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假消息為何傳得快

馬里蘭大學保健通訊博士生Angshuman K. Kashyap研究媒體對健康成長的影響。他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提醒大家關於保健衛生假消息盛行的問題。我把文章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在當今的電子通訊世界裡，人們經常能夠從網路得到某些健康或醫療信息。除了可以主動搜索，還有社交媒體上推送給你的與保健有關的訊息，或家人朋友電子郵件轉發給你的資訊。人們通常是出於好意或關心，想要與親人分享此類資訊。

Kashyap探索媒體的藝術和創意方式，要使醫療保健信息吸引人們注意力，了解情況後做出明智決定。他說網絡上許多資料並非事實，而是不準確或誤導人的。分享虛假資料，無論是無意還是故意誤導坑人——都比準確的資料有吸引力。很多人不知道哪些消息來源可靠，以及哪些內容值得分享。

虛假保健資料形式多樣。例如可能是誤導：藉歪曲事實來將某個問題或個人置於錯誤背景下。又可能是基於錯誤聯想：看標題和圖像與內容其實並不一致。假信息通常都比較醒目或聳人聽聞，讓人看上去可信且似乎可分享。

首先，那些虛假資訊常常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因為把誤導性說法摻雜了一些事實。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有謠言稱飲用乙醇或漂白劑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雖然乙醇或漂白劑確實可以殺死一些桌檯表面的病毒，但接觸到皮膚或進入體內就很危險。

假信息的另一標誌是，它所提出的想法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這類假消息違反人的直覺而有吸引力，讓人覺得自己或許得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有價值獨家知識。比如「巧克力有助於減肥」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它既允許人放縱吃巧克力，又能為一個複雜問題提供簡單、令人感覺良好的解決方案。這類信息通常傳播得比較快，因為它聽來令人驚訝又充滿希望，證實了有些人希望相信的事。

聳人聽聞假消息的傳播很快。例如當新冠流行時，有人造謠攻擊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時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博士，很快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們在2020年有一項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疫苗推廣運動開始前，有些新聞報道採用爭議性標題，可能阻止了父母為孩子接種。那些標題似乎在透露某種聳人聽聞的秘密，錯誤地讓人感到消息可信。

社交媒體為傳播虛假資訊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那些看似專業的網站和帶有誤導性標題的貼文誘人點擊閱讀或快速轉發，從而導致更多的讀者閱讀假消息。人們認為一條信息與自己或自己的群組有關，就傾向於分享。

2019年有一篇「生薑殺死癌細胞的效果比化療高10,000倍」文章，內容虛假，卻在臉書上被分享了80萬多次。包含幾個因素，人們不加核實就按讚和轉發這篇文章，因為那引人注目的視覺效果、情緒語言、誤導性圖表、斷章取義的過時專家引言內容，讓人感到信息很緊迫。

這些虛假內容的貼文常採用信譽機構的標誌，或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照片，讓人覺得可信。而內容準確的科學研究報告通常沒有那麼醒目的戲劇性標題和視覺效果，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能夠觸及很多人。

未經驗證甚至尚未閱讀就分享一篇文章，後果會很糟糕。研究發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虛假消息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和醫療保健系統的信任，使人減少了使用或尋求醫療服務的機會。

有些毫無根據的關於疫苗副作用說法流傳，導致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下降，以至於包括麻疹在內的一些危險疾病的重新開始流行。

社交媒體上有些錯誤信息宣傳，例如說桂皮可以治療癌症，已經導致一些人住院甚至死亡。這類宣傳減少了人們對疾病的重要預防與治療建議的配合，促使醫療專業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培養有效揭穿虛假保健信息的技巧。

怎樣應付假信息呢？當今資訊過載，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轉發內容，在轉發之前區分信息的可信任度和誤導性非常重要。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機構已經介紹了幾種辦法，幫助人們做出比較明智的判斷。

無論是從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還是從手機短信收到保健信息，在轉發之前，驗證其準確性和可信度有三種可靠的方法：

* 用搜尋引擎來搜索與核對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信息來自獨家媒體，不要轉發。Google是個信譽良好的搜尋引擎，將人名地名或其它關鍵詞輸入Google搜索看看別家的報道標題。來自WHO、CDC、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知名組織的消息，或有同行審查的《柳葉刀》或《美國醫學學會雜誌》資料比較可靠。如果多個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都同意，則該信息可能比較可靠。有些可靠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FactCheck.org和Snopes等等，能夠幫大眾澄清真相的報告。

* 評估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網站可信度的最快辦法是查看「關於我們」頁面，這裡常常解釋網頁內容後面的人、他們的使命和資歷--有些網站沒有提供甚麼人名地名和歷史介紹。另外你可以搜尋作者的名字。他們擁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可靠的機構有聯繫？可靠的網站的網域通常以.gov或.edu結尾，表示是政府或教育機構。最後，檢查出版日期--有的資訊已流傳多年，但可能不是最準確或最要緊的。

* 如果你仍然感到不太確定，不要分享轉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尤其是關於保健的信息，可能會無意中幫助錯誤訊息的傳播，也可能造成傷害。

質疑可疑的說法，僅分享驗證過的資料，不僅可以防止不安全的行為和不必要的恐慌，還有助於遏制虛保假健信息的傳播。在一個錯誤訊息傳播比病毒還快的時代，若每個人都花點時間停下來核實一下，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貿易戰可能引發真槍實戰

Allison Carnegie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評論關稅和貿易戰問題。我把文章大意記在下面。

川普總統目前似乎已放棄了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徵收關稅，但全球貿易仍受到顛覆。他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了一個10%的基準關稅，提高了包括鋼鐵在內的多種特定商品的稅收。對中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國，他說要徵收145%的關稅，不過現在已同意把稅率降至30%。看來和別國爆發一系列貿易戰，最突出的是中國。

川普嚴重擾亂了全球經濟，或許也挺新鮮。但這是有先例的--不久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總統關稅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經濟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與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前相似，還有一些問題在WTO的前身--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就存在。

在WTO和GATT幫助商務標準化前，各國經常藉貿易來獲得彼此的讓步。他們創造利用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套牢問題」：一個國家或企業對另一個國家或企業進行投資，其利潤取決於這投資種關係的延續。比如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石油基礎設施，而供應商可以提供獨立的服務或營運。一旦達成此類協議，強國只需威脅改變協議條款即可脅迫其合作夥伴。

貿易戰在短期內可讓一個國家揮舞大棒獲益，但從長遠看，它幾乎讓所有人的境況變糟。當一國常用經濟槓桿來迫使脆弱夥伴的讓步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就會下降，而政治不穩定性會上升--那些對經濟脅迫不滿的國家有時會訴諸軍事來反擊，讓曾經商合作的國家變成競爭對手，即使是親密盟友也會漸行漸遠。川普或許認為他的關稅會使美國更加富裕、安全、強大，但歷史表明，關稅的作用恰恰相反。

十九世紀初，美國商人開始與定居夏威夷王國的美國人做生意。當時，這些島嶼的經濟以甘蔗種植為主，其中許多種植園由美國商人擁有掌控，他們把糖出口到美國。1875年，為了幫助糖農，兩國簽署了《互惠條約》，取消了夏威夷糖進入美國的關稅，夏威夷的糖業經濟因而蓬勃發展，並因糖的出口而富裕起來。

但這使夏威夷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可以利用這種依賴為自己謀利--例如，要求夏威夷把珍珠港交給美國專用，否則拒絕續簽《互惠條約》。1890年代，美國取消了所有的外國糖品關稅，並向國內生產商提供補貼，以保護美國糖業。這使夏威夷失去成本優勢，種植園被壓垮，夏威夷的精英們增加了對與美國合併的支持。儘管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夏威夷最後還是成了美國的一個州。

夏威夷並非唯一因依賴貿易而遭遇衝突損失的國家。歐美國家投資墨西哥的鐵路、礦產、石油基礎設施，但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收回了那些資產；他們在中國清朝時期開辦銀行和建設鐵路，卻因國民的不信任而遭到攻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西方對古巴的投資遭到破壞；或許最著名的是，德國利用東歐農業最大進口國之一的地位，在二戰前獲得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

這類風險反過來又抑制整體經濟交流，因為沒有國家願意被征服或脅迫，許多國家乾脆避開國際貿易。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擔心，即使獨立戰爭得勝，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仍會使倫敦擁有太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決定限制跨大西洋貿易；清朝政府擔心貿易依賴會帶來安全隱患，也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十九世紀末，俄帝國為了避免脆弱性，實行自給自足政策；1930年代，日本甚至佔領滿洲，以建立自給自足的聯盟，無需與西方談判。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貿易戰頻繁發生，造成不穩定，有時它們甚至會引發全面衝突。1930年的《The Smoot-Hawley關稅法》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並促使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走向自給自足和資源擴張主義。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國對日本的石油、廢金屬和航空燃料徵收關稅、實施禁運和出口管制後，東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貿易緊張局勢還出現在許多其他軍事衝突中。例如1812年的英美之間戰爭，就是貿易壓力和海上脅迫等等原因引起的。

在TWO成立之前，特別是二戰結束後，貿易還是有過輝煌時刻的。例如1979年中美實現邦交正常化，198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並依據美國法律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國會每年都必須投票，決定是否延長中國的正常貿易地位--立法者提出的條件是北京在人權和防止核武擴散方面做出讓步。

儘管國會一直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但反覆出現的不確定性抑制了兩國的貿易和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進入市場搞深入合作，免得合作夥伴關係會突然被取消。畢竟，任何經濟參與和長期投資都需要穩定、可預測的環境條件。

所以，北京從WTO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動，希望能確保中國製造商有可預測的全球市場。這項努力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爭論。倡導接納融合的人認為，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會阻止中國發動軍事衝突，還能鼓勵其政治自由化。而反對者則擔心，先搞經濟融合再搞政治自由化，只會增強專制競爭對手的力量。最終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華盛頓於2001年允許北京加入WTO--WTO隨後禁止美國每年提高關稅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比較健康，於是更快加速。

WTO成立目的是促進各國貿易，阻止各國將商業武器化。所以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勝利--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的前對手)納入WTO，表明發揮了其預期作用。當時，各國一般都遵守WTO的共同規則，聽取其裁決，並配合其執法。

當然，WTO的最終系統並不完美。例如它未能阻止中國補貼特定產業或公司的手段(往往以犧牲外國公司為代價），也未能阻止中國限制對批評北京政府國家的出口。但整體而言，WTO還是相當成功的，促進了貿易繁榮和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一向批評自由貿易的川普於2016年當選，他很快就拋棄並拆除了WTO框架。美國曾是WTO的最大支持者，現在基本上不再聽從它的指導，所採取的貿易行為完全違反該機構的規則，並癱瘓了其上訴機構。

華盛頓的領導人重新接受將關稅作為嚴厲懲罰和脅迫的手段。資源掠奪問題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但如今卻捲土重來。隨著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顯現，長期投資和跨國經濟規劃的風險變大。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些政策促使美國貿易夥伴採取比較具防禦性的姿態。歐盟制定了新的地緣經濟政策，比如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透過徵收關稅、限制進入歐盟市場或暫停國際義務來應對經濟脅迫；中美兩國開始分離投資--此類措施，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抑制了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即使川普政策第一次未產生太大影響，不代表現在也不會，因為他的第一屆政府有許多顧問阻止總統實施2025年這種大範圍關稅。現在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企業已開始加大力度從供應鏈中剔除外國零件，歐盟也是如此。

川普關稅的目標是將製造業帶回美國，這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當華盛頓不斷簽訂和破壞貿易協定，企業不會願意在美國搞更多投資。畢竟，白宮可能重新削減關稅，讓國內建造的任何工廠都無法負擔。川普還希望利用關稅槓桿，迫使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但這些協議無助於鼓勵投資。因為雙邊協議不像多邊協議，難以執行並難以獲得各國和企業的信任。在雙邊體系中，貿易夥伴不斷擔心遭到削弱，因華盛頓會與另一個政府之間設立新協議。結果，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減少。

換句話，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會引發與過去貿易戰類似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後果--各國都尋求規避風險、實現經濟聯繫多元化而非簡單地信任合作夥伴，導致聯盟會破裂。政府利用關稅來削弱競爭對手--川普顯然已利用關稅來試圖吞併加拿大(與美國對夏威夷的政策相似），說加拿大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就可避免關稅。結果加拿大人開始遠離美國，包括抵制美國產品。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自從川普獲勝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整體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儘管川普威脅過丹麥控制的格陵蘭島，但美國不太可能直接攻擊任何一國。但藉著減少相互的依賴，軍事對抗的成本確實降低了。如果美國減少對台灣半導體的經濟依賴，北京就可能認為，中國封鎖或入侵台灣時，華盛頓大概不理會。相反，在一個交易比較強的世界裡，各國可以利用依賴關係來取得政治優勢，如同柏林在1930年代利用農貿所做的。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利用此類手段操縱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迫使周邊國家做出政治讓步，引發衝突。莫斯科的策略導致周邊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依賴。如今，類似的策略正在讓美國付出代價。如果華盛頓失去經濟信譽，結果可能比克里姆林宮還不穩定。

華盛頓遵守協議的能力一直是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重要全球機構的支柱，這是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關鍵原因。若沒有一個可靠的框架，國際政治將變得不確定和動盪，比較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這情形有些像二戰爆發之前，當時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使命的國際聯盟解體，而歐洲列強未能遏制德國的擴張主義。

川普最終可能還是要減少徵稅，特別是在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談判。但美國總統卻放棄了曾經穩定全球貿易的制度和規範，結果他開啟的不是美國重新崛起時代，而是停滯、分裂、危險的時代。畢竟，這是歷史上的貿易戰後果。

專家談美國家安全

Thomas Wright於今年2月18日加入Brookings學會，在Strobe Talbott國家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擔任拜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還擔任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主任、Brookings學會的歐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在下面的訪談中，他與Talbott中心高級研究助理Alejandra Rocha討論自己的經驗以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Rocha：您好Tom！讓我們先問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能否說說您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您決定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這一行業？

Wright：我在愛爾蘭長大，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星期搬到美國讀研究生。我一直對國際歷史和世界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與John Ikenberry密切合作，他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秩序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尋求深入了解人類行為、動機和情感)。透過他，我也有機會與美國外交政策做實際工作的人合作。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曾考慮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但發現自己對政策和智囊團更感興趣。

R：回顧您在拜登政府任職的經歷，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管，您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W：我能想到的功課有三點：首先，要留意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通常至關重要，如果孤立地看一個議題，則可能會被忽略。其次，即使你認為某件事不會發生，但若有20%發生的可能性，你就應該制定應急計劃。第三，要思考中期和長期策略，但始終牢記這些策略對短期營運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您要做什麼才能夠到達那些長遠目標？

R：您在NSC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俄烏戰爭和歐洲安全到中美關係、對抗(宣傳)聯盟、和南半球(戰略)--您和您的團隊如何平衡各種彼此相爭的策略重點？

W：我們一般優先考慮領導層最關心的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大約一半的時間討論俄烏衝突的問題，然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中美關係、全球大國競爭和地緣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都涉及密切與其它理事機構合作。

R：您和NSC團隊負責起草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這過程中，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W：國家安全戰略常常陷入兩個陷阱：一是表面裝飾問題--每個人都堅持要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進去；二是傾向於打磨稜角，把最尖銳的問題淡化到實際上等於沒說的地步。解決落入陷阱的方法是確保高階領導人對該文件負責，並清楚地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很幸運，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積極地參與了這份文件的制定，而且從初階開始，我們就對想要表達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

R：自從出版了2017年《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和2021年《Aftershhocks》兩本書以來，您對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看法有何改變？

W：關於在一個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核心論點還站得住腳，但我忽略了美國國內功能失調的程度，尤其是在2025年川普重返總統高位之後。我仍在努力理解這對戰略競爭的軌跡和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

R：回到Brookings學會後，您打算重點研究哪些領域？

W：我打算關注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地緣經濟。但我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我們應如何重建國際秩序。幾乎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次修復而已，那麼接下來會怎樣？

R：您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W：對川普政府來說，盲點顯而易見。當局根本不懂全球經濟如何運作，也不知道貿易為甚麼不是零和遊戲。當然，這種無知是自上而下的。比較一般地說，我認為美國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我們需要將經濟融入主流的外交思想。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沙利文在Brookings學會的兩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整體而言，外交政策界仍然主要考慮軍事力量、外交，有時是發展，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存。

R：對有興趣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業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W：我建議閱讀歷史，尤其是傳記；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但還要懂得如何擺脫它，而不被它所界定；每天從頭到尾閱讀《金融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紙本；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認識到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寫作，即使只是為了自己；多注意於與同事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而不是只與上級聯繫；記住，無論黨派如何，我們都致力於處理同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兩黨都有真誠行動的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水落石出水，你必須願意調整自己的想法。

母親節的禱告

本篇禱告是一個版本的美國長老會(PCUSA)禱告。我們一般稱上帝為「父神」，但祂何曾不是母親呢！

母親上帝，我們為這(平淡無奇的)一天感謝你，我們為有機會留出時間來紀念母親而感恩。大地的歷史由母親們構成--生養兒女的母親、替人生育的母親、收養兒女的母親、屬靈認養的母親、講故事教導的母親、甚至有大自然之母--好像母雞照顧小雞的大地之母。

我們感謝你長期以來給我們的仁慈、保護與培育。感謝你，每一位母親，無論性別、族裔、種族，都是按你的形象受造--都具有關懷的本性。

在我們的文化中和教會中，我們讚揚並感謝母親--她們體現出你不住的關懷和教導。我們感謝她們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請求你在她們困難時支持她們。

對於那些試圖以新的方式保護孩子安全、教育和參與社會的人，我們求你給她們有精力和想像力來完成這項工作。對於那些不得不生活在困難環境中的母親，求你幫助。

我們也承認，對我們中一些人來說，考慮「做母親」是件痛苦、困難的事，有的母親或許不能在孩子的身邊。我們中有些人經歷到母親的早逝或遭到拋棄，我們為她們而悲哀。對我們有些人來說，母親虐待或忽視了我們，我們求你寬恕我們的悲痛，醫治我們受傷的心靈。

我們把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奉到你的面前--有些是圍產期的損失，有些是生病，有些因暴力而失落--我們求你伸出安慰的膀臂，擁抱這些母親。

我們感謝那些不斷為自己和他人孩子爭取權利而奮鬥的母親們，求你讓她們的先知啟發之聲在公共場合傳揚，並求你讓她們持續的勞動不致白費。

我們也記念那些希望成為母親的人--求您安撫難過的心，她們渴望按照你的召喚建立家室。

感謝上帝，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母親。許多人選擇以其它方式影響社會，並為我們的共同生活做出貢獻。我們感謝那些給我們啟發、給我們關愛、教導培育我們、挑戰我們、以各種方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

我們感謝那些伸出援手，支持無法與親生父母聯繫的孩子們、願意正式或非正式收養的人。耶穌告誡我們，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祂的母親、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上帝啊，請幫助我們，讓我們按照你的設想和方式，成為你的家人。

我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求這一切，阿門！

新教宗利奧十四世

教宗方濟各上個月去世。

新的教宗是樞機主教(或譯紅衣主教)們在Sistine Chapel舉行閉門會議選出來的，他們每天最多可以進行四輪投票--上午和下午各兩次。若沒有選出新教宗，每兩輪投票後，煙囪就會冒出黑煙，表示尚未達成共識，需要繼續投票。若有新教宗成功選出，就有白煙出來，向世界宣告，標誌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5月8日，69歲的樞機主教Robert Francis Prevost首次以教宗利奧十四世的身份登上聖彼得大教堂主陽台，受到眾多朝聖者、遊客、當地天主教徒和其他旁觀者的熱烈歡呼--他們等候白煙已經好幾個小時。(「十四世」意即第14位使用這名號的教宗。)

Joanne M. Pierce教授是天主教歷史和禮儀專家，她說新教宗的到來往往給人一種興奮和不確定的感覺，而這次樞機主教團的選擇卻讓一些人感到意外--Prevost是第一位美國教宗，而傳統上，歐洲主導的樞機主教團對選擇美國樞機主教持保留態度，人們擔心美國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過大。

誰是Prevost呢？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了紅衣主教們的投票？Pierce教授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為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

Prevost出生於伊利諾州芝加哥，20歲時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奧古斯丁修會。這個修會是第13世紀成立的，與其隱居在孤立於世的修道院中，這個修會的修士是以托缽僧的身份四處遊走救濟窮人，並擔任宣教士和教導聖經。

Prevost在美國和羅馬讀過神學。他剛剛按立為神父時就去到秘魯，一年後作為奧古斯丁修會的官員短暫返回美國後，又回到秘魯擔任神學院教授，教「正典律法」，即天主教會的法律結構，待在秘魯10年。

1999年，Prevost成為芝加哥當地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即主要負責人)，後來又當選為全世界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這是真正的全球體驗，因為奧古斯丁修會在各大洲約有50個社區。

2015年，教宗方濟各任命他為秘魯Chiclayo教區的主教。2019年，方濟各又任命他為梵蒂岡幾個重要教廷部門的成員，以至於他對中央教會管理非常熟悉。最重要的是，他曾擔任主教部的prefect，相當於部長或主席。

事實上，由於他在秘魯的長期牧養以及在梵蒂岡的服事經歷，有些評論家在Prevost當選中之前就指出，假如紅衣主教們要選一位美國教宗，那一定是他。他在主教部的服事被認為特別重要，因為主教部成員在選拔新主教上發揮關鍵作用。

天主大公教會有意向全球擴展是在20世紀，特別是在1960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宗開始任命世界其它地區的書機主教，這些天主教地區(很多以天主教為主)此前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外圍。

這就導致幾個世紀以來教宗首次從義大利以外地區選出。教宗聖約翰保羅二世是波蘭人，也是自16世紀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裔的教宗。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是非義大利人，出生於德國，曾擔任梵蒂岡官員。教宗方濟各出生於南美洲，他的父母出生於義大利移民阿根廷。

過往，樞機主教團很少有來自其他大洲的代表，而近年來樞機主教團已經比較國際化。約80%的樞機主教是方濟各任命，其中許多人來自從未有過紅衣主教的國家。審查記錄，任命樞機主教可能考慮許多因素：Prevost作為教會領袖是一位有效率的管理者；且是教會法的專家；他在南美和北美從事牧養工作幾十年；身為整個奧古斯丁修會的總會長，他很可能已廣泛旅行，拜訪過許多他所監督的社區。

新教宗身著傳統的教宗服裝出現在梵蒂岡陽台上：白色長袍、紅色短披肩、裝飾紅金色的聖帶，脖子上掛著金色十字架。相比之下，方濟各僅著教宗的白色長袍，無其它掛飾。這是否表明新教宗會比較傳統？

Pierce教授認為，他所選擇的教宗名號Leo可能表明他不是那麼傳統。1891年，教宗利奧十三世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通諭《新事》，副標題「論尊嚴與勞動」。他強調工人成立工會的權利，並對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表示批評。他還呼籲普通工人應從老闆和政府獲得其它權利--那位最著名的Leo教宗倡導社會公義，成為百年來天主教社會教導的基石。

利奧十四世在陽台上發表的首次講章讓人們了解到他的教宗治理方向，他強調天主教徒和教會在與其他宗派傳統和文化對話中，要扮演和平締造者和橋樑搭建者角色。他的第一句話是「願和平與你們同在」，--說這和平是「一種解除武裝的和平，一種令人解除武裝的和平」。他敦促天主教徒更加「無所畏懼...團結一致...藉對話和外展搭建橋樑」，共同行動，為世界帶來和平。

他可能不會完全追隨教宗方濟各的腳步，但他會繼續朝著同一個方向邁進。

哈佛大學校長答記者問

川普政府對精英大學發動攻擊，哈佛大學開始訴訟反擊。哈佛大學校長Alan Garber接受《華爾街日報》主編Emma Tucker的訪談，討論他對政府監管的抵制，回答為什麼美國這一最富有的大學需要聯邦資金，以及學校如何解決校園偏見的問題。他說，「不是我要故意抵抗政府，而是政府找上門來。」

川普威脅撤銷撥給這些大學的研究經費，除非他們按照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理念要求辦學。哈佛大學的校長成為抵制這些政府監管的面孔。

Tucker：您為甚麼選擇迎頭參與這場鬥爭？
Garber：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很有問題的(政府)要求--想要解決某些問題，但手段太令人反感。特別是授權聯邦政府--比如能夠審查我們所有招生紀錄的細節，能夠對我們雇用哪些教職員工有發言權。我不是不同意增加意識形態理念的多樣性，而是不同意他們的方式。
T：其它院校，像哥倫比亞大學，表示屈從政府的壓力，您覺得是個問題嗎？
G：我們的決定不怎麼受其它院校決策的左右。但我聽說哥倫比亞大學和聯邦政府協商多日，至今還沒有甚麼結果，可見那未必是一條最有希望的(學術)道路。

T：政府凍結哈佛大學$20多億研究經費後，哈佛很快就提起訴訟。你們資金雄厚，超過$520億。我們常有讀者問，為甚麼哈佛仍然需要$20多億政府資金？
G：很簡單。我們得到的聯邦資金是撥款、合約經費形式的要求，來支持大學從事聯邦政府已批准的研究項目，促進國家利益，比如量子科學，對於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競爭中，是個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領域。他們出資支持這項研究是因為經濟效益，還有的是為對預防和治療疾病，政府有贊助，我們也很高興，但這決不是一份禮物，因為其中有很多條件。
T：儘管如此，考慮到學校與政府如此的對決關係，你們是否該考慮逐步脫離政府資金補助？
G：我們當然考慮長遠的研究資金來源，以及是否要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但我們認為能夠為政府做事、解決國家當務之急是一個榮幸。我們國家正面臨艱鉅的挑戰--國家安全挑戰、經濟挑戰、衛生挑戰，我們能夠幫得上。

T：即使你們打贏了官司，川普政府還是能夠繼續給你們穿小鞋。總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他可以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說「他們活該」。這對你們是個問題嗎？
G：如果政府打算那麼做，那麼首先，那是高度非法的。除非有甚麼我們還不知道的正當理由，那是很戲劇化的行動。所有的教育機構從政府獲得免稅資格，是為了讓學校能夠成功實現他們的教育和科研使命。如果哈佛被剝奪這一資格，顯然會嚴重削弱我們，我應該說那是滅頂之災。但是對於所有的教育機構來說，這種行動送出到一個很可怕的信息：不同意政治當局的會被當作有威脅。

T：你們在訴訟案中列舉了哈佛大學做的一系列美好工作。然而，外人對哈佛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您覺得可能是甚麼原因？
G：我說不上來每個人感受的原因。也許您的問題關乎所有的學府，我們在招生和聘請教職員工上彼此競爭等等。然而我想我們有實際問題應該解決，一個就是我們師生理念多樣性的問題，雖然最近有些事情讓我看到恐怕是誇大了，但知道人們看高等學府幾乎是清一色的左傾(自由開放)理念。
T：為甚麼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那麼傾向於自由派？2023年有一項調查，哈佛教職員工當中有77%認為自己是「自由」或「很自由」，而認為自己「保守」的還不到3%。這種情況是怎麼形成的？
G：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您，這不是我們的聘用政策或終身教職政策故意這樣挑選的。我想在有些領域，自由派/左翼觀點比較受歡迎，也許是我們應該多一些保守派，也許有的人不願意講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確保在課室或其它場合，無論你個人的觀點如何，各種觀點都應該公平地得到介紹。

T：您是1976年從哈佛畢業的，您現在是哈佛的校長。您入學時的哈佛與現在有甚麼不同？ G：在很多方面，人們也許不信，區別不是很大。但有一點，現在的學生發覺在困難的題目上，對話難得多，特別是與不熟悉的人對話。我認為那是很大的損失，我的同事們也意識到了，我們都很擔心。

T：2023年10月(哈瑪斯發動對以色列突襲)，大學生抗議(以色列)加薩地帶的戰爭，那時開始有人呼籲鎮壓「反猶主義」。上星期，哈佛發表了兩個不同工作小組的報告，一個小組與反猶主義、反以色列思潮作鬥爭，另一個小組與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巴勒斯坦的勢力作鬥爭。報告發現這兩種思潮都很普遍，搞得兩邊學生都感到遭到禁言和不安全。您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現哈佛有反猶主義問題的？
G：我覺得在2023年10月以前就有。但10月8日我到Hillel(猶太學生中心)，直接聽見以色列學生講，特別是他們在校園內感受到排斥和冷落的經歷，讓我感到很震驚、很困擾。那時我一點都不知道情況嚴重到甚麼程度，但在接下來幾個日子裡，我看到的確是很糟。
T：你們的另一份報告是校內的穆斯林學生，感到沒有人聽他們的聲音。您覺得這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嗎？
G：我當然希望能夠解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需要不同的工具去解決不同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社會排斥和迴避，需要努力改變心思意念，彼此有同理心，放棄看人下菜碟、不認同的就低我一等態度。

T：還有一件事你們必須面對：10月7日事件之後哈佛失去一些捐助人。您認為那些捐款人會回來嗎？
G：這個我比較樂觀。我和那些捐助人談話，他們很關心哈佛。他們希望改變，他們想要看到的改變與我所想的差別不太大。
T：不光是哈佛，所有的高等學府，本應是美國冠冕上的珍珠，但出了很大的差錯--您打算如何恢復美國人民對高等教育的信心？
G：這是個批評性的問題。我們已經解釋了一部分答案。論到我們的教授學生卓越的科學和研究工作，我們做得很棒，然而有些需要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我想要指出一件事，哈佛是北美最老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成功不是來自不犯錯--多年來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但我們會糾正錯誤--藉著調整方向，藉自我檢討，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警告：喝酒致癌

喝酒，無論是常常喝還是偶爾喝，都傷身體--傷大腦、傷心臟、傷肺、傷肌肉、傷腸胃、傷免疫系統--酒精對人體健康害處很多，包括引起癌腫。

美國科學家發現，酒精是第三大致癌原因，每年引發大約10萬例癌症，並引起2萬例癌症死亡。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因酒精導致的車禍死亡大約是13,500人死亡。

早在1980年代，研究人員就懷疑酒精會致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喝酒與口腔癌、咽喉癌、聲帶癌、食道癌、肝癌、結腸癌、直腸癌和乳腺癌都有因果關係，還有一項研究報告了長期酗酒和胰臟癌之間的關聯。

2000年，美國國家毒理學研究項目得出結論，酒精是已知的人類致癌物。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酒精列為第一級致癌物，這是最高的分類，顯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種物質會使人生癌。美國的CDC和NIH一致同意，酒精導致好幾種癌症是有確切證據的。

美國飲食指南指出，即使少量飲酒(每天少於一杯)也會增加患癌的機會，可惜許多人並不知道酒精致癌。2019年有一項調查發現，不到50%的美國成年人意識到飲酒的癌症風險。2023年有一項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發現超過2.24億的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某階段喝過酒，佔這年齡層人口的79%以上。酒精消費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開始增加，反映出一個令人擔心的公共衛生問題。

麻州UMass Chan醫學院Pranoti Mandrekar教授研究中度飲酒和長期飲酒的生物效應。她的團隊正在努力發掘酒精增加癌症風險的一些機制，包括傷害免疫細胞和傷害肝臟。 Mandrekar教授在專家資料網站The Conversation撰文，把她的研究介紹給大眾。

細胞在體內不受控制地生長就發生癌症。酒精可能破壞DNA，造成突變，干擾正常的細胞分裂生長而導致癌腫。關於酒精的致癌機制，研究人員發現了四種不同方式：酒精代謝、氧化壓力和發炎、荷爾蒙水平變化、與其它致癌物(諸如菸草煙霧等)的相互作用。

酒精代謝就是人體分解和排泄酒精的過程。酒精分解時的第一個副產品是乙醛，乙醛本身被歸類為致癌物質。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基因突變會使身體比較快地分解酒精，進而導致體內乙醛含量升高。

還有大量證據表明，酒精會促使人體釋放自由基有害分子。這些分子會在氧化壓力的過程中損害細胞中的DNA、蛋白質和脂質。Mandrekar教授的實驗室發現，飲酒產生的自由基能夠直接影響細胞製造和分解蛋白質的能力，進而產生促進發炎的不正常蛋白質，幫助腫瘤形成。

酒精還能夠直接影響荷爾蒙水平，增加癌症風險，比如雌激素會增加乳癌風險。中度飲酒會提高雌激素水平，又會促人進一步多喝。酒精還會降低維生素A(一種調節雌激素的化合物)，增加乳癌風險。

又吸菸又喝酒的人患口腔癌、咽喉癌或喉頭癌的機會較大。因為酒精使人體比較容易吸收香菸和電子煙中的致癌物質，吸煙本身也會引起發炎，並引發自由基的釋放--損害DNA。

想知道喝多少酒是安全且不會受到傷害嗎？你若問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回答是沒有。美國CDC和飲食指南建議，婦女每天飲酒量不超過一杯，男士不超過兩杯。其它政府研究機構和衛生局局長幾個月前也提出類似的限酒建議。



不喝酒是預防癌症的一個重要措施。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算出一個人因喝酒而患癌的機率。每個人的遺傳基因、生活方式、飲食和其他健康因素不一樣，都會影響到酒精致癌的風險。請您重新考慮飲酒習慣，可以幫助保護自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