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博士出生於牧師之家，1960年代成為美國知名的民權運動領袖。他在伯明翰市的一次抗議示威活動中，因為拒絕停止遊行而被捕。他在監獄中寫此信給七位重要的教會領袖，因為他們要求他取消示威活動，到法院去談判和解決所要求的公平正義。有人為這封信加了個標題：任何地方的不公平都威脅到其他地方的公平。由於與目前民眾連日舉行的抗議遊行有些相似，信中的話顯得特別針對今天而中肯。我在網上找到一個刪節過的中文譯本，訂正一下轉載在此。
關在伯明翰市監獄內，我最近看見你們的聲明，把我們當前的抗議活動稱爲“不明智又不合時宜”。我想我應該說說，我為甚麼來伯明翰，因為這裡有人反對“外人介入”，你們也受到影響。--我來伯明翰是因爲我很榮幸地擔當了南方基督徒領袖大會的主席，…我與我的幾名助手是應邀前來的。
此外，我來伯明翰是因爲這裡存在著不公平。正如八世紀的先知們離開他們的小村落，把“上帝如此說”的話傳到遠方，正如使徒保羅離開他的家鄉大數，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希臘─羅馬世界的各城鄉，我也受命，把自由的福音帶到伯明翰。…因為任何一個地方的不公平都威脅到其他地方的公平。…
你們對目前正在伯明翰舉行的遊行示威感到痛心。但很遺憾，你們的聲明竟不關切引起示威的客觀原因。我要說，當下在伯明翰發生的示威遊行是不幸的，但我更想強調：伯明翰市的白人政權逼得黑人居民走投無路，沒有別的選擇。
任何非暴力鬥爭都包括四個步驟：(1)收集情況以判斷是否存在不公平；(2)談判；(3)自潔；(4)直接行動。在伯明翰我們進行了所有這些步驟。無可置疑的是，種族不平等籠罩著該市的黑人社區。伯明翰也許要算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徹底的城市，這裡警察暴行的醜惡記錄全國盡人皆知，這裡法庭對待黑人的不公亦是臭名昭著。比起美國其它城市，伯明翰有更多尚未解決的黑人家宅和教堂爆炸案，這些都是確鑿、殘酷、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黑人領袖總是尋求與市政長官談判，而他們卻永遠沒有誠意。
痛苦的經歷讓我們懂得了，自由不會由壓迫者自願送上門，它必須由受壓迫者去爭取。坦白說，我從未參加過在某些人看為“時機恰當”的直接抗爭，那些人從未飽嘗種族歧視的隔離之苦。多年來我一直聽到“等待”的話，每個黑人都聽膩了。這“等待”一詞幾乎意味著“永不行動”，它不啻起到鎮靜藥的效果，放鬆緊張情緒片刻，卻導致令人沮喪的惡果。不錯，“被延誤太久的公正，就是遭到否定公正”。對我們的憲法和上帝賜予的權利，我們已等待了340多年。亞洲和非洲國家正飛速衝向政治獨立的目標，而我們卻仍以老牛破車的步子去爭取在白人櫃檯喝杯咖啡的權利。…
你們對我們不介意違法表示了極大的憂慮，這當然是合理的關注。但我們是在奮力催促人們服從最高法院 1954 年關於在公立學校取締種族隔離的決定，說我們有意違法是奇怪和荒謬的。或許有人要問：“你們怎能違反某些法律，而提倡遵守另一些法律呢？” 答案是：有公正的法律，也有不公正的法律，我要首先爲遵守公正法律大聲疾呼。人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責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也有道義上的責任拒絶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我贊成奧古斯丁的話：“一個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那麼，人們怎樣判斷一個法律是公正還是不公正的呢？公正的法律符合道德法則和上帝的法則，不公正的法律則不符合道德法則。用阿奎那的話來說，不公正的法律是沒有植根於永恆和自然法則的人類法律。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任何貶低人格的法律則是不公正的。一切種族隔離法都不公正，因爲種族歧視和隔離扭曲靈魂、損害人格，給一些人錯誤的優越感，又給另一些人錯誤的自卑感。我號召人們拒絶遵守隔離法令，因爲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另外，不公正的法令是有勢力的多數人強加給少數人的法規，他們並沒有參與該法規的制定或創立，因爲他們的投票權受到了阻礙。誰能說頒佈種族隔離法令的阿拉巴馬州立法機構是民主産生的呢? 整個阿拉巴馬州用盡了各種方法，合謀阻止黑人成爲正式選民。在一些郡裡，黑人雖占了人口大多數，卻沒有一個黑人登記參加投票。難道這樣一個州設立的任何一項法律能被看作是民主制定的嗎？…
有時法令表面看合理，實施起來就不公正。比如我進監獄是為了遊行沒有事先獲得允准，要求遊行申請允准倒沒什麼不對，但用這條法令用來維持種族隔離，來否定公民的和平集會抗議自由就不對了。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當年希特勒在德國干的每一勾當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由戰士在匈牙利做的每一件事皆是“非法的”。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幫助和安慰猶太人是“非法的”。但倘若我當時生活在德國，儘管非法，我也一定會幫助和安慰我的猶太弟兄們。倘若我今天生活在一個共産主義國家，某些基督教信仰所珍視的原則遭踐踏，我相信我會公開提倡拒絶遵守某些反宗教的法律。…
我們這一代人一定會爲壞人的惡語劣行，同時也爲好人令人吃驚的沉默感到悔恨。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無法依靠歷史車輪的必然滾動來實現進步。人類進步必須通過主動與上帝合作的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堅持不懈的工作得以實現。沒有這種艱苦的工作，時間本身就要成爲社會惰性力量的同謀。…
你們把我們在伯明翰的抗議活動稱爲極端行動。起初我對此很失望，因為我的教會同仁竟把我的非暴力鬥爭視作極端主義者行爲。後來我考慮到實際情況是，我恰恰站在黑人社會兩股對立的力量中間。我們有一類黑人因長期受壓迫已完全失去自尊自重之心，適應了種族隔離；他們是爲數不多的中產階級，因享有某種學術上和經濟上的保障，又在現狀中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們已不自覺地對種族困苦變得麻木不仁。另一股勢力飽嘗辛酸，充滿仇恨，再向前跨出一步便會促成暴力行動。這股勢力體現在全國層出不窮的各種黑人民族主義團體。由於對種族歧視繼續存在的沮喪失望，這群對美國失去信心的人徹底否定白人的基督教，並且認定白人是不可救藥的”魔鬼” 。
我儘力站在這兩股力量中間。我們既不必跟隨滿足現狀派的”無所作爲主義”，也不必仿效黑人民族主義者的仇恨和絶望。有一更好途徑，是以博愛和非暴力抗議爲手段。我感謝上帝，藉著黑人教會，非暴力成為我們抗爭不可分割的部分。若不是這非暴力哲學，此刻南方許多街道肯定早已血流成河。而且我更確信，如果我們的白人弟兄把我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斥責爲”暴民煽動”和”外來煽動”，並拒絶支持我們的非暴力抗爭，那麼數以百計的沮喪絶望黑人只能投身從民族主義思想，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出恐怖的種族對抗惡果。
被壓迫人民不堪永遠受壓迫，爭取自由的渴望終將彰顯。這就是現在的美國黑人，內心有聲音提醒他們，自由的權利是天賦的；世上也給他們看到，自己能夠爭取得到這權利。……
然而當我繼續思考這問題時，卻漸漸爲自己被看作極端主義者而略感欣慰。難道耶穌不正是一個博愛的極端主義者嗎？他說“愛你的敵人，祝福詛咒你的人，爲虐待你的人祈禱”。難道先知阿摩司不是爭取公平的極端主義者？ 他說“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難道保羅不是傳播耶穌基督福音的極端主義者？他說“我在身體上帶著耶穌的印記”。難道林肯總統不是極端主義者？他說“這個國家不能在一半奴隷、一半自由人的狀況中生存下去”。難道托傑斐遜總統不是極端主義者？他說 “我們認爲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所以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要做極端主義者，而在於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極端主義者。我們要服事仇恨，還是要服事博愛？我們要爲保存不公平而奮鬥，抑或是爲爭取公平的正義事業奮鬥？…
我周遊了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和南方其它各州。在炎熱的夏日和秋高氣爽的早晨，我看著一座座尖塔直插雲霄、外觀壯麗的教堂，注意到南方教會在營造大批宗教教育的場所方面不惜工本。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暗自發問：“誰在這裡做禮拜？誰是他們的上帝？當州長們大談干預，拒絶執行國會的平權法令時，當他們公然號召抵擋並煽動仇恨時，教會的聲音到哪兒去了？…
當代教會常常只是發出微弱、無效、搖擺不定的聲音，它常常是維護現狀的主要支持者。這裡的一般地方權力機構不但不擔心教會的存在，而且因著教會的緘默，甚至常常對種族問題表示認可現狀，甚感安慰。
但上帝對教會的審判從未像現在這樣嚴厲。當今的教會若不能重新找到初期教會那自我犧牲的精神，就將失去它在民眾心裡的權威光環，失去千百萬人對它的忠誠信賴，被當作20世紀毫無意義、無關宏旨的社會團體。…我感謝上帝，因爲基督宗教組織中已有一些高尚的人從束縛手腳、令人癱瘓的鎖鏈中掙脫出來，積極加入了我們爲自由而鬥爭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失去了教會的支持，和我一同進了監獄…
他們的信念是：正義即使被擊敗也比取勝的邪惡強大。如果說這黑人族群是塊麵糰，這些人便是發酵劑。他們的見證已成爲屬靈的鹽，在這動盪不安的時刻保存福音的意義。他們在失望的黑暗山洞中鑿通了一條希望的隧道。……但即便教會不來援助正義，我對未來也不絶望。即使我們的目前的動機被誤解，我對伯明翰鬥爭的結果也不感到擔憂。我們必在伯明翰和全美國達到自由的目標，因爲美國的目標是自由。雖然我們可能受辱駡和嘲笑，我們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我希望這封信能堅定你們的信念。我也希望自己很快有機會與你們每一位會面，不是以一個牧師和基督徒兄弟的身份，而是作爲一名主張取消種族隔離的人或一名民權領袖。讓我們期盼種族偏見的烏雲很快消散，使誤解的濃霧從我們擔驚受怕的社區消散；讓我們期盼在不遠的明天，博愛和兄弟情誼的燦爛星辰以美麗的光華照亮我們偉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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