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nesaw州立大學社會學和刑法系Barbara Harris Combs教授在專家資料網站撰文，評論黑人婦幼遭受槍擊的事件：Shooting of Ralph Yarl Demonstrates the American Fiction of a Colorblind Society，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2023年4月13日在Kansas城，16歲的Ralph Yarl到Northland城區接兩個弟弟回家，他們在朋友家玩耍。可是他走錯了街，在一個錯誤地址拉響門鈴，84歲的白人家主Andrew Lester二話不說就開槍，一粒子彈打中他的前額，另一粒打中胳膊。Yarl沒有死真是神跡了，他只記得在槍響之前聽見「再也別來」的話。
最後Lester受到了指控，一級攻擊和武裝犯罪，兩項都是重罪。他繳納$20萬美元保釋金之後獲釋。如果指控成立，Lester最高可面臨終身徒刑的處罰。當地檢察官說，這一槍擊事件有「種族因素」，但目前尚未對Lester提出仇恨犯罪的指控。
這個案子發生幾週後，6月3日在佛州Ocala發生了另一起鄰里事件，但那起事件以35歲的黑人婦女A.J. Owens死亡而告終。58歲的白人婦女Susan Lorincz對槍擊和過失殺人罪指控拒不認罪。據報導，Owens想要找她談談孩子打架的事，可她在Owens按門鈴之後開槍射殺了她，聲稱是因為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看來美國距離一個能夠做到「色盲」的社會還遠得很。所謂色盲，是指人們說話行事不看對方的膚色。Combs教授曾出版一本書《Bodies out of Place》(不合時宜)，對美國社會中的反黑人現象進行分析推理，其中描述了社會中的種族主義態度，持續不消、常常觸發危機事件的問題。
發生種族問題的方式之一，是社會不停地思考黑人屬於哪裏、甚麼時候和誰在一起，以及他們地位的觀念考量。任何黑人出現在他們不該出現之處都是「不合時宜」，Combs在書中試圖證明，「不合時宜」的後果，輕則是個笑話，重則可以死亡，別搞錯了，無論輕重傷害都會出現。
上面兩個槍擊事件對於我們種族和歸屬感的全國性對話非常重要。它暗示了一個既令人不快又經常被忽視的現實：美國社會中的大多數黑人被迫在日益隔離的空間中穿行。Combs說，當黑人前往、穿越、進入(被認為不屬於他們的)空間時，犯罪的假設籠罩著他們、跟隨著他們，去工作、去上學和去玩耍。為了生存，黑人用一種特別的美善和危險意識來運作。對於黑人婦女來說，社會學家Patricia Hill Collins稱這種意識是一種對「內心的局外人」地位的認識。
那些在家裡向黑人開槍的白人都說他們是嚇壞了，以為強盜來了，是想要自衛。但強盜一般都不會拉門鈴啊，他們到底怕的是甚麼？Yarl在遭到槍擊之前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年輕人。Meara Mitchell是一位教了他好幾年的教師，描述他為「鎮靜剛強」。現在，他常常頭疼，還有其它的精神症狀，但他仍然希望能夠完成學業。他說：「我要繼續做所有我喜歡做的事，盡自己所能地生活，不讓這件事再困擾我。」
說槍擊事件不會困擾Yarl是很難相信的。顯然他決心，至少在公開場合，不讓這件事奪走他的快樂。正如美國非裔歷史文化博物館Elaine Nichols所寫的一句話：「黑人喜樂現在是、而且一直是(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行為。」通常，只有那些也經歷過巨大痛苦的人才可能感受到巨大的快樂。
種族主義是一個連續的歷史。美國社會學協會有一份《美國的種族和種族主義》指南，其中描述了種族主義如何在社會結構和個人層面上運作：人們通常對誰屬於哪些空間抱有一定預期望。正如社會學家Nirmal Puwar的研究所表明，物理空間有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劃分。
他在《空間進犯侵者：種族、性別和不合時宜的人物》一書中，恰當地描述了女性和少數族裔如何被視為「空間進犯者」，而白人男性則被視為擁有那些空間。
有些人將Yarl的槍擊事件叫做「走錯門」案件，Combs教授認為這麼說是輕描淡寫了某種基本事實。Yarl的姨媽Faith Spoonmore指出，他是「在自己所居住的社區被人開槍」的。Kansas城的居民Michele L. Watley說，那城是個「美麗微笑面紗下...掩蓋著所有各種微侵犯和瘋狂事情」的地方。
社會學家Eduardo Bonilla-Silva指出，色盲處理是「平權運動之後的主要種族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型態認為種族對於人們的生活機會不再重要，然而正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所說的，「認為種族在法律上無關緊要，並不意味著在生活實際中也是如此。」--她這句話是在「公平招生」組織訴北卡大學一案的裁決反對意見中寫的。
你問問上訴兩位槍擊受害者家屬就知道了，對種族問題的色盲處理不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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