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說「高風險--高回報」的說法嗎？本文是專家資料網站Conversation中一篇文章的內容介紹：Banking crises rooted in a system that rewards excessive risk-taking。這個網站經常發表有關領域專家對於時事的意見，值得經常查閱。
First Republic Bank(FRB)是三月份硅谷銀行(SVB)倒閉的受害者，因為引發了很多中小型銀行的恐慌情緒，它現在正面臨倒閉邊緣。美國銀行業有個系統性的問題：過度鼓勵冒險。制定金融政策的人現在應該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動力了，以避免1980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和SVB這類事件的重複發生。
美聯儲最高監管機構似乎同意這個意見。4月28日，央行監管副主席就SVB的倒閉發表了一份報告，把倒閉原因尖銳地歸咎於風險管理薄弱和監管失誤。
研究和教授金融危機歷史的幾位經濟學教授合寫文章，指出1980年代以來的每一次金融動盪，共同點都是風險。銀行提供激勵措施，鼓勵企業高管們冒大風險來提高利潤，如果他們的賭注變壞，後果也很少。現在他們想要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是，怎樣能夠防止歷史重演，讓銀行系統、經濟和普通人的利益不受到威脅？
21世紀銀行業危機的先兆是1980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所謂的S&L危機)。它和SVB的倒閉類似，以瞬息萬變的利率環境開始。那些儲蓄銀行以有吸引力的利率提供住房貸款。當美聯儲積極提高利率來對抗1970年代末的通貨膨漲時，那些存款機構既要付較高的利息來吸引儲戶，他們自己的固定利率房貸收入又減少了，這個損失一度達到$1000億美金。
當時為幫助搖搖欲墜的銀行，聯邦政府解除了對儲蓄業的管制，允許S&L銀行從住房貸款擴展到商業房地產。這些銀行的高管通常根據機構資產的規模獲得報酬，於是他們積極向商業地產項目放貸，為快速擴展業務而接受風險較高的貸款。
到了1980年代後期，商業地產的繁榮泡沫破滅。很多還不起貸款的商家把向他們借貸的S&L銀行壓垮，這些銀行要求聯邦政府接管銀行和商業地產，並且出售資產以收回資金支付給儲戶的受保存款。最終，聯邦的救助計劃花了納稅人超過$1000億美元的代價，度過這場危機。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另一個明顯例子，說明美國的財政體制鼓勵了冒險策略。
在各個層面的抵押貸款融資中，無論是普通借貸買房還是華爾街投資公司，銀行高管們承擔過度風險，然後並把這些風險轉移給其他人而獲得成功。他們提供貸款給其實無力支付的人，然後轉交給華爾街公司，由華爾街公司將這些房屋貸款打包成證券出售給投資者。當房地產泡沫破滅時，物業價值崩潰，人們無法還貸，一波foreclosure就到來了(貸款銀行紛紛收回和低價賣掉物業)。
鼓勵借貸能夠讓短期業績看上去很好，於是銀行高管們紛紛為眼前的收益冒更大的風險。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銷售、購買和持有這些風險越來越大的貸款與房屋抵押貸款所支持的證券，得到利潤。當foreclosure開始蔓延時，這些證券的價值暴跌，華爾街的兩家巨大房地產投資銀行先後在2008年倒閉，引發了金融危機，全球金融體系癱瘓，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然而，銀行的高管們已經套現，沒有人被追究責任。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估計，從2000年到2008年，這兩家倒閉銀行的高管團隊從他們的股票銷售中總共獲得$24億美元的現金紅利。
回來再說說硅谷銀行，情形似曾相識。銀行高管們將銀行的資產捆定在長期國庫券和抵押貸款所支持的證券上，未能防止利率上升帶給這些資產的價值損失。利率風險對SVB來說尤其嚴重，因為很大一部分儲戶是初創公司，他們的財務狀況依賴於投資人獲得廉價資金。
當美聯儲去年開始加息時，SVB面臨雙重風險。隨著初創企業融資放緩，他們需要提取資金，這就要求SVB虧本出售所持有的長期債券以供應儲戶需要提取的資金。當SVB的損失程度被人知道時，儲戶失去對銀行的信任，引發了一場擠兌，以SVB倒閉而告終。
然而，對於銀行高管來說，低估甚至忽視利率上升的風險幾乎沒有什麼壞處。SVB首席執行官Greg Becker的現金獎金從2017年的$140萬增加了一倍多，到2021年達到$300萬，使他的總收入達到$1000萬美元，比四年前增長了60%。Becker在過去兩年中還出售了將近$3000萬的股票，其中包括在他的銀行倒閉前幾天賣出的大約$360萬美元。
SVB倒閉引起許多中型銀行的股價暴跌，另一家美國銀行Signature在幾天后也倒閉。FRB銀行被JP Morgan為首的大型銀行財團拯救後倖存下來，但損失已經造成。最近有報導說，在SVB倒閉後的六週內，FRB的儲戶提取了超過$1000億美元，現在看來它也可能很快倒閉。
危機尚未結束。截止2022年底，因為利率迅速上升，銀行未實現的虧損超過$6200億美元。怎麼解決呢？經濟學家相信從管理層面上，倒閉銀行的高管本來應該負責管理風險。
最近有個兩黨支持的法案提交給國會，叫作「倒閉銀行的高管回撥」，主張如果一家銀行倒閉，這項立法將授權監管機構收回該銀行高管在倒閉前五年內收到的一切薪酬補償。這是改進的良好開端。
當然，這樣的回撥只能在事後生效。為了防止風險行為，監管機構可能要求高管的薪酬支付優先看長期(比如5年)績效而非短期收益。新規則可能會限制銀行高管取錢跑掉的能力，包括要求他們持有大部分股票和期權直到退休。
關於導致SVB倒閉的原因，美聯儲最近有一份報告，是指向上述方向的。這份長達102頁的報告建議，對高管薪酬要設置新的限制，說領導人「沒有獲得管理銀行風險的報酬」，對銀行應該有更強的壓力測試和更高的資金流動性要求。專家們相信這些都是很好的步驟，但可能還不夠。
總而言之，如果銀行和銀行高管考慮整個銀行系統的利益，考慮他們的機構和股東的利益，而不是僅僅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那麼金融危機就不太可能發生。
Saturday, April 29, 2023
Thursday, April 27, 2023
從Fox學打擊謠言的功課
Calibrate是一家專門做欺騙檢測和緩解內部威脅的諮詢公司。它的首席執行官Pamela Meyer在《Newsweek》就電視節目主持人Tucker Carlson被Fox News開除的新聞事件寫了一篇觀點文章：Three Lessons on Fighting Misinformation，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Fox最近幾年幫助右翼散佈了很多陰謀論和謠言，口徑恰好與俄國宣傳一致。雖然Carlson不是其中唯一的角色，但他的聲音可以說是最大，影響很多美國人不相信政府和主流媒體，倒信2020年大選發生過嚴重舞弊；信拜登沒有真正當選甚至政府值得推翻；還有一小部分軍人相信他不是真正的三軍總司令；新冠疫苗不安全或無效等等，不用外敵打一槍，美國的軍備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當Fox宣布其明星主播Carlson離職時，一些長期以來指責他廣播謊言的人很開心。但Meyer說這場打擊謊言的戰鬥還遠未結束，我把她文章的要點記在這裡。
早在2018年，Mayo診所就有一位官員說，美國現在有個「說謊流行病」。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到了更多引人注目的欺騙模式，從滿口謊言的前總統川普，到2022年憑虛構簡歷當選的紐約眾議員George Santos，謊言猖獗，不誠實行為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
謊言暴露，新聞網散佈的誹謗遭到起訴和巨額罰款，這只是打擊大規模流行謠言的一個回合，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功課。
正如偵探尋找作案動機、手法、機會，一些研究人員在尋找制止說謊不道德行為的方法，開發各種驅動因素的影響。我們找到說謊的三個主要驅動力，如果能夠設法減少這三個方面的驅動力，就可以減少謊言的流傳。從某個角度看，Fox這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他們散佈虛假陰謀論的動機很清楚--他們越能夠激怒觀眾，觀眾就越受到吸引來看他們的節目，流量加募款，他們的錢就越多--Fox的首席執行官甚至說事實核查會影響經營，bad for business。讓Fox面臨巨額律師費和賠償費減少了他們的利潤。雖然他們可從保險公司得到一部分賠償，又可因為訴訟減免一部份稅務，還是付出了代價。說謊賺錢的動力雖然尚未完全消除，但已大大減少。
Carlson也一樣，他被解僱的原因也許不止一個，他可能還會找到另一個平台來吸引大批觀眾，然而他不再是Fox收視最高的節目主持人，因而不再是頂級的右翼媒體人。Fox只好承認說了謊，提醒其他節目主持人和其他右翼媒體，撒謊賺錢有危險，特別是散佈這類危險的陰謀論謊言。
所以打擊說謊得利是第一個功課。為了削弱和消除說謊得利的驅動力，那個假的初創血液檢測公司總裁Elizabeth Homes應該坐牢，那個紐約的假議員也應該被踢出國會，一個是想假冒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另一個是想要混進國會參與立法。
說謊的方法也須打擊，這是第二個功課。Fox試圖根據言論自由的理由要求法官回絕Dominion投票機公司的投訴，但法官判Fox不能。這就很清楚地告訴Fox，你如果自稱是"新聞"機構，就必須負法律責任，為謊言和誹謗做出賠償。Carlson 失去他向巨大觀眾說謊的平台，無論下次他用什麼平台，人都不得不考慮啟用他的危險。
論到減少說謊的機會，可惜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烏七八糟時代。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強大方式詐騙，人工智能技術和深度假圖片技術讓謠言傳播空前容易，我們現在需要使用類似的技術來自動識別大眾社交平台上所有瘋傳的東西，揭穿惡意毀謗的人或機構--這是打擊謠言的第三個功課。
Carlson目前失去機會在晚間新聞節目中造謠，但其他幾個傳播選舉謠言的節目主持人仍然有機會，他們是否會收斂一些還要拭目以待。為此，其它針對謠言誹謗的訴訟案件很重要。美國另一家投票機公司Smartmatic也在投訴Fox的惡意毀謗，金額更高。只要造謠會引起足夠的金錢或政治損失，謠言在主流媒體傳播的就會減少。
總之，越多的人打擊Fox的謠言傳播動力和方法，它就會越少向美國聽眾說謊。對於致力於結束說謊流行病的專業人員來說，我們現在有了新的武器：我們要盡力傳播這樣一個信息，就是Fox散佈謠言絕不是毫髮無損，各行各業的人都應該知道，傳播謠言的責任必須自負，而你的名聲會搞壞，你可能會後悔。
當Fox宣布其明星主播Carlson離職時，一些長期以來指責他廣播謊言的人很開心。但Meyer說這場打擊謊言的戰鬥還遠未結束，我把她文章的要點記在這裡。
早在2018年，Mayo診所就有一位官員說，美國現在有個「說謊流行病」。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到了更多引人注目的欺騙模式，從滿口謊言的前總統川普，到2022年憑虛構簡歷當選的紐約眾議員George Santos，謊言猖獗，不誠實行為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
謊言暴露，新聞網散佈的誹謗遭到起訴和巨額罰款，這只是打擊大規模流行謠言的一個回合，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功課。
正如偵探尋找作案動機、手法、機會，一些研究人員在尋找制止說謊不道德行為的方法，開發各種驅動因素的影響。我們找到說謊的三個主要驅動力，如果能夠設法減少這三個方面的驅動力，就可以減少謊言的流傳。從某個角度看，Fox這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他們散佈虛假陰謀論的動機很清楚--他們越能夠激怒觀眾，觀眾就越受到吸引來看他們的節目，流量加募款，他們的錢就越多--Fox的首席執行官甚至說事實核查會影響經營，bad for business。讓Fox面臨巨額律師費和賠償費減少了他們的利潤。雖然他們可從保險公司得到一部分賠償，又可因為訴訟減免一部份稅務，還是付出了代價。說謊賺錢的動力雖然尚未完全消除，但已大大減少。
Carlson也一樣，他被解僱的原因也許不止一個，他可能還會找到另一個平台來吸引大批觀眾，然而他不再是Fox收視最高的節目主持人，因而不再是頂級的右翼媒體人。Fox只好承認說了謊，提醒其他節目主持人和其他右翼媒體，撒謊賺錢有危險，特別是散佈這類危險的陰謀論謊言。
所以打擊說謊得利是第一個功課。為了削弱和消除說謊得利的驅動力，那個假的初創血液檢測公司總裁Elizabeth Homes應該坐牢，那個紐約的假議員也應該被踢出國會，一個是想假冒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另一個是想要混進國會參與立法。
說謊的方法也須打擊，這是第二個功課。Fox試圖根據言論自由的理由要求法官回絕Dominion投票機公司的投訴，但法官判Fox不能。這就很清楚地告訴Fox，你如果自稱是"新聞"機構，就必須負法律責任，為謊言和誹謗做出賠償。Carlson 失去他向巨大觀眾說謊的平台，無論下次他用什麼平台，人都不得不考慮啟用他的危險。
論到減少說謊的機會，可惜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烏七八糟時代。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強大方式詐騙，人工智能技術和深度假圖片技術讓謠言傳播空前容易，我們現在需要使用類似的技術來自動識別大眾社交平台上所有瘋傳的東西，揭穿惡意毀謗的人或機構--這是打擊謠言的第三個功課。
Carlson目前失去機會在晚間新聞節目中造謠，但其他幾個傳播選舉謠言的節目主持人仍然有機會，他們是否會收斂一些還要拭目以待。為此，其它針對謠言誹謗的訴訟案件很重要。美國另一家投票機公司Smartmatic也在投訴Fox的惡意毀謗，金額更高。只要造謠會引起足夠的金錢或政治損失，謠言在主流媒體傳播的就會減少。
總之，越多的人打擊Fox的謠言傳播動力和方法，它就會越少向美國聽眾說謊。對於致力於結束說謊流行病的專業人員來說，我們現在有了新的武器：我們要盡力傳播這樣一個信息，就是Fox散佈謠言絕不是毫髮無損，各行各業的人都應該知道，傳播謠言的責任必須自負，而你的名聲會搞壞，你可能會後悔。
Monday, April 24, 2023
讚美詩《舞王》
昨天我們教會有人唱這首《舞王》--也許應該翻成《舞蹈的主》。根據維基百科，這是英國作曲家Sydney Carter 1963年創作的一首讚美詩，旋律用的是美國Shaker教會的一首詩歌《Simple Gifts》，歌詞沿用傳統英文讚美詩歌《Tomorrow Shall Be My Dancing Day》的創意，以拿撒勒人耶穌的第一人稱口吻，用舞蹈的形式描繪耶穌的生平與使命，講述福音故事--邀請人們與他共舞。
怪不得你搜索這首歌時出現很多愛爾蘭特色的集體舞蹈，穿皮鞋的鞋底鞋跟敲打地面，擊出很整齊的節奏。
怪不得你搜索這首歌時出現很多愛爾蘭特色的集體舞蹈，穿皮鞋的鞋底鞋跟敲打地面，擊出很整齊的節奏。
Saturday, April 22, 2023
衡量/提高你的情緒智商
我寫過兩篇關於情緒智商(EQ)的文章，一篇是從提高靈命角度來看EQ，另一篇是從企業雇主的角度來看如何尋找高EQ的雇員，你若有興趣可以點擊鏈接看看。本文是關於觀察、衡量、學習提高EQ。這位作者Beth Ann Mayer 列出16種句子，是高EQ人士常說的話，我翻成中文記在這裡給你對照。
第一種是描述自己情緒的話：我感到...，我覺得...(高興、失望、難過等等）。華人在描述情緒有時會更加委婉一些，好像在說別人似的：「這有點太讓人...了吧？」或者「這聽來是不是太...？」關鍵是把情緒當作可來可去的東西，而無意用情緒來界定自己的人格。
第二種是注意收集反饋意見：你覺得這件事辦得怎麼樣？或者主動分享自己關於下次改進的想法，希望能拋磚引玉。英文說Please let me know how I did，
第三種是表示理解別人的煩惱抱怨等等情緒：我明白你的意思。
第四種是表達同理心：如果我處在你的位置，我也會和你同樣感受。
第五種是在衝突挑戰面前敢說：讓我們一起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好嗎？
第六種是關心別人的感受，但注意不做想當然的假設，乃是詢問：你對...這件事感覺怎樣？其實高EQ的人常常猜對他人的情緒。
第七種是對別人的努力表示欣賞，說「謝謝你」。英文的I appreciate you常常跟著對那些努力的具體描述，華人有時也會說「多虧你...」。
第八種在華語中似乎不太能夠表達：I am proud of you，意思是對人獲得的成就、榮譽表示驕傲自豪。不過我們有時可能會用第三人稱說「我為某某人感到驕傲/自豪」，雖然需要親自聽見你的支持、欣賞和鼓勵的是那個某某人。
第九種是對自己的判斷錯誤或失責表示道歉。人們常常因為各種原因很難說「抱歉是我不好/搞錯」，但這只是反映出人們的自信心。信不信由你，自信心越差的人越不認錯，這是心理學的發現。自信心比較強的人對於說「對不起，我還以為...」或表示後悔說「真抱歉，我要是...就好了」並不感到很困難。
第十種是敢於面對蕀手的問題，在吵起來之前就說：我們需要找時間好好談這個問題。--這句話是一個退堂不再爭吵的妙招之一，因為很多時候高EQ的人會及時發覺談話效率降低，失去意義。
第十一種與第十種類似，是即時退出談話的一個辦法，說I need some time to process my emotions，這是另一個華語中幾乎沒有類似說法的語句。你當然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我現在(對這件事)太激動，不能講話」，以此拒絕繼續談下去。
第十二種是對自己的總結判斷不表示很確定：Did I get you right? 意思是「我對你的話理解正確嗎？」或者可以問「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的話允許對方為自己澄清誤解，表達出很有誠意的建設性溝通意願。
第十三種是在發表意見之後詢問：你認為如何？或「你說呢？」
第十四種是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願意表示「我尊重你的意見/決定」。
第十五種是對遇到困難的人表示關心：我如何能夠幫得上你？華人常常自己判斷能不能幫一個人，並不詢問。但我們的判斷未必對。即使你估計自己幫不上，詢問絕對是願意支持的表示。
第十六種是表示喜愛：I love you是又一句華語中不說的話。我們最多說「我喜歡你」，可是在非浪漫的英語語境中，這只是一句表示欣賞支持鼓勵的話，華人不如直接說「你好棒，我支持你」。
第一種是描述自己情緒的話：我感到...，我覺得...(高興、失望、難過等等）。華人在描述情緒有時會更加委婉一些，好像在說別人似的：「這有點太讓人...了吧？」或者「這聽來是不是太...？」關鍵是把情緒當作可來可去的東西，而無意用情緒來界定自己的人格。
第二種是注意收集反饋意見：你覺得這件事辦得怎麼樣？或者主動分享自己關於下次改進的想法，希望能拋磚引玉。英文說Please let me know how I did，
第三種是表示理解別人的煩惱抱怨等等情緒：我明白你的意思。
第四種是表達同理心：如果我處在你的位置，我也會和你同樣感受。
第五種是在衝突挑戰面前敢說：讓我們一起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好嗎？
第六種是關心別人的感受，但注意不做想當然的假設，乃是詢問：你對...這件事感覺怎樣？其實高EQ的人常常猜對他人的情緒。
第七種是對別人的努力表示欣賞，說「謝謝你」。英文的I appreciate you常常跟著對那些努力的具體描述，華人有時也會說「多虧你...」。
第八種在華語中似乎不太能夠表達：I am proud of you，意思是對人獲得的成就、榮譽表示驕傲自豪。不過我們有時可能會用第三人稱說「我為某某人感到驕傲/自豪」，雖然需要親自聽見你的支持、欣賞和鼓勵的是那個某某人。
第九種是對自己的判斷錯誤或失責表示道歉。人們常常因為各種原因很難說「抱歉是我不好/搞錯」，但這只是反映出人們的自信心。信不信由你，自信心越差的人越不認錯，這是心理學的發現。自信心比較強的人對於說「對不起，我還以為...」或表示後悔說「真抱歉，我要是...就好了」並不感到很困難。
第十種是敢於面對蕀手的問題，在吵起來之前就說：我們需要找時間好好談這個問題。--這句話是一個退堂不再爭吵的妙招之一，因為很多時候高EQ的人會及時發覺談話效率降低，失去意義。
第十一種與第十種類似，是即時退出談話的一個辦法，說I need some time to process my emotions，這是另一個華語中幾乎沒有類似說法的語句。你當然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我現在(對這件事)太激動，不能講話」，以此拒絕繼續談下去。
第十二種是對自己的總結判斷不表示很確定：Did I get you right? 意思是「我對你的話理解正確嗎？」或者可以問「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的話允許對方為自己澄清誤解，表達出很有誠意的建設性溝通意願。
第十三種是在發表意見之後詢問：你認為如何？或「你說呢？」
第十四種是在不同意的情況下願意表示「我尊重你的意見/決定」。
第十五種是對遇到困難的人表示關心：我如何能夠幫得上你？華人常常自己判斷能不能幫一個人，並不詢問。但我們的判斷未必對。即使你估計自己幫不上，詢問絕對是願意支持的表示。
第十六種是表示喜愛：I love you是又一句華語中不說的話。我們最多說「我喜歡你」，可是在非浪漫的英語語境中，這只是一句表示欣賞支持鼓勵的話，華人不如直接說「你好棒，我支持你」。
Thursday, April 20, 2023
那些真假科技初創公司
我想有些科技初創公司是假的。他們假裝找到一個大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概念，說服人掏出錢來進行投資，「嘗試」不成功的時候，投資人知道這就是「風險投資」的特色--你投資10家這種公司，只要有一家是真正的獨角獸，就希望能夠賺回來。--這是經濟好的時候，很多看來似乎有希望的新概念，只要找對了門路，都可以從某「天使」投資機構得到一定資金開始嘗試。
但現在是科技股低迷的時期，投資人審查初創公司也比較仔細了，因為發現資金欺詐在硅谷層出不窮。本文內容取自《舊金山鑒察報》的報導文章：The end of faking it in Silicon Valley。
以這兩週發生的事情為例：財務援助初創公司Frank的創始人Charlie Javice被拘捕，指控他偽造客戶數據。 陪審團裁定廣告軟件初創公司Outcome Health的創始人之一，Rishi Shah犯有欺騙客戶和投資人的罪行。 還有一名法官於判處Elizabeth Holmes一共11年徒刑，因為她利用血液檢測的初創公司Theranos欺騙投資人。
在2月份，Ozy Media創始人Carlos Watson 和軟件公司Slync創始人Christopher Kirchner被捕，他們都被指控為欺騙投資人。 另一個欺詐案件是針對軟件初創公司HeadSpin的創始人Manish Lachwani，審判將於5月開始。而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創始人Sam Bankman-Fried也要在今年晚些時候面臨13項欺詐指控的庭審。
總而言之，這些指控、定罪和判決讓人發覺，創業界快速隨意的造假行為實際上會產生刑事後果。 儘管這世代發生了許多備受矚目的醜聞(Uber、WeWork)和倒閉(Juicero)，然而除了Holmes之外，很少有初創公司創辦人面臨刑事指控，人們只當他們是為商業虛榮。
PitchBook追踪初創企業的的數據，發現從2012年到2021年間，美國科技初創企業獲得的資金增長了八倍，達到$3440億美元。其中超過1200家被認為是紙面價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獨角獸。
但容易到手的錢中總會枯竭，於是大家都要在退潮時看誰是在裸泳。FTX於11月申請破產保護，之後Airbnb首席執行官發推說：感覺好像在一家夜總會裡的燈光剛剛打開。
過去，支持初創企業的風險資本投資人在被騙時不願採取法律行動。因為這些公司規模很小，幾乎沒有資產可以收回，擔心追討那些創始人會損害投資人的聲譽。 隨著獨角獸公司的增加，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以及包括對沖基金、職業投資機構和共同基金會在內的更大、更傳統的投資機構加入，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司法部一直在敦促檢察官去大膽追查更多商業欺詐行為，包括私營初創企業的欺詐行為，因此我們看到對Frank、Ozy Media、Slync和HeadSpin的創始人開始提起訴訟，你可以指望將來會出現更多的類似案件。
據The Information的報導，IRL是一款投資人估值為$10億美元的即時通訊APP，目前正在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因為涉嫌在用戶數量上誤導投資人。還有另外一個訴訟案，Rumby是俄亥俄州的一家洗衣店配送初創公司，他們捏造一個財務上成功的故事來獲得資金，然後其創始人用這筆資金為自己購買了價值$170萬美元的房屋。
新聞媒體也報導了初創公司的一些不道德行為，比如價值$40億美元的醫療保健軟件初創公司Olive，還有聲稱使用人工智能的電子商務初創公司Nate。不過Olive的一位發言人現在「否認指控和提出異議」。
這些都讓風險資本投資機構尷尬。隨著越來越多的初創公司欺詐行為被揭露，那些投資行業巨頭在訴訟、破產申請和法庭證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們成為上當受騙者。
硅谷頂級公司紅杉資本的投資人Alfred Lin向FTX投資$1.5億，他反思加密貨幣那場災難，說「投資倒沒什麼，主要是建立合作關係一年半之後我仍然沒看到問題，真的很難。」
但現在是科技股低迷的時期，投資人審查初創公司也比較仔細了，因為發現資金欺詐在硅谷層出不窮。本文內容取自《舊金山鑒察報》的報導文章：The end of faking it in Silicon Valley。
以這兩週發生的事情為例：財務援助初創公司Frank的創始人Charlie Javice被拘捕，指控他偽造客戶數據。 陪審團裁定廣告軟件初創公司Outcome Health的創始人之一，Rishi Shah犯有欺騙客戶和投資人的罪行。 還有一名法官於判處Elizabeth Holmes一共11年徒刑，因為她利用血液檢測的初創公司Theranos欺騙投資人。
在2月份，Ozy Media創始人Carlos Watson 和軟件公司Slync創始人Christopher Kirchner被捕，他們都被指控為欺騙投資人。 另一個欺詐案件是針對軟件初創公司HeadSpin的創始人Manish Lachwani，審判將於5月開始。而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創始人Sam Bankman-Fried也要在今年晚些時候面臨13項欺詐指控的庭審。
總而言之，這些指控、定罪和判決讓人發覺，創業界快速隨意的造假行為實際上會產生刑事後果。 儘管這世代發生了許多備受矚目的醜聞(Uber、WeWork)和倒閉(Juicero)，然而除了Holmes之外，很少有初創公司創辦人面臨刑事指控，人們只當他們是為商業虛榮。
PitchBook追踪初創企業的的數據，發現從2012年到2021年間，美國科技初創企業獲得的資金增長了八倍，達到$3440億美元。其中超過1200家被認為是紙面價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獨角獸。
但容易到手的錢中總會枯竭，於是大家都要在退潮時看誰是在裸泳。FTX於11月申請破產保護，之後Airbnb首席執行官發推說：感覺好像在一家夜總會裡的燈光剛剛打開。
過去，支持初創企業的風險資本投資人在被騙時不願採取法律行動。因為這些公司規模很小，幾乎沒有資產可以收回，擔心追討那些創始人會損害投資人的聲譽。 隨著獨角獸公司的增加，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以及包括對沖基金、職業投資機構和共同基金會在內的更大、更傳統的投資機構加入，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司法部一直在敦促檢察官去大膽追查更多商業欺詐行為，包括私營初創企業的欺詐行為，因此我們看到對Frank、Ozy Media、Slync和HeadSpin的創始人開始提起訴訟，你可以指望將來會出現更多的類似案件。
據The Information的報導，IRL是一款投資人估值為$10億美元的即時通訊APP，目前正在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因為涉嫌在用戶數量上誤導投資人。還有另外一個訴訟案，Rumby是俄亥俄州的一家洗衣店配送初創公司，他們捏造一個財務上成功的故事來獲得資金，然後其創始人用這筆資金為自己購買了價值$170萬美元的房屋。
新聞媒體也報導了初創公司的一些不道德行為，比如價值$40億美元的醫療保健軟件初創公司Olive，還有聲稱使用人工智能的電子商務初創公司Nate。不過Olive的一位發言人現在「否認指控和提出異議」。
這些都讓風險資本投資機構尷尬。隨著越來越多的初創公司欺詐行為被揭露，那些投資行業巨頭在訴訟、破產申請和法庭證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們成為上當受騙者。
硅谷頂級公司紅杉資本的投資人Alfred Lin向FTX投資$1.5億，他反思加密貨幣那場災難，說「投資倒沒什麼，主要是建立合作關係一年半之後我仍然沒看到問題，真的很難。」
Monday, April 17, 2023
反墮胎與經濟不平等
基督徒應該了解反墮胎運動的來歷--這並不是教會起初的立場。本文內容轉自醫學期刊NEJM的專家觀點文章The Dobbs Decision — Exacerbating U.S. Health Inequity，論述去年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裁決對公共衛生事業的衝擊--最大的問題在於反墮胎加劇了經濟上不平等的衛生保健服務。
On June 24, 2022,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dealt a major blow when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decision and removed federal protection for abortion. Now states have the power to ban abortion outright, which will increase inequities that already plagu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our society. Although abortion restriction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ll pregn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those most affected by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will include low-income women and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Dobbs will thus perpetuate and exacerbate health inequity,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去年6月24日的Dobbs裁決將聯邦法律所保證的婦女墮胎權利下放給各州。美國社會的衛生保健系統本來就不平等，現在低收入邊緣族裔的孕婦和家人受到這一裁決更大的衝擊。
Specially designed to limit access to abortion by low-income and other vulnerable women, the Hyde Amendment, passed on September 30, 1976, banned federal Medicaid funding for the procedure. Unfortunately,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ith incomes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level (FPL) face a number of barriers to contraceptive use, including the cost of highly effective methods. As a result, low-income women are more than five times as likely to report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as women living at or above the FPL. Because of this higher rate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women who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have a greater need for abortion. Not surprisingly, patients who undergo an abo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ly low-income.
1976年9月30日海德修正案通過，專門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為低收入婦女提供墮胎服務的資金。不幸的是，這些婦女沒錢使用某些昂貴的避孕工具，因而她們比較多地意外懷孕，更多地需要墮胎。
Medicaid is an important and growing source of health coverage for low-income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0, und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states had the option to expand Medicaid eligibility to all people with incomes below 138% of the FPL,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requirement for many low-income women to get pregnant in order to become eligible. To date, 40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ave adopted Medicaid expansion; residents of the remaining 10 states lack the protection of expanded coverage. In the states where it was implemented, Medicaid expansion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uninsured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and provided more people access to primary and gynecologic care before pregnancy. Medicaid expansion in Oregon, a state that funds abortion care under Medicaid, not only increased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but also the receipt of medication abortion, which most likely increased safety and reduced financial burdens for low-income people. This historic policy change also reduced racial, ethnic, and rural health disparities in health care access and utilization.
2010年奧巴馬醫保計劃允許各州擴大Medicaid輔助範圍。40個州採納了，減少了沒有醫保的育齡婦女數目。然而還有10個州至今沒有採納。
In 2019, half of U.S. women living below the FPL were insured by Medicaid. Medicaid coverage rates were higher in certain groups, including women who described their health as fair or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and single mothers.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adult women enrolled in Medicaid are in their reproductive years and are potentially at risk for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For many low-income people, however, federal and state funding restrictions created substantial financial and other barriers to accessing abortion services even before Dobbs. Notably, the Hyde Amendment greatly disadvantaged low-income people by blocking use of federal Medicaid funds for abortion services except in cases of rape or incest or to save the pregnant person’s life. In 32 states, Medicaid programs adhere to the strict guidelines of the Hyde Amend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low-income people to access abortion services in these states. 即使在羅訴韋德裁決沒推翻之前，採納Medicaid擴大計劃的州有32個嚴格執行海德修正案，讓他們的貧困婦女很難得到所需要的墮胎服務。
Before the fall of Roe, Medicaid coverage could determine whether women in some states did or did not receive abortion servic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Dobbs abortion bans, abortion care is even more restricted in entire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under Medicaid will continue to vary by place of residence and depend on the confluence of restrictions or bans on abortion care and Medicaid policies currently in effect within each state. In the new landscape, obtaining abortion services has become even more challenging for low-income women in mos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states have expanded Medicaid coverage. 在Dobbs裁決之後，那些本來就嚴格限制墮胎的州，依靠Medicaid醫保服務的貧困婦女就更難了。
After Dobbs, complete or partial bans on abortion went into effect in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forcing people in those states to travel to other states to access abortion care. More than a third of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now live more than an hour from an abortion facility and will probably face additional barriers, including costs for travel and child care and the need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Regrettably, people who already had poorer-than-average access pre-Dobbs face even greater health burdens and risks. For example,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fac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s of pregnancy-related mortality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have to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to get an abortion post-Dobbs. 她們有的需要到外州去墮胎，有的需要請假和跑很遠的路，導致(自然流產而來不及處置的)孕婦死亡數量增加。
As a result of the overturning of Ro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want abortion services will not have access to them and will end up carrying their pregnancies to term. For decade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abortion bans most severely affect low-income women and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already struggle with barriers to accessing health care, including abortion. The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being denied a wanted abortion have been thoroughly documented in the landmark Turnaway Study. Thanks to nearly 50 years of legal abortion practice, we now have a robust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bortion and the impact of abortion restrictions on people’s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health, and well-being. 限制安全有效的墮胎決定會影響人們，尤其是低收入群組的社會經濟狀況、身體健康、和一般生活福祉。
Innov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telemedicine for medication abortion services, can improve access to abortion care. Self-managed, at home, medication abortions are safe, effective, and acceptable to many patients. In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legal that are bordered by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banned, telemedicine could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being able to simply drive across the state line, in order to be physically in the state providing care, and having to drive to a clinic that could be hundreds of miles away. In addition, Planned Parenthood affiliates have plans to launch mobile services and to open clinics along state borders where abortion is illegal in one state but legal in the other. These clinics could bring needed abortion and contraceptive care closer to people in rural communities,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drive long distances. Finally, marginalized women and communities, for whom Roe was never enough, are leading grassroots efforts for just and equitable abortion care that builds on decades of advocacy and support. 為了幫助這些地方低收入婦女的需要，有人發起遠程望診和開藥指導服務，周邊墮胎合法的州在邊界地區設立機動服務站，在反墮胎的貧困社區建立草根運動為婦女申張正義。
The fall of Roe amplified the effects of racist structures on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communities facing unintended pregnancy. Policies to ensure comprehensive access to abor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systems of oppression. National and local groups such as All Above All5 are advocating for reproductive and comprehensive abortion justice. In addition,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 voters who believe that abortion should b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all are making their voices heard. Voices and actions supporting abortion access will only continue to grow as a formidable force for change. This grow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lifting up low-income and marginalized women from societal neglect to the center of societal care. Centering women from historically marginalized groups in efforts to ensure affordabl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abortion care can foster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e hope such bold efforts will lead to transformative change to create a truly equitabl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ople can thrive.
支持墮胎的民眾越來越多，他們有機會有機會實施綜合方法，將低收入和邊緣化的婦女從社會忽視中轉變到受到社會關懷的位置。確保婦女得到負擔得起、實用的墮胎護理，可以促進創新的政策和做法，以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讓所有人--無論男女貧富--都能茁壯成長。
下圖是美國各州限制/保護墮胎服務的情況(情況隨各州新政策的出現不斷變化)。
On June 24, 2022,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dealt a major blow when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decision and removed federal protection for abortion. Now states have the power to ban abortion outright, which will increase inequities that already plagu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our society. Although abortion restriction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ll pregn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those most affected by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will include low-income women and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Dobbs will thus perpetuate and exacerbate health inequity,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去年6月24日的Dobbs裁決將聯邦法律所保證的婦女墮胎權利下放給各州。美國社會的衛生保健系統本來就不平等，現在低收入邊緣族裔的孕婦和家人受到這一裁決更大的衝擊。
Specially designed to limit access to abortion by low-income and other vulnerable women, the Hyde Amendment, passed on September 30, 1976, banned federal Medicaid funding for the procedure. Unfortunately,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ith incomes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level (FPL) face a number of barriers to contraceptive use, including the cost of highly effective methods. As a result, low-income women are more than five times as likely to report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as women living at or above the FPL. Because of this higher rate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women who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have a greater need for abortion. Not surprisingly, patients who undergo an abo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ly low-income.
1976年9月30日海德修正案通過，專門禁止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為低收入婦女提供墮胎服務的資金。不幸的是，這些婦女沒錢使用某些昂貴的避孕工具，因而她們比較多地意外懷孕，更多地需要墮胎。
Medicaid is an important and growing source of health coverage for low-income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0, under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states had the option to expand Medicaid eligibility to all people with incomes below 138% of the FPL,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the requirement for many low-income women to get pregnant in order to become eligible. To date, 40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ave adopted Medicaid expansion; residents of the remaining 10 states lack the protection of expanded coverage. In the states where it was implemented, Medicaid expansion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uninsured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and provided more people access to primary and gynecologic care before pregnancy. Medicaid expansion in Oregon, a state that funds abortion care under Medicaid, not only increased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but also the receipt of medication abortion, which most likely increased safety and reduced financial burdens for low-income people. This historic policy change also reduced racial, ethnic, and rural health disparities in health care access and utilization.
2010年奧巴馬醫保計劃允許各州擴大Medicaid輔助範圍。40個州採納了，減少了沒有醫保的育齡婦女數目。然而還有10個州至今沒有採納。
In 2019, half of U.S. women living below the FPL were insured by Medicaid. Medicaid coverage rates were higher in certain groups, including women who described their health as fair or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s, and single mothers.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adult women enrolled in Medicaid are in their reproductive years and are potentially at risk for an unintended pregnancy. For many low-income people, however, federal and state funding restrictions created substantial financial and other barriers to accessing abortion services even before Dobbs. Notably, the Hyde Amendment greatly disadvantaged low-income people by blocking use of federal Medicaid funds for abortion services except in cases of rape or incest or to save the pregnant person’s life. In 32 states, Medicaid programs adhere to the strict guidelines of the Hyde Amend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low-income people to access abortion services in these states. 即使在羅訴韋德裁決沒推翻之前，採納Medicaid擴大計劃的州有32個嚴格執行海德修正案，讓他們的貧困婦女很難得到所需要的墮胎服務。
Before the fall of Roe, Medicaid coverage could determine whether women in some states did or did not receive abortion servic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Dobbs abortion bans, abortion care is even more restricted in entire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ccess to abortion services under Medicaid will continue to vary by place of residence and depend on the confluence of restrictions or bans on abortion care and Medicaid policies currently in effect within each state. In the new landscape, obtaining abortion services has become even more challenging for low-income women in mos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states have expanded Medicaid coverage. 在Dobbs裁決之後，那些本來就嚴格限制墮胎的州，依靠Medicaid醫保服務的貧困婦女就更難了。
After Dobbs, complete or partial bans on abortion went into effect in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forcing people in those states to travel to other states to access abortion care. More than a third of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now live more than an hour from an abortion facility and will probably face additional barriers, including costs for travel and child care and the need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Regrettably, people who already had poorer-than-average access pre-Dobbs face even greater health burdens and risks. For example, members of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fac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s of pregnancy-related mortality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have to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to get an abortion post-Dobbs. 她們有的需要到外州去墮胎，有的需要請假和跑很遠的路，導致(自然流產而來不及處置的)孕婦死亡數量增加。
As a result of the overturning of Ro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want abortion services will not have access to them and will end up carrying their pregnancies to term. For decade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abortion bans most severely affect low-income women and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at already struggle with barriers to accessing health care, including abortion. The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being denied a wanted abortion have been thoroughly documented in the landmark Turnaway Study. Thanks to nearly 50 years of legal abortion practice, we now have a robust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bortion and the impact of abortion restrictions on people’s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health, and well-being. 限制安全有效的墮胎決定會影響人們，尤其是低收入群組的社會經濟狀況、身體健康、和一般生活福祉。
Innov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telemedicine for medication abortion services, can improve access to abortion care. Self-managed, at home, medication abortions are safe, effective, and acceptable to many patients. In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legal that are bordered by states where abortions are banned, telemedicine could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being able to simply drive across the state line, in order to be physically in the state providing care, and having to drive to a clinic that could be hundreds of miles away. In addition, Planned Parenthood affiliates have plans to launch mobile services and to open clinics along state borders where abortion is illegal in one state but legal in the other. These clinics could bring needed abortion and contraceptive care closer to people in rural communities,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drive long distances. Finally, marginalized women and communities, for whom Roe was never enough, are leading grassroots efforts for just and equitable abortion care that builds on decades of advocacy and support. 為了幫助這些地方低收入婦女的需要，有人發起遠程望診和開藥指導服務，周邊墮胎合法的州在邊界地區設立機動服務站，在反墮胎的貧困社區建立草根運動為婦女申張正義。
The fall of Roe amplified the effects of racist structures on poor women from margin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communities facing unintended pregnancy. Policies to ensure comprehensive access to abor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systems of oppression. National and local groups such as All Above All5 are advocating for reproductive and comprehensive abortion justice. In addition,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 voters who believe that abortion should b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all are making their voices heard. Voices and actions supporting abortion access will only continue to grow as a formidable force for change. This grow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lifting up low-income and marginalized women from societal neglect to the center of societal care. Centering women from historically marginalized groups in efforts to ensure affordabl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abortion care can foster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e hope such bold efforts will lead to transformative change to create a truly equitabl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ople can thrive.
支持墮胎的民眾越來越多，他們有機會有機會實施綜合方法，將低收入和邊緣化的婦女從社會忽視中轉變到受到社會關懷的位置。確保婦女得到負擔得起、實用的墮胎護理，可以促進創新的政策和做法，以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讓所有人--無論男女貧富--都能茁壯成長。
下圖是美國各州限制/保護墮胎服務的情況(情況隨各州新政策的出現不斷變化)。
Saturday, April 15, 2023
那些「推特文件」暴露出甚麼？
Matt Taibbi離開新聞業去搞自媒體和電郵通訊簡報，一度成為幫助推特Elon Musk等人做宣傳的人。前一階段Musk忽然通過他放出一堆有關推特高級主管之間的內部通訊文件的截屏圖片，並示意這些內部通訊暴露出2020年拜登政府的某種言論壓制--可當時是川普執政。
下面是MSNBC主持人Mehdi Hasan對他訪談，當面指責他所謂報導中有一系列重大錯誤(其實是說謊)。其中提到的EIP是指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
H：近來你講的很多東西，批評的人說是不真，影響了你的可信度。
你說政府2020年建立EIP是為了回應2022年公眾對國土安全部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的憤怒抗議(我把你的話貼在這裡)，不對，EIP是在兩年之前建立的。
你還說EIP是政府出資，但它不是。你說它在2020年大選日之前為2200萬推文貼了錯誤信息的標籤，但不對，那時它只標出3000左右推文為錯誤信息，和你說的差了十萬八千里。你又說EIP與政府的網絡安全基礎設施部門CISA合作，試圖審查幾百萬推特帖子--你故意把國土安全部的CISA和推特公司的非牟利網絡安全中心的CIS混為一談，於是聲稱了錯誤的事實。這麼多的基本錯誤。
T：呃...我說的是甚麼？但其它的信息都沒錯。...我堅持我說的是對的。
H：你堅持甚麼？EIP標識出2200萬錯誤信息？我們查了，報告2200條關於大選錯誤信息的時間是2021年3月，大選已過。到選舉日為止，有關的錯誤信息，如果我沒有記錯，是2980個--你把這個搞錯。你把CIS搞錯--Matt你為甚麼要在CIS後面加方括號中的A？三個星期你不糾正，然後為甚麼又在上我節目之前糾正了？
T：因為我剛剛意識到這個錯誤。
H：那你怎麼把EIP創立的日子也搞錯呢？它和去年拜登政府試圖建立的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沒有關係。
T：因為某某人說...
H：但你在推特上不是那麼說的，你說EIP的建立是政府為了回應2022年發生的一件事--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來管理網絡信息卻引起了憤怒「之後」--我引用你的原話--這是錯的，你要糾正一下嗎？...你不必到哪裡查看來源，EIP網站上寫著，他們是2020年設立的。但你的錯誤信息說它是2022年。
T：好吧，算是我出了一個錯。
H：那你現在要不要批評Musk？現在是他在監測別人的言論自由。
T：不要，我不特別想要這麼做。我沒有批判過他，我認為他擺出這些推特文件是向正確的方向走了一步。...
H：你說他對推特有好處，對言論自由好。我說他利用推特幫了世界上一個最右翼的政府做言論監控，我要批評他，你呢？
T：我要先看看敘事，它現在不在手邊。
H：等等。我兩周前就報告了，你發推挑戰我，要我邀請你在這裡做公開回應。這不是嗎？你的原話...你說對了，我不確定你對Musk的觀點，請表態。
T：...回到推特文件#6，提到推特、FBI、國土安全部的關係，你發難，說是公眾對此沒有甚麼興趣，我不該發。你覺得記者報告的東西因為Musk發言了就不該報？
H：但你如果報導推特言論自由的問題，那麼Musk封媒體記者帳號等等事情，你竟沒有批評意見？...
(訪談之後，Matt Taibbi發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表示他是一位負責的媒體人。說來說去，原來是Taibbi藉著「推特文件」製造了一堆假消息。)
下面是MSNBC主持人Mehdi Hasan對他訪談，當面指責他所謂報導中有一系列重大錯誤(其實是說謊)。其中提到的EIP是指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
H：近來你講的很多東西，批評的人說是不真，影響了你的可信度。
你說政府2020年建立EIP是為了回應2022年公眾對國土安全部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的憤怒抗議(我把你的話貼在這裡)，不對，EIP是在兩年之前建立的。
你還說EIP是政府出資，但它不是。你說它在2020年大選日之前為2200萬推文貼了錯誤信息的標籤，但不對，那時它只標出3000左右推文為錯誤信息，和你說的差了十萬八千里。你又說EIP與政府的網絡安全基礎設施部門CISA合作，試圖審查幾百萬推特帖子--你故意把國土安全部的CISA和推特公司的非牟利網絡安全中心的CIS混為一談，於是聲稱了錯誤的事實。這麼多的基本錯誤。
T：呃...我說的是甚麼？但其它的信息都沒錯。...我堅持我說的是對的。
H：你堅持甚麼？EIP標識出2200萬錯誤信息？我們查了，報告2200條關於大選錯誤信息的時間是2021年3月，大選已過。到選舉日為止，有關的錯誤信息，如果我沒有記錯，是2980個--你把這個搞錯。你把CIS搞錯--Matt你為甚麼要在CIS後面加方括號中的A？三個星期你不糾正，然後為甚麼又在上我節目之前糾正了？
T：因為我剛剛意識到這個錯誤。
H：那你怎麼把EIP創立的日子也搞錯呢？它和去年拜登政府試圖建立的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沒有關係。
T：因為某某人說...
H：但你在推特上不是那麼說的，你說EIP的建立是政府為了回應2022年發生的一件事--設立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來管理網絡信息卻引起了憤怒「之後」--我引用你的原話--這是錯的，你要糾正一下嗎？...你不必到哪裡查看來源，EIP網站上寫著，他們是2020年設立的。但你的錯誤信息說它是2022年。
T：好吧，算是我出了一個錯。
H：那你現在要不要批評Musk？現在是他在監測別人的言論自由。
T：不要，我不特別想要這麼做。我沒有批判過他，我認為他擺出這些推特文件是向正確的方向走了一步。...
H：你說他對推特有好處，對言論自由好。我說他利用推特幫了世界上一個最右翼的政府做言論監控，我要批評他，你呢？
T：我要先看看敘事，它現在不在手邊。
H：等等。我兩周前就報告了，你發推挑戰我，要我邀請你在這裡做公開回應。這不是嗎？你的原話...你說對了，我不確定你對Musk的觀點，請表態。
T：...回到推特文件#6，提到推特、FBI、國土安全部的關係，你發難，說是公眾對此沒有甚麼興趣，我不該發。你覺得記者報告的東西因為Musk發言了就不該報？
H：但你如果報導推特言論自由的問題，那麼Musk封媒體記者帳號等等事情，你竟沒有批評意見？...
(訪談之後，Matt Taibbi發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表示他是一位負責的媒體人。說來說去，原來是Taibbi藉著「推特文件」製造了一堆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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