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道德創傷症的原因

去年，美國精神科學會(APA)首次將「道德創傷」納入其更新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本文內容取自英國《衛報》的報導：Not unique to war。

經歷道德創傷，就是指被迫做出或目睹與自身最深層信念相反的行為。它可能來自於一次災難性的事件，例如在武裝衝突中傷害了自己認為不正義的敵方戰鬥人員，也可能在道德痛苦逐漸加劇之後出現，好像在屠宰場或監獄工作人員所描述的。道德痛苦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憂鬱症，通常表現為悲傷或深感自己是個壞人。

(基督徒不要天真地以為這樣的認罪悔改很好，因為它深藏內心，感受太痛苦，絕對需要醫治恢復正常。)

Michael Valdovinos曾是一位美國軍事心理學家，他的新書《道德創傷：當良心在充滿傷害的世界中受苦》指出，這種「獨特的壓力」在新冠疫情初期壓垮了醫務人員--他們覺得自己背棄了不傷害他人的誓言；而Valdovinos自己也在阿富汗危機期間經歷了良心的痛苦。

Valdovinos在北加州的一個小鎮長大。他父母文化不高，從墨西哥移民來到美國。他能夠高中畢業，甚至上大學，在家裡還是第一個。讀研第二年，他得到一個機會，入伍派往阿富汗，加入一個團隊，負責監督日內瓦公約對拘捕的戰俘審訊政策的實施--那時美軍有許多強化審訊的手段。

三個星期後，Valdovinos受不住了，他到處找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自己--當他看見一個農夫、田裡的向日葵和蔬菜，就想起墨西哥、家人和父親，感到自己好像被巨大水泥板砸了，不知該怎麼辦，他抓著軍事基地邊緣的鐵絲網嚎啕大哭起來。當時若有人路過看見，一定會問他是否發瘋了。

那時還不知道這就是「道德創傷」，因為APA的手冊上尚未列出可供評估診斷的症狀--Valdovinos只知道自己悲哀得要命。回想起來，很難說軍中原先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每一場戰爭都含有道德利益成分，奉命實施有害行為會受道德創傷，還有人會因授權或縱容這些行為而到受道德創傷。所以，我們看到領導人、高階主管、政策制定者群體中也開始出現道德創傷。

他說：「軍隊幫助我們認識到道德創傷，但這種心理機制顯然並非戰爭獨有。任何時候，當人們反覆參與或目睹違背自己道德準則的行為，並感到無力改變現狀時，就會造成道德創傷。」他說，如今美國動盪的政治局勢讓許多人陷入道德困境，而走出困境的關鍵也在於周遭其他人。

道德創傷源來自良知，包含了羞恥感和罪惡感。我們作為人類，傾向於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因為這會令人尷尬、感到軟弱、面對這種現實也令人痛苦。但不幸的是，目前最先進的科學研究表明，這正是修復過程的一部分。

事實上，當你尋求群體支持，並意識到別人能夠為你提供幫助時，研究見證了它確實能夠帶來療癒，Valdovinos展望未來，說研究道德創傷如何發展，如何影響普通民眾，將會非常有趣。

我們目前還沒有全國範圍內的道德創傷流行率數據。但根據現有的最佳數據和流行病學依據，Valdovinos粗略估計，每年大約有3%到7%的美國成年人可能正在經歷道德創傷的臨床症狀。這數字看起來或許不算大，但我們講的是七、八百萬到一千八百萬人--這並非誇張之詞。

Valdovinos鼓勵人試著去找那些自己所信任的人傾訴，不要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不會有類似的感受--你或許能幫助他們意識到自己都沒注意到的一些問題。很多人覺得自己得了憂鬱症，或是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壞人。但這不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也不是其它病--症狀幾乎就是憂鬱症--人需要意識到其中的差異。

Valdovinos的書中並沒有提川普的名字--一個不介意鼓勵人做貪心、欺騙、或其它惡事的人。總有些(為種種原因不得不)聽從上司的人，難免受到上述道德創傷，但Valdovinos儘量避免評判人們的政治傾向，免得有些人看見標籤就不肯閱讀他新出版的書，以至於無法得到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