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與發表仇恨言論

我看見有政客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主張「言論自由」就是必須允許仇恨言論，不僅覺得很不合乎常理--您的仇恨言論不是表達了希望禁止別人自由表達的願望嗎？這兩樣有衝突，難道還不是明擺著的？

我說不出很多理由，於是搜索一下社會政治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論著，決定分享一篇。下面這篇學術論文是2019年英國倫敦一位政治學教授Jeffrey W. Howard寫的，題為Free Speech and Hate Speech，發表在《政治科學年鑑》我把主要內容摘譯成中文，您可以點擊鏈接閱讀全文和所有的觀點引註。

撮要：仇恨言論應該受到禁止嗎？本文認為，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必須分為不同的解析階段，免得參與辯論的人不斷地各說各話。第一個問題關乎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範圍，以及仇恨言論是否屬於該權利的保護範圍。如果屬於，那麼禁止仇恨言論必然不公正。如果不屬於，那麼進入第二階段，評估演講者是否有道德義務避免發表仇恨言論。本文探討了幾種可能的義務，包括不威脅、騷擾、冒犯、誹謗或煽動的義務。如果發言者有不發表仇恨言論的義務，那麼是否應該實際執行該義務，這是下一步的問題。第三階段取決於務實的關注，涉及認知錯誤、濫用國家權力、以及反對仇恨言論的發言好過立法制止這些言論。

適當承諾人民有言論自由，這是否需要對所謂的仇恨言論進行法律保護？世界各民主國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著嚴重分歧。比如在英國，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屬於刑事犯罪。發達民主國家普遍有此類的立法，包括澳大利亞、丹麥、法國、德國、印度、南非、瑞典和新西蘭。然而在美國，這樣的立法顯然會被視為違憲和侵犯言論自由，不會得到通過。美國最高法院毫不妥協地認為，即使是基於歧視，某些道德和政治信念的表達也不可壓制，否則就違反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即使理由是為了防止仇恨言論可能引發的任何犯罪暴力，那些言論也不可壓制。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僵局看為言論自由是否應該優先於其他政治價值觀的問題。英國政治理論家Parekh寫道：「雖然言論自由很重要，但它並不是唯一的重要價值觀。」也就是說，當言論自由的要求與其他規範性承諾(例如社會平等、尊嚴或歷史上邊緣化公民的安全)發生衝突時，我們必須權衡言論自由。這種方式的辯論框架在政治上和哲學上引起了共鳴，然而由於兩個原因，這是一個有缺陷的框架。首先，如果這確實必須通過平衡才能解決的道德衝突，那麼每一次哪種價值應該勝出就成了問題--要麼不確定，要麼取決於價值差異的不同判斷。令人滿意的處理應該不僅僅只是建議某個臨時平衡，至少還應該嘗試確定一個連貫且有力的理論立場，來提供規範指導。

其次更重要，這種平衡模型錯誤地描述了真正的辯論，好像那些反對禁止仇恨言論的人是真正捍衛言論自由的人，而那些支持禁止的人變成了敵視言論自由，或他們至少願意為了其他價值觀而侵犯言論自由。然而，關鍵的爭論並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侵犯言論自由，來消除仇恨態度引起的各種邪惡。相反，應該爭論的是仇恨言論是否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或說它是否屬於這份自由權利的保護範圍之內。

這一改變爭論重點的方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這場爭端：找出論據證明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合理性，然後評估這些論據是否支持將仇恨言論納入該權利的保護範圍內。Howard教授用這種方法演練了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論點，來捍衛仇恨言論法律保護。他說如果仇恨言論受到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保護，那麼禁止仇恨言論就是不公正的。然而，如果仇恨言論不受保護，那麼實施禁令是否合理則是進一步的問題。

能否得出結論，部分取決於克制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是否的確存在，而禁止仇恨言論的法律是為確保執行這一義務。Howard教授參考有關仇恨言論的學術文獻，探討這項道德義務的潛在選項，主要是不威脅、騷擾、冒犯、誹謗或煽動。他最後認為，即使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是存在的，是否應該強制實行該義務仍然是個進一步的問題。他說強制實行一項道德義務可能會誤導人，原因包括人們有認知錯誤、可能會濫用國家權力、以及反對仇恨言論好過強制禁止。

Howard教授說他論文的主要目標並不是要說服讀者相信某個立場，而是提供一個學術辯論的分析框架，讓讀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分析和決定。Howard教授文章的核心在於明確區分爭辯的分析階段--(a) 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保護範圍以及仇恨言論是否屬於保護範圍之內；(b) 出於道德義務的要求，我們必須避免發表仇恨言論；(c) 關於強行實施這些義務的風險。這三點在設計憲法或法定言論自由時很有意義。

定義：到底甚麼是仇恨言論？Howard教授仍然援引權威的Parekh博士：首先，仇恨言論「針對特定或容易識別的個人，或針對一個群體」；其次，它「含蓄或明確地侮辱對方群體」；第三，它將「目標群體的存在...視為不受歡迎和理所當然的敵意對象」。

人到底應該有自由發表仇恨言論嗎？為什麼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可以保護仇恨言論？探索此類問題的一種有效方法是，首先確定有哪些因素有助於確定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然後看看仇恨言論是否和這些因素充分相關並有資格獲得保護。Howard教授用這種方法回顧了幾個公眾所支持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因素，這反過來又證明了相應的法律合理性。

Howard教授的論文討論了經典言論自由幾個方面的論點，其中包括：聽者自主權的論點、發言者自主權的論點、民主的論點。

關於聽者自主，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是自主的，就必須相信自己有權利決定相信什麼和不信甚麼，並權衡自己的行動。因此，一個自主的人不能讓國家通過限制言論來保護自己免受錯誤信仰的危害。

不過，很多時候，發表仇恨言論的人目的並非強迫對方相信甚麼；仇恨言論的受害者有自主的權利要求政府保護；如果仇恨言論是以說服影響為目的，那麼受害對象往往沒有機會去決定和權衡甚麼，舉色情言論為例(屬於仇恨婦女言論)，繞過了聽者自主的機制，壓制它與尊重聽者自主是一致的。

關於發言者自主，是根據言論者的自主利益，即公民在構建、修改和追求美好生活理念時所擁有的利益，要為實現自我決定的過程劃定一份自由。如此，它保護仇恨言論嗎？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自主目的是錯的，自主就沒有價值了，但尊重別人就需要允許他們表達自己想法，即使想法是錯的，所以尊重自主應該允許人們發表仇恨觀點。

但Howard教授前面提到的「平衡」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一個反駁--自由表達的價值成本太高、損害其它價值時就需要權衡。另外一個反駁是，發言者所堅持的自主決定必須確保公正(Justice)這一整體使命不受損害，也就是視他人為平等自由的公民，否則就不受保護。

關於民主，顯然我們需要有言論自由才能夠參與自治協商，即制定我們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在此公共辯論就是關於政治討論，是言論自由所保護的典型表達，通過建立一種溝通的結構來為不同觀點的表達服務。

那麼，我們應該為了民主而捍衛仇恨言論嗎？公民可以選擇接受不平等的原則和政策，少數服從多數，這很重要。公民在法律和政策審議中有權討論，不應該進行限制，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個理想特徵。如果我們希望生活在民主國家，那麼我們必須接受好壞觀點，包括不禁止公民提出仇恨政策建議，是不是呢？

但人們珍惜民主制度，是因為民主有促進公平正義的傾向。所以人們會歡迎對仇恨言論的限制，阻止仇外、本土主義、仇恨言論的傳播，免得導致不公平的政策出台。即使不把民主看作獲得公平正義的工具，人們仍然認為它是最能尊重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政府制度--即使禁止仇恨言論的法律降低了其社會的民主特徵，這些法律也不會因此減少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以上討論了第二種道德力量(追求美好生活)的訴求，第一種道德力量(感受到公義)要求人們在感受公義時必須免受強制威脅。儘管公民應該自由地聆聽和決定接受或拒絕道德有害觀點，這對發展公義感並不是必要的體驗。禁止仇恨言論並不能限制人們產生仇恨想法，只是防止人們藉表達這些想法來傷害他人。所以政治家讚成建立強有力的司法審查制度，來阻止民主立法機構頒布損害公民基本權利的立法。(這是權力制衡：你有權設立仇恨法令，我有權阻止仇恨法令實施。)

任何將仇恨言論定為刑事犯罪的論點，第一步是確定此類言論超出了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的保護範圍。如果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能夠證明保護仇恨言論有理，那麼我們可以說仇恨言論是「受到保護」，進而帶來的可悲後果也不能受到法律審查。有大法官說，對有害言論的正確反應是「更多言論」，而不是承認發言者有權利就完事。反過來，如果言論自由的道德權利不能證明保護仇恨言論有理，那麼限制仇恨言論的案件就可以進行。

為了繼續辯論，我們必須從討論權利轉向討論責任/義務。因為刑事禁令強制人盡義務。強制人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存在嗎？Howard教授提出發表言論者五個方面的義務：不威脅的義務；不騷擾的義務；不冒犯的義務；不毀謗的義務；不煽動不法行為的義務。

這樣說來，如果公民沒有參與仇恨言論的道德權利，因為仇恨言論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道德保護範圍，又假設公民有不發表仇恨言論的道德義務，關乎他人的平等權利，因此原則上可以由法律強制執行。但立法執行經常遇到各種反對的聲音。

第一類原因是不相信國家有強制人民言論的義務。擔心政客會濫用限制言論的法規來壓制政治對手；擔心自己會壓制到別人的合法言論；擔心法令不夠包容，導致不該受到檢控的言論發表者受檢控，等等。

也許，那位大法官說得對，比刑法更好的打擊仇恨的方法是「更多言論」。也就是說，對仇恨言論最好的反應不是壓制仇恨想法或起訴，而是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叫做counter-speech。比如，國家努力通過教育等等方法，說服持有仇恨觀點的公民「接受平等公民的價值觀」。

把川普當作彌賽亞的「牧師」

這位MAGA牧師的名字是Shane Vaughn，不知你聽說過沒有？搜索一下，是密西西比州在2020年出名的一家教會，似乎以電視佈道為主要事工，未必有實際的教堂和會友。根據《Religion News Service》(RNS)的採訪介紹，他被稱為Brother Shane Vaughn，可能是因為沒有得到正式的牧會學位資格或受到按立。

不過這個人顯然會講地道的靈恩派福音基督徒屬靈語言，他在網上發表的「講道」，除了崇拜川普政治偶像明顯太過頭，大多數缺乏批判性思維技巧，不善於慎思明辨的基督徒會誤以為是真正的牧師在宣講上帝的權威信息。(順告，「彌賽亞」是希伯來文受(上帝)膏立的王或祭司或先知，希臘文翻成「基督」用來指耶穌，中文意思是救主。)



上面那位做旁白解釋的弟兄顯然有保守派福音神學的知識背景，他把Vaughn的信息拿出來示眾並解說一番，尤其對英語是我們第二語言的人很有幫助。我認識的保守派基督徒當中的確有不少人一度相信川普是某種拯救美國的英雄，甚至現在仍然不相信各路媒體對他推翻選舉罪行種種證據的報導，願意支持他重新上台做個美國鐵腕，為此我覺得介紹一下Vaughn和他的「講道」可能有益。

另外一段視頻解說是前幾天製作的，Vaughn犯有其它受到起訴的罪行，諸如財務詐騙，他最近發言捍衛受起訴的川普，整篇屬於胡言亂語，沒有事實根據，專門欺騙不懂美國基本體制、法律和歷史，也不看美國新聞的人。這個人顯然從線上募款很成功，但是憑他那麼多顯然沒有實現的預言，為甚麼人們還會繼續聽信他呢？不明白。我猜想他的聽眾是一些很少去教會聽道的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政治右翼分子。

川普再次當選的「報復」

Miles Tyler曾經在川普的手下工作，是國土安全部(DHS)的總參謀長，一度成為匿名舉報人，希望呼籲人們關注總統在任期間的不當行為。現在，Tyler對川普重新上任總統公開發出警報。他的新書《Blowback》是與眾多川普前工作人員將近100次對話的產物。Amanpour廣播電視台的Michel Martin採訪了他，談到他在政府中的一些經歷。

Martin：稍微了解美國政治界的人都知道，美國前總統川普手下官員中有不少人出版了回憶錄，描寫他們觀察到的川普政府內部運作的種種奇聞。請您解釋一下這本《Blowback》與其它回憶錄相比有甚麼不同好嗎？
Tyler：我很討厭許多人寫回憶錄自吹自擂，好像他們在川普時期的工作多麼勇敢，巧妙抵擋了川普的某種胡作非為。但他們的回憶錄沒能給人一個明確的預測，就是如果我們如果再犯一次錯誤，讓川普或像他那樣的超級民粹主義分子入主白宮，會有甚麼情形。我認為這是回憶錄的歷史功用，讓人從川普執政的種種行為中學到教訓。所以我的目標是為人描繪一幅川普第二個四年任期的圖畫。而且不光是聽我的意見，更有幾十位川普內閣的部長們和資深官員們、包括他們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助手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川普的第二任期會如何？美國人民需要了解。

M：他們對您的問題怎樣回答？
T：他們的回答我可以歸納成一句話--川普的第二屆不會和上次一樣糟，而是會比上次糟很多！這樣的回答總是引起一場令人震驚的深入談話。說實在的，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川普的第二屆會有多糟，因為我眼見他自以為是，第一次想搞那些醜惡非法政策時如何遭到部下的阻撓，但與將近100名前川普官員談過之後，我發現情況比我預期得還嚴重得多，因為不知道還有多少其它部門也抵制過他的這類醜惡政策，都會在川普第二屆成功實施。

M：讓我們來談談這些部門，從您所知道的DHS說起。您和其他官員舉報了甚麼？下次的上演腳本會是如何？
T：我先說移民政策。我從來不是移民方面專家，而是搞反恐和情報。但川普對反移民特別關切，總想要動用國家的反恐機制去對付手無寸鐵的無辜移民。他在第一屆任期了解到，我們自從911事件以來，現在能夠列出名單，有效地追蹤和擊殺恐怖分子，所以有人告訴我，他在第二屆會把從墨西哥入境的移民定性為外國恐怖分子，然後動用軍隊，授權擊殺--但美國法律是不允許這樣做的。有人還告訴我，川普總統希望派遣軍隊和利用反恐手段，到美國各城特別是民主黨執政的地方去施加控制，我們在Portland群眾示威事件中已經看到了這一幕，但有人告訴我，川普第二屆會派DHS武力到某些投票地點去，對傾向於民主黨的選民實行威嚇--亞利桑那已經出現了這種攜帶武器的所謂「投票觀察員」。

M：您的書中描寫川普很羨慕獨裁者們搞的所謂「非軍事化‍」地帶，比如南北朝鮮之間有一塊地段，任何人試圖跨越這個地段，軍人都可以直接開槍射殺。您確定川普親口說他希望美國也能在墨西哥邊境搞這類地帶？
T：我是親耳聽見他這麼說而記下來的。川普的原話實際上是，金正恩does it so much better, why don't we do it like him？他指的是用坦克、刺網、地雷放在美國南部邊境。沒錯南部邊境很糟糕，不光是因為有人能夠鑽進來，更是人們希望來美國尋求過好日子，而美國的移民系統卻不工作--即使難民有權申請留下來，他們要等候5年7年甚至10年才能聽見移民法庭的決定，川普甚至希望他們永遠活在地獄邊緣甚至成為打擊對象。我們國家安全顧問每周與白宮有電話會議，部長們經常出席，川普總統經常公開稱讚敵對國的獨裁領導人，讓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很震驚，他和敵國領導人親和，卻討厭和不耐煩與民主同盟國家領導人會面，因為覺得他們不會給自己帶來甚麼好處。

M：現在來說說教育部吧。因為大多數人不會想到，教育部也能夠像您書中說的被「武器化」，請您介紹一下是怎麼一回事。
T：我告訴您兩件讓我很震驚的軼事。一件是關於移民，川普教育部的幕僚長Josh Venable告訴我，白宮試圖實行一項政策，如果家長是無證移民，就懲罰他們，不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公立學校讀書。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只要宣布凡接受這些孩子讀書的學校不能再得到公共資金就行了。很多學校缺了聯邦政府的資金就不能運作，於是受到威脅。白宮對這項政策很堅持，教育部一直抵制，但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就不同了，他們會執行的。另一項政策是針對LGBTQ孩子。我們看到佛州設立Don't Say Gay法令，禁止教師提說同性戀的存在。教育部的官員解釋說，佛州這種政策會推廣到聯邦，辦法同樣是從財務上懲罰那些不遵守法令的學校，扣發政府資金。這種政策不必國會同意，總統可以直接下令，川普第二屆一定會做。

M：說說您在《紐約時報》做匿名揭發那件事吧，大家都暗暗努力不讓川普總統對自己的違法壞招採取實際行動，這還不夠嗎？
T：從我自己的體驗，對壞人壞事做匿名揭發沒有用處，而且從某種意義上對民主體制是個威脅。乍看有人暗中吹哨引起人們對某事的注意很好。川普對於任何批評意見總是做個人攻擊來分散注意力，暗中吹哨讓他找不到個人攻擊的目標，但他就會說，你看這不是證明政府內有個「深層政府」嗎？他們要謀反了。但我們都只不過是要防止他行出非法和不合憲的事來，結果反被他的陰謀論敘事武器化。實名揭露問題的某些細節其實很重要--我後悔自己做匿名舉報，因為我發現自己出面舉報之後，很多同事也紛紛出面舉報--他們只是暗暗希望有其他人先出面而已。我如果早一點做實名舉報，或許可以聯合更多人有效對抗川普的行為，不然拜登選票數目剛剛贏過川普，他還可能重新回到白宮。

M：我知道您希望重點談政策和未來，但從書中我知道您付了很大的個人代價。您介意說說是怎樣的代價嗎？
T：我想要讓人知道，發言反對總統的作為，這件事造成一個對我很危險的環境，我失去了住處，不得不離家出逃；我失去了在私營單位的工作；還失去了當時一段很認真的戀愛關係；我必須花費個人積蓄的錢來雇用律師和保鑣；在2020年大選夜，我跑進一家有武裝警衛的安全屋，把手槍放在枕頭下面；實話說，我為這些令人神經緊張的政治壓力喝酒成癮，差一點喪命。這些事對其他人是個警戒：正如我們放棄個人警戒會引起自我毀滅，一個民主社會忽略法律警戒也會引起崩潰。在這個國家各層面，從聯邦和地方選舉官員到投票站工作人員，即使我們預備好起來勇敢對抗推翻選舉的行為，我們的家人可能對將要面臨越來越多的政治暴力和威脅都沒有預備好。

M：從自認為左翼或進步派的人士可能也會搞暴力威脅，但目前主要是政治右翼這麼做。您認為原因是甚麼？
T：我所加入的共和黨根本不是川普這個樣子。他上台後我們很多人誤以為川普是一個畸變，他那些粗魯自大的觀點不會影響到MAGA運動。錯，您看看大佬黨的選民數據、他們在川普執政期間對於政治暴力的態度改變就知道了，包括接受暴力為合法的政治工具。

M：我們已經聽見川普在競選聚會上說「I am your retribution」，他還告訴支持者們自己受到起訴是為了他們，您可以解釋一下川普這些話的含意嗎？
T：我寫《Blowback》這本書時還擔心讀者會認為我太誇張，因為前官員對前景預期嚴酷，把政府部門武器化來整人等等，人們會不相信，沒想到川普跳出來，在競選中明說他會把第二屆統治的重點放在報復行動上。這本書給讀者一份川普的路線圖，詳細解釋川普或第二屆MAGA政府會如何搞。人們一定要認真對待川普告訴下面支持者的計劃，他一旦有機會，會利用政府的運作來為自己的黨派圖謀利益，當作為總統行報復的機器，絕不是賦稅人(不管你屬於甚麼黨派)所希望看到的。

M：那麼我們怎樣能夠克服這個挑戰呢？
T：拜登上台後，我本來希望國會能夠通過一些立法來保證未來的民主。現在的華盛頓兩極分化情形讓那些很好的提案無法通過，諸如設立督察員，不允許某些重要的非黨派職位被安插黨派追隨人物等等，我們恐怕已經錯過機會。但我們現在仍然可能藉著政治來決定一些事情，比如禁止川普再次參選。我很高興共和黨候選人中有批評川普的聲音，他們對選民的影響有多大尚須拭目以待，但從長遠看，正如我書中所指出的，在美國持不同政見的代價越來越高，普通美國人也開始避免談論自己的政見，換句話，他們為了擔心社區中有持極端觀點的人，轉而開始不說甚麼反對川普和MAGA運動的言論。我們需要一種比較寬鬆的氣氛，讓發表不同意見比較容易才行。只有更多的人出面，更多的人願意耐心和朋友們從事深入的思想交流，改變別人想法的機會還是有的。我們社會的民主協商靠這些交流。

開源式人工智能開發

《連線》雜誌Will Knight撰文：人工智能是一種具有極大潛力和潛在缺陷的技術，不應該由少數強大和富有的個人或公司來控制。

世界聞名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也許你已經聽說，現在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強大人工智能。但它的內部運作仍然是個嚴格保守的秘密。

不過幾個月來，讓人工智能更加「開放」的勢頭似乎強勁起來了。今年5月，有人從Meta公司洩露了一個名為Llama的聊天機器人模型，這個模型允許外部人員訪問AI對話的底層代碼，以及決定Llama行為的「權重」--也就是AI如何確定知識來源的可信度。

然後，今年7月Meta決定製作一個更強的模型，稱為Llama2，任何人都可以下載、修改和重新使用。從此Meta的模型成為許多公司、研究人員和業餘愛好者構建類似ChatGP的工具和App的基礎。

Meta在宣布Llama2時說：「我們在全世界各界得到廣泛的支持，他們相信我們對當今人工智能的開放方法...研究人員、技術界、學術界和政策領域的人們也看到Llama和開放式平台的好處」，要利用Llama2的模型進行研究。這兩天Meta發布了另一個模型Code Llama，對其編碼進行了微調。

開源方法幾十年來似乎已經實現了軟件訪問的民主開放、確保了透明度並提高了安全性，現在是否對人工智能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呢？恐怕沒有那麼快。有一篇研究論文，研究了Llama2和其它人工智能模型的實際情況。Carnegie Mellon大學、AI Now研究所和Signal基金會的研究人員說，標有「開放」品牌的模型可能有些重要問題必須注意。

Llama2可以免費下載、修改和部署使用，但它並不受傳統開源許可證的保護。Meta的許可證禁止使用Llama2來訓練其他語言模型，如果開發人員將其用在7億以上每日用戶的App或服務中，則需要申請特別的許可證。

這種掌控制意味著Llama2可以為Meta提供重大的技術和策略利益，例如當有其它公司在自己的App中使用Llama時，就讓Meta從別人所做的有用調整中受益。

研究人員說，在正常開源許可下所發布的模型，例如非營利組織EleutherAI所開發的GPT Neo，傾向於完全開放，但這類項目很難取得平等的市場地位。

人工智能急需監管，開放的神話是其中一個因素。Signal基金會主席和研究員Meredith Whittaker說，「我們確實迫切需要有用的替代方案，來改變由大型公司壟斷界定和主導AI技術的情形，特別是當人工智能系統被集成到許多高度敏感領域，具有特殊的公共影響，比如醫療保健、金融、教育和職場，創造條件使其它方案成為可能，是支持反壟斷和監管改革的。」

除了督查大公司的實力壟斷，讓人工智能技術更加開放，對於釋放其最佳潛力，以及防止它向最壞趨勢發展也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想了解最先進AI模型的能力，並降低部署和進一步開發可能帶來的風險，那麼最好將這些模型向全世界的科學家開放。

現在的實際情況：首先，訓練高級模型所需的數據通常是保密的。其次，構建此類模型所需的軟件框架通常由大公司控制。TensorFlow和Pytorch是最流行的兩個供機器學習使用的資料庫，分別由Google和Meta維護。第三，訓練大型模型所需的計算力也超出了任何普通開發人員或公司的能力範圍，通常一次訓練需要數千萬或數億美元。最後，精調和改進這些模型所需的人力也是一種只有財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獲取的資源。

照目前的發展方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技術之一AI，最終可能只會豐富和增強少數公司的能力，包括OpenAI、微軟、Meta 和谷歌。如果人工智能確實是一項改變世界的技術，那麼能夠被更廣泛地使用才會帶來最大的好處。

Whittaker博士說，研究分析發現開放無助於AI的「民主化」，事實上大公司和機構可以並且已經利用「開放」技術來鞏固和擴大集中的權力。正如代碼的安全性無法藉著隱匿來實現，強大人工智能模型運行的保密可能不是最明智的安全開發途徑。

投資ESG基金不賺錢？

本文內容是根據《華爾街日報》Suzanne McGee所寫的一篇文章：Anti-ESG Funds Face Obstacles。

如果你不知道甚麼是ESG基金，這是一種評估企業公司營運的標準總稱。那些重視生產過程的環境保護(E)、講究社會良心(S不參與對健康有害的菸酒槍枝等生產)、在公司管理上(G)願意採用保證員工平等機會的措施，很多人願意投資這樣的公司，而拒絕投資不合標準的公司。很多金融機構為了滿足投資人的這種訴求而設立了ESG基金，反過來也促使很多公司為了符合ESG標準而進行管理。

所謂anti-ESG基金，是指反對投資人用這些標準來衡量自己所投資的企業。現在有為數不多的新基金向投資者傳達這樣個信息：別再根據ESG標準來選公司股券了。他們認為這些標準不好，所以在挑選股票時完全忽略這些因素，或者積極避開那些支持ESG和他們認為是左傾目標的公司。

不過這些反對ESG的基金在吸引投資者的過程中面臨障礙。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資人需要知道，反ESG基金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需要知道，反ESG的基金如何能夠比其它幾千基金回報更高？

但他們在建立這些基金的過程中面臨許多挑戰，從策略清晰度到投資組合的構建。有家投資管理諮詢公司Deloitte辦公室的主任Taylor Cloherty說，他們很難提出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反ESG的投資會更賺錢。

反ESG的基金相對比較新，現在整體規模仍然較小。截至今年6月30日，MorningStar基金評級公司認定的27個反ESG基金管理總資產達$24.2億美元，而其中3家最近已賣掉或宣布打算賣掉。與此同時，走相反路線並將ESG評估標準作為重要策略之一的基金控制著$3,134億美元。

有一些反ESG基金的組建是出於政治考量，比如2022年9月推出的God Bless America ETF。該基金的網站上打出「停止投資Woke公司」的口號，說它尋找的公司都沒有左翼/自由派「以犧牲股東最高回報為代價的政治激進主義和社會議程」。

還有一些反ESG基金專門篩選「高度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公司來投資，比如Point Bridge America First ETF (MAGA)，他們向SEC提交的文件說，基金目標是根據公司盈利能力，投資於員工和政治行動(PAC)。

另外一些反ESG基金的投資重點不在於政治，而在於股東回報，比如Strive Asset Management運營的基金。按照這種思維方式，當公司根據ESG因素(例如支持環保)做決策時，會優先考慮其它的相關利益(比如公司的利潤)，而不理會股票持有者的實際心願。也就是：公司營利第一，不考慮投資人的價值觀。(Strive有一位創使人Vivek Ramaswamy，今年辭職去競選總統。)

因此，Strive在完全不考慮ESG的情況下選擇了它所說的最佳投資，它認為ESG與帶來回報無關。Strive投票反對支持ESG的股東決議，並與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就投資策略方向進行互動，推動積極行動來反對股東所要求的ESG政策。Stive現在的首席執行官Cole說，基於ESG的因素評估來投資「限制了投資管理人員的選項，從而影響到風險管理和長期回報」。

(我不明白Cole先生在說甚麼。難道不理會環境和健康，不會影響公司的未來和風險嗎？舉例：如果說現在生產煤氣爐灶還很賺錢，我敢說這類行業離被淘汰的過程已經不遠。)

根據Morning Star的數據，截至6月30日，Strive的8個ETF基金總共管理資產$3.704億美元。問題在於，專家分析人員會問：Strive的基金比起其它不理會ESG的基金有甚麼區別呢？很多被動投資的index基金都是把所有上市公司全部按資產比重組合來投資的，比如標普500公司指數基金。

資產配置投資咨詢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的主管Ari Polychronopoulos說：「你對ESG因素的明確考慮意願越少，你的投資就越接近一般的主要市場投資組合指數基金。」所以，投資人從Strive這樣的公司並沒有得到甚麼額外的回報。MorningStar的可持續投資研究副主任Alyssa Stankiewicz也同意這意見。

Cole先生卻認為這類批評是「只見樹木不見林」。他認為遊說公司「重新致力於利潤至上」的同時，提供對廣闊市場的被動投資，能夠促進這些公司的業務方向和盈利能力。此外，他說投資者「現在可以選擇公司治理方式」，比如重視多元文化和公平待遇，有優點也有缺點，這是健康的。

Stankiewiczs主任說，有一類反ESG的基金專門挑選其它ESG基金可能會排除的公司，比如賭博業、菸草業、武器製造業，因為有投資人尋求這樣做。不過把資金集中投放在少數行業和公司的代價，是風險比較高，回報不確定。

華盛頓特區的Ridgeline Research公司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William Flaig同意，這要做利益權衡。他說「你必須願意接受一些功能風險才能這樣做」--他是American Conservative Values ETF(ACVF)基金的監管經理之一，任務就是確保這一風險管理。

實際上，他們將大約34家標普500指數公司列入了抵制名單(例如迪士尼和可口可樂)，因為這些公司在運營或公開聲明中採取了Ridgeline及其投資人認為左傾的做法。但Flaig捕充說，有時他會接受對「最差中的最好」投資，以保持在重要市場內有一定的投資，例如大型科技。(保守派認為大型科技公司都很左傾。)

還有的時候，投資組合構建過程也許比許多投資人所知道的更主觀。例如God Bless America ETF的管理團隊，向SEC提交文件，說要「分析文章、網站、報紙廣告...以及公司發言人的評論」，以避免投資任何「政治公開左傾」的公司，不看公司業務。此外，他們的ETF會賣掉任何高管開始發表「傾向自由派」言論的公司股票，並且「不考慮其公司財務的好壞」。

有些觀察人士說，反ESG基金面臨著一個更加根本的擔憂：你的新基金很難在市場上立足。Casey Quirk咨詢公司主任Cloherty說，新的基金進入資金管理市場本來就障礙重重，監管人員看你的東西太複雜，或沒有提供甚麼新鮮和與眾不同的東西，就不想給你開綠燈。

(其實從投資人角度來看長遠未來，投資ESG基金的人只會越來越多，使得這些基金增加價值。所以，刻意避免評估公司的ESG分數並不明智。其實ESG評估方法在我看有很多漏洞，比如只看生產過程是否降低了碳排放，不看產品使用過程是否增加碳排放，就可能讓化石燃料公司的ESG分數比電動汽車生產廠家的分數還好。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評分方法是否有所改進。)

川普最大的罪案是哪樁？

迄今為止，川普已經被四個不同的大陪審團同意決定起訴。一個是在紐約州偽造商業紀錄，另一個是阻撓交還國家機密文件，第三個是試圖用欺詐陰謀手段推翻2020聯邦選舉結果(有六個未指名同謀)，最後這個案子是團夥在喬州合謀干預其2020大選(有18個指名的同犯和30個未指名的同謀，其中包括13名假選舉團的代表)。

所謂大陪審團，按照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法律，是一組隨機挑選的普通公民，在調查罪行指控時，有機會先聆聽和觀看檢察官所提證據的人，從而投票決定是否應該正式提訴。各法律轄區對於大陪審團人數和投票規定有所不同，但精神大致相同，就是要對指控進行評估，防止讓坑人的謠言栽贓成為庭審根據。大陪審團的成員並不參與後面實際的陪審定案過程。

我沒有列出川普其它的民事訴訟案件，誹謗啊商業欺詐之類的。除了在喬州，川普(和他的同謀)還在其它幾個州也搞了類似的假選舉團陰謀罪案，恐怕遲早都會調查清楚和提訴。也許你早就看出川普無法無天--你認為他最嚴重的罪行是甚麼？或者你不知道美國總統也需要按法治原則辦理，現在看見他受起訴吃一驚？

下面這個人是一位廣播和電視節目製作人，進步派的政治評論員。他的意見很尖銳--不要以為讓少數有錢人把美國變成寡頭政治，剝奪別人的民主權利沒問題，因為有一天你會發現因為持某種不同意見，自己的權利也被剝奪。

我曾經寫過一篇共和黨開始走極端，接受黨內反民主潮流的問題。現在川普這幾個罪案顯然告訴我們，一些擁護川普(專制)主義的共和黨人，就是所謂的MAGA，那些稱呼其他人是掛名共和黨人(RINO)的人，不介意用違法甚至暴力手段讓川普連任或重新上台，他們已經忘記法西斯政治鎮壓的氣味。

川普最大的罪行我認為不是其它，而是從政府內部顛覆民主制度的基礎，為實現專制主義舖路。再重複一次：支持專制所得到的安全是暫時的，而很多人都會在某一天突然發現自己也因為持有某方面不同意見成了壓制對象。

茂宜島火災與土地收購謠言

茂宜島是夏威夷州的第二大島，知名的觀光勝地，上週發現野火失控，引起空前大火，一百多人遇難，更多人失去家業。由於現在有社交媒體，謠言傳播很快，甚麼能源武器失火啦，甚麼川普已經飛去看過啦。您可能已經看到報導，說一些資本家已經跑去茂宜島，希望用白菜價大量收購災民物業了。

本文是美聯社的一篇闢謠事實查核文章，反駁關於聯邦救援的謠言。我記在這裡，中文讀者請留意這類基本常識，遇到自然災害時不要輕信社交媒體。

茂宜島大火發生之後，有些社交媒體用戶傳信息，呼籲災民不要接受聯邦救助，因為聯邦救災管理局(FEMA)可能會藉機奪取他們的物業。一位婦女發視頻說，「如果你在Lahaina有地業，就不要為了申請救援而簽署FEMA的任何文件。...」(我懷疑造這類謠言的人是希望能夠成功私購土地和投機倒把。)

但救援專家和律師強調，接受援助並不賦予FEMA任何徵用私人土地的權力，而且這些帖子歪曲了聯邦法律。FEMA鼓勵大家訪問一個新近建立的網站，回答很多常見的問題。

在有關火災的FEMA網頁上，明明寫著「申請救災援助並不授予FEMA或聯邦政府任何權力要求您的財產或土地」。後面解釋說：「當一個人申請災難援助時，FEMA可能會派一名檢查員來核實其房屋的損壞情況...這是為確定您有資格獲得哪種救援而審查的眾多因素之一。如果檢查結果認為您的房屋不再適合居住，該信息用於確定您可能獲得的FEMA援助金額。這是為了確保您的房屋安全、衛生和功能齊全。」--這是針對社交媒體用戶所傳虛假信息的直接回答。

截至週五，FEMA已向茂宜島近2,000住戶提供了超過$560萬美元的援助。FEMA對每戶人家一次性支付$700美元，用於滿足衣食或交通等等需求，還將支付倖存者入住酒店和汽車旅館的費用，截至週五已支付了$160萬美元的租金援助。

Andrew Rumbach是都市研究所研究自然災害的高級研究員，他擔心這種虛假信息可能會阻止人得到臨時住房等等重要福利。他在一封電郵中寫道：「這些謠言危險且適得其反，因為人們需要了解法律，了解FEMA所提供的個人救援計劃。」

那段廣為流傳的假消息視頻引用了1988年《Stafford 法案》，稱該法案給了FEMA徵用私人土地的權力，但FEMA反駁說，那段YouTube視頻中並沒有提供聯邦Stafford法案的詳細資料--在自然災害期間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聯邦援助的具體過程--而只展示了一張截頻圖，分析2020年聯邦政府是否可以徵用私人財產以應對新冠大流行。

那份分析報告的作者Anthony DellaPelle說，他的文章被錯誤用來說明茂宜島的火災救援。他認為，根據他對《Stafford法案》的解讀，理論上FEMA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動用土地徵收權，但在夏威夷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領導救援的是州和地方官員，而不是聯邦當局。Illinois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Junia Howell教授補充說，無論哪種情況，FEMA仍然必須向業主提供補償，而不能像社交媒體用戶所傳的那樣，直接徵用土地。

FEMA還有其它計劃，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資金，用於收購洪水易發地區的土地所有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家備災中心主任Jeff Schlegelmilch說，但那純粹是自願的，與動用國家徵用權沒有任何關係。他在一封電郵中解釋說：「是否要為收購計劃尋求資金，和尋求房主義工參與國家收購，是州政府和地方的決定。沒有人強迫任何人離開自己的家產。」

研究FEMA援助和住房不平等問題的Howell指出，這類買斷多年來一直受到批評，因為是不成比例地針對了有色人種社區，並且未能公道地補償他們。但她認為，茂宜島更緊迫的問題，是土地投機者試圖快速獲利。夏威夷州州長Josh Green試圖緩解這些擔憂，他發佈臨時禁令，在島嶼重建過程中不准許買賣受損房產。

Schlegelmilch主任說：「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FEMA並不是為了沒收你的財產而設立，事實上，聯邦政府並不是最終的決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