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選舉團的代表已經投票，確認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是拜登以306票對232票勝選。他的普選票數總共比川普多了700萬票。
但是，好幾個新的公眾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約四分之三的共和黨人不信任選舉結果。有一項針對24,000名美國人的單獨調查也證實了這一發現，說將近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對選舉的公正性缺乏信心，超過80％的共和黨人擔心發生了欺詐、不准、偏差和違法行為。此外，川普提起將近60宗訴訟，指控各種形式的選舉舞弊，都被各級法院駁回，其中包括兩項由美國最高法院來評判的訴訟。
當選舉結果符合人想要的結果時，他們往往傾向於相信結果是公平的。例如人若申請升職並獲得升職時，他們很可能認為是自己應得的。但如果他們沒有獲得晉升，很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這時做出決定的過程就顯得至關重要，有人可能會看這個過程是否真的沒有偏見、前後一致、和符合道德倫理。
為此人們一定要了解一點「公平心理學」（psychology of fairness），公平的過程通常都很重要。
研究人員一再發現，當人們相信決定過程公平時，他們對於不喜歡的結果反應會比較好。失望歸失望，他們還是會繼續相信體制、接受決定。這叫做「公平過程效應」：公平的過程有減輕對所不喜歡結果做出負面反應的傾向。
反過來，Mayer教授和他的同事在2009年做一項研究，發現這一效應有個很重要的警示。他們發現，當某人感到某個不喜歡的結果意義太重大，以至於似乎是否定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自我觀(identity)，或影響到他們的個人價值觀時，他們傾向於尋找過程中的缺陷，來表明結果是不公平的。
在第一組研究中，我們告訴180名大學生，政府很快就要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了，請他們發表意見。我們操控這個過程，預先告訴一半學生政府關於限制言論自由的計劃，而告訴另一半學生，不會有限制。我們還告訴學生他們有機會在一個公共論壇發表意見，或者沒有那個機會。
然後，我們要評估政府限制言論自由的決定是否違反了學生作為大學一員的人格和個人價值觀。我們發現當學生感到他們的社會自我觀或人格受到了否定時，儘管有機會在公共論壇表達意見，仍會視失去言論自由的結果為不公平。換句話，對於感到自我觀受到了否定的人來說，有機會發聲和過程是否公平的關係不大或沒有關係。
在第二組研究中，我們詢問277位在職的成人，他們對於所遇到的求職或晉升過程，結果是否如意，以及過程是否公平。如前所述，在結果不如意的情況下，一個客觀公平的過程並沒有改進那些感到人格或價值觀受了否定者關於公平的感受。他們反而傾向於說過程有問題，他們懷疑自己所提供的信息沒有得到考慮。
所申請的東西沒有得到，這件事很影響這些調查參與者的自我觀，以至於他們會找到理由，把客觀公平的過程看成有問題。他們感到懷疑那個過程是很必要的。
這些發現和其它的調查研究結果一致。當人們有著強烈的道德倫理立場和判斷時，確定過程和結果是否公平，主要是由結果是否如意來決定，而不是由客觀上過程是否公平來決定。
舉個例子，一個支持婦女墮胎權利的人，對於一個在墮胎診所放炸彈而不定罪，會比那些反墮胎的人更加感到聽審過程不公平。同樣，對於一個提供晚期墮胎的醫生受審，他若被判定無罪，反對婦女有墮胎權利的人會比支持婦女有墮胎權利的人更多地感到不公平。當你深深關注一件事，而結局卻不合你意時，你就越發質疑那個過程。
那怎麼辦呢？如果大家都是對兩黨政治流派嚴肅、是非感強烈、價值觀明確的人群，也許最終結果總要傷害到一些人的社會自我觀並不奇怪--他們堅決不相信自己會錯。這次是支持共和黨的人士，他們會感到原本公平的過程可能是出了問題，儘管客觀實際上找不到出差錯的證據。
當然，感到價值觀和自我人格受到否定，因而說選舉過程不公平的原因不止是共和黨。比如在確認大法官Brett Kavanaugh時，民主黨人傾向於相信他的聽證確認過程不公正。
既然所有人都可能掉在這一偏見陷阱裡，我們有幾件事可以做。首先是領袖們要認定並告訴大家，過程是合法的。比如決定增加或減少每周遠程工作的天數，領導層一定要在所有層面清楚說明，作這一決定有個公平合理的過程。
其次，邀請不偏不倚的人至關緊要。在面臨道德難題時，人們常常會得到一個結論--人必定為自己利益著想。心理學家把這叫做「動機道德推理」，所以找個中立的人比較能夠準確地評估。
第三，減少人感到與其他人隔離孤立起來的機會。不貶低嘲笑，可以減少對方覺得被操控或被偏待的感覺。
人們常常都會在他們的人格和價值觀問題上得不到希望的結果，所以不容自己隨便質疑客觀過程的合理合法性很重要。總而言之，被別人證明自己信錯了是件難過的事，但是大大方方地說「原來是這樣，我還以為...」，比固執為某個爭執丟棄友好關係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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