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白人福音派人口的下降，數據表明，那些不再認同任何一個宗教信仰的人群穩定增長。宗教學者稱這個群體為「無宗教」，現在大約佔了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看年齡，這些統計數據更不得了。總的說來，老一代的美國人比年輕人虔誠，而千禧年一代傾向於不信奉或不認同一個宗教。
這個數據意義重大。儘管白人福音派人士政治影響力很大，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正在離開信仰。越來越多的學者去追踪研究那些離開宗教的人。研究學者Elizabeth Drescher在2016年出版《選擇我們的宗教》，分析了許多人離開信仰的案例。她指出，離開福音主義的人傾向於「表達對童年教會的一些教導和做法憤怒和不滿」。
亞利桑那大學的Terry Shoemaker老師在過去的六年裡參與了不同學科和大學的學者團隊，專門研究在美國離開福音主義或試圖改革福音派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到底猶豫和拒絕甚麼東西。一些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發現他們的信仰傳統和神學，被用來堅定支持某些政治立場感到很失望。
在2010到2018年之間，Shoemaker採訪了多個大型白人福音教會中共75位對信仰表示不滿意的人。他們都是白人，年齡從將近30歲到40歲出頭，對於幼年所信的基督教批評得很厲害。有些受訪人完全離開了信仰，而另一些人試圖從內心改革信仰--他們大多數人曾經在教會長大，知道人們如何用生硬的期待來對外人維護神學、政治、和屬靈群體。
他採訪的一些人提到政治如何影響了美國的白人福音派神學。Rob住在佛州，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家大型白人福音派教堂中作為音樂家度過。他說他的教堂宣講的是「上帝、國家和共和黨」，甚至在他十幾歲時就被教導「耶穌絕對是共和黨人」。結果上帝被描述為「非常憤怒的宇宙審判官」，要規範信徒的生活。現在Rob認為自己是一個進步派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待人比較寬厚。
Shoemaker的研究表明，一些年輕的白人福音派信徒對忠誠於共和黨，對種族主義和性取向的具體立場感到厭倦。白人福音派將這些問題歸類為爭奪美國靈魂的「文化戰」，就是界定和決定美國未來的內部鬥爭。
通過把這些問題視為一場文化戰，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四處作戰的姿態：他們的敵人包括自由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等等。正如研究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家Andrew Whitehead和Samuel Perry所指出的，白人福音派保持著一種「捍衛文化政治地盤的集體心願」。
此外，在一個種族和民族越來越多元化的國家，一些福音派信徒的生活體驗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比如美國的移民政策問題，白人福音派群體是高度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的。
然而住在北卡州並在衛理公會長大的一位受訪者Jerry，卻因為白人福音派反對移民的立場質疑這份信仰。現在Jerry認為自己屬靈而不信宗教。在他仍然算是一名福音派信徒時，他說「論到移民，我希望孩子們知道成為局外人是什麼滋味，我希望他們有全球眼光。」那時他相信聖經教導他歡迎外人，並把這神學觀念應用於國界。
政治形勢的變化能夠改變宗教信仰。Jerry的文化意識日益增長，最終取代了他的福音派解釋。他說：「讓我們以多元文化的世界視角來回答那些問題吧。」
Sarah在肯塔基州長大也同樣，她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浸信會服事、研習聖經和搞基督教營地。「我一方面喜歡教會，但我更喜歡多幫助人。我的基督徒觀念就是幫助他人的人。」但她承認對她個人而言，宗教身份並不那麼重要。
Sarah參與州裡的扶貧工作，這影響了她對現在白人福音派的態度：「肯塔基州教會的運作方式是如此的落後，甚麼都是關乎自我和讓自我開心。會友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他們好像在觀看一個完整樂隊的大屏幕。我覺得這可能與耶穌所希望的相反。」
對於那些在白人福音派中受過訓練的人來說，信仰有一種教外所沒有的專制性，常常造成不可質疑或批評領袖的情況，甚至會導致受排斥和忽略。
Brandy在田納西州一個浸信教會長大。她回憶自己停止參加教會後，她的家人實際上使用大屏幕、幻燈片和投影儀，為她舉行了一次宗教干預。她受到排斥，感到被輕視。她說「我覺得自己與這個群體格格不入」。Brandy仍然是一名基督徒，定期參加另一個比較進步的教會，但她的福音主義家庭不接受她的教會為正式。
這裡只是我聽到的受訪者評論的幾個樣本，表明他們對白人福音派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同盟越來越不滿。他們代表了越來越多的Exvangelicals，就是那些在信仰中長大而後來放棄了的人。
堅決反對同性結合，反對跨性人有權利，頑強抵擋婦女平等，以及白人福音教會無法應對自己的種族化和父權制結構，這些都與當代的一些年輕人觀點不一致。不過千禧一代人並不全都拋棄信仰，許多人只是徹底拒絕傳統形式的宗教--正如報告所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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