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冒險的美國金融？

你聽說「高風險--高回報」的說法嗎？本文是專家資料網站Conversation中一篇文章的內容介紹：Banking crises rooted in a system that rewards excessive risk-taking。這個網站經常發表有關領域專家對於時事的意見，值得經常查閱。

First Republic Bank(FRB)是三月份硅谷銀行(SVB)倒閉的受害者，因為引發了很多中小型銀行的恐慌情緒，它現在正面臨倒閉邊緣。美國銀行業有個系統性的問題：過度鼓勵冒險。制定金融政策的人現在應該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動力了，以避免1980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和SVB這類事件的重複發生。

美聯儲最高監管機構似乎同意這個意見。4月28日，央行監管副主席就SVB的倒閉發表了一份報告，把倒閉原因尖銳地歸咎於風險管理薄弱和監管失誤。

研究和教授金融危機歷史的幾位經濟學教授合寫文章，指出1980年代以來的每一次金融動盪，共同點都是風險。銀行提供激勵措施，鼓勵企業高管們冒大風險來提高利潤，如果他們的賭注變壞，後果也很少。現在他們想要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是，怎樣能夠防止歷史重演，讓銀行系統、經濟和普通人的利益不受到威脅？

21世紀銀行業危機的先兆是1980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所謂的S&L危機)。它和SVB的倒閉類似，以瞬息萬變的利率環境開始。那些儲蓄銀行以有吸引力的利率提供住房貸款。當美聯儲積極提高利率來對抗1970年代末的通貨膨漲時，那些存款機構既要付較高的利息來吸引儲戶，他們自己的固定利率房貸收入又減少了，這個損失一度達到$1000億美金。

當時為幫助搖搖欲墜的銀行，聯邦政府解除了對儲蓄業的管制，允許S&L銀行從住房貸款擴展到商業房地產。這些銀行的高管通常根據機構資產的規模獲得報酬，於是他們積極向商業地產項目放貸，為快速擴展業務而接受風險較高的貸款。

到了1980年代後期，商業地產的繁榮泡沫破滅。很多還不起貸款的商家把向他們借貸的S&L銀行壓垮，這些銀行要求聯邦政府接管銀行和商業地產，並且出售資產以收回資金支付給儲戶的受保存款。最終，聯邦的救助計劃花了納稅人超過$1000億美元的代價，度過這場危機。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另一個明顯例子，說明美國的財政體制鼓勵了冒險策略。

在各個層面的抵押貸款融資中，無論是普通借貸買房還是華爾街投資公司，銀行高管們承擔過度風險，然後並把這些風險轉移給其他人而獲得成功。他們提供貸款給其實無力支付的人，然後轉交給華爾街公司，由華爾街公司將這些房屋貸款打包成證券出售給投資者。當房地產泡沫破滅時，物業價值崩潰，人們無法還貸，一波foreclosure就到來了(貸款銀行紛紛收回和低價賣掉物業)。

鼓勵借貸能夠讓短期業績看上去很好，於是銀行高管們紛紛為眼前的收益冒更大的風險。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銷售、購買和持有這些風險越來越大的貸款與房屋抵押貸款所支持的證券，得到利潤。當foreclosure開始蔓延時，這些證券的價值暴跌，華爾街的兩家巨大房地產投資銀行先後在2008年倒閉，引發了金融危機，全球金融體系癱瘓，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然而，銀行的高管們已經套現，沒有人被追究責任。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估計，從2000年到2008年，這兩家倒閉銀行的高管團隊從他們的股票銷售中總共獲得$24億美元的現金紅利。

回來再說說硅谷銀行，情形似曾相識。銀行高管們將銀行的資產捆定在長期國庫券和抵押貸款所支持的證券上，未能防止利率上升帶給這些資產的價值損失。利率風險對SVB來說尤其嚴重，因為很大一部分儲戶是初創公司，他們的財務狀況依賴於投資人獲得廉價資金。

當美聯儲去年開始加息時，SVB面臨雙重風險。隨著初創企業融資放緩，他們需要提取資金，這就要求SVB虧本出售所持有的長期債券以供應儲戶需要提取的資金。當SVB的損失程度被人知道時，儲戶失去對銀行的信任，引發了一場擠兌，以SVB倒閉而告終。

然而，對於銀行高管來說，低估甚至忽視利率上升的風險幾乎沒有什麼壞處。SVB首席執行官Greg Becker的現金獎金從2017年的$140萬增加了一倍多，到2021年達到$300萬，使他的總收入達到$1000萬美元，比四年前增長了60%。Becker在過去兩年中還出售了將近$3000萬的股票，其中包括在他的銀行倒閉前幾天賣出的大約$360萬美元。

SVB倒閉引起許多中型銀行的股價暴跌，另一家美國銀行Signature在幾天后也倒閉。FRB銀行被JP Morgan為首的大型銀行財團拯救後倖存下來，但損失已經造成。最近有報導說，在SVB倒閉後的六週內，FRB的儲戶提取了超過$1000億美元，現在看來它也可能很快倒閉。

危機尚未結束。截止2022年底，因為利率迅速上升，銀行未實現的虧損超過$6200億美元。怎麼解決呢？經濟學家相信從管理層面上，倒閉銀行的高管本來應該負責管理風險。

最近有個兩黨支持的法案提交給國會，叫作「倒閉銀行的高管回撥」，主張如果一家銀行倒閉，這項立法將授權監管機構收回該銀行高管在倒閉前五年內收到的一切薪酬補償。這是改進的良好開端。

當然，這樣的回撥只能在事後生效。為了防止風險行為，監管機構可能要求高管的薪酬支付優先看長期(比如5年)績效而非短期收益。新規則可能會限制銀行高管取錢跑掉的能力，包括要求他們持有大部分股票和期權直到退休。

關於導致SVB倒閉的原因，美聯儲最近有一份報告，是指向上述方向的。這份長達102頁的報告建議，對高管薪酬要設置新的限制，說領導人「沒有獲得管理銀行風險的報酬」，對銀行應該有更強的壓力測試和更高的資金流動性要求。專家們相信這些都是很好的步驟，但可能還不夠。

總而言之，如果銀行和銀行高管考慮整個銀行系統的利益，考慮他們的機構和股東的利益，而不是僅僅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那麼金融危機就不太可能發生。

從Fox學打擊謠言的功課

Calibrate是一家專門做欺騙檢測和緩解內部威脅的諮詢公司。它的首席執行官Pamela Meyer在《Newsweek》就電視節目主持人Tucker Carlson被Fox News開除的新聞事件寫了一篇觀點文章：Three Lessons on Fighting Misinformation，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Fox最近幾年幫助右翼散佈了很多陰謀論和謠言，口徑恰好與俄國宣傳一致。雖然Carlson不是其中唯一的角色，但他的聲音可以說是最大，影響很多美國人不相信政府和主流媒體，倒信2020年大選發生過嚴重舞弊；信拜登沒有真正當選甚至政府值得推翻；還有一小部分軍人相信他不是真正的三軍總司令；新冠疫苗不安全或無效等等，不用外敵打一槍，美國的軍備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當Fox宣布其明星主播Carlson離職時，一些長期以來指責他廣播謊言的人很開心。但Meyer說這場打擊謊言的戰鬥還遠未結束，我把她文章的要點記在這裡。

早在2018年，Mayo診所就有一位官員說，美國現在有個「說謊流行病」。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到了更多引人注目的欺騙模式，從滿口謊言的前總統川普，到2022年憑虛構簡歷當選的紐約眾議員George Santos，謊言猖獗，不誠實行為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

謊言暴露，新聞網散佈的誹謗遭到起訴和巨額罰款，這只是打擊大規模流行謠言的一個回合，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功課。

正如偵探尋找作案動機、手法、機會，一些研究人員在尋找制止說謊不道德行為的方法，開發各種驅動因素的影響。我們找到說謊的三個主要驅動力，如果能夠設法減少這三個方面的驅動力，就可以減少謊言的流傳。從某個角度看，Fox這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他們散佈虛假陰謀論的動機很清楚--他們越能夠激怒觀眾，觀眾就越受到吸引來看他們的節目，流量加募款，他們的錢就越多--Fox的首席執行官甚至說事實核查會影響經營，bad for business。讓Fox面臨巨額律師費和賠償費減少了他們的利潤。雖然他們可從保險公司得到一部分賠償，又可因為訴訟減免一部份稅務，還是付出了代價。說謊賺錢的動力雖然尚未完全消除，但已大大減少。

Carlson也一樣，他被解僱的原因也許不止一個，他可能還會找到另一個平台來吸引大批觀眾，然而他不再是Fox收視最高的節目主持人，因而不再是頂級的右翼媒體人。Fox只好承認說了謊，提醒其他節目主持人和其他右翼媒體，撒謊賺錢有危險，特別是散佈這類危險的陰謀論謊言。

所以打擊說謊得利是第一個功課。為了削弱和消除說謊得利的驅動力，那個假的初創血液檢測公司總裁Elizabeth Homes應該坐牢，那個紐約的假議員也應該被踢出國會，一個是想假冒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另一個是想要混進國會參與立法。

說謊的方法也須打擊，這是第二個功課。Fox試圖根據言論自由的理由要求法官回絕Dominion投票機公司的投訴，但法官判Fox不能。這就很清楚地告訴Fox，你如果自稱是"新聞"機構，就必須負法律責任，為謊言和誹謗做出賠償。Carlson 失去他向巨大觀眾說謊的平台，無論下次他用什麼平台，人都不得不考慮啟用他的危險。

論到減少說謊的機會，可惜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烏七八糟時代。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強大方式詐騙，人工智能技術和深度假圖片技術讓謠言傳播空前容易，我們現在需要使用類似的技術來自動識別大眾社交平台上所有瘋傳的東西，揭穿惡意毀謗的人或機構--這是打擊謠言的第三個功課。

Carlson目前失去機會在晚間新聞節目中造謠，但其他幾個傳播選舉謠言的節目主持人仍然有機會，他們是否會收斂一些還要拭目以待。為此，其它針對謠言誹謗的訴訟案件很重要。美國另一家投票機公司Smartmatic也在投訴Fox的惡意毀謗，金額更高。只要造謠會引起足夠的金錢或政治損失，謠言在主流媒體傳播的就會減少。

總之，越多的人打擊Fox的謠言傳播動力和方法，它就會越少向美國聽眾說謊。對於致力於結束說謊流行病的專業人員來說，我們現在有了新的武器：我們要盡力傳播這樣一個信息，就是Fox散佈謠言絕不是毫髮無損，各行各業的人都應該知道，傳播謠言的責任必須自負，而你的名聲會搞壞，你可能會後悔。

讚美詩《舞王》

昨天我們教會有人唱這首《舞王》--也許應該翻成《舞蹈的主》。根據維基百科，這是英國作曲家Sydney Carter 1963年創作的一首讚美詩，旋律用的是美國Shaker教會的一首詩歌《Simple Gifts》，歌詞沿用傳統英文讚美詩歌《Tomorrow Shall Be My Dancing Day》的創意，以拿撒勒人耶穌的第一人稱口吻，用舞蹈的形式描繪耶穌的生平與使命，講述福音故事--邀請人們與他共舞。

怪不得你搜索這首歌時出現很多愛爾蘭特色的集體舞蹈，穿皮鞋的鞋底鞋跟敲打地面，擊出很整齊的節奏。

衡量/提高你的情緒智商

我寫過兩篇關於情緒智商(EQ)的文章，一篇是從提高靈命角度來看EQ，另一篇是從企業雇主的角度來看如何尋找高EQ的雇員，你若有興趣可以點擊鏈接看看。本文是關於觀察、衡量、學習提高EQ。這位作者Beth Ann Mayer 列出16種句子，是高EQ人士常說的話，我翻成中文記在這裡給你對照。

第一種是描述自己情緒的話：我感到...，我覺得...(高興、失望、難過等等）。華人在描述情緒有時會更加委婉一些，好像在說別人似的：「這有點太讓人...了吧？」或者「這聽來是不是太...？」關鍵是把情緒當作可來可去的東西，而無意用情緒來界定自己的人格。

第二種是注意收集反饋意見：你覺得這件事辦得怎麼樣？或者主動分享自己關於下次改進的想法，希望能拋磚引玉。英文說Please let me know how I did，

第三種是表示理解別人的煩惱抱怨等等情緒：我明白你的意思。

第四種是表達同理心：如果我處在你的位置，我也會和你同樣感受。

第五種是在衝突挑戰面前敢說：讓我們一起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好嗎？

第六種是關心別人的感受，但注意不做想當然的假設，乃是詢問：你對...這件事感覺怎樣？其實高EQ的人常常猜對他人的情緒。

第七種是對別人的努力表示欣賞，說「謝謝你」。英文的I appreciate you常常跟著對那些努力的具體描述，華人有時也會說「多虧你...」。

第八種在華語中似乎不太能夠表達：I am proud of you，意思是對人獲得的成就、榮譽表示驕傲自豪。不過我們有時可能會用第三人稱說「我為某某人感到驕傲/自豪」，雖然需要親自聽見你的支持、欣賞和鼓勵的是那個某某人。

第九種是對自己的判斷錯誤或失責表示道歉。人們常常因為各種原因很難說「抱歉是我不好/搞錯」，但這只是反映出人們的自信心。信不信由你，自信心越差的人越不認錯，這是心理學的發現。自信心比較強的人對於說「對不起，我還以為...」或表示後悔說「真抱歉，我要是...就好了」並不感到很困難。

第十種是敢於面對蕀手的問題，在吵起來之前就說：我們需要找時間好好談這個問題。--這句話是一個退堂不再爭吵的妙招之一，因為很多時候高EQ的人會及時發覺談話效率降低，失去意義。

第十一種與第十種類似，是即時退出談話的一個辦法，說I need some time to process my emotions，這是另一個華語中幾乎沒有類似說法的語句。你當然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我現在(對這件事)太激動，不能講話」，以此拒絕繼續談下去。

第十二種是對自己的總結判斷不表示很確定：Did I get you right? 意思是「我對你的話理解正確嗎？」或者可以問「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的話允許對方為自己澄清誤解，表達出很有誠意的建設性溝通意願。

第十三種是在發表意見之後詢問：你認為如何？或「你說呢？」

第十四種是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願意表示「我尊重你的意見/決定」。

第十五種是對遇到困難的人表示關心：我如何能夠幫得上你？華人常常自己判斷能不能幫一個人，並不詢問。但我們的判斷未必對。即使你估計自己幫不上，詢問絕對是願意支持的表示。

第十六種是表示喜愛：I love you是又一句華語中不說的話。我們最多說「我喜歡你」，可是在非浪漫的英語語境中，這只是一句表示欣賞支持鼓勵的話，華人不如直接說「你好棒，我支持你」。

那些真假科技初創公司

我想有些科技初創公司是假的。他們假裝找到一個大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概念，說服人掏出錢來進行投資，「嘗試」不成功的時候，投資人知道這就是「風險投資」的特色--你投資10家這種公司，只要有一家是真正的獨角獸，就希望能夠賺回來。--這是經濟好的時候，很多看來似乎有希望的新概念，只要找對了門路，都可以從某「天使」投資機構得到一定資金開始嘗試。

但現在是科技股低迷的時期，投資人審查初創公司也比較仔細了，因為發現資金欺詐在硅谷層出不窮。本文內容取自《舊金山鑒察報》的報導文章：The end of faking it in Silicon Valley。

以這兩週發生的事情為例：財務援助初創公司Frank的創始人Charlie Javice被拘捕，指控他偽造客戶數據。 陪審團裁定廣告軟件初創公司Outcome Health的創始人之一，Rishi Shah犯有欺騙客戶和投資人的罪行。 還有一名法官於判處Elizabeth Holmes一共11年徒刑，因為她利用血液檢測的初創公司Theranos欺騙投資人。

在2月份，Ozy Media創始人Carlos Watson 和軟件公司Slync創始人Christopher Kirchner被捕，他們都被指控為欺騙投資人。 另一個欺詐案件是針對軟件初創公司HeadSpin的創始人Manish Lachwani，審判將於5月開始。而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創始人Sam Bankman-Fried也要在今年晚些時候面臨13項欺詐指控的庭審。

總而言之，這些指控、定罪和判決讓人發覺，創業界快速隨意的造假行為實際上會產生刑事後果。 儘管這世代發生了許多備受矚目的醜聞(Uber、WeWork)和倒閉(Juicero)，然而除了Holmes之外，很少有初創公司創辦人面臨刑事指控，人們只當他們是為商業虛榮。

PitchBook追踪初創企業的的數據，發現從2012年到2021年間，美國科技初創企業獲得的資金增長了八倍，達到$3440億美元。其中超過1200家被認為是紙面價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獨角獸。

但容易到手的錢中總會枯竭，於是大家都要在退潮時看誰是在裸泳。FTX於11月申請破產保護，之後Airbnb首席執行官發推說：感覺好像在一家夜總會裡的燈光剛剛打開。

過去，支持初創企業的風險資本投資人在被騙時不願採取法律行動。因為這些公司規模很小，幾乎沒有資產可以收回，擔心追討那些創始人會損害投資人的聲譽。 隨著獨角獸公司的增加，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以及包括對沖基金、職業投資機構和共同基金會在內的更大、更傳統的投資機構加入，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司法部一直在敦促檢察官去大膽追查更多商業欺詐行為，包括私營初創企業的欺詐行為，因此我們看到對Frank、Ozy Media、Slync和HeadSpin的創始人開始提起訴訟，你可以指望將來會出現更多的類似案件。

據The Information的報導，IRL是一款投資人估值為$10億美元的即時通訊APP，目前正在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因為涉嫌在用戶數量上誤導投資人。還有另外一個訴訟案，Rumby是俄亥俄州的一家洗衣店配送初創公司，他們捏造一個財務上成功的故事來獲得資金，然後其創始人用這筆資金為自己購買了價值$170萬美元的房屋。

新聞媒體也報導了初創公司的一些不道德行為，比如價值$40億美元的醫療保健軟件初創公司Olive，還有聲稱使用人工智能的電子商務初創公司Nate。不過Olive的一位發言人現在「否認指控和提出異議」。

這些都讓風險資本投資機構尷尬。隨著越來越多的初創公司欺詐行為被揭露，那些投資行業巨頭在訴訟、破產申請和法庭證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們成為上當受騙者。

硅谷頂級公司紅杉資本的投資人Alfred Lin向FTX投資$1.5億，他反思加密貨幣那場災難，說「投資倒沒什麼，主要是建立合作關係一年半之後我仍然沒看到問題，真的很難。」

反墮胎與經濟不平等

基督徒應該了解反墮胎運動的來歷--這並不是教會起初的立場。本文內容轉自醫學期刊NEJM的專家觀點文章The Dobbs Decision — Exacerbating U.S. Health Inequity，論述去年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裁決對公共衛生事業的衝擊--最大的問題在於反墮胎加劇了經濟上不平等的衛生保健服務。

On June 24, 2022,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dealt a major blow when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decision and removed federal protection for abortion. Now states have the power to ban abortion outright, which will increase inequities that already plagu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our society. Although abortion restriction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ll pregn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those most affected by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will include low-income women and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Dobbs will thus perpetuate and exacerbate health inequity,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去年6月24日的Dobbs裁決將聯邦法律所保證的婦女墮胎權利下放給各州。美國社會的衛生保健系統本來就不平等，現在低收入邊緣族裔的孕婦和家人受到這一裁決更大的衝擊。

Specially designed to limit access to abortion by low-income and other vulnerable women, the Hyde Amendment, passed on September 30, 1976, banned federal Medicaid funding for the procedure. Unfortunately,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ith incomes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level (FPL) face a number of barriers to contraceptive use, including the cost of highly effective methods. As a result, low-income women are more than five times as likely to report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as women living at or above the FPL. Because of this higher rate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women who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have a greater need for abortion. Not surprisingly, patients who undergo an abo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ly low-income.
1976年9月30日海德修正案通過，專門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為低收入婦女提供墮胎服務的資金。不幸的是，這些婦女沒錢使用某些昂貴的避孕工具，因而她們比較多地意外懷孕，更多地需要墮胎。

Medicaid is an important and growing source of health coverage for low-income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0, und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states had the option to expand Medicaid eligibility to all people with incomes below 138% of the FPL,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requirement for many low-income women to get pregnant in order to become eligible. To date, 40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ave adopted Medicaid expansion; residents of the remaining 10 states lack the protection of expanded coverage. In the states where it was implemented, Medicaid expansion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uninsured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and provided more people access to primary and gynecologic care before pregnancy. Medicaid expansion in Oregon, a state that funds abortion care under Medicaid, not only increased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but also the receipt of medication abortion, which most likely increased safety and reduced financial burdens for low-income people. This historic policy change also reduced racial, ethnic, and rural health disparities in health care access and utilization.
2010年奧巴馬醫保計劃允許各州擴大Medicaid輔助範圍。40個州採納了，減少了沒有醫保的育齡婦女數目。然而還有10個州至今沒有採納。

In 2019, half of U.S. women living below the FPL were insured by Medicaid. Medicaid coverage rates were higher in certain groups, including women who described their health as fair or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and single mothers.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adult women enrolled in Medicaid are in their reproductive years and are potentially at risk for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For many low-income people, however, federal and state funding restrictions created substantial financial and other barriers to accessing abortion services even before Dobbs. Notably, the Hyde Amendment greatly disadvantaged low-income people by blocking use of federal Medicaid funds for abortion services except in cases of rape or incest or to save the pregnant person’s life. In 32 states, Medicaid programs adhere to the strict guidelines of the Hyde Amend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low-income people to access abortion services in these states. 即使在羅訴韋德裁決沒推翻之前，採納Medicaid擴大計劃的州有32個嚴格執行海德修正案，讓他們的貧困婦女很難得到所需要的墮胎服務。

Before the fall of Roe, Medicaid coverage could determine whether women in some states did or did not receive abortion servic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Dobbs abortion bans, abortion care is even more restricted in entire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under Medicaid will continue to vary by place of residence and depend on the confluence of restrictions or bans on abortion care and Medicaid policies currently in effect within each state. In the new landscape, obtaining abortion services has become even more challenging for low-income women in mos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states have expanded Medicaid coverage. 在Dobbs裁決之後，那些本來就嚴格限制墮胎的州，依靠Medicaid醫保服務的貧困婦女就更難了。

After Dobbs, complete or partial bans on abortion went into effect in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forcing people in those states to travel to other states to access abortion care. More than a third of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now live more than an hour from an abortion facility and will probably face additional barriers, including costs for travel and child care and the need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Regrettably, people who already had poorer-than-average access pre-Dobbs face even greater health burdens and risks. For example,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fac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s of pregnancy-related mortality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have to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to get an abortion post-Dobbs. 她們有的需要到外州去墮胎，有的需要請假和跑很遠的路，導致(自然流產而來不及處置的)孕婦死亡數量增加。

As a result of the overturning of Ro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want abortion services will not have access to them and will end up carrying their pregnancies to term. For decade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abortion bans most severely affect low-income women and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already struggle with barriers to accessing health care, including abortion. The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being denied a wanted abortion have been thoroughly documented in the landmark Turnaway Study. Thanks to nearly 50 years of legal abortion practice, we now have a robust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bortion and the impact of abortion restrictions on people’s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health, and well-being. 限制安全有效的墮胎決定會影響人們，尤其是低收入群組的社會經濟狀況、身體健康、和一般生活福祉。

Innov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telemedicine for medication abortion services, can improve access to abortion care. Self-managed, at home, medication abortions are safe, effective, and acceptable to many patients. In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legal that are bordered by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banned, telemedicine could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being able to simply drive across the state line, in order to be physically in the state providing care, and having to drive to a clinic that could be hundreds of miles away. In addition, Planned Parenthood affiliates have plans to launch mobile services and to open clinics along state borders where abortion is illegal in one state but legal in the other. These clinics could bring needed abortion and contraceptive care closer to people in rural communities,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drive long distances. Finally, marginalized women and communities, for whom Roe was never enough, are leading grassroots efforts for just and equitable abortion care that builds on decades of advocacy and support. 為了幫助這些地方低收入婦女的需要，有人發起遠程望診和開藥指導服務，周邊墮胎合法的州在邊界地區設立機動服務站，在反墮胎的貧困社區建立草根運動為婦女申張正義。

The fall of Roe amplified the effects of racist structures on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communities facing unintended pregnancy. Policies to ensure comprehensive access to abor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systems of oppression. National and local groups such as All Above All5 are advocating for reproductive and comprehensive abortion justice. In addition,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 voters who believe that abortion should b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all are making their voices heard. Voices and actions supporting abortion access will only continue to grow as a formidable force for change. This grow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lifting up low-income and marginalized women from societal neglect to the center of societal care. Centering women from historically marginalized groups in efforts to ensure affordabl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abortion care can foster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e hope such bold efforts will lead to transformative change to create a truly equitabl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ople can thrive.
支持墮胎的民眾越來越多，他們有機會有機會實施綜合方法，將低收入和邊緣化的婦女從社會忽視中轉變到受到社會關懷的位置。確保婦女得到負擔得起、實用的墮胎護理，可以促進創新的政策和做法，以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讓所有人--無論男女貧富--都能茁壯成長。

下圖是美國各州限制/保護墮胎服務的情況(情況隨各州新政策的出現不斷變化)。

那些「推特文件」暴露出甚麼？

Matt Taibbi離開新聞業去搞自媒體和電郵通訊簡報，一度成為幫助推特Elon Musk等人做宣傳的人。前一階段Musk忽然通過他放出一堆有關推特高級主管之間的內部通訊文件的截屏圖片，並示意這些內部通訊暴露出2020年拜登政府的某種言論壓制--可當時是川普執政。

下面是MSNBC主持人Mehdi Hasan對他訪談，當面指責他所謂報導中有一系列重大錯誤(其實是說謊)。其中提到的EIP是指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


H：近來你講的很多東西，批評的人說是不真，影響了你的可信度。

你說政府2020年建立EIP是為了回應2022年公眾對國土安全部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的憤怒抗議(我把你的話貼在這裡)，不對，EIP是在兩年之前建立的。

你還說EIP是政府出資，但它不是。你說它在2020年大選日之前為2200萬推文貼了錯誤信息的標籤，但不對，那時它只標出3000左右推文為錯誤信息，和你說的差了十萬八千里。你又說EIP與政府的網絡安全基礎設施部門CISA合作，試圖審查幾百萬推特帖子--你故意把國土安全部的CISA和推特公司的非牟利網絡安全中心的CIS混為一談，於是聲稱了錯誤的事實。這麼多的基本錯誤。

T：呃...我說的是甚麼？但其它的信息都沒錯。...我堅持我說的是對的。
H：你堅持甚麼？EIP標識出2200萬錯誤信息？我們查了，報告2200條關於大選錯誤信息的時間是2021年3月，大選已過。到選舉日為止，有關的錯誤信息，如果我沒有記錯，是2980個--你把這個搞錯。你把CIS搞錯--Matt你為甚麼要在CIS後面加方括號中的A？三個星期你不糾正，然後為甚麼又在上我節目之前糾正了？
T：因為我剛剛意識到這個錯誤。

H：那你怎麼把EIP創立的日子也搞錯呢？它和去年拜登政府試圖建立的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沒有關係。
T：因為某某人說...
H：但你在推特上不是那麼說的，你說EIP的建立是政府為了回應2022年發生的一件事--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來管理網絡信息卻引起了憤怒「之後」--我引用你的原話--這是錯的，你要糾正一下嗎？...你不必到哪裡查看來源，EIP網站上寫著，他們是2020年設立的。但你的錯誤信息說它是2022年。
T：好吧，算是我出了一個錯。

H：那你現在要不要批評Musk？現在是他在監測別人的言論自由。
T：不要，我不特別想要這麼做。我沒有批判過他，我認為他擺出這些推特文件是向正確的方向走了一步。...
H：你說他對推特有好處，對言論自由好。我說他利用推特幫了世界上一個最右翼的政府做言論監控，我要批評他，你呢？
T：我要先看看敘事，它現在不在手邊。
H：等等。我兩周前就報告了，你發推挑戰我，要我邀請你在這裡做公開回應。這不是嗎？你的原話...你說對了，我不確定你對Musk的觀點，請表態。

T：...回到推特文件#6，提到推特、FBI、國土安全部的關係，你發難，說是公眾對此沒有甚麼興趣，我不該發。你覺得記者報告的東西因為Musk發言了就不該報？
H：但你如果報導推特言論自由的問題，那麼Musk封媒體記者帳號等等事情，你竟沒有批評意見？...

(訪談之後，Matt Taibbi發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表示他是一位負責的媒體人。說來說去，原來是Taibbi藉著「推特文件」製造了一堆假消息。)

批判性思維與備戰

本文內容是根據Beau of the Fifth Column頻道一段小品寫的。Beau是一位記者，他做很多新聞短評，向觀眾展示按照常理思維答讀者問，如何看待許多聳人聽聞的時事。在這段視頻中，他說有些讀者在社交媒體上看見視頻傳聞，說人家國外的小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如何組裝拆卸槍枝，而美國的小學生學甚麼CRT(種族差異理論)，打起仗來一定會輸給別人。所以問Beau：你常說要依靠自己，要學習技巧，要跟上時代需要，現在有何話？

如果問的是我，我可能會說「不要聽那些謠言宣傳」完事。然而Beau舉例說明小學生會裝卸槍械不等於他們會是好戰士: 我最近給我的孩子買了一套機械組裝玩具，你如果正確組裝好，就得到一台塑料汽車，帶有接上電源就真能發動的發動機，那車能夠爬坡呢。大概花$25美元，孩子們很興奮，在組裝過程中也學到不少機械知識。可是他們組裝好這套玩具之後仍然不是機械師，也不會成為賽車司機。

網上流傳的那些宣傳片段可能會令人震驚，但你想想就知道，那些孩子組裝的都是簡單得要命、而現代戰爭用不上的東西。美國孩子也有類似的學習訓練，比如在童子軍裡。Beau說美國的學校倒是有槍擊分子出現的演習，很諷刺。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夠高漲，不需要再增加戰爭意識的培養。學習套件組裝和搭立體積木恐怕還學到更多東西。

做戰士需要會做批判性思維，這個技巧到處管用。比如你可能會發覺舉著一隻簡單步槍在曠野跑會成為目標，還會知道在敵人尋找你團隊位置的時候把手機打開自拍照不是好主意。也許俄羅斯的小孩子學過組裝步槍，可他們當兵進入烏克蘭戰場就顯出不是精良部隊。這些士兵如果會做批判性思考，表現會好很多。

論到CRT，俄軍的最大失敗就是不了解烏克蘭各民族，不懂得什麼是不公平。你如果空降一隻隊伍，士兵不知道前來迎接的是敵還是友，那他會不會組裝步槍還有啥用?CRT教人正確面對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問題。

顯然，社交媒體上的某些宣傳是在美國人當中煽動懼怕的，而有人相信說明少了批判性思維的技巧。

Beau提醒大家，一個國家的力量表現在它的最窮民眾的水平，而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精英階層試圖保持底層民眾的愚昧。瞭解美國社會能幫助你瞭解其它國家，所以教你的孩子瞭解社會不公義雄問題很重要，不然他會進入民族主義的自大和愚昧，你想教他再學習新的東西都很難了。

一性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是給頭腦簡單的人設計的。所以小學生沒必要學習玩弄槍枝，倒是應該瞭解社會不公義問題，學習新技術，明白環境污染問題等等。積極面對這些事能夠幫助民眾更加合作而不是彼此競爭。

不能派只會開槍射殺的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人去另一個國家打仗，要派會動腦筋的人。

一位傳(墮胎藥)錯誤信息的法官

本文內容取自《商業內幕報》的一篇文章：Texas judge's ruling to ban mifepristone nationwide cites Wikipedia。

德州一位法官根據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判案，禁止使用FDA批准使用二十多年的安全墮胎藥物。但是維基百科這篇文章提供了基本錯誤的信息，其撰寫人顯然反對墮胎，希望「倡導生命」而已。

德州這位推翻FDA對全國范圍內墮胎藥物批准的法官名叫Matthew Kacsmaryk，他決定在美國暫停使用的藥物是mifepristone，目前超過一半的墮胎需要用它。法律和醫療專家告訴記者，Kacsmaryk的裁決充滿了不准確之處。

他的裁決除了引用維基百科對「妊娠」和「疾病」的不正確定義之外，還錯誤地聲稱這藥「最終會使未出生的人餓死」。他籠統概括描述墮胎婦女的心理，有位婦產科醫生告訴記者，他說的不正確。

把要求墮胎的婦女說成是心血來潮和反复不定，這與事實和證據不符，也不是良好法律的客觀基礎。洛杉磯律師Vineet Dubey是Custodio & Dubey LLP律師事務所的聯合創始人之一，這家律師事務所專門從事傷害、環境訴訟，和民權案件。他們電郵給《商業內幕報》一份聲明，說法官的裁決是「在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做出的不明智決定」。Dubey律師補充說：「法官不該成為解釋法律之外題目的專家。」

這位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德州法官長期以來支持反墮胎運動，母親是一名微生物學家並參與反墮胎的Crisis Pregnancy Centers的工作。他這個裁決如何錯誤地解釋了mifepristone藥理呢？他不使用科學家常用的短語，而使用反墮胎活動分子的詞彙：「Mifepristone--也稱RU-486或Mifeprex--是一種合成類固醇，可阻斷激素黃體酮、停止營養，最終使未出生的人餓死」。他還稱提供藥物的醫生為「墮胎主義者」

婦產科醫生Daniel Grossman告訴記者，這位法官對藥理的解釋在醫學上是不准確的：「我會說不是那麼一回事」。Grossman博士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殖保健計劃(ANSIRH)主任。

按照Grossman的說法，Mifepristone在妊娠早期阻斷孕激素受體，以防止子宮內膜變厚。胚胎成功著床需要比較厚的子宮內膜，否則就會從子宮壁上分離。另一種藥叫作misoprostol，會引起子宮收縮，這兩個藥配合使用，將胚胎排出體外。Planned Parenthood形容這個過程「有點像經歷一次經血非常多、痙攣很厲害的例假」。

Grossman醫生說，從醫學角度看，這個發育階段的妊娠叫作胚胎(embryo)。醫生們不把那叫作「未出生的人」--那不是醫學術語。上面提到的兩種墮胎用藥物在超聲波技術發明之前就已經在用了，「營養」和「餓死」這些情緒化詞彙都不是描述這個過程的醫學術語。

有一份哈佛的科學出版物SITNBoston，說胚胎在子宮內膜上著床和形成胎盤之前，需要依賴於子宮內膜分泌物中的營養，這些分泌物的存在與是否懷孕無關，每次出現在月經週期的後半段。

而且，這位法官裁決中除了描述醫學過程和藥物作用錯誤之外，還宣揚傳播了另一個神話，說「墮胎會危害心理健康」。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ANSIRH的社會心理學家M. Antonia Biggs博士告訴記者，「和這位說的剛好相反，我們現在確實地知道，墮胎不會增加人們患抑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自殺意念或吸毒等等風險。我們還知道，人們不後悔墮胎。」

Biggs博士曾經從事一項叫作The Turnaway Study的縱向研究項目，調查墮胎之後婦女的心理、身體和社會經濟後果，與意外懷孕但生下孩子的婦女進行比較。她發現結果剛好和法官說的相反--95%的婦女覺得墮胎是個正確的決定。而那些心理受到任何傷害的不是墮胎的婦女，倒是那些被拒絕墮胎的婦女--她們在一段時期內大都經歷到社會高壓、焦慮和自卑。

Kacsmaryk法官在裁決書中寫道，接受墮胎的婦女「死於自殺、抑鬱和其他因墮胎而加劇的不健康行為的風險較高」。他引用的卻是一份已遭到科學界廣泛揭穿駁斥過的研究報告。

用一項正式的司法裁決書來傳播這類錯誤信息是糟糕透頂的。因為人們指望法庭裁決都基於證據，檢查證據，接受科學界的共識，而不至於隨意挑選一個共識之外的報告來利用。Biggs博士說，「這項裁決中的很多地方都是徹底錯的。它絕對不會像所聲稱的那樣幫助婦女預防精神和身體傷害--乃是恰恰相反。」

幽默：對美墨邊境問題的誤解

每天，在美墨邊境都湧來大批移民和難民，成為美國政府很棘手的問題，既不能全部拒之門外，也無法全部接受。有些政客在競選時自吹他能解決，其實他的辦法造成更多的混亂。下面這位拉丁裔美國人編排的說笑視頻我覺得特別有趣，他要說說這個讓人感到「恐怖」，其實很可笑的問題。



其實拉丁裔很喜歡開派對，他們一起隨著音樂舞動身體。美國白人用貶低的話來形容美墨邊境移民其實是不必要的。歷史上，美國和墨西哥之間沒有甚麼正式的屏障，大家種族融合得不錯。

最初設立屏障是因為在100年前，牛身上出現虱蟲傳染疾病，為了防止牛群來回走動互相感染，於是架設了鐵絲網。現在很多人忘記或不知道這個「種族主義」的開始--沒有種族主義者在那裡譴責骯髒的牛入境。

論到邊境政策的辯論，其實主要是煽動懼怕--那些非法移民成群結隊揮舞菜刀湧過邊境，奪去你的工作。他們帶來的鱷梨內塞了芬太尼(毒品)，難怪總是比較貴！

這麼說當然不是想解決任何問題，而是把移民說成鬼怪罪犯，然後你可以造一堵牆把那些人永遠擋住，川普說你就可以安心睡大覺了--睡覺前聽這個故事夠糟糕，怪不得他兒子那麼興奮跳腳不睡覺。

其實現在大多數無證移民進入美國時是合法的，他們只不過是在簽證過期時故意留下來。美國連續7年簽證過期人數超過非法越境人數，也就是說，多數非法移民經過邊防站，或進來時在機場提取行李--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應該會了解過期繼續留下來的吸引力。

那些喜歡煽動的人還有一個神話：那些棕色人越境來到美國，其中有一類人你要特別注意--那些偷運毒品的人把毒品裝扮成兒童糖果。但芬太尼大多是車輛運進來的，不是放在背包裡帶來的。邊防隊從徒步非法越境移民查獲的毒品只佔了總數的0.02%。

絕大多數因為偷運芬太尼被逮捕是美國白人公民，他們把毒品塞在屁眼、耳朵、鼻孔裡，不是那些帶著孩子辛苦跋涉的婦女。絕大多數無證移民不賣毒品，不對人開槍，不搞恐怖主義行為，不觸犯任何法規，他們只是尋求比較好的生活，決不想找麻煩被抓住而受到遣返離開。你想想在別人家作客的人都想儘量表現得好對吧？包括脫下鞋子、收斂不放屁、帶瓶好酒來等等。而在自己家就不同了，公然搞恐怖行為和胡來沒人管。

另一個煽動懼怕的神話，是說這些非法移民把本來屬於美國人的工作都搶去了。你失業的時候不要考慮老闆把你的工作外包了，或生產線自動化了，或老闆把你的工會解散了，或資本家節省開支擴大股權利潤的操作，而要怪中美洲移民。可事實上無證移民從事的大多是食品製作、農場勞作，那些美國人很少有興趣的工作--整天在太陽底下摘菜啊之類的。你還記得他們買黑奴來做那些工吧？你現在趕快做決定要不要做那些工。

長話短說，我們可以辯論邊境問題，但不要不顧這些人的尊嚴--把他們非人性話不會導致好政策，只會導致悲劇。下次您再聽見有人煽動情緒，記住他們沒有講實際，乃是要倡導懼怕。他們只能建造一堵牆把人擋在現實世界之外，而不是要解決問題。

美國衛生服務系統需要改革

Eric Reinhart醫生是哈佛大學一位「政治人類學家」、精神分析師和醫生。他常常在醫學和法律期刊(包括《新英格蘭醫學》、《柳葉刀》、《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等等雜誌)上以及美國的大眾媒體上發表文章。除了歷史和人種學課題外，他還開展以政策為導向的公共衛生研究，以解決「監獄群體疾病學」，即囚犯的健康和福利如何一直與社區健康和福利交織在一起。

最近Reinhart醫生用他的調查結果提醒公眾，越來越多的美國醫生離開這個行業，給醫療保健系統帶來危機。2021年大約有117,000名醫生離開，另外大約五分之一的醫生表示他們很快就會離開。Reinhart醫生接受視頻訪談，解釋了導致這一令人擔憂趨勢原因，就是美國衛生系統的缺陷，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我把對話的內容記在下面，您若有興趣，他的油管頻道在這裡。

(下面M是記者Michelle Martin，R是Reinhart醫生。)
M：Reinhart醫生，謝謝您抽時間接受訪談。您在紐約時報寫的那篇觀點文章令人不安--我們都說醫護人員離職是因為抗疫把他們累壞了，您說不是累壞了，而是士氣被打掉了。您為甚麼這麼說？
R：很高興和你們談。美國的醫生工作時間很長，很辛苦，他們被醫療系統剝削利用。近20年來，醫生的工作時間有所減少，工作條件比過去好了一些，但新冠大流行打破了我們對醫療系統運作的印象。最讓人失望的是，你為之服務的系統沒有達到它所宣稱的目的。醫生都希望能為患者服務，但不是我們不努力，而是我們的體系架構設計得不允許我們成功。很久以來，醫生本來在治病救人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我們允許自己受到足夠的工資補償，然而我們的醫療體系在所有的富裕國家中效率最低，比如死亡率最高。

M：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們知道很多護士在抗疫中因為壓力離職，為甚麼醫生也談論要離職呢？
R：因為我們本來所相信的服務系統不工作。我們看到很多人死亡是官僚機構所命定的，他們本來不必死。有一篇科學雜誌文章估算，如果美國有其他工業化國家都有的那種全民保健系統，那麼大約有33萬人本來是可以救回來的。如果你在醫療或老人服務機構工作，看見一樁樁不必要的死亡，聽見新聞中揭露的一件件醫療系統腐敗事件--誰在從中漁利，誰在有意設計這套系統來得到這種結果--整個破壞了美國醫生原有的醫學理念。我們歷來不斷告誡自己，儘管如此種種問題，我們的努力是有用的，所做的犧牲是高尚的、值得的，但這種理念正在崩潰。

M：您為甚麼說有腐敗？我們的醫療體系不是應該這樣運作嗎？
R：我說有腐敗不是違犯法律，而是說整個醫療領域與其倫理觀念不一致。你隨便到哪個醫學院，都會聽到有關醫療保健平等、公道的長篇演講，以及美國的醫療制度是如何為平等服務而設計的。然後你畢業去到醫院工作，會發現誰到醫院來、他們接受何種保健服務、他們治療之後得不到哪些服務，都是政策決定的，不是平等和需要決定的。而那些政策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擴大收入或利潤。

M：你的意思是說，美國的醫療系統儘管表面上不為利潤，但其實主要是受到利潤機制來驅動--所以結果很差？請說說，為甚麼你那麼確定，說這是根本的問題？
R：我是學「社會醫學」的，德國病理學家Rudolf Virchow創立的領域--他研究地方病，發現住房和勞動條件比病理知識重要。在美國，住房和勞動條件是由政策決定的。美國的醫學專業刻意塑造自己不理會行為是由政策決定的這件事--我們如果不努力從政治上決定努力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質和健康，就無法履行自己的倫理義務。在我看這很明顯，全世界都能找到證據。美國醫生們歷史上曾拒絕社會醫學，他們說醫學是科學事業，不是政治事業，不必扯上政治，結果久而久之政治就把倫理拖走了。醫學、科學必須看果效，如果你的倫理框架結果是死亡--如果人死掉純粹因為他沒錢就醫--那就不是倫理框架。倫理若沒有政治配合支持你的理念就根本沒有意義，甚至不如沒有倫理。

M：可您怎知道這是根本問題，而不是工作和醫保應該脫鉤等等其他問題？有人說全民保健就是要解決那個問題--我們現在有奧巴馬健保，使許多原來沒有醫保的人得到廉價的醫保--您為甚麼認為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R：您沒說錯，奧巴馬的全民健保的確大大擴展了美國的醫療服務，這非常重要。但美國仍然有3000多萬人沒有醫保，得不到持續的醫療服務，他們只能在病重時去急診室，效率很低，發生很多診療錯誤。還有很多人醫保但不充分--我在醫院遇到很多患者，他們的保險類型使我不得不把他們轉介到別處去，有時要花好幾天才能從我們的急診部轉走，無數醫院都有這問題。所以你有醫保不等於能夠得到良好的保健服務。美國最根本的保健決定因素是醫療服務營收，也就是藥品公司需要利潤，保險公司需要利潤，就連奧巴馬健保的營運也深陷保險公司架構，有保險公司在其中賺錢，顯著增加了他們的利潤。新冠大流行期間很多人死亡，醫院和製藥業保險業卻大賺--美國的醫療服務目標和實際服務質量是不掛鉤的。

M：那麼您實際上是批評醫生，對嗎？--他們又要地位又要金錢，雖然沒有明說。
R：不太對，事情比較複雜。因為我自己是醫生，知道醫生在這個系統中負主要責任，應該向自己的理念問責。所以我號召醫生同事起來，對這個體制做點甚麼。Eric Topol醫生2019年前在《紐約客》發表過一篇文章，講醫生為甚麼應該組織起來。文中說很多醫生反對醫生從政治上組織起來，說那不是我們的工作，但我們有組織起來爭取增加醫生收入和增加政治影響力，只是沒有為患者組織起來--現在我們的醫生組織AMA影響力很大，但它拒絕受任何「社會醫學」倫理的影響，擔心降低了醫生的收入和地位，現在搞成這個結果。

其實真正的保健在於預防，在於公共衛生工作，和其他社會服務是密切交織的，住房啊癮疾治療啊等等。可是我們的AMA為自己牟利賺錢抓權太久，把做公共衛生工作的醫生鬥志都磨掉了，實際上他們未必是專家。疾病治療其實只占了健康決定因素的10-20%，80-90%的公共衛生知識不在醫務界，而在勞工歷史、社會學、教育和環境科學。醫生工作為甚麼阻力那麼大？他們知道醫療系統的基礎設計不好，良好的公共衛生是他們有效工作的基礎。

M：您知道有一個醫生群體一直在談論這些事？就是那些黑人醫生。可是AMA不批准黑人醫生加入，免得他們在白人醫院得到甚麼特權。黑人醫生談公共衛生建設相當久了，好幾十年，為甚麼其他醫生不聽他們的聲音？
R：您說的情況很重要。公共衛生建設必須自下而上，而且必須照顧那些起初最受排斥在外的群體，讓他們有能力進入醫藥領域，逐漸不再那麼受排斥。我想黑人醫生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正在發揮這個橋梁作用，在AMA去倡導醫療平等，你知道AMA固有的本性中沒有族群平等因素，而你周圍的醫生並不是很積極地加入這個倡導平等政治運動，現有的權利架構是很難翻轉的。他們會吸收不同意見的醫生進入領導層，同時卻壓制了他們的聲音。不是這些醫生有甚麼惡意，但體系有問題。

M：難怪您倡導醫生工會，但如何能夠改變醫生的習慣思維？令人很好奇。 R：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成立醫生工會是重要的一步。醫生需要學習擴展他們醫護技術領域之外的團結，和患者、社區組成某種聯盟，把價值觀轉移，離開富有強大的醫療體系視角。

M：您覺得您的同事們大多同意你對問題的看法嗎？
R：我想我們年輕一代的醫生大多是同意的。那些受益和忠於這個體系的醫生不是壞人，但他們看問題的方式受到體制的限制--醫學理念的一部分是相信自己有平等治療的原則倫理，承認它已崩潰是很困難的。我們需要用溫和的方式團結他們，但也需要很堅決地面對眼前現實。組織起來不光是為了保持自己的道德倫理完整，更是因為我們一天不面對現實，一天就有很多患者無醫而死去。

M：Reinhart醫生您有個頻道MedPage Today，裡面常常講述年輕醫生起來為沒有醫保的患者與醫療體制做鬥爭失敗的故事，很有趣。但我們只是把這些事當做文化衝突，而不思考如何解決這類問題。然後怎麼辦呢？
R：我天天想這個問題。很多年輕醫生仍然相信和持守醫療平等的理念，拒絕接受有些窮人無醫而受苦和死亡的局面，我們願意犧牲和奉獻，如果有幫助，我們願意每周工作120個小時--這正是我們這批人很容易被目前系統剝削利用的原因。我們幻想靠自己能夠做完所有需要做的工作、拯救世界是不實際的，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不光做個醫生，還試圖改進體制，做一個人、一個醫療單位做不來的事。

M：您最重的負擔是甚麼？您每天早晨如何激勵自己？
R：埋頭工作會使我失望，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改變現狀。但我認識一些為此奮鬥的人，他們使我有希望和動力。如果我有機會鼓勵一個灰心失望的人，那是最有意義的工作。醫生需要彼此聯結，來改進情況。

美軍聽敵台宣傳的問題

Fox新聞有幾位像Tucker Carlson, Laura Ingraham, Sean Hannity這樣的主持人--他們最近因故意在2020年大選中撒謊而在法庭案件中被曝光。然而，他們的節目仍在世界各地的美國軍事基地播出，傳播錯誤信息。這極大地破壞了美軍的戰備就緒能力，有個美國退伍軍人的組織大聲疾呼，這必須停止。請看他們的廣告和解釋：



這位節目主持人說他當兵9年，本來軍人幾乎是從來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的部分原因是那時通訊工具沒有那麼發達，沒有手機、社交媒體或其它途徑獲得消息，所以軍隊很難陷入那些陰謀論驅動的事情。但更基本的原因是軍人都相信，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屬於同一團隊，國家才是最首要的。

我們的軍隊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但現在有人想要破壞。Fox新聞網如何攻擊我們的民主制度要詳細說，但先拿他們反對新冠疫苗的各種陰謀論作例子，你就很容易了解--這些謠言對軍備的衝擊程度是可以測度的：

一些必須離隊的、受到軍事法庭處分的、以及現役軍人中因為拒絕疫苗而無法派遣部署的數木--水手、飛行員、陸戰隊員因為信了Fox新聞的疫苗謊言而從部隊流失。雖然絕大多數人相信科學和數據而接種，但整部反疫苗的鬧劇分散了軍隊的重要注意力。

假如你是普京，只要投資不多的費用利用互聯網在美國傳播對疫苗的懷疑，就有如此難以置信的高回報真是劃得來呀！只要設立假帳號專門製造和轉發大量的假故事、假數據，然後就可坐觀Fox把那些陰謀論拿到主流媒體上宣傳--一槍都不用打，那些俄國宣傳員敲擊鍵盤就衝擊了美國的軍備，而Fox新聞那幾個人直到現在還非常樂意幫忙。

由於陰謀論的流傳，軍隊不能順利為所有的官兵及時施打疫苗，預防一個很容易預防的疾病，這很糟糕--因為降低了它準備就緒的程度和立即部署的國防能力。可想而知，人們對民主體制的信心遭到破壞，這恐怕是Fox新聞網現在的目標了。國外像普京這樣的敵對勢力一定對美國這個所謂「新聞網」的工作太高興了。

這位節目主持人有法律學位，認為自己幾乎是絕對的言論自由提倡者--他相信面對錯誤虛假言論的解決方法是更多的言論，讓真話也被人聽見，而不是禁言。但這裡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他發現自己經常需要解釋，在職場環境你必須管理言論，不容危害健康和安全的言論橫行。職場老闆還有其它權利，但Fox新聞那幾個人不合最基本的標準，他們不斷地威脅到軍隊發揮作用的能力。

Tucker Carlson, Laura Ingraham, Sean Hannity這樣的節目主持人完全知道自己在說謊，卻故意散佈對民主選舉結果的懷疑。當他們說選舉被偷的時候，意思說拜登總統不是合法的三軍總司令。軍中只要有一部分人對選舉結果的信心遭到破壞，後果就會很嚴重，而Fox新聞一周7天每天24小時向美軍基地灌輸這一套，影響的不光是美國本土，還是全球的軍事人員，這真的很危險，因為他們發過誓要捍衛的就是這個民主制度。

「我聽見指揮官們說，他們就是想要知道新聞和環境如何--因為從指揮官角度看，他們需要掌握一切情況。可是把這種宣傳灌輸到部隊的食堂和營房中？那不是保持軍隊消息靈通，而是敵對勢力的宣傳分子所希望的，謊言重複多了就好像成真。這是輿論宣傳手法的基本功，Fox新聞網成功用它傳播了那些謊言。」

軍隊需要解決這個問題。言論自由是個幌子，不要相信。首先，他們明知道告訴聽眾的是選舉假話。其次，即使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真的信了，部隊的指揮官仍然有權管理他們駐地的言論，以保證良好的命令秩序不會受到危險。這是有先例的：幾年前當海軍陸戰隊司令看到軍事基地有人隨身攜帶南方邦聯旗，他立即發令禁止了，連私家車後的保險槓貼紙都不可出現邦聯(一個象徵種族隔閡的符號)。

那就對了，現在的情形嚴重了不知多少倍：有了Fox新聞網把選舉謊言送進主流廣播，三軍營地設施到處聽見，民主就受到威脅，因為那些明知道自己說謊的人能夠大造聲勢無阻。Tucker Carlson, Laura Ingraham, Sean Hannity這種人送給普京那樣的獨裁專制統治者的禮物是無價的。

「如果你對這件事很生氣，致電你的國會議員。如果你在軍隊中擔任指揮官，你現在就可以查看營房、食堂、設施各處播放的廣播，如果有Fox的節目就關掉。」

選舉官員不照章辦事會怎樣？

ProPublica是一家非營利性新聞編輯室，專門調查美國各地發生的濫用權力不法行為。以下是他們所記述的一件發生在北卡州的事件--不照章辦事可以撤職。

星期二，北卡羅來納州選舉委員會開會考慮罷免Surry郡選舉委員會的兩名成員，法庭座無虛席，因為在不久前的Surry郡共和黨大會上，一位董事會成員Tim DeHaan呼籲人們都來參加。幾十名支持的人，其中一個前臂上紋著「We the People」，另一個穿著印有美國國旗的牛仔靴，緊張地竊竊私語。

DeHaan和Jerry Forestieri面臨州選舉委員會的挑戰，因為在去年11月中期選舉之後，他們兩人聯名寫信，拒絕認證明該郡的選舉結果，聲稱NCSBE的選舉法不合法的或不合憲；然後Forestieri拒絕認證選舉，而DeHaan只同意從技術方面認證。本月，這兩個人拒絕認證重新做的一個市政選舉。為甚麼要重新做呢？一名投票站工作人員出錯，擔心影響了競選結果，所以召集了又一次選舉（二次的結果相同)。

選舉委員會的三名民主黨人認證了結果，但共和黨的DeHaan和Forestieri拒絕認證。亞利桑那、內華達、新墨西哥和賓州都有保守的郡選舉官員採取的類似行動，暴露了美國選舉制度的弱點。選舉法專家說，如果地方官員未能及時認證選舉結果的有效性，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並引發對州和聯邦選舉結果的爭議。

ProPublica查核了10個此類案例，發現大多數官員都沒有因拒絕認證明而面臨甚麼後果，北卡這兩人的聽證會是全國首次針對此類行為的紀律程序。北卡的民主監督組織的前執行董事Bob Hall投訴，於是啟動了這一紀律程序。他在聽證會上說，由於DeHaan和Forestieri拒絕遵守選舉法章程，因此不能信任他們來監督選舉。而這兩位選舉官員則說，他們無法確定選民身份或選票的有效性，因為他們不同意聯邦法官以歧視少數族裔為由廢除了一項選民身份證法，Forestieri還說選舉官員有「言論自由」。

出席聽證會的唯一共和黨選舉委員Stacy Eggers說「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意見來代替實際的法律」，他提出兩項動議將這兩人免職，均以4-0獲得一致通過。

雖然如此，法庭內外都有人支持這兩位被罷免的官員。一名婦女在庭內驚呼「法律是變態的」，庭外有當地和外郡不承認選舉結果的人聚在兩位被罷免的官員周圍。Forestieri告訴記者，是否上訴尚未決定。「我們是這個共和國的主人，we the people，只支持合法、可信的選舉。」

他後來寫信給ProPublica，說不能為此道歉，也不同意免職，並且NCSBE駁斥他和DeHaan的意見，說明它「不願承認明確的法律」。DeHaan則拒絕置評，也不回復書面問題。

Surry郡的選舉主任Michella Huff旁觀了整個罷免過程。自從他阻止那位共和黨的委員會主席非法查看投票機和進一步傳播陰謀論，一年過去了，期間他發起一場群眾壓力活動，包括試圖減她的薪資，召集抗議活動反對這個全國知名的否認選舉事件。不過Huff否認自己曾試圖收集簽名降她工資。

Huff曾幫助選舉工作人員測試所有投票機，以確保每台投票機都正常運作。由於一年的辛苦，Huff的副主任Angie Harrison表示要在6月份退休了。Huff說，「在Surry郡和全國，人們都希望對選舉過程進行更多審核，這是幫助選民了解法律的好事，我們的理念是教育。但當人們開始質疑和攻擊的時候，我們一向引以為豪的準確和無偏見的工作就受到打擊。」

Brennan公義中心2022年有一項全國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地方選舉官員表示可能不會在2024年大選舉中留任。Brennan中心的選舉和政府項目高級主管Larry Norden說選舉工作人員流失嚴重。亞利桑那州一位選舉官員在郡主管拒絕認證中期選舉結果之後，工作條件變得「無法忍受」，最後是法院下令認證。最近這人也離開了，以保護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然而，Huff仍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去年秋天，州總檢察長Josh Stein閱讀了ProPublica關於Huff的跡後，為她頒發了一個獎，表彰她「對民主的決心」，因為她「拒絕屈服於那些謊稱選舉被盜的人」。 一年前，她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前感到不知所措，但現在她覺得比較有能力去應對這些挑戰： 「並不是說2024年大選會很容易，但我現在對萬一會出現的情況有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那些否認選舉結果的人喧鬧地離開法院，張羅出去吃午飯。而Huff和另一名選舉工作人員一起上了一輛麵包車，回到她的辦公室。2022年11月的選舉終於結束了，晚了四個半月，現在該為下一次選舉做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