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投資者要看企業的「可持續指數」?因為他們希望投資在注意環境保護、講究社會良知、和政府公益建設項目中(簡稱ESG投資),而避免投資在化石燃料、煙酒和武器生產等等企業。為此,金融投資部門創立了一個指數來衡量,叫做可持續指數,把衡量企業生產符合一定標準的企業納入ESG的投資範圍。這個指數促使很多企業為了吸引投資人,在運營時開始認真考慮降低碳排放問題。
不過最近傳出令人意外的消息,生產電動車輛的Tesla公司今年5月被排除在標普500的ESG名單中之外,而Exxon石油公司卻留在他們的名單之內。這是怎麼搞的?專家資訊網站有篇文章解釋了這個問題,我記在這裡。
排除Tesla和保留Exxon這件事引發了一場關於ESG評分的激烈辯論。現在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投資管理利用ESG標準來衡量企業,但糟踏環境的問題還是越來越嚴重,於是乾脆有人說那個分數是「騙局」。美國的證券交易所現在提議把衡量ESG企業的標準公開。
Tom Lyon是密西根大學商業經濟學的教授。他介紹了ESG評分以及可以改進、使其更加符合投資者期望的地方。
ESG 評級機關一般將公司與同行業內的其他公司進行比較,所以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評級與汽車公司或科技公司是分開的。
Exxon在很多方面相對於石油天然氣類別的其他公司而言都相當不錯,然而若將它與蘋果公司比,它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很糟糕。Tesla在環境方面評分很高,可是它的社會和治理因素把評分拉低了--有人指控公司內有種族歧視;廠內的工作條件差;當它的自駕車安全性受調查時,Tesla似乎也不積極配合。這些都是Tesla的ESG評分降級的原因。
ESG的評分標準還有別的偏差。比如,只考慮企業生產過程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不理會使用它產品時所排放的。這就使得Tesla沒有得到更高的評分,而Exxon沒有減掉更多的分數。
怎樣能夠改進ESG的投資評分,讓這個分數更符合投資人所預期的結果呢?一個策略是投資公司篩選比較少數目的公司,仔細審核,然後利用投資者的影響力來監控企業廢物排放行為和推動改革。
另一個策略是評分機構不要再把各種不同的衡量尺度匯集在同一個分數裡。關注南美洲的人權問題評一個分數,關注氣候改變評另一個分數,等等。把ESG各方面評分目的放在一個數字裡,總難免在各方面有所取捨。
衡量環境因素一般數據比較多,所以E分數是最容易評級的類別。例如科學數據表明苯對人體健康有害,而EPA的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列出各種廠家設施排放的苯量,於是可以根據苯的暴露量來評分,其他有毒化學物質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可以制定類似的評分。
至於社會良知和政府公益建設,你很難用一個S分數或G分數來衡量。比如在G類企業,你如何衡量領導層的種族多樣性呢?首席執行官是否任命裙帶關係的董事會未必反映在企業董事會的種族比例上。
證券交易機構正在考慮第三種策略,就是要求企業加強信息披露,讓投資者能夠更好地了解企業的ESG的監管內容。他們在5月25日提出新的ESG信息報告規則,包括環保基金的公司披露溫室氣體排放的數據。
目前的ESG評分還忽略了哪些問題呢?他們通常忽略重要的抉擇行為,特別是企業的政治活動。很多公司喜歡玩綠色遊戲,但投資者很少了解這些公司背後的政治身分。聽說有很多公司搞骯髒政治勾當的證據,比如一個企業口說支持徵收碳稅,卻捐贈給專門游說國會的團體,反對制定或實施任何氣候政策。
Luon教授認為這是ESG評分領域最嚴重的失敗,但美國沒有數據來充分追踪這種行為,因為國會沒有要求企業披露所有類型的政治支出,尤其是捐給超級PAC的所謂「黑錢」。
有幾家機構,例如InfluenceMap,正在收集有關方面的更多詳情。他們花費大量時間查看企業的年度報告、稅務申報、新聞稿、廣告以及任何有關游說和競選支出的信息。它給Exxon Mobil在氣候方面的政治行動評分是D-。
如果你感到ESG評分不解決你的問題,那麼投資人可以乾脆自己選擇。比如你主要注重的氣候變化問題,那麼你可以集中投資在風能、太陽能、或電動車公司。ESG互惠基金常常稱那些ESG公司管理得比較好,但也有內部人士說是未必。Blackrock可持續投資頭目Tariq Fancy說,現在的ESG投資組合與非ESG的基金相比,沒有多少差別,兩者持有幾乎同一批企業股權。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投資壓力真的會推動美國走向比較可持續的未來嗎?如果您想有所作為,可以考慮花時間與進步或支持民主的團體合作,因為沒有公眾的壓力和民主,國家不可能做出好的環境決策。
Biblical or not, everybody has his/her own ideas/views of God. Even you have never entered a seminary, you have had your theology. This is a site for anybody who is interested in reading and sharing their evangelical theology understandings. Christianity is not just about what you do, or what you know, it is about what you FEEL! For God's love is to be felt.
Friday, June 3, 2022
Wednesday, June 1, 2022
甚麼是基督教神學的「解構」?
近年來有不少基督徒談論Deconstruction,就是「解構」。我一直不太明白這個字的準確含意,今天搜索一下,原來不同人把這個字當作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把它當作失去信仰、變成無神論者或「屬靈而不信宗教」的無宗教人士的過程,另一些人把它當作信耶穌而對教會體制失去信心的狀況。
還有些人,解構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拋棄與「福音主義」標籤有關的文化政治包袱,回歸正統的基督教,以及更加委身教會。本文內容取自《今日基督教》文章,The Most Dangerous Form of Deconstruction,是公共神學家Russell Moore所寫。
從某個層面來說,對於上述關於「解構」的不同理解也許不必互相排斥,只代表了不同視角吧。你想想evangelical這個字現在的意思就知道,另一個表達了多方面含意的字。或許我們可以爭辯說,所有的美國福音派基督信仰都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解構,看你用的是這個字的哪方面意思吧。
或許你可以把解構的發生看成思想架構的變化。前不久有個人問Moore,有多少教會或機構受到政治和文化騷動的衝擊?真實答案是所有教會,百分之百,即使沒有陷入明明的文化戰辯論,也清醒意識到弟兄姊妹之間有不同觀點,一觸即發。
此外,無論是基督徒個人還是教會領袖,人們恐怕不知道,最危險形式的解構並不是人們有懷疑、被醜聞毀謗、或被教會的所見所聞傷害。另一種形式的解構是burnout,就是積極在教會服事的人失去熱情,疲倦放棄。
咱們一般都以為這種蠟燭燃盡的現象只是工作過度、體力變為不支的結果,但有個Jonathan Malesic寫了一本書,說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Malesic用踩高蹺來形容蠟燭燃盡現象:你的指望與現實相差太遠了。
踩高蹺是一種將理念與實際努力結合的體驗。當兩支高蹺配合得當時,你可以向前移動--雖然不容易,但你可以走。 然而,當兩支高蹺配合不當時,也就是說,當理想和現實完全不同,人們會找到另外的應對方式,這可能會引起倦怠和放棄。
當我們對工作的期待太高時,指望工作帶給我們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而實際上工作不能實現這樣的滿足,我們就會很失望,希望轉行了。甚麼工作都一樣。在教會工作中,我們期待品格得到塑造,至少藉著敬拜、宣教、教導等等工作,指向人生的意義。然而,當人們看到基督教面紗後面的實際操作,並沒有在得到激勵去邁向聖潔、溫和、更像基督、心意更新、擔當他人的重擔等等,如同新約所勉勵的教會,他們就會失望,甚至質疑是否受騙了。
Malesic說,有些人不顧現實如何都能堅持他們的理念,不被解構。他們看見人遇到危機就離開,就會告訴自己和勸別人:想想那些好的事情吧;大多數人不是那麼糟;教會總是由不完美的人組成等等。這些說法雖然也對,但他們其實是不想聽見人們公開談論借上帝的名做惡的行徑。為了教會的名聲,他們覺得有必要遮掩。
但更重要的是,在職場中「不談它會自己消失」的心態是站立不住的。如果我們的倫理觀念很強,但是用虛假版本的現實來安慰自己,我們最終會看穿自己的錯覺,其他人肯定也會。這時就會導致另一種沮喪和倦怠,也就是開始絕望,以為任何問題都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然而,最危險形式的解構是那些永遠沒看到自己正在解構的人。他們看起來一直都在堅信,從未改變,而且他們仍然屬於或領導相同的機構。事實上他們往往激烈譴責別人解構,或者仍想知道為什麼可敬、值得信賴的信仰體系會結出這麼可怕的果實。--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解構,他們的理念和現實有天壤之別,以致他們完全接受現實、放棄了理念都不知道。
起初他們還可以找到理由,說從前的信念過於理想化。可是他們的理由並不符合他們原來的所信所望:人們期望教會活出耶穌的要求,愛鄰舍,捨己服務他人等等,本來沒甚麼不現實。然後,他們開始忽略周圍人的實際人格需要,變得輕忽。基督教組織一旦只剩下體制架構,或只剩下活動、神學命題,甚至只有自己的神學立場與發言平台,這些東西最終就要摧毀他們的人品,無法保護和建設這些體制架構。
更糟的是,他們泯滅了悔改所需要的個人良知。一個人很容易出沒於市場或政治舞台,年復一年地玩弄他們「觀眾」的期待,卻從事耶穌基督教會所完全不該的事情,不僅害了教會和信徒,讓人的信心生活受損,而且遊戲人生害自己。
一旦他們將信仰的道德原則縮減成維護自己利益的原則,他們基本上就解構了自己的整個信仰架構。這是最危險形式的解構,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只注意別人名義上是否離開信仰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事拆除虛假標籤、回歸正統的解構,與最大的沮喪、失望、無助源頭相爭的解構。
先知以利亞相信他遇到了絕望境地時,他並沒有發瘋,上帝的子民的確被偶像所俘虜,但他必須來到一個能聽見上帝聲音的地步,詢問「你在這裡做甚麼?」施洗約翰差門徒去問耶穌「你是不是我們所等候來解救的人」,或者耶穌門徒在他釘十字架後談論「這是不是我們所盼望來拯救以色列的人」,他們問得很合理。
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解構,而是要解構的是甚麼觀念。你要把禾稭草木解構燒掉呢?還是要把自己的靈魂解構,變成冷漠瘋狂的棒子,不准別人悲哀問上帝?
與質疑的人相比,有時看起來最有信心最堅定的人,就是那些一天到晚打擊異端、指責別人超越正統界線的人,正是那些放棄了重生、思想更新和基督最終審判的人。對他們來說,剩下的只是一種正統觀念的殼子,沒有活著的基督,只有一個精心策劃的品牌。而這恐怕是最令人悲哀的解構。
還有些人,解構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拋棄與「福音主義」標籤有關的文化政治包袱,回歸正統的基督教,以及更加委身教會。本文內容取自《今日基督教》文章,The Most Dangerous Form of Deconstruction,是公共神學家Russell Moore所寫。
從某個層面來說,對於上述關於「解構」的不同理解也許不必互相排斥,只代表了不同視角吧。你想想evangelical這個字現在的意思就知道,另一個表達了多方面含意的字。或許我們可以爭辯說,所有的美國福音派基督信仰都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解構,看你用的是這個字的哪方面意思吧。
或許你可以把解構的發生看成思想架構的變化。前不久有個人問Moore,有多少教會或機構受到政治和文化騷動的衝擊?真實答案是所有教會,百分之百,即使沒有陷入明明的文化戰辯論,也清醒意識到弟兄姊妹之間有不同觀點,一觸即發。
此外,無論是基督徒個人還是教會領袖,人們恐怕不知道,最危險形式的解構並不是人們有懷疑、被醜聞毀謗、或被教會的所見所聞傷害。另一種形式的解構是burnout,就是積極在教會服事的人失去熱情,疲倦放棄。
咱們一般都以為這種蠟燭燃盡的現象只是工作過度、體力變為不支的結果,但有個Jonathan Malesic寫了一本書,說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Malesic用踩高蹺來形容蠟燭燃盡現象:你的指望與現實相差太遠了。
踩高蹺是一種將理念與實際努力結合的體驗。當兩支高蹺配合得當時,你可以向前移動--雖然不容易,但你可以走。 然而,當兩支高蹺配合不當時,也就是說,當理想和現實完全不同,人們會找到另外的應對方式,這可能會引起倦怠和放棄。
當我們對工作的期待太高時,指望工作帶給我們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而實際上工作不能實現這樣的滿足,我們就會很失望,希望轉行了。甚麼工作都一樣。在教會工作中,我們期待品格得到塑造,至少藉著敬拜、宣教、教導等等工作,指向人生的意義。然而,當人們看到基督教面紗後面的實際操作,並沒有在得到激勵去邁向聖潔、溫和、更像基督、心意更新、擔當他人的重擔等等,如同新約所勉勵的教會,他們就會失望,甚至質疑是否受騙了。
Malesic說,有些人不顧現實如何都能堅持他們的理念,不被解構。他們看見人遇到危機就離開,就會告訴自己和勸別人:想想那些好的事情吧;大多數人不是那麼糟;教會總是由不完美的人組成等等。這些說法雖然也對,但他們其實是不想聽見人們公開談論借上帝的名做惡的行徑。為了教會的名聲,他們覺得有必要遮掩。
但更重要的是,在職場中「不談它會自己消失」的心態是站立不住的。如果我們的倫理觀念很強,但是用虛假版本的現實來安慰自己,我們最終會看穿自己的錯覺,其他人肯定也會。這時就會導致另一種沮喪和倦怠,也就是開始絕望,以為任何問題都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然而,最危險形式的解構是那些永遠沒看到自己正在解構的人。他們看起來一直都在堅信,從未改變,而且他們仍然屬於或領導相同的機構。事實上他們往往激烈譴責別人解構,或者仍想知道為什麼可敬、值得信賴的信仰體系會結出這麼可怕的果實。--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解構,他們的理念和現實有天壤之別,以致他們完全接受現實、放棄了理念都不知道。
起初他們還可以找到理由,說從前的信念過於理想化。可是他們的理由並不符合他們原來的所信所望:人們期望教會活出耶穌的要求,愛鄰舍,捨己服務他人等等,本來沒甚麼不現實。然後,他們開始忽略周圍人的實際人格需要,變得輕忽。基督教組織一旦只剩下體制架構,或只剩下活動、神學命題,甚至只有自己的神學立場與發言平台,這些東西最終就要摧毀他們的人品,無法保護和建設這些體制架構。
更糟的是,他們泯滅了悔改所需要的個人良知。一個人很容易出沒於市場或政治舞台,年復一年地玩弄他們「觀眾」的期待,卻從事耶穌基督教會所完全不該的事情,不僅害了教會和信徒,讓人的信心生活受損,而且遊戲人生害自己。
一旦他們將信仰的道德原則縮減成維護自己利益的原則,他們基本上就解構了自己的整個信仰架構。這是最危險形式的解構,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只注意別人名義上是否離開信仰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事拆除虛假標籤、回歸正統的解構,與最大的沮喪、失望、無助源頭相爭的解構。
先知以利亞相信他遇到了絕望境地時,他並沒有發瘋,上帝的子民的確被偶像所俘虜,但他必須來到一個能聽見上帝聲音的地步,詢問「你在這裡做甚麼?」施洗約翰差門徒去問耶穌「你是不是我們所等候來解救的人」,或者耶穌門徒在他釘十字架後談論「這是不是我們所盼望來拯救以色列的人」,他們問得很合理。
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解構,而是要解構的是甚麼觀念。你要把禾稭草木解構燒掉呢?還是要把自己的靈魂解構,變成冷漠瘋狂的棒子,不准別人悲哀問上帝?
與質疑的人相比,有時看起來最有信心最堅定的人,就是那些一天到晚打擊異端、指責別人超越正統界線的人,正是那些放棄了重生、思想更新和基督最終審判的人。對他們來說,剩下的只是一種正統觀念的殼子,沒有活著的基督,只有一個精心策劃的品牌。而這恐怕是最令人悲哀的解構。
Sunday, May 29, 2022
那些大規模槍擊殺手是誰?
在學校裡開槍的無目標射擊是近年來美國的獨特現象。每次發生後人們就悲哀,詢問怎樣防止下一次。政客們大多發現槍手遇到人生煩惱沒有解決,然後不了了之。難道他們真的不能夠制定甚麼法律來防止類似事件嗎?
《Politico》報社的記者採訪兩名刑法教授,Peterson教授和Densley教授。他們三年前開始參與國家司法研究所的工作,分析那些在學校、職場、教會開槍射殺者的數據庫,採訪那些人的家人和童年朋友,甚至存活下來正在服刑的殺手。他們還找到幾位原本計劃出去射殺,但改變了主意的人。
兩位教授的研究發現發表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書裡,The Violence Project: How to Stop a Mass Shooting Epidemic。這些槍擊犯人有相當的共同之處,作者說政客們完全可以制定政策,在這些人開槍之前找到他們。下面是一份整理的訪談紀錄,我用J代表記者,用教授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代表教授。
J:由於你們二位花很多時間研究大規模槍擊案,前天發生的Uvalde小學槍擊案會令你們吃驚嗎?
P: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吃驚。因為大規模射殺有社會傳染性,媒體越引導大眾注意,其他的槍手就越會跟著做。但這次特別難過,因為我有三個上小學的孩子。
D:我也是兩個男孩的父親,他們一個5歲,一個12歲。我這12歲的孩子知道我專門研究這個,他希望我能說這種事可以防止,但我無法保證甚麼--太痛心了。
J:你們說上次在紐約Buffalo超市與這次德州Uvalde小學的射殺有共同的原因嗎?
P: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你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們的研究告訴我們這很有可能。你有個18歲的年輕人搞一場可怕的屠殺,人們到處提說他的名字和他所接受的「大替代論」,於是另一個18歲的孩子在旁觀看,就足夠增加他的膽量也做出來了。我們有這種例子。
D:大規模槍擊手會研究別的殺手。他們常常會找到自己的某種相似之處,比如「原來有其他人和我的感受相同」之類。
J:你們能說說根據研究發現,大規模射殺犯有哪些特點?
P:他們成為殺手的途徑其實相當一致。早期童年創傷是個基礎,無論是家庭暴力、性侵襲、父母自殺,或是在學校受到極端霸凌,都導致急迫、絕望、孤單、被同伴排斥和自我否定,有時他們嘗試自殺。這些行為和跡象構成可以辨認出來的危機。這些人的自殺嘗試和傳統的自殺不同,他們的自我討厭轉變成針對一個群體。他們開始自問「這是誰的錯」,是某個族裔呢?或是婦女?或是某個宗教群體?或是同學們?他們轉向發洩,以及尋求名聲。
J:你們寫了大規模槍擊總是一種狂暴的自殺,大眾知道嗎?
P:我想大多數人不知道這是槍手的自殺行為。大規模射殺的人一般都計劃的是最後行動。所以你就別指望現場有別人持槍能夠阻止他了,說不定那還反而激勵他開槍呢,因為他來就是打算要被殺死的。這種自殺行為很恐怖,做自殺預防工作的人都很了解。
J:過去幾星期內,我聽見很多人指責殺手是「怪物」或「純粹的邪惡」等等,你們說這種言詞實際上把事情搞得更糟,為甚麼?
D:把這種自殺問題解釋為純粹的邪惡,或加上恐怖主義襲擊或仇恨犯罪等等其它標籤,讓人感覺好些,好像你找到了做案動機。但這些標籤並沒有解決問題,反倒防礙我們認識到這些槍擊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僅僅幾天之前,這位槍擊手還是某人的兒子、孫子、鄰居、同事或同學。我們如果想要在他們成為怪物之前進行干預,必須認出他們是生活中遇到很大困擾的人。
P:Buffalo那位射手告訴他的老師了,他在畢業之後要從事謀殺-自殺。人們一般不相信這是真話,因為總是以為做出這種事情的都是邪惡的精神病怪物,而這人只是我班上的一個孩子--他們聯繫不起來。
J:有人批判你們對槍手太同情了嗎?
P:我們不是想要為這些人找理由,也不是說他們不該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我們其實是在為這些人的暴力傾向找路:他們是從哪裡來?能夠往哪裡去?只有開始觀察數據,才可能找到辦法解決。
J:那麼解決方案到底是甚麼呢?
D:我們現在每個人所能夠做的,是把武器安全存放好,或直接和你的孩子交流。
P:實在說,我們需要體制上的資源,比如在學校建立團隊來調查遇到危機的孩子們,他們的心理健康。很多學校沒有這些關懷服務,社區沒有心理保健部門,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問題多多,也不會特別地積極敦促孩子及時去看醫生。
J:你們的書裡說,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的學校應該雇用50萬心理醫師,假如每個醫生年薪是中等程度的$7萬,就需要$350億的基金,你認為國家或各州能拿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錢來搞心理健康建設嗎?
D:每次這類慘案發生,我們總是問自己:這次總算該做點甚麼了吧?共和黨人總是說,這是心理問題,我們不打算改槍枝法律。沒有人說「讓我們出錢來做吧,人民會贊同的」。所以,這裡缺的是一枚政治棋子。
J:民主黨人談論心理健康問題嗎?
D:政治上人們經常把槍枝控制和心理健康問題分開,好像兩者是無關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不能獨自解決問題,都需要聯合運作。人們必須接受,這問題是有複雜性的。
P:1999年的Columbine高中槍擊案發生後,人們為學校安裝金屬探測器,部署武裝警衛、教孩子如何逃跑和隱藏,結果人們發現這些不管用。因為在90%的情況下,到學校開槍的是自己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是闖進來的外人。認識到訓練人們預防自殺、出資雇用學生的心理輔導對於公共安全很重要,明州剛剛立法來做,我希望我們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D:在Uvalde小學,槍手在一個教室內射殺的時候,外面的停車場有一大幫持槍的人都沒有用。
J:你們支持紅旗警告法令嗎?
P:我們的研究結果當然支持這類法令,因為很多肇事者都積極顯示了預警信號:他們談論槍擊,他們告訴人自殺傾向等等。但是Buffalo超市的案件給我們看到,書面上有個紅旗警告法不等於人們知道怎樣實施。
J:應該如何改進,才能夠讓立法更加有效呢?
D: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培訓和讓眾人都知道,不光知道法律的存在和如何運作,還知道自己的責任。第二是執法部門,如何安全地移除武器?特別是警員少,並需要進入某人家中移除他們所有武器彈藥的時候。
J:紐約州有個紅旗警告法,為甚麼未能夠制止Buffalo槍擊案?
P:據我們所知,好像警察、精神保健機構和學校缺乏教育。這三個機構中若有任何一方啟動了紅旗警告過程,就應該能夠防止槍手買槍。這說明我們現有體制的局限,執法人員調查了,但這人手中當時還沒有槍,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沒人感到需要負責安排社區人員來長期幫助他。
D:另外我們是等出事了才警覺。即使他們不是下一個射手,還是有些不對頭。我們如何能夠幫助這些人改變感受,重新歸回社會呢?不能只是看「威脅」二字。
J:你們的書中寫一個槍手,在開火之前幾分鐘給一家心理諮詢所打電話,我挺驚訝。這樣的伸手求援和溝通會經常發生嗎?
P:老的一般不這麼做,年輕的槍手幾乎總是這樣做--如果你說「我明天要去學校開槍」,你還說「我不在乎死了還是活著」,這等於說「我徹底不抱希望」,然後你發表想法讓人們看見,因為你其實是希望有人阻止--我們需要聆聽這些人,因為越不理睬,他們就越憤怒。佛州Parkland高中槍擊案的那名殺手剛被學校開除,憤怒回到學校做案,可見這種問題不是懲罰能夠解決的。
(本文是根據雅虎新聞報導的內容翻譯。)
《Politico》報社的記者採訪兩名刑法教授,Peterson教授和Densley教授。他們三年前開始參與國家司法研究所的工作,分析那些在學校、職場、教會開槍射殺者的數據庫,採訪那些人的家人和童年朋友,甚至存活下來正在服刑的殺手。他們還找到幾位原本計劃出去射殺,但改變了主意的人。
兩位教授的研究發現發表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書裡,The Violence Project: How to Stop a Mass Shooting Epidemic。這些槍擊犯人有相當的共同之處,作者說政客們完全可以制定政策,在這些人開槍之前找到他們。下面是一份整理的訪談紀錄,我用J代表記者,用教授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代表教授。
J:由於你們二位花很多時間研究大規模槍擊案,前天發生的Uvalde小學槍擊案會令你們吃驚嗎?
P: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吃驚。因為大規模射殺有社會傳染性,媒體越引導大眾注意,其他的槍手就越會跟著做。但這次特別難過,因為我有三個上小學的孩子。
D:我也是兩個男孩的父親,他們一個5歲,一個12歲。我這12歲的孩子知道我專門研究這個,他希望我能說這種事可以防止,但我無法保證甚麼--太痛心了。
J:你們說上次在紐約Buffalo超市與這次德州Uvalde小學的射殺有共同的原因嗎?
P: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你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們的研究告訴我們這很有可能。你有個18歲的年輕人搞一場可怕的屠殺,人們到處提說他的名字和他所接受的「大替代論」,於是另一個18歲的孩子在旁觀看,就足夠增加他的膽量也做出來了。我們有這種例子。
D:大規模槍擊手會研究別的殺手。他們常常會找到自己的某種相似之處,比如「原來有其他人和我的感受相同」之類。
J:你們能說說根據研究發現,大規模射殺犯有哪些特點?
P:他們成為殺手的途徑其實相當一致。早期童年創傷是個基礎,無論是家庭暴力、性侵襲、父母自殺,或是在學校受到極端霸凌,都導致急迫、絕望、孤單、被同伴排斥和自我否定,有時他們嘗試自殺。這些行為和跡象構成可以辨認出來的危機。這些人的自殺嘗試和傳統的自殺不同,他們的自我討厭轉變成針對一個群體。他們開始自問「這是誰的錯」,是某個族裔呢?或是婦女?或是某個宗教群體?或是同學們?他們轉向發洩,以及尋求名聲。
J:你們寫了大規模槍擊總是一種狂暴的自殺,大眾知道嗎?
P:我想大多數人不知道這是槍手的自殺行為。大規模射殺的人一般都計劃的是最後行動。所以你就別指望現場有別人持槍能夠阻止他了,說不定那還反而激勵他開槍呢,因為他來就是打算要被殺死的。這種自殺行為很恐怖,做自殺預防工作的人都很了解。
J:過去幾星期內,我聽見很多人指責殺手是「怪物」或「純粹的邪惡」等等,你們說這種言詞實際上把事情搞得更糟,為甚麼?
D:把這種自殺問題解釋為純粹的邪惡,或加上恐怖主義襲擊或仇恨犯罪等等其它標籤,讓人感覺好些,好像你找到了做案動機。但這些標籤並沒有解決問題,反倒防礙我們認識到這些槍擊手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僅僅幾天之前,這位槍擊手還是某人的兒子、孫子、鄰居、同事或同學。我們如果想要在他們成為怪物之前進行干預,必須認出他們是生活中遇到很大困擾的人。
P:Buffalo那位射手告訴他的老師了,他在畢業之後要從事謀殺-自殺。人們一般不相信這是真話,因為總是以為做出這種事情的都是邪惡的精神病怪物,而這人只是我班上的一個孩子--他們聯繫不起來。
J:有人批判你們對槍手太同情了嗎?
P:我們不是想要為這些人找理由,也不是說他們不該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我們其實是在為這些人的暴力傾向找路:他們是從哪裡來?能夠往哪裡去?只有開始觀察數據,才可能找到辦法解決。
J:那麼解決方案到底是甚麼呢?
D:我們現在每個人所能夠做的,是把武器安全存放好,或直接和你的孩子交流。
P:實在說,我們需要體制上的資源,比如在學校建立團隊來調查遇到危機的孩子們,他們的心理健康。很多學校沒有這些關懷服務,社區沒有心理保健部門,這些孩子的父母一般問題多多,也不會特別地積極敦促孩子及時去看醫生。
J:你們的書裡說,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的學校應該雇用50萬心理醫師,假如每個醫生年薪是中等程度的$7萬,就需要$350億的基金,你認為國家或各州能拿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錢來搞心理健康建設嗎?
D:每次這類慘案發生,我們總是問自己:這次總算該做點甚麼了吧?共和黨人總是說,這是心理問題,我們不打算改槍枝法律。沒有人說「讓我們出錢來做吧,人民會贊同的」。所以,這裡缺的是一枚政治棋子。
J:民主黨人談論心理健康問題嗎?
D:政治上人們經常把槍枝控制和心理健康問題分開,好像兩者是無關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不能獨自解決問題,都需要聯合運作。人們必須接受,這問題是有複雜性的。
P:1999年的Columbine高中槍擊案發生後,人們為學校安裝金屬探測器,部署武裝警衛、教孩子如何逃跑和隱藏,結果人們發現這些不管用。因為在90%的情況下,到學校開槍的是自己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是闖進來的外人。認識到訓練人們預防自殺、出資雇用學生的心理輔導對於公共安全很重要,明州剛剛立法來做,我希望我們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D:在Uvalde小學,槍手在一個教室內射殺的時候,外面的停車場有一大幫持槍的人都沒有用。
J:你們支持紅旗警告法令嗎?
P:我們的研究結果當然支持這類法令,因為很多肇事者都積極顯示了預警信號:他們談論槍擊,他們告訴人自殺傾向等等。但是Buffalo超市的案件給我們看到,書面上有個紅旗警告法不等於人們知道怎樣實施。
J:應該如何改進,才能夠讓立法更加有效呢?
D: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培訓和讓眾人都知道,不光知道法律的存在和如何運作,還知道自己的責任。第二是執法部門,如何安全地移除武器?特別是警員少,並需要進入某人家中移除他們所有武器彈藥的時候。
J:紐約州有個紅旗警告法,為甚麼未能夠制止Buffalo槍擊案?
P:據我們所知,好像警察、精神保健機構和學校缺乏教育。這三個機構中若有任何一方啟動了紅旗警告過程,就應該能夠防止槍手買槍。這說明我們現有體制的局限,執法人員調查了,但這人手中當時還沒有槍,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沒人感到需要負責安排社區人員來長期幫助他。
D:另外我們是等出事了才警覺。即使他們不是下一個射手,還是有些不對頭。我們如何能夠幫助這些人改變感受,重新歸回社會呢?不能只是看「威脅」二字。
J:你們的書中寫一個槍手,在開火之前幾分鐘給一家心理諮詢所打電話,我挺驚訝。這樣的伸手求援和溝通會經常發生嗎?
P:老的一般不這麼做,年輕的槍手幾乎總是這樣做--如果你說「我明天要去學校開槍」,你還說「我不在乎死了還是活著」,這等於說「我徹底不抱希望」,然後你發表想法讓人們看見,因為你其實是希望有人阻止--我們需要聆聽這些人,因為越不理睬,他們就越憤怒。佛州Parkland高中槍擊案的那名殺手剛被學校開除,憤怒回到學校做案,可見這種問題不是懲罰能夠解決的。
(本文是根據雅虎新聞報導的內容翻譯。)
Friday, May 27, 2022
打擊謠言的勇士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is never easy. It needs much courage. It makes you less safe... etc. Fighting misinformation is a justice issue.
Homeland Security’s newly launched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lasted only a few weeks, while facing intense criticism. Now its leader, Nina Jankowicz, has resigned. A renowned expert on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Jankowicz speaks with Michel Martin about her experience under attack online.
我個人認為打擊和揭穿謠言的工作很重要。搜索關於Nina Jankowicz的新聞,Fox News看來的確是有關謠言的主要推手,他們發表的最準確的消息之標題都帶著懷疑和不信,把某些詞加上引號。或者暗示讀者,其它媒體都應該假定Jankowicz反駁和澄清的努力是在說假話。諸如
Nina Jankowicz thinks disinfo board would help ‘address’ mass shootings: ‘Disinformation plays a role’; MSNBC, CNN, CBS avoid asking Nina Jankowicz about falsehoods she pushed since 'Disinfo Board' pause, DHS exit
我會繼續搜索追蹤關於Nina Jankowicz的消息。
Homeland Security’s newly launched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 lasted only a few weeks, while facing intense criticism. Now its leader, Nina Jankowicz, has resigned. A renowned expert on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Jankowicz speaks with Michel Martin about her experience under attack online.
我個人認為打擊和揭穿謠言的工作很重要。搜索關於Nina Jankowicz的新聞,Fox News看來的確是有關謠言的主要推手,他們發表的最準確的消息之標題都帶著懷疑和不信,把某些詞加上引號。或者暗示讀者,其它媒體都應該假定Jankowicz反駁和澄清的努力是在說假話。諸如
Nina Jankowicz thinks disinfo board would help ‘address’ mass shootings: ‘Disinformation plays a role’; MSNBC, CNN, CBS avoid asking Nina Jankowicz about falsehoods she pushed since 'Disinfo Board' pause, DHS exit
我會繼續搜索追蹤關於Nina Jankowicz的消息。
Wednesday, May 25, 2022
法西斯主義與種族專制
本文是一位歷史學教授John Broich去年寫的,發表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澄清了我的一些不太明確的概念。他解釋了歷史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的一些基本共識,我記在這裡,或許也幫助你識別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現象。
Broich教授說,川普還沒有上台的時候,歷史學家就辯論過他是否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不過普通人大多不太確定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所以有時錯誤地使用Fascism這個字眼。這是他決定撰文澄清的理由。首先,這個字反映出種族至上的觀念--這我還真是頭一次知道。
法西斯主義最初是義大利的政客墨索里尼與他的一夥盟友發明的。他們用古羅馬的一把斧頭作標誌(斧頭即法西斯),這把斧頭用許多棒子緊緊加固,來為他們的運動命名,象徵著團結在一位領袖周圍的力量。
不過,法西斯主義的意思超越獨裁統治。它不光是簡單的威權主義--即強人或少數精英組成反民主政府;也不只是「斯大林主義」--具有官僚機構和經濟控制權的威權主義;更不是主張「無政府主義」--相信社會可以沒有國家而組織起來。
在這一切之上,法西斯分子是戴著種族主義鏡片來對待或使用威權的。他們不僅決意奉行種族至上,還試圖維護「種族純潔」,也就是把他們看為低下的族群與自己的族群隔離。所以法西斯主義者界定了誰是他們國家「真正的」(合法)族群。
也許大家都熟悉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所尊敬的雅利安種族。Aryan種族沒有生物學根據,在歷史中也未存在過。查看維基百科,Aryan種族是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一個假想族群,翻譯成中文就是「具有原始印歐血統」的族群,據說信是人類的優質標本。納粹打造出這麼一個神話傳說,是為排斥當時社會中的猶太人。
除了種族主義是根本,法西斯主義者還認定資本主義好。少數人的財富快速增長不是說明了「適者生存」嗎?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考慮照顧劣等族群生活,或者給他們平等機會之類的問題,那些討厭的概念都是政治正確而已。最重要的是,只要服務法西斯分子的領導層和人民的需要就好。(請注意,他們所說的「人民」需要解讀為他們眼中所認可的優等族群。)
那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如何得到法西斯主義分子的保護呢?他們必須擁護法西斯主義者的領導。比如說,一家公司成功地為外國或國內生產戰爭武器,這沒問題。但如果一家公司讓不忠誠於法西斯主義者的人致富,或讓想像中的次等種族賺錢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就要介入,把公司交給他們認為忠誠的人。
假如經濟不景氣呢?法西斯主義者就將注意力從物資短缺轉移到愛國主義榮耀,或轉移到報復內外敵人的計劃上。
在大多數法西斯主義者的頭腦中,「愛國者」被辜負,「好人」受到羞辱,而「壞人」亨通,是很重要和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必要時需用革命手段,讓「真正的人民」來打破某種束縛,或爭取到他們的公平和自由。對於法西斯主義者來說,強權政治永遠是正確的。
他們說法律應該服從「人民」的需要,必須能夠打擊難以掌控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以法西斯分子鼓勵人人參與戰鬥,彼此告發,來強制執行法西斯意志,施行破壞工會,改變選舉,恐嚇或拉攏警察等等手段。
德國和意大利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者還把強權政治原則擴展到海外,鼓吹和反對一個想像中的猶太族裔敵人。當然,也有像1930年代英國以Oswald Mosley領導的法西斯聯盟,是主張孤立主義政策的,一樣要打擊一個猶太族裔的假想敵。
那麼,法西斯主義者反對的是甚麼呢?首先他們反對不分種族、以平等繁榮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因為平等的原則威脅到他們所希望堅持的裙帶資本主義。許多社會主義者(即所謂邁向「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傾向於設想不同國家的最終將消滅,這違背了他們以強烈民族意識來建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信念。
除了有必要擺脫貴族或其他精英的目標,法西斯主義者還準備顛覆教會,或尋求與教會互利的休戰。實際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學會與教會共存。只要他們不從講台上攻擊,就利用他們而不是顛覆和取代他們。
法西斯主義者還反對民主,至少反對那些可能導致過分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選民可以選擇搞社會福利政策,還能夠削平階級與民族利益,或者尋求性別平等,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所有這類努力。
法西斯主義是從民族國家主義情緒中生長的,它是邏輯上最極端形式的國家主義。國家應該圍繞種族或歷史上的早期人民來建立,這不是一個新思想,不是法西斯主義分子發明的--他們只是把這個思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端:不是國家使「人民」有主權,而是反過來,正義的人民及其領袖的正確意志建立了國家,建立了眼前的一切。
實際上你不要忘記,「真正的人民」,他們的領袖,以及他們所敘述的事,全都是一碼事。他們會試圖建立強大的宣傳機器來禁止不同的聲音。
法西斯主義統治是逐漸建立的,從煽動說服民眾接受他們的輿論開始。或許我們應該仔細看看德國的例子,接受他們所吸取的教訓。
Broich教授說,川普還沒有上台的時候,歷史學家就辯論過他是否一個法西斯主義分子。不過普通人大多不太確定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所以有時錯誤地使用Fascism這個字眼。這是他決定撰文澄清的理由。首先,這個字反映出種族至上的觀念--這我還真是頭一次知道。
法西斯主義最初是義大利的政客墨索里尼與他的一夥盟友發明的。他們用古羅馬的一把斧頭作標誌(斧頭即法西斯),這把斧頭用許多棒子緊緊加固,來為他們的運動命名,象徵著團結在一位領袖周圍的力量。
不過,法西斯主義的意思超越獨裁統治。它不光是簡單的威權主義--即強人或少數精英組成反民主政府;也不只是「斯大林主義」--具有官僚機構和經濟控制權的威權主義;更不是主張「無政府主義」--相信社會可以沒有國家而組織起來。
在這一切之上,法西斯分子是戴著種族主義鏡片來對待或使用威權的。他們不僅決意奉行種族至上,還試圖維護「種族純潔」,也就是把他們看為低下的族群與自己的族群隔離。所以法西斯主義者界定了誰是他們國家「真正的」(合法)族群。
也許大家都熟悉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所尊敬的雅利安種族。Aryan種族沒有生物學根據,在歷史中也未存在過。查看維基百科,Aryan種族是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一個假想族群,翻譯成中文就是「具有原始印歐血統」的族群,據說信是人類的優質標本。納粹打造出這麼一個神話傳說,是為排斥當時社會中的猶太人。
除了種族主義是根本,法西斯主義者還認定資本主義好。少數人的財富快速增長不是說明了「適者生存」嗎?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考慮照顧劣等族群生活,或者給他們平等機會之類的問題,那些討厭的概念都是政治正確而已。最重要的是,只要服務法西斯分子的領導層和人民的需要就好。(請注意,他們所說的「人民」需要解讀為他們眼中所認可的優等族群。)
那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如何得到法西斯主義分子的保護呢?他們必須擁護法西斯主義者的領導。比如說,一家公司成功地為外國或國內生產戰爭武器,這沒問題。但如果一家公司讓不忠誠於法西斯主義者的人致富,或讓想像中的次等種族賺錢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就要介入,把公司交給他們認為忠誠的人。
假如經濟不景氣呢?法西斯主義者就將注意力從物資短缺轉移到愛國主義榮耀,或轉移到報復內外敵人的計劃上。
在大多數法西斯主義者的頭腦中,「愛國者」被辜負,「好人」受到羞辱,而「壞人」亨通,是很重要和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必要時需用革命手段,讓「真正的人民」來打破某種束縛,或爭取到他們的公平和自由。對於法西斯主義者來說,強權政治永遠是正確的。
他們說法律應該服從「人民」的需要,必須能夠打擊難以掌控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以法西斯分子鼓勵人人參與戰鬥,彼此告發,來強制執行法西斯意志,施行破壞工會,改變選舉,恐嚇或拉攏警察等等手段。
德國和意大利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者還把強權政治原則擴展到海外,鼓吹和反對一個想像中的猶太族裔敵人。當然,也有像1930年代英國以Oswald Mosley領導的法西斯聯盟,是主張孤立主義政策的,一樣要打擊一個猶太族裔的假想敵。
那麼,法西斯主義者反對的是甚麼呢?首先他們反對不分種族、以平等繁榮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因為平等的原則威脅到他們所希望堅持的裙帶資本主義。許多社會主義者(即所謂邁向「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傾向於設想不同國家的最終將消滅,這違背了他們以強烈民族意識來建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信念。
除了有必要擺脫貴族或其他精英的目標,法西斯主義者還準備顛覆教會,或尋求與教會互利的休戰。實際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學會與教會共存。只要他們不從講台上攻擊,就利用他們而不是顛覆和取代他們。
法西斯主義者還反對民主,至少反對那些可能導致過分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選民可以選擇搞社會福利政策,還能夠削平階級與民族利益,或者尋求性別平等,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所有這類努力。
法西斯主義是從民族國家主義情緒中生長的,它是邏輯上最極端形式的國家主義。國家應該圍繞種族或歷史上的早期人民來建立,這不是一個新思想,不是法西斯主義分子發明的--他們只是把這個思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端:不是國家使「人民」有主權,而是反過來,正義的人民及其領袖的正確意志建立了國家,建立了眼前的一切。
實際上你不要忘記,「真正的人民」,他們的領袖,以及他們所敘述的事,全都是一碼事。他們會試圖建立強大的宣傳機器來禁止不同的聲音。
法西斯主義統治是逐漸建立的,從煽動說服民眾接受他們的輿論開始。或許我們應該仔細看看德國的例子,接受他們所吸取的教訓。
Sunday, May 22, 2022
如何擺脫「選舉團」制度
兩年前我介紹過各州「選舉團」代表民眾投票的制度(又稱「選舉人團」)。本文討論如何擺脫這一不合理的制度,內容參考了維基百科和Brookings公共政策研究所發表的文章,How to Get Rid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全美國共有538個「選舉團」代表,和聯邦參眾兩院的總共代表人數相等,但他們只負責投票,不是議員。每次你選總統的時候,你的州根據計票結果派選舉團代表替你投票。選舉團制度裡面有些機關,以至於有時普選票數少的總統候選人反而會當選。美國歷史上有5次普選票數比較多的候選人未能上台當總統,三次發生在第19世紀,而兩次發生在第21世紀。
2016年川普上台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普選票數輸給柯林頓夫人,但因他的選舉團票數超過了柯林頓,算為勝選。2020年的情形也是差一點變成這樣,有的州已策劃派假選舉團代表去投票給川普呢。說選舉團制度好像一顆定時炸彈一點不錯,讓普選票數輸掉的人上台當總統,你可以說是選舉結果被操控/改變了。
選舉團制度怎麼搞成這樣的呢?由於技術革命,現在美國只有1.3%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不僅供應美國,還出口糧食。結果,20世紀有大批人口逐漸遷移到都市,特別是向靠海的州遷移。這種遷移的情況反映在聯邦眾議院代表人數的變化--一個州人口增減帶來代表人數隨著增減。但這個人口增減沒有反映在參議院--人口最少和人口最多的州和早年間一樣,都只有兩位代表。
可想而知,現在人口眾多的大州,一位參議員代表了很多人,而在人口稀少的小州(目前大多是共和黨治理),一位議員代表不太多的人,但每次聯邦立法院在計算票數的時候,他們不會看誰代表了多少選民。同理,這也就帶出了有的州選舉團代表很多人,而另一些選舉團沒有代表那麼多人的情形,以至於一位候選人可以輸掉普選票數而上台。
這是第21世紀的不平衡現象--有些州人口增長,另一些州人口減少,而我們少數服從多數的共和聯邦協商制度,和立國時需要13個殖民地保持相對獨立和妥協相比已經不同,保持那時代的架構已經開始威脅到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體制。
怎樣能夠修改這個制度呢?選舉團是《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設立的,很難修改。第五條規定了如何制定修正案。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修改建國文件,一個方式是由國會兩院投票,得到2/3的參議院代表贊成,然後等候3/4的州接納批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這太困難了,拜登在2020年赢了25個州,只占了全美國目前50個州的一半,而共和黨主政的州坐享選舉團利益,是不會支持批准這樣修憲成功的。我們應該考慮第二種方式修憲。
第二種方式是設立一個「全國普選票州際協定」(即NPVIC)來做。NPVIC是2000年代中期有42個州提出來的,要求州裡按照選票計算結果,把選舉團票全數歸給全國普選票數最多的勝出者,而不是歸給在本州贏得票數最多的總統候選人。加入NPVIC的州合起來必須有270張以上的選舉團票,這個契約才能生效。目前在各州突破層層門檻生效的只有民主黨主政的15個州(196票),所以吊起來了。還有幾個州(緬因、內華達、弗吉尼亞)也是民主黨主政,如果都能加入,那麼選舉團票數可以增加23票,仍然不夠270票。
選舉團的運作其實就是各州的「贏者通吃」,只有少數幾個州不這麼做:不管一個州的人數比起別的州少了幾成,只按州內的普選結果指定所有的選舉團代表,比如51%的人選甲,而49%的人選乙,那麼這個州選舉團票數全都歸給甲,好像沒有人選乙一樣。這種一些人的聲音能夠壓制另一些人的做法並不太民主,能不能折衷一下,在總統選舉上給州裡少數派一些聲音呢?有兩個辦法可以修改這種州內的贏者通吃。
一個辦法是每個州都將兩個選舉團票歸給全國的普選(NPV)勝出者,而其餘的票歸給本州多數人的選擇。這就大大減少了NPV票數最多的人落選的機會:比如某個競爭激烈的州有10張選舉團票,在NPV勝出者的票數少於在本州另外人選時,2票歸給NPV勝選者,而8票歸給本州的另外人選。
另一個辦法是兩每個州都加兩張選舉團票歸給NPV勝出者,而選舉團票按州裡選區的投票結果歸給各區多數人的選擇。比如2016年在佛州的27個選區中,有14個選區川普勝選,而13個選區是柯林頓夫人勝選--而她贏了NPV。與其將讓川普通吃所有選舉團票,修改後變成14票歸給川普,而15票歸給柯林頓夫人。
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的紀錄,美國歷史上嘗試改革或廢除選舉團制度超過700次。儘管人們普遍承認選舉團是一顆可能嚴重侵蝕民主的「定時炸彈」,但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這是因為改革始終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改革總是有利於民主黨。所以儘管大多數人都支持改革,但支持的總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總是反對。
所以,廢除選舉團的憲法修正案不會很快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也不會在州立法機構獲得必要的支持。共和黨的官員和選民決心維持選舉團制度。在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中,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會遇到重重阻力,尤其是取消這種制度顯然會有利於一方而削弱另一方。
Brookings的研究結論是甚麼呢?改革美國選擇總統的方式有很多政治挑戰,但維持現狀更加危險。因為假如選舉團制度總是能夠阻止NPV獲勝者成為總統的話,那麼人民對選舉的信心、對政府的信任,以及上台的官員及其所擔任職務是否合法,都會受到是否背棄了選民意願的質疑。
儘管選舉團票數獲勝而NPV敗選的總統在形式上和技術上都算是合法,但認為系統已破碎、政府是反民主和反多數主義的看法對民主制度非常有害,可能會對人民產生廣泛和滲透性的長期影響。維持選舉團制度似乎在短期內對共和黨有利,但從長遠來看會造成重大損害。
全美國共有538個「選舉團」代表,和聯邦參眾兩院的總共代表人數相等,但他們只負責投票,不是議員。每次你選總統的時候,你的州根據計票結果派選舉團代表替你投票。選舉團制度裡面有些機關,以至於有時普選票數少的總統候選人反而會當選。美國歷史上有5次普選票數比較多的候選人未能上台當總統,三次發生在第19世紀,而兩次發生在第21世紀。
2016年川普上台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普選票數輸給柯林頓夫人,但因他的選舉團票數超過了柯林頓,算為勝選。2020年的情形也是差一點變成這樣,有的州已策劃派假選舉團代表去投票給川普呢。說選舉團制度好像一顆定時炸彈一點不錯,讓普選票數輸掉的人上台當總統,你可以說是選舉結果被操控/改變了。
選舉團制度怎麼搞成這樣的呢?由於技術革命,現在美國只有1.3%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不僅供應美國,還出口糧食。結果,20世紀有大批人口逐漸遷移到都市,特別是向靠海的州遷移。這種遷移的情況反映在聯邦眾議院代表人數的變化--一個州人口增減帶來代表人數隨著增減。但這個人口增減沒有反映在參議院--人口最少和人口最多的州和早年間一樣,都只有兩位代表。
可想而知,現在人口眾多的大州,一位參議員代表了很多人,而在人口稀少的小州(目前大多是共和黨治理),一位議員代表不太多的人,但每次聯邦立法院在計算票數的時候,他們不會看誰代表了多少選民。同理,這也就帶出了有的州選舉團代表很多人,而另一些選舉團沒有代表那麼多人的情形,以至於一位候選人可以輸掉普選票數而上台。
這是第21世紀的不平衡現象--有些州人口增長,另一些州人口減少,而我們少數服從多數的共和聯邦協商制度,和立國時需要13個殖民地保持相對獨立和妥協相比已經不同,保持那時代的架構已經開始威脅到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體制。
怎樣能夠修改這個制度呢?選舉團是《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設立的,很難修改。第五條規定了如何制定修正案。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修改建國文件,一個方式是由國會兩院投票,得到2/3的參議院代表贊成,然後等候3/4的州接納批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這太困難了,拜登在2020年赢了25個州,只占了全美國目前50個州的一半,而共和黨主政的州坐享選舉團利益,是不會支持批准這樣修憲成功的。我們應該考慮第二種方式修憲。
第二種方式是設立一個「全國普選票州際協定」(即NPVIC)來做。NPVIC是2000年代中期有42個州提出來的,要求州裡按照選票計算結果,把選舉團票全數歸給全國普選票數最多的勝出者,而不是歸給在本州贏得票數最多的總統候選人。加入NPVIC的州合起來必須有270張以上的選舉團票,這個契約才能生效。目前在各州突破層層門檻生效的只有民主黨主政的15個州(196票),所以吊起來了。還有幾個州(緬因、內華達、弗吉尼亞)也是民主黨主政,如果都能加入,那麼選舉團票數可以增加23票,仍然不夠270票。
選舉團的運作其實就是各州的「贏者通吃」,只有少數幾個州不這麼做:不管一個州的人數比起別的州少了幾成,只按州內的普選結果指定所有的選舉團代表,比如51%的人選甲,而49%的人選乙,那麼這個州選舉團票數全都歸給甲,好像沒有人選乙一樣。這種一些人的聲音能夠壓制另一些人的做法並不太民主,能不能折衷一下,在總統選舉上給州裡少數派一些聲音呢?有兩個辦法可以修改這種州內的贏者通吃。
一個辦法是每個州都將兩個選舉團票歸給全國的普選(NPV)勝出者,而其餘的票歸給本州多數人的選擇。這就大大減少了NPV票數最多的人落選的機會:比如某個競爭激烈的州有10張選舉團票,在NPV勝出者的票數少於在本州另外人選時,2票歸給NPV勝選者,而8票歸給本州的另外人選。
另一個辦法是兩每個州都加兩張選舉團票歸給NPV勝出者,而選舉團票按州裡選區的投票結果歸給各區多數人的選擇。比如2016年在佛州的27個選區中,有14個選區川普勝選,而13個選區是柯林頓夫人勝選--而她贏了NPV。與其將讓川普通吃所有選舉團票,修改後變成14票歸給川普,而15票歸給柯林頓夫人。
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的紀錄,美國歷史上嘗試改革或廢除選舉團制度超過700次。儘管人們普遍承認選舉團是一顆可能嚴重侵蝕民主的「定時炸彈」,但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這是因為改革始終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改革總是有利於民主黨。所以儘管大多數人都支持改革,但支持的總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總是反對。
所以,廢除選舉團的憲法修正案不會很快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也不會在州立法機構獲得必要的支持。共和黨的官員和選民決心維持選舉團制度。在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中,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會遇到重重阻力,尤其是取消這種制度顯然會有利於一方而削弱另一方。
Brookings的研究結論是甚麼呢?改革美國選擇總統的方式有很多政治挑戰,但維持現狀更加危險。因為假如選舉團制度總是能夠阻止NPV獲勝者成為總統的話,那麼人民對選舉的信心、對政府的信任,以及上台的官員及其所擔任職務是否合法,都會受到是否背棄了選民意願的質疑。
儘管選舉團票數獲勝而NPV敗選的總統在形式上和技術上都算是合法,但認為系統已破碎、政府是反民主和反多數主義的看法對民主制度非常有害,可能會對人民產生廣泛和滲透性的長期影響。維持選舉團制度似乎在短期內對共和黨有利,但從長遠來看會造成重大損害。
Friday, May 20, 2022
槍擊案與種族「大替換」論
本文內容取自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一篇關於種族的報導評論,The 'Great Replacement' conspiracy theory isn't fringe anymore, it's mainstream。我有意把nationalism翻成「國家主義」,是因為感到美國有些非白人基督徒也接受或傳播過類似版本的陰謀論,有必要提起注意。
前幾天在紐約那邊又發生了一起大規模槍擊案:一名18歲的白人去到附近一個城市的一家超市,開槍射殺了10人,另外傷了3人。查看他發表在網上的一篇長長宣言,原來他相信了一個白人極端主義的陰謀論,就是所謂的「大替換」。這個陰謀論過去只是在社會的邊緣角落流行,現在已經滲透到社會主流。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最近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現在相信它。
「大替換」十年前由一位法國民族主義者首創,進入美國之後傳播速度之快,連追蹤仇恨極端意識形態的專家都感到震驚。這些專家說主要社交媒體平台未能有效阻止這類內容是個重要原因,而Fox新聞評論主持人在宣傳這些想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及一些民選的共和黨官員也接受這個陰謀論的論調。
「大替換」是從人口成分變化這個事實發明出來的。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2020年的普查結果發現,認為自己是「僅白人」的美國人口下降了10%,現在只占了62%。而在這10年中,穆斯林人口湧進好幾個西歐國家。所以,「大替換」的說法就加速傳開了,因為白人的社會支配力量受到威脅。
美國大學的兩極分化與極端主義研究室教授兼主任Cynthia Miller-Idriss說,大替換在美國常稱為「白人種族滅絕」(white genocide),而在歐洲它叫作Eurabia,形容歐洲人口被穆斯林移民佔了大多數,而原有人口成為少數群體,而且這是由掌權的精英階級精心策劃的。
相信人口遷移變化是某群人的策劃當然毫無根據。在美國,白人國家主義者把陰謀歸咎於猶太人,說猶太人正在引進移民,促進異族通婚等等,為的是壓制白人。而在歐洲,這種錯誤論調把穆斯林人口不斷增長的現象歸咎於精英政治家。Miller-Idriss說,「大替代」這個詞在法國造出,標誌著這信念發展來到了一個重要時刻。
大量的網絡視頻各路宣傳真是合起來了,利用的不只是網頁閱讀,你還可以登記接收電郵通訊,定期得到此類宣傳。那名18歲的射手就是這樣接觸到極端思想的,對陰謀論深信不疑,以至於起來行動。
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首席執行官Jonathan Greenblatt說,陰謀論從匿名的網絡黑暗信息角落,逐漸登上不那麼邊緣的保守派花邊小報,甚至跳上聽眾很多的右翼電視與廣播評論,最後這些論調被身在主流的共和黨政客提說,好像證實了似的。
「大替換」的根源牢牢扎在有組織的白人至上主義活動分子心裡,但更多的美國人也接受了這種陰謀的一個版本。它已經在更廣泛的美國人中傳播,說民主黨正在輸入大批移民,來接管美國。他們講論中美洲移民,他們講論從中東來的非洲移民,而Fox新聞評論員Carlson談選民替換--非白人移民要接管美國了。
ADL一再呼籲Fox新聞網解僱Carlson,Greenblatt說這等人物說這種話可能會讓很多美國人高興。雖然他們不再提「白人種族滅絕」和「猶太陰謀集團」,他們卻把這一陰謀重新包裝成由政治黨派驅動的陰謀。這是故意的,要去掉明顯有毒和不被主流人群接受的詞彙,以便進入主流。
有些民選的共和黨政客,尤其是有了前總統川普的支持,他們精心策劃的「移民入侵」說才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不過川普離任後,這種信息仍在繼續。Elise Stefanik,眾議院排名第三的共和黨人,也推動同樣的說法,種族「大替換」論正在穩步進入主流共和黨人的政治圈子。
如何對付這無處不在的陰謀論?那位18歲槍手發表的宣言沒說是受到Fox網或政客的話激動,他使用的是「大替換」,早期匿名信息網4chan反猶太人用的詞。所以Miller-Idriss教授說,我們最擔心的仍然應該是那些黑暗網絡空間。不過專家們都同意,在主流社會傳播大替換理論令人震驚,單譴責暴力是不夠的,因為那些貶低人格的言語,無論針對的是黑人或是移民或是猶太人,都會引發暴力。
ADL Greenblatt總裁建議,權力部門和管理媒體平台的公司應該對這些平台的使用負責,指出暴力傾向並立即制止煽動傳播能力,因為太危險了。槍擊案發生後,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槍支管控立法上,質問比較嚴格的法律是否能夠阻止慘案發生?社交媒體在其中發揮了甚麼作用?槍手是否有心理問題?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
悲劇發生後,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更嚴格的槍支法律是否可能阻止它、社交媒體的作用、嫌疑槍手是否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歷史,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但Miller-Idriss教授說:「說到底,如果大家對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歷史和遺留問題沒有基本了解,對結構性和系統性種族主義沒有基本的了解,那麼談這些都沒用。」
她說年輕人觀察到美國社會的種族差異,就會從網上尋找答案。這次槍手在線宣言中引用的文件中有支持生物種族主義的出生率犯罪率等等假數據,大概都是從匿名網絡熱傳播得到的資料,而不是從良好的學術討論源頭得到。教訓是甚麼?拒絕新的學術發現和公開討論的機會是好事情嗎?
莫名其妙,美國人為甚麼對關於猶太人的陰謀論還會這麼上心?恐怕是因為有一些出名政客和官員出身於猶太人家庭。像目前參議院領袖Chuck Schumer啦,自由獨立的Bernie Sanders啦,調查川普的Adam Schiff啦,曾參加總統競選的Michael Bennet啦,財政部長Janet Yellen啦等等。歷來猶太人參加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都有,但近年來以支持民主黨的居多,所以有些人感到咒罵他們特別給力吧。我常感到猶太裔重視教育,有正義感,在社會各行啦業中很出色,可能難免樹敵。
前幾天在紐約那邊又發生了一起大規模槍擊案:一名18歲的白人去到附近一個城市的一家超市,開槍射殺了10人,另外傷了3人。查看他發表在網上的一篇長長宣言,原來他相信了一個白人極端主義的陰謀論,就是所謂的「大替換」。這個陰謀論過去只是在社會的邊緣角落流行,現在已經滲透到社會主流。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最近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現在相信它。
「大替換」十年前由一位法國民族主義者首創,進入美國之後傳播速度之快,連追蹤仇恨極端意識形態的專家都感到震驚。這些專家說主要社交媒體平台未能有效阻止這類內容是個重要原因,而Fox新聞評論主持人在宣傳這些想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及一些民選的共和黨官員也接受這個陰謀論的論調。
「大替換」是從人口成分變化這個事實發明出來的。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2020年的普查結果發現,認為自己是「僅白人」的美國人口下降了10%,現在只占了62%。而在這10年中,穆斯林人口湧進好幾個西歐國家。所以,「大替換」的說法就加速傳開了,因為白人的社會支配力量受到威脅。
美國大學的兩極分化與極端主義研究室教授兼主任Cynthia Miller-Idriss說,大替換在美國常稱為「白人種族滅絕」(white genocide),而在歐洲它叫作Eurabia,形容歐洲人口被穆斯林移民佔了大多數,而原有人口成為少數群體,而且這是由掌權的精英階級精心策劃的。
相信人口遷移變化是某群人的策劃當然毫無根據。在美國,白人國家主義者把陰謀歸咎於猶太人,說猶太人正在引進移民,促進異族通婚等等,為的是壓制白人。而在歐洲,這種錯誤論調把穆斯林人口不斷增長的現象歸咎於精英政治家。Miller-Idriss說,「大替代」這個詞在法國造出,標誌著這信念發展來到了一個重要時刻。
大量的網絡視頻各路宣傳真是合起來了,利用的不只是網頁閱讀,你還可以登記接收電郵通訊,定期得到此類宣傳。那名18歲的射手就是這樣接觸到極端思想的,對陰謀論深信不疑,以至於起來行動。
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首席執行官Jonathan Greenblatt說,陰謀論從匿名的網絡黑暗信息角落,逐漸登上不那麼邊緣的保守派花邊小報,甚至跳上聽眾很多的右翼電視與廣播評論,最後這些論調被身在主流的共和黨政客提說,好像證實了似的。
「大替換」的根源牢牢扎在有組織的白人至上主義活動分子心裡,但更多的美國人也接受了這種陰謀的一個版本。它已經在更廣泛的美國人中傳播,說民主黨正在輸入大批移民,來接管美國。他們講論中美洲移民,他們講論從中東來的非洲移民,而Fox新聞評論員Carlson談選民替換--非白人移民要接管美國了。
ADL一再呼籲Fox新聞網解僱Carlson,Greenblatt說這等人物說這種話可能會讓很多美國人高興。雖然他們不再提「白人種族滅絕」和「猶太陰謀集團」,他們卻把這一陰謀重新包裝成由政治黨派驅動的陰謀。這是故意的,要去掉明顯有毒和不被主流人群接受的詞彙,以便進入主流。
有些民選的共和黨政客,尤其是有了前總統川普的支持,他們精心策劃的「移民入侵」說才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不過川普離任後,這種信息仍在繼續。Elise Stefanik,眾議院排名第三的共和黨人,也推動同樣的說法,種族「大替換」論正在穩步進入主流共和黨人的政治圈子。
如何對付這無處不在的陰謀論?那位18歲槍手發表的宣言沒說是受到Fox網或政客的話激動,他使用的是「大替換」,早期匿名信息網4chan反猶太人用的詞。所以Miller-Idriss教授說,我們最擔心的仍然應該是那些黑暗網絡空間。不過專家們都同意,在主流社會傳播大替換理論令人震驚,單譴責暴力是不夠的,因為那些貶低人格的言語,無論針對的是黑人或是移民或是猶太人,都會引發暴力。
ADL Greenblatt總裁建議,權力部門和管理媒體平台的公司應該對這些平台的使用負責,指出暴力傾向並立即制止煽動傳播能力,因為太危險了。槍擊案發生後,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槍支管控立法上,質問比較嚴格的法律是否能夠阻止慘案發生?社交媒體在其中發揮了甚麼作用?槍手是否有心理問題?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
悲劇發生後,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更嚴格的槍支法律是否可能阻止它、社交媒體的作用、嫌疑槍手是否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歷史,以及執法當局是否錯過了早期的危險信號等等。但Miller-Idriss教授說:「說到底,如果大家對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歷史和遺留問題沒有基本了解,對結構性和系統性種族主義沒有基本的了解,那麼談這些都沒用。」
她說年輕人觀察到美國社會的種族差異,就會從網上尋找答案。這次槍手在線宣言中引用的文件中有支持生物種族主義的出生率犯罪率等等假數據,大概都是從匿名網絡熱傳播得到的資料,而不是從良好的學術討論源頭得到。教訓是甚麼?拒絕新的學術發現和公開討論的機會是好事情嗎?
莫名其妙,美國人為甚麼對關於猶太人的陰謀論還會這麼上心?恐怕是因為有一些出名政客和官員出身於猶太人家庭。像目前參議院領袖Chuck Schumer啦,自由獨立的Bernie Sanders啦,調查川普的Adam Schiff啦,曾參加總統競選的Michael Bennet啦,財政部長Janet Yellen啦等等。歷來猶太人參加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都有,但近年來以支持民主黨的居多,所以有些人感到咒罵他們特別給力吧。我常感到猶太裔重視教育,有正義感,在社會各行啦業中很出色,可能難免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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