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歷史功過

中國把基辛格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國媒體既報導了他的成就，也報導了他的罪過。本文內容取自《外交事務》雜誌上週發表的評論文章：Judging Henry Kissinger。

人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價亨利·基辛格的道德和政治才能？小Joseph S. Nye曾是基辛格的學生，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同事，一直努力想回答這個問題。

2012年4月，Nye博士在哈佛大學幫忙組織了一場公眾採訪，請基辛格回顧他擔任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國務卿期間，問他是否對某些做法有所後悔。 起初他說「不」，不過後來轉念，說希望自己在中東能更加活躍，而沒有提及柬埔寨、智利、巴基斯坦或越南。當時大廳後面有一人抗議。對他高喊「戰犯」！

基辛格是一位複雜的思想家。他與其他戰後歐洲移民一樣，批評二戰前美國外交政策天真的理想主義。但基辛格還是講道德的，他對觀眾說「你不能只看權力」，「國家總是代表一種正義的理念」。他曾在文章中指出，世界秩序靠勢力與合法性的平衡。

正如他曾對助手Winston Lord(1985-89年任駐華大使)所說，政治家最需要的品質是「品格和勇氣」，因為真正艱難的決定是51-49，所以領導人必須擁有「道德力量」來做決定，勇氣讓人能夠「獨行一段路」。就越南而言，基辛格相信他有責任結束越戰，但表示自己沒有權力以「損害美國捍衛盟友和自由大業能力」的方式結束這場戰爭。

在國際關係中評論道德是困難的，基辛格留下的業績尤其複雜。在他長期的政府任期內，他取得了許多巨大的成功，包括在中國、蘇聯和中東問題上的成功。但基辛格也有重大失敗，包括結束越戰的方式。網路上對他的評價主要還是正面的--在一個被核戰幽靈籠罩的世界裡，他的決定使國際秩序比較穩定和安全。

對於搞外交的人來說，判斷全球政治領域的道德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真正的無道德主義者只會迴避它，例如一位法國外交官曾說，道德在國際關係中毫無意義，所以只要根據法國利益來決定一切就好。然而，拒絕考慮所有其它國家的利益，這本身就是個深刻的道德決定。

世界政治本質上有三種不同的精神地圖，每一種都以不同方式影響國家的行動。第一種是現實主義，接受一些道德義務，但認為這些義務受到嚴酷現實的限制。對這些思想家來說，謹慎穩重是首要美德。另一種是世界大公主義，認為國家之間應該平等對待所有人類，邊境無關緊要，相信政府對外國人負有重要道德義務。

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第三種是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有責任在決策中考慮道德，但世界分為社區和國家。儘管各國之上沒有一個至高的政府，自由主義思想家認為有國際秩序--足夠的基本實踐和制度(例如權力平衡、行為規範要求、國際協商和組織)，可以建立一個框架，讓各國能夠做出有意義的道德選擇。大多數國家持這種自由主義理念。

現實主義是大多數國家領導人使用的預設立場。鑑於世界是主權國家組成，這很明智，因為現實主義是最好的起點。問題在於許多現實主義者止步不前，沒有意識到世界大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對於考慮如何制定外交政策有用。領導人不應武斷地拒絕人權和國際架構，他們必須先弄清楚自己的國家需要甚麼程度的安全，然後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其它的價值觀(例如福利、身分或外國人的權利)。

大多數外交政策決定並不涉及生存問題。而是涉及是否向獨裁盟友出售武器，或是否批評另一個國家的人權行為之類的問題。這些政策關乎是否接納難民、如何貿易、以及如何應對氣候變遷等問題的爭辯。

鐵桿的現實主義領導人最終會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對待所有決定，定義非常狹隘。他們願意做出許多缺德的選擇來保證國家安全。比如1940年，法國向納粹投降後，英國首相邱吉爾襲擊了阿爾及利亞海岸的法國海軍艦艇，殺死了幾千名中立的水手，以防止艦隊落入德國手中。又比如1945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日本投放原子彈，造成超過10萬平民死亡。

現實主義領導人迴避嚴峻的道德問題，然而他們有義務評估情況，看能否可以遵循其它重要的價值觀而不真正危及國家安全。他們可能需要做出不道德的選擇，以防止可能的巨大災難，然而人們希望他們做出「環境允許的最佳道德選擇」。

確實，謹慎穩重規則很容易被濫用，領導人會聲稱採取可怕行動的必要性，來保護國家等等，而其實他們有迴旋餘地。不要簡單地相信，而應根據他們的目的、手段和後果來判斷。為此，汲取智慧的次序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世界大公主義。

在國內社會追求公義與在國際上追求公義不同。自由社會有超越國界的義務，價值觀包括互助和尊重確保基本人權，然而世界是多元的，各國的人應該盡可能自己決定事務。一名國家領導人可能認定本國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但推廣普及一組價值觀能夠成功還要評估，無法強求。

當一個國家領導人決定使用武力時，可以採用傳統的「正義戰爭」標準來衡量道德--不可過度、不可攻擊平民、尊重俘虜人權等等。這些標準源自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世界大公主義見解的融合，Nye博士稱為「自由的寫實主義」。

按這些標準，基辛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開放中國、與蘇聯緩和關係、管理中東危機，這一切都讓世界變得比較安全。例如在中國問題上，基辛格和尼克森有遠見且大膽地引導世界政治擺脫冷戰兩極格局，將北京重新融入國際體系。他們不得不忽視毛澤東專制極權政治的醜惡本質。

在處理與莫斯科關係上也類似，為緩和外交關係和控制軍備，基辛格只好接受另一個極權政體的合法性，並且在推動蘇聯允許猶太人移民方面顯得慢吞吞。儘管如此，基辛格的立場幫助降低了核戰的風險，為蘇聯本身逐漸被(西方價值觀)侵蝕創造了條件。這裡，道德收益再次超過成本，最終儘管發生了水門醜聞，他還是設法緩解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

但基辛格道德政治的失敗包括1969-1970年間轟炸柬埔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巴基斯坦在1971年印巴戰爭中的暴行；以及支持1973年智利的政變。先說智利，美國政府並沒有煽動並扶植軍事獨裁者推翻民選總統，但基辛格明確表示華盛頓不反對。他的支持者說前政權是左翼，可能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華盛頓只好支持軍政府。但在智利的右翼/左翼對當時的美國民主陣營並不是至關重要，而左翼政府威脅也不足以成為被推翻的理由。

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戰爭，基辛格和尼克松沒有譴責巴基斯坦總統在孟加拉的鎮壓和流血事件，那場鎮壓流血導致至少30萬孟加拉人死亡，並引起大批難民湧入印度。基辛格辯稱他需要保持沉默，以確保巴基斯坦總統能幫助他與中國建交。

1970年轟炸柬埔寨本想摧毀越共的滲透路線，但最終不但沒有縮短或結束戰爭，還幫助了搞種族滅絕的紅色高棉奪取柬埔寨，超過150萬人死亡。對於一個宣稱捍衛自由重要的人來說，以上是他的三個失敗。

然後說說越戰。基辛格說若不是水門事件和國會決定撤回美國介入，他這些政策決定本來可以拯救自由社會的南越，但這是對複雜歷史的自私描述。 基辛格和尼克松原本試圖讓蘇聯向北越施壓，要求停止攻擊南越。但發現這些希望不實際的時候，他們決定藉談判解決。美國和北越最終於1973年1月在巴黎簽署和平協議，允許北韓把軍隊留在南方。基辛格私下承認南越政府不會生存太久，最多再堅持一年半(美軍撤退之後南方政權僅存活了兩年多)。

尼克松和基辛格確實結束了越戰，但他們付出了高昂的道德代價，三年有超過21,000名美國人死亡。而約翰遜任內美國人死了36,756人，肯尼迪任內死了108名美國人。而印度支那共有數百萬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在他們的任期內被殺害。基辛格和尼克松一直努力維護華盛頓的信譽，但付出如此毀滅性的代價現在看是不值的。

道德選擇有時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儘早接受西貢終會潰敗，撤軍沒有拖延，美國的全球實力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但能夠免去許多死亡。

基辛格有時未能履行他的品格和勇氣的道德美德，而且他的一些手段也值得懷疑。但外交政策是個價值觀妥協的世界，就結果而言，或許我們可以說，他的成功超過了他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