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是:資本中的勞工相對來說太便宜。美聯儲董事會的兩位經濟學家Isabel Cairo 和 Jae Sim今年七月份在一份報告中說,「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企業的稅前利潤股份有顯著增長,這說明利潤成份增加和勞工成份減少,可能是同一個原因引起的。」換句話,這50年的經濟政策向股權資本傾斜,對投資者有利,而勞工階級並沒有分享到利潤。
第二個問題是:財富越來越集中。看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1990年擁有4.88萬億美元,而2020年增加到32.55萬億美元,增長了六倍多,而收入最低的50%美國人口,總財富則從7900億美元增加到1.5萬億美元,只是30年前的兩倍。
那麼經濟政策應該怎樣調整,才能夠逐漸減輕這種失衡呢?當然是在抽稅方面。
股市和勞工階級的脫節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已經接近極點,是不可持續的狀況。如果政府不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歷史告訴我們,市場的自然調節會是劇烈和痛苦的。
Borish先生建議投資股市的人能看明這種不平衡的危險,做點自我犧牲,向制定政策的人施加壓力促進改良,不然難免從翹翹板的高端重重地摔下來。我不太清楚他說的劇烈痛苦「自然調節」是指甚麼,但我猜測是暴力革命之類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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