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5年：訪末代總督彭定康

《BBC HARDtalk》欄目采訪目前在英國的彭定康勛爵。 記者(J)：關於香港將由香港人來管理的承諾是否已經被打破了？
彭定康(P)：是的。做出那個承諾的基礎是個被誤導的假設，就是中國共產黨會言之有信。但是他們完全違背了自己的承諾--這一承諾包含在提交聯合國的一項國際條約中--《中英聯合聲明》。

J：您最近出版的《香港日記》寫了這一段：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這一承諾最終能夠兌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是否會遵守中英達成的「一國兩制」協定。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曾表態，說香港的民主是遵循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的。你在笑。
P：梁振英，正如民調顯示的，當年人們都很懷疑他的背景。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我不確定，但我任港督時，每次遇到爭議，他肯定支持中共領導層提出的任何指令。所以他說的話你絕不要輕信。的確，中共已推出了他們版本的所謂「民主」。有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告訴英國議會，他們只是需要提前知道選舉結果。他們很熱衷於建立一個選舉制度，就是人民可以投票給官方支持的任何候選人。所以目前看來，任何真正相信民主的人都不會成為候選人，而那一小部分允許參選的候選人都會聽從官方的安排。

J：讓我們看看去年12月份的香港最近一次選舉。你說候選人必須經過審查，直接參選的代表人數被削減，很多人抵制選舉，最後的投票率只有三成。有一項分析說90個席位中，建制派和親北京陣營當選的佔了82個。鑒於你25年前離開香港時說的，英國已經建築了民主的基本架構，讓香港人能夠順利建設法治社會，組建清廉、精簡的政府，而現狀卻如此，你預料和擔心過嗎？
P：我平時屬於傾向於悲觀看問題的人，但我仍然抱有一點希望，認為情況可能變好。我從來不認為天安門事件會發生在香港，但懷疑一直都在。當人們爭論是否應該設立一個仲裁機制時，有人連連否定這個建議，就是當時的英駐華大使柯立達爵士，一位推動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的人，也是批評我最多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駐華辦事處被縱火，他是當事人。他否定的理由是：中共領導人可能是凶殘的獨裁者，但他們說話算數。現在看他只說對了一半，你看看中共隨意違反國際協定的例子就知道了。奧巴馬總統指出他們背棄了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他們在南海把暗沙和島礁修成堡壘，而且全面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

J：但很多人聽到這裡可能會問，比如梁振英指出，英國統治香港幾十年，直到最後一天，它從來沒有給過香港民主，這是否有雙重標準？
P：讓我來解讀他的話。如果說梁振英對英治的香港沒有民主表示遺憾，所以無權批評香港後來沒有民主，那是可笑至極的。香港的情況和任何其它的英國殖民地不同，我們沒有為香港獨立做準備，因為香港是租借的，終將歸還中國。在1950-60年代，英國政府也偶爾談論加快香港民主化的步伐，是中方(包括周恩來)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你們這麼做，香港人就會覺得那是在為獨立做準備，而香港是要回歸祖國的--這是他的原話。到了1980年代，部分原因是醞釀《中英聯合聲明》，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既然不打算設立仲裁機制，我們最好在民主進程上有所推進。我們的確加快了民主步伐，增加直選席位的數量。這些都是真的，當他們攻擊我搞民主化，罵我是「千古罪人」，指稱我和柯林頓總統之間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我至今都沒有完全搞懂。我所推行的民主是很有限的，因為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限制。我只是嘗試讓當時的選舉盡可能地公平合理，取消了一些爛透了的選區安排功能，增加了大約200萬有投票權的人口。但是最讓中共惱火的，並不是我把選舉制度改進了，而是在這樣做之前，確實徵求了香港人的意見。因為中國認為，在對香港做任何事情，達成任何協議前，都應該在中英兩個主權國之間達成協定，而與香港民眾無關。而我當時堅持，應該與香港民眾討論，至少讓他們知道將來會怎樣。

J：的確如此，但您提到過，英國當時無法實現香港人想要的那種規模和方式的民主。另外還有一項指控，是關於英國移交香港主權的方式。另一件事也被認為是雙重標準，就是西方描述香港民眾抗議的方式。那是香港行政會的成員葉劉淑儀提出來的，她是建制派新民黨的主席。她說西方媒體和政客把1月6日國會事件稱為「暴亂」，而把香港的抗議稱為「為自由而戰」，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她說《香港國安法》是用來恢復秩序、和平、安全的，這是不同的視角吧。
P：雙重標準？虧她說得出口。當然，每當我們這裡發生令人震驚的事件，比如華盛頓發生闖國會的事件，中國就會當作「雙重標準」的例子。這種說法也非完全錯誤，但我認為我們和極權國家辯論時有一大弱點。當我們民主國家不按理應的方式行事，他們就會在宣傳上得分，但是，這裡有個大大的「但是」，別忘了香港2019年的示威活動是為了甚麼，他們反對的所謂「送中」條例是引渡--可以把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人送到中國去受審。然後葉劉淑儀這樣的人就說，好啊，有了這個條例，中國就不必跑到香港來「綁架」人了。但是200萬人上街，他們的訴求沒有迎來協商和討論，而是迎來催淚瓦斯、塑膠子彈和電擊槍。

J：所以回過頭來看英國能做甚麼，以及當時是否能多做點甚麼時，你是不是覺得所有的責任都在中國？
P：咱們討論的是25年或35年前的事了。英國能多做一些嗎？當然。我認為英國在支援香港法治方面和加強對權利法案的保護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研究不同政府形式的知名專家所爭論的，有位權威的政治學家說，香港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沒有全面民主化，卻有自由和法治的社會，這絕對是事實。我不是選出來的，我是被任命的，但我被任命是為香港人服務，而不是為倫敦或北京服務。

J：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移民英國。2021年英國推出了一個新的計劃，讓香港人移民到英國。根據英國統計，現在已有10萬香港人藉這個計劃申請和得到簽證。他們預計在500萬有資格申請的人當中，有30-50萬人可能申請。或者你估計會有多少人過來？
P：我想可能接近30萬會申請，我不確定。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就是迄今為止，移民過來的香港人大多數是專業人士--教師啊，醫生或醫護人員啊。有一天我回到母校拜訪，發現他們最近招聘的一位化學老師就來自香港。
J：看來香港的人才流失。
P：是的。不光是人才流失，香港人仍然熱愛香港，但他們受不了在香港養育子女。昨天我和這樣的香港人在一起，他們要我為他們買的新書簽名。他們恨透了一直以來受到對待的方式，正如BBC在最近的廣角鏡節目中所指出的，自由開放的社會忽然失去了言論自由，你的言論可能導致坐牢，而且這種氛圍總是籠罩著，前景暗無天日。

J：你在書中說，英國政府和英國企業對中國過於順從，你認為那起到了相反效果。據你推測，鑒於北約剛剛發表的聲明，提到中國野心昭著和脅迫性政策，挑戰了我們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你是否很樂意聽到這有力度的聲明？
P：我從不覺得我們要遏制中國，但我相信我們確實應該約束中國，並且在中國有不當行為時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