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並非基督教國家

本文內容取自英國基督徒Duncan Pile在Patheos信仰論壇上寫的一篇文章，他主要是談論歷史，供你參考。

很多人都在談論美國(曾)是個基督教國家，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開國元勳都是基督徒嗎？不是。

James Madison是第四屆美國總統，起草美國憲法的開國元勳之一。他在1803年寫信，反對使用政府土地建造教堂：「政教分離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永遠離開那片幾個世紀以來衝突不止的血淋淋歐洲大地。」

Madison認為這是共和國核心共識的一部分。他認為在歐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已經互相殘殺了幾個世紀，都想利用政府權力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於人，而美國是做一次勇敢而獨特的嘗試，目的是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國家。

Pile一直欽佩那些美國開國元勳的遠見，並且覺得現代的基督教(白人)國家主義者是背叛了那些開國元勳的期望。第三屆美國總統Thomas Jefferson當時也有不少話評論政教分離，他有一封信寫給Danbury浸信教會，認為「全體美國人民宣布立法，不建樹或限制任何宗教信仰」很好，保證了所有人的自由。

Jefferson是一位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者，認為所有生活領域，包括宗教，都應該以理性治理。或許他一生中最激烈的鬥爭，就是解決維吉尼亞州的宗教衝突，最終導致1786年《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的通過。

Jefferson 1821年出版的自傳中記著，在獨立戰爭之前，維吉尼亞正式承認英國國教--一個嚴厲迫害長老會和浸信會的宗派。這讓Jefferson極其揪心，他為此做了長期的艱苦鬥爭，通過《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是他的三大成就之一(另外兩項是簽署《獨立宣言》和成立維吉尼亞大學)，要求刻在所有紀念他的碑上。

《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最初叫作第82號法案，是Madison倡導的，而Jefferson在巴黎以美國政府官員身份任職，焦急地等著結果。這項重要法案的文本中有：

「Almighty God hath created the mind free, that all attempts to influence it by temporal punishments, or burthens, or by civil incapacitations, tend only to beget habits of hypocrisy and meanness, and are a departure from the plan of the holy author of our religion, who being lord both of body and mind, yet chose not to propagate it by coercions on either, as was in his Almighty power to do.」意思是上帝並不強迫我們信某一宗派，政府也不該用政治手段強迫人。

「…that the impious presumption of legislators and rulers,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who, being themselves but fallible and uninspired men, have assumed dominion over the faith of others, setting up their own opinions and modes of thinking as the only true and infallible, and as such endeavoring to impose them on others, hath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false religions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rough all time: That to compel a man to furnish contributions of mon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he disbelieves is sinful and tyrannical.」

簡而言之，Jefferson說了兩件事：首先，任何人都不應聲稱自己擁有唯一無誤的信仰，或假設自己的無誤信仰可以凌駕於其它信仰之上。其次，利用稅收來資助某一宗教是專制而有罪的。顯然，美國白人的基督教國家主義觀念明顯偏愛一個宗教過於其它宗教，這藐視了開國元勳最珍視的原則。

下面說說美國的Pledge of Allegiance(效忠誓言)，曾為了政治目的而被更改過。效忠誓言是1892年8月由社會主義者、浸信會牧師Francis Bellamy撰寫的，發表在《青年伴侶》雜誌上，目的是供任何國家的公民使用，而不僅僅是美國的公民。

因此，這一誓言並非針對美國，目的是讓人做一個團結的宣言，無論你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所以，原始版本中連提都沒有提到上帝，旗也沒有提到是哪國的：「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1954年，為了回應當時的「共產主義威脅」(是為某個政治議程而服務)，艾森豪威爾總統鼓勵國會改動效忠誓言，添加「under God」，從而製定了現在美國公民所背誦的誓言：「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大多數美國公民恐怕都不知道這是個比較新的改動，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了這一誓言的團結初衷。因為加了「在上帝之下」就給人一種錯誤印象，以為美國是個擁有共同信仰的基督教國家。這一誤解至今還用來忽略少數族裔、持其它信仰的人、和無神論者。

當年國父們為宗教自由而立法，避免政府支持任何宗派鬥爭。現在，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佔人口32%的多種信仰、不可知論和無神論者。認為宗教自由只屬於基督教世界的想法很瘋狂，因為個人宗教自由的核心是眾人都有自由，而不是強迫任何人接受某派教條。

其實最初的誓言很美，強調無論甚麼信仰和政治派別，大家都可以擁有共和國的團結，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和公正待遇，而不僅是基督徒和資本家才有。美國最初的理想也很美，甚至是非凡的--開國元勳們脫離基督教國家主義和暴力的框架，建立一套能夠使國家繁榮發展的原則。

Duncan認為，當今推動宗教右翼的基督教國家主義視野狹隘，與這個偉大國家最初的碩果相比，好像枯萎的梅干。

關於基督教國家主義，耶穌有甚麼教導？他不贊成使用暴力和威脅，反而要求彼得收起刀劍(馬太26章)；對羅馬政府官員說「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約翰18章)--耶穌的國度不是靠著奪取權力而征服世界。

美國的保守派基督徒以為能靠著立法、政治、甚至暴力來強行推廣他們的信仰(比如胚胎有出生權利)，是不能擴展上帝國度的，反而違背上帝博愛指向所有人的宗旨。

說到底，基督教國家主義不僅冒犯了偉大美利堅的建國原則，也背叛了耶穌的教導。基督教國家主義自身已成為偶像，取代了復活的主。

民選的專制領袖上台

Gábor Scheiring是一位匈牙利的政治經濟學家，又匈牙利議會的議員。他日前在《政客》新聞網(Politico)上撰寫關於美國大選的評論，或許美國人可以從匈牙利學一點經驗。下面是他的文章內容。

許多人以為川普在當了一屆總統後就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可現在他回來了--美國即將第二次被右翼民粹主義者統治。這一次川普的目標是重塑美國政府，增強自己的權力。

Scheiring博士說，川普並不是第一個嘗試藉現代右翼民粹主義東風上台的人，他遵循的是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歐爾班)的劇本。Scheiring經歷過歐爾班的權力攫取，從那時起就一直在研究民粹主義。他覺得自己學到的東西可能對於川普的政治對手有幫助，或許更了解川普如何獲勝，以及他們能夠如何反擊。

他說首先大家要明白，民粹主義對民主的威脅並不是從外部來的。現代的獨裁專制政權大多是藉選舉上台的--也就是說，這些政權是在民主體系內部建立的。歐爾班就是如此成功的，他也激勵了其他獨裁專制者。美國的極端保守派一直都在關注，班農把歐爾班叫作「川普之前的川普」。當選的副總統萬斯也說「我們可以在美國學他」。

歐爾班的奪權程序運行在兩個組件上--暫且稱為硬件和軟件。民粹主義的硬件由被劫持的政府機構組成，而軟件是民粹主義的論點和敘事，來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和同意。拆除硬件需要先擊敗軟件。

擊敗民粹主義的敘事並不容易，因為民粹主義的對立面是精英主義，沒有那麼吸引人。通常下列說法幫助創建民粹主義的敘事：

• 是民間的局外人。打破成文和不成文規範是民粹主義工具箱中的標準表演元素，把民粹主義領導人打造成不受自由開放精英派的尊重、平易近人的局外人形象。川普的局外人的行為，包括在白宮訂購漢堡，以及到麥當勞做服務表演，都是象徵性地與工人階級認同。
• 反精英主義。升級文化戰，以減少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歐爾班通過立法來打擊大學教育工作，萬斯也宣稱大學是毒害年輕一代的「敵人」，還說歐爾班在匈牙利的做法成功應對了左翼對大學的治理。
• 反移民。川普大談反移民，並揚言要驅逐幾百萬「非法」移民。對移民的敵意是極右派最喜歡的話題。民粹主義者說西方是因「自由主義病毒」而衰退，並在全球文明競爭中失敗。這些說法特別有效，引發對歷史上的少數群體和種族(而不僅僅是新移民)的藐視和恐懼。
• 經濟上的本國主義。無論是氣候變遷政策還是自由貿易協定，自由主義和中間派經濟政策頻繁地成為出氣筒。川普喜歡講關稅和貿易戰對付中國，反映出歐爾班那種反對經濟全球化的做法。歐爾班的經濟本國主義政策在匈牙利的影響很有限，但它對於得到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支持至關重要，不然其實是挺失敗的。

經濟本國主義是民粹主義軟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反對極右翼的人經常忽視。西方經濟學家在1990年代將東歐作為新自由主義實驗室，這使大量中下層人民和工人階級疏遠了中左翼政黨，因為他們經常支持這些自由開放的政策。在美國，民主黨也有類似的大幅轉變，倡導跨性人的權利等等，降低了美國勞工階級的支持。

右翼民粹分子的經濟本國主義說詞，頌揚的是財富創造者，而貶損的是福利接受者，這就引起了重視努力工作的工人階級選民共鳴。富豪和億萬富翁和工薪階級都成了勤奮的價值創造者，而不是「懶惰的官僚」和「福利騙子」。

從本質上講，有些說詞帶著種族或本土主義思想內涵，而這些用語包裹了經濟外層，讓許多聽到的人忽略種族歧視的意味，只對經濟訊息做出反應。所以，支持川普的人有一些是種族主義者，但很多人不是，不能貼同一個標籤。實際上，成功的極右分子常常能夠把許多對政府失望的人凝結在一起。

Scheiring博士說，當經濟不滿和文化怨恨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允許獨裁專制者採取一切他說是必要的措施來改變體制硬件。這些過程步驟大多是漸進的，甚至單獨看上去有道理，但是打下基礎讓專制分子和他的政黨能夠永久掌權。Scheiring博士把它們列在這裡：

• 強化總統權力。歐爾班在擔任了一屆總理後，2002年下台，他當即決心在下一次大大加強對權力的控制。川普和他類似，搞了一個臭名昭著的「2025項目」。編寫計劃的傳統基金會主席Kevin Roberts說匈牙利是「保守治國的典範」，他用的藍圖和歐爾班的計劃很類似--消除「行政國家」的自由主義影響並加強總統權力等等。川普提名的一些內閣人士給人看到，他會清除對自己不忠的官員，並試圖控制美聯儲、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等機構。
• 控制聯邦司法部門和影響司法部門的運作。現在共和黨已經基本控制了最高法院，川普任何新任命的官員都會努力鞏固保守派在幾十年內的多數地位。川普也公開說他打算解僱那些拒絕聽從他命令的律師，萬斯甚至提到乾脆不服從司法當局。
• 改變選舉章程。操縱選舉規則和選區邊界以造福執政黨是歐爾班從美國引進的策略。在國會，共和黨人提出了一項影響深遠的立法，可能允許共和黨人在未來的選舉週期中扭轉選舉進程，使其對自己有利。
• 控制媒體。歐爾班靠集中宣傳、市場壓力和忠誠的億萬富翁，鞏固了對媒體的控制。在美國，除了默多克的強大宣傳帝國之外，最近也看到友好大亨們對媒體的影響力。Musk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他利用推特轉型的X來支持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現在要從與川普的關係中獲益。這和歐爾班與他本國億萬富翁建立強大聯盟一樣，相互保護和支持。川普還計劃減稅、放鬆商務監管和擴大能源生產等等。
• 牢牢控制政黨。正如歐爾班用忠誠的局外人取代主流領導人，川普接管共和黨時也拉攏了茶黨的大部分成員。川普的團隊把主要盟友放在重要競選崗位，任命他的媳婦為全國黨代表大會主席，並驅逐許多建制派工作人員。他目前任命內閣行政職務都不看資歷，也是為了讓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屈服於他的意願。

面對這些正在陸續發生的體制改變，反對專制、提倡民主協商的美國人有甚麼對策嗎？還有一線希望。川普這一屆任期對許多人來說會很痛苦，但民主侵蝕不太可能很快達到匈牙利的水平。這是因為美國的政治體系比較健全，民主黨和民主活動人士還有一個採取行動的窗口。

然而壞消息是，民主協商派對於打擊右翼民粹主義的最佳方式尚未達成共識。歐洲民粹主義的故事提供了什麼見解呢？Scheiring博士列出主要的三種抵抗方式。

第一種是法庭訴訟。如果存在違反憲法原則的事情，司法系統應該是第一道防線。然而這種民選上台的專制政權往往在法律範圍內運作，難以挑戰。迄今為止，歐洲法院對歐爾班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對民粹主義者的訴訟或法律限制也往往適得其反，在民眾眼中提升他們針對體系的局外人形象，正如川普抹黑針對他的刑事案件時所表明的。Scheiring博士認為反對右翼民粹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性的。

第二種抵抗是媒體。爭取媒體的多元化和獨立性特別重要。調查性質的新聞報導有幫助，但它往往好像在勸人相信，我們需要有新聞管道和媒體機構將資訊傳播到由極右新聞來源主導的非大都會地區。如果新右派比自由派更深入地融入社交媒體，持自由主義思想的億萬富翁不應該像在匈牙利的那樣袖手旁觀。我們這些支持民主的人不能任由Elon Musk和幾個出名的媒體人士控制公共輿論。進步派媒體影響人士該入場和發文了，這是一場需要得勝的輿論之戰。

第三種是競選全國各州各都市的各種職位席位。這是反對獨裁專制所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即使在土耳其或匈牙利等強硬的非自由政權體中，自由派的城市也是與公民互動的管道，能夠提供組織資源，並提出新的治理願景。

總而言之，對抗民粹主義權力結構需要先擊敗民粹主義敘事——反民粹主義中心不能輸掉這場戰鬥。匈牙利曾經強大的左翼自由主義菁英消亡，現在完全被右翼壓倒，這應該成為一個嚴厲的警告，把我們引到最重要的課題：民主黨內部調整。

為了贏得反獨裁專制的鬥爭，Scheiring博士說，最重要的是民主黨必須與工人階級重新建立聯繫，以維護自由制度。單靠受過教育的溫和郊區居民是不夠獲得選舉多數的。具體要做的，

首先，這意味著建立新的並加強現有的地方組織結構，特別是工會。動員激發基層活力至關重要，然而，不能只注意號召目前的工會，乃要動員其他的一般公民。匈牙利社會最受動員的部分往往關注媒體自由或民主，但一般公民的首要關注點是在選舉之外，必須關注他們認為重要的議題--生活、醫療、教育費用等等。

其次，政黨融資應從企業菁英轉向小額捐贈。美國民主黨已經擁有強大的小額捐款者基礎，但它需要成長。防止民主黨被菁英奪取，也推動民眾所要求的改革--資本家往往反對這些改革。民主黨若能擺脫菁英的束縛，才能夠談論重要的改革大事，諸如中產階級衰落或不平等問題。

第三，致力於左翼民粹的經濟政策。諸如打破藥品對醫療系統的束縛、對抗通貨膨脹、提高最低工資等等，是克服美國高低收入鴻溝的關鍵。如果實施得當，左翼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將在搖擺州發揮作用並受到歡迎，甚至右傾選民中也會擁護，將讓民主黨重拾支持基層工人的誠意。

第四，學習象徵性的階級政治。大多數美國人空閒時會去麥當勞而不去歌劇院。民主黨人必須學會擺脫居高臨下知識分子的印象，並學會重視工人階級。民主黨人需要接受平凡，腳踏實地，這會激發你對公義和民主變革的嚮往。

匈牙利的重要教訓：你無法藉著談論民主來捍衛民主，而要藉著保護人民來捍衛民主--只有為人民服務的民主才是可持續的。

飲用水中的化學物質

根據NBC新聞網的報導，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民用自來水中含有一種以前未鑑定出來的化學副產品。一些科學家現在擔心並積極調查這種化學物質是否有害。

這種新發現的物質叫作「氯硝酰胺離子」，是用氯胺進行水處理時產生的。氯胺由氯和氨混合而成，通常在市政水處理系統中用來殺死病毒和細菌。研究人員早在40年前就知道這種副產物的存在，但由於分析技術跟不上，直到現在才發現--科學家終於能夠確定這種化學物質的結構。

要想確定氯硝酰胺陰離子是否沒有危險，可能需要幾年時間。研究人員最近在《科學》雜誌上報告了他們的發現，部分原因是為了激發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他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種化合物有危險，但它與其他令人擔憂的化學物質有相似之處，所以值得仔細審查，因為它已被廣泛檢測到。

與其他有毒分子有相似之處，這不是危險嗎？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美國環保署(EPA)的環境工程研究David Wahman說：「我們在7個州10個氯化飲用水系統的40個樣本中找了這種物質，所有樣本中都有它。」

氯胺隨時間而衰減，就產生氯硝酰胺離子--用這種方法處理過的所有飲用水中都可能存在這種物質。一種有著未知風險的副產品能夠如此普遍、長期地逃避研究人員的關注，這件事再次引發了人們對自來水處理所用的化學物質產生質疑--它們不會影響健康嗎？

飲用水用氯胺消毒已有大約一個世紀，美國大約有1.13億居民的自來水經過氯胺處理。現在它一般用於保護水管中的「剩餘水」，即離開淨水處理廠之後幾天的水。

氯胺越來越受比氯到青睞，因為氯也會產生副產品，其中一些與膀胱癌有關，受到EPA的監管。麻州大學Amherst分校土木與環境工程研究教授David Reckhow並未參與這項研究，但他說這項發現是很重要的一步。他認為這些研究發現的最終目標是了解這些物質是否有害，他同意可能有害。

Reckhow教授說，「這是一種非常小的分子，因此可能會進入生物系統和細胞--而它仍然是一種會起反應的分子--這是所你擔心的事情。」

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阿肯色大學副教授Julian Fairey表示，在弄清了如何配製用於實驗室測試的高濃度化學物質之後，這項研究使他們能夠得到結果：「我們仍然不知道它的毒性，但現在，我們可以努力弄清楚它在水系統中相關的毒理。」

過去有些研究表明，飲用水的消毒與某些癌症發病率增加之間存在著關聯，Julian Fairey教授說：「我們不知道那些癌症發病是甚麼原因，也不知道是否由這種化合物引起。」

然而，新發現的物質到底是否有毒的任何結論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出，基於最終結果的監管將需要更久。國家飲用水管理協會執行董事Alan Roberson說：「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一旦找到資金來源，可能需要十年的研究。」

Reckhow教授表示，自來水公司應該開始密切注意正在進行的研究，並儘力減少人們對氯硝酰胺離子的可能接觸。他說：「你對毒性做出了最好的判斷，但你的資訊並不完整。不幸的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是這樣。」

EPA僅監管少數的消毒劑副產品，其中包括幾種與使用氯有關的副產品。科學家說，這些規定使一些供水商為避免氯而增加了氯胺的使用量，然而氯胺的副產品只屬於未知，不屬於安全。

「本項研究確實讓人質疑氯胺消毒過程，從健康角度來看它是否更安全？」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推動和倡導對化學品進行更多審查，他們的高級科學家David Andrews說：「供水系統中有幾百種消毒副產品，而這一副產品值得仔細檢查。」

Roberson董事說，所有的飲用水處理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健康風險。這是一種權衡：消毒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霍亂和傷寒等等水傳播疾病，但研究發現，有些副產品與增加的癌症和流產的風險有關聯。他說：「添加氯胺是為了殺死細菌和病毒，但你需要進行風險權衡。」

美國許多自來水公司在自己的網站上披露他們的供水是否使用了氯或氯胺處理。Wahman研究員說，有些研究告訴我們，活性碳過濾器，例如家用淨水設備或冰箱過濾器中使用的，可以去除消毒劑副產物，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我查了聖荷西自來水公司的網站，他們的供水消毒今年7月剛剛從氯換為氯胺。)

聽信謠傳的選舉結果

本文內容取自Brookings治理研究院Darrell M. West院士11月7日的一篇時評。我想他的判斷很對，因現代社交媒體特別獎勵那些傳播聳人聽聞假消息/假標題的人。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stunning election victories of Donald Trump and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inflation fears, concerns about border security, worries about cultural issues related to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feeling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he country as a whole were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s my colleague Bill Galston persuasively has argued, people’s judgements about inflation and immigration were harsh during this election season, and these views harmed their assessments of Kamala Harris and strengthened the case for Trump. 川普和共和黨人在這次大選中取得驚人的勝利，原因是人們的各種擔憂，特別是在通貨膨漲和移民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很嚴厲，損害了對賀錦麗的評估，強化了川普的說辭。

But we can’t ignore the ways in which disinformation shaped views about the candidates, affected how voters saw leader performance, and generated widespread media attention. As Elaine Kamarck and I argue in our Brookings Press book “Lies That Kill: A Citizen’s Guide to Disinformation,” there are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efforts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in many areas, from public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to race relations.
但這次大量假消息影響了人們對候選人表現和政績的看法，不能忽視。正如Elaine Kamarck與West院士合著《致命的謊言：虛假信息公民指南》所說的，從公共衛生、氣候變遷到種族關係等許多領域，公眾輿論都受到系統性組織性的影響。

So,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during the 2024 election. Campaign examples this fall include the infamous stories about immigrants eating cats and dogs, hurricane disaster relief funding going to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Kamala Harris in a swimsuit hugging convicted sex offender Jeffrey Epstein, and the supposed case of Tim Walz abusing a young man 30 years ago. Disinformation flowed into our info-ecosystem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One video featured a Haitian man (although he was not really Haitian) saying he had just gott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d voted in two counties—Gwinnett and Fulton—in Georgia,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fake video made in Russia. 競選中的臭名昭著謠傳，包括移民吃貓狗、颶風救災資金發給無證移民、賀錦麗穿著泳裝擁抱戀童罪犯Epstein合影、以及她的副總統候選人30年前虐待一名年輕人的憑空指控。還有一名(假的)海地男子稱他剛抵達美國就在喬州的兩個郡都投了票的假影片--是在俄國製作的。

These and other efforts were successful in shaping the campaign narrative because they were disseminated broadl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romoted through funny memes, picked up and publicized by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circulated by internet mega-influencers, and amplified by leading candidates during rallies, debates, and interviews. In a situation where public confidence in news reporters is very low and new generative AI tools make it easy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fake pictures, videos, and narratives, the 2024 campaign was rife with organized efforts to sway voters, twist perceptions, and make people believe negative material about various candidates.
這些宣傳塑造了競選敘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用有趣的表情包傳播，被主流媒體和互聯網轉載，在集會上被主要候選人放大，辯論、採訪。公眾對新聞記者的信心已經很低，新的生成式AI工具能夠輕鬆創建和傳播虛假圖片影片。2024年競選充滿了有謀劃的影響選民、扭曲人們看法的宣傳。

Polling data suggest that false claims affected how people saw the candidates, their views about leading issues such as the economy, immigration, and crime, and the way the news media covered the campaign. Take the case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security. According to candidate Trump, there were hordes of migrants overrunning the country’s southern border, unfairly monopolizing scarce public resources and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through dangerous crime waves.
虛假說法影響人們對候選人、對經濟、移民和犯罪等等看法。比如移民和邊境安全，川普說成群結隊的移民佔領了南部邊境，占用了稀缺的公共資源，並帶來犯罪浪潮危及治安。

Actual border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howed weak support for those claims, but that wasn’t enough to quell unfavorable views about Harris on border security. The idea that 10 million migrants had crossed the border and that many were released after capture was not true,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fact-checkers. Apprehension and release numbers dropped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mparable to figure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實際數據並不支持川普的說法，但這不足以平息人們對賀錦麗的不利看法。有關1000萬移民越境且許多人在抓獲後被釋放的說法並不屬實，拜登執政與川普執政期間的抓獲和釋放數字其實差不多。

In addition, crim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native-born Americans actually committed crimes at level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immigran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ustice, native-born Americans committed around 1,100 crimes per 100,000 people, compared to 800 by legal immigrants and 400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But Trump’s false claims in this area made Harris look ineffective on crime and immigration. 犯罪率統計數字：每10萬人平均有1100起罪行是由本土美國人所犯，而合法移民犯了800起，無證移民僅為400起。然而，川普在這方面的渲染顯得很有效果。

On views about inflation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people in 2024 consistently reported very negative opinions compared to actual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GDP figures. Europeans have been especially perplexed by American’s sour views of the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Economist magazine even had a cover story saying the U.S. economy was the envy of the world. Yet voters had a dismal view of the economy and rated Harris negatively for the economic situation. 關於整體經濟和通貨膨漲，選民一致相信了很負面的說法，讓歐洲人尤其感到困惑。大選前夕《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稱美國經濟令全世界羨慕，然而選民對經濟持悲觀態度，給予負面評價。

For coming political battles, people need to be aware of how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cosystem regularly is promoting falsehoods and skewing view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But we do not need to stand back and accept widespread misperceptions as the new reality.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can do to protect themselves for what will be a continuing wave of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arratives.
不少人相信了川普的假話，不是玩笑。人們需要意識到當前的信息系統問題，其中經常傳播虛假訊息，歪曲重要議題。但人們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持續不斷錯誤訊息、虛假新聞和說法的影響。

There needs to be meaningful content moderation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ight now, many leading platforms are cesspools of rumors, false information, and outright lies. They are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seen by millions of peopl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iscern fact from fiction—endangering our country’s ability to address major problems. Companies need to get far more serious about content moderation.
看來，社交媒體平台需要進行認真有意義的內容審核。目前許多主要平台都是謠言、虛假資訊和徹頭徹尾的謠言的污水池，被廣泛傳播。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辨別事實與虛構會越來越難，危及美國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

The disinformation risks have grown stronger in recent months due to new tech tools such as generative AI. There are easy-to-use tools that can create false pictures, videos, audio, and narratives. People no longer need a technical background to use AI tools but can make requests through prompts and templates and become master propagandists. We need digital literacy programs that train people on how to evaluate online information and spot fakes and deceptions.
最近由於生成式AI等等新技術出現，虛假信息的風險越來越大，有工具幫你創建虛假圖片、影音和敘述。使用AI不再需要技術背景，而可以藉提示和模板成為宣傳高手。我們需要搞些普及培訓，教人評估線上資訊並發現虛假和欺騙行為。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k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nega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position. In a highly polarized world, where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competing political tribes, millions of Americans admit they themselves have intentionally spread information they know to be fals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lead to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人們需要了解，政治環境變化如何讓人們願意相信有關反對黨的負面訊息。高度兩極化讓人分成政治部落，上百萬美國人承認自己故意傳播錯誤信息。這會為美國的政治和治理帶來災難。

Finally, man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spread blatant lies. Through websites, newslett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y make money from subscriptions, advertising, and merchandise sales. As long as spreading lies is lucrative, it will be hard to get a serious handle on the flood of disinformation that plagues our current system.
許多個人和機構都有經濟動機來傳播聳人聽聞的謊言。他們藉網站、電子報和社交平台，從訂閱、點擊量、廣告和商品銷售中圖利。

除了聽信謠傳，當然人們投川普一票的原因可能也包括對拜登政府現政策的其它各種不滿。比如我覺得他過分講團結合作，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比如忽略了雷厲風行改革最高法庭的機會，或者及時調查審判川普一伙推翻上次選舉和洩露國家機密文件的罪案。

AI與國際戰爭的威脅

本文是Brookings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Michael O’Hanlon最近發表的文章介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isk of war。

人工智能(AI)將以無數方式影響人類社會，包括國際安全領域。不過O'Hanlon博士這篇文章所關注的是：AI可能會增加戰爭爆發的危險。也就是說，他想要警告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領導人。

他的警告是根據他所了解的歷史：當侵略者以為他有了某種快速且相對容易獲勝的理論時，往往會發起戰爭。通常，這種理論部分地根據某種新技術的開發及納入武裝部隊戰爭計劃--侵略者相信自己比對手早獲得這種能力，就發動攻擊，期望輕鬆獲勝。

AI可能會引發上述情況，因為AI能夠加快戰爭節奏，直接攻擊敵國的指揮控制系統，所以特別可能引發危險，例如提供快速斬首對方領導層的可能途徑。

O'Hanlong博士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說德國就是因為有了優秀的鐵路系統和生產大量武器的頂級工業基地，變得過於自信。它臭名昭著的Schlieffen計劃迅速擊敗法國，然後重新調動軍隊對抗俄羅斯，就是因為這種過度的自信--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確信他們找到了快速征服敵人的公式。但是四年以後，德國戰敗，造成1,000萬人死亡，國家幾近崩潰。

當然，有時候發動戰爭的人不是因為能夠快速得勝，只是認為值得。例如如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Adolf Hitler，願意長期艱苦作戰是因為缺乏道德、同情心和正義感，屬於病態。在對法國的閃電戰取得成功之後，希特勒對迅速取勝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他派德軍深入俄羅斯而不準備冬衣)。二戰期間，他對德國的技術和軍事實力感到非常自豪，幾乎認為他能夠擊敗任何人。

義大利的Giulio Douhet將軍和美國的Billy Mitchell將軍都相信，空中力量和戰略轟炸(用常規武器或核武)能夠迅速恐嚇民眾，使他們屈服。然而德國「閃電戰」或美國與盟軍轟炸德國和日本時，這種情況並未發生。

或者看看韓戰和越戰，起初朝鮮人、後來美國人、或許中國人也是，過於自信，但美國無法藉直升機和戰略轟炸等高科技優勢擊敗越共。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布什政府希望美國的精確打擊能力很容易「震撼」和撤換薩達姆政府。沒錯，推翻進展得很快，然後就收拾不好了。普京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時也犯了類似的錯誤，錯誤地預期這次會像他在2014年巧妙奪取克里米亞一樣輕鬆。

有時戰爭確實會迅速取勝，但往往沒有迅速結束，然後再想撤銷戰爭或假裝戰爭從未發生就為時已晚了。通常戰爭發動起來會持續很長時間。或許中國古代戰略家孫子說得不錯，他認為不戰而勝，或只進行最少的戰鬥，就是最好的勝利。但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在戰爭中取得這麼好的結果。

所以美國需要提醒自己，未來的某些AI優勢，無論是誰相信自己獲得了這種優勢，都不會使未來的戰爭變得容易，或能夠讓人迅速取勝。戰爭從本質上通常不是速戰速決。

反對疫苗的衛生部長？

川普競選時就說了，他上台會任命小肯尼迪(RFK)負責公共衛生保健服務。現在他已經當選，很快確認了這個承諾。這一提名是否會在參議院通過我們不知道，但醫學界都很震驚，因為小肯尼迪以散佈關於疫苗的假話、不相信科學出名，他怎麼能領導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部(HHS)呢？

Amanpour & Company的記者(J)訪談了Emory大學的教授Sanjay Gupta醫生，問他衛生部長反對疫苗會怎樣。



J：我們對於小肯尼迪得到川普提名不能說是太驚訝，不過對一般選民來說，恐怕並不知道這件事對他們的日常醫藥保健的影響。您可不可以說說您和您的醫生同事們的反應？

G：嗯，我要說反應是相當強烈的，主要因為他對疫苗的態度不對，看來是不信科學。公共衛生服務工作本來是不該和政治攪在一起的，現在搞得很多政客按黨派站隊--有的共和黨人說這樣的提名很大膽，有的民主黨人說這太危險。當然也有民主黨的州長贊成這個提名，也有共和黨人對此表示擔心的，畢竟，小RFK是不久前才從支持墮胎的民主黨立場轉為共和黨的。在保健系統內，有人支持小RFK，因為他反對有害於健康的精緻處理食品和油炸快餐等等。總的來說，美國政府每年花$4.5兆在醫藥費用上，果效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列為最差之一，大家都承認需要改革。

J：是的，他本人不是科學家，反對疫苗是個大問題。缺乏多年在這個領域的學識和專長，說自己從來沒有反對過疫苗，然而在社交媒體上散佈過很多關於疫苗的假話，比如稱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是疫苗引起的，把自閉症和打疫苗說成因果關係等等。您能不能為大家解釋一下，有小RFK這樣的人在HHS機構裡管事，將來每年還可以照常帶著孩子去打各種預防針嗎？

G：我不知道，老實說恐怕誰都不知道，因為他的立場和說辭有時改變。不僅今天和昨天可能不同，在同一次訪談中都可能改變。就像您說的，他表示自己從來不反對疫苗，但是過一會兒就說疫苗引起過集中營內猶太人的死亡；一邊說自己不會奪去別人的疫苗接種機會，下一刻就講自己勸一個路人不要給她的小孩子打疫苗。

但我們可以樂觀一點看，奪去眾人打疫苗的機會或使疫苗脫銷會很困難。有很多研究報告、很多數據告訴我們打疫苗的好處。比如你會看到在過去30年(1994-2023)裡，疫苗一共預防了5億病例，3200萬住院，100萬例死亡。小RFK很可能已經看過這些數據，不然他進入HHS權力崗位，一定有人會再次呈現給他看，他無法辯駁。

至於他說的疫苗引起自閉症問題，那是1990年代末有一篇論文，關於12名患了自閉症的小孩都打過MMR疫苗(預防兩種麻疹和腮腺炎)，作者Andrew Wakefield斷定是疫苗引起了自閉症。這篇論文引發了很多研究，其中一項大型雙盲試驗有幾十萬兒童參與，追蹤十五年，發現他的結論站不住腳--自閉症的發病率沒有受到疫苗影響，於是他撤了稿。

經濟學家談川普政策

新冠和俄烏戰爭在全世界引發了一次通貨膨漲。今年美國好不容易實現了「軟著陸」，我們要承認拜登政府有份功勞。所謂軟著陸，是指人們的收入勉強跟上了物價增長，沒有更多的企業倒閉和人民失業，從而避免了購買力下降和經濟蕭條。

川普當選為下一屆的美國總統，聽說是因為很多選民對經濟狀況不滿意，怪罪民主黨。在《紐約時報》經濟專欄，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Paul Krugman撰文，說川普的經濟計劃會再次引起嚴重的通貨膨漲，讓美國人受損--選民要失望了。

他給出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川普承諾減稅，而這會大大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政府稅收減少，減去開支後若是負數就是赤字。川普說要增加關稅，和削減政府部門運作的開支，但他不會真削減甚麼的。赤字增加導致國家等於國債利息增加，高到一定程度就成為通貨膨漲炸彈。

第二個理由就是川普所揚言的增加關稅，好像他能夠藉此增加貿易競爭力似的。但實際上，關稅就是一種銷售稅。如果進口商必須付關稅，美國人購買進口商品時價格就提高，或者變成買不起。

第三個理由是川普承諾空前大規模地遣返無證移民(甚至和已入籍的移民一起遣返)。目前美國農場有大批的移民做工納稅，其中一部分沒有合法證件，如果通通遣返，農場就只好出高價僱用本地公民來做這些工，或者僱不到人，任憑那些蔬菜水果爛在地裡。

勞工成本增加，或產量減少，都會導致食品價格增加。有的州已經嘗試過，最後只好撤銷嚴格遣返的政策。食品處理業和建築業也類似，無證移民是勞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遣返他們就會影響生產和產品價格。食品和房屋價格都會直接受到衝擊看漲。

最後一個理由是川普想干預美聯儲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一個外行人怎可隨便干預經濟敏感神經呢？專制國家都這麼做。在通貨膨漲的時候，美聯儲的對策是用提高利息來穩定經濟活動--川普不會承認他前面那三個政策引起通貨膨漲，反倒會鼓勵政府製造假數據，如同其他的專制國家領導人，欺騙自己的人民。

對拜登經濟不滿意的選民，很快會再次看到通貨膨漲。如果說上次通貨膨漲不是因為誰做錯了甚麼，流行病或戰爭爆發經常屬於意外，那麼下一次恐怕就是川普政策的錯誤了。或許也是美國選民的錯誤，很多人缺乏政治和經濟常識，又不信專家講解，導致川普這樣的人捲土重來。

Krugman博士預期得是否正確，我們可以記下來觀望一下。「大件」日用商品漲價，諸如洗衣機和汽車，多數人未必立即感受到衝擊，但進口藥品、食品、咖啡、水果、其它小商品與服裝漲價，恐怕問題就會很明顯。特別是農產品，商家無法提前花現金買進庫存。

大選與社保計劃的改革

油管上這個人很善於做大眾普及教育，但我一時找不到他的姓名。也許因為他是黑人，不願意多披露個人信息，但他帶給公眾很重要的話題和思考。本文是他在解釋分析美國社保問題及其需要的改革，我認為很中肯。



美國財政部的網站有很多關於經濟的信息，其中有一張說明美國聯邦政府稅收來源的圖表。最大的一個藍色圓圈代表民眾從個人收入所繳納的稅額，另一個稍微小一點的粉紅色圓圈代表從民眾薪資中扣除的社保和老年醫保稅額，然後第三大的紫紅圓圈是企業所得納稅。

還有幾個不同顏色的小圓圈，代表其它的稅收來源。在所有的稅收來源中，只有那個粉紅色圓圈是必須花在支付社保和老年醫保上的錢。

解釋社保花銷有另外一幅圖畫(即粉紅圓圈內的社保部份)：一個上班的人，每月工資扣除6.2%繳納社保費用，老闆為他支付另一個6.2%，所以聯邦得到他/她工資額12.4%的社保稅收，這錢由社保管理局(SSA)收取，送到一個SSA信託基金庫，目前那裡現在存有大約$2.7兆美元。(老年醫保的管理也類似，從工薪人員的工資中提取一個百分數。)

由於工薪階級每年12.4%的工資不夠100%支付目前社保福利所需要的款數，需要從SSA信託基金庫的存款取一點貼上，所以那裡的($2.7兆)正在越來越少。

聯邦政府2024年稅收總額是$4.92兆美元，然而今年用掉了$6.75兆，所以「赤字」今年增加了$1.83兆。20年來美國積累了$35兆赤字，因為每年政府花的錢都比當年的實際稅收多。奧巴馬8年內增加了$8兆赤字，而川普4年內增加了$8兆，拜登的數字還沒有出來，但我們估計接下去赤字總是增長的。

因為政客在競選時承諾做這做那，提供這個那個，這些都不是免費的。雖然有時也會承諾削減，但不會太多。現在你看到最大的開支就是社保，今年是總共是$1.46兆，其次是政府員工醫保服務$0.91兆，國債利息$0.88兆，老年醫保和國防都花$0.87兆，貧困救濟$0.67兆等等。

我們從哪裡削減開支，才能夠補上今年增加的$1.8兆赤字呢？各部門都削減一點湊不夠1.83兆，大幅度砍掉要影響很多人就業和經濟，因為很多商業活動是圍繞政府運作而設的。

所以社保計劃的管理需要改革，不能只靠小小的調整。你聽見有的政客說，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全退休年齡，從67歲增加到70歲，那只改善了21%的情況。

目前的SSA信託基金會存款大約10年內就會用光，那時我們若還不搞社保改革，領取社保福利的人就要砍去20%、25%、有人說甚至要砍33%的福利。正確的改革應該是增加稅收(而不是減少)。

美國人不喜歡聽見、政客們也不想提說加稅的問題，但需要提高稅收是個不得不說的現實。也許所有工薪階級都需要多付2%的社保稅，也就是工資單上被扣除8.2%的社保，而不是6.2%。如此我們就能夠多支付50年的社保福利，而不用擔心SSA信託基金消失所引起的經濟危機。

如果我們不想辦法付掉國家債務，我們的經濟不會好轉到哪裡去。任何一個家庭都無法靠債務支撐得久，國家也一樣。民主黨的政客說，我們應該提高免稅額上限，也就是改善目前的狀況，一個人的工資高到一定水平，超過的部分就不必納6.2%的社保稅了--提高免稅額上限意味著多收稅。

民主黨人還贊成向大富人的徵稅，這是另一個選項。目前他們因為各種名目的減免，常常繳納「零元」稅。不過對所有政客來說，最現實的選項也許就是全體都多付2%的SSA稅務。他們的理由？高薪人士多付SSA稅不會讓他們多領取福利嘛，他們為甚麼要多付？再說，有錢人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影響力總是比別人大的。

如何說服大眾接受2%的SSA扣稅呢？我們必須有政客敢於說出真話，只要指出社保基金在10年內會消失，到時所有人的福利都會自動減去20-30%，無人能掌控，現在增加工資單上的扣稅率是唯一保證你到時仍有社保福利的辦法。不願意多納稅的富人自然會贊成這個方案；中間階級和較低收入的人也不願意多納稅，但為了確保日後仍然有100%的福利可領，他們只好同意。

改革越早開始越好，上面這位分析人士最擔心的，是共和黨上台4年對此不做任何改革--他們現在只提減稅，沒有談SSA改革...然後接下去一位總統也不做任何改革，任憑福利大削減到時自然發生，將引發一場經濟危機。但我猜想共和黨人恐怕不會反對每人工資單上多扣2%，他們的另一提議是直接減少現在所發放的福利。

那些碳補償計劃的效益

本文內容取自佛州大學金融系教授Sehoon Kim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發表的一篇文章。

我曾經介紹過碳補償計劃的概念：當一家碳排放嚴重的公司購買碳補償時，那個款項會用來支付別處某個減碳項目，比如植樹或開發可再生能源的費用。因為無論哪個企業都無法獨力完成一個減碳項目，這些項目需要巨大的開支，而哪個減碳項目成功，都會為世界帶來回報對嗎？

但是Kim教授說，他團隊的研究計算發現，碳補償買賣已成為一門大生意了。因為市場上出售的各種碳補償項目價值是不同的，現在人們對那些項目的效益越來越懷疑。這些自願買賣碳補償的公司不在合規市場上進行，監管機構沒有給這些公司一定數量的買賣配額，他們沒有甚麼共同的規章可循。調查發現，很多減碳項目，特別是森林管理項目，儘管說得有道理，幾乎沒有做任何事來減緩氣候變化。

Kim教授的金融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可持續金融和公司治理課題。他和同事最近針對全球幾百家大型上市公司使用自願碳補償的全球格局，進行了首次基於證據的架構性研究。

研究結果引發了人們對一些公司如何使用這些補償款的疑問，並對目前的碳補償市場是否有效協助了世界向淨零排放過渡提出了質疑。Kim教授說，現在世界上的碳補償項目花樣豐富，有的生產可再生能源，為住房和電器節能做出貢獻，另外一些搞碳捕獲和碳封存，還有任保護森林和草原。這些項目大多位於亞洲、非洲和美洲，但也有其它地區。

美國公司利用這些項目來表明他們的重視環保，以幫助吸引投資，以及得到客戶和各種團體的支持。從2005年幾乎沒有公司這麼做，到2022年每年大約3,000萬噸碳排放得到補償。Morgan Stanley投資銀行預計，2030年碳補償市場將達到$1000億美元，而在2050年達到$2500億美元。

Kim教授的研究團隊研究了2005年至2021年間使用碳補償的866家上市公司，發現得到較高比例大型專業投資、並承諾實現淨零排放的公司，在這種自願的碳補償市場上尤其活躍。

他們還發現排放量相對較低的產業，例如服務業和金融業，使用碳補償更多。有的碳補償使用額幾乎抵消了他們所有的碳排放量。相比之下，那些碳排放很高的公司，比如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提煉供應和交通運輸公司，購買的碳補償比起他們所排放的碳幾乎是微不足道。

這些事實使人們對自願碳補償市場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他們也對公司使用碳補償的動機提出質疑。

公司為甚麼願意靠購買碳補償來發展，有兩種理由。一種是，把碳補償做為一種「外包」努力，來擺脫溫室氣體排放。碳足跡較小的公司發現購買補償比投資昂貴的設備來減少排放還便宜。同時排放量大的公司比較可能會儘量減少排放，因為他們不確定，每年購買大量碳排放補償的成本可能會越來越高。

另一個理由比較糟糕，就是利用碳補償做為「綠色清洗」的手段。公司利用碳補償來廉價修飾自己碳污染的形象，哄那些不太了解碳補償品質的天真投資人很有用。

政府各機構對各種碳補償項目進行評級，是根據那些項目實現其減碳目標的可能性、可信度等等指標。Kim教授團隊對這些評級的審核發現，低品質項目的價格要低得多，以至於公司都喜歡買。在已不再發放的碳補償項目中，有70%的價格每噸還不到$4。

上面兩種理由並不互相排斥。Kim教授說，低排放公司可以藉著購買少量碳排放補償，輕鬆改變其ESG績效的同業排名，讓它們在環境、社會和治理議題上的表現出色。(做了好事得名聲嘛。)

如何監管這個自願參與的碳補償市場？決策和監管人員有很多辯論，Kim教授團隊的發現對他們很有參考價值。

數據表明，目前的自願碳補償市場充斥著廉價、低品質的項目，也許是因為這個市場缺乏誠信準則和法規，來確保碳補償項目的透明度和真實性。也許是缺乏指南，鼓勵了低品質碳補償的使用。

如何糾正上述問題，讓《巴黎氣候協議》目標第六條的碳市場原則在各國得到一致的實施呢？這是一項挑戰。為了成功實現那些原則，談判者必須首先就碳補償項目的合法性審核，和信息披露標準等等問題達成一致的意見。

今年4月，全球領先的企業氣候科學仲裁機構SBTi宣布，允許企業藉碳補償來覆蓋他們供應鏈碳排放的緊迫性增加了。接著，美國財政部、能源部和農業部聯合發布了一份政策聲明，制定了自願性碳補償市場管理規則。財政部長耶倫說：「自願碳補償市場可以幫助私有企業減少排放，但我們必須首先解決現有的重大挑戰。」

碳補償標準已列入2024年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的議程。這次峰會可能讓碳補償成為未來脫碳成功的決定性時刻。

百姓要求立一個王

有人說川普是AntiChrist，就是他們認為(世界末日會現身的一位)敵基督。但Ed Trevors牧師不同意未來主義的解經，即把《啟示錄》的信息理解為對未來事件的預告，他認為把川普的角色比作當年的掃羅王比較合適。

我同意Trevors牧師，因為川普只懂自己的威權，不懂藉上帝的名作先知講道(即聖經中常翻成「預言」的那個字）。



以色列在掃羅時代還沒有王，士師記說是「各人任意而為」的時代--百姓如果聽從上帝，國中太平多少年，然後他們背離上帝，就有外部敵人來犯讓他們受苦，於是百姓呼求上帝，祂就為他們興起一位領袖，帶領他們打敗外敵，大家歡喜敬拜上帝等等--如此反覆循環，說明上帝是百姓的王，直到撒母耳最後一位士師。他每年巡行各地，教導百姓聽從上帝。

撒母耳記上8章告訴我們，以色列百姓來找撒母耳，要求立一位王，像鄰國那樣的，很強硬會「率領我們，為我們爭戰」。撒母耳禱告上帝，上帝就吩咐摩西去嚴厲警告他們，新的王會如此這般管轄，讓他們兒子去當兵，女兒去作奴婢，「...到時你們必因你們為自己揀選的王而哀求，那時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等等。然而百姓聽了之後，說「不錯啊，我們就是要那樣的王來治理」。

我們會說，那些百姓不知道自己求的是甚麼，但他們很堅持，於是上帝給了他們高大魁梧的勇士掃羅。起初還好，可掃羅從來不是敬拜上帝的人，不懂上帝的規矩，只懂得呈個人英雄、用威嚇手段等等，最後做違背上帝命令的事，實屬意料之內。(點擊鏈接閱讀我十幾年前的研經筆記，看掃羅王為什麽「不合神的心意」。)

Trevors牧師說，川普比較好地體現了掃羅的各種特徵。人們選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於某些現狀的不滿，和當年的以色列百姓類似。上帝好像在說，你們目前的體系還是照顧到許多人需要和自由的，或許有慢慢改進的餘地，但不必更換，你們可以在其中跟隨我兒子的教導。但是基督徒要求上帝給他們一個王，用王威來帶領他們爭戰。

可以想像，上帝說這些百姓不知道自己求的是甚麼，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代價--失去自由、失去選擇等等。不過美國基督徒堅持說，我們知道代價，但是讓我們有一位王來治理。結果上帝就給了他們第二屆川普，一個不受任何束縛限制、沒有專家內行指點的總統。

現在，川普馬上要做王、打破一切法治了嗎？我們不知道情況會怎樣，那個2025項目恐怕會到處受到遵守捍衛現行法律人員的抵制。Trevors牧師說，我們可以為川普和他的內閣禱告，希望他們真的有敬虔效法公義上帝的心。(沒有的請上帝用魔術變出來？)

但我的禱告是美國現有的法律和人民的公義感，能夠成功抵擋那些試圖廢除法律公平實施的努力。

Bernie Sanders猛批民主黨

川普明說他若再次上台，會從第一天開始就大刀闊斧搞中央威權主義，放棄法治。沒想到美國人民真的選了他。

賀錦麗敗選之後，國會中的進步派參議員Bernie Sanders(不屬民主黨)，星期三發表一份聲明，很激烈地批評了民主黨。他說民主黨沒有把重點放在選民最關心的事情上，忽略了美國人民的需要。

“It should come as no great surprise that a Democratic Party which has abandoned working class people would fin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has abandoned them. First, it was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now it is Latino and Black workers as well. While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defends the status quo,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ngry and want change. And they’re right.” 民主黨滿足於維護現狀，遺棄了中間工薪階級，所以被美國人民遺棄--先是白人工薪階級，現在是拉丁裔和黑人工薪階級，他們憤怒要求改變。他們是對的。

他說科技發展社會財富增加，富人雖然生活很好，60%的美國人還是沒甚麼積蓄，每月等候發薪日，貧富差距增加太多了。如果減去通漲，現在的美國工人平均工資比50年前還差，年輕人的生活標準還不如他們的父母！

儘管人均花銷高於其它國家，美國在所有富裕國家中是唯一不提供公共基本保健的國家，我們購買藥品的開支倒是最高的。另外，唯有美國不保證工薪階級的產假病假薪資。Sanders參議員說的都是事實：其它富有國家抽稅高，沒有一個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以上就不納稅的規矩，只有美國不搞平等納稅，富人能夠大肆搞「零元購」，結果政府無法提供很多基本福利。

無數的美國納稅人不知道，很多錢花在戰爭、武器上了。TYT媒體女評論員Anna指出，我們不抱怨援助以色列太多，我們給錢，他們用那錢買美國武器，這錢就到了幾位製造武器的富人手裡。共和黨人希望你相信，富人日子好了窮人自然會好，其實是大筆稅金落到富人手裡，而我們沒有其它發達國家的保健服務等等基本社會安全網計劃。

Sanders是猶太人，但他反對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讓他們的總統以追殺哈瑪斯為名，能夠大肆轟炸巴勒斯坦人的做法："Today, despite strong opposition from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we continue to spend billions funding the extremist Netanyahu government's all out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hich has led to the horrific humanitarian disaster of mass malnutrition and the starvation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Sanders認為民主黨在競選時忘記很多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國人，這很糟糕。

他認為民主黨的顧問們恐怕不了解美國的寡頭政治越來越強大，他們出大錢遊說國會、干預競選。這次川普的MAGA黨有馬斯克大力支持，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允許這麼做--這是需要改革的地方。

美國現行的法律系統是不允許川普搞威權主義的，所以川普搞威權仍然阻力很大。雖然他有最高法院新近賦予的幾乎絕對刑事豁免，他手下的人沒有這些豁免權。我們會看看事情如何發展。

今天我看見另一個人表示同意Bernie Sanders的看法。他說民主黨試圖吸引和團結一些非MAGA的共和黨人，這個策略失敗了，並恐怕讓他們失去一些左翼的基礎群眾。

美國人有70%是支持公共保健的，但他們沒有在拜登上台的頭兩年完成這項立法，也許是覺得太「左」了，也許是被利益集團遊說了。另外，拜登沒有對以色列施加更強硬的軍援條件，以至於以色列有本錢在加薩搞種族大屠殺，這使一大批人很失望--賀錦麗並沒有和過分溫和的拜登「劃清界線」。

取消訂閱作為抗議？

DC Report報導和評論了這件事：很多讀者因為《華盛頓郵報》的大富豪業主Jeff Bezos不打算做政治表態，支持賀錦麗的總統競選，紛紛表示不滿，果斷表示要取消對他手下各種刊物的訂閱。評論員David Cay Johnston認為這完全沒必要，他是Rochester理工學院的教授，一名培訓職業記者的人。

訂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底特律新聞》等等報紙的人大多偏左，也就是思想比較開放的人。他們居然不容許Bezos不表態，這令人不安。Johnston教授認為記者應該比社會任何其他階層更開放地聽取不同意見。

社論文章屬於出版商，業主可以使用甚至濫用社論來發表他們的觀點。Johnston在《洛杉磯時報》工作時，他的報導多次登在頭版頭條，曝光某些事情，引來社論文章的貶低甚至駁斥--只要大老闆不干涉新聞報道，這是出版商的權利。發表批評和分歧是新聞業的核心工作，觀點的多樣性和不同聲音的表達也是這麼關鍵。

Johnston理解那些對Bezos和黃馨祥感到憤怒、失望、和不安的人--今年不表態支持總統競選後果可能嚴重，是威脅到美國民主存亡的失職行為。但他說：「我們不要在分歧中忽視原則，除非你像唐老川普一樣完全沒有原則。社論版面決定不表態，不等於《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嚴肅新聞報道失去意義。」

他說在這三家報紙工作的記者是可靠和堅守職責的。取消訂閱就傷害了我們自己需要獲取可靠信息的利益，也傷害了我們的民主體制。他希望人們能盡快扭轉行動，去批評無能的出版商，讓他們感到羞恥，提抗議，如果在街上遇到他們，就對他們大喊大叫...但Johnston指出，取消訂閱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為他們已經在補貼虧損的報刊業。

Johnston提出幾點批評意見。第一，如果你取消訂閱是因為害怕川普報復，那救不了你，因為唐老川普分不清怨恨和復仇慾望。以為屈從他的觀點就能討好他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他說他要懲罰那些膽敢批評他的人，你應該相信，但你需要勇敢而不是怯懦。在川普獨裁的道路上，他可能會把行刑隊和反動記者們一起處決。

第二，如果你取消訂閱是希望川普萬一再次上台，你和你的億萬富翁同胞能減免更多稅務，那麼就暴露了你自己的自私、膚淺、不道德。從長遠來看這很愚蠢，因為多徵稅是為數以千萬計生活在經濟恐懼中的人而做的。

第三，正確的步驟是解釋自己的理由--撰寫自己的「社論」並簽名，然後授權報社編輯批評你的大作，並告訴你他們關於最佳候選人的專家意見。這才會表明你相信激烈的辯論，並真正關心讓民主大事得以持久。

組織起來：讓民主發揮作用

星期天11月3日下午，硅谷地區的800多名社區領袖和各種宗教團體在Santa Clara郡匯合，成立硅谷公益同盟會(Silicon Valley Allied for the Common Good)。

SVACG不分黨派，是個基礎廣泛的社區組織。他們特意選在2024年大選前的兩天成立，以表明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會致力於讓民主體制發揮作用。SVACG的目的是為居民和公民創造一個充滿生力的力量基礎，以尋求解決住房、社區治安、健康環境、獲得精神保健護理等等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SVACG植根於信仰、勞工和民主的傳統，將是矽谷第一個隸屬於工業區基金會(IAF)的社區組織--IAF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社區網絡，1940年就成立了。根據維基百科，IAF專門幫助社區內的宗教團體、商務經營人士和地方市政聯絡在一起，加強公民之間建立互信、共同參與政府治理的機會。

這次在Santa Clara的大型會議中心，人們熱情高漲，決心一改硅谷地區由科技大佬的聲音獨奏、忽略大型科技公司為當地普通民眾帶來的問題，特別是住房問題，要求政府向他們問責。

這次參加成立大會的，有聖荷西副市長Rosemary Kamei、Oscar Cantú天主教聖荷西教區主教、美國路德會太平洋特會主教 Jeff Johnson、以及美國長老會聖荷西主席Neal Presa等人。

您如果住在本地，並且有興趣又有時間，歡迎在下午2:30光臨聚會場所：5001 Great America Parkway,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4，免費泊車。

通訊衛星技術與環保

本文是《洛杉磯時報》關於新技術對環境可能影響的報導：Musk seeks to launch tens of thousands of Starlink。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授權馬斯克的航太公司SpaceX向太空發射將近1.2萬顆Starlink(星鏈)衛星，這是繞地球軌道運行的其它公司衛星總數的兩倍還多。現在SpaceX請求FCC允許他們再發射2萬多個衛星，有100多名太空研究人員簽署信件，敦促聯邦政府在批准SpaceX繼續其網路服務Starlink之前，做一下環境審查。

儘管FCC評估衛星群的潛在危害，但它目前幾乎免了所有電信計劃(包括衛星)所需要的正式環境審查。週四發布的公開信說，環境審查的規定制定快四十年了，情況已發生了很大改變。

這封信是由公共利益研究組織(PIRG)「Designed to Last」運動發起的，其負責人Lucas Gutterman說，「這是一項新技術。它可能會給公眾帶來益處，這很好，但需要權衡潛在的危害。而權衡方法是進行環境審查。」Gutterman說PIRG已經收到FCC的回覆，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見面討論他們的擔心。

星鏈衛星群在全球範圍內提供網路覆蓋，特別是能夠覆蓋那些沒有可靠手機訊號塔服務的農村地區和國家。星鏈曾為烏克蘭士兵、颶風受害者和商業航班乘客提供網路存取服務。

按照設計，SpaceX衛星的使用壽命大約是5年。衛星退役後脫離軌道，在回落地面時在大氣層中燒掉，然後由SpaceX發射另外的替代衛星。這個過程會讓金屬顆粒與其它合成材料漂留在大氣層之上，有破壞大氣成分各元素之間微妙平衡的危險--這是研究人員信中最擔心的。

Gutterman說「航太行業的發展速度超出了監管機構的行動速度，也超過了公眾真正知道的實際。衛星技術的影響結果還沒有出來——我們沒有數據。」(我曾介紹過衛星用過之後在大氣層留下金屬微塵的問題，您可以點擊鏈接閱讀。)

政府問責辦公室(一個負責節省納稅人資金和提高政府效率的無黨派聯邦機構)在2022年發表一份報告，建議FCC審查衛星群在正常運作情況下是否會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FCC同意這項報告。

簽署這封信的太空研究人員不僅研究衛星和火箭發射對大氣層的影響，而且還依賴乾淨的天空進行觀測。每次有衛星飛過望遠鏡的視野時，它們總會在天文學家的圖像中留下條紋。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科學家不得不重新拍攝，並開發比較複雜的電腦程式來消除條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簽名的傑出天文學教授David Jewitt解釋說，「假如你打開書本，看到書頁上有一條巨大的標記條紋--這就好像這些衛星造成的結果。...自從我開始研究天文學以來，衛星軌蹟的數量不斷增加。」他的團隊就是經常要修補圖像、消除衛星所造成的條紋。

「人們希望把太空間用於良好的目的。通訊是一個很好的目的...因此，在有效利用太空的同時不讓衛星群影響我們的夜空視野，一定要有所監管。」

Gutterman說，審查巨大衛星群對環境的影響是改革太空政策所急需的第一步。目前這方面的國際合作有限，而在美國，衛星從發射上軌道到退役，每個運行階段目前由不同的機構來監管。他說，制定明確的衛星國際標準並簡化美國營運流程很好，對於科學家和航太工業來說將是雙贏。

星鏈衛星2019年首批衛星發射後，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對衛星的反射率提出掛慮。於是SpaceX開始在衛星上塗一層塗料，來減少光澤。

本月早些時候，加州海岸委員會(CCC)拒絕了SpaceX的一項計劃--他們試圖增加從Vandenburg空軍基地發射火箭的次數到每年50次。拒絕的理由是SpaceX越來越多地發射星鏈通訊衛星而不是執行軍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