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Wright於今年2月18日加入Brookings學會，在Strobe Talbott國家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擔任拜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還擔任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主任、Brookings學會的歐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在下面的訪談中，他與Talbott中心高級研究助理Alejandra Rocha討論自己的經驗以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Rocha：您好Tom！讓我們先問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能否說說您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您決定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這一行業？
Wright：我在愛爾蘭長大，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星期搬到美國讀研究生。我一直對國際歷史和世界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與John Ikenberry密切合作，他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秩序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尋求深入了解人類行為、動機和情感)。透過他，我也有機會與美國外交政策做實際工作的人合作。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曾考慮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但發現自己對政策和智囊團更感興趣。
R：回顧您在拜登政府任職的經歷，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管，您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W：我能想到的功課有三點：首先，要留意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通常至關重要，如果孤立地看一個議題，則可能會被忽略。其次，即使你認為某件事不會發生，但若有20%發生的可能性，你就應該制定應急計劃。第三，要思考中期和長期策略，但始終牢記這些策略對短期營運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您要做什麼才能夠到達那些長遠目標？
R：您在NSC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俄烏戰爭和歐洲安全到中美關係、對抗(宣傳)聯盟、和南半球(戰略)--您和您的團隊如何平衡各種彼此相爭的策略重點？
W：我們一般優先考慮領導層最關心的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大約一半的時間討論俄烏衝突的問題，然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中美關係、全球大國競爭和地緣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都涉及密切與其它理事機構合作。
R：您和NSC團隊負責起草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這過程中，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W：國家安全戰略常常陷入兩個陷阱：一是表面裝飾問題--每個人都堅持要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進去；二是傾向於打磨稜角，把最尖銳的問題淡化到實際上等於沒說的地步。解決落入陷阱的方法是確保高階領導人對該文件負責，並清楚地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很幸運，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積極地參與了這份文件的制定，而且從初階開始，我們就對想要表達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
R：自從出版了2017年《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和2021年《Aftershhocks》兩本書以來，您對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看法有何改變？
W：關於在一個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核心論點還站得住腳，但我忽略了美國國內功能失調的程度，尤其是在2025年川普重返總統高位之後。我仍在努力理解這對戰略競爭的軌跡和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
R：回到Brookings學會後，您打算重點研究哪些領域？
W：我打算關注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地緣經濟。但我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我們應如何重建國際秩序。幾乎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次修復而已，那麼接下來會怎樣？
R：您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W：對川普政府來說，盲點顯而易見。當局根本不懂全球經濟如何運作，也不知道貿易為甚麼不是零和遊戲。當然，這種無知是自上而下的。比較一般地說，我認為美國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我們需要將經濟融入主流的外交思想。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沙利文在Brookings學會的兩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整體而言，外交政策界仍然主要考慮軍事力量、外交，有時是發展，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存。
R：對有興趣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業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W：我建議閱讀歷史，尤其是傳記；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但還要懂得如何擺脫它，而不被它所界定；每天從頭到尾閱讀《金融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紙本；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認識到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寫作，即使只是為了自己；多注意於與同事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而不是只與上級聯繫；記住，無論黨派如何，我們都致力於處理同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兩黨都有真誠行動的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水落石出水，你必須願意調整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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