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法庭上為自己作證

你以為川普會做見證說「我沒有搞商務欺詐，所有的財務報告都真實無誤，理由如此這般」？完全沒有。他忙著在法庭內外造政治宣傳聲勢，可能是希望能激怒法官，或至少可以煽動一些選民願意為他打抱不平。

川普在法庭外對記者發表講話：...我的海湖莊園他們說只值$1800萬，但實際價值可能是50倍、100倍，那些人都是在搞政治操作，紐約總檢察長是種族主義分子，法官對我非常不公平...

在證人席位上，川普信口開河講一大堆無關的政治觀點，法官一再說不必講那些了，請回答問題。川普抱怨說，不管我說甚麼，你都會做出對我不利的裁決。法官說，不是這樣，我遵從法律，現在請回答(檢方律師)問題。

其中一個主要問題關乎假的公司財務報告，川普回答說銀行不在乎公司的財務狀況，...請相信我，我做地產業一輩子，銀行根本不關心你的財務狀況。

檢方律師Kevin Wallace問：是您親自拿著財務報告去銀行申請貸款嗎？當然不是。是(財務官)Jeff McCan和Allen Weiselburg去的。那麼你給了他們甚麼指示？(與二人已有的證詞相反)川普回答說沒有給他們任何特別的指示--會計公司或銀行報表--他們不需要甚麼指示(銀行不在乎你的財務狀況)。

關於佛州海湖莊園的價值，川普向法官抱怨：海湖莊園的價值遠遠不止$1800萬...我當上總統是因為人們喜歡我的品牌，我如果想要我的物業增值，只要加上我的品牌價值就可以了--所有人都這樣做--所以我的物業加了(2300倍的)「總統費」，我不知道這有甚麼問題。

用第三人稱攻擊指責紐約總檢察長和法官，好像在對別人做競選講演，不直截了當回答問題，囉哩囉嗦，重複廢話和趁機吹噓宣傳自家的美好物業，法官拿他沒辦法，一上午很快就過去了。

被問到川普大廈2016年價值的變動，眾所周知《福比斯》有篇報導揭露出他誇大物業居住面積到三倍，次年那棟物業的價值就從$3.27億調整為$1.17億，川普承認那是「偶爾」搞錯。不過他說有免責條款啊，調查核對應該是銀行的責任。

總之，涉及那些(虛誇的)物業價值，川普把自己說成是最了解物業價值的房地產專家，承認自己「有時」為財務官提出建議，幾乎等於承認自己負責了所有的詐騙。他是被James總檢察長傳喚做見證的，他成功見證了自己公司多年來的有意詐騙。他為自己開脫，信口說所有的人都詐騙，所以自己其實沒有甚麼罪。



順告，這樁民事案件還揭露出他故意推翻選舉罪案的另一證據。川普律師常對媒體說，前總統是真心相信自己在2020年實際勝選了，所以推動舞弊調查起訴和阻止權力的和平移交種種行為是合理的。但是，他的財務文件中怎麼有一張證書，在總統任期結束那天將自己重新設立為財產信託人，將兒子的名字除去呢？(還記得他上台時假裝把財產交給兒子嗎？他只是把大兒子立為「可撤銷的」共同信託人而已。)

和平呼聲：以巴停火

最近美國有一些示威抗議，抗議巴薩轟炸和呼籲以色列停火。Adam Russell Taylor是進步派基督徒雜誌《Sojourner》的總裁，他發表一篇文章：Cease-Fire Is Not Surrender，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這幾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加大了對哈馬斯戰爭的力度，宣稱「現在是戰爭的時刻」，拒絕世界各地日益高漲的停火呼聲。他辯稱「呼籲停火就是呼籲以色列向哈馬斯投降，向恐怖主義投降，向野蠻行為投降」。但我們跟隨耶穌的人決不同意他這話，因為和平並不意味著綏靖，停火也不意味著支持哈馬斯。相反，解決這場危機沒有軍事的方法，現在應是建立和平的時刻--和平要從停火開始。

耶穌呼召我們締造和平，但我們無法聲稱自己擁有解決方案；相反，我們不知道如何怎樣說服停火。這幾週來，很多人常常對這場危機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感到無能為力。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向我們的猶太兄弟姐妹表示衷心的聲援？他們正在經歷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主義，他們認為以色列是他們「最後的安全之地」。還有，如何向巴勒斯坦人表示深深的聲援？他們70多年來努力爭取掌控自己命運卻受到阻撓，他們每天遭受被佔領的羞辱、壓迫和暴力。

但我們確實知道：戰爭，就其本質而言，常常迫使人們選擇立場，將對方非人化，從而為暴力辯護。我們看到美國有這種二元對立，一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學生團體讚揚或不譴責哈馬斯的襲擊，而一些親以色列團體(包括許多基督徒)則未承認以色列的持續佔領控制造成了加薩嚴重不公正對待。基督徒的同情心必須擺脫偏袒。身為和平締造者，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以色列人和每個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上帝形象。

我們需要區分一個政權和它的人民，以哈馬斯所扣押的幾百名以色列人和國際人質為念，與恐怖襲擊中被殺的1400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軍隊所殺的8000多名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既譴責恐怖主義行為，又批判以色列對學校、教堂、難民營的轟炸，以及他們對加薩長達16年的封鎖並對約旦河西岸的軍事佔領。

我們需要區分，哈馬斯極端主義政策不代表巴勒斯坦人爭取自決和尊嚴的鬥爭，他們的目標是摧毀以色列國。我們可以明確，譴責哈馬斯的行為並不否定巴勒斯坦伸張正義的呼聲，譴責以色列國的行為也不是反猶太主義。以巴雙方都不是黑白分明的鐵板一塊。

即使我們拒絕簡單錯誤的二元論，也還要拒絕長期權力不對稱的以巴對等比較。美國幾十年來大力支持以軍，同時從外交上不加批判地支持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從1967年開始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哈馬斯2007年控制加薩地帶，以色列和埃及聯合實施嚴格封鎖，以致一些人權倡導者將加薩比作「露天監獄」。根據聯合國數據，2008-2020年間，5610名巴勒斯坦人和244名以色列人被殺，死亡人數接近23倍。而過去幾週的傷亡人數遠超這12年總數，令人悲痛。

巴勒斯坦基督教領袖最近在一封給西方基督徒的公開信中，堅拒上述錯誤的二元論和對等比較，明確表示「不縱容暴力」，並要求西方基督徒放棄支持「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戰爭」，哀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壓迫的可怕環境」。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和領袖一直忽視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視角，我們希望他們的信仰能更強地譴責哈馬斯恐怖襲擊，但最近的和持續的暴力流血應該讓我們所有跟隨基督的人受到挑戰和悔罪。

戰爭中的假訊息比比皆是，締造和平意味著質疑一般假設、提出尖銳的問題並尋求真相。例如，以色列國向哈馬斯宣戰後，立即斷水斷電，投擲數千枚炸彈，並準備地面入侵--這種是確保以色列安全的唯一方法嗎？不惜犧牲千萬平民的性命，忽略有些哈馬斯領導人並不住在加薩的事實。專家說靠軍事力量鎮壓恐怖主義很少奏效--長期佔領和強迫流離失所，可能會激發更多的恐怖主義行為。還有，以色列擊敗哈馬斯的目標是否可行以及代價是什麼？如果以色列成功，誰去統治加薩？迄今，以色列並無根除哈馬斯之後的任何計劃。

以色列確實有權利和義務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恐怖主義侵害，努力防止未來的攻擊，但實現長期安全並不是從飛彈開始的。和平締造者必須做出其它選擇，來保證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不犯下戰爭罪行和播下未來的暴力種子很重要。

一些非暴力的策略包括：與鄰近國家合作逮捕哈馬斯領導人並將他們繩之以法；優先考慮為巴勒斯坦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安排可執行的以色列安全措施。比較有限的軍事手段包括：外交政策專家Richard Haass提出「對哈馬斯領導人和戰士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是比較有效的反應；加強以色列與加薩邊境的安全等等。現在停火可以使圍繞廣泛比較健康的政策展開討論，認真解決恐怖主義的根源。

提出上述問題並闡明事實真相很重要。在整本聖經中，上帝命令我們實事求是和有行動，而禁止相反的行為。利未記19章16節：「不可在百姓中到處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鄰舍的性命。我是耶和華。」現在，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而必須要求自己的政府正確使用權力。

雖然作者Taylor對拜登總統重申「堅定不移」支持以色列感到沮喪，但他很感激拜登政府利用巨大的外交影響力來推遲以色列對加薩的地面入侵，並轉變立場，呼籲人道主義的戰爭暫停。我們現在必須呼籲拜登進一步施加最大的外交壓力，透過談判達成停火，以防止當前的戰爭引發更廣泛的地區衝突，並恢復對加薩的醫療援助、水、食物和燃料供應。

拜登在10月中旬宣布美國要向加薩和約旦河西岸提供$1億美元的人道援助。兩天后，他請求提供超過$1,050億美元向烏克蘭和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國會是否會批准拜登計劃尚不清楚)，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會用於向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烏克蘭平民提供的人道援助，為戰爭撥款大大超過了對締造和平的投資。其實美國政府可以利用其影響力向以色列提供額外援助，附加條件與哈馬斯談判達成停火，並向加薩提供人道援助。

箴言中說：「沒有異象(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29章18節)。」這裡放肆的含意就是丟棄上帝的秩序和律法原則，不加克制地報復，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克制而不是放肆。(現在要遵守上帝的甚麼律法呢？要顧念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中都有上帝所揀選民。)

作者Taylor最擔心的是，有了美國政府的明確支持，以色列會繼續對哈馬斯發動戰爭，從而構成進一步的戰爭罪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煽動惡性的報復戰，讓地區衝突不斷升級。他說現在該限制地面入侵和轟炸行為了，持續的戰爭會蒙蔽以色列尋找長期和平安全替代方案的異象(理想)。締造和平需要克制、勇敢、和具體的行動，以緩和當前衝突，為比較持久的和平、安全和正義開闢新途。

起訴威脅選民的行為

各州的選舉法律不同，有些州顯然還保留著上個世紀黑人平等權利運動之前的某些壓制選民法律，直到近年來這些法律才開始受到挑戰。

亞特蘭大電視台昨天播報一條新聞：Fair Fight(FF)針對True the Vote(TTV)的關於壓制選票的聯邦訴訟案開審。我沒聽說過這兩個組織，特意從網上搜索了一下。受起訴的TTV是個保守派的投票監測組織，總部位於德州休斯頓，宗旨是阻止選民欺詐。他們支持選民「照片身分」法，培訓義工擔任選舉監督員，監督可疑的選民登記，以杜絕不合法的選舉投票。而投訴的組織FF專門鼓勵、教育、捍衛所有選民參與投票的資格。



一位法官會聽取開放派投票權組織FF對保守派投票監測組織TTV的訴訟。FF首次提起訴訟是在2020年，指控TTV等等黨派團體挑戰36.4萬喬州選民的做法違反《投票權法令》，構成了選民恐嚇。聯邦的《投票權法令》規定，對任何投票或試圖投票的人進行恐嚇、威脅或逼迫行為都是受到禁止的。

這次FF訴訟中列出了一系列TTV在喬州的活動，包括2021年初兩名聯邦參議員決選之前的幾週內，TTV挑戰2020大選投票後遷離喬州那一批選民合法性。他們招募義工監督投票，獎勵$100萬美元來鼓勵人們舉報選舉舞弊行為。

喬州法律允許大規模選民挑戰。Emory大學的政治學教授Andra Gillespie博士解釋說：「根據喬州法律，如果你看到某人正在投票，而你懷疑他們沒有資格投票，你作為公民確實有權質疑和挑戰他們的投票，並可在計票時挑戰他們的選票被數算。」她說這次的法院裁決可確定未來的案件，FF試圖間接廢掉喬州這種人人可以隨便懷疑和挑戰別人選票的能力。

Gillespie博士補充說，如果這項裁決贊同FF，那麼會影響到該州繼續大搞選民挑戰的機會。但法官若做出有利於TTV的裁決，則可能導致更多的團體出來挑戰選民。

川普有資格再次競選嗎？

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大家也許都知道，是規定所有人都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但其中還有個「第三條款」一向不受人注意：規定參與過「暴亂」的人不可參加公職競選，除非國會兩院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同意免這人罪過。這一來，川普是否有資格再次競選總統就成了一個問題。



科羅拉多州現在有幾個人和一個叫作CREW的非營利組織發起訴訟，根據J6事件和第14修正案第三條款要求，取消川普在該州的總統競選資格，法官這幾天正在聽取證詞。Loyola法學院Jessica Levinson教授解釋分析了這個法律條款和這一案件，我把她的介紹翻成中文記在這裡。

第14修正案是南北戰爭結束後添加的法律，目的是確保南方邦聯的官員/將士不能進入政府任職，因為他們曾在戰爭中試圖拆毀美國的聯邦政府體制。現在發生了J6事件，等於把這一不常用的條款拿出來做一次壓力測試，Levinson教授認為是否允許川普出現在選票上構成了實際的憲法問題。

這次法官聽證大約會持續5天，來確定這一條款是否能夠應用在川普這次競選的案件中。這裡說服法官有好幾個關口：第一個關口是這些公民原告是否有legal standing(起訴資格)？也就是他們必須向法庭證明，川普出現在選票上對他們造成了某種傷害或負面影響，不然就叫作沒有standing。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肯定，因為科羅拉多州的法律允許選民提訴。

第二個關口也是程序性的，就是案件是否已ripe(就緒)，沒有在等候甚麼懸而未決的法律程序。目前川普律師的銷案請求已被駁回，訴訟可以進行下去，所以第二個關口已經通過，我們來到聽證階段。

來到實質性問題的關口，我們首先要問：這個條款可以用在總統職位競選嗎？條款中提到你不可競選參議員、眾議員、選舉團代表等等職位，但沒有提到競選總統。這是科羅拉多此訴訟案要解決的問題，Levinson教授認為，不容下層各職位被選參與過暴亂的人進入權力機構，因為不信任他們是否不會再搞暴亂，唯獨最高行政機構的總統職位可以，這是講不出道理的。實際上，去年新墨西哥州有個人召集人去參加了J6事件而被取消某郡專員的參選資格，就是因為這一法律條款。

條款明確說你無需在一個法庭上被定罪，那麼其次的問題是如何定義Insurrection？也就是確定怎樣叫作參與或支持了暴亂--J6是暴亂嗎？川普參與了沒有？這是本聽證會需要證明的。加州議員Eric Swalwell作證他們一度被要求戴防毒面具，另一位議員告訴他如何用一枝筆當作防衛武器，他們即時看到川普言論對群眾的直接影響、誰是靶標...幾天下來都是這類見證，學術專家也出庭，解讀暴亂群體的語言特點等等，最後要看法官如何裁決。

第三個實質性問題是名字登上選票的權利細節，各州法律不同，現在好幾個州--密西根、明尼蘇達等等--都有關於川普競選資格的訴訟案在候審，雖然細節不同，科羅拉多這個案子將設下「先例」，會對各州案件有說服性的影響力，讓他們的法官不再是第一個拒絕或接受川普競選資格的案子。

有人會批評，說為甚麼剝奪選民的決定權，倒讓法官來決定呢？Levinson教授回答說，憲法對參加總統競選的資格是有規定的，諸如必須35歲以上，必須出生和居住在美國等等，憲法的確剝奪民眾選舉不合格者的權利。第14修正案添加了參加暴亂者不可參加競選的規定，是因重建時期人們不想讓南方邦聯分子回到政府權力機構工作，也不想交給各州選民去決定--每次都要說服他們某些沒資格的人不該進入權力機構。

白令海雪蟹的忽然失蹤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animals/a45616518/why-billions-of-crabs-vanished-from-bering-sea/ 白令海地處北太平洋的邊緣，它和白令海峽把歐亞大陸與美洲大陸分開來。當科學家發現2018年至2021年間這裡將近100億隻雪蟹忽然不見時，他們不確定這些螃蟹去了哪裡。然而，在尋找它們可能的遷徙地之後，他們得出一個相當不幸的結論。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研究人員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一項新的研究報告，幾十億隻雪蟹沒有找到新家，它們正遭受已知物種的恐怕是最嚴重的大批死亡。研究人員意識到這些螃蟹失蹤有一段時間了，但災難的嚴重程度及其背後的確切原因先前是不清楚的。

報告的主要作者、NOAA的漁業生物學家Cody Szuwalski告訴CNN廣播電台：「當我第一次得到2021年調查數據時，我大吃一驚。每個人都希望並祈禱這是測量調查中的一個錯誤，希望明年會看到比較多的螃蟹。然而到了2022年，測量結果讓人很無奈，因為螃蟹生態的恢復之路會很漫長。」

NOAA團隊起初向北、向西甚至深海尋找，因為沒有看到螃蟹遷移的證據，研究人員確定這些生物是大規模死亡而消失。「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漁業災難」，Szuwalski告訴《科學新聞》。

研究小組很快就得出結論，水溫升高是導致螃蟹死亡的根本原因。儘管雪蟹通常生存水溫是2°C以內，但應對12°C以上的溫度沒有問題。然而氣溫升高使螃蟹的熱量需求增加，它們需要攝取四倍於正常的熱量才能生存，並且水溫升高吸引了其它魚類，來爭奪螃蟹的食物供應。溫暖的海水甚至吸引了捕食雪蟹的太平洋鱈魚等物種來到。

因此，NOAA漁業研究生物學家Kerim Aydin說，2018年開始為期兩年的海洋熱浪引發了雪蟹的食物供應缺乏，並大大增加了雪蟹的天敵攻擊。

Aydin對CNN記者說：「這是一次巨大的熱浪效應。每次當熱浪襲來時都會造成雪蟹的大飢餓，其他物種會來攻，等熱浪過去時，情況會稍微恢復正常。儘管即使在正常情況下，螃蟹數量恢復也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8年，螃蟹數量已經激增達到歷史新高，導致這一物種在白令海東部大陸架過度擁擠，高溫引起加速的新陳代謝，使這些螃蟹面臨嚴重的食物短缺、較小的空間有較多的飢餓螃蟹，加上其它物種的競爭，對雪蟹來說等於一場大災難。

報告寫道：「這次雪蟹死亡事件似乎是全世界所報道的最大型的生物損失事件之一，原因是海洋熱浪。...氣候變化是漁業的下一個生存危機，雪蟹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物種數量的變化能有多快。」

白令海暖化尤其嚴重，那裡的暖化速度比全球平均暖化速度快四倍。在2018年和2019年，白令海的冰覆蓋率有時僅為正常年份的4%。Szuwalksi告訴CNN說：「那裡的雪蟹數量發生了一種意想不到、斷斷續續的變化。但從長遠來看，隨著冰層消退，雪蟹種群將向北遷移，而在白令海東部，我們可能再也不會看到那麼多雪蟹了。我們希望雪蟹的數量能夠在另一個地區恢復，並且不至於很快再看到數十億動物死亡。」

從心理健康看保守和開放

PsyPost科學新聞網站專門報導人類行為、認知和社會學領域的最新研究。以下是關於最近兩份研究報告的內容。我有意把liberals翻譯成「開放派」，而不翻成「自由派」，因為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對待新事物思想開放，願意在調查研究之後修改原有的觀點。而「自由派」多年來被加了貶意--似乎他們接受任何的為所欲為。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通報》最近發表了兩項研究的結果，一項涵蓋了19個國家的調查，另一項是智利的一項研究，檢驗政治保守派在生活滿意度和安康感等福祉指標上是否通常比思想開放派得分高。在考慮了社會人口的群組階級因素之後，結論是：保守主義理念與一個人的康寧感沒有聯繫。

保守主義和開放主義是兩種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對政府、社會和個人權利的看法不同。保守派普遍支持政府對經濟的有限幹預、傳統價值和強大的國防。他們強調個人責任並傾向於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開放主義者傾向於支持政府多辦事，用政策解決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問題，強調所有人都有自由和公民權利。

有一些心理學研究表明，保守派的主觀心理健康程度平均來說高於開放派。差異雖然不大，但這些研究都發現，保守派比開放派對生活更滿意、更快樂，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也比較好。這可以解釋為保守派對社會制度比較滿意，所以減輕了社會不平等帶來的負面心理影響，但也不一定。

研究人員Salvador Vargas Salfate和他的同事希望能檢驗這個結論，看是否可以預測保守派在不同時期的主觀滿意感。他們進行了兩項縱向研究，用不同時間點的數據來測試，是保守主義帶來內心安寧？還是比較安寧的環境會讓人們傾向於保守？

在第一項研究中，參與者來自公共民意調查機構管理的國際線上小組。於2015年9月對他們進行一次調查，六個月後再進行一次。共有19個國家的8,740人參與了這兩項調查，大多數人來自愛沙尼亞、德國、紐西蘭、波蘭和英國，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來自其他國家。

對參與者評估的項目包括的保守性(3項)、生活滿意度(5項個人安寧指數)、焦慮(用一般焦慮症量度表)、憂鬱(患者健康問卷4)和整體健康狀況。他們還提交了各種人口統計的詳細資料。

在第二項研究中，研究團隊評估了智利社會縱向研究的數據，他們從2016年開始，針對智利成年人的廣泛樣本進行了一系列調查。2,554名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46歲，其中女性佔60%。 調查包括保守性、健康狀況和生活滿意度的評估，以及比較詳細的憂鬱症評估(患者健康問卷9)。

初步研究結果表明，保守主義可以預測未來的生活滿意度，反之亦然。 然而，當考慮到人口社會狀況因素時，保守主義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就消失了，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通常會報告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此外，保守主義、焦慮和憂鬱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

相比之下，在智利的研究中，比較強的保守信念降低了對未來生活的滿意度。而且，先前的生活滿意度並不預測未來的保守傾向。這個相關很弱，在調整了人口社會狀況因素後仍然存在。在批人中，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比較保守，對自己的生活也較滿意。

作者總結道：「我們使用縱向數據來檢驗保守主義先於安寧感的假設--在20個國家的這兩項研究中，我們使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縱向數據。6個月和1年的時間滯後沒有提供與這假設一致的證據。」

這項研究為科學理解政治意識形態與人的安寧滿意之間的關聯做出了寶貴貢獻。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這些研究評估關鍵因素太簡短，只回答一個問題，因而限制了測試這些評估有效性的能力。此外，保守意識的內容可能因國家和文化而異，這兩項研究沒有考慮。

本研究報告「保守派與開放派的康寧差距檢驗」的四位作者是：Salvador Vargas Salfate, Sammyh S. Khan, James H. Liu, Homero Gil de Zúñiga。您認為如何？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比較保守，對自己的生活也較滿意，是否會有其它原因呢？

我挺懷疑保守派的「樂觀」，因為我看美國保守派朋友相信和懼怕很多陰謀論的東西，無需任何數據或科學常識資料支持。也許人們小康的社會地位的確容許我們無視某些群體的不幸--諸如面對不可能成活的胚胎並自身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的倒霉婦女--不用理會她們的學業和職業生涯；或那些不想和異性結婚生子的「奇怪」男女--逼他們按我們的標準來生活有甚麼錯？

有效一時的虛假宣傳

箴言12章19節：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考慮到「片時」對有些人可能長達幾十年，這句箴言中的「存」是一個相對概念--你可以把看穿一件事當作一個假相蕩然無存了。謊話可以向不知情的人講，但人們從不知情到知情只是時間問題--除非他們實在不關心真假。

政客做虛假宣傳也一樣，絕大多數人起初並不知道真假。本文內容取自《大西洋報》一篇對以色列現任總理Benjamin Netanyahu的報導--多年來以強硬保守捍衛國家安全的鷹派自居，臨陣時發現他任人唯親所建構的那個班底專業能力不足！

聽說內塔尼亞胡總理常提他希望自己能被後人紀念為「捍衛以色列的人」，每次競選他都把這當作說服別人的最重要理由--意思你或許不喜歡、不信任我，但我能保證你安全。有一次他在一個以色列廣播節目中說：「提前發現危險並做好準備的能力」很重要，這是「國家對我的期望，也就是我要做的」，大家喜歡聽這樣的話。

10月7日的哈瑪斯攻襲是納粹大屠殺以後最嚴重的反猶太暴力事件，內塔尼亞胡的這項承諾因此無可挽回地被打破。他所刻意營造的關於自己領導力的神話原來是虛構，反倒永遠被銘記為以色列史上最大國家安全失敗的領導人，不會再當選總理--他的神話、他的建國精神是建立與保證和平安全，但很多人把哈瑪斯的大屠殺比作以色列的911事件，甚至比911還糟。

當布什總統主持下應對美國領土上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時，全國團結支持他。大多數選民相信他的政府不可能預見如此大膽的陰謀，不追究他為何沒能阻止恐怖襲擊。而以色列的建立正是因為猶太人長期經歷毀滅性的攻擊——建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大屠殺再發生。

但在過去的兩周內，這裡的人經歷了無數的畫面，這些畫面喚起了猶太歷史上最嚴重的創傷：父母在孩子面前被殺，孩子們蜷縮在壁櫥裡，全家被活活燒死，驚恐的年輕人躲在成堆的樹葉中而敢死隊在周圍行走。一名以色列婦女告訴記者：「我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聽著難民營的故事長大，那些是最糟的事。但最近這些事更糟，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事情--我從沒想道會看到比我兒時故事更糟的事。」

美國人無法想像一場針對平民所組織的大規模傷亡襲擊，而以色列人每天都在擔心它。內塔尼亞胡告訴他們，只要有他負責，他們就不用擔心。但不是這樣，他未能保護以色列人，所以不會得倒原諒。1973年贖罪日戰爭慘敗後，Golda Meir退出政壇--以色列因埃及和敘利亞的突襲而損失了將近3,000名士兵--直到現在，她仍然受到國內一些人的唾罵。而今年10月7日的事比那年10月6日發生的事更糟，Meir失去的是願意冒生命危險的士兵，而內塔尼亞胡失去的是國家和士兵應該保護的平民。

民意調查反映出公眾的憤怒。為了回應哈馬斯的屠殺，以色列人聚集在國旗周圍，而不是內塔尼亞胡周圍。86%的以色列人(其中79%支持政府)說，來自加薩的災難性攻擊是領導層的失敗。56%的人說總理應該在戰爭結束後辭職。看最新的選舉民調，目前的極右翼聯盟在120個席位中只佔42個，而反對黨則擁有78個席位，只有29%的選民認為內塔尼亞胡適合繼續擔任總理。

這種憤怒還迴響在民間：受害者和倖存者在醫院裡斥責來訪的政府部長；執政黨的Likud總部被人用假血和以色列人質照片塗抹；據報，內塔尼亞胡本人在對預備役人員講演時遭到質問，中止了演講；有80%的以色列人希望他公開承擔對10月7日事件的責任，而他還沒有做。

以色列人的失望有理由，內塔尼亞胡的失敗淵遠流長：他故意支持哈馬斯，以製衡比較溫和的PA(以前是巴解組織)--只要巴勒斯坦是分裂的，他就能夠阻止達成兩國方案的談判；內塔尼亞胡與華盛頓合作，將數億美元從中立的阿拉伯國家卡達轉移到加薩，以換取哈馬斯的安靖--情報官員現在認為其中部分資金贊助了恐怖主義活動；內塔尼亞胡增加了加薩人在以色列工作的許可證，其中一些人可能刺探和提供了襲擊策畫情報；2011年總理還釋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定罪的大屠殺犯，以換取一名被哈馬斯扣為人質的以色列士兵，這項決定鼓勵了進一步的綁架圖謀，以致這次大約200名以色列人被綁架；Yahya Sinwar是2011年獲釋的囚犯之一，他是當今哈馬斯的領導人。

更爛的是自去年12月重新上台，內塔尼亞胡花了幾個月時間破壞以色列的社會團結並向敵人示弱。他的極右聯盟試圖破壞以色列司法機構，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國內騷亂，導致民眾相互對立；當國防部長警告他造成分裂，損害以色列國家安全時，他就解雇他，然後(見勢不妙)又沒解雇；當沒有內部爭議時，他就授權給無能的官員--花幾年時間驅逐專業公務員，換成意識形態親信；為維護自己脆弱的權力控制，他促成一些沒有能力和經驗的極右聯盟成員進入議會，給那些人關鍵職位--Itamar Ben-Gvir最終能擔任國家安全部長就是為此，他只是一名積極的反阿拉伯分子，曾因太激進被軍隊拒絕。

換句話，10月7日的災難是內塔尼亞胡多年來錯誤選擇的結果。現在他所揚言的「徹底消滅哈瑪斯」也是一樣的虛張聲勢，實際上無法做到，因為那些混在民間的極端分子挖了複雜的地下迷宮，專門用來打持久的遊擊戰。

最終，這個被稱為「安全先生」的內塔尼亞胡按他自己的標準失敗了，他未能滿足同胞們的基本期望。在美國何嘗不是這樣，很多偉大的政客都善於為自己製造神話，他們講述自己的英勇故事要別人相信，但虛假的宣傳終必被真相揭穿。

(後續：下面是10月7日受哈馬斯武裝分子攻擊的以色列村民訪談，講到他們對內塔尼亞胡的了解和看法。是的，支持以色列不等於支持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必須勝利，內塔尼亞胡必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