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自轉軸改變之謎

本文內容取自紐約時報文章：Something Was Messing With Earth’s Axis。文章指出，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是地球自轉軸改變的原因。

幾十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觀察地球自轉軸的平均位置，也就是地球旋轉所圍繞的假想軸。它稍稍向南偏斜，遠開地理北極，向加拿大移動。

然而大約在2000年前後，地球的自轉開始失去平衡，地軸突然急轉向東，沒有人能確切地說出原因。隨著時間推移，研究人員對事物有了驚人的認識--是極地冰蓋和冰山的加速融化改變了地表質量的分佈，到了足以影響其自轉的程度。



現在，同一批科學家發現了另一個具有同樣影響的因素：從地下抽取大量農田和家用水。計算顯明，地下水開採與地軸漂移之間存在密切聯繫，首爾國立大學地球物理學家，研究負責人Ki-Weon Seo回想起來，表示這一結果很令人意外。

水資源專家長期以來一直在警告，過度使用地下水的後果嚴重，特別是在美國西部等乾旱地區，地下含水層的水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源。當地下水抽出而沒有得到補充時，大地可能會下沉，從而損壞房屋和基礎設施，並縮減後來可存儲水的地下空間。

科學家估計，從1960年代至2000年代，全球地下水消耗量增加了一倍多，達到每年約75萬億加侖。從那時起，測量地球重力變化的衛星就揭示出，有些特定地區，包括印度和加州的中央山谷等地，地下水的供應驚人下降。

美國宇航局太空飛行中心的地球物理科學家Matthew Rodell評論這項新的研究結果說，「水分分布會影響地球自轉我倒不驚訝，但他們能夠從大量數據中找出來，並對地極移動的觀測足夠精確，這挺有說服力。」

地球的傾斜度決定季節，現在地軸的偏移還不足以影響季節，但地球自轉的精細模式和變化對於引導飛機、導彈和地圖應用程序的衛星導航系統至關重要。這激勵了研究人員嘗試了解地軸移動的原因，以及它下一步可能的走向。你是感覺不到的，但咱們星球的自轉遠沒有你想的那麼平穩。

當地球在太空中移動時，它有些像個扔得不好的飛盤一樣，搖晃前行。部分原因是地球的赤道處隆起，部分原因是氣團不斷地在大氣中旋轉，水在海洋中晃動，將地球輕輕地拉向這邊或那邊。

然後，還有那個徘徊不定的自轉軸。徘徊不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地殼和地表在巨大的冰川覆蓋幾千年後正在彈回，像個沒有負重的床墊一樣反彈--這一直在穩步改變地球質量的平衡。

最近，與人類活動和全球氣候的因素也改變了這種平衡，包括冰山、格陵蘭島和南極冰蓋的融化、土壤濕度改變、以及人類修築水壩蓄水。

根據Seo博士和他同事的研究，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地下水枯竭。他們發現，就影響地軸而言，從1993年至2010年間，地下水抽取對其影響程度僅次於地殼的冰川融化對地軸位置的調整。

該研究項目的另一位作者、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地球物理學家Clark R· Wilson說，可能還有其它尚未完全理解力量可能也將地軸拉向新的方向，「例如地球的流體核心可能正在發生某些事情。」即便如此，他說最新發現指出了利用地球自轉信息來研究氣候的新的可能性。

由於科學家在20世紀收集了有關地軸位置的高精度數據，所以他們或許能夠利用這些最新、最可靠的數據來了解地下水利用的變化。Seo博士表示他已經開始探索這種可能性。

培養健康的味覺

很多鳥兒吃不出來糖味，但蜂鳥能，因為蜂鳥帶有檢測糖分子所需要的遺傳基因指令。人類能夠感知糖分，因為人的DNA含有檢測糖分的基因序列，使我們能夠吃出甜味。

但實際上，人能夠品嘗的各種味道，除了基因之外，還和我們出生前後所品嘗的一切都有關。密西根大學Monica Dus教授是一位神經科學家，她致力於研究基因和飲食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如何影響味覺。

她正在深入研究人攝入過多的糖如何使甜味感覺變遲鈍。味覺對於人的飲食習慣至關重要，若能夠了解基因和環境如何塑造味覺，對於營養、食品科學和疾病預防至關重要。本文內容取自她的文章：Can we train ou taste buds for health?

Dus教授解釋說，人類辨別食物味道的能力取決於味覺感受器的存在，這些分子探測器存在於舌頭表面的感覺細胞上。味覺感受器和食物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出五種基本味覺：甜、香、苦、鹹和酸味。這些味道通過特定的神經從口腔傳遞到大腦。比如當糖與甜味受體結合時發出甜味信號。

我們天生喜好哪些食物味道，來自於人類進化史中舌頭和大腦的連結方式。鹽和糖等必需營養素和能量的味道，將信息送到與快樂滿足相關的大腦區域。而提醒我們潛在有害物質的某些毒素苦味，讓我們感到不適或疼痛。

雖然DNA的味覺受體基因使人能夠檢測食物分子，但人對這些分子的反應方式也取決於味覺基因的獨特組合。人的基因，包括味覺受體基因，有著不同的口味喜好。

舉例來說，人有一種名為TAS2R38的苦味味覺感受器。科學家發現不同人的TAS2R38基因遺傳密碼存在微小區別，這些基因區別影響人們對蔬菜、漿果和葡萄酒苦味的感知。後來的研究表明，這些基因區別影響人的食物選擇，特別是在蔬菜和酒精消費方面。

人的基因庫中還存在更多的區別，包括甜味受體的差異。然而，這些基因差異是否和如何影響口味與飲食習慣，仍在研究中。可以肯定的是，雖然遺傳學為味覺和偏好奠定了基礎，但一個人的食物體驗可以深深地重塑味覺和偏好。

人的許多與生俱來的味覺和偏好都是由早期食物體驗塑造的，有的甚至在嬰孩出生之母親飲食中的一些分子，如大蒜或胡蘿蔔，通過羊水到達胎兒正在發育的味蕾，並可能影響到一個人出生後對這些食物的欣賞。

嬰兒配方奶粉也會影響以後的食物偏好。比如研究發現，用非牛奶配方奶粉餵養的嬰兒(由於其氨基酸含量較苦、較酸)，斷奶後比那些吃牛奶的嬰兒更容易接受蔬菜等苦味、酸味和鹹味食物。用牛奶為基礎的配方奶粉，加糖水餵養的幼兒，在兩歲時就強烈喜歡甜飲料。

食物影響人的味覺並不止於幼兒時期：一個人成年之後吃的東西，尤其是糖和鹽的攝入量，也會影響人對食物的感知和選擇--減少飲食中的鈉含量會降低對鹹味的喜歡程度，而攝入更多的鈉會讓人喜歡比較鹹的食物。

糖也類似：減少飲食中的糖，您可能會發現食物更甜。反之，高糖可能會減弱你的甜味感覺，正如對我們對老鼠和蒼蠅的研究所發現的。

儘管我們還在研究確切的原因和機制，但我們已經發現，動物的高糖和脂肪攝入會抑制味覺細胞和神經對糖的反應，改變味覺細胞的數量，甚至翻轉味覺細胞基因的開關。在Dus教授的實驗室中，從飲食中去除多餘的糖，老鼠的味覺變化會在幾週內恢復正常。

除了遺傳和食物，疾病也會影響味覺。正如很多人在新冠大流行最嚴重時所發現的，感染後無法區分甜、苦和酸的食物。研究人員發現大約40%的感染者出現味覺和嗅覺障礙，其中大約5%的人這個症狀持續數個月甚至數年。研究人員雖然不明白是什麼導致了這些感覺改變，但很可能是病毒感染了支持味覺和嗅覺受體的細胞。

通過改變飲食習慣，基因、飲食、疾病和口味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能夠改變慢性病的風險--適當減少糖和鹽的攝入量對健康有很大的好處。

大腦使用味覺信號區分食物和毒素，還用它來估計食物的飽腹感。在自然界中，食物的味道越濃(甜度或咸度)，其某些營養成分和卡路里含量越高。例如一個芒果的含糖量是一杯草莓的五倍，所以它味道更甜，更容易飽腹。因此，味道不僅對於食物的享受和選擇很重要，而且幫助調節食物攝入量。

食物或疾病改變味覺，甚至可能讓感官和營養信息「脫鉤」，不再向大腦提供有關攝入量的準確信息。研究發現食用人造甜味劑也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事實上，在最近一項對無脊椎動物的研究中，試驗發現高糖攝入引起味覺變化，通過損害食物需要量的預測而導致更高的食量。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果蠅中觀察到的許多飲食模式和大腦變化，在吃高糖或高脂肪食物或肥胖的人身上也出現了。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些身體狀況是否也是由大腦中味覺和感官改變引起的？

口味的適應性給我們帶來希望。由於飲食塑造了的感官，人實際上可以訓練自己的味蕾和大腦做出反應，來喜愛糖和鹽含量較低的食物。

有趣的是，許多人已經發現有些食物太甜，也許這不奇怪，因為雜貨店60-70%的食物都含添加了糖。根據基因和味蕾的可塑性重新配製食物可能是增強營養、促進健康和減輕慢性疾病的實用有力工具。

中西意識形態與外交衝突

本文內容取自《外交事務》雜誌最新月號的一篇新聞評論文章：China Is Ready for a World of Disorder。

今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莫斯科的訪問，俄國總統普京站在克里姆林宮門口向好友告別。習近平對俄國外長說：「現在正發生百年未有的大變局，而我們是共同推動這些變化的人。」普京微笑回答「我同意」。

自從2017年12月「百年未有之變局」提出以來，它已成為習近平最喜歡的口號之一。雖然看起來很籠統，但它巧妙地概括了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相信一個新的全球秩序正在興起，或者更確切地(從西方角度)說，不是新秩序，而是無秩序。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試圖確定中國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北京打算利用其實力建立什麼樣的全球秩序。然而但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戰略家並沒有試圖全面修改現有秩序或用其他東西取代它，而是著手打算充分利用世界現狀來賺利。

大多數西方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都試圖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或許試圖更新某些關鍵特徵，吸納更多國家的參與，但中國戰略家越來越將他們的目標定為：在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中生存。習近平和他手下的中國領導層都認為，二戰後建立的全球架構正在變得無關緊要，嘗試保護那些秩序是徒勞的。北京並沒有尋求拯救這個體系，而是正在準備它失敗。

儘管中國和美國都認為冷戰時代已經結束，但他們押注截然不同的後續。在華盛頓，人們認為大國競爭的回歸需要我們改進同盟，這些秩序幫助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更新後的全球秩序目的是將世界大部分地區納入同盟，而把中國和幾個他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伊朗、朝鮮和俄國，都孤立在外。

不過北京相信華盛頓的努力將是徒勞。在中國戰略家看來，其他國家地區尋求國家主權的承認，不合冷戰時期的陣營觀念，會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多極世界，而中國可以從中取得超級大國地位。

也許北京的理解最終會證明為比華盛頓的理解更準確，也比較符合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志願。如果美國的戰略只是出於對過去穩定性的懷念，尋求改良那正在消失的秩序，那就不會奏效。相比之下，中國正在準備迎接一個打破秩序、不平衡和分裂的世界。從很多方面來說，這個世界已經到來。

中美兩國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截然不同反應，揭示了北京和華盛頓思維的分歧。在華盛頓，主流觀點認為俄國的行徑是挑戰秩序章程，回應是必須加強這種秩序。而北京方面的主流觀點是，這場衝突表明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混亂時期，各國需要採取措施來對付這一時期。

中國的觀點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同，特別是南半球國家--他們感到西方聲稱的秩序缺乏可信度。不僅是許多政府對於秩序沒有發言權，所以懷疑其合法性。他們還認為西方為自身利益經常有選擇地修改應用那些規範秩序。比如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乾脆忽略規矩。對於西方以外的許多人來說，國際秩序的說詞一直好像是西方權勢的遮羞布。他們認為西方勢力正在衰落，所以其他國家應該有權力修改秩序，這很自然。

如此看習近平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將成為現實。這是「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原則之一，已成為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習近平認為隨著東方崛起、西方衰落，這是不可逆轉的變化之一，技術發展和人口變化加速了這一趨勢。世界會越來越沒有秩序，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就開始了--那時全球不穩定，中國的生存面對威脅。中國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西方列強擊敗之後，中國思想家(包括外交官李鴻章)幾十年內描寫了「三千多年來未有的巨大變化」--他們觀察到外國對手的技術和地緣政治優勢，這開啟了一個世紀的恥辱。如今習近平認為角色轉換了，西方發現自己站在了命運變革的錯誤一邊，而中國則有機會成為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國家。

這種「在危險世界中生存」的理念需要製定一個習近平所說的「國家安全整體方針」。與傳統的「軍事安全」概念相比，後者僅限於應對來自海陸空和太空的威脅，而整體安全旨在應對所有的技術、文化、生物挑戰。在一個制裁、經濟脫鉤和網絡威脅的時代，習近平相信一切都可以成為武器。所以安全無法由聯盟或多邊關係來保證，各國必須竭盡全力保護本國人民。為此，中國政府在2021年願意成立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專門研究達到這種整體安全的方法，來考慮中國安全戰略的各個方面。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需要越來越被看成抵禦混亂的盾牌。

中國領導人將美國視為其生存的主要威脅，提出了一個假設來解釋對手的行動。北京認為，華盛頓正在通過加強與中國的競爭，來應對國內兩極分化和全球權力喪失。 根據這種想法，美國領導人相信中國變得比美國更強大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極力讓整個民主世界與北京對抗。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談論美國，話題從接觸和部分遏制，轉到「全面競爭」，涵蓋政治、經濟、安全、意識形態和全球影響力。

中國戰略家看見美國試圖利用烏克蘭戰爭來劃分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區別。華盛頓召集七國集團和北約伙伴，邀請東亞盟國參加在Madrid舉行的北約會議，建立新的國家安全夥伴關係，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三邊(AUKUS)協議，以及Quad(澳、印、日、美四邊國家安全對話)。北京特別擔心，華盛頓援助烏克蘭會讓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強硬。有學者擔心華盛頓正在逐漸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把這個政策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他們反對美國採用「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新」做法，視美國與其夥伴之間的新結盟，或明或暗是要遏制北京，是要將北約夥伴擴展到印太地區。他們認為這是美國想要在世界上錯誤劃分陣營的另一個例子。

現在只有北朝鮮是中國的正式盟友，但它尋求利用其相對孤立的地位，爭取在全球擴大中等強國和新興經濟體的不結盟勢力。西方政府得到141個國家支持聯合國譴責烏克蘭戰爭的決議，中國問題專家都認為，對俄國實施制裁的國家數量越多越好，體現出西方力量。但國際關係教授和媒體評論員楚樹龍算出西方集團僅包括33個國家，有167個國家拒絕加入孤立俄國的行列。他們對冷戰記憶不佳，因為冷戰時期這些國家的主權受到超級大國競爭的擠壓。有一位著名的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家說，「美國並沒有衰落，但它只是擅長與西方國家對話。現在和冷戰時期的最大區別在於，那時西方動員中東、北非、東南亞和非洲國家對抗蘇聯很有效，現在已經不同。

為了能夠利用美國影響力降低的機會，中國試圖表示對南半球國家的支持。他們藉著國際倡議優先投資基礎設施，不像華盛頓「強迫」別的國家選邊站。中國的「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投資了數十億美元的國家和私營部門資金，還有習近平2022年發起的旨在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全球安全」倡議，努力擴大上合組織(一個匯集了印度、巴基斯坦、俄國等歐亞國家的安全、國防和經濟組織，正在接納伊朗)。

中方堅信美國關於民主與極權新冷戰的假設是錯，所以尋求超越。中國國家安全部智庫高級官員王洪剛說，世界正從經濟和安全的「中心-外圍」格局，轉向多中心競爭、共同發展的時代。他們並不否認中國也在試圖自己成為中心，但認為世界正在擺脫西方霸權，新的中國中心會導致多元化思想，而不是中國秩序。一些中國思想家將習近平的倡議與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表述相對照，旨在表明中國不像美歐國家在氣候變化和LGBTQ權利等問題上對別國說教，乃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文明。

過去幾十年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主要在經濟方面。現在中國外交遠超貿易和建設。這一轉變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中國在中東和北非的角色日益增強。以前由美國主導的地區，隨著華盛頓的退出，北京介入了。今年三月，中國通過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休戰，取得了重大外交成功。中國角色從消費者和經濟夥伴，一舉變成建立外交甚至軍事關係的和平締造者。有些中國學者將當今的中東視為「後美國世界的實驗室」。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該地區就是未來幾十年整個世界的樣子--隨著美國的衰落，中國、印度、俄國等等會在那裡爭奪影響力，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中等強國也紛紛展示自己實力。

西方許多人懷疑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人們看到韓國正在向美國靠攏；菲律賓正在與華盛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以保護自己免受北京侵害；許多非洲國家出現了強烈的反華情緒，對北京殖民行為的抱怨沸沸揚揚。雖然沙特阿拉伯等國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但他們的動機至少有一部分是希望與美國重新接觸。雖然如此，一般趨勢是：北京正在更加積極、穩步地邁上雄心勃勃的道路。

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也在加劇。有些中國思想家預測，2020年美國拜登當選總統可能會將導致與北京關係改善，但他們現在感到失望：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打擊比他們所預期的大很多。一位中國高級經濟學家將拜登對中國科技行業的施壓行動(包括對中國科技公司和芯片製造業的制裁)比作川普總統對伊朗的行動。許多中國評論人士相信，拜登希望凍結北京的技術發展以保持美國的優勢，與川普阻止德黑蘭發展核武器沒有什麼不同。北京的共識是：華盛頓的目標不是逼中國按規則行事，而是要阻止中國發展。

這不正確。華盛頓和歐盟都明確表示，他們無意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也不想讓自己的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他們尋求確保本國的企業不分享敏感技術給北京，並減少電信、基礎設施和原材料等關鍵領域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因此，西方政府越來越多地談論這些行業的「回流」或「友岸回流」生產，或者至少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設在孟加拉國、印度、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來實現供應鏈多元化。

習近平的回應叫作「雙循環」，或叫作二元經濟的理念。就是不把中國經濟看為獨立的一體，而看作一半是由內需、資本和主義驅動的「內循環」，讓中國的消費、技術和監管比較自力更生。而另一半「外循環」就是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選擇的接觸。與此同時，北京在減少對其他國家依賴的同時，也希望其他國家更多依賴中國，以便利用經濟聯繫來增強自身實力和給別人施壓。

中國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余永定解釋了雙循環的概念：一方面，中國如果失去自然資源、元部件、和關鍵技術，應該能立即拿出替代品。這是對西方制裁的回應，北京很擔憂。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通過對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進行巨額投資，來保護自己免受衝突時被切斷聯繫。同時北京也試圖減少全球對西方經濟的依賴和需求，減少對美國領導的西方金融體系的依賴。中共正在國內推動從出口拉動型增長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而在國外推廣人民幣代替美元的貿易結算。因此，俄國正在增加人民幣儲備，與中國進行貿易時不再使用美元。上合組織最近同意在成員國之間使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而不只用美元。儘管進展有限，中國領導人希望美國金融體系對俄國大規模製裁會導致進一步混亂，並增加其他國家對沖美元主導地位的意願。

另一方面，北京應該讓西方企業依賴中國，從而使脫鉤變得更難。所以它要盡量讓可能多的國家遵守中國的制度、規矩、和標準。過去是西方努力讓中國接受其貿易規則，現在是中國決心讓其他國家屈服於自己的規範。中國投入巨資要提高自己在制定各種國際標準時的發言權，利用「一帶一路」國際倡議，更多地輸出補貼過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和中國標準。雖然中國的目標曾經是融入全球市場，但現在已經改變了做法。

習近平在自力更生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正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指出的，中國的全球化態度改變化，既受到國內經濟挑戰，也受到中美緊張關係的推動。過去，中國龐大、年輕、廉價的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現在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需要一種建立刺激消費的新經濟模式。然而正如經濟學家George Magus所指出的，刺激消費需要提高工資並進行結構性改革，難以實現。比如重振人口增長需要大幅升級國內欠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而這反過來又需要搞不受歡迎的增稅。又比如促進創新需要削弱國家管制監督，這與習近平的本能又背道而馳。

1945年至1989年間，西方列強和蘇聯集團之間去殖民化與分裂定義了世界。大帝國解體成幾十個國家，通常是小規模戰爭的結果。但改變版圖，但更強大的力量是意識形態競爭。大多數國家贏得獨立後迅速與民主陣營或中央集權主義陣營結盟。即使是那些不想選邊站隊不結盟的國家，也以此為參照來界定自己的身份。

這兩種趨勢在今天都很明顯，美國認為這段歷史正在重演。不同的意識形態正在分裂世界和動員盟友。而北京不同意這種觀點，它的賭注和政策是，即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自決和多元結盟時代，勝過意識形態衝突。

北京的判斷有可能更準確，因為當今時代與冷戰時代有三個根本不同。首先，今天的意識形態要弱得多。想當年，美國和蘇聯都提出了樂觀而令人信服的未來願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精英和工人。現在中國卻沒有甚麼願景，而美國傳統的自由民主願景已經被伊拉克戰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川普的總統任期大大削弱，所有這些都讓美國顯得不那麼成功，不那麼慷慨，不太可靠。此外，中國和美國並沒有提供截然不同和對立的意識形態，而是在產業政策和貿易、技術和外交政策等問題上越來越相似。

其次，北京和華盛頓並不享有1945年後蘇聯和美國那樣的全球主導地位。1950年，美國和北約國家、澳大利亞和日本，蘇聯、歐盟、中國和東方集團合計佔全球GDP的88%。 而如今，這些國家集團的GDP合計僅佔全球GDP的57%。不結盟國家的國防開支在1960年代可以忽略不計(約佔1%)，而現在已達到15%並增長迅速。

第三，當今世界相互依存太多，不像以前西方與鐵幕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很少。現今天情況截然不同。在1970-80年代，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貿易額佔兩國貿易總額的1%左右，而如今，與中國的貿易額幾乎占美國和歐盟貿易總額的16%。這種相互依存阻礙了穩定不同陣營的形成，反倒在緊張狀態下容易改變利益關係。

中國領導人做出大膽的戰略賭注，準備進入一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中共認為，世界正在走向推翻西方秩序的時代，不是因為西方已經解體，而是因為西方的團結可能會疏遠其他國家。在這個變革的時刻，中國如果允許其他國家展示實力，說不定會使北京成為比華盛頓更具吸引力的合作夥伴。如果世界真的進入混亂階段，中國有可能實現繁榮。

賣國當選的美國總統？

昨天看了一個新聞訪談節目很震驚。搜索查看一下，好像符合歷史所記載的資料，不僅毛骨悚然。下面我把Thom Hartmann先生2017年7月份那篇報導翻譯介紹一下，供你調查核實之用。現在網絡工具方便，尋找、比較、篩選資料不用跑到圖書館去。

人們想要知道現在的共和黨與犯罪團夥之間是否有相似之處，以及紐約市的黑手黨老大川普，是否會經歷諸諸多醜聞保持毫髮無損，從與國外寡頭互動，到通過剝奪全民醫保來損害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再到踐踏破壞環境和公共土地。(本文未列出煽動國會暴亂和故意藏匿國家機密文件拒不歸還，因為2017年這些尚未發生。)

從歷史看，即使叛國罪可以證明出來，只要川普抓住共和黨(和Fox新聞)，他就會完好無損地活下來。並且他不是第一位犯下重罪才能上任和留任的共和黨總統。事實上，艾森豪威爾是我國最後一位合法當選的共和黨總統，從他1961年卸任以來，已有六位不同的共和黨人入主白宮，每一位--從尼克松到川普--都是非法上台的。他們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登上美國最高職位，而是藉著選舉舞弊和叛國。

(或許你可以說，現在由共和黨控制的2017國會同樣是腐敗和非法、幾乎完全在一群有組織的億萬富翁的設定範圍內行事。)

讓我們從尼克松總統開始說。1968年，約翰遜總統拼命想要結束越南戰爭。但尼克松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就會破壞民主黨人Hubert Humphrey在1968年勝選的機會。於是尼克松派出特使與南越領導人會談，鼓勵他們不要參加即將在巴黎舉行的和談。尼克松向南越腐敗的政客們承諾，他上台時會給他們提供更好的交易，比約翰遜總統強。

就在大選日之前三天，約翰遜發現了這一延長越南戰爭的政治策略。他打電話給當時的共和黨參議院領袖Everett Dirksen，並錄了音(你可以點擊鏈接或圖片，收聽整個對話)。這段秘密錄音的基本內容是：約翰遜說「我剛剛得知...這是叛國」，Dirksen說「我知道」。...

約翰遜圖書館直到2013年，尼克松死後19年，才公開了這些電話錄音--約翰遜私下指責了尼克松叛國罪。但在1968年尼克松的計劃奏效了--南越政府抵制了和談，戰爭繼續，約翰遜因此下台，尼克松當選總統，結果又有數万名美國士兵和數十萬越南平民死亡。尼克松從來沒有因此被問責。

接下去福特上任總統並不是選舉結果，乃是尼克松的副總統Spiro Agnew被指控受賄，尼克松指定福特來接替他。1974年他因水門違法事件遭到壓力辭職之後，福特作為當時的付總統接任。

里根於1980年當選總統。他勝選是因為派人破壞了當時卡特總統關於釋放在伊朗美國人質的談判。根據當時的伊朗總統的說法，里根向伊朗人承諾，如果他們等到選舉之後才釋放美國人質，那麼里根會給他們一筆武器交易。

結果卡特以為他已經成功與新當選的溫和派伊朗總統Bani-Sadr達成協議，釋放美國駐Tehran大使館被激進學生扣押的52名人質。但沒想到加州的總統候選人里根的手會伸得那麼長，和伊朗的極端派領導人Ayatollah Khomeini達成協議，不在1980大選結束前釋放人質--這和叛國沒甚麼兩樣。

Bani-Sadr在2013年告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我1981年在法國就向一位BBC記者揭露過Khomeini和里根的密談，阻止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釋放人質的結果顯然對里根有利。

里根賣國的目的顯然奏效了。在伊朗的美國人質獲釋，正是在里根宣誓就職的那天--幾乎就是那一刻--伊朗表明認可了那項協議。里根從1981年開始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和裝備，直到1986年被揭露，就是所謂的「伊朗門」醜聞。里根和尼克松一樣，從來沒有為自己上台時的賣國和犯罪行徑負責。

老布什在里根手下擔任副總統--他和福特差不多，1988年當選總統只是因為沾了副總統職位的光，成為醜聞人物旁邊的知名「好人」。

小布什的2000年當選總統是靠最高法院的五位右翼法官，因為當時佛州的布什和戈爾的選票數目非常接近，正在按佛州法律規定重新計票。於是布什起訴戈爾，聲稱重新計票會給國家「帶來不可挽回的傷害，讓選舉合法性蒙上陰影」。結果，最高法院的裁決是停止重新計票。

這個判決現在怎麼看都不合理，我懷疑中止重新計票反倒給小布什上台的合法性蒙上了陰影。而且退一步，那個寫判決意見的Antonin Scalia大法官，他兒子為布什律師團隊工作，他不是應該迴避這個案子嗎？

選舉結束一年多後，多家報紙--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在佛州聯合完成了自己的重新計票，在手動統計了每一張選票之後得出結論：2000年戈爾確實贏得了總統職位。

2001年11月12日，紐約時報報道說：「如果所有選票都根據七個單一標準中的任何一個進行復查，並綜合總投票結果，戈爾先生就會獲勝。」這個信息塞在文章的第17段，免得引起全國注意，因為當時911事件剛剛發生，記者們擔心布什實際落選的消息會進一步傷害處於危機中的美國。

這還不說佛州布什和戈爾的選票那麼接近，是因為布什的佛州州長弟弟Jeb Bush，在大選之前幫助他從選民名單中刪除了至少5萬7千黑人。Bush州長和他的大佬黨從來沒有為他的反民主罪行被問責。

最近的一次有選擇清除選民是為2016年大選。在選舉之前，堪薩斯州的Kris Kobach和全國各地的共和黨州務卿，搞一個所謂的Interstate Crosscheck，從投票名單中清除了幾百萬合法選民(大多數是有色人種)，為克林頓/川普的競選鋪好了路。刪除他們的藉口是他們沒有所要求的身分證件，比如大學生或老人家或窮人沒有辦過出國護照，或沒有車輛和駕駛執照。護照和駕照簡直就好像現代的人頭稅。

川普的普選票數還是比克林頓夫人少了將近300萬張選票，但他還是靠著那個不太合理的「選舉團」制度上台了--選舉團制度是美國歷史上一個為確保奴隸制安全的妥協制度。

實際上，合法當選的共和黨艾森豪威爾總統與他後面的任何一位共和黨總統都不同。他1953年的競選姿態是大力主張結束朝鮮戰爭，支持所有保護低收入人群和勞工利益的政策。他相信不支持社會安全保障的政黨再也不會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艾森豪威爾總統說對了，後來上台的共和黨總統不是賣國就是舞弊，最好的情況就是靠一位非法上台者的副總統台階。

在2017年，參議院中的共和黨議員佔了多數，可是他們所代表的各州美國人總數比民主黨少了3600萬。或者可以說，在過去幾十年的大多數選舉中，民主黨在眾議院獲得了比較多的選票，而共和黨卻因為不公正的選區劃分而能夠控制眾議院多數席位。這就對現代共和黨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嚴重質疑。

共和黨有一群右翼億萬富翁，有福克斯等億萬富翁擁有或主導的媒體機構，有全國各地的「保守派」電視和廣播機構，有資金雄厚的右翼網站網絡與他們密切合作。

例如，有個大力影響美國金融和政治的Koch兄弟集團，比共和黨本身擁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辦公室和更多的工作人員。事實上，它的員工數量比共和黨多了三倍，預算多了一倍。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誰在治理誰？

寡頭們所支持的政客們很快發現，保住席位無需在國會辯論中說真話。無論是廢掉貿易協定，還是為自家帶來就業機會，或是保護公共醫療，或拯救公共土地與環境，川普每一項競選承諾幾乎都無法實現。同時寡頭們繼續向共和黨參議員施壓，要求他們投票時考慮既得利益。

與此同時，花200多年建立的公共信任正受到摧毀，因為公共土地、監管機構、法院都被交給寡頭和跨國公司來開發利用或破壞。只要他們可以干預政治，沒有甚麼是他們不能購買的。

美國人現在發現，2016年川普和共和黨的競選活動幾乎全是謊言，並得到龐大的右翼媒體機器和膽怯、唯利是圖的「主流」企業媒體支持。而民主黨人似乎只能說「下一代在觀看」！

半個世紀以來，共和黨一直利用了舞弊、叛國和謊言上台。所以民主黨2017年調整了對人民所傳達的信息。他們也許還應該考慮在議事日程中加上一項對共和黨和資助共和黨的寡頭進行真正的RICO調查。(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應該翻成「敲詐影響和腐敗機構法令」，是1970年通過的《團夥犯罪控制法令》第901條款。)

川普認罪和各種證據

不知為甚麼，很多人好像真的相信川普將國防機密搬去私人俱樂部莊園藏匿，並拒絕交還檔案局屬於無辜，還相信他所受到的起訴是政治競選對手對他進行迫害。下面是一段記者對川普的電視訪談，關於機密文件處理不當的指控，你看看他是否已經完全認罪了？他沒有否認任何聯邦起訴書中陳列的罪證。



我不知道川普的辯護律師如何為他辯護。這真是歷史上第一次，美國遇到如此無法無天的總統。偏偏有一些人閉著眼睛說這些罪是拜登總統或民主黨人給他栽上的莫須有名堂，他自己都承認了呀！

T：那些文件是我的。他們應該求我拿給他們。
J：他們求了，您沒有給，或者沒有全部給他們。您為甚麼不趕快歸還那些文件？
T：因為我要先查看一遍。那些紙箱裡有我的衣服啊、鞋啊，我是沒有時間。
J：可是您指示工作人員把那些紙箱搬走，然後告訴律師文件都還了。您不該。
T：屬於我的東西，我有權處理。...
J：您還給別人看國防機密文件，比如攻擊伊朗的軍事計劃，明知您無權解密。
T：沒有甚麼文件，只有一堆紙張，還有新聞報導等等...

起訴川普：不是為阻止他競選

明眼人恐怕都很清楚，川普早早宣布競選總統，是以為這可以讓他逃過刑事起訴。本文是根據《Raw Story》媒體報道Jack Smith's Savvy Indictment而寫。

川普總是試圖把國家法務部(DOJ)對他的罪行調查說成有政治目的，比如想要阻撓他的2024總統競選之類的。不過他煽動國會暴亂，阻撓和平的權力移交，以及拒絕交還國防機密文件等等行徑的調查，都是在他宣布競選之前就開始了的。至於他公司在紐約偽造商業紀錄、強姦婦女和毀人聲譽案件，沒有一項是在他宣布再次競選之後開始的。並且，案件中所有的證人都是川普周圍一度忠於他的共和黨人，並沒有民主黨人。

本星期二DOJ就機密文件案對川普提出了37項聯邦起訴，特別檢查官Jack Smith忽略了一項會禁止他擔任公職的指控，這讓川普的「政治迫害」說詞再次遭到打擊。

據《紐約時報》報導，佛州主持過堂的法官Jonathan Goodman似乎對Smith檢察官沒有要求在傳訊期間限制這位前總統的任何行動感到震驚，因為許多限制可能會阻礙他的2024總統競選日程。

允許一名被指控嚴重違反《間諜法》等等罪名的人在全國自由行動，很多法庭觀察員感到驚訝。但從長遠來看，川普和他一夥想要指責DOJ起訴目的是為干擾總統大選失去了理由。

這還不說，一位法律觀察員指出，DOJ去年夏天為獲得海湖莊園搜查令而提交的宣誓證詞中曾提到聯邦刑法第2071條，禁止藏匿和不當處理敏感政府文件，一旦定罪，就不再有資格擔任任何公職了。可是星期二的起訴書在法庭上打開時，那條刑法指控不見了。

據《泰晤士報》記者Glenn Thrush報導，「有些法律學者認為2071條款違憲，如果判給川普先生，最終恐怕遭到廢除。然而Smith先生的團隊整個地迴避了這個問題，在37項有關《間諜法》的起訴中，沒有包括「藏匿和不當處理敏感政府文件」那一條， --因此他會被判處監禁，但不限制擔任公職。

美國前維州西區檢察官John P. Fishwick Jr.讚揚了Smith的遠見卓識。他解釋說：「我認為不提這項指控是非常精明的，讓政治顯得不重要，--這個案件重點是提出罪證，而不是阻止他上任。」

至於川普過堂後，DOJ並沒有要求對他做甚麼限制，前DOJ官員Mary McCord認為這也是Smith的一個不錯的策略。她解釋說：「禁止接觸令本來是例行公事，所以過堂法官提出來了。川普歷來試圖影響證人。在這種情況下，Jack Smith已經得到很多他所需要的東西，所以他似乎在避免一場可能會拖延整個過程的爭吵。」

順便說一下，川普喜歡在群眾大會上提說一個「總統紀錄法」來證明他沒有違法，好像那個法令允許他把機密文件拿走藏起來拒絕歸還似的。他當然是假造聲勢，並不能用總統紀錄法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因為對待那些最高級別的國防機密，總統的責任是需要全部歸還國家檔案局。

也許很多人對川普違反的《間諜法》感到不解，難道DOJ指控川普是一名間諜？不是的，他們不必證明川普是否已經，或打算，拿那些文件和外國人做交易，一個人只要是有意--而不是不小心--保留了不屬於自己的國防信息和拒絕歸還就夠了，就是違犯了間諜法。當然，如果以後果真發現川普出賣情報的證據，大概也不算意外。

跨性的選美皇后

性別現象絕不僅僅是身體外貌而已，它牽涉到一系列當事人感到無法壓抑的心理和性格特徵。對於跨性人來說，他們最大的需要是得到接納，改變外貌的最大目的也是這個。本文內容取自2016年《Today All Day》一篇在當地轟動一時的新聞報導：Transgender former beauty queen Ashton Colby。我找到這篇報導是因為Ashton的父親在共和黨會議上呼籲同事們在跨性立法時手下留情。

「前選美皇后掛起王冠成為...一個男人！」這種標題真要命，但媒體講跨性故事通常就是這麼聳人聽聞和簡單化，23歲的跨性Ashton Colby決心改變這一點，他說「我不是一堆身體部位而已，我只是一個努力過自己快樂生活的人。為了挑戰現有的刻板印象，我們需要少談手術，講述跨性人的人性故事、而不只是把他們當作性對象。」

當然，Ashton承認他的故事很不尋常：一位土生土長的俄亥俄人在青少年時期參加著名的性別規範選美巡迴賽，為要用相反行為來壓抑/克服自己的天生傾向。他回憶說「我很小就是個假小子。在青春期到來之前做個假小子沒問題，可到了青春期，同伴們開始取笑你，大人們開始指望你喜歡異性等等，參加選美活動或許可以證明自己其實是個女孩，來符合大家的期待。我以為周圍的人如果都高興，我就會高興。」但事實不是那樣的。

Colby的傳統俊美使他很自然地在選美巡迴賽中得勝--而他母親自己曾經也是一名參加選美的女孩，喜歡亮片閃閃的禮服和大波浪髮型。但是裝假的壓力讓Colby感到越來越焦慮和困惑。2011年10月，上大學一年級的Colby參加俄亥俄州選美比賽。他回顧說：

「我記得他們頒獎的時候，我在台上--通常你可以假裝微笑或什麼，但我的臉頰開始抽搐，我焦慮得不行--這與獲勝無關，我沒有指望贏，但我意識到自己再也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不僅是選美，而且是整個表演裝假過程。當我走下台時，我忍不住哭了...別人們可能以為我是個痛苦的失敗者，但我知道自己必須結束這一章。」

回到學校，Colby開始秘密研究預備轉變為男人的步驟。雖然他在油管和其他在線社區中找到了安慰，但一想到是獨自一人的計劃，他對前面的旅程就感到沮喪和不知所措。2012年初他經歷了一次自殺的衝動，自願住了10天醫院。從那些多少有點「跨性恐懼症」的工作人員那裏，他沒得到多少醫療支持，但父親給了他所需要的情感支持。Colby說：「他一直懷疑我在糾結這個問題。我打電話告訴奶奶，不知道她會作何反應，但她說人生就是做一個好人，其它方面無論如何她都會愛我。」

於是Colby下了決心，休學一個學期，去看一位治療師和一位醫生，把頭髮剪短，買了新的服裝，開始注射睾酮激素。(有鬍鬚和男聲，是爭取被當作男人看待的重要一步。)

Ashton說，「我無法形容剪掉多年長髮的那種感受，那簡直就像是卸掉一副重擔。」過了幾個月，Ashton告訴朋友們這件事，他們大都不介意，倒為贈送的那些選美服裝感到興奮。接下來的那個秋季，Colby作為男生重新入學。

一個學年結束後，他安排在2013年5月切除了兩個乳房。雖然人們基本上都很尊重，但Colby確實面臨了強烈反對。「我媽媽感到很難接受，我們有幾年不怎麼談話。還有人說我會後悔，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會放棄選美--為什麼一個如此漂亮的女孩卻想成為一個男人。」

「但選美是給別人的。我了解到幸福的關鍵是能夠從內心為自己感到自豪，別人的讚賞無法為你創造快樂。」能夠活得好一直是不理會反對聲音的最好理由。

Colby說：「即使是一開始不理解的人也看到了我的快樂，並回頭支持我。去年我媽媽和我是幾年來的第一次共度聖誕，挺好的。那些一直是我旅程一部分的人堅持陪伴我。 因為這對我來說也很難，我還在學習，知道無論我是否完全接受自己，都有人能夠愛我。」

Colby現在學習公共事務，希望能用他那頗受歡迎的油管頻道，來支持所有為性別問題苦惱的人。

他說：「我了解女人的生活經歷--受到壓力，別人對你的相貌有一定期待等等，挺難。我現在能夠比較，看到男尊女卑與性別不平等現在仍存在。現在我有幸是男的，我要為遇到的這些問題發聲，為跨性人群體發聲。」

退役陸軍上將的緊急信息

反暴亂：自從J6事件之後，很多人研究那群參與闖國會的人，發現其中有不少退役軍人。他們為甚麼會起來反對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共和國呢？下面這段訪談節目做了解釋。Stanley McChrystal將軍是一位退役的陸軍上將，曾任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領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叛亂行動。他與Ken Harbaugh討論了美國的叛亂分子如何利用政府系統中的漏洞來削弱人們對民主的信心，警告不要忽視已經存在的內戰威脅。



Harbaugh：McChrystal將軍，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McChrystal：謝謝Ken！你就叫我Stan就好。

H：我們如果用CIA的反叛亂手則來衡量現在的美國，那麼我們現在屬於叛亂初期--相信政治暴力難免的人數急遽增加，能夠實現暴力的極端主義思潮增長，南北戰爭以後空前的兩極分化政治。你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反叛亂行動的角度，會怎樣回應這種叛亂初期狀況？

M：叛亂始於某個群體的某些訴求、他們希望得到某種結局、或某種政策改變，甚至包括推翻政府。他們典型地設立目標，然後動員，試圖影響人口的一部份，從容易拉攏的著手，給中間派施加壓力，從而給政府和治安部隊施壓，希望政府能夠反應過度甚至採取錯誤措施，諸如設立檢查搜索站。只要其餘人變得不耐煩，開始同情叛亂分子，他們就可以趁機散佈對政府的懷疑。假如政府沒有甚麼反應，他們就可以把政府描繪成軟弱無能。結果政府處於兩難之間，必須了解叛亂一方到底要得到甚麼。他們是有真正合理的訴求呢？還是政治投機，好像德國戰後的納粹黨希望得到權力？

H：叛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試圖與政府內外某個政治派別合作，去安插在保安部隊、軍隊內，還有像Oath Keepers和3%ers這樣的反政府機構。他們的特點是曾經發誓捍衛憲法，有愛國情懷。

M：是的，叛亂分子特別嚮往權力，在執法機構啦，律師地位啦，第一他們希望能夠得到合作支持，第二他們有機會瓦解人們對政府的信心，因為人們搞不清楚誰的立場在哪一邊。也拿不準大家是否對美國還有同樣的信念和目標，我們的法律和政府運作是否仍然是共和制。

H：共同委身的信念遭到破壞是最大的威脅，比槍枝氾濫和謠言滿天還要命。一想到大家可能不屬同一個團隊，您能不能談談對我們現在劇烈增加的兩極分化，您作為南方人和學歷史的，我們最應該擔心的是甚麼？

M：首先，我們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歷史教訓。很多人不知道，儘管伊拉克有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派，在2003年美軍入侵之前，他們並沒有那麼極端分化，什葉派和遜尼派典型地住在同一地區，互相交往。後來有了戰爭暴力，有人成功挑撥，他們之間開始不信任，暴力增加，直到2005、2006年他們才開始打內戰。美國現在也開始了這類過程，我們看到人們在社交媒體上開始辯論的不是政策性意見不同，而是派別、山頭、族裔、文化歧見，然後有投機主義政客利用機會，挑撥說「他們」討厭或不尊重「你們」，會奪走甚麼，於是人們起反感，將本來和平共處的人做非人化情緒處理，甚至不介意用暴力，結果逐漸來到一個地步，政治分歧和文化不同可能變成仇恨暴力。

H：美國這些派別山頭並不以地區為界，鑒於我們是高度融合、到處有小團體的情況，所以在最糟的情況下，會到處爆發社會衝突，可能不會像世界歷史上我們見過的內戰。您做為反叛亂專家，說說怎樣對付這種分散的暴力行動。

M：回顧1994年盧旺達的例子，兩個族裔本來在一個社會中和平共處，然後有政治活動將兩派差別擴大，最後引發大規模種族滅絕行動。我們會問這怎麼可能會發生呢？昨天在一起賽球，今天起來屠殺。但這確實發生。回想美國內戰，南方北方本來只是圍繞蓄奴有經濟政策不同意見，在1850年代逐漸變成了文化分歧，到1861年，經濟政治分歧變成了「北方人或南方人是壞蛋」的心態，戰爭成為可接受的解決方法。據我看美國現在沒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經濟問題、種族問題、或任何政治問題能把人群整齊劃分為二，但我們滑進某種「我們-他們」的意識形態，連「我們」是誰「他們」是誰都沒搞清楚，可能是同膚色、同行業、住同一區、甚至有同一對父母！我想我們的差別被信息技術和社交媒體放大了。那些散佈仇恨的口號印在T-恤衫上、公開穿在身上得到共鳴，不要以為這只是打口水仗。

H：我們曾經和一位倡導跨性人權益的活動分子談話，他的說法和您一樣。我們應該牢記，當威權主義者說他們要禁絕某事物，你要相信，這是你從伊拉克、阿富汗極端分子得到的功課，您能夠分享一下嗎？

M：當然。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希特勒、本拉登都是說到做到的人。他們要設立族裔衝突內戰環境，不容外人干預，你如果忽略他們明說的意圖，以為他們上台之後自然會調整自己不再那麼極端，但歷史中沒有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也一樣。你如果支持極端分子，他們上台後會更極端。

H：所以一個主要黨派的競選人說他要毀滅左翼主義(destroy leftism)，或要與警醒主義爭戰(war on wokenism)，或要從公眾生活中根除跨性主義(eliminate transgenderism)，我們應該怎麼辦？按照您說的原則，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對嗎？不然會導致德國希特勒或伊拉克那樣的歷史重演吧。

M：對，要按字面接受他們的承諾為真。不能接受把警察撤資、或把跨性根除、或反對任何對不公義問題的覺醒，把這類極端說法當作誇張宣傳不行，倒要就這些話題向他們問責，因為有政客利用這些不滿來煽動民粹主義。容許他們把極端思想正常化，允許重複的謊言當作說話風格，是個很大的錯誤。政客用這種方式抓權，我們應該擔心。

H：我們現在還有機會挽回，不再向內戰方向發展嗎？我們知道最成功的政變就是不成功的。

M：我不知道挽回的機會過去了沒有。但我們還有一套法律系統把我們聯結在一起。我們相信只要守法，就不會受到不公平的關押，還相信法律能夠威慑壞人、保護好人。假如我們開始懷疑法治能力，那就要武裝起來做自我保護了。假如法庭系統不公平了，那總要設法自行主持公道...所以塔利班政權能夠成功利用阿富汗政府的弱點，提供另外的法律系統。如果我們懷疑自己的法律系統不公平，就會允許另外的執法方式，會嘗試把軍隊、法庭私有化--走向軍閥統治，是沒有人想到會有的糟糕局面。

(全部訪談內容請點擊上面視頻觀看。)

天主教會同性研究的結論

基督教大多數教義是承襲天主教而來，不過天主教最近幾十年做了大量思想開放的研究。我曾經介紹過幾次John McNeil神父的書，包括同性行為不等於同性「戀」，以及異性行為對同性戀人士來說是何等地逆他們的本性。

本文是John McNeil神父1976年所著《The Church and the Homosexual》一書的最後一章翻成中文，是作者的結論和報告。看來天主教在社會公義方面走在新教保守派的前面。

1971年的天主教國際大會發表了一項聲明，Justice in the World。其中有一段話強調公義行動是教會在全世界使命的一個基本方面：

看來，伸張正義的行動和全心參與轉變世界構成了我們福音傳播的基本維度。或者說，這是教會救贖人類、釋放它脫離每個受壓迫景況使命的基本維度。

於是這似乎導致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受到呼召採取伸張正義的行動。雖然那次來自世界各地的主教們在寫下聲明時，未必特別明確地考慮到同性戀問題，但我們關於同性戀現象以及有關聖經教導的研究表明，同性戀(弟兄姊妹)所遇到的是一個「受壓迫景況」，

主教們認識到，福音愛的信息意味著我們必須絕對承認我們鄰舍的尊嚴和權利。「公義在愛中達到固有的完全，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可見之上帝的一個可見形象，都是基督的一個兄弟。基督徒在每個人身上找到上帝，以及祂那對公義與愛的絕對要求。」這是同性戀基督徒群體的信息，然而整體基督徒群體尚未把這一信息擴展用在同性戀弟兄姊妹的身上。這次天主教大會確認，教會若希望世界相信它的信息，自身的生活就必須有公正。而教會自身實行公平正義，必須從明確承認和尊重教會所有成員的權利開始。沒有人應該被剝奪受到教會接納、同領主的身體的權利，然而同性戀基督徒感到他們的權利被剝奪了，其中包括得到聆聽和分訴關於他們所做生活決定的權利。

那次天主教大會承認，基督徒經常沒有把社會結構性的不公義現象看成罪，結果他們不感到自己有甚麼責任去做點甚麼。大會文件中有份註解資料指出，我們(西方基督徒)傾向於忽略一項事實，就是絕大多數的個人抉擇是在社會框架內，受到引誘或掌控而做出的。在強大有力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生活常常不由自主，他們傾向於從純粹人為的環境中看見自然的法則和上帝的法則。所以教會成員傾向於不接受自己在社會架構中的責任，因為這些架構造成了人們的盲目偏見。同性戀群體在一個不自覺、想當然的異性戀社會架構中，很容易清楚地從人人接受的自然律和上帝的律中，看見偏見和盲點。大會承認歧視婦女也是大公教會生活與運作架構中一個不自覺部分。大主教Leo Byrne說：

如果排斥婦女事奉是出於有問題的解經、偏見、盲從老舊的傳統習俗，婦女不該排斥在大公教會事奉的任何部分之外。

如果這次同性戀研究的發現是正確的，那麼大公教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就是另外一個社會不公義架構的例子。同樣是基於有問題的解經、偏見和盲從人的傳統，就是錯解上帝法則和自然律的傳統。事實上我們看到，對同性戀的壓迫與父權統治對婦女的壓迫一樣，是古老的人類傳統。

當社會架構壓迫了人類尊嚴和自由，並維護不平等的景況時，其中的人有責任。所以我們有義務、有需要，來喚醒民眾對於這些不公平現象支撐架構的認識和意識，通過教育來反思我們所居住的社會和價值觀。這種反思會讓人放棄那些價值觀，因為那些價值觀不再為所有的人倡導公義。過去的一些不公平社會架構，比如奴隸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得到捍衛和維持，因為它提供了一定的經濟繁榮穩定價值。後來南尊女卑的社會狀況受到捍衛和維持，理由也類似，提供某種社會穩定性。

一旦大公教會達到一個清楚的良知，發覺那些維持「穩定」的價值觀只是為一部份人的好處，沒有顧及另一些人的尊嚴和權利，所以不公義，我們的良知就要求我們摒棄不公正的社會架構，盡力引進比較公正的社會秩序。人們逼迫同性戀的主要論據，是解經和教義信仰。我們相信穩定的家庭和社會的道德倫理健康要求我們逼迫同性戀，然而這沒有現實依據。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並且也看到，情況剛好相反。破壞家庭架構的是當下的同性戀逼迫--貶斥他們的人格，經常強求他們(和異性)結婚。正如Carberry紅衣大主教所指出的：「必須為各種少數群體提供幫助，不光得到他們自身該有的尊嚴和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還能夠按他們的特色出貢獻，讓其他群體的生活更豐盛。」儘管紅衣大主教未必是在談論同性戀群體，同性戀群體的確能夠發揮如此作用，幫助建造一個更豐盛的社會。

這次主教大會呼籲教會的所有成員，成為先知，捍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個人和團體的權利，並呼籲結束一切形式的社會不公義。主教大會確認，人們參與影響自己生活和命運的政策討論，是一項基本權利和人類需要。在大公教會本身有一項特殊需要，就是實現每個人都在屬靈對話中得到受聆聽的權利。大會呼籲大公教會的行動接受一項最高原則的指引，就是聆聽那些「因各種形式的壓迫和對社會現狀沉默不語的」不公正受害人」。

這就是同性戀基督徒目前在大公教會中的處境，教會權威應該承認他們作為少數群體的權利，他們同領主的身體的權利和與教會領袖並其他群體對話的權利。在過往，教會和倫理神學家通常發表關於同性戀生活的定論，不求認真的對話。在這方面，Dearden紅衣大主教的話特別受用：「我們必須自由地承認，大公教會需要學習怎樣是尋求公義，而不只是教導這個題目。」大公教會中的同性戀成員因而有義務、有權利來促成與教會領袖的對話，教會領袖也應該做出對同性戀群體行公義的榜樣，展示願意聆聽、願意對話、以尋求解決不公平的問題。只有藉著這樣的對話，教會才能夠真正了解同性戀群組遇到的不公義，才能夠將基督信仰中的麥子和糠皮分開，將信仰倫理中的真正含意與過去的偏見和誤解分開。

膽固醇數目與健康

很多人膽固醇都高，常常被醫生勸告必須控制，我也是。起初好幾年我不想吃藥，身體好好的嘛，能不吃藥最好。後來發現注意飲食和增加運動作用都不大，隨著年齡增加，有的數字越來越高(聽說這裡有遺傳因素)。

結果我兩年前決定開始吃他丁類藥物。一開始那藥好像特別靈，有個特別不順眼的「總膽固醇」，以及好壞膽固醇的比例，在服藥3個月後一下子降到了「正常範圍」之內。可是堅持服藥兩年之後，監測結果一直變化不大，那幾個數字仍然有慢慢升高的趨勢。到底這些數字的意思是甚麼，它們高一些要緊不要緊呢？這兩年我的體能似乎有所下降，並且有時這裡疼那裡疼，是不是和吃降血脂藥物有關呢？我決心好好查詢一下。

Robert Lustig醫生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小兒內分泌科教授，與人合作創建了非牟利的Responsible Nutrition研究所。下面視頻是他接受訪談時解釋了那些神秘的膽固醇監測數據。你如果英語好，建議觀看完整的節目，前面部分是解釋膽固醇，後面部分關乎糖尿病。我把內容小結大致記在後面。



首先，起初讓我最不順眼、決心降下來的那個高高的「總膽固醇(TC)」數目，Lustig醫生說根本不要理睬它--一個很高的數目也許只是因為你的好膽固醇(HDL)很高--一個人的HDL數目越高，患心臟病的機會越小，因為HDL的任務是將血液中過多的壞膽固醇輸送到肝臟排出去。TC既然毫無意義，為甚麼要報告給你呢？懷疑是為了賣降脂藥給你！

下一個礙眼的數目是所謂的低密度脂蛋白(LDL)，俗稱「壞膽固醇」。但LDL的顆粒有大小兩類，小而密的(sdLDL)比大而輕的那種更容易附著沉積在動脈壁上，引起動脈粥樣硬化。Lustig醫生說，單單看見LDL高其實還是未必說明你必須把它降下來，因為你不知道大多數的LDL是大而輕、並不危險的那種，還是小而密、真正壞的那種。sdLDL無法直接測量出來，只能進行複雜的估算，影響它的因素很多。

所以當LDL高時，你需要看看另外兩種壞膽固醇的數目：三酸甘油脂(TG)和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TG是可以在驗血時測量出來的，VLDL不能直接測量，只能根據TG的數量比較準確地估算出來--VLDL的數量大約是TG數量的20%。這兩種壞膽固醇在體內發揮重要功用，但數量過高時就會產生出過多的sdLDL，要靠HDL來清除。VLDL與TG，Lustig醫生解釋說，反映出你身體對付糖和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它們把多餘的糖變成脂肪--然後卸載變成sdLDL。

也許是因為計算公式太複雜，或缺乏共識，也許是美國的醫務機構尚未統一採納，目前的驗血報告沒有給我們一個sdLDL的數目，而那個LDL並不說明太多問題。Lustig醫生建議你自己用報告中的TG數目估計一下，看看TG與HDL的比例是否高太高--高於2.5一定要引起重視，你需要想辦法把TG降下來(主要靠減少糖攝入)。如果你的TG:HDL是1.5或更低，那麼看上去高於「正常範圍」的LDL就根本不是問題。

Lustig醫生說，不同種族的人對於TG:HDL的比例需求是不同的，比如黑人的比例最好保持在1.5以內，超過2.0就要診斷為不健康，而其他族裔似乎高達2.9-3.9都沒有生病。我搜索這方面資料，一個遠程預防醫療網站PrevMed Health有比較詳細的這方面說明。你還可以訪問Lustig醫生的網站看更多資料。

看來我的TG:HDL比例每次都保持在2.0左右，儘管LDL超出「正常」範圍之外，最近的實驗室報告的確說我屬於動脈硬化的低風險人群。實際上，一年前有一次驗血報告表明我的TG只有79，而TG:HDL只有1.36。上帝的創造奇妙。除非我們自己過分地自作聰明，糟蹋環境、發明和亂吃不健康的食品成分只為解饞，我們大概不會變得新陳代謝紊亂和生病。

競選使用AI工具與破壞民主

上次我介紹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危險，以及它的開發需要受到法律規範。本文是另一篇專家警告，由哈佛大學的Archon Fung教授與Lawrence Lessig教授撰寫，就是人可能會AI奪權破壞民主制度的問題。

競選機構會不會使用ChatGPT這類人工智能語言模型來誘導選民，來說服他們投某黨的票呢？

參議員Josh Hawley在今年5月16日的AI聽證會上，問了OpenAI公司首席執行官Sam Altman這個問題。Altman回答說，他確實擔心有些人可能會利用聊天機器人語言模型，來操縱、說服選民。人與機器進行一對一互動可能很有效。

Altman沒有做詳細說明，但他可能已經想像到這種情況：政治技術專家很快就會開發出一種AI政治機器，比方我們給它起名Clogger，能夠不懈地追求一個目標：最大限度地提高某候選人在選舉中獲勝的機會--而競選人可以購買Clogger的服務。

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等平台都使用AI算法，讓用戶在他們的網站上多花時間，而Clogger的AI目標不同，它要改變人們的投票行為。

研究政治和法律的Fung教授和Lessig教授特別留意技術與民主的交叉課題。他們相信，像Clogger這樣的東西可以用來搞行為操縱，自動地使用「微目標」技術，大規模增加21世紀以來這些技巧的有效利用，就好像廣告商現在利用你的互聯網瀏覽和社交媒體使用資料，來為你推送獨特的商業和政治廣告一樣，Clogger會根據你的特點來說服你。

與當前最先進的行為操縱算法相比，Clogger能夠提供三項優點。首先，它的語言模型會生成為您量身定制的消息--文字、社交媒體信息和電子郵件，可能還包括圖片和視頻。廣告商有策略地像你推送廣告相對比較少，而諸如ChatGPT這類的AI語言模型能夠在競選全過程中為您個人生成無數的獨特信息，也為幾百萬別人生成獨特信息。

其次，Clogger會使用一種叫作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術，來為你生成一系列信息，這些信息能夠越來越有效地改變您的投票意願。強化學習是一種機器學習、計算機利用繁複試驗得到反饋，來確定哪種途徑效果比較好，學習如何逐步實現目標。比如更好地下圍棋、國際象棋和許多視頻遊戲的機器學習，都使用了強化學習技術。

第三，在競選過程中，Clogger的信息可能會演變，以考慮您對它先前發送的信息響應，以及應用從改變他人想法過程學到的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Clogger將能夠與很多其他人進行動態「對話」。Clogger像你發送的信息有些像那些在不同網站和社交媒體上跟踪你的廣告。

AI還有另外三個功能(或毛病)值得注意。首先，Clogger發給你的信息在內容上可以具有、也可以不具有政治性。如果這部AI機器的唯一目標是最大程度地擴大投某人票的機會，那麼它可能會設計出任何競選人都不會想到的策略，來實現這一目標。

比如一種可能性是向可能的反對派選民發送他們有興趣的非政治話題，體育或娛樂之類，將政治信息夾雜在其中。另一種可能性是在競選對手的信息旁邊同時發送令人反感的消息，例如小便失禁廣告。還有，AI可以操縱選民的社交媒體朋友圈，讓人覺得他們的社交圈都在支持某候選人。

其次，Clogger並不尊重事實。實際上它無法區分真假。如果它的目標是改變你的投票意願，那麼提供消息是否準確就不重要，使用「幻想」語言對這台AI機器來說也不成問題。

第三，由於它是一種黑盒式的人工智能，人們無從知道它使用了什麼策略。--這三項是AI的本質，也許你還不知道。

如果共和黨總統競選團隊要在2024年部署Clogger，那麼民主黨競選團隊可能要被迫用同樣的方式做出回應，使用類似的AI機器，比如取名Dogger。假如競選團隊的經理認為這些AI機器有效，那麼總統競選很可能會歸結為Clogger對Dogger，哪個AI機器比較有效，其客戶就勝選。

結果從某種重要意義上來說，候選人不因為他或她的政策建議或政治理念說服了更多的美國人而當選，乃因為他或她擁有比較有效的人工智能操作。贏得選舉勝利的內容將來自一個完全專注於取勝、並沒有自己政治思想的人工智能，而不是靠候選人或政黨--他們的發言、廣告、信息、理念來贏得選票。這樣的選舉還算是民主活動嗎？

然後，靠AI當選的總統會怎樣呢？有兩條道路他或她可以走。一條是靠AI來策劃和推行自己政黨的政策。但由於黨派理念可能與人們投票的原因無關--Clogger和Dogger 其實並不關心政策觀點——總統未必反映選民的意願，人工智能只是一味操縱成功，民眾對政治領導人和政策並沒有做出真正自由的選擇。

另一條路徑是總統追求機器預測的信息、行為和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連任的機會。在這條道路上，總統除了維持權力之外沒有特別的平台或議程計劃。由於Clogger擅長操控選民，AI最有可能繼續操縱，而不是為選民的真正利益，或為總統個人的意識形態理念服務。

如何能夠避免被AI操控呢？除非候選人、競選活動和顧問都放棄使用這種政治AI，選舉很難避免被AI操縱。專家認為放棄不太可能，開發出政治上有效的黑匣子，使用它們的誘惑幾乎無法抗拒。事實上，政治顧問很可能會根據對自己的職責要求來使用AI工具，以幫助候選人獲勝。而一旦使用了如此有效的工具，就很難指望對手會單方面繳械投降。

對自己的隱私加強保護對於防止受操控會有幫助。因為Clogger要依靠訪問大量的個人數據來鎖定個人，按照所掌握的數據來量身制做信息，以說服或操縱人，並在競選過程中跟踪和重新定位他們。每一點不讓技術公司或政策制定者的AI訪問的信息都會降低它影響你的效率。

另一個防止受操控的解決方案在於選舉事務委員會，他們可以嘗試禁止或嚴格監管這些AI機器。關於是否可以規範這種「複製的」政治言論，存在著激烈的辯論。美國的言論自由傳統很極端，導致許多領軍的學者表示不行。

但是，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不必自動擴展到這些AI機器產品。或許國家有一天會選擇賦予AI機器權利，但現今的條件下這個決定應該面臨挑戰，而不是錯誤地想當然。

歐盟的AI監管機構正在努力。他們的政策制定者修改了歐洲議會的人工智能法案的提案，將「在競選活動中影響選民的人工智能系統」定為「高風險」，必須接受監管審查。

歐洲互聯網監管機構和加州已經部分採用了一種從憲法上來說比較安全但比較小的步驟，禁止機器人冒充人。例如，當競選信息包含的內容是由機器生成、而非人的講話時，法規可以要求信息附帶一個免責聲明。

這就好像廣告的免責聲明要求--把「競選某職的某某支付」，修改成註明其AI來源：「本AI生成的廣告由競選某職的某某支付」。更強的版本還可以寫「本AI生成的信息由競選某職的某某發送給您，因為Clogger預測這樣做將使您投票給某某的機會增加0.0002%。」至少，專家們相信選民應該知道，什麼時候是AI機器人在和他們說話，也應該知道為什麼。

像Clogger這樣的AI系統是可能的，通往剝奪人類集體權力的道路也許不需要某些超人的AI。它可能只需要某些過分狂熱的活動分子和顧問，裝備強大的新工具，就可以有效地按下數百萬人的許多按鈕。

牧師們呼籲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

右翼不能夠代表所有或大部份的美國基督教宗派。本文內容取自《新聞周刊》的報導Preachers to Stand Up to 'Hijacking' of Faith。

由美國的進步派基督徒組成的Faithful America(FA)是一個在線組織，最近發起和贊助一項「宣講和祈禱以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的倡議，呼籲全國各地牧師在下週末的教會崇拜講台上發聲，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的興起。

FA的目標是打擊基督教信仰被政治右翼「劫持」的現象。他們最近抗議了在佛州邁阿密舉行的一個顯眼的保守派演講，還公開反對了幾位共和黨政客，包括佐治亞州眾議員Marjorie Taylor Greene和佛州州長Ron DeSantis。

現在FA呼籲牧師們在6月11日主持禮拜時，警告信徒「不要將基督徒和美國人的身份混為一談」。

每年的6月14日是美國的Flag Day(國旗日)。FA選擇在這日之前的周末舉辦「宣講和祈禱以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活動，因為國旗經常被當作偶像，立在全國各地教會前面祭壇的旁邊。

FA的執行董事Nathan Empsall牧師，與浸信會出版社Word&Way進行了交談。他說，「當然作為愛國的美國人，我們可以而且確實尊重國旗，而作為基督徒，我們在十字架前敬拜基督。儘管這兩個目標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但只有一個是敬虔，只有一個是我們信仰的一部分。」

根據Word&Way的報告，「宣講與祈禱」活動是由好幾個進步的基督教團體資助，其中包括Clergy Emergency League、Red Letter Christians、和Vote Common Good等等機構。

Empsall牧師告訴媒體：「基督教國家主義害處很大，是對民主和教會的最大威脅，我們牧師有道德義務大聲反對它，因為它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危險劫持。除非我們基督徒起來挑戰這種危險的政治意識形態，它將不斷扭曲我們的信仰。耶穌教導我們愛鄰居和關心我們周圍最卑微的人，而基督教國家主義試圖引導人走上與耶穌教導相反的方向。」

ReAwaken America Tour是美國極右翼和基督教國家主義的政治抗議運動。上個月在他們的Miami支持川普活動期間，FA等等基督教組織利用大型廣告招牌抗議，信息包括聖經馬太福音7:15-20提防假先知，凡不結好果子的樹都要被砍下來丢在火裡等等話語。

在佛州Ron DeSantis州長發起2024年總統競選之後，FA發起了一項在線請願活動，譴責DeSantis的競選活動，說他是「驕傲的天主教極右分子」，警告說他「作為總統會把他邪惡的基督教國家主義帶到全國」。

關於環保建設的政治談判

本文內容取自《華爾街日報》對兩黨債務上限談判的報導：Debt-Ceiling Bill Alters U.S. Environmental Law。我上周詳細說過，政府債務或預算談判其實就是關於政府治理方針的討論，您可以參考。民主黨的總統和共和黨的議長談判，結果是就未來的預算提出一項必須得到國會兩院支持的法案。這裡有關環保治理的分歧與協商是最好的例子。

眾議院週三晚間通過了債務上限法案(共和黨人稱之為財政負責任法案)。這項法案修改了美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環境法，做了幾十年來影響最深遠的一些改革，可能會加速拜登政府所倡導的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資。

接下來這項法案要提交給參議院通過。它收緊了1970年《國家環境政策法》所要求的環境審查範圍，允許更多項目免去最複雜的審查而獲得批准。它還規定任何審核所要求的調查研究不得超過兩年。

簡化審批過程自然包括了對化石燃料行業開發的讓步。在西Virginia和Virginia州有個天然氣輸送管道項目(取名「山谷管道」)，全長303英里，一直受到法律訴訟的糾纏無法進行下去。參議員Joe Manchin一直在努力支持這個項目，希望能改變發放許可證的規章，讓這條管道可以盡快開工。這次他在參議院一定會投贊成票，是參議院最關鍵的一票。

然而這個法案並沒有讓建設輸電線路變得更容易--將偏遠地區生產的風能和太陽能電力輸送到城市，這是民主黨人所呼籲的。同時這個法案也不限制反對的人發起訴訟，來拖延項目上馬--這是共和黨人認為最重要的。兩黨的立法委員都表示，他們打算繼續努力改革建設項目的批准過程。

白宮代表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Shalanda Young說：「這法案是個起點，我們將確保我們能夠通過未來的清潔能源傳輸工作可以擴大」。

而共和黨人的首席談判代表Garret Graves參議員說：「這一切都是為了釋放美國的資源。」他起草過先前一項許可證程序法案，他表示談判人員決定沒有在這次法案中加入關於(電力)傳輸的條款，是因為立法委員先前對這個問題沒有甚麼經驗。

各種工業組織表示，審查過程中的官僚主義糾葛可能會使能源項目拖延數年之久，讓它們無法實施。白宮說，最嚴格的審查平均需要四年半才能完成。

共和黨人一直想要拆除複雜的許可發放程序，尤其是那些代表了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州的共和黨人。而民主黨人一直對這方面的重大改變持謹慎態度，擔心放寬要求會削弱環境保護。

去年通過的《降低通漲法案》是拜登總統的標誌性政策成就之一，改變了上面說的這種動態。那項法案包括對可再生能源投資的稅收優惠--可再生能源項目已經是增長最快的項目之一--但降低通漲法案並沒有徹底改革聯邦政府的許可證發放程序。Manchin議員所倡導的簡化批准過程的附帶協議毫無進展，不過立法委員們最近幾個月一直在這個方向繼續探討。

根據Lawrence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數據，2022年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項目約佔了所有等候加入電網計劃的90%。兩黨政策中心能源項目負責人Sasha Mackler說，「我們看到對新的清潔能源項目的大量需求被擱置，這一現實使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走到了一起。」

有些環保主義者擔心這些變化會讓污染最嚴重的項目在最少監督的情況下也啟動。環保政策和立法機構Earth Justice副總裁Raúl García表示，雖然鼓勵可再生能源項目很重要，但不應該這樣搞。

關於發放許可證的爭議凸顯了民主黨核心內部的分歧：支持風能和太陽能電力開發，還是保護自然資源與環境？加州民主黨眾議員Scott Peters是倡導清潔能源的立法委員，他支持環境保護，說「1970年的環保法律目的是阻止壞事發生，不能讓它攔阻向清潔經濟過渡的速度」。然而亞利桑那州的眾議院自然資源委員會民主黨領袖Raúl Grijalva表示，新提出的法案「為污染者提供保護傘，不可避免地會使本已糟透的現狀進一步惡化」。

環保主義者特別擔心把那個「山谷管道」項目納入這個新法案。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Tim Kaine表示，他打算在參議院投票之前提出一項修正，以將山谷管道項目刪除。他說那個項目「正在奪走我所在的州最貧窮地區人們的土地」。(Kaine提出的修正未能通過，因為任何修正都必須送回眾議院重新投票通過，而美國面臨的債務違約期限馬上已到，沒有時間往返投票了。)

然而西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Manchin，和共和黨參議員Shelley Moore Capito一起，多年來一直在推動建成那條管道。現在他們都打算支持這個新的財政負責任法案。Manchin說他很自豪能為那個重要項目爭取機會。

分歧意見的雙方都希望還有機會再接再厲。美國清潔能源協會首席執行官Jason Grumet稱，新法案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電網升級尚未完成。代表美國石油生產商的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首席執行官Mike Sommers則表示，該組織希望「在這一進展的基礎上」繼續工作」。

目前的環境審查是從廣泛、長期的角度檢查工程項目的影響。新的法案把這類研究限制在「合理可預見」的影響範圍內。儘管它並沒有放棄聯邦政府最終批准的權力，但它允許項目開發商準備自己的審查報告。

新法案還包括簡化流程的方法。比如，每個項目都會有一個指定的聯邦機構負責確保環境審查按時完成，一改目前多個部門需要對同一項目進行不同的審查，彼此通常缺乏協調的作風。它還將允許一個項目利用對類似項目的已有研究報告，而不必從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