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川普上台時，誰都不知道民主制度這麼脆弱。到2021年1月，在少數政客的支持下，國會發生的暴亂差一點得逞，就是防止權力的和平移交。
國外的情況也沒好多少，成熟的民主國家和新生的民主國家都有民粹主義政黨得到勢力，帶著排外心理的群眾把鐵腕人物選上台，有不介意違反民主原則的立法出現。世界上的專制國家似乎有了新的底氣。
我們看到俄國藉著選舉干預、虛假信息宣傳，藉著軍事組織瓦格納集團，在國內打壓異議，在國外鼓勵威權主義。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國內監控得更嚴，在國外更加自信，剝奪了香港的自治權，利用其龐大的雙邊金融投資為槓桿，來確保中國在國際機構中得到支持。去年2月，習近平主席和俄國普京總統宣佈了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聲稱這種關係「沒有止境」。
但威權主義在2022年初可能已经到了最高潮。由於烏克蘭人民堅定不移的決心和勇氣，普京統治烏克蘭的野心慘遭失敗。他的戰略目標一個又一個失敗，而烏克蘭自由人民成功地動員起來、在反侵略戰鬥中不斷創新和適應。
俄國戰鬥表現這麼差的原因很多，但有幾個帶著威權主義的特徵。俄軍內部出現了士兵在黑市上出售燃料和武器的現象；俄軍指揮官拿士兵生命危險不當回事，他們用欺騙和操縱招聘士兵上前線，而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軍方領導人為避免惹惱上級，對軍隊能力和戰況給出過於樂觀的評估。
俄軍在烏克蘭的可怕行徑使莫斯科空前孤立。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競相與俄羅斯在經濟上脫鉤，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組織。世界各國對俄國和普京的輿論一落千丈。俄國的近鄰國家，他們傳統安全和經濟夥伴，現在都尋求保持中立：拒絕舉辦聯合軍事演習，尋求減少對俄國的經濟依賴，並維護國際制裁。幾十萬人用腳投票離開俄國，但真實數字可能遠超100萬，其中包括幾万名寶貴的高科技工作人員。
北京的中央集權模式也顯出缺點。新冠流行頭兩年，中國高級官員聲稱他們的封城鎖戶防疫顯出體制的優越性，而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在處理病毒流行方面都犯了錯誤。然而人們看到，防疫失策的民主國家領導人能夠因著選民不滿而下台，北京卻落到向世衛組織隱瞞真實數據，拒絕與其它國家合作開發疫苗，清零封控搞到很晚，嚴重損害經濟活動的尷尬地步。
2020年以來，各國公眾對民粹主義政黨領導人，對反多元主義態度的支持顯著下降，部分原因是民粹主義領導人對流行病處理不當。劍橋大學研究人員分析27個國家/地區對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支持率，發現在2020年中期到2022年底之間平均下降了10%。同時，具有獨裁傾向的傑出領導人紛紛落選。事實上，美國的民主還是有彈性的：國會通過了重要的選舉改革，並對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圖謀進行了強大的公開調查。
獨裁者現在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和世界各國聯手保護和加強國內外民主，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腐敗等挑戰。川普下台之後，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有機會重振勢頭，但我們必須吸取教訓，調整戰略。
在過去的30年中，倡導民主的人關注捍衛權利和自由，卻忽視了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困難和痛苦。我們也未能應對與新技術有關的風險，包括專制政府已經學會利用監視技術。現在是聯合起來的時候了，支持全球的自由民主事業，解決民粹主義者對經濟的不滿，消除電子威權主義等等現代挑戰。
1982年里根總統曾說「民主不是脆弱的花朵，然而需要修煉」。從那時起，促進國外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資助別人的獨立媒體、建立別人的法律秩序、聲援別人的人權、取締裙帶關係和任人為賢、支持公民社會、多元政黨和自由公正的選舉。
美國這類的民主援助從1990年的$1.06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億美元，支持被壓制的鐵幕後民主活動，使他們成為自由歐洲的驕傲、繁榮的成員。在勇敢的抗議者打破蘇聯統治之後，美國幫助新獨立的國家建立了從公共廣播公司和獨立司法機構，類似的舉措幫助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改革者鞏固他們的民主制度。
儘管很難用數字衡量這些援助對民主進程的推動，但多項研究確定了美國和其他捐助國家的積極成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援助提供機構，對建立公民社會、司法和選舉程序、媒體獨立和社會的總體民主化有明確的影響。他們在1990至2003年期間，每$1000萬美元的民主援助都使
全球選舉民主指數躍升7個百分點。
但研究還發現，在9/11恐怖襲擊後的幾年裡，這些積極的影響開始減弱。從2001年到2014年，每$1000萬美元的投資僅增加了1/3個百分點--影響比往年小了很多。
當然還有其它因素也促成民主制度的掙扎：左右兩極分化、嚴重的不平等和廣泛的經濟不滿、公共領域虛假信息的爆炸式增長、政治僵局、中國崛起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以及壓制言論自由和擴大政府權力的電子工具出現。許多挑戰只能國內自行解決，但若想致力於全球民主復興，必須解決自己社會中的反民主勢力，這些勢力利用的是人們對經濟問題的不滿。或許該問的是：我們要不要像專制國家那樣搞電子監控來壓制反民主思想呢？這是個新挑戰。
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是尊重個人尊嚴。但許多民主國家犯下的錯誤，是看重政治自由，但沒有關注腐敗、不平等和有人缺乏經濟機會的問題。早就有推動民主進步的政治人物知道，經濟不平等可能會助長民粹主義領導人和專制政府的崛起，因為無論誰，做出承諾就可能上台。我們需要勞工運動、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建立聯盟，來解決經濟混亂、財富不平等和工資下降這些縱橫交錯的問題。
民意調查顯示，富國和窮國的人們都開始對民主失去信心，擔心年輕人最終會過得比現在更糟，這給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提供了利用不滿的機會 並在各大洲取得政治立足點。看來我們需要搞民主援助--當我們幫助民主領導人為他們的人民提供疫苗、降低通貨膨漲或食品價格、送孩子上學或在自然災害後重新開放市場時，我們展示自由媒體或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的民主帶來希望，讓專制勢力很難利用人們的經濟困難。
現在，在群眾政治抗議成功，或推翻了獨裁統治的社會中，及時的民主援助最為重要。民主是脆弱的，除非改革者能迅速鞏固民主和經濟成果，人們需要看到自己所冒的政治風險產生了實在的好處，不然反民主的統治者--通常在外部獨裁政權的幫助下--可能奪回控制權，逆轉改革並扼殺自由自治的理想。
改革派領導人面臨的任務艱鉅。他們往往繼承了負債累累的預算、被腐敗掏空的經濟。贊比亞總統Hakainde Hichilema2021年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在任總統時，發現國家積累了$300多億美元的債務無法償還，幾乎是該國GDP的一倍半，新建的基礎設施都無法收回成本。在摩爾多瓦，倡導反腐敗的Maia Sandu於2020年當選總統，此前的一次腐敗醜聞吞噬了該國GDP的12%。
為了幫助新興的民主國家克服這些障礙，USAID加大支援力度，確定並增加了對多米尼加、馬拉維、馬爾代夫、摩爾多瓦、尼泊爾、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等國家的民主援助。這些國家在致力於民主改革方面更加給力，人人都在努力打擊腐敗、尊重法治、為公民社會創造空間。拜登在USAID設立了一項特別基金，來幫助這些國家在追求改革和鞏固民主成果的過程中實現他們重要的經濟優先事項。
不光是增加援助，美國也幫助這些國家成功自立發展。例如美國政府有一個食品安全計劃「餵養未來」，與各地農業綜合企業、零售商和大學研究實驗室合作，幫助提高農業生產和出口。最近這個計劃擴展到馬拉維和贊比亞。USAID還與電訊商Vodafone合作，將一個移動APP m-mama的覆蓋範圍擴大到坦桑尼亞的所有地區。這個APP是服務孕婦的類似於Uber的網約車，幫助孕婦往返醫療機構，顯著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在摩爾多瓦，人們在推進反腐敗改革，USAID致力於加強該國與歐洲的貿易一體化。在9月份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召集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國家元首，企業高管和私人慈善機構，鼓勵建立新的伙伴關係。
這說明了一個關鍵點：加強民主改革的力量不能僅靠政府。只要有民主開放，相信透明和問責治理重要性，人人都要動員起來，幫助改革派領袖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意味著政府要實施有益的政策改革、降低關稅，或搞高層領導人正式訪問以顯明支持；基金會、慈善機構要提供新的贈款和合作夥伴關係；企業和金融機構要擴大現有投資或探索新的投資，等等。
民主國家需要遵循並尋求促進民主原則--包括人權、反腐敗規章、重視環境和社會弱勢人群的一定保障。與專制政府的做法相反，當我們以公平、透明、包容和參與的方式提供援助時，就展示了民主制度的潛在好處--加強地方機構，僱用當地工人，重視環境保護，公平地提供福利。
在過去四十年裡，北京主要以貸款形式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建設海港、鐵路、機場和電信基礎設施。但這些基建項目很多是開山劈嶺成本高、無法償還風險大因而貸款利率很高的項目，從長遠看很可能會因無法償還而需要出賣其它的國家利益。中國提供融資大多是用不透明協議提供的，負債累累的窮國借款人試圖重組中國債務很困難，因為中國的貸方很少同意降低利率或本金。
由於幾乎沒有公眾監督，北京的貸款經常被挪用以謀取個人或政治利益。《發展經濟學雜誌》2019年發表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對非洲國家的貸款每當選舉臨近就增加，而且資金不成比例地流向政治領導人的家鄉。這些貸款避開當地的勞工和環保規章，幫助中國政府獲得自然資源和戰略資產。
民主捐助國和私營企業必須增加投資，提升經濟和倡導社會包容性並加強民主章程，才能取得比較公平的結果和比較強勁的發展績效。美國打算與七國集團一道，在2027年之前動員$6000億美元的私人和公共投資，建設全球基礎設施。最重要的是促進夥伴國家需求，尊重國際標準，為清潔能源項目和氣候適應性基礎設施提供資金，為金屬和重要礦物開採提供資金；將較多的利潤分配給當地和原住民團體；擴大婦女保健和弱勢群體的清潔用水和衛生服務；擴大安全開放的5G和6G電子網絡，使各國不必單單依賴中國建設的網絡--受到屏蔽和監控。
大多數民主國家都還不夠重視電子技術作為專制政府工具的潛在危險。這些工具為專制政府服務，為種族國家主義運動服務發揮了巨大作用，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專制政權使用監視系統和面部識別軟件來跟踪和監視批評者、記者和其他公民社會成員，目的是鎮壓他們的抗議活動。這項技術出口到國外，至少80個國家得到了這種監控技術。
部分問題在於反映民主價值觀的法律沒有嵌入技術設計和全球開發的框架。即使在民主國家，程序員也並不常思考職業道德，為強大的技術制定界限。
拜登上任時認識到技術將在塑造未來方面的重要作用，與其它60個政府合作發布了《互聯網的未來宣言》，其中概述了對電子技術的共同積極願景，以及人工智能權利法案的藍圖，要讓人工智能的使用能夠符合民主原則和公民自由。2023年1月，美國是自由在線聯盟(FOC)主席，該聯盟由35個國家政府組成，努力促進互聯網自由和打擊濫用電子技術。
為了增強對電子威權主義的抵禦能力，美國正在啟動一項重要的新倡議，幫助夥伴政府和民間社會評估濫用技術對自由公民構成的威脅。美國與澳大利亞、丹麥、挪威等其他合作夥伴發起了一項新舉措，要讓出口管制與人權政策保持協調，並將公然違規者列入黑名單。比如Positive Technologies和NSO Group，這兩家公司都向專制政府出售黑客工具。接下來白宮將敲定一項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政府使用構成安全威脅的外國商用監視軟件(commercial spyware)。
也許電子技術對民主的最大威脅是虛假信息和其他形式的信息操縱。仇恨言論和宣傳不新鮮，但手機和社交媒體平台使虛假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傳播，甚至在世界上偏遠和相對孤立的地區也一樣。根據牛津互聯網研究所的數據，81國的政府利用社交媒體開展惡意活動和傳播虛假信息，有時與莫斯科和北京相呼應。這兩國都花費了大量資金來操縱信息環境，用散佈虛假敘事、淹沒引擎搜索中對他們不利的結果，攻擊和阻撓批評者等手段。
美國可採取的打擊外國影響力和虛假信息的最重要步驟，是幫助合作夥伴增加媒體知識，與公眾進行及時有效溝通，並預先教他們常見的思想操控手段，來防止虛假信息傳播。比如在印尼，USAID與當地合作夥伴合作開發網上課程和遊戲，幫助新的社交媒體用戶識別虛假信息並減少對誤導性帖子和文章的分享。
美國還幫助烏克蘭打擊俄國宣傳和虛假信息。USAID幾十年來一直努力改善烏克蘭的媒體環境，鼓勵改革以允許更多人能夠獲取公共信息，支持地方媒體，包括Suspilne公共廣播電台。自從2014年俄國首次入侵烏克蘭，USAID的工作範圍就擴大到幫助當地記者製作可以深入俄軍佔領區的俄語節目，在油管頻道與烏克蘭人坦誠對話俄國後方生活啦，製作喜劇節目Newspalm，幽默戳穿普京謊言啦，還用小視頻、社交媒體帖子去挖苦俄軍的宣傳漏洞。
雖然有這些成功，全球反電子威權主義的鬥爭仍面臨很多挑戰，必須應對記者、選舉監督員、反腐敗人士面臨的新困難。美國受到活動家、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啟發，2021年公佈了幾項「總統民主復興」倡議，支持新聞業。比如記者除了面臨恐嚇，他們工作的一個主要障礙之一是面臨無謂的訴訟，所以USAID設立一個Reporters Shield保險基金，還幫傳統媒體組織開發收入來源、降低業務成本，使獨立新聞機構在經濟壓力下不至於破產。
美國還與同盟國合作，支持世界各地的自由和公平選舉。獨裁者現在會花好幾年時間操控和壓制選民，和政府內外支持民主的力量共同組成選舉誠信聯盟(Coalition for Securing Election Integrity)，為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建立一套規範很重要，還協助確定哪些重要的選舉需要監督。
最後是積極廣泛地打擊腐敗，免得治標不治本。例如2021年底，拜登政府宣布了美國第一個反腐敗戰略，將腐敗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提出應對腐敗的新方法。USAID與合作夥伴政府合作，以發現並根除國際範圍的腐敗。例如在摩爾多瓦，我們鼓勵該國的選舉委員會提高財務透明度，希望外來勢力對選舉的影響無法隱藏。
與此同時，USAID還揭露隱藏非法收益的大規模跨國計劃，讓腐敗行為更難得逞。我們支持法務會計師和調查記者揭露非法交易。隨著腐敗變得更加複雜和全球化，我們正在幫助聯繫包括拉丁美洲在內的跨境調查記者，現在已經揭露了近$3億美元管理不善的公共資金。
民主並沒有衰落，而是受到攻擊--來自內部分裂、種族國家主義和鎮壓力量的攻擊，還有來自外國專制政府和領導人的攻擊，他們試圖藉著破壞選舉、搞腐敗和散佈虛假信息來加強對那些地區權力的操控，從而利用開放社會固有的脆弱性。更糟糕的是，這些獨裁越政府來越多地合作，分享技巧和技術，來鎮壓國內人民和削弱國外民主。
為了抵禦這種協作攻擊，民主國家也必須共同努力。拜登政府將於3月份舉辦第二屆民主峰會，這次是在哥斯達黎加、荷蘭、韓國、美國和贊比亞同時舉行——民主國家要評估自己的努力和提出新的改進方案。
民主倒退多年之後，世界上的威權主義統治者終於開始處於守勢。但要抓住機會讓歷史的鐘擺重回民主治理，我們必須打破民主宣傳與經濟發展工作之間的隔閡，證明民主可以造福人民。我們還必須加倍努力打擊電子監控和虛假信息，同時維護言論自由。我們需要更新傳統的民主援助方式，幫助合作夥伴應對他們的日益複雜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擊退反民主勢力，擴大自由世界。
本文內容取自《外交事務》雜誌文章
How Democracy Can Win一文。作者對拜登的外交成績很是贊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