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5, 2022

從謠言機器撤資

為了公義上帝的緣故,我覺得這個標題很吸引人,想要達到從謠言機器撤資的目標可能也很具挑戰性。本文內容取自公共廣播電台對Check My Ads研究機構的報導。

有一家專門要消除網上虛假信息的非營利研究組織,叫做Check My Ads。他們已為好幾個出名的極右陰謀論和暴力挑動廣播網站拆台,成功減少廣告商付費,比如Steve Bannon等等。他們現在的目標是強大的福克斯(Fox)新聞網。

6月9日,就在眾議院調查國會J6騷亂委員會啟動一系列聽證會之際,該機構宣布了一項活動,呼籲公眾向Fox網站及其YouTube頻道施壓,要求網上廣告交換停止與福克斯開展業務。Check My Ads的創始人之一,Claire Atkin原先是做營銷工作的。她說廣告商們常常反復強調他們「不想贊助暴力」,可是Fox(有些評論節目)鼓勵和支持對國會大廈的襲擊,仍然收到他們的高額廣告費。

該組織的首席運營官Mikel Ellcessor指出,Fox新聞評論明星Tucker Carlson同情闖國會的那些暴徒,在紀錄片系列《愛國清洗》中宣傳J6陰謀論,錯誤地暗示J6暴力是由左翼分子煽動起來的,稱那些被抓捕的暴徒為「政治囚犯」,而贊助Carlson節目的廣告商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數字廣告資助了這樣的節目。

Fox新聞網放行這些煽動宣傳政治暴力的觀點,認為是報導不同意見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還說其他主流媒體的網絡不報導是不對的。其實Fox是過濾掉很多真實消息,沒有讓自己的觀眾看的。

網絡廣告觀察人士越來越多地呼籲,在復雜的數字廣告行業中要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制,因為數字廣告是一項不斷增長的經濟活動,估計去年總數是$5,210億美元。

與其呼籲抵制廣告商品,Check My Ads用了新的方法:對網絡廣告業務後面的廣告交易機制施加公共壓力。大約90%的網絡廣告是藉著自動過程,業內人士稱為「程序化廣告」,而不是公司直接去網站發廣告。程序化廣告好像一個證券交易所,當你訪問一個網站時,會有多個廣告商在實時向你拍賣競標。

這些交易程序是由谷歌和Verizon等公司運營的,但也有一些小公司。它們通常有內容規則,說不會將廣告放在提倡推翻政府或褒揚暴力的網頁等等。

每次Check My Ads告訴這些交易程序,說某些網站違犯了規則,這些程序就會採取行動,短信通知某公司去撤下放在某網站的廣告等等。這個方法大大削減了造謠傳謠網頁的廣告收入。這也就是利用交易程序設好的廣告發放標準,來監督和提醒他們的實施。Atkin形容Check My Ads的工作是「謠言經濟的自動取款機」。

根據NewsGuard和ComScore網絡媒體評級公司的分析,兜售虛假信息的網站每年廣告收入超過$20億美元。Check My Ads的目標不僅僅是阻止錢流入傳謠大本營,還找到網上廣告交易的陰暗運作方式。

廣告交易程序與廣告商達成協議,將許多可以放送廣告的網站列表送給廣告公司,還生成合同文件,寫下公司最希望把自己的廣告送給怎樣的讀者看,選擇價格範圍。每次你訪問一個網址,廣告交易程序會很快比較廣告價格,把競爭力最大的廣告送到你正在看的網頁。

問題來了,一個公司的廣告常常會出現在意外的地方。營銷公司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廣告旁邊有甚麼內容,萬一內容不合適就很糟糕。谷歌經營著最大的廣告交易平台,其規章說它不會在「明顯虛假」或可能「破壞選舉或民主進程的參與和信任」的網站上投放廣告。但這樣的規章實施起來有時很困難,需要常常復查。Ellcessor總裁說,如果谷歌的交易程序遵循自己的指南,Fox新聞網某些人物的網頁近年來就會因為傳播謠言被禁放廣告賺錢。

與Fox新聞作戰是艱苦的,因為說服廣告交易程序將美國收視率最高的有線新聞網絡列入黑名單並不容易。一方面你可能很難證明Fox新聞本身正在做任何明顯違反交易規則的事情,他們已經掌握如何用煽動性節目來試探和突破界線的藝術,另一方面那些掌管這些交換程序的公司可能怕冒犯保守派。

即使你能夠成功堵截Fox新聞網的在線廣告收入,也不會把它怎麼樣,因為95%的Fox新聞網利潤來自其有線廣播部門。但是Check My Ads的團隊保持樂觀,另一位創始人Nandini Jammi說,他們的這場活動不僅僅是剝奪Fox的財源而已,主要重點還是挑戰他們傳謠煽動的合法性,激發公司廣告範籌的對話--誰在贊助甚麼?Jammi曾經是社交媒體活動家組織Sleeping Giants的策劃人。他說:

「我們可以做的不僅僅是抱怨、悲傷、發推文和相互分享對Fox新聞的不滿,我們難過的是Fox新聞要把我們國家帶到哪個方向去。我們實際上可以起來反擊。」

Sunday, July 3, 2022

香港25年:訪末代總督彭定康

《BBC HARDtalk》欄目采訪目前在英國的彭定康勛爵。 記者(J):關於香港將由香港人來管理的承諾是否已經被打破了?
彭定康(P):是的。做出那個承諾的基礎是個被誤導的假設,就是中國共產黨會言之有信。但是他們完全違背了自己的承諾--這一承諾包含在提交聯合國的一項國際條約中--《中英聯合聲明》。

J:您最近出版的《香港日記》寫了這一段: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這一承諾最終能夠兌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是否會遵守中英達成的「一國兩制」協定。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曾表態,說香港的民主是遵循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的。你在笑。
P:梁振英,正如民調顯示的,當年人們都很懷疑他的背景。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我不確定,但我任港督時,每次遇到爭議,他肯定支持中共領導層提出的任何指令。所以他說的話你絕不要輕信。的確,中共已推出了他們版本的所謂「民主」。有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告訴英國議會,他們只是需要提前知道選舉結果。他們很熱衷於建立一個選舉制度,就是人民可以投票給官方支持的任何候選人。所以目前看來,任何真正相信民主的人都不會成為候選人,而那一小部分允許參選的候選人都會聽從官方的安排。

J:讓我們看看去年12月份的香港最近一次選舉。你說候選人必須經過審查,直接參選的代表人數被削減,很多人抵制選舉,最後的投票率只有三成。有一項分析說90個席位中,建制派和親北京陣營當選的佔了82個。鑒於你25年前離開香港時說的,英國已經建築了民主的基本架構,讓香港人能夠順利建設法治社會,組建清廉、精簡的政府,而現狀卻如此,你預料和擔心過嗎?
P:我平時屬於傾向於悲觀看問題的人,但我仍然抱有一點希望,認為情況可能變好。我從來不認為天安門事件會發生在香港,但懷疑一直都在。當人們爭論是否應該設立一個仲裁機制時,有人連連否定這個建議,就是當時的英駐華大使柯立達爵士,一位推動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的人,也是批評我最多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駐華辦事處被縱火,他是當事人。他否定的理由是:中共領導人可能是凶殘的獨裁者,但他們說話算數。現在看他只說對了一半,你看看中共隨意違反國際協定的例子就知道了。奧巴馬總統指出他們背棄了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他們在南海把暗沙和島礁修成堡壘,而且全面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

J:但很多人聽到這裡可能會問,比如梁振英指出,英國統治香港幾十年,直到最後一天,它從來沒有給過香港民主,這是否有雙重標準?
P:讓我來解讀他的話。如果說梁振英對英治的香港沒有民主表示遺憾,所以無權批評香港後來沒有民主,那是可笑至極的。香港的情況和任何其它的英國殖民地不同,我們沒有為香港獨立做準備,因為香港是租借的,終將歸還中國。在1950-60年代,英國政府也偶爾談論加快香港民主化的步伐,是中方(包括周恩來)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你們這麼做,香港人就會覺得那是在為獨立做準備,而香港是要回歸祖國的--這是他的原話。到了1980年代,部分原因是醞釀《中英聯合聲明》,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既然不打算設立仲裁機制,我們最好在民主進程上有所推進。我們的確加快了民主步伐,增加直選席位的數量。這些都是真的,當他們攻擊我搞民主化,罵我是「千古罪人」,指稱我和柯林頓總統之間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我至今都沒有完全搞懂。我所推行的民主是很有限的,因為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限制。我只是嘗試讓當時的選舉盡可能地公平合理,取消了一些爛透了的選區安排功能,增加了大約200萬有投票權的人口。但是最讓中共惱火的,並不是我把選舉制度改進了,而是在這樣做之前,確實徵求了香港人的意見。因為中國認為,在對香港做任何事情,達成任何協議前,都應該在中英兩個主權國之間達成協定,而與香港民眾無關。而我當時堅持,應該與香港民眾討論,至少讓他們知道將來會怎樣。

J:的確如此,但您提到過,英國當時無法實現香港人想要的那種規模和方式的民主。另外還有一項指控,是關於英國移交香港主權的方式。另一件事也被認為是雙重標準,就是西方描述香港民眾抗議的方式。那是香港行政會的成員葉劉淑儀提出來的,她是建制派新民黨的主席。她說西方媒體和政客把1月6日國會事件稱為「暴亂」,而把香港的抗議稱為「為自由而戰」,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她說《香港國安法》是用來恢復秩序、和平、安全的,這是不同的視角吧。
P:雙重標準?虧她說得出口。當然,每當我們這裡發生令人震驚的事件,比如華盛頓發生闖國會的事件,中國就會當作「雙重標準」的例子。這種說法也非完全錯誤,但我認為我們和極權國家辯論時有一大弱點。當我們民主國家不按理應的方式行事,他們就會在宣傳上得分,但是,這裡有個大大的「但是」,別忘了香港2019年的示威活動是為了甚麼,他們反對的所謂「送中」條例是引渡--可以把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人送到中國去受審。然後葉劉淑儀這樣的人就說,好啊,有了這個條例,中國就不必跑到香港來「綁架」人了。但是200萬人上街,他們的訴求沒有迎來協商和討論,而是迎來催淚瓦斯、塑膠子彈和電擊槍。

J:所以回過頭來看英國能做甚麼,以及當時是否能多做點甚麼時,你是不是覺得所有的責任都在中國?
P:咱們討論的是25年或35年前的事了。英國能多做一些嗎?當然。我認為英國在支援香港法治方面和加強對權利法案的保護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研究不同政府形式的知名專家所爭論的,有位權威的政治學家說,香港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沒有全面民主化,卻有自由和法治的社會,這絕對是事實。我不是選出來的,我是被任命的,但我被任命是為香港人服務,而不是為倫敦或北京服務。

J: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移民英國。2021年英國推出了一個新的計劃,讓香港人移民到英國。根據英國統計,現在已有10萬香港人藉這個計劃申請和得到簽證。他們預計在500萬有資格申請的人當中,有30-50萬人可能申請。或者你估計會有多少人過來?
P:我想可能接近30萬會申請,我不確定。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就是迄今為止,移民過來的香港人大多數是專業人士--教師啊,醫生或醫護人員啊。有一天我回到母校拜訪,發現他們最近招聘的一位化學老師就來自香港。
J:看來香港的人才流失。
P:是的。不光是人才流失,香港人仍然熱愛香港,但他們受不了在香港養育子女。昨天我和這樣的香港人在一起,他們要我為他們買的新書簽名。他們恨透了一直以來受到對待的方式,正如BBC在最近的廣角鏡節目中所指出的,自由開放的社會忽然失去了言論自由,你的言論可能導致坐牢,而且這種氛圍總是籠罩著,前景暗無天日。

J:你在書中說,英國政府和英國企業對中國過於順從,你認為那起到了相反效果。據你推測,鑒於北約剛剛發表的聲明,提到中國野心昭著和脅迫性政策,挑戰了我們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你是否很樂意聽到這有力度的聲明?
P:我從不覺得我們要遏制中國,但我相信我們確實應該約束中國,並且在中國有不當行為時指出來。

Thursday, June 30, 2022

婦女保健:了解妊娠流失

本文內容取自保健政策網站一篇關於自然流產的科普文章Understanding Pregnancy Loss。Pregnancy loss就是妊娠流失,一般不屬於人工流產。由於最近對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裁決,致使許多州的婦女在遇到流產事件無法得到安全重要的保健護理,我把這篇文章翻譯過來介紹點評一下。

妊娠流失分為兩類:Miscarriage也叫做自然流產(spontaneous abortion),就是無法存活的宮內妊娠在20周之內自然流失。發生在20周以後的是Still birth,也叫做宮內死胎,如果發生在28周以後,就是晚期死胎。常見的妊娠流失症狀包括陰道出血和肚痛,以至於孕婦會來到診療所尋求幫助。但也有時沒有這些症狀,乃在例行孕婦檢查時發現,比如胎兒沒有心跳。

醫生談論妊娠流失不大用abortion這個字,因為abortion常用來指孕婦自願中止妊娠,而不是胚胎自然死亡。

人們可能大多不知道,妊娠流失的發生是非常普遍的。在所有測試確認的妊娠中,大約有10-20%在13周內流失。如果算上不知道自己已懷孕的婦女,妊娠流失的數量估計在31-50%之間。我記得有人監測到自己懷孕,把這種早期流產現象稱為化學懷孕。隨著孕婦年齡增加,妊娠自然流失的機會顯著增加。妊娠流失的原因我們大多不甚清楚,醫生猜測一多半屬於基因異常,一少半歸咎於子宮腔變形(出現肌瘤和粘連等)。

在漫長的禁止墮胎的美國歷史中,很多孕婦因為妊娠流失產而被定罪。現在,有些州開始考慮限制墮胎,叫做「保護胚胎」的立法,可能會對妊娠流失的保健護理引起意想不到的後果。大致解釋如下:懷孕8周之內的妊娠流失一般是胎盤組織自己剝離和排出體外,無須特別治療,這是80%的情況。

對超過8周的流產,就要特別確保所有的殘存胎組織全都排除乾淨,醫生一般需要開墮胎藥物來幫助患者。當然,不到8周的流產也可以用墮胎藥來確保妊娠組織沒有殘留在母體內。超過8周不能存活的胎組織比較大,需要擴張宮頸,然後把胎組織從子宮中整個抽吸出來。任何時候醫生發覺死亡的胎兒沒有完全剝離排出,在14-16周之內都可以用這種方法。然而,超過16周的死胎一般來說就必須擴宮,用抽吸管和攝子把妊娠殘餘體取出來(簡寫為D&E),或者完整地取出來(簡寫為D&X),免得留在母體引起發炎感染甚至敗血症。

幾乎所有用於自然流產和死產的治療處理都與治療性流產(即人工流產)用的方法相同。因此產科醫生所需的臨床培訓非常相似。在限制墮胎的州,婦產科專業的住院醫實習可能難以獲得必要的培訓來精通這些技能。雖然這些培訓似乎很容易獲得,但調查發現,未接受過流產培訓的醫生認為缺乏培訓是他們提供這項服務的障礙。

在使用處方藥墮胎方面,有兩種墮胎藥,同時使用最好。但因為其中一種是為人工流產設計的,限制墮胎的州不會在一般藥店發放,使得很多醫生在診斷出患者的妊娠流失後無法給予充分治療。

那些禁止墮胎的州會禁止D&E或D&X手術,可這些手術是護理自然流產所需要的。所以,禁止墮胎的法律就會創造一個不利於妊娠流失婦女醫療保健護理和法律環境,讓她們不敢尋求所需要的服務。這就從負面大大影響產孕婦女的保健,甚至引起她們的生命危險。
最後,有很多州定罪那些設法自己墮胎的婦女。這些法律要求醫生做報告,讓妊娠流失的婦女也受到調查,這就損害了孕婦和醫生之間原本應該的保密信任關係。

難怪美國醫學學會和婦產科學會寫信給拜登總統,請求保留墮胎的合法性,因為這些妊娠流失的婦女需要適當的護理,才能有效預防部分殘餘妊娠組織留在體內引起嚴重的健康問題甚至死亡。

Tuesday, June 28, 2022

專家論教育體系改革

華人可能大多不了解Brookings學會。這是一家非營利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位於華盛頓特區。這家學會的使命是為了解決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社會面臨的問題,來進行深入研究,提供新思路。這個學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政府和學術界的前沿專家,就各種公共政策問題提供最高質量的研究、政策建議和分析。

本文歸納介紹了他們最近發表的一篇關於教育和發展的論文,Why we must transform our education systems, now。論文的目的是希望各個國家及其利益相關的人(比如美國),能夠利用這些洞見,去推進當地的教育改革。您如果住在美國,專家大概希望你也能了解美國教育體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步驟,特別是在經濟落後的貧窮州。

每一天,全球教育工作的挑戰都變得越發艱鉅和更加緊迫。幾天前的6月21日,有一份聯合國報告說,多達2.22億的學齡兒童受危機影響,需要緊急的教育援助--這個數字是2016年估算數目的三倍。此外,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目前報告,估計在大流行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中,10歲兒童不能閱讀簡單故事的比例已從50%左右上升到現在的70%以上。最貧窮國家的兒童和生活在偏遠地區的兒童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

我們正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不得不面對氣候變化、日益加劇的衝突和新的流行病風險時,幾億兒童可能要錯過優質教育。警鍾正在敲響,聯合國秘書長已邀請政治領導人、政策制定者、年輕人和所有利益相關者來參加2022年9月在紐約舉行的轉型教育峰會(TES),來做出教育改革的承諾。

大家都同意,教育現在需要改革,也就是轉型。但轉型意味著什麼?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分享我們觀點的一個濃縮版本,讓政策制定者能夠更好地理解轉型,以及最重要的是開始做出重大行動的承諾。我們並沒有最終的解決方案,但這裡是一個研究過去100年教育系統發展的全球智囊團,和一個低收入國家的政府在教育轉型中的作用。您可以在此閱讀完整報告。

什麼是教育系統轉型?在本質上,系統轉型要求重新審視我們整個教育系統的目標。這些目標是否符合我們所處時代?以及這些目標是否在整個社會中得到廣泛實現了?你需要一個坦率的評估。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轉型意味著將教育系統的各組成部分重新定位,讓每個部份都能為新的共同目標做貢獻。

我們提議以目的、教學法和立場為中心的三個步驟,將參與式和包容式方法作為成功轉型的關鍵。

第一步:從目標著手。教育領導人、家庭、教師、學生對教育系統的目的可能各有非常不同的期待。如果在教育體系內外沒有廣泛的共同理念,任何轉型嘗試都很難成功。教育領導人切實花時間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就教育目標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可以為達到廣泛共識鋪平道路。在葡萄牙、芬蘭和加拿大,這種共識曾在改革中成功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非洲西部的塞拉利昂,最新的教育部門計劃也是在與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群體仔細和徹底協商後製定的。除了國家和地方政府、夥伴國家和民間社會組織外,政府還特別諮詢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團體,比如自行車騎者聯盟、市場婦女協會,以及全國的各地傳統與宗教領袖。

鑑於各種利益相關者都強調嚴重不平等現象的存在,教育部門的計劃和策略優先考慮基礎學習,不是作為最終目標,而是作為每個孩子有機會獲得長遠教育成功的起點。所以,塞拉利昂政府在學校中現在大力提倡包容政策,把目前學習最少的孩子群組放在優先的努力前沿。

第二步:(重新)設計教學體系。這是為了確保學生能夠實現體系的既定目標。可惜重新設計教育體系通常對兒童的學習和發展影響有限,我們需要比較多地關注學生應該學什麼,而不只是注意這些內容如何傳遞,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特別關注那些學得最少的孩子群組。

近年來,最有希望的教學體系是「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即按兒童的接受能力水平分組教學。每天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分組的互動學習活動,實時評估,將掌握了學習內容的學生轉移到較高級別的小組。對有些學校很多學生小學畢業時未能掌握讀寫和計算能力,這種方法最為有效。相比之下,普通教學方法是全體教學,即使有時班級規模非常大也不分開。

塞拉利昂加入了第一批「世界銀行加速器計劃」國家,為的是明確改變教學重點,以加強基礎學習。此外他們還發起了「塞拉利昂教育創新挑戰賽」,以收集改善教學成果的證據。有些教學服務提供商也採用因材施教法,來改善學習效果。現在我們看到效果良好的最初跡像,因為即使COVID-19中斷了上課,學習沒有任何進展,教學也沒有重大的損失。

第三步:調整教學體系的六個部分,在課程、師資、數據評估、學校管理、資金管理、與優勝組和失敗組對話調整方面支持教學。塞拉利昂政府最近更新調整了學前教育、基礎出教育、高中教育、和公民以及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TVET)課程。

在2018年之前,塞拉利昂幾乎沒有關於教育體系統為誰服務和遺漏了誰的詳細信息,數據收集用的是紙上問卷,數據通常滯後一年,且分散在多個政府部門。塞拉利昂著手將他們的年度學校人口情況普查數字化,能夠將數據收集時間縮短到10週。通過仔細更新所提的問題,塞拉利昂了解到誰被排除在系統之外。現在,年度學生人口普查既按性別分列,又詢問學生的殘疾狀況和他們教室的可及性。

此外,教育部還將2015年以來的教育數據全部數字化和關聯起來做分析,這就提供了解決教育體系內差異問題的起點。它現在仍對支持發展更包容教育目標是個關鍵組成部分,包括追蹤和改善懷孕女孩和殘疾兒童的教育。

在投資與師資培訓時,塞拉利昂政府也特别注意使用數據來支持新的教学重點,進行必要調整。

下面要怎樣呢?我們相信可以從歷史和從目前世界各地實施的解決方案中學到很多東西,來幫助我們達到所期待的目標。 正如Sengeh部長的TES諮詢委員會聯合主席和副秘書長Amina Mohamed最近所說:「這不是小小的調節,這是很大的轉型。」

我們希望關心各國和當地發展的利益相關者能夠利用這些洞見,無論你在哪裡,都能推動轉型之旅。那些在這條道路上走在前面的人,請與我們和全世界分享您的經驗。 我們期待著你們學到的功課,加入到我們集體的共同努力,來實現全民優質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以上是Brookings教育專家的意見,你有甚麼感想?我不知道美國那些保守落後州的中小學教育體系,不過,有不少否認氣候變化、懷疑疫苗、或蠻橫表示排外的人,似乎需要受鼓勵繼續學習,得到一些機會修課。歷史啦,不同文化啦,別顯得太無知,才像個現代國家的公民。

Saturday, June 25, 2022

總統講話:這不是最後的結局

最高法院昨天的裁決推翻了羅訴韋德案。作為回應,拜登總統發表講話,其中稱這是「國家悲哀的一天」,因為這個裁決「讓美國倒退了150年」。下面是講話全文,我翻成中文。



今天,美國最高法院明確剝奪了美國人民已得到承認的憲法權利--不是「限定」,而是「剝奪」--他們前所未有地剝奪了許多美國人這麼重要的權利。這對法院、對國家是悲哀的一天。

50年前,羅訴韋德案得到裁決,從此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案例,允許婦女和她的醫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涉,來做非常個人化的決定。這重新確認了婦女平等的基本原則,讓她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目標,加強了人民的基本隱私權,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夠選擇自己如何去生活。

現在羅訴韋德案的裁決被推翻了,讓我們來說清楚:現在這個國家的婦女健康和生命遇到危險。作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高級成員,作為副總統,現在作為總統,我仔細學習過這個案件。我參與確認的大法官比誰都多,每次總要談論對這個案件的看法。

我相信羅訴韋德案是正確的裁決,在家庭和個人獨立自主的基本權利憲法和應用上,對隱私和自由都很重要。它是一個對複雜事務的裁決,小心考慮了婦女在妊娠早期決定墮胎、以及晚期能夠調整的權利,是一個有著全國廣泛民意基礎的裁決。大多數信仰傳統和背景的人現在都發覺這個裁決比之前的法律更可接受,所以它得到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所任命大法官的支持。

羅訴韋德案的裁決是7比2,由共和黨的尼克松總統所任命的大法官所寫。50年來共和黨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尼克松、里根、布什所指定的各位大法官,都在斷案時堅持了羅訴韋德案設下的原則。但有三位大法官,都由同一位總統川普所任命,是今天推翻公正天平裁決的核心,他們取消了這個國家婦女的基本權利。

不要搞錯,這是幾十年來刻意努力推翻我們法律平衡的結果,一種極端主義思想意識理念終於實現了!據我看這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悲劇性錯誤,這個法院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明確剝奪了一項對這麼多美國人已經承認的如此基本的憲法權利。

法庭如此裁決將有真實立刻的後果,許多州禁止墮胎的法律今天會自動恢復,危害幾百萬婦女的健康。有些法律對強姦和亂倫致孕沒有例外,有些極端的法律能夠懲罰想要保護自己健康的婦女,甚至強迫她們生下強姦犯的孩子,甚至定罪那些盡職照顧她們的醫生,太令人驚嘆。想想那些別無選擇,被迫生下亂倫孩子的婦女,通常那些受到衝擊最大的是貧窮婦女,生活對她們很殘酷。

事實上,法庭真的列出了那些19世紀定罪墮胎的各州法律作為依據,他們把美國帶回到150年前(婦女沒有任何權利)的情形。我認為今天是悲劇性的日子。

以上只是拜登講話的一部分,被一些媒體截取來做斷章報導,意思總統居然承認美國歷史倒退150年,不再強大了,甚至評論說拜登毫無辦法。但拜登指的是爭取人權進步的運動倒退了,12分鐘的講話至此才講了5分鐘。他講話的後面部分指出了民主黨需要繼續努力,那才是講話重點:要鬥爭下去,請大家都來參與!

但是鬥爭並沒有結束。讓我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說,能夠保證婦女選擇權利的唯一方法,是國會起來制定聯邦法律,恢復羅訴韋德對婦女權利的保護。總統的行政命令不行,國會看起來現在通過立法的票數不夠。選民的聲音需要被聽見,今年秋天我們必須選舉更多願意把婦女選擇權再次寫入聯邦法律的參議員、眾議員,選舉更多的願意捍衛這個權利的地方和州級的領導人。我們需要恢復羅訴韋德案例對婦女的保護,立為國法,我們需要選舉願意這樣去做的官員--今年秋天的中期選舉,羅是選票上的一個議題,我們個人自由是選票上的一個議題,隱私權、自由和平等,統統在選票上。

直到那一天,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在那些因著這項裁決而婦女失去保護的州捍衛她們的權利。雖然這項裁決對於大片國土投下了黑暗的陰影,仍然有很多州承認婦女選擇的權利。所以,如果一名婦女住在限制墮胎的州,最高法院的這項裁決不阻止她去到允許墮胎的外州,也不阻止那個州的醫生來幫助她。

法務部長說得很清楚,婦女必須能夠自由安全地旅行,去到另一個州尋求她們所需要的保健服務。我的政府會捍衛這一基本權利,各級政府的任何官員如果干預婦女行使基本的旅行權利,我會動用我的一切權力來反擊這種對旅行權的非民主攻襲。我的政府還會捍衛婦女尋求FDA所認證醫藥的權利,比如避孕,是預防性保健的一個基本部分。FDA 20年前所認證的Prestone,能夠安全中止早期的妊娠,通常用來處置意外流產的病例。

有一些州說他們會試圖禁止或嚴重限制這些藥物的使用,但是極端主義州長和州立法院說,他們要藉著阻止郵件,或搜索個人藥櫃,用追蹤婦女所使用的APP數據,來掌控婦女的行動。這是錯誤、極端、與大多數美國人失去共識的行為。

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婦產科醫學院致函我和哈里斯副總統,強調這種法律不是基於科學證據。他們要求我們起來保護人們得到婦科醫療保健的權利。他們說,限制獲取這些藥物的渠道,會導致美國的孕產死亡率攀升--這是他們說的。

今天我要求公共衛生服務部採取行動,確保能夠以最大限度滿足人們對這些重要藥品的需求,而政客不得干預婦女和她的醫生所做的決定。我的內閣會保持警惕,關注這一裁決所展示的含意。我得到警告,這一裁決將對於所有人更廣範圍的隱私權利帶來危險,因為羅案確認了隱私的基本權利,是很多其它權利的基礎。能夠為自己的健康做決定,是我們以為理所當然、在這個國家裡深深植根的權利。

已婚的夫婦決定避孕的權利,為了上帝的緣故,是他們在臥室之內的隱私。還有與你所愛的人結婚的權利。托馬斯大法官今天說了不少話,明確呼籲重新考慮同性戀平等結婚的權利,兩口子選擇避孕的權利。這種極端和危險的法庭路線現在找到我們頭上來了。

最後,讓我來給你兩點建議。第一,我現在呼籲所有的人,無論你多麼擔心這一裁決,請在所有抗議活動中保持和平——和平、和平、和平。不要恐嚇,暴力是我們絕對不接受的。威脅和恐嚇不是受到保護的言論,無論你多麼有理,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

第二,我知道很多人對法庭的這個裁決感到沮喪和失望,他們居然奪去這麼基本的東西。我知道很多婦女要面對極其困難的境況,我聽見你們了。我支持你們的權利,我和你們站在一起。美國人民有平等、自由、尊嚴、法治穩定的核心原則,其反響和共識,認定羅案不應被推翻。但保守派大法官佔了這個法庭的多數,這個剝奪權利的裁決表明我們的最高法院已經變得多麼極端,它離這個國家大多數人民的意願有多遙遠,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是這個樣子。

但是,最後說了算的決不是這個法院裁決,我的內閣將利用一切適當的合法權力,但國會必須行動。你們可以用選票參加行動,最後結局是你們說了算的。這場鬥爭還沒有結束!謝謝大家。

拜登的意思是選舉願意立法保護權益的議員,目前看是民主黨人或無黨派人,讓他們在國會兩院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才能打破目前的立法阻撓。

Thursday, June 23, 2022

美國基督教:成為兩個不同宗教?

本文原載於Patheos信仰論壇文章:Is U.S. Christianity becoming two separate religions?

THE QUESTION: Is U.S. Christianity becoming two separate religions?

THE RELIGION GUY’S ANSWER: If the question above seems off the wall(奇怪), at least look why it has arisen.

Two years ago, The Guy wrote that he was quite astonished by some survey research reported in “The Twentysomething Sou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 Tim Clydesdale of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and Kathleen Garces-Foley of Marymount University.

Young Americans age 30 and under, quizzed about religion, were asked how they think of God(30歲以內的年輕人對上帝的看法). One option was “a personal being, involved in the lives of people today.” It doesn’t get any simpler or more basic than that, whether you’re Jewish, Christian or Muslim. Other choices were some impersonal “cosmic life force,” or a deistic creator who is “not involved in the world now,” or that God does not exist. (有位格與人有交往?是一股宇宙生命力量?或不存在?)

Not surprisingly, the evangelical Protestants were virtually unanimous in embracing the first definition. But remarkably, only half of those in the predominantly white, theologically pluralistic “mainline” Protestant church bodies made that choice, while 40 percent favored the vague “life force.”(有40%的神學多元化主流教會信徒選上帝是某種模糊「生命力量」的答案) Young adult Catholics fell in between the two Protestant groups. (In this random sample, 30% were evangelicals, 18% Catholic, 14% “mainline” Protestant, and 29% with no religious affiliation. 但這組調查對象中只有14%的主流教會信徒。)

The Guy therefore posed the question whether Protestants’ long-running two-party rivalry “could be evolving toward a future with two starkly different belief systems.”(有不同政黨取向的基督徒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信仰體系?)

Now a more radical version of that scenario is explored at book length in “One Faith No Longer” (《不再是一個信仰》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y Baylor University sociologist George Yancey and Ashlee Quosigk, a visiting scholar of relig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ee info here.

Their provocative proposal asserts that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Christians have become so thoroughly polarized in values, goals and identity(保守派和進步派信徒有徹底不同的價值觀、目標、自我觀) that they’re no longer “subgroups within the same religion.” Rather, they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 or already are — “two distinctive religious expressions...The distinctions are so powerful that it is indeed no longer feasible to consider them in the same religious category.”

(作者)Yancey and Quosigk go so far as to compare this with the way Buddhism continued some concepts of Hinduism but evolved into a separate world religion. They say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Christianity are “all-but-separate” religions(幾乎是不同的宗教), with essential goals that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截然相反的目標)

They want to highlight this situation saying that scholars and the media have long neglected the internal life of liberal churches(忽略自由派教會的內在生活) while closely focusing on every twist and turn among the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s. (The Guy himself has done this, posting several recent items about a “crack up” among evangelical leaders and alienation between them and grass-roots believers.)

Since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political furies have exaggerated such fissures(誇大裂縫) in U.S. religion and culture, but the book says the Christian split was evident in pre-Trump America and the kernel of the phenomenon stemed from the dispute betwee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ts” and “modernists”(基要主義者與現代主義者爭辯老早就有)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hich brings up what The Guy finds confusing about this innovative new research. The book scans Christians’ attitudes toward the Bible and Islam, but not other doctrinal matters, and puts major focus on “thermometer” ratings of respondents’ warm and cold feelings toward other groups in society(比較人們對其他群組的態度,卻沒有比較保守派和進步派), assorted opinion articles, and quotes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6 conservative clergy and lay leaders and 41 from the progressive side, plus 25 pages of resource material on this subject.

Especially because the interviewees are anonymous with no breakdown by affiliation or credentials(不知受訪者的所屬宗派或學位), it’s hard to tell how much the long-running conflict among white Protestants (currently causing pending schisms in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and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shapes Black and Hispanic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especially, Catholics in this proposed Christian-wide split. Also tricky is that some of the interviewed “evangelicals” were ranked “progressive.”(有些「福音派」受訪者被評為progressive)

The “thermometer” ratings(溫度評級), from the 2012 round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howed that progressives are more likely to disdain conservatives and their beliefs than the reverse, and that they feel more solidarity with non-Christians and atheists than fellow Christians who are conservative. These Christians who usually promote tolerance lean toward intolerance against the Christian right.(據說進步派藐視保守派的程度更甚,他們感到與非信徒更團結。提倡寬容卻傾向於對右翼信徒不寬容。)

“Different core goals” are said to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divide. Progressives promote what the authors summarize as “a humanistic ethic of social justice,”(進步派提倡人文主義的社會公義倫理) while conservatives center their faith on obedience to God as revealed in an authoritative Bible(保守派以順服聖經所啟示的權威上帝為重點), traditionally understood. Progressives shun the “particularism” of conservatives, especially their belief that Christianity is the one true faith or the truest of faiths, and their related insistence on seeking converts from other religions.

The book says the two sides “have distinct systems of belief that use similar terms infused with contrasting meanings,” and concludes that “other than being called Christian,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ny argument that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belong in the same religious group.” It contends that America has never before experienced such a condition.

What do you make of all this? Comments welcomed.(你有甚麼看法?歡迎評論。--我對那段溫度評級的看法不以為然。我感到剛好相反,是保守派喜歡批判和表達不寬容。)

Monday, June 20, 2022

憲法與隱私權

弟兄姊妹們,先問你們一個問題:上帝創造人的時候給了人哪些權利?可以自由發言嗎?可以自由結盟嗎?可以指出和抗議不公平嗎?...如果有人說,這些權利是世俗的價值觀,不是上帝賦予的,那麼我敢說那是因為小看了上帝,或者你心目中的上帝形象太不公平仁慈,好像祂連人文主義者都不如一樣。

本文內容取自一位法學教授Scott Skinner-Thompson寫了發表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的文章。

美國憲法並沒有特別提到隱私。但半個世紀以來,最高法院一直將隱私視為保護個人自由的結果。幾乎所有的美國成年人--為人父母的、患者、性活躍的人--都會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行使隱私權。Skinner-Thompson教授研究憲法中的隱私權。他發現隱私權是許多權利的來源,包括那些最寶貴、最受反對(比如墮胎)、最常用的權利。

隱私權是自由的關鍵成分。最高法院首次正式認定所謂的「決策隱私」是1965年,就是能夠獨立控制我們個人生活和身體的權利,說這是隱含在其他明確的憲法權利中的。例如第一修正案的言論和集會權利允許人們私下決定他們要說什麼,以及與誰交往;第四修正案限制政府干涉人們的私有產業、文件和財物。

按照決策隱私的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在一個案子(Griswold訴Connecticut)中得出結論:人們擁有隱私權,政府不可禁止已婚夫婦使用避孕措施。簡言之,法院澄清了隱私權的憲法淵源。

在1973年Roe訴Wade案中保護墮胎權利的判決中,法院認為,決策隱私有著憲法的保證,也就是保證人們不能「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稱為正當程序條款,在憲法中出現了兩次(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決策隱私還為保護許多其它重要日常活動的決策權利提供了基礎。例如隱私權保護人能夠自願性交的權利而不被送進監獄。隱私權支持人結婚,對象不分種族或性別。

隱私權對於家人能夠住在一起也很重要,政府不得進行不適當的干預。1977年有一個案例,法院根據家庭生活隱私權裁定,儘管違反了住房分區法令,一位祖母可以接她孫子們來同住,以便照顧他們。

與自由權相結合,隱私權還保護人的醫療決策自由。例如在1990年的一個案例中,法院得裁定「有智能的人具有受憲法保護的自由,可以拒絕不想要的醫療處置」。

決策隱私並非唯一受憲法保護的隱私權。197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William Rehnquist指出,「隱私」概念可以是各色各樣的,並且法律承認了截然不同的「隱私」權,包括信息隱私--限制政府披露關乎個人的信息。

根據一些權威人士的說法,隱私權甚至延伸到傑出的公眾和政治人物。在1977年的另一項關鍵裁決定中,首席大法官Warren Buger和Rehnquist兩位保守派大法官提出,前總統理尼克松對他總統期間涉及個人生活的文件有隱私權。下級法院也根據信息隱私權來限制政府披露個人性取向或艾滋病狀況的能力。

總而言之,雖然憲法中沒有隱私這個詞,隱私卻是許多憲法能夠保護我們的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密切活動的基礎。如果隱私權會在未來最高法院的裁決中受到侵蝕,與之相關的許多權利也會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