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將衝擊房市

有位參議員Sheldon Whitehouse，最近談論氣候變化對美國住房和房屋保險業的影響。根據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的聽證會得到的見解，他警告氣候變化引發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Whitehouse參議員強調，氣候變遷將在全球造成幾十兆美元的災害損失，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發生在美國。保險業特別關注這些預測，因為潛在的損失到處存在，威脅到他們的財務穩定。

就拿佛州來說吧，一個特別容易受到氣候影響的州，在參議院聽證會作為案例研究。哈佛商學院金融學教授Ishita Sen博士作證，對佛州的保險和抵押貸款市場提出的見解令人震驚。她說規模比較大、比較穩定的保險公司正在退出佛州市場，導致房主不得不依賴規模較小、財務狀況較差的保險公司。這就增加了房主違約的風險，因為這些較小公司可能無法有效地提供索賠款項。

Sen博士的研究還顯示，佛州的許多小型保險公司的財務實力評級都是由一家相對不知名的機構Demotech提供的。令人擔憂的是，從2009年至2022年，佛州由Demotech評級的保險公司有20%破產了。

保險業市場的不穩定直接影響抵押貸款市場。貸款人通常要求房主購買信譽良好公司的保險，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貸款由不太穩定的公司承保，風險就轉移到聯邦抵押貸款巨頭Fannie Mae和Freddie Mac，進而也轉移到納稅人和退休基金公司。

Whitehouse表示，這種情況剛好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情況，當時過高的評級和高風險的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基金導致了災難性的經濟衰退。這一訊息令人打開眼界，也令人擔憂。

Whitehouse參議員強調，面對氣候變化，房屋和財務都需要增加彈性。這包括加固房屋以抵禦極端天氣，並加強金融機構系統的支持以抵禦大規模氣候衝擊。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美國將面臨一個高風險--由天氣災害引發重大金融危機。

鑑於過去的不作為，Whitehouse參議員呼籲採取緊急和協調的措施來應對氣候風險。他稱讚2022年的《減少通貨膨脹法案》(IRA)對減少排放的重要性，但這還不夠，美國應在整個經濟範圍內實施碳價款，這是大力推動減少排放和緩解金融風險的最有效政策。

這是一項重要提醒。Whitehouse呼籲：美國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例如制定碳排放價格(CRO)，讓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企業支付清除大氣層的一部份代價，既遏制溫室氣體排放和保護環境，又保護經濟免受氣候變化不可避免的影響。隨著氣候風險持續增加，政策制定者必須留意這些警告，採取果斷措施，保障住房和保險業市場。

你認為如何？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如何合作增強房地產市場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哪些措施可以幫助高風險地區的中小型保險公司的財務穩定？引入整個經濟範圍的碳價格會有怎樣的影響？

新冠病毒可能影響大腦功能

華盛頓大學St. Louis分校臨床流行病學家Ziyad Al-Aly研究新冠病毒對大腦的影響，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撰文，解釋報告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結果。我把內容翻成中文，供你參考。

從疫情的早期，腦霧就成為許多人在感染COVID-19後的一種重要的健康問題。「腦霧」是一個描述精神遲緩或大腦缺乏清晰狀態的口語，形容大腦難以集中注意力、難以記住事物和清晰思考。

四年過去了，現在有大量證據表明，感染新冠的病毒會以多種方式影響大腦健康。除了腦霧之外，新冠還可能導致一系列問題，包括頭痛、癲癇發作、中風、睡眠問題、神經刺痛和麻痺等等多種精神健康問題。這些證據詳細說明了這種病毒在大腦留下各種印記，但是病毒傳播的具體途徑尚不清楚，也沒有治療方案。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最近發表了兩項新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揭示出COVID-19對認知健康的深遠影響。Al-Aly教授自從早期患者報告以來，--甚至在「長新冠」一詞出現之前，就一直致力於研究長新冠。他在參議院就這個主題作證，並發表過大量文章。他為讀者介紹了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 大型流行病學分析表明，患過新冠的人出現認知缺陷(例如記憶問題)的風險增加。
• 影像研究顯示，比較患者新冠感染之前和之後，感染後的大腦體積縮小，大腦結構發生變化。
• 一項針對輕度至中度新冠患者的研究顯示，大腦出現明顯的持續炎症，並發生相當於大腦老化7年的變化。
• 需要住院或重症監護的新冠患者，則發生大腦老化20年的變化，並可能引起認知缺陷和其他腦損傷。
• 小鼠大腦器官的實驗旨在模擬人腦變化，實驗發現新冠感染會觸發小鼠腦細胞的融合，這就有效地將腦電活動短路，並損害小鼠的大腦功能。
• 對患過重症而在幾個月後因其它原因死亡的人進行屍檢，發現病毒仍然存在於腦組織中。這證明新冠不僅是一種呼吸道病毒，而且還能進入某些人的大腦。但病毒在腦組織中的持續存在是否會引起大腦問題，目前尚不清楚。
• 研究表明，即使病毒很溫和，並且僅影響肺部，它仍會引起大腦發炎，還會損害腦細胞的再生能力。
• COVID-19還會破壞血腦屏障(即保護人體神經系統的屏障)，使這層屏障「滲漏」。用影像技術評估新冠住院患者大腦，發現有腦霧體驗的患者，他們的血腦屏障破壞或滲漏了。
• 有一項大型初步數據分析，匯集了11項研究的數據，涵蓋將近100萬新冠感染者和超過600萬未感染者，結果表明，新冠增加了60歲以上人群患新發性失智的風險。

最近，NEJM發表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評估將近113,000名曾感染過新冠者的認知能力，比如記憶、計劃和空間推斷能力。研究人員發現，那些被感染過的人在記憶力和計劃管理的表現上有明顯缺陷。

這種能力下降主要表現在大流行早期感染者、delta和omicron變種感染者中，說明病毒從原始毒株進化到omicron，使人認知能力下降的風險都沒有減弱。

在同一項研究中，那些患有輕度並已痊癒的新冠患者的認知能力下降，相當於智商下降3分。相比之下，那些症狀持久不去的人，例如持續的呼吸短促或疲勞，智商下降了6分。而那些入住重症監護室的人智商則下降了9分。與沒有再次感染的人相比，再次感染病毒導致智商額外下降2分。

人的智商一般來說，平均大約為100。智商高於130表示非常有天賦，而智商低於70通常表示智力有障礙，需要相當的社會支持。Al-Aly教授根據NEJM的報告做了估算，美國智商低於70、需要相當社會支持的成年人數量，從470萬增加到大約750萬。也就是說，認知障礙比較嚴重的人多了280萬。

同一期NEJM上的另一項研究報告，是關乎2020年3月至2023年4月期間超過10萬名的挪威人。那項報告記錄了自新冠測試呈陽性後長達36個月內、多個時間點的記憶功能退化。

總而言之，這些研究表明，即使是症狀輕微，新冠也會對大腦健康構成嚴重風險，而且現在反映在人口層面上。最近有一項對美國當前人口的調查分析，顯示在新冠大流行開始後，有100萬工作年齡的美國人表示有記憶力、注意力集中、或做決定方面的「嚴重困難」，比過去15年中的任何時候都多。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些人主要是18歲至44歲之間的年輕人。

以上是美國數據，來自歐盟的數據顯示了類似的趨勢。2022年，有15%的歐盟人口報告記憶力和注意力存在問題。

展望未來，至關重要的是確定誰面臨最大的風險。我們還需要更好地了解這些趨勢如何影響兒童和年輕人的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齡人口的經濟生產能力。我們現在還不清楚，這些變化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大腦失智症和阿茲海默症的發病。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COVID-19應被視為一種對大腦有重大影響的病毒，其影響是深遠的。無論是個人的認知能力掙扎，還是整個人口和經濟的受到的影響，我們需要要揭開這些認知障礙背後的真正原因。這需要全世界研究人員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共同努力。不幸的是，幾乎每個人都要在這項史無前例的事業中經受考驗。

普京對西方民主的信息戰

信不信由你，普京對西方的輿論宣傳戰效力挺高的，衝擊到西方的民主體制。有一位哲學家Vlad Vexler，出生於英國，在俄國長大，專門研究政治價值和自由，特別是關於自由的概念。他最近介紹了普京對西方的信息戰，說西方人若不了解普京的戰術是很大的損失。我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他說普京的主要目的是讓民主社會變得無法治理。有時西方政客似乎覺得借用普京的政治宣傳工具挺好，但我們在宣傳信息戰方面都剛剛起步，最好先了解一下蘇聯宣傳和俄羅斯宣傳的區別。

Vexler在前蘇聯長大，接受的蘇維埃政治宣傳是：製造另一套現實，學校教他愛黨要超過愛自己父母等等。現在的俄羅斯宣傳很不同，不是要你同意某個理念去行動，而是要你甚麼觀點都不信，甚麼政治行動都不參與。

不過呢，普京要你對政治有兩點基本看法：個人自由不錯，但尋求大眾自由很愚蠢；凡事別太認真，即使有真理，也沒人會知道真理到底是甚麼。Vexler介紹了普京的俄羅斯政治宣傳四大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懷疑真理本身，這是核心--把飢渴慕「義」的人轉化為拒絕接受任何「真理」的人。你不希望被政客矇騙對嗎？他利用這一點要你懷疑一切，甚至放棄可能獲得任何真實信念的所有努力。比如俄軍入侵烏克蘭的惡行，普京不是說沒有這件事，而是說沒有人會真正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宣傳的第二個支柱，是放棄統一口徑，利用各種說法。比如俄烏戰爭，他們既說沒有戰爭，又說戰爭是別人發動的。第三個支柱是容許各式彼此矛盾的假信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比如俄烏戰爭是有人設了圈套；俄軍是不得不做；是北約組織幹的...

俄國政治宣傳的第四個支柱，是利用人的內在動機。有句格言說，動力只從已有的動機而來。把這格言擴大到極限，就是普京不要你得到任何新的動力，乃要抓住你原有的動機加以擴大和操控--他不要你聆聽他人和修改理念，而要你鑽牛角尖失控。為了干預西方民主體制，克里姆林宮的目標不是選哪一政黨來支持，而是要藉著加劇已有的意見分歧，讓你的民主協商無法進行下去。

所以我們需要辨認俄羅斯的輿論宣傳：在俄烏戰爭開始後，他們對國內向前蘇聯(製造虛假現實)方向移動了20-30%，而對西方沒有改變。他們宣傳的內容當然不是那幅扭曲的「蘇維埃政權牢固」圖。他們花大約70%的精力要你甚麼都別信，而30%的努力要國人相信「我們自己的主義」意識形態，諸如我國先進強大之類。

俄羅斯現在的政權是法西斯主義，而它的人民不贊成法西斯主義。俄國政府知道這個不平衡是無法維持下去的，但它不知道怎樣改變這個狀態，也不知道是否能夠改變成比較容易控制--對我們來說，這叫做不再講求事實(post truth)的宣傳，而對俄國人來說，這是不再講求事實再加上虛假事實的宣傳。

很多人不了解俄羅斯宣傳的害處，在了解這些害處之前，我們需要先知道organic這個字，就是器質性。俄國的輿論宣傳不光是克里姆林宮的政治工具，還是一種在全世界流行的器質性政治疾病，就是在我們在西方政治中看到的那種失去嚴肅認真性的問題。

我們看到兩個政治品牌，一種是政治創業家，另一種更有害的則是不再講求事實的民粹主義。政治創業是獲得個人進取的途徑，可能會打破民主協商遊戲的規則--如果個人奮鬥會造成這個結果，我們倒無話可說。政客常常說謊，看政治純粹是手段，為社會弊病開脫。這些人進入政治舞台，靠的是用個人實現語言提出訴求，同時追求真實。

而正宗的不再講求事實的民粹主義者不同，他們說謊不只是阻撓某個事實真相暴露，更是要讓人分不清哪是謊言、哪是事實。他們有意地放棄某個統一口徑，製造出各種五花八門、彼此矛盾的說法。他們不是政客說謊，而是政客與政客、政客與民眾同謀，認為事實真相到底如何並不重要。

在公民體驗到Vexler所說的四大不信任情緒時，不再講求事實的民粹主義最為興旺。這四大感受列舉出來就是：不安全感--相信政治制度不行，當局不行；無助感--眼巴巴看著卻無法參與政治過程；感到受背叛--政治體制總是解決別人的問題，不把我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所以他們很壞；最後一種感受最要命，就是感到不透明，一切都搞不懂是怎麼回事，因此即使這套政治體系被摧毀我也不介意。

引起這場危機的原因有各式各樣，從脫離社區聯結(比如病毒流行隔離)到社交媒體影響，人們的意念碰撞、排斥異類、放棄團結尋求公益。請記住，這些遵循固有的人性器質弱點，被人慫恿走向自己的極端，即使後來發現有壞分子犯罪受懲，人們仍然甘心受他們利用，一條路走到黑。

俄羅斯宣傳最大的害處是甚麼呢？就是人們不認識他們這一套，已經中招還不知道這是外敵的手法--他們希望瓦解西方民主體制，催化劑放好後，我們自己就可以來拆毀了，效率實在太高。

如何能夠挽救我們的民主體制呢？不是害怕他們干預我們的選舉。我們的害怕比他們的干預還重要--不安全感是他們營造這場危機的重要成分。我們的害怕導致我們無法用理性分清自己的民主內部危機和外敵干預。人們推動陰謀論，95%是我們自己的問題，5%是外敵的推波助瀾。

我們這裡有人相信這些陰謀論，並不看證據，因為他們也相信反正沒人看得見證據。其實俄國並不是要川普勝選，他們只需要美國變得亂七八糟無法治理，而他們很可能是把川普當作破壞分子來支持。

關於新冠疫苗的誤導文章

偶爾，學術雜誌也會發表誤導人的文章，但他們在同行審核發現錯誤之後，會很快更正或撤回文章。這篇關於新冠疫苗的「研究報告」是一個例子，現已從BMJ公共衛生雜誌上被撤下。

我把Snopes發表的有關內容翻成中文放在這裡，作為學習筆記。

2024年6月3日，《英國醫學雜誌》(BMJ Public Health)發表了荷蘭四位研究人員的一篇論文，題為「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西方世界各國死亡率過高」。

這項研究得到One America News(OAN)、《紐約郵報》和Telegraph等政治保守派媒體的報導，然後傳播到了X等社交媒體平台，被反疫苗的人群分享開來。

根據報導，這份報告對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死亡率進行模糊的人口統計分析，似乎將過量死亡與COVID-19疫苗聯繫起來。OAN和Telegraph都在標題中使用了「可能」一詞，例如「新冠疫苗可能助長了過度死亡人數的上升」。

「可能」作為一種修辭，能夠讓不同的讀者得到不同的解讀--用微妙的方式在已經相信新冠疫苗不安全的人群當中暗示了疫苗/死亡聯繫，以致他們以為自己已有的信念可能得到證實，而不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許多科學家在社交媒體上譴責《英國醫學雜誌》，說它根本不該發表這項研究。於是BMJ在X上貼了聲明，解釋說這份研究並未以任何方式將過量死亡與疫苗接種聯繫起來。後來《紐約郵報》也對自己的報導做了更正，指出這項研究報告「沒有分析疫苗接種的影響，也沒有建立死亡和疫苗接種之間的聯繫」。

Snopes對這項研究報告做了獨立查核，首先注意到，報告僅僅檢查超額死亡人數，並與世界死亡率數據集的「預期死亡人數」進行比較。2020年至2022年，超額死亡人數超過300萬人。要想證明這些超額死亡與新冠疫苗接種有關，就要排除其中因新冠本身引起的死亡。然而，研究人員並沒有這麼做。實際上，幾乎所有這些「超額死亡」都是由新冠造成的，甚至不歸因於新冠的死亡也在同時達到峰值。

超額死亡數目的研究有不少，大家結論大致相同：2020年全世界超額死亡人數略高於100萬人，2021年超額死亡120萬，2022年超額死亡80萬。疫苗在2021年陸續推出，這意味著儘管取消了許多安全預防措施(例如戴口罩)，但接種疫苗的人數仍然比較少。常識告訴我們，超額死亡人數會因這種情況增加。

最重要的是，儘管2022年也是報告新冠病例數目最高的一年，但2022年的死亡人數比2021年少了40萬，因為此時許多人都接種了疫苗。隨著傳染性很強的Omicron變異體在世界各地傳播，疫苗挽救了他們的性命，而不是造成更多死亡。

教授們也開始使用 X，使用完全相同的資料集來證明這一點。Karlinsky博士是創建世界死亡率數據庫的人，其數據被這篇BMJ論文引用。他在X上說那篇論文「很糟糕，標題誤導人」，並指責其作者抄襲他的一些工作成果，但卻得出不同結論。

Snopes在報導這件事的過程中試圖聯繫這篇BMJ論文的作者，以及另外幾位研究人員，據說沒有收到任何人的回覆。

獨特的政治宣傳架構

也許很多人最近都注意到了媒體關於拜登大腦失靈的種種表現的報導，因為消息來源不是偏遠的網絡小道消息，而是(右翼)「主流」媒體。我把原本主流的Fox新聞網放上引號，是因為他們近年來不再重視自己的公信力，經常發佈不准確的消息評論，而很少或不再發佈糾錯公告(糾錯是主流媒體特色)。



這些小道傳聞或「疑問」是如何變成宣傳工具內容進入大眾視野的呢？這裡有人舉例解釋了一下，請你參考。

比如那個因造謠被開除的Tucker Carlson。Fox新聞網分成新聞部門和評論部門，Carlson屬於評論部。他在被開除之前的晚間黃金收視時間會製造出謠言，比如說J6暴亂事件「顯然」是FBI故意安排的，聳人聽聞。然後第二天早晨，Fox的另一個節目「狐狸和友人」就開始報導Carlson這一驚人發現，放一段Carlson的荒謬論證片段，讓你幾乎分不清他們是報告新聞還是在評論--Carlson頭天晚上散佈陰謀論，第二天他的言論就變成了新聞。(報道別人言論的確算是新聞範疇。)

現在Sinclair廣播集團也做類似的事，他們在美國擁有很多廣播電台。上星期《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拜登「私下」表現出大腦遲鈍的文章，可是你只要稍微查考，就會發現消息來源都是共和黨人--宣傳拜登大腦遲鈍對他們勝選有利。文章作者還承認，所有受訪的拜登政府民主黨官員都認為拜登的表現沒有甚麼問題。結果，第二天揭穿這篇黨派觀點的文章就發佈了。

儘管如此，這篇文章的內容還是成為新聞，後來被很多地方的電視台報導，可能因為華爾街日報一般來說被大家相信消息比較可靠，強過川普在那裏信口胡說「拜登不知年月日」。本來這些電視台應該報導這條消息的來源問題，可是他們幾乎用了幾乎千篇一律的文稿，播報這條已過時的新聞：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mental fitness of president Joe Biden. His national correspondent Matthew Galka tells us the issue could decide the election...

為甚麼每個台都提Matt Galka呢？搜索一下，這人在Fox 10新聞台做過幾年記者，離開後大概是專門去報導川普，2022年進駐Sinclair集團，於是他所報告的內容/意見就可以送達全國一兩百個電視台了

其實Sinclair旗下那些名稱似乎是各地電視台的頻道，報導內容其實大多是非本地的。Matt Galka作為「全國記者」，表示關注拜登大腦遲鈍問題是老早的事了，他提出「it could decide the election」的concern，這次再報導，其實不是「新」聞，但和《華爾街日報》那篇質疑拜登大腦的報導編撰在一起，就達到給人錯覺的目的。因為很多人並不習慣分辨新聞和新聞評論，一聽見concern就當成事實，尤其是來自大家比較信任的本地台。

一般來說，美國各地電視台每天製作大約半小時的節目，去掉幾分鐘的廣告，再去掉幾分鐘的當地天氣預報，剩下時間播報一點真正的本地新聞，然後一部分節目就是所屬媒體集團(比如ABC)提供的。對於隸屬Sinclair的電視台，他們有很多機會播報Sinclair網所提供的新聞(或意見)稿，於是上述《華爾街日報》那篇不準確的拜登大腦認知能力的「新聞/評論」及其競選「concern」就傳遍全國了。

教訓是甚麼呢？操練批判性思維的技巧，學習分辨哪些是關於實際事件的報導，哪些是別人的意見觀點，尤其是非本地的消息來源。但凡聽見聳人聽聞的消息，要搜索互聯網，比較一下各家媒體的報導。

順告關於大腦失靈的報導，主流媒體似乎一直不太確定要不要報告川普在公開講演中暴露出來的失智表現--因為他們有個原則是不報未經證實的消息。他們會報告某些聽來很瘋狂的話，或告訴你他這話那話說錯，至於那些說不出完整音節的失語現象，以及扯東扯西、沒有表達完整意思的word salad就不報告了。有兩位知名的心理學家Harry Segal和John Gartner，每星期做節目分析川普的講演內容，你可以參考--不是他們的個人意見，而是用川普實例為你解釋失智症的一般症狀和發展。

加州的槍枝暴力預防

本文內容轉自加州大學Davis分校醫學院前年撰寫的防暴研究報告網頁：Some recent VPRP research。

加州「紅旗警告」法是2016年1月1日生效的防止槍枝暴力法律。到2022年6月為止，極其危險的「槍枝保護令(GVRO)」58次預防了大規模槍擊事件，有精神病歷資料和死亡記錄為證。

這項法律允許執法人員、家人和同住人員、某些同事、雇主和教師與法官合作，暫時禁止那些有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危險的人使用槍支彈藥。

這篇研究報告發表在在《Injury Prevention》國際雜誌，主要作者Pear說：「GVRO為預防槍支暴力提供了一項合乎常識、受歡迎且有用的工具。...調查表明，用GVRO從那些傾向於傷害自己和親密伴侶、傷害同事、同學或公眾的人手中沒收槍支，是有效的防範。」

• 大約80%的GVRO是執法人員用來防止槍枝攻擊和兇殺的，對處理人際暴力威脅案件是最有效的辦法。 
• 將近30%的GVRO(共58起)出現了大規模槍擊的威脅，全部針對學校。其中六起危脅是18歲以內的未成年人發出。
• 在暫時被移除槍支的人中，近30%擁有AR或AK式步槍等攻擊型武器。
• GVRO還被證明可以有效防止自殘。大約40%的案例是威脅自殘，在被沒收槍枝的個人中沒有發生自殺事件。

許多槍枝暴力行為，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公共大規模槍擊，在發生之前都會有明確或不明確的威脅。儘管有這些警告威脅，大多數州的執法人員仍無法從這些危險個人的手中移除槍枝，除非他們已被禁止擁有槍支。加州GVRO槍枝保護令的制定填補了這一法律空白。

另一項研究報告是2022年7月發表在JAMA網，用機器學習的方法辨識有自殺危險的購槍者。機器學習是一種人工智能技術，除了可以幫助識別自殺風險較高手槍購買人，還能幫助辨認預測用槍自殺者的個人和社會特徵。

在2020年，自殺身亡的人幾乎有4萬8千人，其中超過2萬4千人使用槍械。先前有研究表明，買槍後立即自殺的風險特別高，這說明購槍本身就是自殺風險升高的指標。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幫助辨認的可預測風險因素包括：

是年紀較大者；首次購買槍支；白人；住處離槍支經銷商較近；買的是左輪手槍。

這項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Hannah Laqueur博士是公共衛生碩士和急診部教授。她說：「雖然限制自殺風險較高的個人使用槍支是救命的重要機會，但準確識別高危人群仍然是一項最重要的挑戰。...機器學習的結果發現，利用手槍購買記錄來識別高危人群，對預防自殺具有潛在效用。」

為了解一種機器學習算法是否能識別有槍支自殺風險的人，研究人員檢查了加州槍枝經銷商的銷售記錄資料庫，共有將近500萬筆交易(近200萬人)，以及加州的死亡記錄。

研究人員說這項研究只是「概念驗證」，結果顯示利用手槍購買記錄來識別高風險人群對於預防自殺的確有潛力。但他們指出，許多槍支自殺者被歸類為「低風險」人群，因此他們需要其它形式的干預。

還有一項研究報告是提供免費課程給醫生，請他們協助降低槍枝暴力的危險，看效果如何。加州大學Davis分校健康中心有個BulletPoints計劃，就推出了這樣一門線上繼續教育課程。雖然這課程是給臨床醫生開的，但任何人都可以註冊參加。

這門培訓課程展示如何與有槍並可能面臨人際暴力、自殺或意外傷害風險的患者對話，還教導如何根據槍支暴力風險的類型和程度進行干預。

BulletPoints的總監Barnhorst說，「臨床醫生在塑造公眾對安全和傷害預防的看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就像醫生可能會詢問患者關於吸煙的問題，或可能會詢問有關汽車裝備兒童安全座椅的問題，他們也可以與患者談論槍支問題，不帶黨派偏見和批評。」

這門課程的名稱是「Preventing Firearm Injury: What Clinicians Can Do」，翻過來就是預防槍械傷害：臨床醫生可以做什麼。介紹了患者可能面臨槍械暴力風險的不同情況，包括自殺、失智、親密伴侶暴力、大規模槍擊和意外傷害。臨床醫生將會了解「3A框架」(Approach、Assess、Act)，了解各步情節，並知道如何應用這一框架和干預治療的資源，以及如何用文化和政治中立的方式談論風險和干預措施。

完成整個課程大約需要一小時，可以從加州醫學協會或美國心理學會獲得一個連續教育學分。參與者必須完成所有的課業要求活動、通過測驗、並完成一項不計分的評估。

關於加州槍枝暴力預防的成績和有待改進之處，請訪問加州檢察長辦公室的有關網頁。

趕快宣告審判無效？

也許你已經聽說這條消息：川普封口費選舉欺詐案(日前紐約12人陪審團定川普有罪)的法官Juan Merchan，寫信給檢控方和辯護方律師，提請他們注意紐約法庭官方臉書網頁，5月29日有個Michael Anderson貼出評論：

My cousin is a juror and says Trump is getting convicted. Thank you folks for all your hard work!!!!

等等，哪位陪審團成員有個表親貼了這句話？看一下這位臉書用戶的自我描述：transabled and professional shitposter--原來是個專門在網上隨地放屁(不值得關注)的人。如果他/她自己都明明地不要你認真對待其任何發言，你還用的着當真嗎？

但堂堂正正的Fox新聞居然拿根雞毛當令箭，煞有介事地播送「重大突發新聞」報告，說律師剛剛收到Merchan法官的信件，警告臉書上有這條陪審團尚未做出裁決時的帖文，帖文內容如此這般，是一位陪審員的表親所寫，四個驚嘆號！

Fox形容法官信件為「very bizarre unusual」，指出法官沒有說貼文是否屬實或法院是否在調查，揣測不知是否某種計劃洩露，或者會否導致(定罪)審判無效，事態「發展」值得關注云云。他們大肆鼓譟，邀請右翼嘉賓趁機散佈對紐約司法過程的懷疑，放出「審判無效」的個人意見，不亦樂乎。



司法過程早就被操控了？若果然是這麼回事，那就要宣告這場審判無效了。然而我們的媒體環境糟糕透頂，隨便一個阿飛上網張貼一句話，就能夠引發整個右翼媒體轟動。結果那位發帖的Anderson只好出面澄清--夥計們別太認真：

「I am a professional shitposter (haha)，Shitposter在互聯網文化中的定義是：利用線上論壇或社交網頁貼出「攻擊、諷刺、惡搞」的差質文字。這些Shitposts一般是為有意岔開討論話題而設計，以最小的努力引起最大的反應，甚至有時是為了協調煽動筆墨戰，讓網絡的常規用戶無法使用網頁。」

那麼這位Anderson屬於哪一政治派別呢？搞不清楚。這人有個帖子寫著「...Fuck Joe Biden...」他這個帖子會引起案件審理結果改變嗎？顯然不會。

川普被判定為有罪，是因為紐約來自不同背景的12人陪審團(挑選是有川普辯護律師參與)，仔細聽了多方證詞和看了證據，一致同意那34項指控成立，而不是因為有人在這一過程中陰謀串通了甚麼。

但是右翼媒體給我們看到一幅很重要的景色：他們迫切需要一些藉口，來破壞人們對一個合法審判過程的信心--居然隨便一個網上shitposter(或可譯作「說屁話者」)的發言就可當作報導材料，達到宣傳目的。

還記得Fox媒體網因為傳播關於Dominion投票機的假消息，被提訴最後罰款$7.875億美元嗎？他們沒有改變做法，因為以假話賺取流量畢竟是個不錯的商業模式。他們不是報告「新聞」，而是成為一黨宣傳工具，現在這一黨已變質，不再堅持小政府和取消規章等等，乃用謊言支持川普第二次上台清洗報復「政敵」、以及反對法治與三權分立憲法原則了。

當然他們不再宣傳2020年的選舉被投票機公司搞砸。但那些已經相信「選舉被偷」的人這次風聞審判「可能」無效之後，就更堅決地相信司法過程被(民主黨)操控了，有人陰謀對抗他們的親愛領袖。

傳過錯誤信息的Fox網或其它社交網用戶是不發更正消息的，因為反正是宣傳機器，不必考慮維護公信力--散佈懷疑的假消息只要有人信，目標就達到了，所以流傳越久越好。

另外一個製造假消息的例子是國會裡的共和黨人搞那些虛假的「調查」聽證，假裝發現了甚麼罪行會導致拜登總統或其他甚麼人受到彈劾，其實甚麼罪證都拿不出來，甚至有的舉報人或證人被發現是在說謊，或因向聯邦探員說謊而受到檢控。

不過搞輿論宣傳的媒體不在乎事實與否，他們有很多揣測和評論，製造出大量懷疑，好像那些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很快就要被證實了似的--比如拜登和川普一樣腐敗，或不合意的司法審判結果是因為過程被操控了等等。至於那些耳朵發養樂意聽陰謀論的群眾，他們一般不那麼介意消息真假。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共和黨領袖明知是假，卻告訴支持川普的群眾另一套信息--諸如J6不是暴亂、2020大選可能出現過大規模舞弊等等。他們為甚麼會墮落到一個有意欺騙的地步？當然不是出於愛心，乃是公開搞愚民策略，但為甚麼？

GOP現在反對司法公正？

如果我沒有記錯，共和黨(GOP或譯「大佬黨」)向來倡導法治、重視問責、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想到自從川普總統上台，他們放棄各種保守主義原則，逐漸變成一個支持川普在任何州犯任何罪的政黨，變得熱衷於傳播毫無根據的陰謀論。

比如川普被紐約法庭的12人陪審團定罪後，共和黨有些高官政客出面，不接受這一司法過程和結果，硬說這後面有拜登總統在搞鬼。共和黨在眾議院現在有個微弱多數，於是能夠把總檢察長Merrick Garland叫到國會嚴厲問話，姿態顯然不是要調查甚麼，而是在做政治表演--我很懷疑，他們是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夠被第二屆川普總統重用，或是希望躲避他的某種清洗報復？

下面一段錄影，是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Adam Schiff在小組「聽證會」上發言。我把內容大意寫在下面，讓你看看國會內部黨派鬥爭的激烈程度。(國會為一個總統競選人而干預各州司法檢察工作，甚至不惜插手最高法院運作，這本身凸顯GOP不介意拋棄美國的三權分立制衡的原則。)



總檢察長(AG)先生，我感謝您今天來。您以誠信和原則領導了法務部(DOJ)的工作，你們的公共安全服務工作成績巨大。我特別感謝您願意坐下來回答無休止的錯誤指控和陰謀論影射的問題。

我們小組委員會Jordan主席的戲劇化開場陳詞說，現在的(司法)公義已經不再是盲目(給所有人)了，他意思是司法不再是公正不倚，乃忽然變得看人下菜碟，要看人的地位了。但他的實際問題不在這裏，即使你是前總統(或競選人)，你犯了罪都要和別人一樣經過庭審和問責--這不光是他的實際問題，還是我們所有共和黨議員同事的問題。

他們要支持一名定了重罪的人做總統候選人，但不知對我們的司法系統該怎麼辦，因為這套系統對待川普和對待其他公民一樣。結果他們就要推廣那些明知是假的陰謀論，用一大堆問題輾壓你，卻不容你回答。因為他們的整套論點最後是無法證明的，是破壞我們司法系統的，而他們在乎那個被定罪的重罪犯，過於在乎國家。

我必須說我很驚訝，也很高興，就是我們這個小組委員會的國旗還沒有倒掛，因為他們想要把我們的國旗倒掛，正如他們想要把我們的司法系統顛倒過來。

讓我來說說當今的陰謀論，就是拜登總統不知怎麼竟能藉著你們司法部做到把川普在曼哈頓定罪，也就是為對付前總統而把您的部門武器化了。讓我來問您關於這個陰謀論的幾個基本問題：

您是否任命了Alvin Brag做曼哈頓的總檢察長？「No。」當然沒有，他是民選的。您是否在這個案子裡選了陪審團？「陪審團是法官選的。」那位法官是不是你選派的？「No。」當然不是，斷案法官是隨機抽選的。那些陪審員是您挑選的嗎？「No。」那些陪審員是川普的律師協助挑選的。這個案子是您裁決的嗎？「No。」這個案子的陪審團所得到的裁決指南是您給的嗎？「No。」用哪些罪名提起訴訟是您的主意嗎？「No。」

這個案子是12名普通的紐約人查看證據，定川普有罪的。與其慶賀這個國家能夠由12位普通公民參與陪審，裁定國內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是否有罪，他們(共和黨人)倒誹謗整個司法體系，試圖拆毀它，只為了一位重罪犯，他們不惜拆毀民主制度。

他們說起訴一位前總統前所未有，很對，我們美國從來沒有一位總統為了欺詐選民而付封口費給女星，然後偽造商業紀錄來掩蓋；從來沒有一位總統拒絕歸還國家機密文件，又阻撓調查；從來沒有一位總統煽動暴力攻襲國會山莊。

上面這些都是前所未有，但還有一些事也是前所未有：那個政黨的許多領導人在追尋權力的時候都接受這樣一位無法無天人作總統，好像總統這樣做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們要提名這樣一位重罪犯做下一任的總統候選人。

另外一項陰謀論，是關於拒絕歸還機密文件，在執行海湖莊園搜捕令時，說是(FBI)核槍實彈準備殺死川普。這一危言聳聽的謠傳，以及國會兩院曾號稱法治的政客不負責任的行動，使得您手下的公務執法人員受到性命威嚇。

總檢察長先生，我感謝您的服務，不得不承受所有這一切，但我們一定會度過這一難關的。

二戰D日中的女英雄

根據維基百科，1944年6月6日在法國的Normandy登陸，代號海王星行動(Operation Neptune，通常稱為D日)，是二戰時西方盟軍在歐洲西線戰場發起的一場大規模攻勢。這場戰役在一天內有15萬盟軍士兵橫渡英吉利海峽，登陸Normandy，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海陸空聯合搶灘登陸戰。這場戰役開啟了法國(以及後來西歐)從納粹軍事占領下解放的進程，為盟軍在西線的二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80年來人們所沒有注意到的，是三名婦女在D日勝利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內容取自Yahoo的總結性報導，3 unsung World War II woman spies who helped make D-Day an Allied victory。

Andrée Borrel、Lise de Baissac、和Odette Sansom，她們三人在英國首相邱吉爾於1940年創建的二戰秘密情報機構特別行動執行局(SOE)中服役，列在39名女特工當中間，目標是「點燃歐洲」。

記者Sarah Rose研究發掘女子在戰役中的歷史，出版了《D-Day Girls》一書，特別紀錄了三名女特工對盟軍Normandy勝利和西歐擊敗德國的貢獻。她們不是女秘書或信使，乃是特種部隊在地面上努力，防止盟軍被炸回水中--她們是領袖。

Andrée Borrel是第一位女性戰鬥傘兵，她為解放法國而戰鬥，直到Normandy登陸一個月後被納粹處決。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生於巴黎郊區的一個工人家庭，14歲輟學的女孩。

二戰爭開始後，Borrel離開巴黎，參加了紅十字會辦的護理速成班。在護理傷兵一段時間後，她加入了法國抵抗納粹的特工小組，組織和運作法國最大的地下逃生網絡之一，Pat O'Leary逃生線。她幫助了至少65名盟軍逃亡人員(主要是在敵方領空被擊落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幫助他們從法國穿越Pyrenees山脈前往西班牙。

當她自己被洩露時，她逃到葡萄牙Lisbon，然後搬到倫敦，渴望繼續為法國的反法西斯解放而奮鬥。1942年春，SOE錄用了她。她接受的訓練不僅可以跳到敵後，還可以監視、破壞和殺死佔領她祖國的德國及盟軍。

Borrel於1942年9月，空降進入法國，成為第一位這樣做的女特工。她曾擔任SOE網路Physician(綽號Prosper)的信使，這網路在法國北部召集了抵抗組織成員，對納粹軍隊打遊擊戰。她往返於巴黎和鄉村之間，協調空中補給、招募、武裝和訓練的工作。

Borrel晉升為該網路巴黎戰區的第二指揮，該戰區還將敵方情報送回倫敦的盟軍。她還參加了國家特種部隊的第一期女特工訓練班，在那裡她學習各種技能，從肉搏戰到Morse電碼。有人問「你如何利用身上的物件殺死一個納粹分子」，據說她回答「我會用一支鉛筆插進他的大腦--活該」。她的指揮官夸她是「我們所有人中最棒的」。

納粹在1943年6月逮捕了Borrel，7月將她送往集中營。據稱他們利用了雙重間諜提供的情報，其他的Physician領導人也被捕。即使在監獄，她仍繼續戰鬥，在給姐姐的幾封信中插入了有關綁架她的德軍的資訊暗語。Borrel被德軍處死時年僅24歲。

37歲的Lise de Baissac是緊隨Borrel空降法國的另一位女英雄。她在Normandy戰役中是與納粹作戰的法國抵抗組織的二號指揮官。de Baissac是英國統治下的毛里求斯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兒，1940年希特勒的軍隊開進巴黎時，她正在法國。當SOE開始招募會說多種語言的女特工時，她加入了戰鬥。

她空降法國中部後，到法國西部的Poitiers鎮，為盟軍特工設立安全屋。她選擇德國秘密警察總部--蓋世太保附近的一套公寓，認為藏在眾目睽睽之下會減少懷疑。

她在被占領區不同的地下網絡之間做聯絡人，每天攜帶違禁品騎自行車走60至70公里。有一次，一名納粹分子攔住了她和她的秘密無線電操作員，對他們進行搜身。警察搜查他們身上是否有槍，而他們沒有，所以把他們放了。後來她報告說，當離開時，一塊無線電晶體從她的裙子裡掉下來，但她彎下身子，從地上抓起晶體，然後繼續踩踏板離開。

1943年8月，她的Poitiers地下網被炸毀，SOE用Lysander特別軍用機將她送回英國。她在蘇格蘭培訓了新的SOE女員工，並在1944年4月斷腿康復後，她回到被佔領的法國。她前往Normandy，與她的兄弟、SOE特工Claude de Baissac一起領導那裡的抵抗戰士網。他們為削弱納粹的通訊和交通線路而發動攻擊，戰略性地切斷電話線並炸毀公路、鐵路和橋樑，以阻礙希特勒增援Normandy海灘命令的德國部隊行動。

6月5日，當de Baissac得知Normandy登陸馬上開始時，她急忙離開巴黎前往協助盟軍。騎了三天自行車，飛快地穿越納粹陣地，找到她兄弟Claude在Normandy的抵抗指揮部。他們姊弟蒐集敵軍位置情報，發送到英格蘭，為D日七週後美軍從半島攻破德軍防線的「眼鏡蛇行動」奠定了基礎。

Odette Sansom是炸毀納粹火車線的女英雄，她被捕並遭受酷刑，然後告訴蓋世太保官員：「我無可奉告。」她是英國Summerset一位28歲的家庭主婦，出生在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失去父親。進入二戰，丈夫已經遠赴英國軍隊作戰，她本來捨不得離開三個年幼的女兒，但因希特勒已經佔領了法國並威脅著她的新祖國英國，她覺得有必要加入戰鬥。

Sansom在跳傘訓練期間發生腦震盪，以致她無法空降跳入法國。但她堅定執著，搭乘一艘偽裝成漁船的軍火走私船停靠在Gibraltar，直到1942年11月希特勒軍隊開始佔領那一區，才抵達法國的「自由」地帶。

然後她開始在SOE特工Peter Churchill上尉的地下網Spindle工作，擔任快遞員幾個月。Churchill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她來建立秘密無線電網絡、協調降落傘降落、以及武裝Rhône Alps山的抵抗戰士，為Normandy登陸做準備。

Sansom和Churchill上尉墜入愛河，並繼續共同努力動員法國東南部的抵抗組織成員，直到1943年4月被蓋世太保逮捕。她知道他們有被當作間諜處決的危險，於是讓抓捕者相信自己的上尉指揮官是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親戚，而她是他的妻子，並且他只是在自己的敦促下才來到法國。實際上Churchill上尉與英國首相沒有關係，但Sansom認為自己若能欺騙德國人，存活下來的機會可能會大些。

Sansom被監禁在法國各地，後來又關押在最大、最要命的婦女集中營，經歷了單獨監禁和10到14次酷刑，挨餓挨打，腳趾甲被拔掉，身體被燒壞，背部骨折，試圖讓她透露關於其他特工的消息。然而她活了下來，據說沒有透露任何資訊。

戰後幾年，Sansom的證詞後來判定集中營指揮官Fritz Suhren以及其他黨衛軍軍官犯下戰爭罪。納粹德國於1945年5月8日無條件投降，在Normandy戰役的大規模入侵不到一年。

否認氣候變化的領導人

佛州州長最近簽署了一項法令，將於7月１日生效：不讓氣候變化的考慮影響州裡的能源政策，刪除州法律中大部分有關氣候變化的內容，禁止在佛州水域安裝離岸的風力渦輪機，削弱對天然氣管道的監管等等。本文內容取自《華盛頓郵報》的有關報導：DeSantis signs bill scrubbing ‘climate change’。

佛州面臨著強大颶風和極端高溫的威脅，沿海有毒藻類的氾濫日益惡化。但在那裡執政的共和黨人確定，這些都和全球的氣候變化無關。根據《佛羅裡達之聲》的報道，DeSantis州長說：「我今天簽署的立法將讓風車遠離我們的海灘，讓天然氣進入我們的儲罐，讓中國遠離我們的州。...我們正在恢復理智的能源態度，拒絕激進的綠色狂熱分子的議程。」

支持這項立法的人說，新法律幫助佛州優先考慮大家最關心的問題--能源價格負擔。他們說「過度監管」威脅到能源價格。但一些倡導氣候變化考慮的人表示，這項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像徵性的，對佛州轉向再生能源的影響不大--該州的太陽能發電正在蓬勃發展，儘管共和黨立法者希望遏制風力渦輪機的建設，但佛州的風力不夠，風電產業的興趣還不大。

環保人士說，新法律是DeSantis希望利用氣候變作文化戰議題的最新例子，想要引起全國關注，增加與右翼選民打交道。5月份他還簽署了另一項法案，禁止佛州生產實驗室培育的肉類，其實人造肉尚未上市。

州長在X上發布公告，表示這項禁令將保護佛州免受世界經濟論壇(WEF)上「全球精英」的影響。他錯誤地聲稱達沃斯政治領導人的年度聚會正陰謀迫使全世界「吃假肉和蟲」--其實WEF是致力於扭轉氣候厄運的國際性非政府機構和科教智庫，自1971年成立以來，每年在瑞士的Davos召聚大會，得到很多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支持--DeSantis搞不清誰影響誰。

佛州大自然保護協會主任Greg Knecht說，新措施刪除法律中大部分有關氣候變化的內容，「非常不符合公眾輿論」。他說大西洋大學的最新調查發現，90%的佛州人承認氣候變化正在發生，69%的人支持政府採取行動應對這個問題。許多受訪者報告了龍捲風和颶風帶來的洪水與強風負面經歷，所以佛州人其實比美國一般人還擔心氣候問題。Knecht認為新的法令凸顯出佛州政客日益嚴重地與實際脫節。

控制佛州立法機構的共和黨議員投票，贊成投入巨資來應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包括幾百萬美元的防洪項目，以及加強海平面上升威脅到的飲用水和廢水處理基礎設施。去年，州長向環境保護部撥款超過$2,800萬，用於更新每個郡的洪水薄弱環節之研究。

與此同時，DeSantis等等共和黨人把減少碳排放等氣候解決方案當作激進的左翼議程的一部分。這不是自相矛盾的信息嗎？一方面說「我們可以解決這些災害問題」，另一方面又說「氣候變化不真實，我們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新法令除了刪除氣候變化一詞以外，還將把「可負擔性」和「可靠性」作為佛州能源政策的重點，呼應保守派的言論。他們總是企圖把再生能源說成過於昂貴和不可靠。Raymer Maguire是駐邁阿密的CLEO研究所政策推動主任，他感覺佛州這項新法令是倒退了一大步，不再承認溫室氣體的危險。

佛州地方官員本來有權制定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目標，現在要取消了。還取消了政府機構在購物前查閱「氣候友善」產品清單的要求、以及在符合「綠色住宿」要求的酒店舉行會議的要求，和機關在購買新車時優先考慮燃油效率的要求。

佛州現在仍然嚴重地靠天發電。科學表明，燃燒更多天然氣將導致氣候變化，可能會惡化佛州的洪水和高溫問題。過熱的海水正在助長更強的颶風，而當颶風來襲時，海平面上升會使風暴潮更具破壞性。佛州的夏季一直很炎熱，但現在極端炎熱的日子越來越多。去年，邁阿密連續34天出現90華氏度的高溫天氣，是有史以來最長紀錄的第四名。

2018年DeSantis總統競選時，宣稱自己不坐「全球暖化左派教會的席位」。他在德州的一個石油鑽井平台上說，他會削弱許可證的要求，並終止排放法規，以加快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他把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描述為「控制人的議程的一部分」。上個月他還簽署了一項法律，禁止市和郡地方政府制定保護戶外工人免受酷熱的法規。在一個建築業和農業大州，這是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應對氣候變化在佛州本來並不是一個兩極化的問題。2006年當選為州長的Charlie Crist也是一位共和黨人，在他的第一次州情咨文演講中稱氣候變遷是「我們本世紀將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他幫助說服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很受歡迎的能源和氣候法案，允許佛州制定一個限額計劃，以限制電力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

但Crist的下一任州長Rick Scott(現在的聯邦參議員)執政期間，那些政策都未能執行。根據《邁阿密先驅報》，Scott手下負責環境保護的州官員被禁止在政府官方通訊中使用「氣候變化」或「全球暖化」等字眼。

(2017年，川普政府借鑒了這一策略，刪除了美國環保署解釋全球暖化以及為什麼值得抗爭的大部分線上資料。四年後，拜登上台撤銷了這項措施，重新提請公眾注意這個問題。)

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嗎？

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是很理想化的。這幾年我驚訝地發現，美國的執政多數並不需要實際上的多數票--他們利用選舉團等等奇怪手段，讓某些地區/群體比另一些地區/群體保留比較多的代表。當然，在很多地區，本地的選舉和政策協商決定還是實行了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

最近幾年，逐漸變成少數派的某些美國白人共和黨人開始藉著壓制選民、不公正地劃分選區，甚至顛覆選舉來阻撓人民意願。密切注意投票權問題的記者Ari Berman出版一本書：《Minority Rule: The Right-Wing Attack 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 and the Fight to Resist It》中，描繪了面對美國重大的人口和政治變化，共和黨這場反民主運動的興起。

5月30日星期四東部時間下午3點，Brennon舉行了一次線上討論，反動保守派如何利用我們並不平等的政治架構(如參議院和最高法院)，來鞏固他們的權力，以及反對這些倒退努力的民主運動。



我知道有人嘲笑美國人，宣傳說他們的民主很「假」，或體制正在「崩潰」等等。但是，邁向進步的道路雖然掙扎多多，總比公開擁護獨裁鐵腕法西斯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