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7, 2026

諾貝爾獎得主談中國經濟

Daron Acemoglu在2012年與James Robinson合著《Why Nations Fail》一書,基於對世界歷史的觀察,提供了一個關於理解國家命運的理論框架--解釋世界上為甚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

2022年10月Acemoglu撰寫「中國經濟從根源腐爛」一文。當時很多人希望新冠疫情結束,中國經濟會很快再度起飛,然而大家失望了。2024年,上面這本書的兩位作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Acemoglu那篇文章指出,中國1980年至2019年間前所未有的增長掩蓋了其深層的結構性缺陷,其威權模式如今面臨著停滯危險,可能損害其長期的經濟前景。

他指出,1980年至2019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長超過8%,高於任何西方經濟體。進入21世紀,中國的增長不再只依賴引進西方技術實現簡單的「追趕」。此外,中國也大力投資本土技術,創造專利,並扶持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華為等創新企業。這對一個非民主政體而言實屬罕見,因為鮮有專制政體能夠持續維持創新驅動型成長。

為何中國模式不尋常?多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一直用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預測其未來,《當中國統治世界》等暢銷書也預言了中國的主導地位。有些人稱讚中國的「無民主問責」和「國家資本主義」,認為它可代替新的自由主義。一個關鍵看法:中國可以利用其大量數據、較少的隱私限制和巨額國家投資,在AI領域引領潮流。

這篇文章給的診斷:中國優勢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威權體制雖然能夠實現快速動員,但也限制了政治問責、創新多元性以及應對新挑戰的能力。Acemoglu警告:

* 制度性限制--例如缺乏政治競爭和法治--會扼殺長期創新。
* 過度依賴國家主導可能導致資源錯配和效率降低。
* 技術和治理領域的全球競爭將考驗中國在缺乏民主的情況下維持增長的能力。
* 人口結構和結構性變化(例如人口老化和生產力下降)可能會削弱增長動能。

也就是說,作者將此問題引申為一個更廣泛的問題:自上而下的專制政體能否在創新和增長方面超越自由市場經濟體?他的答案是,儘管中國模式取得了顯著成果,但若不進行治理、創新和適應時代的改革,其長期可持續性令人懷疑。

簡而言之,這篇文章不僅解釋了中國當前的經濟放緩,還解釋了威權經濟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為維持經濟增長而進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Why Nations Fail》那本書解釋了這篇文章的理念,即一個國家的命運取決於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世界上有很多成功和失敗的例證/樣本可分析。書中把政治和經濟制度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包容型的制度,另一類是榨取型的制度。

包容型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分配廣泛,權力受到法律和體制的有效制衡--政府權力來自民眾,要對民眾負責,社會也多元開放。而榨取型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在一人或少數人手裡,缺少有效制衡--權力的主要功能是維護統治、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包容型的經濟制度指的是保護私有產權、鼓勵創新、鼓勵私人投資、鼓勵公平競爭,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努力改變命運。而榨取型的經濟制度目的則是從民眾身上榨取財富,生產利潤(主要)輸送給掌權的階層。

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不同國家展現出四種不同的排列組合:第一種是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加包容型經濟制度;第二種是包容型的政治加榨取型的經濟;第三種是榨取型的政治加包容型的經濟;第四種是榨取型的政治加榨取型的經濟。這些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組合,決定一個國家的長期走向(不是決定一時的經濟)。

榨取型(權力集中)的政治制度會不會因經濟上採取開放包容政策,而逐漸轉變為民主包容?可能的--台灣和韓國都是這樣轉變的例子。Acemoglu認為,中國不幸落入最極端形式的榨取型政治和榨取型經濟制度組合--它雖能在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時調動生產力,甚至讓老百姓也體驗到水漲船高的快樂,畢竟難以持久。

為甚麼呢?榨取型政治難免任人唯親、沒有問責、外行壓制內行的現象,從而抑制創新和發明的生產力發展。雖然這種體制可以決定對外進行巧取豪奪、對內不惜污染環境,終究無法建立可靠的長期國際合作,也不能開發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畢竟它的經濟目的不是服務廣大底層民眾,乃是從底層榨取。正如馬克思說的,不良的生產關係限制生產力的發展,中國領導人恐怕並沒搞懂馬克思主義。

本文內容感謝劉宗坤油管頻道的介紹。經濟學家們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有的堅信中國經濟正在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比如赤字正在減少--他們忘記極權國家具有操縱各路數據的無限能力,所以是用蘋果比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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