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個中央銀行,來管理一個國家貨幣和貨幣政策。這些銀行擁有非凡的權力,藉著控制國家貨幣和信貸流動,他們能夠影響經濟增長、通貨膨漲、就業和金融穩定。美國的央行是由全國12個區域的聯邦儲備銀行協同運作的。
許多政客,包括現任美國總統川普,似乎都想控制或至少影響或操縱這些權力。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在關鍵時刻為政府提供經濟增長動力,例如在選舉期間,或在民意下降時期。
問題是,短期和出於政治動機的措施可能會損害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福祉。換句話說,他們可能會讓經濟在未來面臨更大的問題。所以,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往往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來獨立地設定利率,而不受政客意願的影響。
事實上,自1990年代初以來,以數據驅動的技術官僚,而非政治動機來決定貨幣政策,一直被視為國家財政治理的黃金標準。總的來說,這種央行行長能夠與政客保持距離的體制安排,其主要目的已經實現:但凡央行獨立的國家(例如瑞士或瑞典),通貨膨漲率一直相對較低且穩定,除非疫情和戰爭這些不可預見因素推高全球物價。相比之下,黎巴嫩和埃及等央行從未獨立,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央行獨立受到限制,這些國家經歷了多次高通漲。
儘管央行獨立被公認為有效,過去十年來,各國央行面臨來自政界越來越大的壓力--政客們都希望能保持低利率,並能藉蓬勃發展的經濟和低息貸款來贏得選民的感謝。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川普。
川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他批評了自己所選擇的美聯儲主席Jerome Powell,要求降低利率。Powell前不久警告公眾,說川普的關稅政策「很有可能」引發通漲,川普於是在網上發帖,猛烈抨擊指責Powell,說他在降息問題上行動太慢,還暗示他的「解職不夠快!」
很多政治經濟學家,包括密西根大學的Cristina Bodea教授和英國Essex大學的Ana Carolina Garriga教授,看到川普試圖對中央銀行施加影響並不驚訝。她倆撰文,解釋貨幣政策相對的獨立性和政治性:首先,中央銀行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賦予它們的獨立性隨時可以撤銷--通過修改法律,或通過推翻既定做法。
另外,政客想要幹預貨幣政策的原因,是相信低利率刺激經濟有效、快速。儘管他們知道圍攻一個獨立的央行會付出代價,比如金融市場可能做出負面反應,或者通貨膨漲可能加劇,但能夠短期控制一個強有力政策工具的欲望或許不可抗拒。
那麼各國央行如何能夠避開政客並保持獨立?總體而言,中央銀行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些法律賦予美聯儲主席比較長的任期;允許他們將政策主要集中在控制通漲;並嚴格限制對政府其他部門的貸款。當然,這些立法不可能預見到所有的未來情況,很可能會意外地遭到政治幹預,或留下法律漏洞。有時,央行總管還會毫不客氣地遭到解僱。
然而,法律確實能約束政客。例如,即使在專制國家,保護中央銀行免受政治幹預的法律也有助於降低通貨膨漲,限制中央銀行向政府貸款。不過近來,法律的獨立性受到一些侵蝕。
一個問題是任命央行官員的政治化。世界各地央行領導層的任命都具有政治性--民選政治家根據銀行家的資歷、政治派別、更重要的是他/她對通貨膨漲的厭惡或容忍度,來選人。但是,不同國家的立法者對央行行使政治控制的程度不同。
2025年有項研究表明,大約70%的央行領導人是由政府首腦單獨任命,或在總統部門其他成員的干預下任命的。這確保央行的偏好比較接近政府,能夠增強民主國家央行的合法性,但使得貨幣政策也容易受政治影響滲透。在美國,美聯儲委員會成員是總統提名,而參議院可以拒絕不稱職的人。
到2023年底,央行管理任期最常見的是五年,有41個國家將他們的法定任期定為六年或更長,美聯儲主席Powell的任滿是到2026年。除非有正當理由,美聯儲董事們不應該被解職,除非國會修改這條法律。
進入21世紀,一些國家將央行行長的任期縮短至四至五年。有時這也是限制央行獨立性的的一部分,例如2001年的冰島、2002年的加納、2004年的羅馬尼亞。
在2023年,世界上除六家央行外,其餘均以低通漲為主要目標。然而,許多央行都依當地法律被要求努力實現額外的、有時甚至是相互衝突的目標,諸如金融穩定、充分就業或對政府政策的支持。38家央行都是這種情況,它們要肩負著明確的物價穩定和就業雙重使命,又要實現更複雜的目標。例如在阿根廷,央行的職責沒有包括穩定物價,乃是提供「就業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
追求穩定的物價與追求經濟增長經常相互衝突,後者可以藉印鈔和商家提價達到。在美國,美聯儲負責穩定物價,並最大限度地實現可持續就業--這兩項目標通常是相輔相成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低通漲是可持續高就業的先決條件。
但在高通膨和高失業率同時出現的時期,例如1970年代末,或2022年新冠疫情危機漸退而俄烏戰爭爆發時,美聯儲的使命成了政治爭論的焦點。第一批央行成立的首要目的是保證政府得到戰爭資金,但如今,限制對政府貸款是保護物價格穩定的核心,免得物價受到戰爭財政支出的影響--不這樣做的不良後果不勝枚舉。
例如,在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央行用印製貨幣的措施來支持他們政府的支出目標,因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漲,卻沒能保障經濟增長或政治穩定。現在,具有高度獨立性的中央銀行能夠拒絕政府的融資請求,或規定貸款條件。然而在過去二十年裡,近40個國家降低了央行限制中央政府資金的能力。比較極端的例子是白俄羅斯、厄瓜多爾甚至紐西蘭,他們已將央行變成了政府的錢包。
近年來,各國政府試圖呼籲央行降低利率。他們發表批評銀行政策的聲明,或要求與央行領導層開會等等。同時,政治人物也將一些問題歸咎於那些央行行長:他們未能預見到2007-2009年金融危機啊;越權實施降息政策啊;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或不穩定等等。
總之從歷史上看,削弱央行獨立性,比如川普公開批評聯儲會主席並威脅將他解職,是導致高通漲的必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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