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幾個月前在《大西洋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Why the Past 10 Years of American Life Have Been Uniquely Stupid，意思是為甚麼在過去10年中美國人的生活變得特別愚蠢。由於他在美國政治派別中屬於中間派，在紐約大學教倫理，媒體紛紛採訪他，請他解釋。
Haidt教授認為主要是社交媒體管理不當帶來的問題。自Facebook上市以來的十年裡，社交媒體平台已經改變了美國社會。Amanpour記者Hari Sreenivasan和他討論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如何能夠改革社交媒體的管理，讓社交媒體不再具有那麼大的社會腐蝕性。
S：在討論您的大西洋報文章內容之前，請您先說說社交媒體對孩子們的影響，你們的研究發現甚麼？因為這影響到我們想要談的更廣層面的美國人生活問題。
H：謝謝！研究發現2010年以後孩子的社交生活奇怪地改變--所有的孩子都整天盯著智能手機屏幕，上面有社交媒體，遠遠超過電視對孩子的影響。有人說這不錯吧，開闊眼界，可是從2012年開始孩子患憂鬱症、焦慮症、自我傷害、自殺企圖的比率突然開始陡增一倍。然後我們研究原因，尋找社交媒體影響的證據，我們找到很多證據。
S：你能確定這是因果關係嗎？現象有關聯未必說明是因果。
H：我們總是很留心科技會不會給人帶來負面影響，這次有幾個原因讓我們相信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是確鑿的。一是病例曲線的忽然陡增前所未有，二是這一剛好與社交媒體出台所預期的對孩子衝擊吻合，最後，孩子們自己認識到互聯網增加他們憂鬱焦慮。
S：整代年輕人現在都受到影響，請您解釋一下為甚麼這很愚蠢？你怎樣衡量「愚蠢」程度增加及其原因？
H：很多文章講論社交媒體的害處，我想要補充的是，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來說，我研究倫理和政治，我很欣賞Jon Stewart的一句話，只知一面等於不知，也就是說，為了真正了解任何事物，你必須從不同視角來看。我們在大學裡做研究工作就是這樣要求，直到2014年，氣氛忽然變了，你不能提出異見，有幾個領域，種族、性別、跨性，你不能談論比較，稍微一提還有另一方面，一大堆社會譴責就立刻從社交媒體降臨--結果就讓批評觀點銷聲了。這種情況就是愚蠢開始。不同意見自古就存在，但這次不同的是，你不再和對手爭辯，而是和與自己意見稍微不同的人爭辯。所以，從2014-2015年開始，溫和派都銷聲，而兩極的聲音特大。這種情況和架構特別愚蠢，因為正常的民主協商機制不靈光了。
S：在大學裡，我們依靠平等聲音的制度來搞研究。現在你說多樣化和協商不靈光的時候，很多人會反駁，說你無非想要從制度上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你怎樣回答？
H：我們已經知道有架構上的問題需要解決。一個社會需要團結在一起的有三個因素：社會關係資本、強大的制度、共享的敘事，而社交媒體破壞了這三樣。人口多樣是好的，但協商不容易，如果制度好，我們能夠從人口多樣性得益。傳統上，聯結人們在一起的是共同的神、共同的血同、共同的敵人。現在我們遇到挑戰，強大的社交媒體信息粉碎了我們的共識，降低了彼此的信任和對體制的信任，並且很難重新建造起來。
S：社交媒體的衝擊會帶來甚麼樣的結果？
H：民主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我們需要建造這個體制，而不是拆毀。假如我們的民主體制不夠強大，那我們就好像拉丁美洲國家，搞一陣民主，再搞一陣威權。美國現在如果不認真行動起來，堅固民主體制，就會像他們一樣，很多政治暴力，很多不穩定因素，遇到憲法危機。除非我們做出改變，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走。
S：我們能夠做出甚麼改變？政治選舉等等。
H：我認為有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立即做出調整。第一是堅固民主體制，這是最重要的。沒有別的國家搞封閉式的黨內初選，當選只要討好20%的人，不必理會其他人的意願，結果越極端機會就越大--這要廢掉。第二是改造社交媒體，現在引起瘋傳轉發的都是些有害信息，內容監控顧不過來，非英文就更糟。這種情況需要營運架構的改變，開戶應該用實名和地區，最好也知道年齡，這樣一個發出暴力威脅的人就不會去開10個戶頭。第三是保護兒童，教他們長大能夠面對民主協商。
S：您認為人們會想要做這些系統改革嗎？目前的架構對有錢有勢的人有益。
H：還是有希望的。美國國會你就不要指望了...不過英國國會正在建立一個合適兒童的社交環境，加州正在考慮與英國類似的兒童網絡，如果加州能做，其他地區也能，我們就繞過國會。至於改變投票機制，用全民公投的方法來決定地方、州的制度是個好辦法。還有我們作為個人也是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揮作用的，遇到轉發瘋狂信息的人，別生氣，而是忽略他/她...總之我們需要彼此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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