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17, 2025

貿易戰可能引發真槍實戰

Allison Carnegie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評論關稅和貿易戰問題。我把文章大意記在下面。

川普總統目前似乎已放棄了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徵收關稅,但全球貿易仍受到顛覆。他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了一個10%的基準關稅,提高了包括鋼鐵在內的多種特定商品的稅收。對中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國,他說要徵收145%的關稅,不過現在已同意把稅率降至30%。看來和別國爆發一系列貿易戰,最突出的是中國。

川普嚴重擾亂了全球經濟,或許也挺新鮮。但這是有先例的--不久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總統關稅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經濟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與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前相似,還有一些問題在WTO的前身--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就存在。

在WTO和GATT幫助商務標準化前,各國經常藉貿易來獲得彼此的讓步。他們創造利用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套牢問題」:一個國家或企業對另一個國家或企業進行投資,其利潤取決於這投資種關係的延續。比如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石油基礎設施,而供應商可以提供獨立的服務或營運。一旦達成此類協議,強國只需威脅改變協議條款即可脅迫其合作夥伴。

貿易戰在短期內可讓一個國家揮舞大棒獲益,但從長遠看,它幾乎讓所有人的境況變糟。當一國常用經濟槓桿來迫使脆弱夥伴的讓步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就會下降,而政治不穩定性會上升--那些對經濟脅迫不滿的國家有時會訴諸軍事來反擊,讓曾經商合作的國家變成競爭對手,即使是親密盟友也會漸行漸遠。川普或許認為他的關稅會使美國更加富裕、安全、強大,但歷史表明,關稅的作用恰恰相反。

十九世紀初,美國商人開始與定居夏威夷王國的美國人做生意。當時,這些島嶼的經濟以甘蔗種植為主,其中許多種植園由美國商人擁有掌控,他們把糖出口到美國。1875年,為了幫助糖農,兩國簽署了《互惠條約》,取消了夏威夷糖進入美國的關稅,夏威夷的糖業經濟因而蓬勃發展,並因糖的出口而富裕起來。

但這使夏威夷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可以利用這種依賴為自己謀利--例如,要求夏威夷把珍珠港交給美國專用,否則拒絕續簽《互惠條約》。1890年代,美國取消了所有的外國糖品關稅,並向國內生產商提供補貼,以保護美國糖業。這使夏威夷失去成本優勢,種植園被壓垮,夏威夷的精英們增加了對與美國合併的支持。儘管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夏威夷最後還是成了美國的一個州。

夏威夷並非唯一因依賴貿易而遭遇衝突損失的國家。歐美國家投資墨西哥的鐵路、礦產、石油基礎設施,但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收回了那些資產;他們在中國清朝時期開辦銀行和建設鐵路,卻因國民的不信任而遭到攻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西方對古巴的投資遭到破壞;或許最著名的是,德國利用東歐農業最大進口國之一的地位,在二戰前獲得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

這類風險反過來又抑制整體經濟交流,因為沒有國家願意被征服或脅迫,許多國家乾脆避開國際貿易。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擔心,即使獨立戰爭得勝,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仍會使倫敦擁有太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決定限制跨大西洋貿易;清朝政府擔心貿易依賴會帶來安全隱患,也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十九世紀末,俄帝國為了避免脆弱性,實行自給自足政策;1930年代,日本甚至佔領滿洲,以建立自給自足的聯盟,無需與西方談判。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貿易戰頻繁發生,造成不穩定,有時它們甚至會引發全面衝突。1930年的《The Smoot-Hawley關稅法》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並促使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走向自給自足和資源擴張主義。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國對日本的石油、廢金屬和航空燃料徵收關稅、實施禁運和出口管制後,東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貿易緊張局勢還出現在許多其他軍事衝突中。例如1812年的英美之間戰爭,就是貿易壓力和海上脅迫等等原因引起的。

在TWO成立之前,特別是二戰結束後,貿易還是有過輝煌時刻的。例如1979年中美實現邦交正常化,198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並依據美國法律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國會每年都必須投票,決定是否延長中國的正常貿易地位--立法者提出的條件是北京在人權和防止核武擴散方面做出讓步。

儘管國會一直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但反覆出現的不確定性抑制了兩國的貿易和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進入市場搞深入合作,免得合作夥伴關係會突然被取消。畢竟,任何經濟參與和長期投資都需要穩定、可預測的環境條件。

所以,北京從WTO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動,希望能確保中國製造商有可預測的全球市場。這項努力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爭論。倡導接納融合的人認為,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會阻止中國發動軍事衝突,還能鼓勵其政治自由化。而反對者則擔心,先搞經濟融合再搞政治自由化,只會增強專制競爭對手的力量。最終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華盛頓於2001年允許北京加入WTO--WTO隨後禁止美國每年提高關稅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比較健康,於是更快加速。

WTO成立目的是促進各國貿易,阻止各國將商業武器化。所以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勝利--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的前對手)納入WTO,表明發揮了其預期作用。當時,各國一般都遵守WTO的共同規則,聽取其裁決,並配合其執法。

當然,WTO的最終系統並不完美。例如它未能阻止中國補貼特定產業或公司的手段(往往以犧牲外國公司為代價),也未能阻止中國限制對批評北京政府國家的出口。但整體而言,WTO還是相當成功的,促進了貿易繁榮和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一向批評自由貿易的川普於2016年當選,他很快就拋棄並拆除了WTO框架。美國曾是WTO的最大支持者,現在基本上不再聽從它的指導,所採取的貿易行為完全違反該機構的規則,並癱瘓了其上訴機構。

華盛頓的領導人重新接受將關稅作為嚴厲懲罰和脅迫的手段。資源掠奪問題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但如今卻捲土重來。隨著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顯現,長期投資和跨國經濟規劃的風險變大。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些政策促使美國貿易夥伴採取比較具防禦性的姿態。歐盟制定了新的地緣經濟政策,比如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透過徵收關稅、限制進入歐盟市場或暫停國際義務來應對經濟脅迫;中美兩國開始分離投資--此類措施,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抑制了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即使川普政策第一次未產生太大影響,不代表現在也不會,因為他的第一屆政府有許多顧問阻止總統實施2025年這種大範圍關稅。現在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企業已開始加大力度從供應鏈中剔除外國零件,歐盟也是如此。

川普關稅的目標是將製造業帶回美國,這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當華盛頓不斷簽訂和破壞貿易協定,企業不會願意在美國搞更多投資。畢竟,白宮可能重新削減關稅,讓國內建造的任何工廠都無法負擔。川普還希望利用關稅槓桿,迫使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但這些協議無助於鼓勵投資。因為雙邊協議不像多邊協議,難以執行並難以獲得各國和企業的信任。在雙邊體系中,貿易夥伴不斷擔心遭到削弱,因華盛頓會與另一個政府之間設立新協議。結果,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減少。

換句話,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會引發與過去貿易戰類似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後果--各國都尋求規避風險、實現經濟聯繫多元化而非簡單地信任合作夥伴,導致聯盟會破裂。政府利用關稅來削弱競爭對手--川普顯然已利用關稅來試圖吞併加拿大(與美國對夏威夷的政策相似),說加拿大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就可避免關稅。結果加拿大人開始遠離美國,包括抵制美國產品。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自從川普獲勝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整體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儘管川普威脅過丹麥控制的格陵蘭島,但美國不太可能直接攻擊任何一國。但藉著減少相互的依賴,軍事對抗的成本確實降低了。如果美國減少對台灣半導體的經濟依賴,北京就可能認為,中國封鎖或入侵台灣時,華盛頓大概不理會。相反,在一個交易比較強的世界裡,各國可以利用依賴關係來取得政治優勢,如同柏林在1930年代利用農貿所做的。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利用此類手段操縱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迫使周邊國家做出政治讓步,引發衝突。莫斯科的策略導致周邊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依賴。如今,類似的策略正在讓美國付出代價。如果華盛頓失去經濟信譽,結果可能比克里姆林宮還不穩定。

華盛頓遵守協議的能力一直是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重要全球機構的支柱,這是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關鍵原因。若沒有一個可靠的框架,國際政治將變得不確定和動盪,比較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這情形有些像二戰爆發之前,當時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使命的國際聯盟解體,而歐洲列強未能遏制德國的擴張主義。

川普最終可能還是要減少徵稅,特別是在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談判。但美國總統卻放棄了曾經穩定全球貿易的制度和規範,結果他開啟的不是美國重新崛起時代,而是停滯、分裂、危險的時代。畢竟,這是歷史上的貿易戰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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