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取自《外交事務》雜誌最新月號的一篇新聞評論文章：China Is Ready for a World of Disorder。
今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莫斯科的訪問，俄國總統普京站在克里姆林宮門口向好友告別。習近平對俄國外長說：「現在正發生百年未有的大變局，而我們是共同推動這些變化的人。」普京微笑回答「我同意」。
自從2017年12月「百年未有之變局」提出以來，它已成為習近平最喜歡的口號之一。雖然看起來很籠統，但它巧妙地概括了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相信一個新的全球秩序正在興起，或者更確切地(從西方角度)說，不是新秩序，而是無秩序。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試圖確定中國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北京打算利用其實力建立什麼樣的全球秩序。然而但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戰略家並沒有試圖全面修改現有秩序或用其他東西取代它，而是著手打算充分利用世界現狀來賺利。
大多數西方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都試圖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或許試圖更新某些關鍵特徵，吸納更多國家的參與，但中國戰略家越來越將他們的目標定為：在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中生存。習近平和他手下的中國領導層都認為，二戰後建立的全球架構正在變得無關緊要，嘗試保護那些秩序是徒勞的。北京並沒有尋求拯救這個體系，而是正在準備它失敗。
儘管中國和美國都認為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但他們押注截然不同的後續。在華盛頓，人們認為大國競爭的回歸需要我們改進同盟，這些秩序幫助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更新後的全球秩序目的是將世界大部分地區納入同盟，而把中國和幾個他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伊朗、朝鮮和俄國，都孤立在外。
不過北京相信華盛頓的努力將是徒勞。在中國戰略家看來，其他國家地區尋求國家主權的承認，不合冷戰時期的陣營觀念，會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多極世界，而中國可以從中取得超級大國地位。
也許北京的理解最終會證明為比華盛頓的理解更準確，也比較符合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志願。如果美國的戰略只是出於對過去穩定性的懷念，尋求改良那正在消失的秩序，那就不會奏效。相比之下，中國正在準備迎接一個打破秩序、不平衡和分裂的世界。從很多方面來說，這個世界已經到來。
中美兩國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截然不同反應，揭示了北京和華盛頓思維的分歧。在華盛頓，主流觀點認為俄國的行徑是挑戰秩序章程，回應是必須加強這種秩序。而北京方面的主流觀點是，這場衝突表明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混亂時期，各國需要採取措施來對付這一時期。
中國的觀點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同，特別是南半球國家--他們感到西方聲稱的秩序缺乏可信度。不僅是許多政府對於秩序沒有發言權，所以懷疑其合法性。他們還認為西方為自身利益經常有選擇地修改應用那些規範秩序。比如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乾脆忽略規矩。對於西方以外的許多人來說，國際秩序的說詞一直好像是西方權勢的遮羞布。他們認為西方勢力正在衰落，所以其他國家應該有權力修改秩序，這很自然。
如此看習近平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將成為現實。這是「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原則之一，已成為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習近平認為隨著東方崛起、西方衰落，這是不可逆轉的變化之一，技術發展和人口變化加速了這一趨勢。世界會越來越沒有秩序，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就開始了--那時全球不穩定，中國的生存面對威脅。中國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西方列強擊敗之後，中國思想家(包括外交官李鴻章)幾十年內描寫了「三千多年來未有的巨大變化」--他們觀察到外國對手的技術和地緣政治優勢，這開啟了一個世紀的恥辱。如今習近平認為角色轉換了，西方發現自己站在了命運變革的錯誤一邊，而中國則有機會成為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國家。
這種「在危險世界中生存」的理念需要製定一個習近平所說的「國家安全整體方針」。與傳統的「軍事安全」概念相比，後者僅限於應對來自海陸空和太空的威脅，而整體安全旨在應對所有的技術、文化、生物挑戰。在一個制裁、經濟脫鉤和網絡威脅的時代，習近平相信一切都可以成為武器。所以安全無法由聯盟或多邊關係來保證，各國必須竭盡全力保護本國人民。為此，中國政府在2021年願意成立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達到這種整體安全的方法，來考慮中國安全戰略的各個方面。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需要越來越被看成抵禦混亂的盾牌。
中國領導人將美國視為其生存的主要威脅，提出了一個假設來解釋對手的行動。北京認為，華盛頓正在通過加強與中國的競爭，來應對國內兩極分化和全球權力喪失。 根據這種想法，美國領導人相信中國變得比美國更強大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極力讓整個民主世界與北京對抗。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談論美國，話題從接觸和部分遏制，轉到「全面競爭」，涵蓋政治、經濟、安全、意識形態和全球影響力。
中國戰略家看見美國試圖利用烏克蘭戰爭來劃分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區別。華盛頓召集七國集團和北約伙伴，邀請東亞盟國參加在Madrid舉行的北約會議，建立新的國家安全夥伴關係，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三邊(AUKUS)協議，以及Quad(澳、印、日、美四邊國家安全對話)。北京特別擔心，華盛頓援助烏克蘭會讓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強硬。有學者擔心華盛頓正在逐漸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把這個政策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他們反對美國採用「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新」做法，視美國與其夥伴之間的新結盟，或明或暗是要遏制北京，是要將北約夥伴擴展到印太地區。他們認為這是美國想要在世界上錯誤劃分陣營的另一個例子。
現在只有北朝鮮是中國的正式盟友，但它尋求利用其相對孤立的地位，爭取在全球擴大中等強國和新興經濟體的不結盟勢力。西方政府得到141個國家支持聯合國譴責烏克蘭戰爭的決議，中國問題專家都認為，對俄國實施制裁的國家數量越多越好，體現出西方力量。但國際關係教授和媒體評論員楚樹龍算出西方集團僅包括33個國家，有167個國家拒絕加入孤立俄國的行列。他們對冷戰記憶不佳，因為冷戰時期這些國家的主權受到超級大國競爭的擠壓。有一位著名的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家說，「美國並沒有衰落，但它只是擅長與西方國家對話。現在和冷戰時期的最大區別在於，那時西方動員中東、北非、東南亞和非洲國家對抗蘇聯很有效，現在已經不同。
為了能夠利用美國影響力降低的機會，中國試圖表示對南半球國家的支持。他們藉著國際倡議優先投資基礎設施，不像華盛頓「強迫」別的國家選邊站。中國的「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投資了數十億美元的國家和私營部門資金，還有習近平2022年發起的旨在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全球安全」倡議，努力擴大上合組織(一個匯集了印度、巴基斯坦、俄國等歐亞國家的安全、國防和經濟組織，正在接納伊朗)。
中方堅信美國關於民主與極權新冷戰的假設是錯，所以尋求超越。中國國家安全部智庫高級官員王洪剛說，世界正從經濟和安全的「中心-外圍」格局，轉向多中心競爭、共同發展的時代。他們並不否認中國也在試圖自己成為中心，但認為世界正在擺脫西方霸權，新的中國中心會導致多元化思想，而不是中國秩序。一些中國思想家將習近平的倡議與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表述相對照，旨在表明中國不像美歐國家在氣候變化和LGBTQ權利等問題上對別國說教，乃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文明。
過去幾十年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主要在經濟方面。現在中國外交遠超貿易和建設。這一轉變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中國在中東和北非的角色日益增強。以前由美國主導的地區，隨著華盛頓的退出，北京介入了。今年三月，中國通過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休戰，取得了重大外交成功。中國角色從消費者和經濟夥伴，一舉變成建立外交甚至軍事關係的和平締造者。有些中國學者將當今的中東視為「後美國世界的實驗室」。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該地區就是未來幾十年整個世界的樣子--隨著美國的衰落，中國、印度、俄國等等會在那裡爭奪影響力，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中等強國也紛紛展示自己實力。
西方許多人懷疑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人們看到韓國正在向美國靠攏；菲律賓正在與華盛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以保護自己免受北京侵害；許多非洲國家出現了強烈的反華情緒，對北京殖民行為的抱怨沸沸揚揚。雖然沙特阿拉伯等國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但他們的動機至少有一部分是希望與美國重新接觸。雖然如此，一般趨勢是：北京正在更加積極、穩步地邁上雄心勃勃的道路。
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也在加劇。有些中國思想家預測，2020年美國拜登當選總統可能會將導致與北京關係改善，但他們現在感到失望：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打擊比他們所預期的大很多。一位中國高級經濟學家將拜登對中國科技行業的施壓行動(包括對中國科技公司和芯片製造業的制裁)比作川普總統對伊朗的行動。許多中國評論人士相信，拜登希望凍結北京的技術發展以保持美國的優勢，與川普阻止德黑蘭發展核武器沒有什麼不同。北京的共識是：華盛頓的目標不是逼中國按規則行事，而是要阻止中國發展。
這不正確。華盛頓和歐盟都明確表示，他們無意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也不想讓自己的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他們尋求確保本國的企業不分享敏感技術給北京，並減少電信、基礎設施和原材料等關鍵領域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因此，西方政府越來越多地談論這些行業的「回流」或「友岸回流」生產，或者至少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設在孟加拉國、印度、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來實現供應鏈多元化。
習近平的回應叫作「雙循環」，或叫作二元經濟的理念。就是不把中國經濟看為獨立的一體，而看作一半是由內需、資本和主義驅動的「內循環」，讓中國的消費、技術和監管比較自力更生。而另一半「外循環」就是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選擇的接觸。與此同時，北京在減少對其他國家依賴的同時，也希望其他國家更多依賴中國，以便利用經濟聯繫來增強自身實力和給別人施壓。
中國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余永定解釋了雙循環的概念：一方面，中國如果失去自然資源、元部件、和關鍵技術，應該能立即拿出替代品。這是對西方制裁的回應，北京很擔憂。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通過對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進行巨額投資，來保護自己免受衝突時被切斷聯繫。同時北京也試圖減少全球對西方經濟的依賴和需求，減少對美國領導的西方金融體系的依賴。中共正在國內推動從出口拉動型增長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而在國外推廣人民幣代替美元的貿易結算。因此，俄國正在增加人民幣儲備，與中國進行貿易時不再使用美元。上合組織最近同意在成員國之間使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而不只用美元。儘管進展有限，中國領導人希望美國金融體系對俄國大規模製裁會導致進一步混亂，並增加其他國家對沖美元主導地位的意願。
另一方面，北京應該讓西方企業依賴中國，從而使脫鉤變得更難。所以它要盡量讓可能多的國家遵守中國的制度、規矩、和標準。過去是西方努力讓中國接受其貿易規則，現在是中國決心讓其他國家屈服於自己的規範。中國投入巨資要提高自己在制定各種國際標準時的發言權，利用「一帶一路」國際倡議，更多地輸出補貼過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和中國標準。雖然中國的目標曾經是融入全球市場，但現在已經改變了做法。
習近平在自力更生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正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指出的，中國的全球化態度改變化，既受到國內經濟挑戰，也受到中美緊張關係的推動。過去，中國龐大、年輕、廉價的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現在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需要一種建立刺激消費的新經濟模式。然而正如經濟學家George Magus所指出的，刺激消費需要提高工資並進行結構性改革，難以實現。比如重振人口增長需要大幅升級國內欠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這反過來又需要搞不受歡迎的增稅。又比如促進創新需要削弱國家管制監督，這與習近平的本能又背道而馳。
1945年至1989年間，西方列強和蘇聯集團之間去殖民化與分裂定義了世界。大帝國解體成幾十個國家，通常是小規模戰爭的結果。但改變版圖，但更強大的力量是意識形態競爭。大多數國家贏得獨立後迅速與民主陣營或中央集權主義陣營結盟。即使是那些不想選邊站隊不結盟的國家，也以此為參照來界定自己的身份。
這兩種趨勢在今天都很明顯，美國認為這段歷史正在重演。不同的意識形態正在分裂世界和動員盟友。而北京不同意這種觀點，它的賭注和政策是，即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自決和多元結盟時代，勝過意識形態衝突。
北京的判斷有可能更準確，因為當今時代與冷戰時代有三個根本不同。首先，今天的意識形態要弱得多。想當年，美國和蘇聯都提出了樂觀而令人信服的未來願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精英和工人。現在中國卻沒有甚麼願景，而美國傳統的自由民主願景已經被伊拉克戰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川普的總統任期大大削弱，所有這些都讓美國顯得不那麼成功，不那麼慷慨，不太可靠。此外，中國和美國並沒有提供截然不同和對立的意識形態，而是在產業政策和貿易、技術和外交政策等問題上越來越相似。
其次，北京和華盛頓並不享有1945年後蘇聯和美國那樣的全球主導地位。1950年，美國和北約國家、澳大利亞和日本，蘇聯、歐盟、中國和東方集團合計佔全球GDP的88%。 而如今，這些國家集團的GDP合計僅佔全球GDP的57%。不結盟國家的國防開支在1960年代可以忽略不計(約佔1%)，而現在已達到15%並增長迅速。
第三，當今世界相互依存太多，不像以前西方與鐵幕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很少。現今天情況截然不同。在1970-80年代，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貿易額佔兩國貿易總額的1%左右，而如今，與中國的貿易額幾乎占美國和歐盟貿易總額的16%。這種相互依存阻礙了穩定不同陣營的形成，反倒在緊張狀態下容易改變利益關係。
中國領導人做出大膽的戰略賭注，準備進入一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中共認為，世界正在走向推翻西方秩序的時代，不是因為西方已經解體，而是因為西方的團結可能會疏遠其他國家。在這個變革的時刻，中國如果允許其他國家展示實力，說不定會使北京成為比華盛頓更具吸引力的合作夥伴。如果世界真的進入混亂階段，中國有可能實現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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