會在與其他宗派傳統和文化對話中，要扮演和平締造者和橋樑搭建者角色。他的第一句話是「願和平與你們同在」，--說這和平是「一種解除武裝的和平，一種令人解除武裝的和平」。他敦促天主教徒更加「無所畏懼...團結一致...藉對話和外展搭建橋樑」，共同行動，為世界帶來和平。

他可能不會完全追隨教宗方濟各的腳步，但他會繼續朝著同一個方向邁進。

哈佛大學校長答記者問

川普政府對精英大學發動攻擊，哈佛大學開始訴訟反擊。哈佛大學校長Alan Garber接受《華爾街日報》主編Emma Tucker的訪談，討論他對政府監管的抵制，回答為什麼美國這一最富有的大學需要聯邦資金，以及學校如何解決校園偏見的問題。他說，「不是我要故意抵抗政府，而是政府找上門來。」

川普威脅撤銷撥給這些大學的研究經費，除非他們按照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理念要求辦學。哈佛大學的校長成為抵制這些政府監管的面孔。

Tucker：您為甚麼選擇迎頭參與這場鬥爭？
Garber：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很有問題的(政府)要求--想要解決某些問題，但手段太令人反感。特別是授權聯邦政府--比如能夠審查我們所有招生紀錄的細節，能夠對我們雇用哪些教職員工有發言權。我不是不同意增加意識形態理念的多樣性，而是不同意他們的方式。
T：其它院校，像哥倫比亞大學，表示屈從政府的壓力，您覺得是個問題嗎？
G：我們的決定不怎麼受其它院校決策的左右。但我聽說哥倫比亞大學和聯邦政府協商多日，至今還沒有甚麼結果，可見那未必是一條最有希望的(學術)道路。

T：政府凍結哈佛大學$20多億研究經費後，哈佛很快就提起訴訟。你們資金雄厚，超過$520億。我們常有讀者問，為甚麼哈佛仍然需要$20多億政府資金？
G：很簡單。我們得到的聯邦資金是撥款、合約經費形式的要求，來支持大學從事聯邦政府已批准的研究項目，促進國家利益，比如量子科學，對於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競爭中，是個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領域。他們出資支持這項研究是因為經濟效益，還有的是為對預防和治療疾病，政府有贊助，我們也很高興，但這決不是一份禮物，因為其中有很多條件。
T：儘管如此，考慮到學校與政府如此的對決關係，你們是否該考慮逐步脫離政府資金補助？
G：我們當然考慮長遠的研究資金來源，以及是否要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但我們認為能夠為政府做事、解決國家當務之急是一個榮幸。我們國家正面臨艱鉅的挑戰--國家安全挑戰、經濟挑戰、衛生挑戰，我們能夠幫得上。

T：即使你們打贏了官司，川普政府還是能夠繼續給你們穿小鞋。總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他可以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說「他們活該」。這對你們是個問題嗎？
G：如果政府打算那麼做，那麼首先，那是高度非法的。除非有甚麼我們還不知道的正當理由，那是很戲劇化的行動。所有的教育機構從政府獲得免稅資格，是為了讓學校能夠成功實現他們的教育和科研使命。如果哈佛被剝奪這一資格，顯然會嚴重削弱我們，我應該說那是滅頂之災。但是對於所有的教育機構來說，這種行動送出到一個很可怕的信息：不同意政治當局的會被當作有威脅。

T：你們在訴訟案中列舉了哈佛大學做的一系列美好工作。然而，外人對哈佛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您覺得可能是甚麼原因？
G：我說不上來每個人感受的原因。也許您的問題關乎所有的學府，我們在招生和聘請教職員工上彼此競爭等等。然而我想我們有實際問題應該解決，一個就是我們師生理念多樣性的問題，雖然最近有些事情讓我看到恐怕是誇大了，但知道人們看高等學府幾乎是清一色的左傾(自由開放)理念。
T：為甚麼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那麼傾向於自由派？2023年有一項調查，哈佛教職員工當中有77%認為自己是「自由」或「很自由」，而認為自己「保守」的還不到3%。這種情況是怎麼形成的？
G：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您，這不是我們的聘用政策或終身教職政策故意這樣挑選的。我想在有些領域，自由派/左翼觀點比較受歡迎，也許是我們應該多一些保守派，也許有的人不願意講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確保在課室或其它場合，無論你個人的觀點如何，各種觀點都應該公平地得到介紹。

T：您是1976年從哈佛畢業的，您現在是哈佛的校長。您入學時的哈佛與現在有甚麼不同？ G：在很多方面，人們也許不信，區別不是很大。但有一點，現在的學生發覺在困難的題目上，對話難得多，特別是與不熟悉的人對話。我認為那是很大的損失，我的同事們也意識到了，我們都很擔心。

T：2023年10月(哈瑪斯發動對以色列突襲)，大學生抗議(以色列)加薩地帶的戰爭，那時開始有人呼籲鎮壓「反猶主義」。上星期，哈佛發表了兩個不同工作小組的報告，一個小組與反猶主義、反以色列思潮作鬥爭，另一個小組與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巴勒斯坦的勢力作鬥爭。報告發現這兩種思潮都很普遍，搞得兩邊學生都感到遭到禁言和不安全。您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現哈佛有反猶主義問題的？
G：我覺得在2023年10月以前就有。但10月8日我到Hillel(猶太學生中心)，直接聽見以色列學生講，特別是他們在校園內感受到排斥和冷落的經歷，讓我感到很震驚、很困擾。那時我一點都不知道情況嚴重到甚麼程度，但在接下來幾個日子裡，我看到的確是很糟。
T：你們的另一份報告是校內的穆斯林學生，感到沒有人聽他們的聲音。您覺得這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嗎？
G：我當然希望能夠解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需要不同的工具去解決不同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社會排斥和迴避，需要努力改變心思意念，彼此有同理心，放棄看人下菜碟、不認同的就低我一等態度。

T：還有一件事你們必須面對：10月7日事件之後哈佛失去一些捐助人。您認為那些捐款人會回來嗎？
G：這個我比較樂觀。我和那些捐助人談話，他們很關心哈佛。他們希望改變，他們想要看到的改變與我所想的差別不太大。
T：不光是哈佛，所有的高等學府，本應是美國冠冕上的珍珠，但出了很大的差錯--您打算如何恢復美國人民對高等教育的信心？
G：這是個批評性的問題。我們已經解釋了一部分答案。論到我們的教授學生卓越的科學和研究工作，我們做得很棒，然而有些需要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我想要指出一件事，哈佛是北美最老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成功不是來自不犯錯--多年來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但我們會糾正錯誤--藉著調整方向，藉自我檢討，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警告：喝酒致癌

喝酒，無論是常常喝還是偶爾喝，都傷身體--傷大腦、傷心臟、傷肺、傷肌肉、傷腸胃、傷免疫系統--酒精對人體健康害處很多，包括引起癌腫。

美國科學家發現，酒精是第三大致癌原因，每年引發大約10萬例癌症，並引起2萬例癌症死亡。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因酒精導致的車禍死亡大約是13,500人死亡。

早在1980年代，研究人員就懷疑酒精會致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喝酒與口腔癌、咽喉癌、聲帶癌、食道癌、肝癌、結腸癌、直腸癌和乳腺癌都有因果關係，還有一項研究報告了長期酗酒和胰臟癌之間的關聯。

2000年，美國國家毒理學研究項目得出結論，酒精是已知的人類致癌物。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酒精列為第一級致癌物，這是最高的分類，顯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種物質會使人生癌。美國的CDC和NIH一致同意，酒精導致好幾種癌症是有確切證據的。

美國飲食指南指出，即使少量飲酒(每天少於一杯)也會增加患癌的機會，可惜許多人並不知道酒精致癌。2019年有一項調查發現，不到50%的美國成年人意識到飲酒的癌症風險。2023年有一項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發現超過2.24億的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某階段喝過酒，佔這年齡層人口的79%以上。酒精消費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開始增加，反映出一個令人擔心的公共衛生問題。

麻州UMass Chan醫學院Pranoti Mandrekar教授研究中度飲酒和長期飲酒的生物效應。她的團隊正在努力發掘酒精增加癌症風險的一些機制，包括傷害免疫細胞和傷害肝臟。 Mandrekar教授在專家資料網站The Conversation撰文，把她的研究介紹給大眾。

細胞在體內不受控制地生長就發生癌症。酒精可能破壞DNA，造成突變，干擾正常的細胞分裂生長而導致癌腫。關於酒精的致癌機制，研究人員發現了四種不同方式：酒精代謝、氧化壓力和發炎、荷爾蒙水平變化、與其它致癌物(諸如菸草煙霧等)的相互作用。

酒精代謝就是人體分解和排泄酒精的過程。酒精分解時的第一個副產品是乙醛，乙醛本身被歸類為致癌物質。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基因突變會使身體比較快地分解酒精，進而導致體內乙醛含量升高。

還有大量證據表明，酒精會促使人體釋放自由基有害分子。這些分子會在氧化壓力的過程中損害細胞中的DNA、蛋白質和脂質。Mandrekar教授的實驗室發現，飲酒產生的自由基能夠直接影響細胞製造和分解蛋白質的能力，進而產生促進發炎的不正常蛋白質，幫助腫瘤形成。

酒精還能夠直接影響荷爾蒙水平，增加癌症風險，比如雌激素會增加乳癌風險。中度飲酒會提高雌激素水平，又會促人進一步多喝。酒精還會降低維生素A(一種調節雌激素的化合物)，增加乳癌風險。

又吸菸又喝酒的人患口腔癌、咽喉癌或喉頭癌的機會較大。因為酒精使人體比較容易吸收香菸和電子煙中的致癌物質，吸煙本身也會引起發炎，並引發自由基的釋放--損害DNA。

想知道喝多少酒是安全且不會受到傷害嗎？你若問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回答是沒有。美國CDC和飲食指南建議，婦女每天飲酒量不超過一杯，男士不超過兩杯。其它政府研究機構和衛生局局長幾個月前也提出類似的限酒建議。



不喝酒是預防癌症的一個重要措施。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算出一個人因喝酒而患癌的機率。每個人的遺傳基因、生活方式、飲食和其他健康因素不一樣，都會影響到酒精致癌的風險。請您重新考慮飲酒習慣，可以幫助保護自己的健康。

加拿大駐美大使展望

這裡是《大西洋報》記者Jeffrey Goldberg，在今年的「大西洋節」對加拿大駐美大使Kirsten Hillman進行訪談。

G：大家都知道，在報導華盛頓方面，直到3個月前，加拿大的話題沒有甚麼爭議--我們喜歡加拿大的很多產品，喜歡冰球，我們兩國有著世界上最長的無邊防接壤。我們習慣拿加拿大人的溫文爾雅開玩笑，總感到加拿大沒甚麼特別有趣的新聞。前兩天我遇到一位寫歷史的記者Anne Applebaum，她說川普辦成了一件大家從來都認為不可能的事--讓加拿大人發怒。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問大使女士，您對美國總統談論加拿大的方式憤怒嗎？

H：謝謝您邀請我來。以我的加拿大人禮貌，我會說加拿大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經歷到一系列的情緒，包括驚訝、難以置信、困惑、悲哀(好像哀痛幾個階段)，但我們對川普行為的憤怒沮喪不安，特別是發起關稅直接打擊我們的經濟康寧，對我們的衝擊實在太大--我們作為好朋友，不能坐下來談談嗎？因為我覺得這對你們、對我們都毫無道理。

G：您作為駐美的加拿大代表，回到加拿大如何對上司、對同事們解釋川普的行為？說加拿大該作美國的第51個州，告訴他們川普是認真的？

H：第一，我認為川普政府顯然想要改變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所以我們作為你們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我們是你們最大的顧客，我們從美國買的東西比中國、日本、英聯邦、法國買的合在一起還多。川普總統想要改變這個情況，他用的方式我覺得會引起改變的，加拿大會改變，是幾代人以來從未想過的。其次，川普是美國總統，我們當然拿他認真，他對這個國家和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和權力

G：我上週四有機會見到總統。我問了他幾個問題，讀給您聽，請您評論他的回答是甚麼意思，然後我們再談關稅問題。H：噢？G：放心，不會很難的。

川普：「今天我離開一些從別的國家來的很聰明的人，我總是有他們(作朋友?)...我想也許我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外交關係...對我來說加拿大的問題是，我們每年補助他們$2000億，而我們不需要他們汽油、石油、木材，我們不需要他們任何形式的能源，我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東西。我說它會是一個偉大的第51個州。我愛其它國家，我愛加拿大，我有了不起的加拿大朋友，(打冰球的)Wayne Gretzky是我的朋友，我意思是我有了不起的朋友，我對Wayne說，Wayne我會放過你(的不當行為)，我不想毀了你在加拿大的名譽，你就假裝不認識我吧--不過他們是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他們95%的生意是和我們做，如果是(我們)一個州的話就沒有關稅了，稅率也比較低，(但)我們必須在軍事上捍衛他們。」

我：「您真的想要他們成為第51個州嗎？...很大的一個民主黨的州。」(他們有全民健保，我知道他們會怎樣投票。)

川普：「很多人都這麼說，不過我覺得沒問題，我來了(會改變)，...請記住他們的保守黨本來領先25%，然後那麼多加拿大人不喜歡我，我把(他們的)競選搞成差一點...他們的保守派很不喜歡Trudeau，我要稱他Trudeau州長，他不喜愛(那頭銜)。...

G：...現在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他說的「每年補助加拿大$2000億」是真的還是不真？請解釋一下。

H：不真。正如我說的，美加兩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雙邊貿易關係。我們彼此的商品貨物服務每天達$25億，數量之大很難只從貿易平衡角度看--川普一定是要我們賣多少就買多少。但加拿大是有貿易逆差的，也就是說，我們所買的超過我們製造和服務出口。川普總統很關注我們多買美國產品，但我們買你們的已經超過你們買我們的，我們人口是你們的十分之一。我們人口雖少，為美國製造的產品超過是你們本國製造出口的一半還多，所以你們知道，製造和銷售到別國對於本國就業很重要，川普也想要創造這樣的機會。你們的經濟有77%是提供服務，而加拿大是美國服務的最大顧客。

我們賣給你們的東西有三分之一是能源，加拿大石油輸送到美國的墨西哥灣沿岸，在那裡提煉。坦白講，我們很多專家認為是賣便宜了，因為我們只有那麼多條管道，只能運送到那麼多地方。你們把提煉的產品以三倍價格轉賣到其它國家的市場，是加拿大保證了你們的低成本。我們只有4100萬人口，只能消費那麼多。美國若想消除與我們的貿易逆差，我們只好少賣能源給你們--我想這未必是川普政府想要的。

G：所以當川普總統說「我們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東西」，顯然是不真嘍？
H：我相信美國從這份能源關係和製造業關係上得益。我們賣給你們關鍵礦物質和鈾等等產品，你們如果不從我們買，就要從白俄羅斯或委內瑞拉買，遠不如從一個理念一致的民主法治盟友國家買。甚麼叫做「需要」？沒有加拿大的便宜的能源材料美國也照樣存活？也許--物價貴一些而已。但我想川普總統的目的恐怕就是想要有一番對話，從所有的國際關係中得到最好利益，我很盼望有這個對話，因為大家會看到，加拿大是是美國人力量的源頭。

G：您相信川普政府是尊重事實的政府？
H：我相信它可以尊重事實。真的，川普會看到政策對美國人民的影響而調整。

G：您5年前作為大使來到華盛頓特區，川普第一次上台，您是經濟學家、貿易代表，您認為川普總統懂經濟嗎？

H：...(眾笑)我想川普總統對於他想要在美國做甚麼，有個特別的理念。我想很多人認為他的想法沒道理，或那不是傳統做法。不過他很勇敢，我意思他顯然相信搞某些政策，特別是關稅，能把投資和製造業帶到美國來，他的確相信這一招會好用。我不評論，但我要說，他用這個政策對付加拿大，等於破壞你們自己的政策。

G：您能不能花一兩分鐘解釋一下，從加拿大人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提出的關稅有甚麼毛病？
H：關稅是一種對外來產品的打擊，不鼓勵從國外進口，而鼓勵在本國生產。但是對於美加兩國多年的經濟融合關係來說，我們的生產和消費是以經濟划算為念的。加拿大資源豐富，我們把原料送到美國，在美國加工製造的產品常常賣回加拿大，供應這裡的需要。加拿大人會說，且慢，我們可以為自己製造啊--這是我們最近的反應--重新投資在本國經濟上。

G：所以你們很多時候買加拿大元件組裝的美國成品，有點像第三世界國家--抱歉我意思不是要貶低加拿大。
H：沒錯。拿農業貿易作例子，我們每個月賣給你們一萬頭牛，你們處理成牛肉食品，除了賣到自己的市場，還賣回加拿大--我們兩國的經濟深度結合，有時是你們賣給我們原材料，我們製造商品運回美國--廉價可靠的能源對美國是很划算的--看你的貿易目標，這我不會去評論公平的問題。我對川普總統希望得到怎樣的更多利益很有興趣。

G：我很好奇，憤怒的加拿大人是甚麼樣子？...(眾笑)我意思是憤怒到一個份上，你們深藏不露的國家自豪感受到冒犯，正如川普所承認的，你們的保守黨候選人落選，因為他的理念主張太像我們的MAGA--我們覺得是對美國事件的反應。你們是否真的認為從經濟上離開美國，能夠找到比較划算的貿易關係？
H：我想您問的是如何減緩的問題。我們已經在考慮加強自己的經濟，尋求增強與世界其它國家的經濟關係--把產品賣到歐洲、亞洲去。...美國買家對我們的產品不高興，我們當然要另外尋找穩定、可以預期的貿易夥伴。

G：但你們找不到這樣的經濟關係吧？
H：我想我們能的。我認為美國當局試圖改變自己在經濟貿易關係模式中想要扮演的角色，我們只好適應。但美國的商家和消費者，若能和自己最大的顧客保持比較穩定的關係才會比較好，對嗎？對於美國人民來說，特別是對選川普上台的人來說，你有便宜的東西可買，你與投資你社區的公司有良好關係才好--形勢不穩定的時候人家不會投資。按國際貿易關係的規則，川普政府的作為已打擊了別國在美國的投資熱情，人們掛慮長期投資的不穩定性。我相信美加最終可能會恢復某種良好貿易關係，因為對美國人民最好。

G：加拿大在管理兩國關係方面，您認為是否有甚麼錯誤？
H：人人都會犯些錯誤，但這裡未必是「錯誤」。我想我們需要徹底了解美國尋求轉變國家關係、扮演不同角色這件事。這裡有個很好的例子：我注意到美國一向在國際雙邊關係中制定規則、影響世界，現在川普當局失去這個興趣了。我參與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談判，在那個談判中，美國堅持要有一系列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規則，參與談判的其餘12個國家都沒甚麼興趣因為尋求與美國合作，所以都設法以某種方式接受了那些規條。當美國退出那個協定之後，我們就修改協約，把那些照顧美國利益的內容刪除，美國等於失去了這個貿易空間，我會看事態如何發展。

G：容我問您一個非貿易的問題。加拿大的軍事力量很小--只有6萬8千步兵，70位空軍。你們沒有花2%的GDP在軍事上，所以美國人對加拿大不滿是否有道理？
H：不光是美國，歐盟國家也希望我們增加軍事開支--我們在過去10年中已經增到了倍，我們能夠、也會做得更多。我們剛剛選出新的總理，我想他很快會講這件事。我們投很多錢和精力在北極，防禦俄國和中國。

G：這場談話太有趣了。問題：川普把你們的選舉結果丟給自由黨，他正確嗎？我知道您的職位沒有黨派，我只是想看看您的分析。
H：加拿大人關注的事情很有限，現在管理與美國的關係在他們的心中佔了最大一塊。他們還關心生活費用、住房緊缺等等危機。
G：這如何幫助了Carney當選？
H：我想他的前加拿大央行行長履歷和經濟學學問，被加國人民視為一個技巧，對這個時刻非常重要。這是我作為一名公民的想法。
G：換句話，他了解如何與美國談判協商？
H：是的，他照管加拿大安全度過2008年經濟危機和英國脫歐運動，應付巨大經濟改變的能人。他以前不是政客。
G：加拿大人的愛國情懷這次顯露，您現在感覺和6個月前一樣嗎？請簡短說說。
H：我本人沒有改變--我的工作是提醒我本國人即將要到來的變化。加拿大人為自己的國家深感自豪，我們知道自己持有怎樣的價值觀。但我們的國家不是誕生於革命，而是談判來的，當時與喬治王三世沒有鬧翻，和這裡的原住民文化也一直共處融和得不錯...
G：您5年前第一次認識川普時，發現他未來對加拿大會很敵對嗎？
H：一點都沒有。無論是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還是Covid關閉國境，我每次見到川普都感到他對加拿大很支持。美加關係基礎一直很好...我們每天的人口往來幾乎有50萬--我相信我們會解決未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