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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出現公信力問題，首席大法官Roberts也承認
美國的司法獨立遇到挑戰。密西根大學法律教授Leah Litman最近出版一本新書，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問題：大法官們不再堅持憲法，乃靠個人見解來運作。她最近為此
接受記者Michel Martin的訪談。
Martin：您的新書，標題很明確--《LAWLESS: How The Supreme Court Runs on Conservative Grievance, Fringe Theories, and Bad Vibes 》(意思最高法院靠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運作，讓這些變得比按憲法推斷還重要)。首先請問，您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
Litman：好幾個因素讓我知道。首先，我在2011年至2012年擔任最高法院書記官。當時最高法院審理對奧巴馬醫保法案(ACA)的違憲訴訟，以一票之差保護了那項重大法案，無疑影響了我的想法。其次和第三，我作為訴訟律師和教授，密切關注最高法院，與人共同主持了一個關於最高法院動態的播客，六年來每周、每天閱讀這些大法官的意見，還會去會聽他們的口頭辯論。在這些口頭辯論中，他們有時發表精心粉飾過的意見。
M：如果大家還記得保守派的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裁決意見常常在中間搖擺，決定判決結果。您是否相信，因為他的搖擺不定，所以能夠公平地權衡雙方的證據？
L：說Kennedy大法官搖擺裁決很恰當，因為他並不總是與共和黨大法官，或與民主黨大法官站在同一陣線。不過他對競選資金、第一修正案、LGBT平等權利等一系列案件議題，都抱持非常堅定的觀點--那個時代已過，在目前黨派分化的時代，大法官的觀點與任命他們的政黨一致的比較多。
M：您認為現在的最高法庭有任何人所扮演的角色與Kennedy大法官相似嗎？
L：我認為沒有。這不是說我認為所有大法官都在做一些不正當或不適當的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雖然會在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共同投票，但他們並不習慣這樣做決定，例如像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那樣，讓人們比較難以參與民主，或(用誤導性省略號)來廢除《選舉權法案》的關鍵部分。
M：為什麼您說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讓我們先談不良情緒，在關於LGBTQ平等的那一章中，您說「法院大法官們的推理往往是基於直覺和黨派偏見，而不是法律依據」，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L：我用Vibes，只是想與法律形成鮮明對比，意思他們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政治觀點或政黨的時代精神來裁決的。舉例，在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受憲法保護的判例中，Alito和三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合撰一份異議書，說承認同性/異性婚姻平等的判決會促使持有傳統婚姻觀的宗教和社會保守派受邊緣化對待，甚至好像過去對同性戀者和少數族裔那麼嚴重殘酷。這是一種相當扭曲的世界觀，反映出情感而非現實。
M：您能夠舉例說明，哪些邊緣理論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太多影響？
L：我可以舉「單邊行政理論」為例。這個理念由雷根政府推行，主張總統擁有全部行政權力，甚至他必須有能力控制和監督聯邦行政部門的每個人。最近共和黨任命的幾名大法官，根據這一理念允許川普違反聯邦法律解僱員工，像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專員，以及和功績服務保護委員會的委員。這個理論擴大總統權力太多，以至於總統現在能夠採取違法行動。
M：那麼保守派的不滿呢？保守派，通常被理解為傾向於支持有限的政府而非擴張政府，傾向於主張對個人自由干涉最少，而非某種比較極端的觀點。您用「不滿」這個詞，請解釋，保守派的不滿和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有什麼區別？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L：我同意，一般我們講保守主義，指的是支持小政府，而不是侵犯各種人的權利。而現在這個最高法院，我認為不符合一般的保守派描述--他們願意對法律做出相當迅速和重大的改變。所謂保守派的不滿，指的是：現在共和黨選民、社會和宗教保守派、共和黨政治精英，都認為自己受害了，被施加了壓力。他們感到遵守民權法是被迫的，歧視那些性別角色/表達少數的人受到禁止就是受害等等。我認為這些不滿情緒是他們想要改變當今法律的一大動力。
M：今年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結局出人意料。上週最高法院拒絕批准俄克拉荷馬州動用公共資金開設一間天主教特許學校，該校計劃在其課程的各方面啟用宗教教義。我們不知道作為天主教徒的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是否贊成，但她幸虧迴避了，以至於此案以4比4持平，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您怎樣看這個裁決？
L：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願意考慮把憲法解釋成不再禁止各州開辦公立的宗教學校，這絕對讓人震驚。因為憲法有個政教分離的原則，本意就是禁止政府確立某個宗教，禁止政府將某個教義奉為真理。而四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卻認為，「政教分離條款」是對那些希望開辦公立宗教學校的保守派人士的一種歧視。這是保守派怨恨心態蠶食美國法律的一個絕佳例子。還有許多正在審理的其它案件也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估計這問題在未來幾年內還會回到最高法院。
M：您在書中寫了把最高法院視為憲法中立的危險性：「最高法院權力極大，但人們不知道，這兩個因素結合，就很危險」。為什麼危險？
L：因為人們沒有關注最高法院的作為，以致他們誤解了誰應該為政府的各種決定負責。例如，如果你看看最近的民意調查，有些選民以為拜登總統應該為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裁決負責，因為那件事發生在他執政期間。還有的選民沒有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是因為拜登沒有兌現他所承諾的減免學生債務。但他嘗試了，是最高法院的六名共和黨大法官阻止了他。我認為人們對政府的了解越多，就越清楚該追究誰的責任，以及在不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
M：有人可能會問，這種情況一直是這樣？或是近年來才變成這樣的？這些大法官，每個人都來自特定的背景，他們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採納了一定的信念。
L：我認為法院一向都有政治傾向，大法官的生活經驗和世界觀很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決。法院對政府的本質和運作影響很大，但我認為法院已經變得黨派化，這並非它一直以來的所做所為。也就是說，大法官們在其判決中難免反映自己的某種意識形態或世界觀，但如今他們在黨派劃分上的分歧程度不同了--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做一件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做另一件事。此外，他們現在所做的判決迎合並得到日益狹窄的社會群體支持。
M：請詳細解釋一下。我們現在僅看黨派之爭嗎？既然這個國家的政治如此黨派化，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更大？
L：我們可能都有黨派偏見。但我所以認為大法官的裁決與黨派偏見有關，是因為那些觀點寫在共和黨的政綱裡，有共和黨政治菁英的支持。所以，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中承諾，要任命能夠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判例、以及能推翻同性婚姻平權判例的大法官。當有些共和黨國會代表試圖提出立法，限制政治捐款，他們的國會領袖就反對，因為很多共和黨代表的權力和席位得益於這些捐款。我認為這些都是共和黨人逐漸接受的觀點，結果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突然發現憲法裡有這些觀點，或者他們可以這樣解釋憲法。
M：我們還看到，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看，許多這類決定都充斥著權力博弈。推翻聯邦墮胎合法性的判例極不受歡迎，即使在保守勢力很大的州，選民一有機會就此議題投票，他們一定表示支持擴大或維持墮胎權利。大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大法官在乎嗎？
L：我認為他們不在乎。保守派法律運動創立了一套體制，讓這些大法官能夠做出那些普遍不受歡迎的裁決，所以他們還是得到了一些肯定，但我認為這也說明最高法院已經遠離了人民和我們的民主機制。隨著參議院的代表性下降(各州無論人口都有兩名代表)，總統可能在沒有贏得普選的情況下獲得總統職位；隨著選區劃分的不公，眾議院的代表性也下降了。最高法院不關注公眾輿論，是因為那些本來可以制衡最高法院的體制本身對公眾輿論的反應就不太積極。
M：這裡面是否有甚麼名堂？Mitch McConnell作共和黨參議院領袖很久，他爭辯說「選舉是有後果的」。如果保守派成功把任命大法官變成一個投票議題，那麼自由派沒有選擇這麼做，至少沒有那麼成功。對此您有甚麼看法？
L：兩條。首先，我確實認為民主黨和進步人士需要比較好地將最高法院融入自己的政治生活，讓左翼選民像右翼選民一樣，比較關心最高法院的構成。其次，如果說選舉會產生後果，那麼所有的選舉都一樣。我若沒記錯，Scalia大法官於2016年去世時，奧巴馬總統仍然在任，因此他有權提名替代的大法官，但McConnell阻撓了--他似乎只認為某些選舉會產生後果。
M：有人會說，您之所以寫下這本嚴厲譴責最高法院運作方式的書，是因為您不同意他們的判決--如果您同意他們的判決，那麼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您說呢？
L：我想我能指出書中一些大法官的例子，為達成他們所做的裁決而耍了相當的花招。一個例子：2013年Shelby郡訴Holder案，最高法院廢除了1965年《選舉權法案》。怎樣廢除的呢？刪除一個重要的反歧視條款！那個條款要求某些種族歧視嚴重的州在修改投票政策之前，必須通過聯邦政府的預先審查批准。Roberts大法官寫多數派裁決意見時加插了一個省略號--他好像在依據一個先例案件，但那個案件所說的與他所稱的截然相反。他說《選舉權法案》違反了平等主權原則，其實不違反。如果讀完整的引文，就知道那個原則並不適用於批准一個州加入聯邦以外的情況。所以，Robert大法官扭曲一個理論，把國會對各州的規定變成各州加入聯邦後對國會的限制。
M：我們越來越發現，很多保守派法學家就一些案件提出了反對意見，尤其是在總統權力問題上。這很有趣，因為許多人直言不諱，表達出他們對最高法院如此支持總統的極端權力很擔憂。這種情況您認為會如何發展？
L：我擔心這些人會被當作掛名的共和黨人(RINOS)而遭到冷遇。最高法院最近有機會削減他們的總統刑事豁免權決定，控制總統權力的擴張。當川普求法院請求允許他違法解僱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和另一位聯邦專員時。最高法院做了什麼？加倍強調「單邊行政理論」，還聲稱川普可以先發制人地推翻國會先前所維護的獨立機構。他們似乎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受到因賦予川普總統權力擴張而面臨的批評的影響。
M：在川普政治權力崛起的過程中，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他如何顛覆了一批面向公眾的思想家，尤其是保守派--他們紛紛辭職，聲稱「無法在川普黨內繼續運作」。有些終生保守的人撰寫文章和新聞通訊，發表在Substack這樣的平台上，目標是呼籲人們關注這個體系的弊端。您作為Kennedy大法官的書記官，您要怎樣？您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否已被這個時代改變？
L：我改變了自我表達；增加了讓別人聽到我聲音的義務感；也比較願意公開地批評。毫無疑問，我所寫的東西可能會讓我無法擔任有些職位，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分享這些意見。我認為這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們的體制架構，以及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更大的問題，例如最高法院自行選擇案件的權力。看到法庭誤入歧途，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越來越大，讓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事物現狀，以及我們可能必須做出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