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國家的老頭老太

本文內容取自《今日美國》記者Kim Hjelmgaard寫的國際觀察評論文章：Too Old or Very Wise: US Leaders。

年齡會影響工作能力嗎？如果你是世界領導人或重要立法者，你需要保持敏銳和敏捷，讓工作處於巔峰狀態。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全世界的總統/總理年齡從35歲到90歲不等，大多數是50多歲或60多歲，而女性一般比男性國家領導人年輕--最近卸任的芬蘭總理Sanna Marin就職時只有34歲。

但根據華盛頓研究組織Freedom House的說法，在美國之外，年長領導人往往是政治自由度較低的國家的特徵--獨裁專制者。獨裁者設計改造自己的制度，使自己掌權的時間遠遠超過民主通常允許的時間：俄羅斯總統普京70歲，土耳其總統Recep Tayyip Erdogan 69歲，中國習近平70歲。

皮尤研究中心說，80歲高齡的拜登總統不僅是橢圓形辦公室中第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他的相對資歷也使他躋身5%最老世界領導人之列。他的2024年總統職位主要挑戰者川普緊隨其後，現年77歲。參議院共和黨領袖Mitch McConnell 81 歲，他最近在公開場合出現明顯健康問題。

在第118屆(本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的年齡中位數從第117屆國會的58.9歲小幅下降至57.9歲，然而參議院的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從四年前的62.4歲變成現在的65.3歲。在20世紀80年代，華盛頓的大多數美國議員年齡都在50多歲。

按Freedom House網站的數據，現在領導人年齡在80歲以上的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是「自由」的，美國是其中之一。他們還同時評估人們獲得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等等機會，美國總分數目前是83分，不算差，但落在許多國家的後面。芬蘭100分，紐西蘭和加拿大也幾乎滿分，連斯洛伐克都有90分。

Steven Webster教授研究政治行為和民意，他說美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39歲，顯然與代表他們的政客「不匹配」。這也許可以解釋為國會議員的任職時期比過往長，美國人似乎比較青睞現任者--某人一旦當選，往往會繼續當選。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多地參與投票，並投票給與自己年齡相仿的人。「總的來說，美國人對國會不滿意，但官員的連任率卻高得驚人。反正我們傾向於投票給我們已經知道的人，而這些人都年長。」

拜登沒有重大的健康問題。他不喝酒也不抽煙，似乎經常鍛鍊身體。不過，有時他說話時確實會忘記名字或單字。川普的醫生一再說他健康狀況良好，但有些醫生指出，如果他的體重指數超過30，臨床上就屬於肥胖症。McConnell的醫生說，儘管他最近兩次在記者面前「僵住」，但並沒有癲癇、中風或帕金森氏症等活動障礙。

儘管如此，負責國家最敏感機密的人正在變老，這仍然是FBI和CIA的最大噩夢之一，因為他們可能健康狀況出問題，導致美國機密資訊從他們脫口而出。

前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白宮情報官員Larry Pfeiffer說：「美國情報界員工的心理健康是判斷他是否應該訪問我們最敏感資訊的關鍵因素之一。一個人若可能患癡呆症或智能下降，就需要醫務人員重新評估健康狀況，不然就要離職。」

國會議員與情報官員不同，當選就可以接觸機密資料。因此，情報界「依靠高級領導層的集體智慧，來確定議員何時不再擁有情報訪問權限」。

美聯社最近的一項民調發現，77%的受訪者(89%的共和黨人，69%的民主黨人)認為拜登太老，不應再繼續執政四年。人們對川普的擔憂主要不是年齡，而是其它的問題。

Carnegie歐洲智庫高級研究員Stefan Lehne說，與美國多少比較穩定的兩黨制度形成鮮明對比，歐洲許多國家組建新的政黨比較容易。這些歐洲政黨通常是由年輕有魅力的政治家推動，他們能夠迅速晉升到最高層。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近年來歐洲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的崛起，其領導人普遍年輕化。根據彭博社的分析，歐洲政府首腦的平均年齡53歲。

Lehne博士說，造成美國和歐洲領導人年齡差異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金錢。因為當選美國最高職位需要大量資金，所以政黨偏愛那些知名度高、地位比較穩固的人，沒有人願意投資在到達頂峰機會很少的人身上--這種情形通常有利於美國統治階層連任。而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你不需要從私人捐助者那裡籌集數百萬美元來競選公職。

Lehne博士來自奧地利。2017年，奧地利31歲的Sebastian Kurz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政府首腦，也是千禧代第一位領導歐洲國家的人。

如何縮小民選官員與民眾的年齡差距呢？俄勒岡州前國務卿Phil Keisling現在經營一個名為「在家投票」的組織，其目的是改善州和地方各級在家投票選擇機會。他說，美國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來鼓勵年輕選民參與政治投票，尤其是參加政黨的初選，來決定提名誰作總統候選人。而美國18歲至34歲的人幾乎沒有甚麼人參加初選投票。

然而Keisling警告說，在應對美國的政治挑戰時，不能過度重視年齡：「在美國，我們政治家的年齡遠不是問題，而他們變得多麼不負責任和極端，黨派不合作協商傾向才是大問題--大幅改變領導人年齡未必會讓我們的政治局面變好。」

不知您怎麼想，我是不願意在年老的時候出來擔甚麼重大責任，或者去打拼奮鬥甚麼，除非我在一個職位上有老本可吃。吃老本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國家領導人或政客難免遇到新形勢，必須學習解決新問題，只靠吃老本恐怕就不夠用了。還是交班吧，讓年輕人去選有精力闖蕩和打拼的人。

美國民主旗手為何落後了？

美國憲法曾是世界民主的旗手。如今，許多其他國家都有更公平的選舉和立法制度。本文內容取自《大西洋報》評論文章How American Democracy Fell So Far Behind，作者Steven Levitsky是哈佛大學教授。文章比較長，我翻譯的不是全文，乃是有所刪減的大意。

1814年春天，即美國憲法得到足夠數目的州接納25年後，在挪威，112名男人——公務員、律師、軍官、商界領袖、神學家，甚至還有一名水手，在一個鄉村小鎮Eidsvoll花五個星期開會，辯論並起草了挪威憲法--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憲法。與美國的開國元勳一樣，當時挪威的獨立領導人也處於政治不穩定的境地，民族主義浪潮洶湧，人們主張自己的獨立--他們視美國經驗為一條值得遵循的道路：獨立於外國勢力的民主自治。

挪威媒體廣播美國實驗的消息，將華盛頓和富蘭克林塑造成英雄。雖然他們的媒體將美國總統描述為「君主」，說華盛頓已「被任命為美國四年獨裁者」，說副總統是「總督」，不太正確，但著名的挪威獨立倡議人Christian Magnus Falsen在他們的憲法制定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他後來宣稱挪威憲法的部分內容「幾乎完全」基於美國的榜樣。

美國憲法雖有缺陷，仍然是一部開創性的文件，美國成為第一個沒有君主制的大國，乃藉定期選舉來填補其最重要的政治職位。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美國憲法成為全世界民主共和思想改革者的典範。

然而美國現在似乎不再是個好榜樣。自2016年以來，美國經歷了政治學家所說的「民主倒退」：政治暴力激增；威脅選舉工作人員；(有些地方)努力提高投票難度；在任總統發起推翻選舉結果的運動--這些都標誌著民主陷入困境。

我曾介紹過民主自由指數的概念，用分數追蹤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健康狀況。有一家機構(Freedom House)每年給各國打分從0到100(100表示最民主)。2015年美國得分為90分，與加拿大、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大致相同。但此後，美國得分穩定下降，現在不僅低於西歐所有成熟的民主國家，也低於阿根廷、捷克共和國、立陶宛和台灣等新興民主國家。

美國民主為甚麼會有這危機？在過去兩個世紀中，美國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變化和人口變化--工業化、城市化、人口多樣化，然而它的政治架構基本上處於凍結狀態。這就帶來政治不穩定。問題在於人們崇敬美國憲法，然而這憲法是在民主時代之前制定的，其部分目的是防止「多數人暴政」。這就產生了下列的問題(叫作反多數主義)：

由於選舉團代表制度，多數派往往無法贏得權力，而當他們獲勝時也往往無法執政，因為美國領導人失去普選時仍可以成為總統。美國參議院給予每個州同樣的代表權，從而大大提高了人口較少州的代表性；參議院經常由失去普選帶來的政黨控制；參議院的阻撓規則常常讓多數派無法通過正常立法；由於最高法院的組成是由總統和參議院決定的，而總統和參議院往往不能代表多數選民，結果最高法院越來越脫離多數民意。憲法為少數派帶來了巨大的優勢和利益，並開始危及美國的民主。隨著共和黨在川普的領導下轉變為極端主義和反民主力量，美國憲法現在保護並賦予獨裁專制者權力。如今美國比任何其它成熟的民主國家都更容易受到少數派統治的影響。

參考挪威情形。他們在1814年制定的憲法時仍然是世襲君主制，國王保留任命內閣和否決立法的權利，當時議會由地區選舉團間接選出，投票權僅限於滿足某些財產要求的男性，城市精英在議會中獲得了強大的固有優勢。當時挪威絕大多數是農村：約90%的選民居住在農村。由於許多農民擁有土地，因此可以投票，富裕的城市居民擔心被大多數農民壓倒，於是規定議會中農村與城市席位固定比例是2比1，而農村居民的人數與城市居民的比例實際是10比1，這叫做加強少數統治的農民條款。兩院制進一步削弱多數統治：挪威上議院不是由人民直接選出來，而是由下議院來選--那時他們顯然比美國差。

然而到1913年之後，挪威成為男女平等投票的民主國家，雖然農民條款仍然存在。這個不合理條款到了20世紀中葉才協商改革廢除，因為都市化導致一半人口住在城市，2比1農村選民的比例明顯過高。挪威在1978年將投票年齡降低至18歲，並於2009年取消了上議院，真正實現了多數統治。

挪威沒有停止民主化進程。隨著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挪威社會和全球規範改變，憲法權利和民主權利以新的方式擴展。例如原住民在1988年的修憲中得到新的保護。1992年修憲保障了挪威人享有健康環境的權利。2012年挪威憲法再次修改，廢除了挪威的官方宗教，並保證「所有宗教和哲學團體」享有平等權利。2014年，挪威通過了一套全面的憲法人權和社會權利保護措施，包括尊重兒童尊嚴、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和生存權（政府援助那些無法養活自己的人）。從1814年到2014年，挪威憲法總共修改了316次。

兩個世紀的改革使挪威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在Freedom House的全球自由指數中，2022年大多數成熟民主國家得分都在90分以上，加拿大、丹麥、紐西蘭和烏拉圭等少數國家的得分在95分以上，只有芬蘭、瑞典和挪威三國獲得100分的滿分(共有25個不同的民主維度評分)。

挪威的轉型故事不尋常但也不罕見。其他歐洲國家的政治體係都是從同樣不民主的地方起步，各有許多改革阻礙：大多數國家(例如挪威)都有君主制統治，只允許擁有財產的男人投票，投票通常是間接投給當地的某「名人」，讓他們再去選出議會成員等等。拉丁美洲國家在19世紀初獨立後，建國領導人都以美國憲法為範本，1840年以前所有總統都是藉選舉團或立法機構間接選出等等。

到處的國會對大多數民眾的立法搞審查阻撓，讓非民選的世襲成員機構有權否決立法等等，都是效法美國來防止「多數人暴政」，以捍衛保護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其實美國的開國元勳並非不知道，這些允許少數否決多數的做法會引起國會運作不良，比如Alexander Hamilton曾引用波蘭的例子指出其有害性。在當時那個君主制和貴族制的世界裡，美國的建國憲法雖然仍有反多數主義的特徵，仍因為相對民主而脫穎而出。

然而來到20世紀，大多數現在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廢除了最惡劣的反多數主義機構，採取措施賦予多數人權利。他們廢除了對選舉權的限制：法國第三共和國1870年首次有男性普選權；紐西蘭、澳洲和芬蘭19世紀末20世紀初率先實現女性選舉權；西歐大部分地區也在1920年讓幾乎所有的成年男女參加投票。

間接選舉也逐漸消失。19世紀末，法國和荷蘭取消了先前選舉議會成員的強大地方議會；挪威、普魯士和瑞典在20世紀初同樣取消了間接選舉；法國在1950年代末期嘗試在一次總統選舉中用選舉團制度，後來放棄了。選舉團制度在整個拉丁美洲逐漸消失：哥倫比亞是1910年取消，智利在1925年，巴拉圭在1943年。巴西1964年在軍事統治下採用了選舉團制度，但在1988年以直接的總統選舉取代。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最後一個搞間接總統選舉的國家，於1994年放棄了選舉團制度。

大多數歐洲民主國家還改良了他們的選舉制度，就是把選票轉化為直接的民選代表。從1899年的比利時、1906年的芬蘭和1907年的瑞典開始，政黨聯盟成功地推動了多成員選區的比例代表制，使各黨在議會中的席位與其在普選票中的份額更加一致。這些新規則讓贏得40%選票的政黨有望贏得大約40% 的席位。政治學家Arend Lijphart說，這有助於讓選舉多數轉化為執政多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乎所有歐洲大陸的民主國家都採用了某種比例代表制，而現在人口超過100萬的民主國家中有80%都採用了這種做法。

20世紀初，英國不民主的上議院開始受到壓制和消除。1906年自由黨在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取代了執政十多年的保守黨。新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社會政策，藉對繼承和土地財富徵稅來支付，保守黨陷入恐慌。當時上議院是由保守的世襲貴族主導，不是選舉產生的，他們直接打破先例，否決了自由黨政府1909年最重要的稅收法案，救了保守黨。

上院為自己辯護，說這是「監督憲法」，但自由黨的財政大臣David Lloyd George不以為然，嘲笑上院那些貴族議員是從無業人士中隨意挑選的普通人，質疑他們可以推翻法案的權力。面對憲法危機，自由黨起草了《議會法案》，要剝奪上議院否決立法的能力。除了稅收，保守黨還擔心自由黨很多其它計劃，包括給天主教愛爾蘭人更大的自治權等等，堅決反對。

最終，英國這項法案不僅在下議院通過，也在上議院獲得通過。因為自由黨政府威脅，保守派若不讓步，就任命數百名新的自由黨議員進入上議院。結果議會法案通過，剝奪了上議院阻止民選下議院通過新法律的能力，英國最強大的反多數主義機構之一被大幅削弱。這次改革不但沒有引發危機，反而為20世紀建立更充分、更包容的民主制度鋪平了道路。

好幾個新興民主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即廢除了貴族上議院。紐西蘭1950年取消了類似上議院的立法委員會。丹麥於 1953 年通過全民公投廢除了 19 世紀的上議院。 瑞典於 1970 年效仿。到 21 世紀初，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議會實行一院制。 結果並沒有像上議院的捍衛者經常警告的那樣出現政治混亂和功能失調。 紐西蘭、丹麥和瑞典後來成為世界上最穩定和民主的三個國家。

使歷史上不民主的上議院民主化，另一種方法是讓它們變得比較有代表性，這就是德國和奧地利所走的路。二戰後的德國，西德人在美國佔領軍的監視下制定了新的民主憲法。德國新憲法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改造他們19世紀的第二議院(歷史上主要由任命的公務員組成)。當時他們考慮了幾種選擇。美國佔領軍雖然極力推動，但他們拒絕接受美國聯邦參議院各州同等代表權的模式，而是基於各州人口來確定聯邦參議院的代表數目。所以，德國第二議院仍保留，但比較具代表性--小的州向聯邦參議院派少的代表，中等規模的州派多一點，最大的州則派更多。這種結構將聯邦制和民主原則結合起來。

採取措施限制少數派對立法過程的阻撓也很重要，比如法國建立一種叫作「結束」的程序，允許簡單多數結束議會某種無休止的辯論。英國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1881年，自由黨首相推行了一項「結束規則」，允許議會多數成員決定結束辯論，以便進行投票。澳洲國會也於1905年通過了類似的閉會規則。在加拿大，議會中的反對黨少數派以馬拉松辯論阻撓了好幾項重要法案，促使政府於1913年4月建立了一項閉會規則，允許以簡單多數來結束辯論。

近幾十年來，取消少數派阻撓議事能力的趨勢仍在繼續。芬蘭、丹麥、冰島議會都曾有類似的允許少數派延遲或阻撓執政黨立法程序的規則，先後都在20世紀被廢除掉。在各種改革當中，只有司法審查是朝著反多數主義的方向發展，許多民主國家讓最高法院，或專門的憲法法院，來扮演法律監護的角色。

司法審查的「反多數主義」根源可能是早年任命的法官經常推翻當今多數人所支持的立法。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大都藉著任期限制或退休年齡來改變終身制，緩解這個問題。例如，加拿大於1927年強制最高法院法官75歲退休，澳洲於1977年則規定高等法院法官70歲退休。議員們認為規定退休年齡有助於「法院現代化」，因為可以聘請比較貼近人民且持有「當今價值觀」的法官。

1945年以來，每一個民主國家都對高等法院法官引入了退休年齡或任期限制，從而限制了長期任職法官約束後代立法的問題。

總之，20世紀迎來了現代民主時代，許多由前民主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設計的束縛民眾多數的規條被拆除。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廢除或削弱了其反多數主義部門架構，保守派捍衛者焦急地警告不穩定、混亂或暴政即將到來，但自二戰以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實際上，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紐西蘭、挪威、瑞典和英國等國家在20世紀末都比世紀初更穩定、更民主。消除反多數主義有助於現代民主的興起。

美國在20世紀也朝著多數統治邁進。第十九修正案將投票權擴大到了女性，1924年將公民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了美洲原住民，1965年《投票權平等法案》使美國達到了普選的最低標準。美國上議院也實現了部分民主化--在1913年以前，上院由州立法機構指定，而不是直接選舉產生，1913年的第十七憲法修正案要求各州直接普選參議員。

到20世紀60年代，立法選舉更加公平。比如阿拉巴馬按照人口分佈調整了各區代表，維吉尼亞州以公投方式決定政策的改變。1962-1964年最高法院裁決各州選區必須大致上代表相等人口，令17個州頓時消除很多鄉村選區，因為人數太少，不該有那麼多代表。

美國最後一波憲法改革：1961年第二十三修正案賦予華盛頓特區居民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權；1964年第二十四修正案最終禁止了(選舉)人頭稅；1971年第二十六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21歲降至18歲。

然而比起其他民主國家，美國的進步還不夠。比如，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總統選舉先後都廢掉了間接的選舉團制度，只有美國把它原封不動保存下來；還保留了領先者當選(即贏者全得)的制度，經常讓(不到一半票數的)少數派勝選；參議院的票數分配嚴重不當也完整保留，讓人數少的州能夠有效制衡人口眾多州的選民聲音。

參議院保留少數派的否決權，以致從19世紀末開始，阻撓行為顯著增加，並且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實行50%多數的閉會規則。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幾乎不可逾越的67票絕對多數決定修改法律。1975年，這項門檻降低到五分之三，但仍屬高度的反多數主義。就這樣進入了21世紀。

最後，與其他所有成熟的民主國家不同，美國沒有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實施任期限制或強制退休，大法官們實際上是終身任職。而在州一級的最高法院，美國50個州中有46個先後在十九或二十世紀對大法官施加了任期限制，另有三人到年齡強制退休，只有羅德島州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維持終身任期。 在民主國家中，美國和羅德島州一樣，是獨一無二的。

總而言之，美國憲法並非神聖的文本，乃誕生於妥協和即興創作。它活生生展現了一個民族。縱觀歷史，美國人一直在努力使我們的體制更加民主。 但這項工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停滯不前。重新喚醒休眠的美國民主憲政改革傳統至關重要，這樣做才能夠使美國實現其未竟的承諾--為所有人建立民主制度，並成為世界的典範。

預防槍枝暴力辦公室成立

拜登總統和哈里斯副總統上星期五在白宮宣布，成立聯邦槍支暴力預防辦公室，目的是減少美國槍支暴力到處氾濫的問題--去年槍擊事件奪去4萬8千多人的性命。

總統說：「不能單靠這些步驟解決所有槍支暴力問題，但齊心協力將拯救生命，我們要幫助全國團結起來，建立緊迫感、嚴重感和目標感。」

新成立的辦公室任務是建立類似於FEMA的聯邦機構，協調應對槍枝暴力帶來的問題，聯繫倖存者和身心健康服務部門，由哈里斯副總統負責監督。拜登說，該辦公室還會探討總統能夠採取的行政命令，來減少槍擊事件。

站在主席台上的還有一位年輕的Z世代佛州代表Maxwell Frost。Harris副總統說，「拜登總統和我不斷受到學生的深深啟發，他們是這場控槍運動的領導者。我們受到他們工作的推動，也受到你們大家的推動，擴展我們的工作。」

2020年美國兇殺案陡增，黑人比其他族群面臨更高的被槍殺風險。同年，槍枝成為美國兒童和青少年的頭號殺手，超過汽車和癌症--自殺是最常見的槍殺類型。

拜登槍支政策長期顧問Stefanie Feldman將擔任新辦公室的主任，Greg Jackson和Rob Wilcox將擔任副主任，他們分別帶領了Community Justice Action基金會和Everytown for Gun Safety機構，領導了全國的預防工作。

這並不是政府第一次採取措施打擊槍枝暴力。早在作副總統的時候，拜登就直言不諱地表示需要加強槍支監管，當上總統後，他曾發行政令來監管稱為「幽靈槍」的自製槍支；去年他簽署兩黨的《更安全社區法案》，加強了購槍者背景調查和心理健康計劃；拜登還主張恢復全國禁止出售攻擊性武器，並擴大購買者的背景調查。

2020年槍擊案出現歷史性增長，將社區暴力預防提上了拜登政府的議程。

Frost說：「我們工作非常艱鉅，但一定會勝利。」他在進入國會之前曾擔任「為我們的生命遊行」學生運動的組織者，皆因出現了Parkland那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才開始出來倡導槍支的管控。他說，大多數人關注我們的槍枝管控運動，通常是在屠殺和死亡事件發生之後，但今天不是。今天，全國人民看到我們在白宮，總統正在採取行動。」

本文內容譯自新聞報導。

綠黨的基督徒總統競選人

我對於保守派信徒佔盡基督教風頭很生氣，他們這幾年為了抓權抓錢，崇拜川普那座政治偶像到了一個不堪的地步，壓倒進步派聲音。這裡是David Doel採訪傳奇人物Cornel West博士--一位截然不同的基督徒，討論他為更美好世界而奮鬥的過往，為甚麼要作綠黨競選人，以及在政治黑暗時期保持動力的問題。您可搜索West博士更多了解他，也可點擊上面鏈接參看進步派信徒的政治觀點。。


D：Cornel West博士是一位哲學家、作者、活動家，現在是綠黨的2024年總統候選人。非常感謝您上我的節目！首先我要問您，在一個充滿令人沮喪壞消息的世界中，幾十年來您是如何保持不懈的動力去抗爭的？
W：謝謝您。兄弟，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父母、我的浸信教會和黑豹黨(革命翻身運動)，給我注入了多少愛和勇氣的動力。我們總是相信所有的事都由災難和失望起頭，失望不能夠逃避，乃是我們的伴侶，但你決不能讓災難和失望說了算。逃避可能讓人進入玩世不恭，是一種不成熟。12歲時你很天真，然後忽然發現資本主義攻佔了你周圍世界，到處有白人至上主義操行把你淹沒，怎麼辦？(黑人)前輩的傳統(信仰)資源和敘事留給我們愛和勇氣，支撐我們不被虛無主義操控和征服。只有愛和公義的社會運動與友情是我們同冷酷世界抗衡的希望。

D：宗教信仰在這其中是甚麼角色？您知道主流媒體對於宗教的看法是十分負面的--限制不同人士的權利等等，您有甚麼不同的看法和體驗？
W：最深的信仰是關乎愛和勇氣。耶穌敢於進入聖殿，趕出兌換銀錢的人；400羅馬兵丁來捉拿他，門徒都溜走，他獨自一人面對；最後走向十字架，這些是極大的勇氣，因為他來解救貧窮受壓迫的人，不是因為他仇恨富人，他恨的是貪婪和膽怯。先知性的宗教永遠是關乎愛和勇氣，好像以斯帖站出來發聲，不為得人欣賞，而是表明你不住在奴隸莊園看人臉色吃飯。跟隨耶穌是如此，穆斯林、猶太教和佛教的宗教都有內在的愛和勇氣，推動自由運動，任何人際關係，愛和勇氣都是最基本的生活法則，上帝無法使用膽怯的人。不過我們的體制試圖壓制發言，一般的宗教用教義讓人懼怕，我們需要脫離一切的綑綁，而真正跟隨先知性的宗教帶給人自由。所以我總是回到音樂(黑人傳統用福音歌曲造就信心)，音樂帶給人自由，提醒人不住在奴隸莊園裡。可惜世界上很少人有真正的自由，人們寧願住奴隸莊園。

D：人的觀念恐怕和成長環境和文化的影響有關，很多人從來不質疑環境，不質疑別人告訴他們的事，結果不斷地重複犯錯。我不信教，不過宗教信仰顯然關乎環境，比如關照世界和關照環境。我見您最近參加氣候危機大遊行，請分享您的想法，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夠實現挽救環境的目標？
W：我們需要團結所有不同理念不同行業的人，才有力量改變那些大公司在全世界貪婪的現狀。我們需要抗爭的勇氣，不能膽怯，這是靈性和道德問題。感謝上帝總是有人挺身而出，離開奴隸莊園，從精神上、身體上打那美好的仗，每個膚色和族裔、每種性別角色，都有美好的見證人像雲彩一般環繞我們。

D：說起抗爭，您了解跨性人權利等等問題。回顧幾十年，您認為現在的抗爭處在一個特殊的時刻，或只是重複以往？
W：我認為現在是個特殊時刻，因為你看到人們為跨性人權利上街遊行，有人反對，和1960年代一樣，革命遇到反革命。那時我年輕，參加黑豹黨熱血沸騰，為非裔工人抗爭，然後有尼克松和里根出來反革命，然後有民主黨出來效法共和黨，資本家掠奪你來重組他們自己，與窮人和工人做鬥爭，叫作新自由主義，重新分配所創造的財富，結果在過去50年中，我們看到有人越來越富，有人越來越窮。現在的工會運動不僅是為工商貿易，而是為所有弱者--貧窮兒童，隨便遭到警察攔截的人...你看到各州猛烈(立法)反擊，引起更多抗爭，我想現在是轉折點，這些運動需要得到支持。不為憎恨報復，乃為了公正和階級憐憫，不然你帶著憎恨報復做個體制的寄生蟲就好。人們渴望公正和憐憫帶來的不同生活，民主黨未能帶來不同，綠黨希望能夠。川普說他能夠帶來不同，但沒有公正和憐憫，他是笑話一個。

D：讓我們來談談您的競選，我有好幾個問題，不過我要先問：您作為活動家能夠同時成為政客嗎？活動家從體制外推動政客進行改革，政客要從體制內協商運作，不然您就出局了，對嗎？
W：當然能夠同時。黑人議員Clayton Powell Jr. 就是一個例子，在華盛頓工作二十幾年，一直是個活動家，因為他一直和體制外自發的群眾運動保持聯繫，給他空間從內部做工。不錯大多數議員表現平庸，見風使舵，只關心下次選舉能否連任，不過例外還是有的，比如德州進步派活動家Henry Gonzalez，做議員三十多年幾乎是孤軍奮戰，曾經很出色。

D：現在，請談談您競選的目標是甚麼。不知您是否會承認，您不可能當選--我不是說您不該當選，但我們的選舉團代表制度讓你沒有辦法。
W：我不認為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歷史很難預測，共和黨已被川普劫持，所以建制派的那一部分早就不在了，川普可能根本不是候選人，民主黨也在慢慢瓦解，我們要看它最後會怎樣。我在這裡是一名見證人，讓我們遊走全國，彼此辯論，你不知道結果會怎樣。讓我們說，我有可能不會贏，當然。但我是一名見證人，大企業貪婪，兩黨制阻礙了窮困人和勞動群眾的民主機會，我不會袖手旁觀一言不發，馬丁路德金和很多前輩未竟的事業在繼續。勞工階級不僅僅關注薪水，還希望更多掌控工作環境條件，保證婦女的尊嚴和權利等等，不讓白人至上主義佔上風。在這一切的事上，我是一名集體聲音的見證人，好像大海中的一浪，我要在這個時刻，促請人們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事務，更深的思考，行動更有勇氣和更多憐憫--再次喚起屬靈的大覺醒。

(我大致翻譯了三分之二的訪談內容，您可以觀看上面英文視頻的全部。)

2025項目的反LGBTQ政策

保守派2025(總統過渡)項目很轟動，我曾經介紹過美聯社的一篇報導。這個項目尋求在川普再次上任總統時，MAGA大軍能夠立即進入各政府機構，接管和改變聯邦政府。本文是英國《衛報》關於2025項目中的LGBTQ+政策報導--保守派對這一群體使用的非人性語言遭到譴責，等於讓美國的文明倒退回1920年代。

「2025項目」是極右翼的傳統基金會和70個保守派組織為下一任保守派總統上台而寫的詳盡宣言。一位支持性別少數群體的律師Sasha Buchert說，這份宣言對GLBTQ+美國人使用了很極端的「非人性語言」，不要說上任的總統，就是對候選人也很極端。他們不講跨性人或同性戀者--好像他們不存在--而泛泛批判某種意識形態或主義或運動。

儘管川普現在面臨91項刑事指控和多起民事訴訟，他顯然在共和黨競選中領先。初選候選人都熱切地接受反LGBTQ+言論，特別是反對各州的跨性別法律，以及LGBTQ+議題在公共教育中的地位。今年夏天，競選人Ron DeSantis炮製一段視頻，使用嚴厲的圖像和語言指責川普在LGBTQ+問題上過於軟弱，使他不得不連連為自己辯護。

更多關於2025項目的重要細節，請參考美聯社的介紹。關於LGBTQ+問題，傳統基金會的主席Kevin Roberts在引言中抱怨拜登治理下的美國，要求把性教育當作色情來禁止：

「隨著變裝皇后和色情作品侵入學校圖書館，孩子們受到跨性主義正常化的毒害。如今色情作品表現為無所不在的跨性意識傳播和兒童性知識化...這不是一個將言論自由、財產權、性解放和兒童福益攪在一起的政治雜燴難題，它無權要求(言論自由)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因而必須堅決剝奪學生接受性教育的權利)。」

如何懲罰學校的性別意識教育呢？Roberts寫道，「侵害兒童者和婦女的人，他們的產品與任何非法藥物一樣令人上癮...並且與任何犯罪一樣具有心理破壞性。色情製品(教材或書籍)應該被取締，生產和分銷它的人應該坐監，提供服務的教育工作者和公共圖書館員應登記為的性犯罪者，協助傳播的電信和技術公司應該關門。」

在後面關於衛生與公共保健部分，傳統基金會負責國內政策的副主席Roger Severino主張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方法：「總統應指示各機構部門，廢除將性取向、性別認同、跨性歧視都解釋為政策所禁止的性別歧視條款。」

這種嚴厲的聲明引起進步人士的警惕，因為顯然涉及LGBTQ+議題、言論自L由和刑事定罪。現有的法律和總統過渡規條，鑑於各種護欄的存在，這種領導授權式的極端影響不太可能很快地具體實施。

沒有人要求新上任的共和黨政府官員必須接受某些領導授意，更不用說執行所有要求了。此外，正如《紐約時報》和《衛報》關於氣候政策的報道，許多「2025項目」建議的實施要靠眾人都接受和服從單一的總統行政權力、不顧國會和最高法院權柄的有爭議願景。這些都是讓總統授權極端干預，讓親信接管、清除(異己)和重構政府各部門不能立即實施的理由，但政治學家和社會活動家Rachel Bitecofer說應該引起重視。

(我把Mandate for Leadership暫且翻成領導授意，代表2025計劃中自上而下的機構精簡和人事委任。您如果有更好的翻譯，請留言。)

Buchert律師說：顯然2025項目實行的變革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爭端，而不是美國大眾想要或需要的東西。極右翼多年努力推動想讓美國回到1920年代甚至更早。這裡不僅僅是LGBTQ+人群的問題，還是關於婦女權利的問題、關於獲得教育的權利，反映出非裔美國人在這個國家的生存。在很多方面，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國家有一小部分人在頑強地追求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各族裔平等自由生活的權利)。

Buchert律師的Lambda事務所和其他支持非二元和跨性人(NBT)權利的機構認為，有些州迫害性別少數群體的新近立法並無廣大美國民眾的支持，但2025項目鼓勵更多的反LGBTQ立法，把保守派的世界觀強加於人，需要連續不斷地抗爭。

面對明年大選的「萬一」

《人文主義者報告》視頻音頻的播客進行社會政治和宗教新聞報導和評論。他們屬於進步派，前幾天發一篇播客「Canada Has a Game Plan in the Event America Goes Full Authoritarian in 2024」，談論如果明年大選中美國保守派獲勝，加拿大該怎麼辦。--在美國右翼的眼中，所有其他發達國家恐怕都是搞「極左」和「社會主義」，所以我猜想不只是加拿大人關注這件事，美國所有的西方盟國都會關注。

節目簡報：川普和共和黨顯然對美國民主構成威脅。「如果」川普果真在2024年競選總統獲勝(我不相信他會勝選)，沒有人知道接下去會怎樣。所以我們的加拿大鄰國正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一些加拿大政界人士承認，他們正在準備一項計劃，以防美國忽然淪為獨裁專制政府--我曾經介紹過美國保守派的一個「2025項目」，真的是從政府換屆時開始改變體制的公開計劃。

川普在任內任外幾乎觸犯了所有的美國憲法規條，種種惡行迄今已受到4次檢控，共91項重罪正在經過法庭審理程序。他這種情況照說勝選總統的希望已經渺茫，不過目前看保守派選民的架勢，至少把他推上共和黨候選人寶座的機會很大--我們已經知道他對敗選的反應是甚麼，是煽動暴力和進一步分裂和破壞民主體制，不會善罷干休。

川普並非美國民主制度的唯一威脅，歷史學家Ruth Ben-Ghiat警告說，整個共和黨的反民主化近來快速走向極端(radicalize意思是變得極端化)，成為民主制度的威脅。如果你覺得這是危言惑眾，只要看看十年來他們在民權立場上的轉移就知道。比如，民權組織現在需要針對佛州發旅行警告，因為那裡的共和黨人允許LGBTQ人士受到粗暴攻擊，有些居民甚至為此搬遷離開。再比如有的州共和黨人威脅要彈劾民選的反對黨官員；新納粹分子滲透了他們的各級競選活動；更不要說他們提出扼殺民主選舉的法律理論(還好沒有成功)；有人呼籲紅州和藍州分離，以及內戰呼聲；保守派的恐怖主義威脅和行動；有位右翼富豪甚至預言美國即將分崩，自己是軍閥之一等等。

你如果還不相信美國民主可能結束，那就可能太天真樂觀了。當然現在民主結束還未到不可避免的時候，我們來到一個重要時刻，我們現在的行動將決定美國的未來。我們北疆鄰國加拿大也感到了同樣的危險，必須做出萬一川普真的重新上任，把美國變成獨裁專制法西斯政權的應對計劃

加拿大已經向自己的LGBTQ公民發出了入境美國的旅行警告。根據《Toronto Star》的報告，加拿大外交部部長Melanie Jolly說，加拿大已在考慮應對美國在大選後向極右專制方向轉動時的計劃。她星期三在Montreal電台接受訪談時用法語說，加拿大和美國密切的政治和經濟聯繫，意味著我們必須根據美國出現的幾種可能情形，進行管理調整。她沒有詳細說，但意思是加拿大必須做出最壞打算。

他們咨詢了渥太華大學的國家安全教授Thomas Juneau，他解釋說，美國解體會極大地衝擊加拿大，難民危機啊，兩國關係變化帶來的經濟損失啊，兩國本來共享的情報和科技信息，如果美國變色了該怎樣？出現領土紛爭問題呢？如果美國有的州決心脫離專制的聯邦政府？這些問題加拿大都不得不預先考慮，甚至主動計劃。她現在已經開始加強與其它民主國家盟友的關係，萬一強硬攻擊性的華盛頓出現，即使能夠與其保持好關係，增強與其它盟友的聯繫也有好處。

對於其它民主同盟國家來說，川普靠不住是早已知道的，新民主黨外交事務觀察員Header McPherson說，坦白講早早預備迎接一個民主衰退的美國還好些。Juneau說他沒見其它國家公開談論這種山姆大叔忽變專制的應急方案，這對任何民主同盟國來說都是個敏感話題，大家很小心，只講美國從世界舞台「退縮」的危險性，其實是委婉地指美國變成對民主抱有敵意的專制國家，不想得罪。

更清楚地說，他們不擔心所謂「極左的」民主黨人，不擔心他們是communists或搞socialism，好像美國這裡政治右翼所擔心的。他們擔心的是保守派公開放在競選網站和在社交媒體上揚言所要做的事，就是川普勝選後要扼殺民主，推行目前憲法禁止的一些事。看來，美國民主的威脅不只是來自川普，而是來自整個共和黨(你說對了，川普獨自一人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歷史教授Ruth Ben-Ghiat解釋說，共和黨現在有三分之一否認2020選舉結果，就變成違法、腐敗、支持專制、說假話和放縱暴力，就被川普抓住機會成為自己的犯罪同謀。我們在2024大選中必須面對這個現實。

2015年川普競選時說他要把每個非法移民遞解出境，大家都很震驚，因為和里根大赦所有移民的共和黨是同一個黨。現在共和黨初選辯論，每一位都好像川普，甚至談論侵略墨西哥不會立即失去競選資格，難怪新納粹分子可以公然談他們的種族主義立場，歷史上法西斯分子都如此使用煽動恐嚇。Ben-Ghiat把川普和墨索里尼相比，想想看川普能在短短幾年內在共和黨內製造這麼大的變化，我們還以為他整天打高爾夫球沒有做事，其實他從多黨民主體制內部搞虛假宣傳效率很高。

美國不是一黨遮天，川普卻能讓幾百萬人相信他2020年實際勝選。相比之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引起的各種災害，尚未能採取全國一致的有效行動。回顧歷史上多次文明因為不能適應環境而失落，我們豈不是正目睹美國文明解體的開端？

美國現在正面臨一個危險的時刻。資本主義在吞噬了整個星球之後，正在退化為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不光在美國，而是正在全球興起。而美國這裡出現有人能夠用民主的方法勝選並帶來專制主義的機會，這是一個危險，為國家帶來動盪，我們必須多談。如果加拿大正在做最壞打算，美國也應該。

未來的歷史尚未寫出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單獨扭轉局勢，但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出一份努力。如果你的親友、家人現在仍然屬於川普異端，你還要努力溝通，希望他/她能認識川普專制計劃的危險。聯絡社區其他人也很重要，不選法西斯極端分子上台，萬一專制主義政策出台可以團結抗爭。最重要的是，不要放棄希望，民主制度看來情況危急，但還沒有死，我們還能夠行動起來，挽救美國。

川普集團的財產和稅務詐騙

紐約州Letitia James總檢察長起訴川普和他作公司總裁的三位成年兒女稅務欺騙，案件10月份開審。我們聽說這個案子索賠$2.5億美元，又聽說川普誇大自己公司的財務多達$30億，搞不清他到底是甚麼故事。

這個民事案件將是法官審理，沒有陪審團，好像是因為川普律師疏忽了甚麼，沒有按時發起某個程序動議。Engoran法官已經做出一系列不利於川普集團的判決，比如同意設立一個財務監測，不容他搞任何資金轉移；判他拒不拿出財務文件為蔑視法庭，每天罰款$1萬；更不用說駁回或拒絕川普律師提出的銷案動議。

人們也許沒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是紐約州的法律賦予總檢察長的權力和她的舉證責任。紐約有一套強大的法律，業內稱為63-12法令，授與總檢察長很大的權力，讓所有的商務公司和從業人員都怕。MeidasTouch新聞網的Michael Popok解釋說：

63-12法令規定，無論何企業從事反復持斷的商務詐騙或其它非法行為，總檢察長有權力代表紐約州人民沒收這個公司的經營執照，並且有權力使用summery proceeding法律程序快速追討，或在90-120天之內完成plenary proceeding，也就是全面聽審和檢察證據的法律過程(Plenary proceeding通常要花一、兩年時間完成)。無論是取消營業資格，還是使用快速審理過程，紐約州的立法委員不會干預總檢察長的工作。

James檢察長決定走快速的全面聽審路線，川普本來有15天時間要求陪審團出席(有陪審團比較能夠防止法官做出可能的不公正裁決)，可他錯過日期沒有送上動議，現在只好聽憑Engoran法官來單獨做快速審理了。

紐約63-12法令所規定的重復犯罪，範疇還包括前任總檢查長時期。在川普案件中，上一屆總長Eric Schneiderman也在幾年前對川普集團另一人提訴，指控重復欺詐。所以川普應該很了解這條法律，錢數不是重點，把騙來的錢裝進自己腰包是重點。也許你聽過川普為自己辯護，說他雖然(用騙的方法)從銀行多借了一些，但他借的錢全都還清了。但63-12法令的重點不是你偷了多少錢，而是你用非法得來的錢賺了多少。這個案子的重點，按照紐約州總檢察長的說法，是川普集團處處偽造數字，在借貸時把物業增值，而在納稅或買保險時把物業貶值。

比方1萬平方呎的公寓他說是3萬，沒有獨立的物業估值公司，乃自報價值，不只是為上福布斯400強或世界財富500強名單而已，而為能夠從銀行借更多的錢。因為你可能知道，銀行是根據客戶可作抵押的物業來決定貸款數量的，叫做貸款價值(LTV)。你若告訴我你有$1億價值的物業，那麼我可能貸$8000萬給你，但假如你的物業價值實際上只值$5000萬，那就是詐騙。即使你後來歸還了貸款，63-12法令追究的不是受騙者損失，而是你從騙款中謀取了多少利潤。不該拿的錢須沒收。

所以，川普的物業公司持續地這樣做：貸款時把物業充值，然後在納稅和買保險等等時候製造另外一個價值數額--紐約州的總檢察長有權力制止這種行為。現在她要麼藉著緊急快速審理，或者藉快速的全面聽證審理。對這些已發生的事情，James總檢察長不必好像證明罪案一樣，要到一個無可置疑的程度才定罪，因為這是民事訴訟。她只要證明川普欺詐比沒有欺詐的可能性大，在63-12法令下，她只要向法官證明川普集團繼續這樣做的可能性很大就行，無需證明有人受害需要索賠或已有商業禁令。

我們會看到James總檢察長有權力禁止川普公司繼續在紐約經營，要求歸還受害方(紐約人民)被非法賺取的錢財，因銀行資金並非無限，借給川普公司的錢本來可以借給他人，紐約立法堅決阻攔這種商業行為，川普應該清楚，因為他對前檢察長Eric Schneiderman提訴的案子上訴失敗，最後是付款結案(settlement)而免遭禁令。

這一次川普公司不能再付款結案，因為James總檢察長尋求禁止川普集團經營：從川普父親算起，公司經營了六、七十年，現在他們將要在同等時期內遭到紐約禁止令--這叫作針對被告的「同等」補救措施(equitable remedies)。這個「懲罰」將會反映在所有未來的銀行合同文件中，在表格中關於商務詐騙詐騙的問題一欄，川普集團必須如實填寫Yes、紐約、$2.5億。或許川普集團可以把資金轉移到國外，比如投資到沙地阿拉伯，但他無法在美國銀行開設帳戶做甚麼。

同等補救的禁令只能由法官裁決，從來不從陪審團決定。陪審團只決定受害人的法律補償，在63-12法令下，同等補救的歸還、商務禁令和取消經營執照，都要由法官來決定。即使川普的律師沒有忘記要求陪審團，陪審團只能幫忙評估證詞和證據，最後還是要交給法官。

其實，我們不知道川普集團的案子是否只有$2.5億，最近更新的調查資料似乎顯示更高的數額。據說川普家族為物業充值數量高達多倍的$2.5億，那麼James檢察長終究會要求Engoran法官很快用summary proceeding，在他的法律權限之內，快速完成不利於川普集團的審理--「同等補償」其實就是要求川普集團償付。

清除家中的有害塑料

我曾介紹過Shanna Swan博士《Count Down》一書中，關於人體精敏的內分泌系統受環境干擾，影響所分泌的睾酮水平，因而影響胚胎和兒童性別發育表徵的問題。(註：男女體內都有睾酮和雌激素，只是水平比例不同而已。)本文是她書中的另外一個部份，怎樣著手清除這些有害物質。

廚房：你可能不知道，廚房中藏有phthalates、BPA和其它各種干擾人體內分泌的化學物質(EDCs)。它們可能在生產中、包裝運輸中藏進我們的食物和飲料中，甚至可能在你吃的時候，從塑料餐具中混進身體。有人做過實驗，一個人只要24小時不用塑料杯子，只用玻璃杯或瓷缸喝水，尿樣中有害的DEHP化學物質就立即下降10-20%，DEHP會降低體內的睾酮水平。

儘量買有機農產品。有時會昂貴一些，算是對於健康的投資吧。你不想讓沒有清洗乾淨的絲毫殺蟲劑吃進肚裡，殺蟲劑中含有phthalates，有些作物的種植過程必須使用較多的殺蟲劑，另一些作物不太用殺蟲劑，比如牛油果、玉米、菠蘿、洋蔥、豌豆等等，你選購時最好心裏有數。

多吃新鮮地產，少買處理過的食物，因為處理食品大多在包裝時接觸了保鮮或防腐劑。有時你看到BPA-free的標籤很高興，但取代BPA的BPS、BPF等等化學物質恐怕也是一樣害人。

眾所周知，人工養殖的牛和羊大多在飼料中加了不同的荷爾蒙與抗生素，目的是要牠們長得快和不生病。這些荷爾蒙與抗生素或其它藥物很可能使得肉品和奶製品都不安全，帶有Organic標記的商品表明動物畜養過程沒有使用合成的荷爾蒙或抗生素，飼料中沒有添加非自然的成分。

食品或飲料儲藏儘量不使用塑料製品，理由如上所述。

微波爐中決不放入塑料薄膜或塑料杯盤，要把食物倒在玻璃或瓷具中加熱。

儘量在家裡自己燒煮食品預備飯食，餐廳食物和外賣難免有塑料和泡沫包裝，或者炊事人員使用塑膠手套。研究發現，經常外出吃飯的青少年與在家吃飯的孩子相比，尿樣內的EDCs高了55%。

你如果使用不粘鍋炒菜，建議更換炊具，因為鍋內那一層PFOA或Teflon塗料在高溫下會釋放出有害的EDC。鑄鐵或不鏽鋼或瓷底鍋比較好。

過濾飲用水，不使用塑料過濾壺，儘量不買塑料瓶裝水，而使用自己的不鏽鋼或玻璃水瓶。即使你的自來水公司淨化處理得很好，仍然難免有工業、農業廢水中的殘餘物質，能夠安裝一個自家的碳過濾器最好。

檢查一下家裡的各種清潔劑，它們大多含有各種不同的EDC。丟掉那些標籤上帶有danger, warning, poison, fatal等等字樣的產品，去買那些成分你能夠識別的產品，醋啦，橘酸啦，小蘇打啦，基本植物油等等。

浴室：收藏在浴室的化學內分泌干擾物質也不少，主要在化妝品和其它個人防護用品內。化妝美容行業產品的監管很差勁，很多公司喜歡在產品標籤上寫pure, natural, fresh, wholesome等等，並不表示在法律上或監管標準上有甚麼特別意義。美國的食品藥物監管局並不負責這一攤，顧客必須自己看。

留意看商品標籤。USDA Organic標記表示成分中至少有95%生產過程是有機的，也就是說，種植過程不用殺蟲劑、除草劑、化肥、或基因改造過的作物。任何洗滌和護膚品都要避免買標籤上帶有antibacterial字樣的商品，因為普通肥皂和水就可以解決殺菌問題。有的護膚膏標有BPA-free字樣，可是裝在塑料瓶罐中賣，真實性立即打折扣。

仔細查看商品標籤上列出的成分，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是甚麼，但了解一下有好處，學著識別和不買帶有某些化學成分的商品：triclosan(在液體肥皂和牙膏中)、dibutyl phthalate(DBP在髮膠和指甲油中)、各種parabens(在洗髮膏和護髮素、洗面奶和皮膚清潔劑、保濕霜、除臭劑、防曬油、化妝品中的防腐劑)。據說有試驗報告，避免使用含有這些有害化學物質的女孩子，短短幾天內尿樣中的EDC就下降了27-44%！

丟掉維尼龍塑料浴簾--任何時候你嗅出塑料氣味，都說明有塑料分子進入你所呼吸的空氣，會干擾人精緻的內分泌系統--去購買棉布或麻布浴簾來用。

禁絕一切空氣清新劑，無論是插電還是噴灑式的散發香氣，都有化學物質進入空氣，不如打開一盒小蘇打，或者打開排風扇和窗子。任何洗刷池子的商品都要注意是否有EDC成分。

家中其它地方：你的臥室、客廳、衣櫃等等地方都可能積存著有害化學物質，主要是phthalates、防火材料(PBDEs)、PCBs(在1979年之前蓋造的老房屋內)。

房間地毯如果是合成材料(特別是維尼龍或聚丙烯)，會散發有害化學分子許多年，最好更換。選不太積累灰塵和有毒化學分子的木板或瓷磚。小塊地毯要選自然羊毛或麻布材料；不要用那些做過防水或防污處理的產品。

防止灰塵聚集，因為灰塵中經常吸收和積存家中在使用的一些有毒化學物質。2017年有一項灰塵研究項目，發現美國各地90%的家庭灰塵樣本含有各種PFASs。

購買新的電子產品要選沒有使用PBDEs或其它溴化阻燃劑的產品；買沙發椅子或床墊要儘量選沒有阻燃劑、粘和劑或塑料的產品；買木製家具以沒有合成板或刨花板材料的為好。

不穿鞋進屋是個好習慣，因為鞋底經常沾染土壤中的重金屬、草地的殺蟲劑殘餘(你的寵物進屋也最好幫牠擦一下腳爪)。

你的衣櫃中如果放了樟腦丸，拿出來扔掉，因為樟腦丸中含有有毒化學物質。你可以用雪松(cedar)木或薰衣草香袋來代替樟腦丸。衣物乾洗後要從塑料罩中拿出來，放在車庫或其它地方一天以後才收進衣櫃，除非乾洗店用的是「綠色」技術。

盡量避免從商店帶回新的大大小小的塑料購物袋。你可以重新使用塑料袋，或者乾脆不用塑料袋(有些蔬菜水果，比如香蕉，購買時不需要裝在塑料袋裡帶回家)

你如果給小孩子買玩具或其它兒童用品，小心塑料製品，尋找PVC-free和BPA-free標籤。雖然歐美產品不允許塑料中的phthalates超過一定濃度，有些玩具部件是從其它地方進口就難免了。請盡量選購棉布、木製產品。

儘量避免購買化學合成的殺蟲劑、除草劑、肥料，這些東西在草地上、園子裡會加害於兒童、寵物。草用手拔掉，或者灑醋或鹽；你家的PBC舊水管可能含有鉛或BPA，尋找BPC-free或phthalate-free標籤的產品為妙。

聖詩：我們蒙上帝呼召行公義

彌迦書6章8節：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Come! Live in the light! Shine with the joy and the love of the Lord!
We are called to be light for the kingdom, to live in the freedom of the city of God.
Refrain: We are called to act with justice; we are called to love tenderly;
We are called to serve one another, to walk humbly with God.

Come! Open your heart! Show your mercy to all those in fear!
We are called to be hope for the hopeless so hatred and violence will be no more.
(Refrain)

Sing! Sing a new song! Sing of that great day when all well be one!
God will reign and we'll walk with each other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united in love.
(Refrain)

這星期天我們教會中唱這一首作為對講道的呼應--《長老會聖詩》第749首，很欣賞--從網上找到，放在這裡。

基督徒蒙召使命是甚麼？是見證上帝的光明和自由，在基督裡參與傳遞祂的仁愛。是敞開心懷，助人為樂，除去個人的擔心和懼怕，帶來消除暴力和仇恨的盼望，這盼望召上帝的兒女在主裡合而為一。

有些基督徒偏偏以為他們的使命是限制(與己不同的)別人自由生活的權利，沒妨礙別人也不行，不準這、不準那。比如，他們以為LGBTQ人群無論遇到什麼生活艱苦不便都應該藏匿假裝和別人一樣。而自己無心伸出援手解決人家的實際問題，又不想向專業人員請教，甚至認為這些人的存在逼著別人承認他們生活合法，比到處發生槍擊事件還要命。

改變體制的「2025項目」

本文轉發介紹公共廣播電台對美聯社報道文章的內容：Conservatives aim to restructure U.S. government and replace it with Trump’s vision，因為我感到美國華人社區沒有留意這個重要信息，很多人盲目支持一個已經變了味的共和黨。現在我們知道了人家的公開計劃，就明白改變美國的三權分立和制衡，成為專制和寡頭政治，實現起來並不遙遠。

距離2024年大選還有一年多，一系列保守派組織正在為川普可能的第二任期做準備，招募上千人肩負使命前往華盛頓，準備解散聯邦政府並用新政府取而代之。

這項影響深遠的努力由歷史悠久的傳統基金會智囊團領導，有前川普政府官員推動，基本上是等候川普第二屆--或任何符合理想並能在2024年擊敗喬拜登的共和黨人上台。

有近1,000頁的「2025項目」手冊為指南，招聚一支MAGA「大軍」，想法是總統一上台就立即將理想的民事基礎設施建設到位，以徵用、重塑和消除他們認為是「深層政府」的官僚機構，包括解雇多達5萬名的聯邦工作人員(請您搜索「Project 2025」自己查證)。

2025年總統過渡項目主任、前川普政府官員Paul Dans說：「我們需要讓保守派湧入華盛頓，這是一個號角，人們需要拿出工具，離開自己的職場，響應自己的人生服務召喚。」--好一個歷史性的宏大事業呀。

這項努力史無前例，由幾十個右翼組織精心策劃，其中許多是華盛頓的新組織。保守派傳統上是尋求通過削減聯邦稅收和削減聯邦支出來限制聯邦政府，現在這些人希望能夠從內部摧毀「國家行政」，驅逐他們認為會阻撓總統議程的聯邦僱員，用志同道合願意實現新執政方式的官員取代。

這是為了避免川普第一次上任遇到的問題--當時共和黨總統的團隊準備不足，他的內閣提名人選難以獲得參議院的確認，而且政策遭到立法者、政府工作人員甚至川普自己任命的人的抵制--他們拒絕改變或違反常規操作原則，不願違反法律來實現他的目標。

雖然「2025項目」的許多提議都是受到川普「Agenda 47」的啟發，但它們得到共和黨幾位競爭對手的響應，並在其他共和黨人中越來越受重視。如果川普第二次勝選，Heritage聯盟的這些計劃會提供總統的內閣和各部門人選，來推進他上次未能完成的白宮事務目標。保守派現任的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主席Russ Vought說：「總統上任的第一天將成為國家行政的毀滅性打擊。」

新總統的大部分議程將通過恢復所謂的「Schedule F」來實現--這是川普時代的一項行政命令，把200萬聯邦僱員中的幾万重新歸類為基本上可以隨意解僱的員工。拜登在2021年上任後廢除了川普的這項行政命令，但川普和其他總統候選人現在發誓要恢復這項命令。

Colorado大學公共管理系一位教授Mary Guy說，這樣的想法會帶來政治上的戰利分贓制度，很可怕。專家說Schedule F會在公務員體制中造成混亂，卡特總統曾經對政府公務員制度進行徹底改革，希望能保證政府員工的專業化，結束19世紀就已開始的政治換班做法。

目前，只有大約4,000名聯邦工作人員被視為政治任命人員，他們通常會隨著每屆政府的變化而變化。但Schedule F可能會讓數以萬計的工作崗位面臨風險。Guy教授說：「我們的民主制度正面臨自殺的風險，Schedule F只是又一顆子彈。」

Heritage基金會這本可供茶餘飯後閱讀的書中所包含的想法，既雄心勃勃又狹隘，既融合了長期的保守政策，也融合了川普時代引人注目、鮮明和令人搖頭的提議。其中包括對司法部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特別是限制其獨立性，並結束FBI打擊錯誤信息傳播的努力，還呼籲起訴任何通過郵寄方式提供或分發墮胎藥的人。還有人建議五角大樓「廢除」其最近的多元、公平、包容性舉措(他們稱為Woke議程)，要讓因拒絕接種COVID-19疫苗而退伍的軍人歸隊。

2025項目的這些篇章為下一任總統提供一本操作手冊，類似於50年前Heritage為里根政府執政之前出版的一本書。由當今保守派運動中一些最著名的思想家撰寫，到處點綴著世界末日大災難的語言。

有一位川普DHS代理副部長撰寫了其中一章，呼籲增加政治任命人員的數量，並將具有執法能力的人員重新部署到位，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執法力量」。還有一處建議新政府「重新審視」駐白宮記者團的傳統，以確保白宮法律顧問「堅定地致力於」總統議程。因為長期以來，保守派人士一直抱怨聯邦政府辦公室和媒體，說裡面到處擠滿了意圖阻止共和黨議程的自由派人士。

但國家財政部員工會全國主席Doreen Greenwald說，大多數聯邦工作人員住在各州，是你的鄰居、家人和朋友，不是敵人。雖然總統通常依靠國會來製定政策，但2025項目傾向於贊成法律學者所說的「行政權力統一」觀點，即總統擁有廣泛的單獨行動權力。

為了不讓參議院阻止總統內閣提名，「2025計劃」建議川普任命高級盟友代理行政職務，就像川普政府期間他為繞過參議院確認程序所做的。一位前川普官員John McEntee說，下一屆政府能夠「比我們上次更強硬地對付國會」。

實際上，國會的作用會遭到削弱--例如，有一項提議是取消通知國會關於國外武器銷售的決定。一位研究三權分立的高級研究員Philip Wallach說，人們對總統能力存在著一定的「幻想」，以至於某種獨裁幻想開始滲入--也就是總統勝選，讓他負責很多事務，每個人都必須按他所說的去做。

在Heritage的辦公室，Dans的牆上掛著一張褪色的華盛頓早期照片--白宮幾乎孤零零地坐落在城市中，四面八方都是泥土街道--這是保守派長期以來所渴望的，一個比較小的聯邦政府，不管很多事務。然而他們現在到處招聘，去填補聯邦職位空缺。八月份他們在愛荷華州博覽會上配備了工作人員，並與幾百人簽約，努力建立一個潛在的員工數據庫，以便邀請人來接受政府運作的培訓。

Dans承認這違反保守主義者的直覺--用加入政府來縮減政府規模，一點都不合常理，但他說這是從川普時代學到的功課--「重新控制」需要這樣做。

許多美國人似乎不知道，排除異己、安插親信、裙帶關係、外行領導內行是獨裁專制的特色--即使你有機會沾光一時，難免有一天在某個問題上忽然發現和「皇上」的意見不同，因而遭到禁言甚至迫害，一點都不安全。

血型和疾病的關係

本文內容取自技術產品審核網站CNET的文章：Blood Type and Your Heart。

每個人的血液生來都屬於四種血型中的一種：A型、B型、AB型、O型。這些血型之間有微小的不同，但需要輸血時就特別重要，搞錯會有生命危險。近期的血型研究證實，不同的血型對於不同疾病的患病風險是有所影響的，比如心臟病。

字母A、B、O代表人體ABO基因的不同形式，它們對血細胞發出不同的編程指令。例如，如果一個人有AB型血，這人的身體會在紅細胞上產生A抗原和B抗原。而O型血的人不會對紅細胞產生任何抗原。

另外，根據紅細胞上是否含有蛋白質，血液被稱為「陽性」或「陰性」。如果一個人的血液中含有蛋白質，則是Rhesus(Rh即陽性)。

O型陰性血的人是「萬能供血者」，因為他們的血液沒有任何抗原或蛋白質，也就是說，任何人的身體在緊急情況下都能夠接受它。

為什麼人會有不同的血型呢？研究人員並不完全清楚，但賓州大學醫學院的血液學家Douglas Guggenheim博士認為，有些因素，比如某人的祖先來自哪裡，以及過去的某些疾病感染刺激了血液中的某些保護性突變，可能促成了血液的多樣性。O型血的人遇到霍亂菌可能會病得比較嚴重，而A型或B型血的人可能比較容易出現凝血問題。

雖然人的血液跟不上現時各種不同病菌或病毒威脅，但它可能反映了過去發生的事情。Guggenheim博士說：「總的來說，人體幾乎是隨環境進化的，以便盡可能地保護自己。」(這很奇妙！)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AHA)的數據，A型、B型或AB型血的人比O型血的人容易發心臟病，或出現心力衰竭。雖然風險差異不大(根據一項大型研究，A型或B型心臟病發作的風險比O型增加8%，心力衰竭的風險增加10%)，但出現凝血風險的差異要大得多。A型血和B型血的人患深靜脈血栓的機會比O型的人高出51%，而患肺栓塞的機會高了47%，這是嚴重的凝血疾病，也增加心力衰竭的風險。

Guggenheim博士認為，這種風險增加可能與A型、B型或AB型人群的體內炎症反應有關。A型和B型血中存在的蛋白質可能導致靜脈和動脈中更加「擁塞」或「濃厚」，因而增加了血栓和心臟病的風險。也許這說明了為甚麼人們觀察到，O型血的人患嚴重Covid的風險似乎降低了。

(注：自這篇文章首次發表一年多前以來，更多的研究增強了A型血的人可能比較容易感染的觀點。這是因為，根據血型，COVID-19病毒與細胞的結合略有不同.)

O型血的人患心臟病和凝血的風險比較低，但他們可能比較容易出血或患出血性疾病。有一項關於產後失血的研究表明，O型血婦女在分娩後失血的風險增加。根據《重症監護》雜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O型血的人在遭受外傷後，由於失血量比較多，情況可能會比較糟。

還有研究發現，AB型血的人比起O型血的人，出現認知障礙的風險似乎增加。認知障礙包括記憶力或注意力下降，或決策困難等。

雖然研究發現血型會影響一個人患心臟病的風險，但飲食、運動甚至社區污染程度等重要因素才是決定心臟健康的主要因素。

無論一個人的血型如何，Guggenheim博士說，對於希望保持心臟健康的人來說，除了注意有益心臟健康的飲食，減少體內炎症反應之外，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不過他指出，未來的研究可能會提供更明確的方法，讓醫生根據血型來治療。比如，考慮所有的因素，具有健康膽固醇水平的A型血患者可能會受益於每天服用微量阿司匹林，而對於O型血的人來說可能就沒有必要。

一般來說，無論你是甚麼血型，任何醫生都會推薦均衡、有益於心臟和代謝健康的飲食；擁有O型血也不能夠讓你肆無忌憚，保護你健康的仍然要靠健康的生活抉擇。

宗教是解放還是束縛思想？

對這個標題，很多基督徒會說，看你信的甚麼宗教吧，如果信我的宗教，你就得到自由和釋放。這個標準答案有聖經根據，但是看看世界歷史，很多基督徒在有機會治理國家的時候，似乎沒有表現出思想得到釋放。這是美國天文物理學家Neil deGrasse Tyson說的，他在一次講演中舉出實例。

一名學生引用他2006年說過的話--中東的科學進步停頓下來是因為社會被神學勢力接管--問現在德州的科學教材內容被某些宗教右派修改會怎樣？Tyson博士回答說：

我最近讀到德州不少教科書遇到困境。我在德州住過6年，那裡有個約翰遜航天中心，技術人元追蹤我們射入衛星軌道的每樣東西，Canaveral岬有個發射塔，技術大本營設在Houston，德州在文化上、歷史上是美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基礎部分。所以，當他們現在更改課本內容，和科學界主流學說不同，我挺著急。

您說到2006年在聖地牙哥的那場講演，我指的是在1000年前，世界的文化中心是(伊拉克)巴格達(古巴比倫)，當時歐洲人正忙著清除異端，巴格達卻在公元800-1000年間大搞思想開放，你如果看看那段時期在那裡發明的東西，包括代數(algebra和algorithm都是阿拉伯字)的發明，三分之二的夜空星辰有著阿拉伯名字，你想冠名的權利是怎麼來的？中東當時很多進步，特別是在巴格達，特別是在數學領域，還有天文、數學、導航學、生理學...

你可以說他們向所有的思想開放，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還有那時懷疑的人(我們現在叫他們無神論者)，他們來到一起彼此分享切磋，如果你的某個哲學思想有漏洞，有人會找出來，挑戰你的漏洞。結果談話升級，人拋棄沒有用的思想，收存有用的思想，很快就有很多新的發現。

那段興旺時期結束，1258年巴格達遭到洗劫淪陷，你們讀過歷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不過後來伊斯蘭文化在那裏興起，其中不再有工程和科學。有人會問為甚麼那些開發精神和傳統沒有再現和承襲下來呢？查考一下，你會發現有個穆斯林神職人員和神學家，名叫al-Ghazali，在伊斯蘭教中相當於基督教權威的聖奧古斯丁，著書教導人做個好穆斯林，其中聲稱數學和算術都是魔鬼的工作。他的教導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影響很大，結果整個數學和工程計算大業一蹶不起，再也沒有恢復。

你如果看科學界的諾貝爾獲獎者中有多少位穆斯林，只有一位。而獲得科學諾貝爾獎的猶太人佔了科學獎總數的四分之一。穆斯林在世界上人口有13億，而猶太人人口總共只有1500萬。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開發和學習的文化對於開發自然界的影響非常大。而且，你現在能夠開發新事物，不等於你永遠能夠。二十世紀的美國是一個偉大的開發時期，然後我現在看到，有某種勢力在運行，反對開發和進步。

我看看這樣做的歷史後果，就知道美國也許正在漸漸進入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步。當然不是一天就掉下懸崖，而是一個斜坡。每天往下走一點，幾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看不到山後面。你埋頭苦幹，直到你發現世界上是別的地方而不是你在發明創造，你落在了後面。

你想過沒有？為甚麼猶太教的信仰沒有束縛信徒去開發世界，而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都受到束縛，成為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反對新發現和否認新規律了呢？比如人類的跨性現象和性別角色研究，環境氣候病毒規律變化等等。當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思想都受到束縛，我們的宗派很多。

言論自由與發表仇恨言論

我看見有政客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主張「言論自由」就是必須允許仇恨言論，不僅覺得很不合乎常理--您的仇恨言論不是表達了希望禁止別人自由表達的願望嗎？這兩樣有衝突，難道還不是明擺著的？

我說不出很多理由，於是搜索一下社會政治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論著，決定分享一篇。下面這篇學術論文是2019年英國倫敦一位政治學教授Jeffrey W. Howard寫的，題為Free Speech and Hate Speech，發表在《政治科學年鑑》我把主要內容摘譯成中文，您可以點擊鏈接閱讀全文和所有的觀點引註。

撮要：仇恨言論應該受到禁止嗎？本文認為，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必須分為不同的解析階段，免得參與辯論的人不斷地各說各話。第一個問題關乎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範圍，以及仇恨言論是否屬於該權利的保護範圍。如果屬於，那麼禁止仇恨言論必然不公正。如果不屬於，那麼進入第二階段，評估演講者是否有道德義務避免發表仇恨言論。本文探討了幾種可能的義務，包括不威脅、騷擾、冒犯、誹謗或煽動的義務。如果發言者有不發表仇恨言論的義務，那麼是否應該實際執行該義務，這是下一步的問題。第三階段取決於務實的關注，涉及認知錯誤、濫用國家權力、以及反對仇恨言論的發言好過立法制止這些言論。

適當承諾人民有言論自由，這是否需要對所謂的仇恨言論進行法律保護？世界各民主國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著嚴重分歧。比如在英國，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屬於刑事犯罪。發達民主國家普遍有此類的立法，包括澳大利亞、丹麥、法國、德國、印度、南非、瑞典和新西蘭。然而在美國，這樣的立法顯然會被視為違憲和侵犯言論自由，不會得到通過。美國最高法院毫不妥協地認為，即使是基於歧視，某些道德和政治信念的表達也不可壓制，否則就違反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即使理由是為了防止仇恨言論可能引發的任何犯罪暴力，那些言論也不可壓制。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僵局看為言論自由是否應該優先於其他政治價值觀的問題。英國政治理論家Parekh寫道：「雖然言論自由很重要，但它並不是唯一的重要價值觀。」也就是說，當言論自由的要求與其他規範性承諾(例如社會平等、尊嚴或歷史上邊緣化公民的安全)發生衝突時，我們必須權衡言論自由。這種方式的辯論框架在政治上和哲學上引起了共鳴，然而由於兩個原因，這是一個有缺陷的框架。首先，如果這確實必須通過平衡才能解決的道德衝突，那麼每一次哪種價值應該勝出就成了問題--要麼不確定，要麼取決於價值差異的不同判斷。令人滿意的處理應該不僅僅只是建議某個臨時平衡，至少還應該嘗試確定一個連貫且有力的理論立場，來提供規範指導。

其次更重要，這種平衡模型錯誤地描述了真正的辯論，好像那些反對禁止仇恨言論的人是真正捍衛言論自由的人，而那些支持禁止的人變成了敵視言論自由，或他們至少願意為了其他價值觀而侵犯言論自由。然而，關鍵的爭論並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侵犯言論自由，來消除仇恨態度引起的各種邪惡。相反，應該爭論的是仇恨言論是否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或說它是否屬於這份自由權利的保護範圍之內。

這一改變爭論重點的方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場爭端：找出論據證明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合理性，然後評估這些論據是否支持將仇恨言論納入該權利的保護範圍內。Howard教授用這種方法演練了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論點，來捍衛仇恨言論法律保護。他說如果仇恨言論受到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保護，那麼禁止仇恨言論就是不公正的。然而，如果仇恨言論不受保護，那麼實施禁令是否合理則是進一步的問題。

能否得出結論，部分取決於克制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是否的確存在，而禁止仇恨言論的法律是為確保執行這一義務。Howard教授參考有關仇恨言論的學術文獻，探討這項道德義務的潛在選項，主要是不威脅、騷擾、冒犯、誹謗或煽動。他最後認為，即使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是存在的，是否應該強制實行該義務仍然是個進一步的問題。他說強制實行一項道德義務可能會誤導人，原因包括人們有認知錯誤、可能會濫用國家權力、以及反對仇恨言論好過強制禁止。

Howard教授說他論文的主要目標並不是要說服讀者相信某個立場，而是提供一個學術辯論的分析框架，讓讀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分析和決定。Howard教授文章的核心在於明確區分爭辯的分析階段--(a) 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保護範圍以及仇恨言論是否屬於保護範圍之內；(b) 出於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們必須避免發表仇恨言論；(c) 關於強行實施這些義務的風險。這三點在設計憲法或法定言論自由時很有意義。

定義：到底甚麼是仇恨言論？Howard教授仍然援引權威的Parekh博士：首先，仇恨言論「針對特定或容易識別的個人，或針對一個群體」；其次，它「含蓄或明確地侮辱對方群體」；第三，它將「目標群體的存在...視為不受歡迎和理所當然的敵意對象」。

人到底應該有自由發表仇恨言論嗎？為什麼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可以保護仇恨言論？探索此類問題的一種有效方法是，首先確定有哪些因素有助於確定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然後看看仇恨言論是否和這些因素充分相關並有資格獲得保護。Howard教授用這種方法回顧了幾個公眾所支持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因素，這反過來又證明了相應的法律合理性。

Howard教授的論文討論了經典言論自由幾個方面的論點，其中包括：聽者自主權的論點、發言者自主權的論點、民主的論點。

關於聽者自主，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是自主的，就必須相信自己有權利決定相信什麼和不信甚麼，並權衡自己的行動。因此，一個自主的人不能讓國家通過限制言論來保護自己免受錯誤信仰的危害。

不過，很多時候，發表仇恨言論的人目的並非強迫對方相信甚麼；仇恨言論的受害者有自主的權利要求政府保護；如果仇恨言論是以說服影響為目的，那麼受害對象往往沒有機會去決定和權衡甚麼，舉色情言論為例(屬於仇恨婦女言論)，繞過了聽者自主的機制，壓制它與尊重聽者自主是一致的。

關於發言者自主，是根據言論者的自主利益，即公民在構建、修改和追求美好生活理念時所擁有的利益，要為實現自我決定的過程劃定一份自由。如此，它保護仇恨言論嗎？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自主目的是錯的，自主就沒有價值了，但尊重別人就需要允許他們表達自己想法，即使想法是錯的，所以尊重自主應該允許人們發表仇恨觀點。

但Howard教授前面提到的「平衡」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一個反駁--自由表達的價值成本太高、損害其它價值時就需要權衡。另外一個反駁是，發言者所堅持的自主決定必須確保公正(Justice)這一整體使命不受損害，也就是視他人為平等自由的公民，否則就不受保護。

關於民主，顯然我們需要有言論自由才能夠參與自治協商，即制定我們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在此公共辯論就是關於政治討論，是言論自由所保護的典型表達，通過建立一種溝通的結構來為不同觀點的表達服務。

那麼，我們應該為了民主而捍衛仇恨言論嗎？公民可以選擇接受不平等的原則和政策，少數服從多數，這很重要。公民在法律和政策審議中有權討論，不應該進行限制，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個理想特徵。如果我們希望生活在民主國家，那麼我們必須接受好壞觀點，包括不禁止公民提出仇恨政策建議，是不是呢？

但人們珍惜民主制度，是因為民主有促進公平正義的傾向。所以人們會歡迎對仇恨言論的限制，阻止仇外、本土主義、仇恨言論的傳播，免得導致不公平的政策出台。即使不把民主看作獲得公平正義的工具，人們仍然認為它是最能尊重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政府制度--即使禁止仇恨言論的法律降低了其社會的民主特徵，這些法律也不會因此減少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以上討論了第二種道德力量(追求美好生活)的訴求，第一種道德力量(感受到公義)要求人們在感受公義時必須免受強制威脅。儘管公民應該自由地聆聽和決定接受或拒絕道德有害觀點，這對發展公義感並不是必要的體驗。禁止仇恨言論並不能限制人們產生仇恨想法，只是防止人們藉表達這些想法來傷害他人。所以政治家讚成建立強有力的司法審查制度，來阻止民主立法機構頒布損害公民基本權利的立法。(這是權力制衡：你有權設立仇恨法令，我有權阻止仇恨法令實施。)

任何將仇恨言論定為刑事犯罪的論點，第一步是確定此類言論超出了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保護範圍。如果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能夠證明保護仇恨言論有理，那麼我們可以說仇恨言論是「受到保護」，進而帶來的可悲後果也不能受到法律審查。有大法官說，對有害言論的正確反應是「更多言論」，而不是承認發言者有權利就完事。反過來，如果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不能證明保護仇恨言論有理，那麼限制仇恨言論的案件就可以進行。

為了繼續辯論，我們必須從討論權利轉向討論責任/義務。因為刑事禁令強制人盡義務。強制人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存在嗎？Howard教授提出發表言論者五個方面的義務：不威脅的義務；不騷擾的義務；不冒犯的義務；不毀謗的義務；不煽動不法行為的義務。

這樣說來，如果公民沒有參與仇恨言論的道德權利，因為仇恨言論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道德保護範圍，又假設公民有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關乎他人的平等權利，因此原則上可以由法律強制執行。但立法執行經常遇到各種反對的聲音。

第一類原因是不相信國家有強制人民言論的義務。擔心政客會濫用限制言論的法規來壓制政治對手；擔心自己會壓制到別人的合法言論；擔心法令不夠包容，導致不該受到檢控的言論發表者受檢控，等等。

也許，那位大法官說得對，比刑法更好的打擊仇恨的方法是「更多言論」。也就是說，對仇恨言論最好的反應不是壓制仇恨想法或起訴，而是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叫做counter-speech。比如，國家努力通過教育等等方法，說服持有仇恨觀點的公民「接受平等公民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