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科學家一直在研究比較便宜的綠色燃料--不用昂貴的白金來製作氫電池,而改為用鐵。
成功使用鐵將會帶來商用電動車的廣泛使用,從而取代燃燒汽油的車輛。
氫電池的電動車僅有的副產品是水蒸氣,在保護環境方面比所有現在使用的便攜式電池都好。
鐵催化研發項目的突破使普通金屬進入催化器成本效益的技術競賽,並處於領先地位。燃料電池通常使用鉑催化劑來加速氧電極的反應,但鉑很昂貴。這還不說,燃料電池的啟動和運行還會逐漸損害催化劑的功效。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項目負責人Anthony Kucernak教授說:「目前,每個燃料電池成本的60%左右是鉑催化劑。要想讓燃料電池車真正替代汽油機車,我們需要把這個成本降下來。使用比較便宜的催化劑設計應該能實現這個目標,並允許採用相當多的氫電池燃料系統,最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讓世界走上淨零排放的道路。」
這個新技術涉及把鐵、氮和碳--地球上最豐富的三種原材料--放在一起大力加熱,其中特別將鐵的單個原子分散在導電的碳基質中。這就產生與大鐵塊不同的化學性質,使其在燃料電池中反應性更強,是鉑的良好替代品。
在實驗室測試中,單原子鐵催化劑在實際燃料電池系統中的性能與鉑催化劑一樣好。這種方法還可以用於其他過程,比如用空氣處理廢水以去除有害污染物。
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Asad Mehmood博士同樣來自帝國理工學院。他說:「我們已經開發出一種新方法來製造一系列的單原子催化劑,從而為一系列新的化學和電化學過程提供了機會。...具體來說,我們使用了一種獨特的合成方法,叫作金屬轉移,來避免在合成過程中形成鐵簇。這個過程對其它希望製備類似催化劑的科學家應該也會有益。」
現在人們越來越關注氫燃料電池系統,來作為車輛和其它用途的替代電源。氫電池具有快速充電、高能量密度和無有害排放物或副產品,但其主要成分鉑的高成本阻礙了氫電池的廣泛使用。為了促進發電反應,燃料電池只好依賴於昂貴且稀有的鉑催化劑。
研究人員在英國燃料電池催化劑製造商Johnson Mattey做了成功測試之後,現在希望擴大鐵基催化劑的商業化規模。他們正在努力提高穩定性、耐用性,希望在性能上能與鉑金相媲美。這一研究結果發表在《自然催化》雜誌中,最先是由Talker報導的。
Biblical or not, everybody has his/her own ideas/views of God. Even you have never entered a seminary, you have had your theology. This is a site for anybody who is interested in reading and sharing their evangelical theology understandings. Christianity is not just about what you do, or what you know, it is about what you FEEL! For God's love is to be felt.
Friday, April 29, 2022
Wednesday, April 27, 2022
衡量新冠的社區傳播
美國的疾病防空中心(CDC)不斷了解認識有關新冠病毒和COVID-19大流行的更多信息。他們的網站上有一頁「科學簡報」,常常更新,目的是解釋當下公共保健指南政策後面的最新科學數據。
目前由於美國廣泛使用了高效疫苗,加上新的有效治療方法不斷開始用在臨床,新冠引起的嚴重疾病和死亡大大降低。現在的新冠大流行已經來到一個不同的階段,就是病毒變體的傳染性可能增加,而致死率卻下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那麼害怕感染了,特別是打過疫苗加強針的人群。為此,CDC現在建議各州用COVID-19的社區傳播水平評估來指導本地的防疫舉措。
社區傳播水平分為高(深黃)、中(黃)、低(綠)三級,各地政府可以根據本地情況採用相應的室內口罩令、限制室內活動人數、要求打加強針、甚至禁止室內聚會等等政策來應對。衡量新冠病毒的社區傳播水平,現在主要看社區的醫院承受能力。美國CDC目前規定的傳播水平標準列在表中。
這個表格需要進一步說明一下。主要的指標是看一個地區在前面7天內,每10萬人新增了多少感染人數。如果一個星期內10萬人感染了不到200人,那麼相當於平均每天感染不到萬分之三的人口,這一社區傳播水平稱為「低」,因為一個星期總共只感染千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人口超過這個比率就不再算是「低」了。當然,沒有症狀和密切接觸史,因而沒有做測試的不計在這千分之二內。
即使感染比率低,仍然可能因為你這一區的醫療服務設施水平比較差,或需要住院的人數太多,超過醫療所能夠承載的一定數目,而需要評為「中」或「高」級傳播水平。這時你就要看兩個指標:一周內每10萬人口新住院的新冠患者不到10人,也就是少於萬分之一的新確診患者需要住院,同時他們每天占用的醫療服務資源不超過10%,才算是「低」。
表中「配備人員住院病床」是甚麼呢?Staffed inpatient beds就是醫護人員能夠照顧得來的病床。比如在Omicron病毒傳播高峰期間,某醫院雖有空病床,但醫護人員中有些人因感染必須隔離幾天,總配備人員的病床數目在那幾天就減少了,因為有些住院病床不能配備醫護人員。
中級和高級傳播水平的評估也類似,看七天入院總計數目佔當地人口比例多少,也看當地醫護人員每天能夠照顧多少病床,在一定範圍之內是「中」,超過一定數字就要稱為「高」。
在人口感染新增比率較大的地區(7天感染數目超過了千分之二的人口),就是中級傳播。這些地方需要住院的人數比率必需少(少於萬分之一),新冠患者每天占用的能夠護理得過來的病床一定要少(不超過10%),否則就要稱為高傳播水平。
目前由於美國廣泛使用了高效疫苗,加上新的有效治療方法不斷開始用在臨床,新冠引起的嚴重疾病和死亡大大降低。現在的新冠大流行已經來到一個不同的階段,就是病毒變體的傳染性可能增加,而致死率卻下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那麼害怕感染了,特別是打過疫苗加強針的人群。為此,CDC現在建議各州用COVID-19的社區傳播水平評估來指導本地的防疫舉措。
社區傳播水平分為高(深黃)、中(黃)、低(綠)三級,各地政府可以根據本地情況採用相應的室內口罩令、限制室內活動人數、要求打加強針、甚至禁止室內聚會等等政策來應對。衡量新冠病毒的社區傳播水平,現在主要看社區的醫院承受能力。美國CDC目前規定的傳播水平標準列在表中。
這個表格需要進一步說明一下。主要的指標是看一個地區在前面7天內,每10萬人新增了多少感染人數。如果一個星期內10萬人感染了不到200人,那麼相當於平均每天感染不到萬分之三的人口,這一社區傳播水平稱為「低」,因為一個星期總共只感染千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人口超過這個比率就不再算是「低」了。當然,沒有症狀和密切接觸史,因而沒有做測試的不計在這千分之二內。
即使感染比率低,仍然可能因為你這一區的醫療服務設施水平比較差,或需要住院的人數太多,超過醫療所能夠承載的一定數目,而需要評為「中」或「高」級傳播水平。這時你就要看兩個指標:一周內每10萬人口新住院的新冠患者不到10人,也就是少於萬分之一的新確診患者需要住院,同時他們每天占用的醫療服務資源不超過10%,才算是「低」。
表中「配備人員住院病床」是甚麼呢?Staffed inpatient beds就是醫護人員能夠照顧得來的病床。比如在Omicron病毒傳播高峰期間,某醫院雖有空病床,但醫護人員中有些人因感染必須隔離幾天,總配備人員的病床數目在那幾天就減少了,因為有些住院病床不能配備醫護人員。
中級和高級傳播水平的評估也類似,看七天入院總計數目佔當地人口比例多少,也看當地醫護人員每天能夠照顧多少病床,在一定範圍之內是「中」,超過一定數字就要稱為「高」。
在人口感染新增比率較大的地區(7天感染數目超過了千分之二的人口),就是中級傳播。這些地方需要住院的人數比率必需少(少於萬分之一),新冠患者每天占用的能夠護理得過來的病床一定要少(不超過10%),否則就要稱為高傳播水平。
Sunday, April 24, 2022
詩詞翻譯:冰川13景
一位朋友希望我能寫一首中文詩,再幫她翻譯成英文,題材是環境保護。我哪裡會寫詩呢!但我可以找一首英文的詩詞翻譯成中文。我從一個詩人網站選了Craig Santos Perez寫的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Glacier。他是關島的原住民,成為夏威夷大學文學系的教授,這首詩描寫的是正在融化的冰川。
I Among starving polar bears, the only moving thing was the edge of a glacier.
II We are of one ecology like a planet in which there are 200,000 glaciers.
III The glacier absorbed greenhouse gases. We are a large part of the biosphere.
IV Humans and animals are kin. Humans and animals and glaciers are kin.
V We do not know which to fear more, the terror of change or the terror of uncertainty? The glacier calving or just after?
VI Icebergs fill the vast Ocean with titanic wrecks. The mass of the glacier disappears, to and fro. The threat hidden in the crevasse an unavoidable cause.
VII O vulnerable humans, why do you engineer sea walls? Do you not see how the glacier already floods the streets of the cities around you? VIII I know king tides, and lurid, inescapable storms; But I know, too, that the glacier is involved in what I know.
IX When the glacial terminus broke,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one of many waves.
X At the rumble of a glacier losing its equilibrium, every tourist in the new Arctic chased ice quickly.
XI They explored the poles for offshore drilling. Once, we blocked them, in that we understood the risk of an oil spill for a glacier.
XII The sea is rising. The glacier must be retreating.
XIII It was summer all winter. It was melting and it was going to melt. The glacier fits in our warm-hands.
下面是我的翻譯:
I Among starving polar bears, the only moving thing was the edge of a glacier.
II We are of one ecology like a planet in which there are 200,000 glaciers.
III The glacier absorbed greenhouse gases. We are a large part of the biosphere.
IV Humans and animals are kin. Humans and animals and glaciers are kin.
V We do not know which to fear more, the terror of change or the terror of uncertainty? The glacier calving or just after?
VI Icebergs fill the vast Ocean with titanic wrecks. The mass of the glacier disappears, to and fro. The threat hidden in the crevasse an unavoidable cause.
VII O vulnerable humans, why do you engineer sea walls? Do you not see how the glacier already floods the streets of the cities around you? VIII I know king tides, and lurid, inescapable storms; But I know, too, that the glacier is involved in what I know.
IX When the glacial terminus broke,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one of many waves.
X At the rumble of a glacier losing its equilibrium, every tourist in the new Arctic chased ice quickly.
XI They explored the poles for offshore drilling. Once, we blocked them, in that we understood the risk of an oil spill for a glacier.
XII The sea is rising. The glacier must be retreating.
XIII It was summer all winter. It was melting and it was going to melt. The glacier fits in our warm-hands.
下面是我的翻譯:
- 在飢腸碌碌的北極熊當中,四周唯一移動的東西,好像就是冰川的邊緣—它越來越近了。
- 我們屬於同一生態體系,好像一個星球,含有20萬個冰川。
- 冰川吸收溫室氣體,我們是龐大生物圈的一個重要部份。
- 人和動物是親戚。人和動物和冰川是親戚。
- 我們不曉得哪一樣更恐怖:恐怖的改變,或是前程未卜?冰川吱嘎斷裂之聲,或是斷裂之後?
- 冰山充滿大洋,其中有大小船隻殘骸。冰川的份量增增減減,逐漸消失。危險隱藏在冰縫裡,無法躲避。
- 脆弱的人類啊,為甚麼建造海堤?君不見冰川融化的大水已沖進你附近城市的街道?
- 我知道越發可怖的漲大潮,叫你見識一下海面升高一、兩尺的威風,還有你無法逃脫的海洋風暴登陸,帶來空前的洪水,但我也知這些全都關乎冰川。
- 當冰川一角終於斷裂時,它所引起的海嘯不過是眾多波浪的開端。
- 當冰川轟隆失去平衡,來到溫暖新北極的每位遊客都迅速追冰。
- 他們開發南極北極,鑽探海底石油。我們曾經阻擋他們,因我們明白海底漏油對冰川的威脅。
- 海水正在上漲,冰川必需退後。
- 整個冬天都好像夏天,冰川正在融化,它會融化的。在我們溫暖的手中,冰川沒那麼寒冷!
Friday, April 22, 2022
一份宣教心的檢討
本文是14年前作為神學生參加一次短宣隊之後寫的,特別抄在這裡,以免丟失。
我在信主後不久就開始向周圍的人見證神的作為,甚至有心回到中國向大陸同胞傳福音。多年來我常思索為甚麼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樣有感受和見證,又有宣教熱情。後來我發現並非所有人決定信主後都如此深刻地體會到神的同在和安慰,人們遇到各種障礙隔閡無法完全信賴神,所以呼籲他們來參與傳福音或服務別人很困難。很多基督徒數算不出昨天和今天經歷到的恩典,能數算幾個月或半年前的神恩典已經不錯,有的人只記得幾件很久以前的事。這些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得到栽培,因為他們沒有感受到自己所信的神是一位讓人興奮歡呼、值得介紹給別人也來認識的神。我越來越深地感到自己有責任去做栽培和建立的工作。這次報名參加中西部的短宣,是因為我們神學院參與搭配了我所參與的教會。我想看看自己的神學裝備對於教會的宣教事工有甚麼影響。我覺得目前影響還不大。
首先我要反思宣教的指導思想。我以前曾參加過一次美中基督工人中心組織的福音冬令會,記得他們領人歸主採取了高壓操控手段。這次Brooking, SD當地同工明確要求我們取消個人佈道探訪,以免短宣隊過分施壓,妨礙日後的本地福音工作,我不意外。讓我有些意外的是,教會短宣組的負責同工對於和神學院聯合組隊,最關切的不是如何能利用神學院的豐富實力去工作,而是神學觀念與本教會是否有差別。具體說就是不要為人做按手禱告,也不為人做醫病禱告。在培訓中提這樣的規定是出於甚麼指導思想呢?理由沒有說明。難道聖靈感動我們動了憐憫之心時,我們可以讓這樣的規定阻止禱告嗎?可惜我們沒有對此作任何理念方面的討論。
我覺得有些遺憾的是,神學院在這次短宣中,主導思想是配合教會,而不是去影響教會的某些不甚正確的宣教理念。基督五家教會宣教組的主導思想可能是配合基督工人中心的工作,而不是配合各地查經小組和福音朋友的需要。我們假定基督工人中心最了解當地各教會的需要,但他們的觀念如果有偏頗呢?比如使用電腦設備和網絡的問題,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擔心給當地教會增加預備的工作,或帶來日後工作的比較和論斷,堅決反對使用。其實他們沒必要擔心,我在Norman, OK講主日學時希望能使用PPT,去勘查他們的現有設施時,當地同工非常樂意讓我利用那些設施。我認為「不添麻煩第一,教導效果在後」是本末倒置。
我還預備了一套向兒童佈道的PPT,可短宣隊的領隊一看,立即擔心用它會和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起衝突了。那次培訓我們有很熱烈的討論,大家都肯定孩子們會喜歡看這套佈道,有人提議趁某人不在場時把手提電腦拿出來用。我因事提前離隊,不知後來是否有人在帶領兒童時用了那組幻燈片,但我當場指出宣教以配合某機構某人為重,還是以宣教果效為重的問題。最後我們還是為不起衝突作了禱告。這些都是內部討論,可我認為神學院應該與宣教部門有更好的溝通,促進調整。
其次我要討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策略。「屬靈四定律」小冊子是我使用過很多次的傳福音工具,但由於有其它的裝備和服事機會,我對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策略有很多思考。我曾提出為更好針對華人文化修改屬靈四定律,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一位亞裔事工代表也曾提出修改,把「人的罪使人與神隔絕」改成「人墮落後虧缺神的榮耀,失落與神的關係」等等。我介紹給短宣隊,希望能引起一些討論。直接的反應沒有,間接的反應是不要修改,連基督工人中心都傳來指令,探訪時要求「使用四律」。我不是說四律不正確,可它不該是傳福音的唯一工具,更不是唯一真理。基督耶穌生平從來沒用過它,早期的基督徒也沒有,我們何必忌諱改動它?
保羅說「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與追求道德完美相比,中國人更追求行事為人不得罪人,因此四律把罪解釋為人不能達到神的高標準並不適合中國文化,反令人對神產生錯誤印象,以為祂喜歡挑人小毛病。對中國人來說,罪應該解釋為對不起神,以及彼此對不起,而福音就是神饒恕我們,接納我們回到神的愛裡成為祂的兒女,重新學習彼此相愛。我發覺這樣接釋福音很有效,這次短宣出去探訪也是這樣講解四律,聽的人很少問題外的話,都是直接面對要不要接受主的問題。他們大多反應積極,要麼願意接受主,要麼要來仔細看看我們所信的。我有機會去探訪的黃大姐就表示,以後要勤為家人禱告,自己也要心歸基督多信靠,多來教會。
傳福音是團隊合作與互補的工作,我感謝主給我一個機會在華人大學生中教導成人主日學。一個在衛理公會受訓的中國傳道人告訴我,他們需要的是「造就性主日學」,就是要求初信的人定期參加聚會、讀經、奉獻、委身參與服事等等。可我在預備時受到聖靈明確引導,相信這些要求並不能讓人有生命轉變,讓人成長的是關懷餵養,了解和體驗神的愛,然後才能夠回應神的愛。我需要用許多例證為他們描述神的愛,邀請他們自己去體驗,挑戰他們去回應,而不能揮舞道德主義大棒。說來有趣,我的主日學信息與剛結束的主日崇拜信息其實有衝突,我希望聽眾沒有注意到,只要把我的信息當作補充前一個信息就好。我強調神的揀選和喜悅與表現無關,就像父母愛護養育自己的嬰孩,但祂期待我們表達出回應的愛和彼此相愛。那些可愛的學生立即學會了,吃過午飯就問傳道人:「我們是不是應該服事主了?」他們七手八腳清理了聚會場地,一邊談論自己在家裡使如何不懂得幫忙父母。
我體會到正面的神學辯論其實沒有必要,只要按照所看見的需要來作補充教導即可。與其說行為和信心都很重要,或說原因和結果都很重要,不如說原因是根本,解決了原因就有結果。
到底是做工的人重要,還是他們所做的工重要?我認為神看人比成績重要,祂用各種機會培養造就人。所以我們得成長、感受、心得比我們實際做成的工作重要。為此我感到教會的宣教部門應該多關心宣教士和宣教隊,過於他們領人歸主的數目。在一個神的愛聯結我們的群體中,工人只要能夠感受到這愛與支持,就會認真努力做工。這次短宣期間我意外趕上父親過世,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大力協助我買改程機票,短宣隊為我禱告,讓神「親自安慰」我,他們自己卻沒有安慰的話。我想是因為父親尋求神很久,卻沒有做過一個「決志禱告」,所以實行「決志主義」神學的教會不知道他「得救」了沒有。但神親自安慰了我,因為神說「尋找的,就尋見」,甚至「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訪問我的,我向他們顯現。」我感謝主給我機會在父親的追思會上見證了祂。我感到短宣隊和教會宣教組作為帶好消息給人機構,本應更能提供安慰的信息。
最後回顧自己是否有可改進的地方,我預備的兒童幻燈音樂沒有機會用,因為自己不了解福音工場--一個以大學生為主要對象、小孩子很少的地方。其實基督徒工人中心並沒有提出準備做兒童事工,是我自己想當然。的確有人把小孩子帶來,可那兩個四歲以內的幼兒集中注意力兩分鐘就跑開了,兩家的大人也跟著離開了。我檢討自己是否禱告得不夠,但恐怕不是禱告的問題。我雖然在教會幫忙教兒童主日學多年,做兒童事工並不是我的長項。
我在信主後不久就開始向周圍的人見證神的作為,甚至有心回到中國向大陸同胞傳福音。多年來我常思索為甚麼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樣有感受和見證,又有宣教熱情。後來我發現並非所有人決定信主後都如此深刻地體會到神的同在和安慰,人們遇到各種障礙隔閡無法完全信賴神,所以呼籲他們來參與傳福音或服務別人很困難。很多基督徒數算不出昨天和今天經歷到的恩典,能數算幾個月或半年前的神恩典已經不錯,有的人只記得幾件很久以前的事。這些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得到栽培,因為他們沒有感受到自己所信的神是一位讓人興奮歡呼、值得介紹給別人也來認識的神。我越來越深地感到自己有責任去做栽培和建立的工作。這次報名參加中西部的短宣,是因為我們神學院參與搭配了我所參與的教會。我想看看自己的神學裝備對於教會的宣教事工有甚麼影響。我覺得目前影響還不大。
首先我要反思宣教的指導思想。我以前曾參加過一次美中基督工人中心組織的福音冬令會,記得他們領人歸主採取了高壓操控手段。這次Brooking, SD當地同工明確要求我們取消個人佈道探訪,以免短宣隊過分施壓,妨礙日後的本地福音工作,我不意外。讓我有些意外的是,教會短宣組的負責同工對於和神學院聯合組隊,最關切的不是如何能利用神學院的豐富實力去工作,而是神學觀念與本教會是否有差別。具體說就是不要為人做按手禱告,也不為人做醫病禱告。在培訓中提這樣的規定是出於甚麼指導思想呢?理由沒有說明。難道聖靈感動我們動了憐憫之心時,我們可以讓這樣的規定阻止禱告嗎?可惜我們沒有對此作任何理念方面的討論。
我覺得有些遺憾的是,神學院在這次短宣中,主導思想是配合教會,而不是去影響教會的某些不甚正確的宣教理念。基督五家教會宣教組的主導思想可能是配合基督工人中心的工作,而不是配合各地查經小組和福音朋友的需要。我們假定基督工人中心最了解當地各教會的需要,但他們的觀念如果有偏頗呢?比如使用電腦設備和網絡的問題,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擔心給當地教會增加預備的工作,或帶來日後工作的比較和論斷,堅決反對使用。其實他們沒必要擔心,我在Norman, OK講主日學時希望能使用PPT,去勘查他們的現有設施時,當地同工非常樂意讓我利用那些設施。我認為「不添麻煩第一,教導效果在後」是本末倒置。
我還預備了一套向兒童佈道的PPT,可短宣隊的領隊一看,立即擔心用它會和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起衝突了。那次培訓我們有很熱烈的討論,大家都肯定孩子們會喜歡看這套佈道,有人提議趁某人不在場時把手提電腦拿出來用。我因事提前離隊,不知後來是否有人在帶領兒童時用了那組幻燈片,但我當場指出宣教以配合某機構某人為重,還是以宣教果效為重的問題。最後我們還是為不起衝突作了禱告。這些都是內部討論,可我認為神學院應該與宣教部門有更好的溝通,促進調整。
其次我要討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策略。「屬靈四定律」小冊子是我使用過很多次的傳福音工具,但由於有其它的裝備和服事機會,我對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策略有很多思考。我曾提出為更好針對華人文化修改屬靈四定律,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一位亞裔事工代表也曾提出修改,把「人的罪使人與神隔絕」改成「人墮落後虧缺神的榮耀,失落與神的關係」等等。我介紹給短宣隊,希望能引起一些討論。直接的反應沒有,間接的反應是不要修改,連基督工人中心都傳來指令,探訪時要求「使用四律」。我不是說四律不正確,可它不該是傳福音的唯一工具,更不是唯一真理。基督耶穌生平從來沒用過它,早期的基督徒也沒有,我們何必忌諱改動它?
保羅說「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與追求道德完美相比,中國人更追求行事為人不得罪人,因此四律把罪解釋為人不能達到神的高標準並不適合中國文化,反令人對神產生錯誤印象,以為祂喜歡挑人小毛病。對中國人來說,罪應該解釋為對不起神,以及彼此對不起,而福音就是神饒恕我們,接納我們回到神的愛裡成為祂的兒女,重新學習彼此相愛。我發覺這樣接釋福音很有效,這次短宣出去探訪也是這樣講解四律,聽的人很少問題外的話,都是直接面對要不要接受主的問題。他們大多反應積極,要麼願意接受主,要麼要來仔細看看我們所信的。我有機會去探訪的黃大姐就表示,以後要勤為家人禱告,自己也要心歸基督多信靠,多來教會。
傳福音是團隊合作與互補的工作,我感謝主給我一個機會在華人大學生中教導成人主日學。一個在衛理公會受訓的中國傳道人告訴我,他們需要的是「造就性主日學」,就是要求初信的人定期參加聚會、讀經、奉獻、委身參與服事等等。可我在預備時受到聖靈明確引導,相信這些要求並不能讓人有生命轉變,讓人成長的是關懷餵養,了解和體驗神的愛,然後才能夠回應神的愛。我需要用許多例證為他們描述神的愛,邀請他們自己去體驗,挑戰他們去回應,而不能揮舞道德主義大棒。說來有趣,我的主日學信息與剛結束的主日崇拜信息其實有衝突,我希望聽眾沒有注意到,只要把我的信息當作補充前一個信息就好。我強調神的揀選和喜悅與表現無關,就像父母愛護養育自己的嬰孩,但祂期待我們表達出回應的愛和彼此相愛。那些可愛的學生立即學會了,吃過午飯就問傳道人:「我們是不是應該服事主了?」他們七手八腳清理了聚會場地,一邊談論自己在家裡使如何不懂得幫忙父母。
我體會到正面的神學辯論其實沒有必要,只要按照所看見的需要來作補充教導即可。與其說行為和信心都很重要,或說原因和結果都很重要,不如說原因是根本,解決了原因就有結果。
到底是做工的人重要,還是他們所做的工重要?我認為神看人比成績重要,祂用各種機會培養造就人。所以我們得成長、感受、心得比我們實際做成的工作重要。為此我感到教會的宣教部門應該多關心宣教士和宣教隊,過於他們領人歸主的數目。在一個神的愛聯結我們的群體中,工人只要能夠感受到這愛與支持,就會認真努力做工。這次短宣期間我意外趕上父親過世,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大力協助我買改程機票,短宣隊為我禱告,讓神「親自安慰」我,他們自己卻沒有安慰的話。我想是因為父親尋求神很久,卻沒有做過一個「決志禱告」,所以實行「決志主義」神學的教會不知道他「得救」了沒有。但神親自安慰了我,因為神說「尋找的,就尋見」,甚至「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訪問我的,我向他們顯現。」我感謝主給我機會在父親的追思會上見證了祂。我感到短宣隊和教會宣教組作為帶好消息給人機構,本應更能提供安慰的信息。
最後回顧自己是否有可改進的地方,我預備的兒童幻燈音樂沒有機會用,因為自己不了解福音工場--一個以大學生為主要對象、小孩子很少的地方。其實基督徒工人中心並沒有提出準備做兒童事工,是我自己想當然。的確有人把小孩子帶來,可那兩個四歲以內的幼兒集中注意力兩分鐘就跑開了,兩家的大人也跟著離開了。我檢討自己是否禱告得不夠,但恐怕不是禱告的問題。我雖然在教會幫忙教兒童主日學多年,做兒童事工並不是我的長項。
Wednesday, April 20, 2022
年輕人為甚麼離開教會?
2020年,公共宗教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於美國宗教普查的報告,揭示出美國白人福音派人數下降的幅度。這項調查研究發現,現在只有14%的美國人自認為白人福音派。而相比之下,2006的白人福音派信徒佔了23%,14%是個急劇下降。
隨著白人福音派人口的下降,數據表明,那些不再認同任何一個宗教信仰的人群穩定增長。宗教學者稱這個群體為「無宗教」,現在大約佔了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看年齡,這些統計數據更不得了。總的說來,老一代的美國人比年輕人虔誠,而千禧年一代傾向於不信奉或不認同一個宗教。
這個數據意義重大。儘管白人福音派人士政治影響力很大,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正在離開信仰。越來越多的學者去追踪研究那些離開宗教的人。研究學者Elizabeth Drescher在2016年出版《選擇我們的宗教》,分析了許多人離開信仰的案例。她指出,離開福音主義的人傾向於「表達對童年教會的一些教導和做法憤怒和不滿」。
亞利桑那大學的Terry Shoemaker老師在過去的六年裡參與了不同學科和大學的學者團隊,專門研究在美國離開福音主義或試圖改革福音派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到底猶豫和拒絕甚麼東西。一些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發現他們的信仰傳統和神學,被用來堅定支持某些政治立場感到很失望。
在2010到2018年之間,Shoemaker採訪了多個大型白人福音教會中共75位對信仰表示不滿意的人。他們都是白人,年齡從將近30歲到40歲出頭,對於幼年所信的基督教批評得很厲害。有些受訪人完全離開了信仰,而另一些人試圖從內心改革信仰--他們大多數人曾經在教會長大,知道人們如何用生硬的期待來對外人維護神學、政治、和屬靈群體。
他採訪的一些人提到政治如何影響了美國的白人福音派神學。Rob住在佛州,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家大型白人福音派教堂中作為音樂家度過。他說他的教堂宣講的是「上帝、國家和共和黨」,甚至在他十幾歲時就被教導「耶穌絕對是共和黨人」。結果上帝被描述為「非常憤怒的宇宙審判官」,要規範信徒的生活。現在Rob認為自己是一個進步派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待人比較寬厚。
Shoemaker的研究表明,一些年輕的白人福音派信徒對忠誠於共和黨,對種族主義和性取向的具體立場感到厭倦。白人福音派將這些問題歸類為爭奪美國靈魂的「文化戰」,就是界定和決定美國未來的內部鬥爭。
通過把這些問題視為一場文化戰,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四處作戰的姿態:他們的敵人包括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等等。正如研究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家Andrew Whitehead和Samuel Perry所指出的,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捍衛文化政治地盤的集體心願」。
此外,在一個種族和民族越來越多元化的國家,一些福音派信徒的生活體驗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比如美國的移民政策問題,白人福音派群體是高度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的。
然而住在北卡州並在衛理公會長大的一位受訪者Jerry,卻因為白人福音派反對移民的立場質疑這份信仰。現在Jerry認為自己屬靈而不信宗教。在他仍然算是一名福音派信徒時,他說「論到移民,我希望孩子們知道成為局外人是什麼滋味,我希望他們有全球眼光。」那時他相信聖經教導他歡迎外人,並把這神學觀念應用於國界。
政治形勢的變化能夠改變宗教信仰。Jerry的文化意識日益增長,最終取代了他的福音派解釋。他說:「讓我們以多元文化的世界視角來回答那些問題吧。」
Sarah在肯塔基州長大也同樣,她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浸信會服事、研習聖經和搞基督教營地。「我一方面喜歡教會,但我更喜歡多幫助人。我的基督徒觀念就是幫助他人的人。」但她承認對她個人而言,宗教身份並不那麼重要。
Sarah參與州裡的扶貧工作,這影響了她對現在白人福音派的態度:「肯塔基州教會的運作方式是如此的落後,甚麼都是關乎自我和讓自我開心。會友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他們好像在觀看一個完整樂隊的大屏幕。我覺得這可能與耶穌所希望的相反。」
對於那些在白人福音派中受過訓練的人來說,信仰有一種教外所沒有的專制性,常常造成不可質疑或批評領袖的情況,甚至會導致受排斥和忽略。
Brandy在田納西州一個浸信教會長大。她回憶自己停止參加教會後,她的家人實際上使用大屏幕、幻燈片和投影儀,為她舉行了一次宗教干預。她受到排斥,感到被輕視。她說「我覺得自己與這個群體格格不入」。Brandy仍然是一名基督徒,定期參加另一個比較進步的教會,但她的福音主義家庭不接受她的教會為正式。
這裡只是我聽到的受訪者評論的幾個樣本,表明他們對白人福音派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同盟越來越不滿。他們代表了越來越多的Exvangelicals,就是那些在信仰中長大而後來放棄了的人。
堅決反對同性結合,反對跨性人有權利,頑強抵擋婦女平等,以及白人福音教會無法應對自己的種族化和父權制結構,這些都與當代的一些年輕人觀點不一致。不過千禧一代人並不全都拋棄信仰,許多人只是徹底拒絕傳統形式的宗教--正如報告所展示的。
隨著白人福音派人口的下降,數據表明,那些不再認同任何一個宗教信仰的人群穩定增長。宗教學者稱這個群體為「無宗教」,現在大約佔了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看年齡,這些統計數據更不得了。總的說來,老一代的美國人比年輕人虔誠,而千禧年一代傾向於不信奉或不認同一個宗教。
這個數據意義重大。儘管白人福音派人士政治影響力很大,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正在離開信仰。越來越多的學者去追踪研究那些離開宗教的人。研究學者Elizabeth Drescher在2016年出版《選擇我們的宗教》,分析了許多人離開信仰的案例。她指出,離開福音主義的人傾向於「表達對童年教會的一些教導和做法憤怒和不滿」。
亞利桑那大學的Terry Shoemaker老師在過去的六年裡參與了不同學科和大學的學者團隊,專門研究在美國離開福音主義或試圖改革福音派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到底猶豫和拒絕甚麼東西。一些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發現他們的信仰傳統和神學,被用來堅定支持某些政治立場感到很失望。
在2010到2018年之間,Shoemaker採訪了多個大型白人福音教會中共75位對信仰表示不滿意的人。他們都是白人,年齡從將近30歲到40歲出頭,對於幼年所信的基督教批評得很厲害。有些受訪人完全離開了信仰,而另一些人試圖從內心改革信仰--他們大多數人曾經在教會長大,知道人們如何用生硬的期待來對外人維護神學、政治、和屬靈群體。
他採訪的一些人提到政治如何影響了美國的白人福音派神學。Rob住在佛州,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家大型白人福音派教堂中作為音樂家度過。他說他的教堂宣講的是「上帝、國家和共和黨」,甚至在他十幾歲時就被教導「耶穌絕對是共和黨人」。結果上帝被描述為「非常憤怒的宇宙審判官」,要規範信徒的生活。現在Rob認為自己是一個進步派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待人比較寬厚。
Shoemaker的研究表明,一些年輕的白人福音派信徒對忠誠於共和黨,對種族主義和性取向的具體立場感到厭倦。白人福音派將這些問題歸類為爭奪美國靈魂的「文化戰」,就是界定和決定美國未來的內部鬥爭。
通過把這些問題視為一場文化戰,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四處作戰的姿態:他們的敵人包括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等等。正如研究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家Andrew Whitehead和Samuel Perry所指出的,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捍衛文化政治地盤的集體心願」。
此外,在一個種族和民族越來越多元化的國家,一些福音派信徒的生活體驗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比如美國的移民政策問題,白人福音派群體是高度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的。
然而住在北卡州並在衛理公會長大的一位受訪者Jerry,卻因為白人福音派反對移民的立場質疑這份信仰。現在Jerry認為自己屬靈而不信宗教。在他仍然算是一名福音派信徒時,他說「論到移民,我希望孩子們知道成為局外人是什麼滋味,我希望他們有全球眼光。」那時他相信聖經教導他歡迎外人,並把這神學觀念應用於國界。
政治形勢的變化能夠改變宗教信仰。Jerry的文化意識日益增長,最終取代了他的福音派解釋。他說:「讓我們以多元文化的世界視角來回答那些問題吧。」
Sarah在肯塔基州長大也同樣,她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浸信會服事、研習聖經和搞基督教營地。「我一方面喜歡教會,但我更喜歡多幫助人。我的基督徒觀念就是幫助他人的人。」但她承認對她個人而言,宗教身份並不那麼重要。
Sarah參與州裡的扶貧工作,這影響了她對現在白人福音派的態度:「肯塔基州教會的運作方式是如此的落後,甚麼都是關乎自我和讓自我開心。會友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他們好像在觀看一個完整樂隊的大屏幕。我覺得這可能與耶穌所希望的相反。」
對於那些在白人福音派中受過訓練的人來說,信仰有一種教外所沒有的專制性,常常造成不可質疑或批評領袖的情況,甚至會導致受排斥和忽略。
Brandy在田納西州一個浸信教會長大。她回憶自己停止參加教會後,她的家人實際上使用大屏幕、幻燈片和投影儀,為她舉行了一次宗教干預。她受到排斥,感到被輕視。她說「我覺得自己與這個群體格格不入」。Brandy仍然是一名基督徒,定期參加另一個比較進步的教會,但她的福音主義家庭不接受她的教會為正式。
這裡只是我聽到的受訪者評論的幾個樣本,表明他們對白人福音派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同盟越來越不滿。他們代表了越來越多的Exvangelicals,就是那些在信仰中長大而後來放棄了的人。
堅決反對同性結合,反對跨性人有權利,頑強抵擋婦女平等,以及白人福音教會無法應對自己的種族化和父權制結構,這些都與當代的一些年輕人觀點不一致。不過千禧一代人並不全都拋棄信仰,許多人只是徹底拒絕傳統形式的宗教--正如報告所展示的。
Sunday, April 17, 2022
性格與晚年認知障礙
本文內容取自在線媒體Science Alert的一個報告:Some Personality Traits Appear to Be Linked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Later in Life。
有一項新的研究發現,某些性格特徵似乎與人在晚年生活中出現認知問題有關連--也許這發現會幫助醫生更好地治療癡呆症。
這項研究共有1,954人參加,都是沒有被正式診斷為癡呆症的志願者。他們填寫人格問卷,研究人員把這些問卷對照他們的健康記錄,與他們隨著年齡增長出現的任何認知問題進行交叉核對。很有趣,那些有組織和自律的人似乎不太出現認知障礙,而神經質的人比較容易出現這情況。
這裡研究的是相關性,然而生物學是否支持這種聯繫還不清楚,但是研究人員有這個懷疑。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心理學家Tomiko Yoneda說:「人的性格反映出比較持久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或許一輩子健康和不健康的行為與思維方式都累積起來了。這些經歷的累積可能會容易引起特定的疾病或紊亂,例如輕度的認知障礙,或引起個人在承受與年齡相關的神經系統變化的能力上改變。」
人的性格通常分為所謂的「五大」尺度,即隨和性、開放去體驗、認真盡責的程度、神經質和外向性。所謂「神經質」neuroticism,是指容易受到恐嚇變緊張,或情緒容易變得沮喪等等。這項特別研究主要檢查了後面的三個尺度。
衡量一個人的認真盡責一般看責任心、條理性、努力工作和目標取向。在0到48分之間,那些分數比較高的人患認知障礙的可能性比較小,可能性較小。每增加6分,風險就降低22%。
在衡量神經質方面(0-48)則得分越低越好,分數低的人往往情緒比較穩定,不太體驗抑鬱、焦慮和自我懷疑。低神經質分數的人晚年認知障礙的風險較低,神經質分數每多7分,相當於增加12%的風險。
人的外向性和晚年認知障礙風險之間似乎聯繫不大--當同時存在高責任心或低神經質時,外向者倒是往往更長時間地維持正常的認知功能。外向性涉及自信、對社交互動的熱情、以及關注和幫助他人等特徵。
研究人員在他們發表的論文中寫道:「分析表明,所有三方面性格特徵都在一定程度上與晚年的認知健康相關,特別是對於女性參與調查的人,...但人的性格與總壽命無關。」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性格和預期壽命之間有联系,也沒能證明那些性格是產生認知障礙的原因--只是好像有某種關係,這值得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調查。
研究人員過往報導過類似的發現,但到底這些性格會在多長時期內影響到認知能力?以及某些性格可能會延遲認知障礙多少年?仍有許多不確定性。
本項研究使用了近2,000人作為樣本,但主要是白人(87%)和女性(74%)參與者。或許,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觀察更大更多樣化的參與者群體來改進。研究人員寫道:「這些發現提供了對性格和認知狀態之間的關連,以及認知健康與壽命之間關聯的全新理解。」
這篇研究報告發表在《性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
有一項新的研究發現,某些性格特徵似乎與人在晚年生活中出現認知問題有關連--也許這發現會幫助醫生更好地治療癡呆症。
這項研究共有1,954人參加,都是沒有被正式診斷為癡呆症的志願者。他們填寫人格問卷,研究人員把這些問卷對照他們的健康記錄,與他們隨著年齡增長出現的任何認知問題進行交叉核對。很有趣,那些有組織和自律的人似乎不太出現認知障礙,而神經質的人比較容易出現這情況。
這裡研究的是相關性,然而生物學是否支持這種聯繫還不清楚,但是研究人員有這個懷疑。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心理學家Tomiko Yoneda說:「人的性格反映出比較持久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或許一輩子健康和不健康的行為與思維方式都累積起來了。這些經歷的累積可能會容易引起特定的疾病或紊亂,例如輕度的認知障礙,或引起個人在承受與年齡相關的神經系統變化的能力上改變。」
人的性格通常分為所謂的「五大」尺度,即隨和性、開放去體驗、認真盡責的程度、神經質和外向性。所謂「神經質」neuroticism,是指容易受到恐嚇變緊張,或情緒容易變得沮喪等等。這項特別研究主要檢查了後面的三個尺度。
衡量一個人的認真盡責一般看責任心、條理性、努力工作和目標取向。在0到48分之間,那些分數比較高的人患認知障礙的可能性比較小,可能性較小。每增加6分,風險就降低22%。
在衡量神經質方面(0-48)則得分越低越好,分數低的人往往情緒比較穩定,不太體驗抑鬱、焦慮和自我懷疑。低神經質分數的人晚年認知障礙的風險較低,神經質分數每多7分,相當於增加12%的風險。
人的外向性和晚年認知障礙風險之間似乎聯繫不大--當同時存在高責任心或低神經質時,外向者倒是往往更長時間地維持正常的認知功能。外向性涉及自信、對社交互動的熱情、以及關注和幫助他人等特徵。
研究人員在他們發表的論文中寫道:「分析表明,所有三方面性格特徵都在一定程度上與晚年的認知健康相關,特別是對於女性參與調查的人,...但人的性格與總壽命無關。」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性格和預期壽命之間有联系,也沒能證明那些性格是產生認知障礙的原因--只是好像有某種關係,這值得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調查。
研究人員過往報導過類似的發現,但到底這些性格會在多長時期內影響到認知能力?以及某些性格可能會延遲認知障礙多少年?仍有許多不確定性。
本項研究使用了近2,000人作為樣本,但主要是白人(87%)和女性(74%)參與者。或許,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觀察更大更多樣化的參與者群體來改進。研究人員寫道:「這些發現提供了對性格和認知狀態之間的關連,以及認知健康與壽命之間關聯的全新理解。」
這篇研究報告發表在《性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
Friday, April 15, 2022
社交媒體:引起暴亂的工具
本文內容取自Barbara Walter教授的書,關於防止內戰發生那一部份。美國政治現在黨派之爭嚴重,幾乎失去了協商合作能力,因為這幾年共和黨似乎傾向於走極端,出現了一些政治暴力和推翻選舉的風險。
民眾中的自由進步派變得更進步,保守派變得更保守,幾乎沒有中間路線。很多人說這種左右兩極分化將美國撕裂,但Walter教授說,這種理念分歧本身並不增加內戰的風險,增加內戰風險的一個因素是派系化--就是公民按照族裔、宗教、或地區來集結群體。另一個危險因素是政黨變成剝奪反對黨派權利的工具,開始設立一些政策只對自己一派的選民有益。
上述兩個因素現在是靠社交媒體催化加速的,這在J6暴亂事件很明顯地看出來。Walter教授建議奪去那些煽動宣傳的揚聲筒:那些公然霸凌欺負反對黨派的,發明和散佈陰謀論的,反對公平民主體制的,那些傳播仇恨的假用戶,要及時把他們從社交平台刪除。抑制謠言,傳揚事實真相,能夠大大減少內戰危險。
實現國家派系化的主要驅動力永遠是陰謀論。強調幕後有陰謀損害你的群組,說服人相信國家正在轉向對你群體不利的方向,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煽動起來。南北戰爭就是這麼煽動起來的,現代的網絡陰謀論廣播分子把移民和猶太人描繪成現存的威脅。正如伏爾泰的名言:那些能讓你相信荒謬胡說的人,也能讓你行出殘暴。
這類恐懼和不安一直存在於美國人的生活中,但在匿名者Q運動出現以後,陰謀論進入了社會主流,說是有一群秘密崇拜撒旦的戀童癖民主黨政客,要摧毀和他們做鬥爭的英雄川普。根據2020年12月份的一份民調,17%的美國人相信「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分子販賣兒童並企圖控制美國政治」為真。跟隨匿名者Q的群組到處參加支持川普的大會,散佈他實際勝選的彌天大謊。直到J6暴亂事件發生,臉書、油管、推特才鎮壓匿名者Q的宣傳運動,刪除了一批假帳戶和網頁。
Walter教授認為美國根本不需要落到這個危險地步。如果水電、藥物、食品公司都要為了公眾利益遵守一定的政府規章,社交媒體公司也應該為了保護民主體制和社會凝聚力的緣故,遵守一定的政府規章。據觀察,美國的極右運動帶動了世界其它地方的思潮,而國會山莊的暴亂顯明美國極右運動是全球極端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網絡監察應該會強化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運動。
網絡監查還能夠預防和減少國外勢力的干預。正如歐洲國家在南北戰爭期間送軍備給南方邦聯軍隊,美國曾經試圖援助蔣介石打毛澤東,後來又在亞非拉國家的內戰中打蘇聯,內戰,而現在任何國家、任何群組、任何人都可以用互聯網破壞敵人的穩定。與美國敵對的人在網絡上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支持和煽動某些人對另一些人的不滿。
普京早就明白謠言的力量。普林斯頓有項研究發現,從2013到2018年間,俄國與中國、伊朗、沙地阿拉伯一共53次使用秘密的社交媒體網絡來散佈謠言,影響別國的政治。美國並非獨一的攻擊對象,英國、德國、澳大利亞都受到襲擊,這些國家全都是民主制度。社交媒體是從國外散佈不信任、引起國內派系化的重要工具。
舉個例子,2016年臉書上有個帳號Blacktivist,假裝是駐Baltimore的BLM運動組織者,分享警察暴力的視頻,又分享即將舉行的集會消息,還兜售貌似支持BLM的的T恤衫,比BLM官網得到更多的點讚。但那是克里姆林宮試圖滲透BLM的470個帳戶之一。這些帳戶的大目標其實是煽動美國的種族、地區、宗教張力,其力量不亞於外國勢力的雇傭軍在美國本土作戰。
Walter教授說,美國是技術和軍事強國,但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卻給反對民主的敵人留下可乘之機。早年間打仗用飛機散發傳單、書籍、報紙,用廣告給士兵發指示,從邊境偷運武器,現在只要控制社交媒體的敘事,就可以坐觀派系化生根發芽了。美國本是民主的模範和自由的燈塔,卻允許金錢和極端主義從線上和線下對政治的滲透,讓民眾不知不覺走上塞耳式自我屏蔽,並願意剝奪他人權利的派系化道路,這很糟糕。
如何能夠鞏固加強美國的民主體制呢?Walter教授介紹了幾個例子。有一位Eric Liu先生是第二代中國移民,與一位奴隸主家庭出身的Jena Cane共同創立了Citizen大學,專門在各地舉辦教育性的「公民星期六」活動,倡導人們相信美國是個積極進取、不斷改進的社會:綜觀歷史,每當災害來臨,一個社區需要重建,一個群體有了需要,美國人民能夠站在一起互相幫助--這是真正的美國--美國不是一個受人操縱、各人只顧自己的社會。
「公民星期六」活動有些像世俗版的教會禮拜:當地人聚集在一起崇拜憲法,建立對民主的信心--把禱告換成效忠美國的誓言,把唱讚美詩換成讀美國作家的愛國詩詞,把讀經改成讀美國獨立宣言。似乎也有人宣講道理(這裡在YouTube上有一篇劉先生的講演)。嘿,社區人們渴望一種互相聯誼,他們有機會互相認識和聆聽。劉先生說的不錯,我們需要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版本的自己,而不要J6事件的那個版本。
另一個例子是麻省的一個家長互助小組。兩位混血兒童的家長在一起,創立一個幫助其他家長的地方,決心為孩子們建設一個不同族裔互相欣賞和接納的世界。還有一個例子是田納西州一個非黨派群組,專門為倡導公民參與意識而成立。其中一位協助帶領的人說,「我們不知道田納西是否一個紅州,但我們知道它是個不投票州。」這些人將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人聚在一起,使他們重新認識「別人」,而不只是聽說。
弟兄姊妹你認為如何?「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這可不容易呢!
民眾中的自由進步派變得更進步,保守派變得更保守,幾乎沒有中間路線。很多人說這種左右兩極分化將美國撕裂,但Walter教授說,這種理念分歧本身並不增加內戰的風險,增加內戰風險的一個因素是派系化--就是公民按照族裔、宗教、或地區來集結群體。另一個危險因素是政黨變成剝奪反對黨派權利的工具,開始設立一些政策只對自己一派的選民有益。
上述兩個因素現在是靠社交媒體催化加速的,這在J6暴亂事件很明顯地看出來。Walter教授建議奪去那些煽動宣傳的揚聲筒:那些公然霸凌欺負反對黨派的,發明和散佈陰謀論的,反對公平民主體制的,那些傳播仇恨的假用戶,要及時把他們從社交平台刪除。抑制謠言,傳揚事實真相,能夠大大減少內戰危險。
實現國家派系化的主要驅動力永遠是陰謀論。強調幕後有陰謀損害你的群組,說服人相信國家正在轉向對你群體不利的方向,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煽動起來。南北戰爭就是這麼煽動起來的,現代的網絡陰謀論廣播分子把移民和猶太人描繪成現存的威脅。正如伏爾泰的名言:那些能讓你相信荒謬胡說的人,也能讓你行出殘暴。
這類恐懼和不安一直存在於美國人的生活中,但在匿名者Q運動出現以後,陰謀論進入了社會主流,說是有一群秘密崇拜撒旦的戀童癖民主黨政客,要摧毀和他們做鬥爭的英雄川普。根據2020年12月份的一份民調,17%的美國人相信「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分子販賣兒童並企圖控制美國政治」為真。跟隨匿名者Q的群組到處參加支持川普的大會,散佈他實際勝選的彌天大謊。直到J6暴亂事件發生,臉書、油管、推特才鎮壓匿名者Q的宣傳運動,刪除了一批假帳戶和網頁。
Walter教授認為美國根本不需要落到這個危險地步。如果水電、藥物、食品公司都要為了公眾利益遵守一定的政府規章,社交媒體公司也應該為了保護民主體制和社會凝聚力的緣故,遵守一定的政府規章。據觀察,美國的極右運動帶動了世界其它地方的思潮,而國會山莊的暴亂顯明美國極右運動是全球極端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網絡監察應該會強化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運動。
網絡監查還能夠預防和減少國外勢力的干預。正如歐洲國家在南北戰爭期間送軍備給南方邦聯軍隊,美國曾經試圖援助蔣介石打毛澤東,後來又在亞非拉國家的內戰中打蘇聯,內戰,而現在任何國家、任何群組、任何人都可以用互聯網破壞敵人的穩定。與美國敵對的人在網絡上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支持和煽動某些人對另一些人的不滿。
普京早就明白謠言的力量。普林斯頓有項研究發現,從2013到2018年間,俄國與中國、伊朗、沙地阿拉伯一共53次使用秘密的社交媒體網絡來散佈謠言,影響別國的政治。美國並非獨一的攻擊對象,英國、德國、澳大利亞都受到襲擊,這些國家全都是民主制度。社交媒體是從國外散佈不信任、引起國內派系化的重要工具。
舉個例子,2016年臉書上有個帳號Blacktivist,假裝是駐Baltimore的BLM運動組織者,分享警察暴力的視頻,又分享即將舉行的集會消息,還兜售貌似支持BLM的的T恤衫,比BLM官網得到更多的點讚。但那是克里姆林宮試圖滲透BLM的470個帳戶之一。這些帳戶的大目標其實是煽動美國的種族、地區、宗教張力,其力量不亞於外國勢力的雇傭軍在美國本土作戰。
Walter教授說,美國是技術和軍事強國,但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卻給反對民主的敵人留下可乘之機。早年間打仗用飛機散發傳單、書籍、報紙,用廣告給士兵發指示,從邊境偷運武器,現在只要控制社交媒體的敘事,就可以坐觀派系化生根發芽了。美國本是民主的模範和自由的燈塔,卻允許金錢和極端主義從線上和線下對政治的滲透,讓民眾不知不覺走上塞耳式自我屏蔽,並願意剝奪他人權利的派系化道路,這很糟糕。
如何能夠鞏固加強美國的民主體制呢?Walter教授介紹了幾個例子。有一位Eric Liu先生是第二代中國移民,與一位奴隸主家庭出身的Jena Cane共同創立了Citizen大學,專門在各地舉辦教育性的「公民星期六」活動,倡導人們相信美國是個積極進取、不斷改進的社會:綜觀歷史,每當災害來臨,一個社區需要重建,一個群體有了需要,美國人民能夠站在一起互相幫助--這是真正的美國--美國不是一個受人操縱、各人只顧自己的社會。
「公民星期六」活動有些像世俗版的教會禮拜:當地人聚集在一起崇拜憲法,建立對民主的信心--把禱告換成效忠美國的誓言,把唱讚美詩換成讀美國作家的愛國詩詞,把讀經改成讀美國獨立宣言。似乎也有人宣講道理(這裡在YouTube上有一篇劉先生的講演)。嘿,社區人們渴望一種互相聯誼,他們有機會互相認識和聆聽。劉先生說的不錯,我們需要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版本的自己,而不要J6事件的那個版本。
另一個例子是麻省的一個家長互助小組。兩位混血兒童的家長在一起,創立一個幫助其他家長的地方,決心為孩子們建設一個不同族裔互相欣賞和接納的世界。還有一個例子是田納西州一個非黨派群組,專門為倡導公民參與意識而成立。其中一位協助帶領的人說,「我們不知道田納西是否一個紅州,但我們知道它是個不投票州。」這些人將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人聚在一起,使他們重新認識「別人」,而不只是聽說。
弟兄姊妹你認為如何?「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這可不容易呢!
Wednesday, April 13, 2022
解決太陽能存儲使用的問題
美國在線雜誌Slate報道了一項中國和瑞典科學家合作開發的新技術:長期儲存捕獲的太陽能,直到需要取用的時候。
瑞典Chalmers科技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人員使用的系統叫做「Molecular Solar Thermal (MOST)」能源儲備系統。開發出來一種超薄的芯片進行熱電發電。
項目領導人Kasper Moth-Poulsen教授說,這是一種全新的用太陽能發電的方式。也就是無論天氣、時間、季節或地理位置如何,隨時都可以使用太陽能發電。
MOST系統使用一種特殊設計的分子,這種分子會對陽光產生反應,以捕獲太陽的能量。Chalmers大學在瑞典為這些分子裝載太陽能,然後發送給上海的同事,在那裡他們能夠轉化為電能。大學發佈消息說,「瑞典的陽光送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在中國轉化為電能。」
研究人員希望這項新技術能夠產生出自充電的電子設備,按需要使用存儲的太陽能。它還具有潛力,將能源生產改變為可再生和零排放。這技術的初期展示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地的極大興趣,不過Chalmers大學說,在大規模實施採用這套系統之前,進行更多的研究和開發還是需要的。
Chalmers大學的王志航說「這種發電部件是一種超薄芯片,可以集成到耳機、智能手錶和電話等等電子產品中。現在我們只產生了少量的電力,但結果表明這個概念確實有效。看起來很有希望。」
這項研究結果的最初報告,Chip-scale solar thermal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發表在《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雜誌。
瑞典Chalmers科技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研究人員使用的系統叫做「Molecular Solar Thermal (MOST)」能源儲備系統。開發出來一種超薄的芯片進行熱電發電。
項目領導人Kasper Moth-Poulsen教授說,這是一種全新的用太陽能發電的方式。也就是無論天氣、時間、季節或地理位置如何,隨時都可以使用太陽能發電。
MOST系統使用一種特殊設計的分子,這種分子會對陽光產生反應,以捕獲太陽的能量。Chalmers大學在瑞典為這些分子裝載太陽能,然後發送給上海的同事,在那裡他們能夠轉化為電能。大學發佈消息說,「瑞典的陽光送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在中國轉化為電能。」
研究人員希望這項新技術能夠產生出自充電的電子設備,按需要使用存儲的太陽能。它還具有潛力,將能源生產改變為可再生和零排放。這技術的初期展示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地的極大興趣,不過Chalmers大學說,在大規模實施採用這套系統之前,進行更多的研究和開發還是需要的。
Chalmers大學的王志航說「這種發電部件是一種超薄芯片,可以集成到耳機、智能手錶和電話等等電子產品中。現在我們只產生了少量的電力,但結果表明這個概念確實有效。看起來很有希望。」
這項研究結果的最初報告,Chip-scale solar thermal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發表在《Cell Reports Physical Science》雜誌。
Sunday, April 10, 2022
學生信仰和成績有關係嗎?
本文是路州Tulane大學Ilana Horwitz教授所寫的文章。
In America, the demographic circumstances of a child’s birth substantially shape academic success. Sociologists have spent decades studying how factors beyond students’ control – including the race, wealth and ZIP code of their parents – affect thei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ement. 社會學家幾十年來研究學生父母的種族、富裕程度、住區如何影響學生的機會和成績。
But one often overlooked demographic factor is religion. The U.S. is the most devout wealthy Western democracy. Does a religious upbringing influence teens’ academic outcomes? 但很少研究學生的宗教信仰的影響。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oc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have conducted several studies that consistently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academic success. These studies show that more religious students earn better grades and complete more schooling than less religious peers. But researchers debate what these findings really mean, and whether the seeming effect of religiosity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s really about religion, or a result of other underlying factors. 研究發現學生信仰從正面影響到分數和學業成就。
My latest research underscores that religion has a powerful but mixed impact.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 who some researchers call “abiders” – are more likely than average to earn higher GPAs and complete more college education. By religious intensity, I refer to whether people see religion as very important,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at least once a week, pray at least once a day, and believe in God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eological belief on its own is not enough to influence how children behave – they also need to be part of a religious community. Adolescents who see an academic benefit both believe and belong. 對信仰認真包括歸屬一個宗教群體。
On average though, abiders who have excellent grades tend to attend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than their less religious peers with similar GPAs and from comparabl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學習成績好的敬虔學生比較傾向於就讀競爭淘汰不太嚴重的院校。
The takeaway from these findings is not mean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ecome more religious or to promote religion in schools. Rather, they point to a particular set of mindsets and habits that help abiders succeed – and qualities that schools reward in their students. 信仰認真的學生有一些特別的思想和習慣得到學校鼓勵,幫助了他們成功。
People of any religion can demonstrate religious intensity. But the research in my book “God, Grades, and Graduation: Religion’s Surprising Impact on Academic Success” centers on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because they are the most prevalent in the U.S., with about 63% of Americans identifying as Christian. Also, surveys about religion tend to reflect a Christian-centric view, such as by emphasizing prayer and faith over other kinds of religious observance. Therefore, Christian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ppear as highly religious, simply based on the wording of the questions. 參與本問卷研究的學生以基督教為重點。
Based on a 2019 Pew survey and other studies, I estimate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American teenagers are intensely religious. This number also accounts for people’s tendency to say they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more than they actually do. 2019年發現大約25%的美國青少年自稱對信仰強烈。
In my book, I examined whether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had different academic outcomes, focusing on three measures: secondary school GPA; likelihood of completing college; and college selectivity. 主要衡量三方面:高中平均成績;完成大學學業的機率;院校選拔學生的程度。
First, I analyzed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 which followed 3,290 teens from 2003 to 2012. After grouping participants by religious intensity and analyzing their grades, I found that on average, abiders had about a 10 percentage-point advantage. 2003-2012年跟蹤調查分析3290位青少年,認真敬虔者在上述三方面平均領先10個百分點。
For example, among working-class teens, 21% of abiders reported earning A’s, compared with 9% of nonabiders. Abi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earn better grade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various other background factors, including race, gender, geographic reg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比如21%敬虔學生得到A,而非敬虔學生9%得到A。
Then working with survey measurement expert Ben Domingue and sociologist Kathleen Mullan Harris, I us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to see how more and less religious children from the same familie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more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earned higher GPAs in high school, on average, even compared with their own siblings. 即使同一家庭出來,比較敬虔的孩子得到較高的平均成績。
Scholars like sociologist Christian Smith have theorized that increased religiosity deters young people from risky behaviors, connects them to more adults and provides them more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However, I found that including survey measures for these aspects of teens’ lives did not fully explain why abiders were earning better GPAs.
To better understand, I went back to the 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 or NSYR, and analyzed 10 years of interviews with over 200 teens, all of whom had been assigned individual IDs to link their survey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Many abiders made comments about constantly working to emulate and please God, which led them to try to be conscientious and cooperative. This align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showing that religious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traits. 效法神和討神喜悅使人態度認真並願意合作。
Studies have underscored how habits like conscientiousness and cooperation are linked with academic success, in part because teachers value respect. These traits are helpful in a school system that relies on authority figures and rewards people who follow the rules. 認真的態度與合作精神與獲得學術成功有直接關係,教師和學校也表揚鼓勵這樣的學生。
Next,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students’ college outcomes, starting with where they enrolled. I did this by matching the NSYR data to the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to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how many semesters of college respondents had completed, and where.
On average, abi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earn bachelor’s degrees than nonabiders, since success in high school sets them up for success in college – as also shown by my analyses of siblings. The bump varie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but among working-class and middle-class teens, abiders are more than 1 ½ to 2 times more likely to earn a bachelor’s degree than nonabiders.
Another dimension of academic success is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ge one graduates from, which is commonly measured by selectivity. The more selective the institutions from which students graduat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pursue graduate degrees and to secure high paying jobs.
On average, abiders who earned A’s graduated from slightly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schools whose incoming freshman class had an average SAT score of 1135, compared with 1176 at nonabiders’. 敬虔孩子所畢業院校平均SAT錄取分數稍低。
My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revealed that many abiders, especially girls from middle-upper-class families, were less likely to consider selective colleges. In interviews, religious teens over and over mention life goals of parenthood, altruism and serving God – priorities that I argue make them less intent on attending as highly selective a college as they could. This align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showing that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women attend colleges that less selective than other women do because they do not tend to view college’s main purpose as career advancement.
My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eens who say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earn grades that a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abiders’ grades. Atheist teens make up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NSYR sample: 3%, similar to the low rates of American adults who say they don’t believe in God.
In fact, there is a strong stigma attached to atheism. The kinds of teens who are willing to go against the grain by taking an unpopular religious view are also the kinds of teens who are curious and self-driven. NSYR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rather than being motivated to please God by being well behaved, atheists tend to b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pursue knowledge, think critically and be open to new experiences. These dispositions are also linked with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unlike abiders, atheists tend to be overrepresented in the most elite universities.
But one often overlooked demographic factor is religion. The U.S. is the most devout wealthy Western democracy. Does a religious upbringing influence teens’ academic outcomes? 但很少研究學生的宗教信仰的影響。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ociologists and economists have conducted several studies that consistently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academic success. These studies show that more religious students earn better grades and complete more schooling than less religious peers. But researchers debate what these findings really mean, and whether the seeming effect of religiosity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s really about religion, or a result of other underlying factors. 研究發現學生信仰從正面影響到分數和學業成就。
My latest research underscores that religion has a powerful but mixed impact.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 who some researchers call “abiders” – are more likely than average to earn higher GPAs and complete more college education. By religious intensity, I refer to whether people see religion as very important,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at least once a week, pray at least once a day, and believe in God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eological belief on its own is not enough to influence how children behave – they also need to be part of a religious community. Adolescents who see an academic benefit both believe and belong. 對信仰認真包括歸屬一個宗教群體。
On average though, abiders who have excellent grades tend to attend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than their less religious peers with similar GPAs and from comparabl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學習成績好的敬虔學生比較傾向於就讀競爭淘汰不太嚴重的院校。
The takeaway from these findings is not mean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ecome more religious or to promote religion in schools. Rather, they point to a particular set of mindsets and habits that help abiders succeed – and qualities that schools reward in their students. 信仰認真的學生有一些特別的思想和習慣得到學校鼓勵,幫助了他們成功。
People of any religion can demonstrate religious intensity. But the research in my book “God, Grades, and Graduation: Religion’s Surprising Impact on Academic Success” centers on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because they are the most prevalent in the U.S., with about 63% of Americans identifying as Christian. Also, surveys about religion tend to reflect a Christian-centric view, such as by emphasizing prayer and faith over other kinds of religious observance. Therefore, Christian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ppear as highly religious, simply based on the wording of the questions. 參與本問卷研究的學生以基督教為重點。
Based on a 2019 Pew survey and other studies, I estimate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American teenagers are intensely religious. This number also accounts for people’s tendency to say they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more than they actually do. 2019年發現大約25%的美國青少年自稱對信仰強烈。
In my book, I examined whether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had different academic outcomes, focusing on three measures: secondary school GPA; likelihood of completing college; and college selectivity. 主要衡量三方面:高中平均成績;完成大學學業的機率;院校選拔學生的程度。
First, I analyzed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 which followed 3,290 teens from 2003 to 2012. After grouping participants by religious intensity and analyzing their grades, I found that on average, abiders had about a 10 percentage-point advantage. 2003-2012年跟蹤調查分析3290位青少年,認真敬虔者在上述三方面平均領先10個百分點。
For example, among working-class teens, 21% of abiders reported earning A’s, compared with 9% of nonabiders. Abi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earn better grade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various other background factors, including race, gender, geographic reg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比如21%敬虔學生得到A,而非敬虔學生9%得到A。
Then working with survey measurement expert Ben Domingue and sociologist Kathleen Mullan Harris, I us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to see how more and less religious children from the same familie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more intensely religious teens earned higher GPAs in high school, on average, even compared with their own siblings. 即使同一家庭出來,比較敬虔的孩子得到較高的平均成績。
Scholars like sociologist Christian Smith have theorized that increased religiosity deters young people from risky behaviors, connects them to more adults and provides them more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However, I found that including survey measures for these aspects of teens’ lives did not fully explain why abiders were earning better GPAs.
To better understand, I went back to the 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 or NSYR, and analyzed 10 years of interviews with over 200 teens, all of whom had been assigned individual IDs to link their survey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Many abiders made comments about constantly working to emulate and please God, which led them to try to be conscientious and cooperative. This align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showing that religious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traits. 效法神和討神喜悅使人態度認真並願意合作。
Studies have underscored how habits like conscientiousness and cooperation are linked with academic success, in part because teachers value respect. These traits are helpful in a school system that relies on authority figures and rewards people who follow the rules. 認真的態度與合作精神與獲得學術成功有直接關係,教師和學校也表揚鼓勵這樣的學生。
Next,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students’ college outcomes, starting with where they enrolled. I did this by matching the NSYR data to the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to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how many semesters of college respondents had completed, and where.
On average, abi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earn bachelor’s degrees than nonabiders, since success in high school sets them up for success in college – as also shown by my analyses of siblings. The bump varie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but among working-class and middle-class teens, abiders are more than 1 ½ to 2 times more likely to earn a bachelor’s degree than nonabiders.
Another dimension of academic success is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ge one graduates from, which is commonly measured by selectivity. The more selective the institutions from which students graduat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pursue graduate degrees and to secure high paying jobs.
On average, abiders who earned A’s graduated from slightly less selective colleges: schools whose incoming freshman class had an average SAT score of 1135, compared with 1176 at nonabiders’. 敬虔孩子所畢業院校平均SAT錄取分數稍低。
My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revealed that many abiders, especially girls from middle-upper-class families, were less likely to consider selective colleges. In interviews, religious teens over and over mention life goals of parenthood, altruism and serving God – priorities that I argue make them less intent on attending as highly selective a college as they could. This align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showing that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women attend colleges that less selective than other women do because they do not tend to view college’s main purpose as career advancement.
My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eens who say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earn grades that a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abiders’ grades. Atheist teens make up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NSYR sample: 3%, similar to the low rates of American adults who say they don’t believe in God.
In fact, there is a strong stigma attached to atheism. The kinds of teens who are willing to go against the grain by taking an unpopular religious view are also the kinds of teens who are curious and self-driven. NSYR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rather than being motivated to please God by being well behaved, atheists tend to b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pursue knowledge, think critically and be open to new experiences. These dispositions are also linked with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unlike abiders, atheists tend to be overrepresented in the most elite universities.
Friday, April 8, 2022
轉發:打一場反謠傳之戰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邁入第41天,全球74個查核組織迄今已發布了近3000篇相關查核報告,涵蓋全球80個國家。跟前兩年的新冠謠言相比,這波戰爭錯誤資訊的跨國傳播更快、更猛;且隨著戰事發展,假訊息的類型也從初期「移花接木」的影像轉向更多的「預測類或分析類」的資訊,變得愈來愈難查核與破解。
國際事實查核組織(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昨天(4月4日)舉辦國際事實查核日系列座談IFCN Talk,首場專注全球查核組織攜手對抗戰爭假訊息的協作計劃「#UkraineFacts」。參與者包括西班牙查核組織《Maldita.es》打擊假訊息部門主管希門尼斯(Andrés Jiménez)、敘利亞查核組織《Verify Sy》創辦人與執行總監普里莫(Ahmad Primo),以及烏克蘭組織《VoxUkraine》的打擊不實訊息部門主管尤莉雅.札哈(Yuliia Zhaha)。
其中,來自烏克蘭的的札哈目前正處在戰火的第一線,其所面對的是牽動衝突發展的政治宣傳與假訊息行動,對於正在受難的烏克蘭人民會有真實且深遠的影響。
她說,「烏克蘭民眾面臨的是一團混亂,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在龐大的資訊流中,不知道哪些資訊可以相信;我們作為事實查核記者,最大的志願是引導民眾獲得可靠消息。」這是烏克蘭查核組織的一場硬仗。
札哈代表的烏克蘭非營利組織《VoxUkraine》主要工作是分析政策與經濟等社會議題,促進烏克蘭發展。他們在2016年推出事實查核項目《VoxCheck》,並在2018年取得IFCN的認證至今,在烏俄戰事中為全球查核組織與觀眾提供了一個可信任的消息來源。
札哈說,儘管其團隊希望可以儘快的破解每一則偵測到的傳言,但實際上許多傳言都非常棘手。例如關於平民從被佔領區撤退過程中被射殺的說法,查核團隊一方面無法找到現場的人查證,也找不到官方可以評論。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草率地做出評斷、之後又被推翻,其團隊會選擇暫時不處理,「一方面很想儘快地破解傳言,但另一方面,有時候忍著,再多做點確認會更好。這實在是很兩難。」她說。
札哈說,《VoxCheck》在查核時,可以利用邏輯與現有資訊來破解,例如在處理一則移花接木的假影片時,有時候當然也會引用到烏克蘭政府的資訊,但「我們不會去引用俄羅斯當局的說法,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他們。」
她觀察到,烏克蘭政府目前仍持續且立即的回應幾乎每一個在網路流傳的錯誤說法,不只為大眾提供即時訊息,也明確表達烏克蘭立場。不過,戰事假訊息查證難度正在增大。
讓札哈擔心的是,假訊息的形式隨著戰事發展變化,變得愈來愈難破解與查核。她說「我們看到開始的一些很小的說法萌芽,之後會變成一個比較大的故事。」
在戰爭初期,假訊息主要是特定的假故事,比如宣稱馬立波婦幼醫院的攻擊是假的。而現在《VoxCheck》面對的是更多廣泛的「概念」,比如「俄羅斯並未因歐盟的制裁而受苦」或「美國可能因為俄羅斯停止供應鈾而受到影響」等說法。札哈解釋,這些論述屬於「預測」,而非可查核的「事實」,以致查核團隊無法以事實查核的形式去回應。
同時他們還觀察到「假事實查核」的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個名為「War Fakes」的Telegram頻道,發出大量顛倒各種關於戰爭是非的真相。該頻道目前已經有超過72萬的跟隨者,而且後來證實該頻道與俄羅斯國防部有關聯。
「烏克蘭政府有時候也因為情緒的關係誤傳播錯誤資訊,這時候就是這些『俄羅斯查核記者』的快樂時刻,指控烏克蘭在製造假消息。」札哈說,直到今天,他們觀察到俄羅斯仍在持續散布「烏克蘭是假訊息工廠」的說法。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札哈說,俄羅斯假訊息頻道,竟然跟新冠肺炎的假訊息頻道是同一批,傳遞新冠假訊息的造謠者,搖身一變,都在傳播親俄假訊息。一些過去散播新冠錯誤資訊的俄羅斯網軍,現在轉而發布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有時候甚至還有結合兩者的論述,例如「戰爭開始後新冠病毒就很神奇的消失了」等等說法。
《Maldita.es》假訊息部門主管希門尼斯(Andrés Jiménez)也有相同觀察。他說,初步來看,許多在過去散佈新冠錯誤資訊的Telegram頻道,現在改為傳播支持普丁或俄羅斯的訊息,但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與釐清。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不久,西班牙查核組織《Maldita.es》警覺戰爭假消息會全球流竄,在2月24日戰事爆發後,短短數小時之內發起#UkraineFacts的全球協作計劃,目前共有來自80個國家、75個查核組織參與此協作計畫。希門尼斯說,奠基於疫情期間的「新冠事實查核聯盟」的協作經驗,讓他們快速反應,發起#UkraineFacts的全球協作計劃。
目前#UkraineFacts的資料庫已經收納近3000則查核報告,當中最多的是移花接木型(out of context)的假影像,包括拿不相干的舊畫面冒充為在烏克蘭發生的戰事影像,甚至也有電玩遊戲畫面在流傳。《Maldita.es》為了打擊這類傳言,跟公開情報來源(OSINT)社群協作,以加速發佈查核報告。
希門尼斯舉另一個同時在多國流傳的假訊息例子,是一個記者報導奧地利報導氣候變遷示威活動,可以看到記者身後、躺在袋子裡的抗議者在移動身體。這則影片在烏俄衝突爆發後被當作是「記者報導烏克蘭戰爭」的畫面而流傳,被有心人士扭曲成是烏克蘭在捏造死傷「證據」。根據#UkraineFacts的數據,目前全球有超過50個查核組織都發布了關於該則影片的查核報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也在3月3日發布了相關的查核文章。
這個全球協作的計畫資料庫,也反過來幫助烏克蘭查核組織對抗假訊息。札哈說,很多假訊息是先流竄在其他國家,其他查核組織已經發布了查核報告,才傳到烏克蘭。所以《VoxCheck》會參考會資料庫裡的報告,再針對烏克蘭的傳言來破解。
讓札哈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則宣稱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澤倫斯基(Olena Zelenska)參軍的傳言與照片,很多國家都發佈了查核報告,比如印度查核組織《FactCrescendo》指出,其實這是烏克蘭女兵的舊照片,與第一夫人無關。「在烏克蘭,大家都知道第一夫人長怎麼樣,所以這個假訊息沒有在烏克蘭出現;但其他國家的人不知道她的長相,反而是在熱傳。」札哈露出難得的笑容說。
希門尼斯認為,#UkraineFacts的資料庫是不實訊息研究者的重要資源,將會在近期開放給研究者與學者。(本文轉自台灣雅虎對 IFCN Talk的報道。)
國際事實查核組織(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昨天(4月4日)舉辦國際事實查核日系列座談IFCN Talk,首場專注全球查核組織攜手對抗戰爭假訊息的協作計劃「#UkraineFacts」。參與者包括西班牙查核組織《Maldita.es》打擊假訊息部門主管希門尼斯(Andrés Jiménez)、敘利亞查核組織《Verify Sy》創辦人與執行總監普里莫(Ahmad Primo),以及烏克蘭組織《VoxUkraine》的打擊不實訊息部門主管尤莉雅.札哈(Yuliia Zhaha)。
其中,來自烏克蘭的的札哈目前正處在戰火的第一線,其所面對的是牽動衝突發展的政治宣傳與假訊息行動,對於正在受難的烏克蘭人民會有真實且深遠的影響。
她說,「烏克蘭民眾面臨的是一團混亂,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在龐大的資訊流中,不知道哪些資訊可以相信;我們作為事實查核記者,最大的志願是引導民眾獲得可靠消息。」這是烏克蘭查核組織的一場硬仗。
札哈代表的烏克蘭非營利組織《VoxUkraine》主要工作是分析政策與經濟等社會議題,促進烏克蘭發展。他們在2016年推出事實查核項目《VoxCheck》,並在2018年取得IFCN的認證至今,在烏俄戰事中為全球查核組織與觀眾提供了一個可信任的消息來源。
札哈說,儘管其團隊希望可以儘快的破解每一則偵測到的傳言,但實際上許多傳言都非常棘手。例如關於平民從被佔領區撤退過程中被射殺的說法,查核團隊一方面無法找到現場的人查證,也找不到官方可以評論。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草率地做出評斷、之後又被推翻,其團隊會選擇暫時不處理,「一方面很想儘快地破解傳言,但另一方面,有時候忍著,再多做點確認會更好。這實在是很兩難。」她說。
札哈說,《VoxCheck》在查核時,可以利用邏輯與現有資訊來破解,例如在處理一則移花接木的假影片時,有時候當然也會引用到烏克蘭政府的資訊,但「我們不會去引用俄羅斯當局的說法,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他們。」
她觀察到,烏克蘭政府目前仍持續且立即的回應幾乎每一個在網路流傳的錯誤說法,不只為大眾提供即時訊息,也明確表達烏克蘭立場。不過,戰事假訊息查證難度正在增大。
讓札哈擔心的是,假訊息的形式隨著戰事發展變化,變得愈來愈難破解與查核。她說「我們看到開始的一些很小的說法萌芽,之後會變成一個比較大的故事。」
在戰爭初期,假訊息主要是特定的假故事,比如宣稱馬立波婦幼醫院的攻擊是假的。而現在《VoxCheck》面對的是更多廣泛的「概念」,比如「俄羅斯並未因歐盟的制裁而受苦」或「美國可能因為俄羅斯停止供應鈾而受到影響」等說法。札哈解釋,這些論述屬於「預測」,而非可查核的「事實」,以致查核團隊無法以事實查核的形式去回應。
同時他們還觀察到「假事實查核」的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個名為「War Fakes」的Telegram頻道,發出大量顛倒各種關於戰爭是非的真相。該頻道目前已經有超過72萬的跟隨者,而且後來證實該頻道與俄羅斯國防部有關聯。
「烏克蘭政府有時候也因為情緒的關係誤傳播錯誤資訊,這時候就是這些『俄羅斯查核記者』的快樂時刻,指控烏克蘭在製造假消息。」札哈說,直到今天,他們觀察到俄羅斯仍在持續散布「烏克蘭是假訊息工廠」的說法。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札哈說,俄羅斯假訊息頻道,竟然跟新冠肺炎的假訊息頻道是同一批,傳遞新冠假訊息的造謠者,搖身一變,都在傳播親俄假訊息。一些過去散播新冠錯誤資訊的俄羅斯網軍,現在轉而發布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有時候甚至還有結合兩者的論述,例如「戰爭開始後新冠病毒就很神奇的消失了」等等說法。
《Maldita.es》假訊息部門主管希門尼斯(Andrés Jiménez)也有相同觀察。他說,初步來看,許多在過去散佈新冠錯誤資訊的Telegram頻道,現在改為傳播支持普丁或俄羅斯的訊息,但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與釐清。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不久,西班牙查核組織《Maldita.es》警覺戰爭假消息會全球流竄,在2月24日戰事爆發後,短短數小時之內發起#UkraineFacts的全球協作計劃,目前共有來自80個國家、75個查核組織參與此協作計畫。希門尼斯說,奠基於疫情期間的「新冠事實查核聯盟」的協作經驗,讓他們快速反應,發起#UkraineFacts的全球協作計劃。
目前#UkraineFacts的資料庫已經收納近3000則查核報告,當中最多的是移花接木型(out of context)的假影像,包括拿不相干的舊畫面冒充為在烏克蘭發生的戰事影像,甚至也有電玩遊戲畫面在流傳。《Maldita.es》為了打擊這類傳言,跟公開情報來源(OSINT)社群協作,以加速發佈查核報告。
希門尼斯舉另一個同時在多國流傳的假訊息例子,是一個記者報導奧地利報導氣候變遷示威活動,可以看到記者身後、躺在袋子裡的抗議者在移動身體。這則影片在烏俄衝突爆發後被當作是「記者報導烏克蘭戰爭」的畫面而流傳,被有心人士扭曲成是烏克蘭在捏造死傷「證據」。根據#UkraineFacts的數據,目前全球有超過50個查核組織都發布了關於該則影片的查核報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也在3月3日發布了相關的查核文章。
這個全球協作的計畫資料庫,也反過來幫助烏克蘭查核組織對抗假訊息。札哈說,很多假訊息是先流竄在其他國家,其他查核組織已經發布了查核報告,才傳到烏克蘭。所以《VoxCheck》會參考會資料庫裡的報告,再針對烏克蘭的傳言來破解。
讓札哈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則宣稱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澤倫斯基(Olena Zelenska)參軍的傳言與照片,很多國家都發佈了查核報告,比如印度查核組織《FactCrescendo》指出,其實這是烏克蘭女兵的舊照片,與第一夫人無關。「在烏克蘭,大家都知道第一夫人長怎麼樣,所以這個假訊息沒有在烏克蘭出現;但其他國家的人不知道她的長相,反而是在熱傳。」札哈露出難得的笑容說。
希門尼斯認為,#UkraineFacts的資料庫是不實訊息研究者的重要資源,將會在近期開放給研究者與學者。(本文轉自台灣雅虎對 IFCN Talk的報道。)
Wednesday, April 6, 2022
美國的「民主指數」是多少?
我曾經介紹過衡量國家政體穩定性的指數,一個國家到底有多專制或多民主?分數從負10到正10,讓我暫且翻成民主指數。Walter教授提醒我們,美國的政治不穩定因素這幾年增多了,詳細你可以點繫鏈接閱讀,或觀看Walter教授的訪談。
當我們看見發生在國會山莊的J6暴亂事件,自然都會想到美國政體出了問題。如果用-10代表完全專制,+10代表完全民主,民主指數從-5到+5代表最不穩定、最容易發生暴亂的狀況,那次距離暴亂成功到底有多遠?本文內容取自她書中美國民主指數的評估部分--How Close Are We?
美國13個大英殖民地在1776年正式宣布獨立之後,民主指數從1797到1800的三年之間只有+5,主要原因是當時出來一個聯邦黨,在聯邦政府中搞一言堂,政治競爭很有限。1801年3月杰斐遜總統就職,他屬於民主共和黨,民主指數增加了1分,成為+6。1829年民主黨的Andrew Jackson就職,美國的民主指數一躍為+10。
此後的漫長歲月中,美國的民主指數有兩次掉下來。第一次發生在1850年。南方民主黨對北方共和黨採取強硬政策,直到發生南北戰爭。那時的民主指數降到+8,直到1877年才恢復。因為1876年的大選結果出現了嚴重爭議,1877年終於解決了。
民主指數第二次降下來是在1960年代的平權運動時期,直到1970年代初。群眾示威增加,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遭到暗殺,尼克松總統又搞追捕和暴力對待民眾,民主指數只有+8。後來通過了平權法令,又調查水門事件,尼克松辭職,民主指數才恢復為+10。
2016年總統大選,民主指數再次下降為+8。主要是評估四方面的因素:自由選舉受到政府掌控嗎?總統受到多少約束?人民的政治參與制度有多開放?總統競選有多激烈?國際觀察員認為美國2016年的大選是自由的,但總的來說不完全公平。比如有的州出現黨派干預的規條改變;並非所有公民的選舉權都有保障;情報機構還發現俄國幫忙散佈關於候選人的謠言。
另外,川普一上台就開始破壞三權鼎立的原則,不理會國會,安插親信和打擊異見人士,尋求擴張總統權力等等,論到約束總統權力,美國人發覺川普不受約束時誰都拿他沒辦法,和厄瓜多爾、俄國在同一等級。到2019年,川普拒絕配合國會的彈劾調查法律傳喚和總統監督權力,而且共和黨人居然願意容許,這就讓美國的民主指數進一步下降到+7。
2020年是川普第二次競選,新冠大流行帶來的經濟危機,他很多種族主義的推特煽動,包括「解放」這個州那個州,以及企圖派軍隊鎮壓示威群眾,以及不承認敗選等等做法,最後在2021年J6事件時讓民主指數下降到+5。
好在司法仍然相對獨立,川普雖然嘗試安插保守派大法官,他仍然沒能成功推翻2020大選結果,軍隊領導人也拒絕參與國內政治派別活動,並且聯邦調查局對J6暴亂開展調查。這些進展使得美國的民主指數從+5恢復到現在的+8。
美國人民需要知道,國家現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讓川普這樣的領導人上台繼續破壞民主,比如壓制一部分選民投票或阻止國會對總統權力的監管?或是擴大所有人公平參與政治的機會,恢復強大有效的政治協商功能?
當我們看見發生在國會山莊的J6暴亂事件,自然都會想到美國政體出了問題。如果用-10代表完全專制,+10代表完全民主,民主指數從-5到+5代表最不穩定、最容易發生暴亂的狀況,那次距離暴亂成功到底有多遠?本文內容取自她書中美國民主指數的評估部分--How Close Are We?
美國13個大英殖民地在1776年正式宣布獨立之後,民主指數從1797到1800的三年之間只有+5,主要原因是當時出來一個聯邦黨,在聯邦政府中搞一言堂,政治競爭很有限。1801年3月杰斐遜總統就職,他屬於民主共和黨,民主指數增加了1分,成為+6。1829年民主黨的Andrew Jackson就職,美國的民主指數一躍為+10。
此後的漫長歲月中,美國的民主指數有兩次掉下來。第一次發生在1850年。南方民主黨對北方共和黨採取強硬政策,直到發生南北戰爭。那時的民主指數降到+8,直到1877年才恢復。因為1876年的大選結果出現了嚴重爭議,1877年終於解決了。
民主指數第二次降下來是在1960年代的平權運動時期,直到1970年代初。群眾示威增加,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遭到暗殺,尼克松總統又搞追捕和暴力對待民眾,民主指數只有+8。後來通過了平權法令,又調查水門事件,尼克松辭職,民主指數才恢復為+10。
2016年總統大選,民主指數再次下降為+8。主要是評估四方面的因素:自由選舉受到政府掌控嗎?總統受到多少約束?人民的政治參與制度有多開放?總統競選有多激烈?國際觀察員認為美國2016年的大選是自由的,但總的來說不完全公平。比如有的州出現黨派干預的規條改變;並非所有公民的選舉權都有保障;情報機構還發現俄國幫忙散佈關於候選人的謠言。
另外,川普一上台就開始破壞三權鼎立的原則,不理會國會,安插親信和打擊異見人士,尋求擴張總統權力等等,論到約束總統權力,美國人發覺川普不受約束時誰都拿他沒辦法,和厄瓜多爾、俄國在同一等級。到2019年,川普拒絕配合國會的彈劾調查法律傳喚和總統監督權力,而且共和黨人居然願意容許,這就讓美國的民主指數進一步下降到+7。
2020年是川普第二次競選,新冠大流行帶來的經濟危機,他很多種族主義的推特煽動,包括「解放」這個州那個州,以及企圖派軍隊鎮壓示威群眾,以及不承認敗選等等做法,最後在2021年J6事件時讓民主指數下降到+5。
好在司法仍然相對獨立,川普雖然嘗試安插保守派大法官,他仍然沒能成功推翻2020大選結果,軍隊領導人也拒絕參與國內政治派別活動,並且聯邦調查局對J6暴亂開展調查。這些進展使得美國的民主指數從+5恢復到現在的+8。
美國人民需要知道,國家現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讓川普這樣的領導人上台繼續破壞民主,比如壓制一部分選民投票或阻止國會對總統權力的監管?或是擴大所有人公平參與政治的機會,恢復強大有效的政治協商功能?
Sunday, April 3, 2022
What i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本文轉載自patheos論壇Scot McKnight三年前寫的文章。
Words are funny. Why do we drive on a parkway and park on a driveway? Why does “to buckle” mean either to connect or secure AND to collapse or fall down. Or “to dust” can mean either to ADD or REMOVE small particles. Or my favorite, “to sanction” means to allow an action, OR to prevent or boycott an action. These words can have totally opposite meanings. And context is key for knowing which meaning is meant in each situation. This is true when we read the Bible and discuss theology. (哈哈,so true!特別是我們母語不講英文的人都會同意。)
And it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we stumble upon the Greek word hilasterion while reading Romans 3:25: …whom God put forward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hilasterion] by his blood, effective through faith. He did this to show hi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n his divine forbearance he had passed over the sins previously committed… 羅3:25中的「挽回祭」,訂正版「贖罪祭」,中標譯本「平息祭」,NET中譯本「施恩的寶座」,意思需要仔細檢查前後文。)
Atoning Sacrifice – hilasterion. In previous post we talked about the blood of Jesus, and how it is better thought as a cleansing agent of life rather than a demand for death.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not just the blood, but the idea of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all the discussions of different atonement theories, the word for “atoning sacrifice” or “sacrifice of atonement” only shows up in the New Testament couple of times. Only once in Paul’s writings. 耶穌的血如何拯救?最好理解為好像洗滌劑,藉信心生效。hilasterion在新約中只出現了幾次。)
“God presented Christ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hilasterion], through the shedding of his blood…” (Rom. 3:25 上帝設立耶穌作hilasterion,用他的血...)
“Above the ark were the cherubim of the Glory, overshadowing the atonement cover [hilasterion].” (Heb. 9:5 約櫃上方有榮耀的基路伯,遮蔽著hilasterion...)
“…in order that he might become a merciful and faithful high priest in service to God, and that he might make atonement [hilaskomai]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Heb. 2:17 忠信的大祭司好為人民hilaskomai。)
“He is the atoning sacrifice [hilasmos] for our sins, and not only for ours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1 John 2:2 他為我們的罪做了hilasmos。)
“This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d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hilasmos] for our sins. (1 John 4:10 上帝...差他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hilasmos,這就是愛。)
Because of this relative lack of use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a clear context for its exact meaning—especially as Paul is using it in Rom. 3:25. (因為這字用得少,難以看出羅3:25的意思。)我們列出下面三種可能的意思。
Option 1: Propitiation (第一個選擇,平息上帝忿怒 appeasing God’s wrath,比較老的英譯本翻成Propitiation。我認為是把中世紀的代罰神學翻進經文去了。你只要把羅3:21-26中「上帝的義」統統理解成「上帝的道德完美」,把人的罪統統理解成沒有達到上帝的完美標準,這段經文就支持了PST。)
Option 2: Expiation (第二個選擇,清洗潔淨人的罪 cleansing human sin)。 Many, however, criticize many assumptions of the Option 1 and lean toward understanding hilasterion as cleansing or purging of sin—something directed primarily toward humanity, not God.(理由如下)
While the pagan usage of hilasterion means the appeasement of the wrath, the Hebrew use of the word in the Greek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LXX) shifts toward “cleansing”, allowing the underlying Hebrew kipper to transform the meaning of the Greek hilasterion from propitiate to expiate. (異教徒用hilasterion平息神明的憤怒,希伯來用法從LXX譯本看出轉向「潔淨」的意思。)
While the context of Rom. 1-3 is a revelation of God’s wrath, this doesn’t mean that salvation requires an “appeasement” of wrath. Just as God poured out judgment on Egypt, and yet protected Israel through the sign of the Passover blood, so too God will protect all those marked/cleansed with the blood of Jesus when God judges the world for sin. (羅1-3章講論上帝對人的忿怒,但逾越節羔羊的血抹在門框上是保護,不是平息忿怒。)
While the wrath of God is contrasted with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Rom. 1-3, it is better to think of God’s righteousness not as an eternal, moral attribute, but as a historical, relational commitment. As scholars in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have pointed out, Paul’s understanding of “righteousness” means something like God’s “covenant faithfulness”, God’s historical commitment to Israel (and to humanity through Israel). (上帝的義最好理解為祂對人立約守信的性情。)
These views, which argue for expiation, add up to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covenant faithfulness of God protects all who are in Christ from the coming wrath/judgment on sin by offering the perfect cleansing sacrifice. (信實的上帝藉著潔淨的禮儀保護所有在基督裡的人。)
Also in favor of this reading is that 1 John 1:7-9 & 2:2 uses the cognate of hilasterion in connection to cleansing: “and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cleanses us from all sin…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who is faithful and just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He is the atoning sacrifice [hilasmos] for our sins, and not only for ours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1 John 1:7, 9; 2:2). Some proponents of “propitiation” will say that the concept of “expiation” should not be opposed to propitiation because they actually can both work together. They claim that God’s wrath can be appeased at the same time as our sins are cleansed. While this is technically true for of the theological concepts, we must not import theological concepts into words. Instead, we need to ask, which concept is mostly likely being used through this word by this author in this text. The evidence leans more toward expiation/cleansing than propitiation or appeasement. (約一的兩處用法也支持清洗潔淨的理解。中文的摩西五經中祭司行贖罪禮有時翻成潔淨禮。)
Option 3: The last option is the one that seems the most obvious and often the least appreciated. If Heb. 9:5, which uses the same word (hilasterion)—but by an author who isn’t Paul—, and this word clearly refers to the physical place (the lid) o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known as the “mercy seat”, then Paul probably means the same thing. This view would be congruent with aspects of the second option. God “presenting Christ as the mercy seat” would bring to mind the Day of Atonement in which the entire temple was cleansed from sin (through which Israel’s sins were carried away and forgiven) (Lev. 16). And this would mean that Jesus is now the “meeting place”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just as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as for Israel. AND it would mean that Jesus is the means of cleansing humanity from its sin. Jesus—in his body and blood (yes, think the Eucharist)—is the union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place/person through which we receive mercy. In other words, Jesus is the mercy seat where heaven and earth meet. (第三個選擇:hilasterion是「施恩座」,就是約櫃的蓋子。上帝讓基督成為人與祂會面、接受祂恩典的地方,也算講得通。)
Words are funny. Why do we drive on a parkway and park on a driveway? Why does “to buckle” mean either to connect or secure AND to collapse or fall down. Or “to dust” can mean either to ADD or REMOVE small particles. Or my favorite, “to sanction” means to allow an action, OR to prevent or boycott an action. These words can have totally opposite meanings. And context is key for knowing which meaning is meant in each situation. This is true when we read the Bible and discuss theology. (哈哈,so true!特別是我們母語不講英文的人都會同意。)
And it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we stumble upon the Greek word hilasterion while reading Romans 3:25: …whom God put forward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hilasterion] by his blood, effective through faith. He did this to show hi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n his divine forbearance he had passed over the sins previously committed… 羅3:25中的「挽回祭」,訂正版「贖罪祭」,中標譯本「平息祭」,NET中譯本「施恩的寶座」,意思需要仔細檢查前後文。)
Atoning Sacrifice – hilasterion. In previous post we talked about the blood of Jesus, and how it is better thought as a cleansing agent of life rather than a demand for death.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not just the blood, but the idea of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all the discussions of different atonement theories, the word for “atoning sacrifice” or “sacrifice of atonement” only shows up in the New Testament couple of times. Only once in Paul’s writings. 耶穌的血如何拯救?最好理解為好像洗滌劑,藉信心生效。hilasterion在新約中只出現了幾次。)
Because of this relative lack of use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a clear context for its exact meaning—especially as Paul is using it in Rom. 3:25. (因為這字用得少,難以看出羅3:25的意思。)我們列出下面三種可能的意思。
Option 1: Propitiation (第一個選擇,平息上帝忿怒 appeasing God’s wrath,比較老的英譯本翻成Propitiation。我認為是把中世紀的代罰神學翻進經文去了。你只要把羅3:21-26中「上帝的義」統統理解成「上帝的道德完美」,把人的罪統統理解成沒有達到上帝的完美標準,這段經文就支持了PST。)
Option 2: Expiation (第二個選擇,清洗潔淨人的罪 cleansing human sin)。 Many, however, criticize many assumptions of the Option 1 and lean toward understanding hilasterion as cleansing or purging of sin—something directed primarily toward humanity, not God.(理由如下)
Also in favor of this reading is that 1 John 1:7-9 & 2:2 uses the cognate of hilasterion in connection to cleansing: “and the blood of Jesus his Son cleanses us from all sin…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who is faithful and just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He is the atoning sacrifice [hilasmos] for our sins, and not only for ours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1 John 1:7, 9; 2:2). Some proponents of “propitiation” will say that the concept of “expiation” should not be opposed to propitiation because they actually can both work together. They claim that God’s wrath can be appeased at the same time as our sins are cleansed. While this is technically true for of the theological concepts, we must not import theological concepts into words. Instead, we need to ask, which concept is mostly likely being used through this word by this author in this text. The evidence leans more toward expiation/cleansing than propitiation or appeasement. (約一的兩處用法也支持清洗潔淨的理解。中文的摩西五經中祭司行贖罪禮有時翻成潔淨禮。)
Option 3: The last option is the one that seems the most obvious and often the least appreciated. If Heb. 9:5, which uses the same word (hilasterion)—but by an author who isn’t Paul—, and this word clearly refers to the physical place (the lid) o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known as the “mercy seat”, then Paul probably means the same thing. This view would be congruent with aspects of the second option. God “presenting Christ as the mercy seat” would bring to mind the Day of Atonement in which the entire temple was cleansed from sin (through which Israel’s sins were carried away and forgiven) (Lev. 16). And this would mean that Jesus is now the “meeting place”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just as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as for Israel. AND it would mean that Jesus is the means of cleansing humanity from its sin. Jesus—in his body and blood (yes, think the Eucharist)—is the union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place/person through which we receive mercy. In other words, Jesus is the mercy seat where heaven and earth meet. (第三個選擇:hilasterion是「施恩座」,就是約櫃的蓋子。上帝讓基督成為人與祂會面、接受祂恩典的地方,也算講得通。)
Friday, April 1, 2022
科技網絡的無形戰鬥力
本文講烏克蘭戰爭的技術層面--網絡戰爭,內容取自《華盛頓郵報》今天對烏克蘭年輕的副總理Mykhailo Fedorov的報道,他負責國家的電子數字戰略。
俄國入侵烏克蘭,對平民設施狂轟亂炸。不久Fedorov就發了一個推特信息,呼叫一家中國的無人機公司DJI注意:俄國軍隊使用了你的通用技術來搞導彈襲擊,你確定要成為這些殺人犯的合作夥伴嗎?截斷你們幫俄羅斯殺烏克蘭人的產品!雖然中國政府表現出親俄傾向,DJI可不想參與地緣政治,幾個小時之內,他們就提供了攔阻軟件,讓烏克蘭人可以下載並試圖攔阻無人機。Fedorov又贏了一個回合。
Fedorov先生在Zoom記者訪談時通過一個翻譯說,「受到這些導彈襲擊之後,你會得到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不公正感,以及一種保護自己和自己國家、保護自由的正義感、這種感覺推動你為國家存亡在而戰。」
憑藉精明的在線策略,這位副總理已成為烏克蘭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之一。他開始稱餓烏戰爭為「第一次網絡世界大戰」,而這位電子服務專家在武裝衝突中成為集合全球科技公司和當地資源的專家。因為有他的辦公室,烏克蘭的部隊在地面雖然只能埋伏防禦,他們的在線攻勢卻很強大。
雖然在第一個月裡,Fedorov用他的推特作大砲來施壓蘋果、臉書和其他公司,要求他們對俄羅斯建立「數字封鎖」,聲名鵲起,隨著戰爭進入第二個月,他的策略現在正在演變成一場強有力的幕後攻勢。
最近幾週,他的部門開展廣泛的宣傳活動,向公司、政府和其他組織發送了4千多個請求,每一個請求都由Fedorov親自簽署。他的辦公室與數千名小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保持聯繫。隨著美國公司在公眾壓力和製裁下採取措施限制俄羅斯業務,Fedorov的團隊正在關注一個不太可能的盟友:大疆創新和支付寶等大型中國公司--他們是俄羅斯希望減輕西方廣泛經濟制裁影響的最大期望。
31歲的Fedorov是在2月24日俄羅斯坦克進軍烏克蘭時,一夜之間變成戰時總理的。他的意外的電子戰役勝利雖然被廣泛歸功於總統澤倫斯基,現在費多羅夫正將他的營銷技巧轉向贏得人心、贏得世界的理念策略。眾所周知費多羅夫給Elon Musk發的短信,使烏克蘭立即得到幾千顆鏈衛星的通訊服務,使得互聯網服務不至於被砲擊中斷。最近他的團隊經過與PayPal多次討論,並在推特上施加一些公眾壓力後,烏克蘭人可以使用PayPal的付款服務了。
費多羅夫的辦公室原本由一群熱愛技術的官僚主義公務員組成,現在已被迅速徹底改造為一台數字戰爭機器。他的部門招募一支IT軍隊,來抵禦俄羅斯的網絡攻擊,打數字戰爭,在Twitter和Telegram上發送消息,開發應用程序來提供政府服務等等。他和他的團隊能夠有效應對戰爭造成的嚴重損失:和平時期用於登記車輛和訪問其它政府文件的工具,現在允許逃難的烏克蘭人獲得搬遷資金,或追踪俄羅斯軍隊的動向。
一直以來,費多羅夫的推特帳戶有將近30萬的粉絲關注,現在人們可以隨時了解烏克蘭的戰況。他穿著一件普通的黑色T恤衫,戴一塊智能手錶,在一個未公開的地點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他看上去很樂觀,在提到烏克蘭的勝利時會微笑,在回顧俄羅斯襲擊造成的損失時神情嚴肅。他說他每晚睡4個小時,偶爾能休息5個小時就算是「奢侈」了。
但費多羅夫說,這項工作是唯一的前進道路,他無法想像自己在「自由烏克蘭」之外的生活。拒絕接受獨裁政府的侵吞掌控,是烏克蘭人的反擊動力。
他把事工分成較小的團隊,每個團隊專攻於不同的優先次序,幫助管理與大約500家科技公司的廣泛接觸。費多羅夫說他已經發了很多信,甚至於無法跟踪自己的部門主動聯繫了誰。
費多羅夫的戰術並非沒有爭議,最初要求公司從俄羅斯撤出服務的呼籲遭到了一些企業和互聯網專家的批評。有家倡導互聯網自由的非營利組織Access Now,其技術法律顧問告訴《華盛頓郵報》說:「限制俄羅斯人民獲取獨立信息使俄國只允許國家做宣傳,讓他們可以掩蓋真相,煽動人民向烏克蘭開戰。」
許多專家認為互聯網技術服務是普通俄羅斯人了解戰爭的重要手段,但費多羅夫認為,努力切斷俄羅斯的這些技術服務,會迫使公民要求解決問題。「當大多數人意識到他們的政府、他們的總統有問題、局勢有問題時,就會出現轉折點,他們就會出來採取行動和停止戰爭。」(希望像他說的這麼簡單。)
費多羅夫對烏克蘭的戰鬥前景深表樂觀。他經常談到他對和平時期的希望,呼籲臉書和油管「在這一切都結束之後」到烏克蘭開設新的技術辦事處,還對正在進行中的由Apple技術支持的人口普查項目感到興奮,打算按時完成該項目。
不過,戰爭迫使費多羅夫承擔了很多新的責任,包括招募一支IT自願隊伍,來努力幫助烏克蘭破壞俄羅斯的主要網站。費多羅夫說,他的部門現在擁有「可以使用的大量工具」,並且各種技能的義工正在「以非常協調的方式」工作,擾亂俄羅斯的網絡戰場。他說「敵人的網絡挫敗會先增加,然後才會停止殺害烏克蘭人,他們的坦克才會離開烏克蘭。」
費多羅夫告訴記者,烏克蘭政府在開戰前一直都在建立網絡武器。在他擔任電子技術部長的兩年半中,烏克蘭一直「在不停地受俄羅斯的襲擊」。這場戰爭迫使戰略發生改變。「當坦克開始進來,飛機開始投擲炸彈,巡航導彈開始炸毀我們的房屋時,我們發覺我們必須進行反攻。」
費多羅夫團隊在和平時期開創的電子服務工具,主要目標是為簡化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這些工具在戰時照樣有用。戰前人們可以通過一個名為Diia的政府App來出示自己的護照。現在這個App可以幫助用戶得到應急資金,或提供他們可能在俄羅斯砲擊中失落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Fedorov說,他的團隊正在開發一個新的功能,來記錄戰爭對房屋和財產造成的損害,以便將來可以得到補償。
費多羅夫藉自己的電子營銷背景和管理Zelensky總統點子廣告的經驗,讓戰爭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體上保持突出。他在自己的Telegram和Instagram頁面上分享受傷兒童的照片,甚至還分享了一段模擬視頻,顯示對波蘭主要地標的襲擊,來說明戰爭很快就會影響到烏克蘭以外的地方。字幕:「今天是烏克蘭,明天是整個歐洲,俄羅斯將不惜一切代價。」
費多羅夫在採訪中稱,這幾週的國際上對烏克蘭的支持是「空前的」,還補充說他能夠「實際感受到」西方社會通過制裁等等方式的支持。--「這些是不斷推動我們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俄國作戰的因素。」
俄國入侵烏克蘭,對平民設施狂轟亂炸。不久Fedorov就發了一個推特信息,呼叫一家中國的無人機公司DJI注意:俄國軍隊使用了你的通用技術來搞導彈襲擊,你確定要成為這些殺人犯的合作夥伴嗎?截斷你們幫俄羅斯殺烏克蘭人的產品!雖然中國政府表現出親俄傾向,DJI可不想參與地緣政治,幾個小時之內,他們就提供了攔阻軟件,讓烏克蘭人可以下載並試圖攔阻無人機。Fedorov又贏了一個回合。
Fedorov先生在Zoom記者訪談時通過一個翻譯說,「受到這些導彈襲擊之後,你會得到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不公正感,以及一種保護自己和自己國家、保護自由的正義感、這種感覺推動你為國家存亡在而戰。」
憑藉精明的在線策略,這位副總理已成為烏克蘭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之一。他開始稱餓烏戰爭為「第一次網絡世界大戰」,而這位電子服務專家在武裝衝突中成為集合全球科技公司和當地資源的專家。因為有他的辦公室,烏克蘭的部隊在地面雖然只能埋伏防禦,他們的在線攻勢卻很強大。
雖然在第一個月裡,Fedorov用他的推特作大砲來施壓蘋果、臉書和其他公司,要求他們對俄羅斯建立「數字封鎖」,聲名鵲起,隨著戰爭進入第二個月,他的策略現在正在演變成一場強有力的幕後攻勢。
最近幾週,他的部門開展廣泛的宣傳活動,向公司、政府和其他組織發送了4千多個請求,每一個請求都由Fedorov親自簽署。他的辦公室與數千名小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保持聯繫。隨著美國公司在公眾壓力和製裁下採取措施限制俄羅斯業務,Fedorov的團隊正在關注一個不太可能的盟友:大疆創新和支付寶等大型中國公司--他們是俄羅斯希望減輕西方廣泛經濟制裁影響的最大期望。
31歲的Fedorov是在2月24日俄羅斯坦克進軍烏克蘭時,一夜之間變成戰時總理的。他的意外的電子戰役勝利雖然被廣泛歸功於總統澤倫斯基,現在費多羅夫正將他的營銷技巧轉向贏得人心、贏得世界的理念策略。眾所周知費多羅夫給Elon Musk發的短信,使烏克蘭立即得到幾千顆鏈衛星的通訊服務,使得互聯網服務不至於被砲擊中斷。最近他的團隊經過與PayPal多次討論,並在推特上施加一些公眾壓力後,烏克蘭人可以使用PayPal的付款服務了。
費多羅夫的辦公室原本由一群熱愛技術的官僚主義公務員組成,現在已被迅速徹底改造為一台數字戰爭機器。他的部門招募一支IT軍隊,來抵禦俄羅斯的網絡攻擊,打數字戰爭,在Twitter和Telegram上發送消息,開發應用程序來提供政府服務等等。他和他的團隊能夠有效應對戰爭造成的嚴重損失:和平時期用於登記車輛和訪問其它政府文件的工具,現在允許逃難的烏克蘭人獲得搬遷資金,或追踪俄羅斯軍隊的動向。
一直以來,費多羅夫的推特帳戶有將近30萬的粉絲關注,現在人們可以隨時了解烏克蘭的戰況。他穿著一件普通的黑色T恤衫,戴一塊智能手錶,在一個未公開的地點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他看上去很樂觀,在提到烏克蘭的勝利時會微笑,在回顧俄羅斯襲擊造成的損失時神情嚴肅。他說他每晚睡4個小時,偶爾能休息5個小時就算是「奢侈」了。
但費多羅夫說,這項工作是唯一的前進道路,他無法想像自己在「自由烏克蘭」之外的生活。拒絕接受獨裁政府的侵吞掌控,是烏克蘭人的反擊動力。
他把事工分成較小的團隊,每個團隊專攻於不同的優先次序,幫助管理與大約500家科技公司的廣泛接觸。費多羅夫說他已經發了很多信,甚至於無法跟踪自己的部門主動聯繫了誰。
費多羅夫的戰術並非沒有爭議,最初要求公司從俄羅斯撤出服務的呼籲遭到了一些企業和互聯網專家的批評。有家倡導互聯網自由的非營利組織Access Now,其技術法律顧問告訴《華盛頓郵報》說:「限制俄羅斯人民獲取獨立信息使俄國只允許國家做宣傳,讓他們可以掩蓋真相,煽動人民向烏克蘭開戰。」
許多專家認為互聯網技術服務是普通俄羅斯人了解戰爭的重要手段,但費多羅夫認為,努力切斷俄羅斯的這些技術服務,會迫使公民要求解決問題。「當大多數人意識到他們的政府、他們的總統有問題、局勢有問題時,就會出現轉折點,他們就會出來採取行動和停止戰爭。」(希望像他說的這麼簡單。)
費多羅夫對烏克蘭的戰鬥前景深表樂觀。他經常談到他對和平時期的希望,呼籲臉書和油管「在這一切都結束之後」到烏克蘭開設新的技術辦事處,還對正在進行中的由Apple技術支持的人口普查項目感到興奮,打算按時完成該項目。
不過,戰爭迫使費多羅夫承擔了很多新的責任,包括招募一支IT自願隊伍,來努力幫助烏克蘭破壞俄羅斯的主要網站。費多羅夫說,他的部門現在擁有「可以使用的大量工具」,並且各種技能的義工正在「以非常協調的方式」工作,擾亂俄羅斯的網絡戰場。他說「敵人的網絡挫敗會先增加,然後才會停止殺害烏克蘭人,他們的坦克才會離開烏克蘭。」
費多羅夫告訴記者,烏克蘭政府在開戰前一直都在建立網絡武器。在他擔任電子技術部長的兩年半中,烏克蘭一直「在不停地受俄羅斯的襲擊」。這場戰爭迫使戰略發生改變。「當坦克開始進來,飛機開始投擲炸彈,巡航導彈開始炸毀我們的房屋時,我們發覺我們必須進行反攻。」
費多羅夫團隊在和平時期開創的電子服務工具,主要目標是為簡化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這些工具在戰時照樣有用。戰前人們可以通過一個名為Diia的政府App來出示自己的護照。現在這個App可以幫助用戶得到應急資金,或提供他們可能在俄羅斯砲擊中失落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Fedorov說,他的團隊正在開發一個新的功能,來記錄戰爭對房屋和財產造成的損害,以便將來可以得到補償。
費多羅夫藉自己的電子營銷背景和管理Zelensky總統點子廣告的經驗,讓戰爭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體上保持突出。他在自己的Telegram和Instagram頁面上分享受傷兒童的照片,甚至還分享了一段模擬視頻,顯示對波蘭主要地標的襲擊,來說明戰爭很快就會影響到烏克蘭以外的地方。字幕:「今天是烏克蘭,明天是整個歐洲,俄羅斯將不惜一切代價。」
費多羅夫在採訪中稱,這幾週的國際上對烏克蘭的支持是「空前的」,還補充說他能夠「實際感受到」西方社會通過制裁等等方式的支持。--「這些是不斷推動我們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俄國作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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