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氣候變暖與大米危機

本文取自《紐約時報》的文章：地球變熱了，大米也在面臨危機。

隨著地球升溫，大米有麻煩了，進而威脅到數十億人的食物與生計。有時在幼苗需要水的時候沒有足夠的降雨，有時稻子需要頂部保持在水面以上，卻又有太多的降雨。海水倒灌，作物被鹽分破壞。夜晚氣溫上升，導致產量下降。

這些危險迫使世界開始尋找種植這一關鍵作物的新方法。稻農在改變耕種日歷；育苗需要尋找能忍受高溫或高鹽土壤的種子；耐受力強的古早品種重新得到使用。

在缺水的地方，全世界有許多地方面臨這一狀況，農民有意讓稻田乾涸，從而減少甲烷排放--甲烷是水田產生的一種強效溫室氣體。

氣候危機對耕種小塊田地的農民打擊尤其大，在亞洲有幾億這樣的小農。在越南沿海省份負責水利灌溉的Pham Tan Dao說，「他們必須去適應，否則無法生存。」越南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產國之一。

在中國，研究發現極端降雨在過去20年裡導致了大米產量的下降。印度因為擔心糧食不足以餵飽自己的人民，對大米出口進行了限制。在巴基斯坦，酷熱和洪水造成莊稼歉收，而在美國加州，長時間的乾旱導致許多田地休耕。

現在面臨的挑戰和50年前很不同。那時世界需要大幅提高稻米產量以應對饑荒問題。高產的雜交稻加上化肥的使用發揮了作用。在湄公河三角洲，農民開始轉向一年三熟的生產，給本國乃至國外數以百萬計的人提供糧食。

而在今天，密集耕作的體系本身也在世界各地造成了新問題。土壤蓄水層被耗盡，導致化肥使用增加，減少了稻米品種的多樣性，焚燒秸稈產生的煙霧又造成空氣污染。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氣候變化，打亂了稻米賴以生存的光照和降雨的規律。

最令人憂心的可能是，世界上一些最窮困的人口每天食用稻米，而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消耗了穀粒的營養。

大米還面臨另一個氣候問題--人類活動產生的甲烷排放大約有8%來自稻米種植。這跟佔35%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排放比起來好像不算甚麼，但化石燃料可以用其它能源替代，大米則沒那麼容易替換。它是全球約30億人的主食，是印度香飯、越南河粉、西非加羅夫飯和凱瑞奧爾什錦飯等等傳統與營養的來源。

哥倫比亞大學環境健康科學教授Lewis H. Ziska說：「我們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刻，這是一個用較少的資源生產較多產品的問題，你如何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在氣候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你怎麼辦？」

1975年，面對戰後的饑荒，越南決定多種植水稻。這一努力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成為僅次於印度和泰國的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國。綠色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珍貴的稻米產區。

然而，與此同時，湄公河被人類活動改變了。湄公河發源於中國東南部，蜿蜒流經緬甸、寮國、泰國和柬埔寨，其間被許多水壩阻斷。現在當它到達越南時，幾乎沒有淡水可以衝掉滲入內陸的海水。海平面上升帶來了更多的海水。灌溉渠變咸。隨著氣溫的升高，這個問題只會變得更糟。

灌溉主管范先生說：「我們現在承認，海水快速上漲是正常的，我們必須準備應對。」他說過去在旱季，海水侵入內陸30公里左右的地方，現在可以到達內陸70公里。

氣候變化還帶來了其他風險。你不能再指望季風季節像以前一樣在5月到來，因此研究人員發現，在乾旱年份，農民現在比平時提前10到30天播種水稻。在沿海地區，許多人在種水稻和養蝦之間輪換，因為蝦喜歡有一點鹹水。但這需要控制貪婪，60歲的稻農鄧清生說。蝦帶來了高利潤，但也帶來了高風險--疾病很容易發作。因此，在他2.8萬平米的土地上，當運河裡有淡水時，鄧清生就種水稻，當海水滲入時，他就養蝦。水稻可以凈化水質。蝦能滋養土壤。他說，「只養蝦賺錢，但是這樣比較安全。」(上面照片顯示水道左邊是養蝦區、右邊能夠種稻。)

在其他地方，農民將不得不改變種植水稻和其他主要穀物的耕作時間安排。科學家們已經在試圖幫助他們。

在Arkansas州立大學Fayetteville分校的水稻研究實驗室裡，Argelia Lorence給我們看裝滿了水稻種子的陳列櫃，一共有310個不同的品種。許多是現在很少生長的古老品種，但它們的基因擁有超能力，能讓水稻在炎熱的夜晚存活下來，炎熱的夜晚是氣候變化最嚴重的危害之一。到目前為止，她已經發現了兩個這樣的基因。它們可以用來培育新的雜交品種。她說，「我確信幾十年後，農民將需要非常不同種類的種子。」

水稻在美國很重要，它使美國南部沿海各州富裕起來，這一切都得益於非洲奴隸的勞動，他們有世代種植水稻的經驗。

現在，美國主要的水稻種植區分布在靠近Mississippi河與一個支流Arkansas河交匯處。那裡的堅硬粘土地看起來與湄公河三角洲大不相同，大片田地平整得好像煎餅一樣。工作由機器完成，農場面積有時超過8000萬平方米。

他們面對同樣的氣候變化危害--夜晚更熱、降雨不穩定。如此大量的密集化水稻種植帶來一個問題：地下水正處於危險的低水平。

來自Arkansas大學Fayetteville分校的工程學教授Benjamin Runkle進入水稻種植減少用水的研究領域。他建議Arkansas州的農民不要用以往那樣的水田來種稻米，而是讓稻田乾一點，然後來重複澆灌。哦，農民會讓他測量他們田地裡的甲烷嗎？Mark Isbell是第二代稻農，他報名參加實驗。

Runkle博士在Isbell的田地邊上豎起了一個高大的白色裝置，來測量水田中細菌所產生的氣體--有些像測試汽車駕駛員口中呼出的酒精含量。他的實驗進行了七年多，得出的結論是，通過不持續淹沒田地，農民可以減少60%以上的水稻甲烷排放。稻農都在觀看，能夠生產出相當數量的優質大米才算成功。

福音主義與政治黨派

我其實分不清政治右翼和宗教右翼--他們好像就是同一批人。福音派基督教，又稱福音主義，按照維基百科，是個跨宗派的國際運動。看上去是宗教信仰性質的運動，要個人重生得救，要相信某種形式的「聖經無誤」，要傳福音等等。本文接續人類尊嚴問題的討論，討論如何面對「基督法西斯主義」、反對專制思想，是Baker博士那本書的結尾一段，但我稍微為中文讀者加了說明。

那麼耶穌教導和命令愛人如己，尋求醫治和接納，與人和睦等等是不是福音的一部份呢？當然是。可是到了2021年，活出耶穌的教導和支持川普、奉行基要主義信仰與反對民主早已毫不相干了，因為有一大批福音派信徒，相信/教導他們試圖在美國建立的上帝國度(神權政治)，是與民主有衝突的。

你如果為了政治立場原因離開福音派，那你大概知道和一位基要派信徒推理爭辯是不可能的。他們不了解也不關心甚麼是慎思明辯(批判性思維)，也不介意科學研究新發現，只知一味「護教」。任何討論話題似乎都會集中到拯救靈魂、活出一個基督徒生命方面--當然是按照基要主義的解經和教義認識。對他們來說，對話等於說教和勸人歸依(他們的宗派)，其中聆聽和表示同情理解的成分很少。那麼怎樣團結福音派信徒來參與反對專制的運動呢？他們好像在溝通聆聽方面特別不成熟。

Baker博士建議與基要派信徒對話時，主動問某些預備好的問題，然後仔細聆聽他們的回答，還可以追問。同時當然需要留意，一旦話題轉移到勸你接受某個教義，就要馬上指出來。當你仔細聆聽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受到他們的各種擔心懼怕或罪咎感，或發覺他們能夠完全住在現實之外的奇異技巧。你的反應可能會很情緒化，但希望其中也有同情。

另外Baker博士還建議和基要主義分子談話時，要多強調跟隨耶穌和遵行耶穌教導。他們的福音信息比較強調使徒保羅的書信，要求認罪和得到赦免等等，所以他們可能會指出耶穌的教導還不是完整的好消息，爭辯重生得救必須包括接受某些對保羅和教父書信的解釋，也就是基要主義教義。然而你需要把話題拉回耶穌的教導，堅持一個大多數宗派歷來都接受的基本福音。

有一位進步派的「新興教會運動」領袖Benjamin Corey，從事政治和公共神學的寫作。他曾評論基要主義解經說，「把保羅關於婦女的一些言論解釋為永遠的禁令，而把耶穌愛仇敵的命令看為根本不可能遵守，這是他們最有趣的解經。」

你可以請福音派信徒講述他/她自己的信主過程，一起做出反思評論。這種「見證」是他們很高興分享的，你可以肯定歸主經歷對他們的重要意義，而不必把焦點放在自己是否必須承認和接受某個教義上。

下面說說令人頭疼的福音派政治立場問題。在華人教會，直到幾年前，我覺得福音派的政治立場問題並不是很明顯。我們聽見「倡導生命的」反墮胎運動，或反對同性結婚的「社會道德倫理」議題，一般都相信牧師不多問。然而我們並不了解這些教導的政治來歷。而白人教會有個把白人至上的規章法律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大多沒有擺脫過種族平等問題帶來的政治陰影。

Baker博士的Confronting Christofascism這本書花了不少篇幅強調，美國基要主義的興起和爆發，是因對於文化改變的無法適應。(甚麼種族平等？那不是失去秩序嗎？甚麼女權運動？父權制決不可撼動！)基要主義之所以能夠興旺一個世紀，正因為它能為受文化震撼的人提供一個心理逃避，和起來捍衛這世界原來狀況的集體勇氣。在這一過程中，權勢和利益成為這些守舊的人無法放棄的東西。基要主義自從誕生，就極樂意打通與政府官員交流的通道，到川普時期，從總統到內閣和白宮，基督徒以能夠影響國策為自豪。

你也許還記得，基督教右翼的成員們明明地自稱Dominionist，中文翻成基督教國教主義者，表示要以「基督教原則」(當然是指基要派的專制原則，即神權政治)治國。Dominion的意思是統治，奉上帝的名統治民眾，是再好不過的賺錢牟利機會。Baker博士指出，不光是美國的大型教會有大筆收入，根據一家國際媒體組織OpenDemocracy在2020年的一篇報道，美國各種基督徒右翼組織自2008年以來，在世界各地總共花了$2.8億，到處支持反對婦女墮胎、反對同性結婚的運動。下面是他們報導2020年這些組織在川普落選時的一些活動：

ACLJ機構由川普的個人律師Jay Sekulow帶領，與Rudy Giuliani一起，協調川普挑戰11月3日大選結果的任何訴訟案件。另外5、6名ACLJ律師是川普受到眾議院彈劾時為他辯護的律師團隊成員。

ACLJ的歐洲總部(ECLJ)在義大利政府反同性婚姻的兩個案件中，為政府提供辯護。他們還至少干預了7個在波蘭的案件，包括他們在歐洲人權法庭的案子，為保守派政府的反離婚、反墮胎政策辯護。波蘭法庭裁決畸形胎兒在不能存活的情況下仍然要禁止墮胎，支持理由是Sekulow的律師團隊提供的。

另一個駐在亞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律師事務團隊ADF，與川普政府官員有密切的人事和會晤聯繫。他們2020年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爭辯，捍衛非牟利機構允許捐款人保持匿名的教會做法。...

基要派教會持這些政治立場自然出於他們的解經。有位美國黑人哲學教授George Yancy寫道：「...我的聖經已經被化妝成末日啟示的基督教法西斯主義運動擄去了。在這個國家裡，我們到處看見戴著自私和貪權鎖鏈的事實真相與正義，這真是一群聽見卻不明白、看見卻不曉得的百姓。」

根據《宗教新聞報(RNS)》，27%的白人福音派信徒跟隨和相信匿名者Q的陰謀論。著名佈道家葛培理的孫女Jerusha Dufford，還有國土安全部的高級基督徒顧問Elizabeth Neumann，前美南浸信大會的Beth Moore和Russell Moore，都曾經發言反對川普和支持他政策的信徒，但這些著名福音派領袖的聲音沒能阻止福音派長期以來背叛民主原則、以致於投靠川普和匿名者Q的潮流。

白人福音派似乎發起了法西斯主義者的聖戰。英國Independent報2021年發表評論說，匿名者Q已經和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合併，專家說結果很要命。美國一位研究極端主義和謠言的著名人士，前國會議員Denver Riggleman，說匿名者Q與白人福音派的聯繫已經轉化為另外的東西，既有彌賽亞再來，又有末日啟示的味道。他現在是社交媒體數據分析研究所NCRI的總策略師，說現在的極右平台「幾乎成了福音派陰謀論制造業。...匿名者Q所驅動的福音派信徒極端化過程，很像伊斯蘭教極端分子2001年以後試圖將美國穆斯林極端化的過程。」

半個世紀以前，恐怕很少的基要主義分子能夠想像到他們會有今天這樣的政治影響力，更不用說在總統選舉中成為一支關鍵的基本力量。Baker博士的書發掘法西斯主義和基要主義，為的是強調威權主義乃這兩樣的共同的基礎。她說法西斯主義和基要主義走到一起是相當自然的，並且它們彼此需要。2021年的J6事件似乎在繼續發酵，我們將會看到這兩個主義越來越多的深入糾纏，白人至上、反墮胎、反LGBTQ群體，這些情緒讓法西斯主義和基要主義在政治上無法區分。

法西斯主義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全世界到處一樣。它能夠在美國興起，除了福音派的基要主義信仰發揮了作用，近幾年來的白人至上主義公開抬頭更是個可惡的元凶，把美國民主制的結構破壞掉。

如果你正在從福音派威權主義的傷害中康復，或者你仍然認為自己屬於福音派，請了解醫治這傷不完全是個人事件。好幾百萬其他人帶著同樣的傷，連同世界上各種文化，受到基要主義宣教士的損害。奉上帝的名統治國家好像很吸引人，但它讓社會付出可怕的代價。你在自己纏裹傷口的同時，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場合、用合適的形式起來反對威權主義。並且你不必單干，現在有很多資源能夠給你支持，是我們過去所沒有的。

17世紀的法國神學家、教育家和多學科的科學家Blaise Pascal曾說：人若不是出於宗教信仰，行惡從來沒有如此完全和快樂的。而公元前4世紀的Hippocrates醫生曾囑咐學生要do no harm(意思是無論你的信念多麼高尚，言行總要以不傷害為懷)，基要派的信徒雖號稱跟隨耶穌，顯然需要受到提醒。仇視平等和民主，看民主選舉制度為與上帝的國作對，以至於需要動用法西斯主義的打壓手段，傷害面太大，與耶穌的教導衝突明顯。讓我們彼此勉勵，基督徒有道義上的責任，明辯真假、抵制鼓惑人心的陰謀論謠言、將敬虔聽從耶穌與接受教義分開。

政府治理和債務上限

政府債務永遠是因為稅收不夠。而且你可能同意，解決債務問題的根本在於稅務改革，而美國政府為自己設立一個「債務上限」是我們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好像你有張信用卡，它本來沒有什麼使用上限，你卻偏偏要給自己設立一個特別數目的「上限」--這是為了勉勵自己日後更加節約？還是要限制政府的經濟活動？--那叫做預算，與償還信用卡借款無關。

下面有一段視頻，是Anthony Davis的周末訪時事談節目，Partners for Justice機構的創建人Emily Galvin-Almanza受訪，其中談到美國債務上限與經濟問題，因為國會的共和黨議長McCarthy和民主黨的拜登總統正在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共和黨要求降低政府預算)，我記下這部分大意，但建議你觀看全部訪談。



Anthony：周五晚上的談判沒有結果，麥卡錫的談判官說雙方分歧仍然很大，沒什麼進展，該按暫停鍵了。我早就看出來，也許你不同意，共和黨人不介意談判失敗，讓美國政府的債務違約，把美國經濟壓垮，把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也帶垮，讓很多人生活艱難...你知道美國的信用評級會像上次那樣再次降低，結果是災難性的。而川普在CNN的市政廳節目中明說他希望美國的債務違約，明顯是他在那裡推波助瀾。拜登總統和他們談判是否太天真了？財務部長耶倫說6月1日是最後期限。

Emily：很難想像支持這些政客的幕後大款們真的會希望世界經濟的任何部分崩潰。不過現在是2023年，任何事都可能。我能夠認同拜登的一點，就是他永遠相信與人溝通找到共同點是可能的，他的政治生涯證明他可以在這方面引以為豪。人會很難相信，多年的協商談話對象忽然變成行動不講理性的人，如果這是個現實，那也夠嚇人的--幾百萬美國人忽然由不講理性的人來代表，他們也不以國家利益為重。我作為律師當然了解溝通談判當中有誇張、有姿態表示、有策略對話，拜登大概在是用這樣技巧談判。

A：但這種談判有必要嗎？國會必須、也有責任同意償付美國債務。其他國家借債更多，別人都不用這種談判或投票來提高債務上限。從1960年以來，共和黨執政時期提高過債務上限49次(其中川普時期3次甚麼都沒問)，民主黨期間29次。但這次債務上限被當作武器了，後果會很嚴重，不應該。拜登說了，這不是你父親或祖父的共和黨了，然而他覺得自己仍然可以和恐怖分子一樣的人談判協商。

E：哈，你知道在這方面，美國遠在國際規範之外--可以說比別人落後了50年。但從某個角度，我們能看其中的掙扎到底是甚麼：一組人相信我們應該大大削減政府工作的財政預算，所以想用這個機會減少美國人所得到的各種公益服務。另一方面大家既然納稅給政府，就指望政府能辦事和提供各種服務。所以談判不必只盯著哪些服務應該砍掉，還應該看看如何照顧人口的需要，涉及到如何從最最富有的美國人課稅。這個國家最基本的分歧，是認為政府應該為百姓辦事的人，與那些認為政府應該掌控百姓的分歧，觀點互相對立，無法同意。好在其中一方的人數是少數--絕大多數人希望政府能夠保障孩子們上學安全，老人不至於挨餓，社區內家庭能夠彼此援助等等。而那些希望政府少提供服務的人忘記，直接受到傷害的首先是家庭和兒童。對於一個一向注重家庭價值觀的政黨來說，一邊說家庭重要，一邊要削減家庭福利，不照顧老人和兒童，很多選民似乎沒有留意到其中的矛盾。

A：聽說大約50%的人口不關心時事，然後他們喜歡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和製造新聞，這真讓人擔心。只顧自己生活中的難處，這容易理解，但是會很容易接受暗示和被人洗腦。所以我們談到政府是為你辦事還是要掌控你，socialism(社會主義)在美國就變成了壞事，人們連socialism是甚麼都不懂就害怕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定義不清不楚，其實是個意思隨時代變化的字眼--英國是社會民主制，有免費的醫療保健，不能工作的人得到補助，上班族如果生病照付薪資，沒有每年病假天數的限制，不必帶病上班等等。對於不關心外界狀態的人來說，他們可能還以為我住在某種共產主義國家。

E：這些政治字眼對普通美國人已經失去它們本身的意義。我們的政客早就知道，懼怕就是力量。當你嚇唬別人，讓他們知道是你保護他們不受惡鬼侵犯，他們就會選你。這反映在我們的勞工政策、公共保健政策、或其他社會安全保障的提供。我的職業背景是公共辯護(為僱不起律師的人提供犯罪邊護)，我總希望我們這個職業能轉變成提供囚犯更廣泛的關照和服務的行業，讓遇到生活危機的人得到我們的必要幫助而不必走上犯罪道路。讓罪犯走上健康、安全、成功的道路，不再犯罪，對社會中所有人都有好處，我們都會很開心。但我們住在一個懼怕政治的國家，很多人相信給福利是很危險的，要少給福利、要有條件，免得有人濫用機會超過你。他們相信我們需要很多警察來維護治安，但實際上我們的犯罪率並不高。很多人反對教育、反對媒體，但他們沒有自己世界的實際數據，他們的政治懼怕很容易被煽動起來。是的，我們落後於世界，但那是因為我們放棄了得到可靠資訊、認清政客謊言免受掌控的能力。

A：我們知道新聞現在是個商務活動，Fox和CNN最近顯然是被揭露出來。我們了解到媒體背後的業主--他們傾向於哪個政治黨派，然後有一大堆來路不明的自媒體跟著起鬨等等。我不知道怎樣糾正錯誤信息泛濫的問題，3.3億美國人需要一些保護和支持，但好像只有政府能做到吧？

E：你恐怕是說對了。有些新聞故意釋放惡意信息需要禁止，那些業主希望誤導，所以不告訴你真假。人們老早就知道，故事越恐怖，報紙賣得越好，所以即使沒有惡意業主，媒體組織已經有夸張傾向。現在是標題點擊賺錢，所以有政治惡意分子用的是同樣一套新聞技巧，很危險。現在有的媒體的確很認真地對待消息準確性，比如在我們公共法律辯護這一行，政府設立了公開的資料數據網站，為聳人聽聞消息的讀者提供可以核對的證據。在我們Partners for Justice機構的網站，裡面有一部分標題是Evidence，任何人想知道如何建立治安良好的社區，只要進去仔細看看各種住房、保健、參與投票等等研究報告，統統關乎治安、健康和經濟機動性。另外一件大家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拒絕或勸阻去點擊或轉發那些吸引眼球的標題，來幫助維持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

今天我看見另一篇關於政府借債的意見調查報考：60%的美國人覺得政府借債太多(或稅收不夠?)，但問到具體的行政運作時，大多數人都說政府應該花更多的錢在教育、醫療服務、治安、基礎建設等等方面，沒有哪個工作應該削減。

為人類尊嚴發聲

你如果相信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那麼你大概相信人類是有尊嚴的。一個社會在威權主義和專制體制下，人類的尊嚴是遭到踐踏的。你如果相信自己和周遭的人都是上帝的兒女，大概不會看見欺壓威脅的事還心安理得。因為上帝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有公平正義感。

然而高舉神權政治的基要主義派信徒很少提說人類尊嚴。他們不怎麼宣講耶穌偉大的「愛鄰如己」教導需要應用在外族人身上(比如為黑人討公道)，或效法祂活出人類尊嚴的生平。或許你不知道如何定義「尊嚴」，但你的尊嚴一旦遭到踐踏，你人格的每條纖維都會本能地感受到。

如何起來捍衛人類尊嚴呢？Baker博士在她的書中最後一章列出下面10條：

捍衛人們呼吸乾淨空氣、吃安全有營養食品、飲用清潔水的權利。

捍衛人們有尋求遮風避雨、安全地方居住的權利。

捍衛所有人就業和賺取足夠收入的權利。

捍衛有色人種擁有憲法保證他們的權利。

捍衛所有適齡選民，無論族裔一律平等登記投票，並選票得到公平數算的權利。

捍衛和平抗議的權利。

捍衛婦女的一切權利和她們身體自主的人格權利。

捍衛性表達少數LGBTQ群體的一切平等權利。

保護動物，仁慈關照和對待牠們。

保護環境，要求所有人尊重和關心環境。

為了面對美國文化中的「基督法西斯主義」，也就是奉基督的名搞威權、反民主，百姓必須組織起來，花時間、花精力、花錢來支持倡導上述人類尊嚴的立法，參加對不公平現狀的和平抗議，為我們感到重要的事情發聲，倡導生命、倡導所有受造物的安康和昌盛。這不是要說服人加入甚麼，而是伸張正義，活出上帝的尊嚴和形象。

我們需要提名和選舉為人類尊嚴和自然環境發聲的候選人，我們必須反對那些只顧利益集團、不把這些放在眼裡的執政者。我們需要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言，為倡導民主的各級候選人說話。如果我們的教會支持了錯誤的教導，那麼我們還有機會在教會、小組中質疑奉上帝的名支持政治上的專制和威權，反對把自己宗派的信念強加於人的各種做法。

在我們現在這個美國民主實驗的歷史分水嶺時刻，我們急需來自各路信仰、願意抵擋專制主義誘惑和枷鎖的男女老少挺身而出。德國納粹政權在它最險惡瘋狂的時刻，有一位路德會的Dietrich Bonhoeffer牧師寫道：「在邪惡面前的靜默本身就是邪惡，上帝不會把我們當作無罪。不發言就是發言，不行動就是行動。」

Bonhoeffer牧師與很多德國基督徒一樣，對當時的德國福音派教會很反感--持反猶太和種族主義態度，高舉十字架和納粹符號，政教聯合，接受一個與納粹主義兼容的Positive Christianity教義。雖然他們的目標是成立一個統一的德國國教，但最後德國福音派教會四分五裂，各派在法律上成為不分上下而告終。Bonhoeffer牧師出版神學著作，但他以堅定抵擋納粹獨裁，包括反對希特勒屠殺猶太民族而出名。他於1943年被捕關押了一年半，之後被指控陰謀屠殺希特勒，在納粹倒台之際快速處以絞刑。

第19世紀的美國也出現不少為人類尊嚴發聲、努力讓基督教成為倡導自由的鬥士。有一位提倡社會改革的記者William Lloyd Garrison，信自然神，他創辦一個倡導廢奴的報紙The Liberator，報頭上印耶穌憐憫俯視一個奴隸的形象。Angela和Sarah Grimke是難放長大的基督徒婦女，相信蓄奴是犯罪。小說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Harriett Beecher Stowe在基督徒家庭長大，她三個哥哥都成為倡導廢奴的牧師。

社會活動家Dorothy Day本來是一位記者，她起來為貧窮階級倡導公平正義而出名。與神學家Peter Maurin在1933年一同創立了天主教工人運動，在紐約市號召非暴力和款待窮困的人。

法國哲學家Simone Weil的作品在歐洲大陸乃至整個英語國家廣為人知。她早年間極大地同情受剝削壓迫的人民，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後來歸信基督教，轉向神學研究，成為不上教會的基督徒。

進入第21世紀，一些基督教牧師成為進步派基督徒活動家，包括Al Sharpton牧師、William Barber主教，和成為參議員的黑人教會Raphael Warnock牧師。他們在媒體上批評基督徒威權主義，在憲法和民主共和的框架內帶領社會公義的運動。

Russell Moore牧師2021年離開南方浸信大會(SBC)美國最大的宗派。《大西洋報》報導說，他的離開還不是因為批評川普、得罪政客、或神學上的分歧，而是反對SBC內部對性醜聞的容忍，和滲透進入執行委員會領導層面的種族主義。

另外一位名叫Reth Moore的出色聖經教師也離開SBC，是因為對宗派領袖支持川普感到困惑。她說白人至上主義和性別歧視泛濫，使SBC變成了「撒旦的營壘」。

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數基督徒要麼無視民主消亡的臨到，要麼矢口否認威權主義損害人壘尊嚴。但我們所有口稱聽從耶穌教導的人必須認清「基督法西斯主義」，認清它奉上帝的名做壞事的本質。我們需要揭穿那些奉行和支使政客搞專制的人。

本文是接續Carolyn Baker博士「基督教文化戰幾個問題」一文的內容。

AI技術的危險及其規範化

人類發明了點火能夠取暖和燒煮食品，但若不能有效掌控，火就會造成很大威害。現在人工智能(AI)發明，我們再次發現必須掌控它的開發和使用。本文譯自Brookings研究院Darrell M. West院士的評論文章：Senate hearing highlights AI harms and need for tougher regulation。

5月16日，參議院的司法小組委員會就隱私、技術和法律問題召開了聽證會。Open AI的首席執行官Sam Altman作證，說明了生成式AI的重要性和開發它的敏感性。ChatGPT與其他公司推出的類似工具一起，通過搜索、數據分析、視頻和音頻生成，為軟件開發等等領域帶來巨大的計算能力，實現了技術的大眾化。生成式AI能夠改變人們查找信息、生成新音頻和視頻、創造新產品、以及實時對新出現事件的反應方式。

但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問題，與消費、學術專業和政策制定有關。這些問題令人擔憂，包括有害內容、虛假信息、政治偏袒、種族偏見、缺乏透明度、勞工市場衝擊和知識產權盜竊。Altman的證詞、IBM副總裁Christina Montgomery和紐約大學教授Gary Marcus的證詞解釋生成式人工智能，讓立法者有機會表達他們對AI影響社會、經濟和選舉這件事的保留意見。



West博士回顧了參議院AI聽證會的主要內容，以及對這項新興技術的後續步驟。總的來說，人們對虛假信息、有偏見的決策、隱私侵犯和AI引起失業的風險達成了廣泛共識。大多數發言者相信這些問題非常嚴重，需要採取有效的行動。比較令人驚訝的是，在聯邦大多數對話都相當兩極化和黨派化的時候，兩黨都經常呼籲更嚴格的監管和更多地披露AI使用情況。大多數立法委員都同意，我們需要建立比較強大的護欄，來捍衛基本的人類價值觀，特別是在下面幾個方面：

警惕出現有害後果：隨著AI在許多領域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對AI生成有害內容和令人擔憂的後果達成了廣泛共識。生成式AI擁有複雜成熟的算法，以在線提示和模板形式為普通消費者提供答案，從而允許幾乎任何人創建和傳播虛假敘事。許多人預計2024年的選舉將出現虛假信息海嘯，因為勢均力敵的選舉會激勵許多人，去組織製作虛假的視頻和音頻，使不合事實的陷害和定罪變得容易。

有幾位參議員談到了偏見、隱私洩露、以及有些任務可以由AI取代完成，一些人可能失業的問題。目前，AI的運作方式、訓練它的數據、以及它如何做出決策都缺乏透明度。許多人擔心AI會助長大規模操縱，讓人朝著扭曲的方向去思考和行動。

小組委員會主席Richard Blumenthal擔心，「語音複製軟件」和反烏托邦混亂「不再是科幻小說的想像」。他最關心的是人們會利用虛假信息打擊別人、搞住房歧視、和搞深度仿真的視頻污陷。小組委員會高級成員Josh Hawley基於這些擔憂，抱怨「少數人的力量」掌控，強調在技術創新和道德責任之間取得平衡有必要。

制定更嚴格的披露規章：幾乎所有的立法者、外部發言人、行業領袖，都呼籲制定更嚴格的披露規章要求，這有些意外。Altman和其他證人說，我們應該提醒消費者，當生成式AI用於製作視頻和錄音帶，或構建其他類型的作品時，人們需要知道什麼是人類生成的，以及什麼來自算法。這可能會影響他們查看特定作品的方式。

獨立的監察：由於AI仍處於測試的早期階段，因此對模型結果進行外部監控非常重要。各種大型語言模型應該通過第三方進行測試，並將結果公佈。這會幫助人們了解AI的表現，以及哪些特定的應用程序可能有問題。紐約大學的Marcus注意到食品營養標籤的作用，說這類標籤可能對AI產品和服務有用。

降低AI風險的立法：IBM的Montgomery提出理由，一定要設立與風險監測有關的規章。針對不同的風險需要不同的規則，而高風險AI需要比低風險Apps有更嚴格的監督。涉及人身安全、生物醫學風險、或對特定人群造成傷害的案例需要更深入的分析、監測、測試和公眾審查。由於可能的後果可能相當可怕，因此需要對這些App進行更仔細的審查。

發放使用執照：由於有些活動非常危險，社會需要你得到許可證。駕駛汽車、打獵、捕魚或創業都屬於這類活動。聽證會上有些人詢問，發放AI許可證是否有助於減輕可能的危害，並加強技術提供商的問責制？好幾個參議員認為，只要這些規則不限制使用開源模型或限制小企業，要求申請許可證會有益處，特別是在高風險AI的應用上。

幾個基督教文化戰問題

(本文接續前文「民主是否妨礙了「神國度」的建立」，討論反科學/反智、反納稅辦公益事業和相信陰謀論這三方面的問題。這是Carolyn Baker博士《Confronting Christofascism》最後一章的第二部分。)

當一個人不會從事批判性思維時，而且他們幾十年來相信科學與上帝作對，很多福音派信徒否認(人類活動釋放的溫室氣體引起了)氣候變化就不奇怪。他們相信氣候科學發現的一切都是一場騙局，然而他們又盼望教會「被提」時將要出現神跡奇事，於是極端氣候引起的空前自然災害對他們來說就表明世界末日快到，或上帝用氣候變化來懲罰人類的罪惡，教會很快就要被提(離開這個世界)了。

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美國人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大家還是相信科學的。然而後來自由派對科學的信任程度提高了，而保守派則降低了。氣候科學家Katherine Hayhoe是眾多否認氣候變化福音派信徒中值得一提的一例外。她說近年來保守派和自由派對科學的態度差距變大，剛好是共和黨人向政治右翼轉變、而反科學情緒導致有些共和黨人批判科學和批評高等教育的時候。

反疫苗運動、否定氣候變化、抗議幹細胞研究工作等等，根源都是謠言傳播和對科學的不信任。很多福音派信徒在家裡教自己孩子(homeschool)智慧設計論，即相信宇宙不可能自然進化而來，一定有上帝直接干預，以及地球年齡年輕(6000-10000年)的創造論。他們還警告孩子，那些幹細胞和疫苗研究活動，都是人想要扮演上帝角色的例子。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我們看到無數的福音派基督徒嘲笑病毒是騙人，或是政府用來阻擋基督徒聚會的藉口，或相信這個病的危害和感冒差不多，被左翼自由派誇大了。很多信徒拒絕打疫苗，他們當中以男性白人居多。有的基督徒宣布接受疫苗就等於接受「獸的印記」--就是聖經啟示錄所預言末日將要發生的，敵基督要求人人都接受一個身體印記才可做買賣和生存(--只有反科學思維才會這樣回答錯誤/可疑的解經)。

這批人還喜歡隨便給倡導公益福利的人贈送「社會主義」帽子--注意，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號稱「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主張公有制或計劃經濟那些真正的極左政治路線，他們只是反對多納稅給政府。

福音派的信徒以壓倒性的多數支持里根總統的trickle-down(相信讓富人發財窮人自然受益)政策。好像耶穌從來沒有教導過似的。他們即使出身貧窮打工族，還是接受經濟平等好像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而且相信爭取種族平等會導致白人階級的極端主義。關心自己家人和教會其他人是可以的，但不信的外人，特別是有色人種，他們不配得到博愛。

1964年美國出版一本短文集，編者故意將書名定為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提倡理性上的自私倫理，拒絕一切形式的犧牲。看來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從中學到了。他們把自己打扮得虔誠，屈服於一切對自己有益的政策，不同情任何人，不欣賞與別人平等，不打算為民主而戰。1930年代納粹德國那些唱歌求上帝派一位元首的賢慧白人基督徒婦女，2016年再現於美國的MAGA人群中，投降川普，並於2020年(看見川普種種罪行之後)顯得更加堅定。

約翰遜總統曾說：「只要你能說服最底層的白人，相信自己比最最優秀的黑人還強，他就不會注意到你在偷他的錢包。給他看到有人更低下，他就會把所有的錢都掏給你。」事實不幸被他說中了。

敬虔的國家主義和陰謀論在川普執政期間攪在一起了，不知為何陰謀論對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有吸引力。深懂教義、缺乏批判性思維技巧的人的特點，就是不會對聽見的消息，特別是對牧師說的話，去核查或做點調查研究。

Oklahoma大學的社會學教授Samuel Perry說，福音派信徒比別人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其實不奇怪。他們住在社會中，但是消息是閉塞的。有位記者Kaleigh Rogers撰文探討為甚麼這些人更容易相信匿名者Q的陰謀論，他說：

匿名者Q的敘事，就是川普這一沒人理解、沒人相信、然而打美好仗的孤獨勇士，特別得到基督徒的認同，因為他們感到自己就是在打美好的仗，卻不被理解和受到傷害的人。

Roger認為基督徒與相信和跟隨匿名者Q的人有個基本共同點：他們多次經歷到預言不應驗、遭到失望打擊的情形，要持守信心和基督徒有些類似--啟示錄的預言不應驗，然而他們仍然能夠重新解釋字句以持守信心。

陰謀論對基要主義派的信徒特別有吸引力，他們的「我們--他們」排外思想，和自古總是相信自己受到逼迫的觀念，讓他們特別容易期待那些其實並不存在的逼迫到來。(其實對於不信那一套《啟示錄》解經預言的人來說，那些對「被提」和「獸」的期待倒很像一套陰謀論。)

這世界不明白我們；這世界被魔鬼欺騙；逼迫基督徒是魔鬼的工作--實際上，很多基督徒把受逼迫當作一種榮譽勳章，因為讓他們能夠跟隨耶穌、使徒和很多初期教會殉道者的腳步--真是害人不淺的想法。(難怪有人把川普犯罪受調查和審判與耶穌釘十字架相提並論。)

我們怎樣面對文化中這些格格不入、甚至不惜政治暴力的基督徒思想呢？由於信奉這套思想的人接受基督徒威權主義思想，屬於政治上的極右派，1970年有位基督教神學家用「基督法西斯主義」Christofascism來代表他們的理念。因為有因果關係，有人乾脆把基督法西斯主義解釋為基要主義。從個人角度來面對這個主義的確困難，但發起和推動一個政治運動，將文化從威權主義邊緣拉回來並不那麼難。

若想在美國文化中建立一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營壘，需要一群決心爭取社會公義的人。這對受過基要主義思想洗腦和傷害的人可能尤其難。很多人從宗派操控打壓中掙扎生存下來，也許不想參與政治討論或政治行動。那一點問題都沒有，你需要把自己得到醫治放在首位。但你若感到可以站起來參與，你首先需要知道有個障礙：任何形式的威權主義都是人奉了上帝的名去做的。法西斯主義者要你繼續相信，反對他們就是抵擋上帝的旨意。

美國在1950年代到處捕抓「共產黨」的紅色恐慌時期，有個Joseph McCarthy參議員聲稱有大量的共產黨員、蘇聯間諜和同情共產主義的人滲透進了美國聯邦政府、大學、電影業等等地方，可他從來沒有能夠為他聳人聽聞的指控提出可靠證據。他的手段坑害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名譽，而為他辯護的律師後來成為川普的顧問。雖然蘇聯斯大林的威權主義黑暗手段害人不淺，麥卡錫主義的威權手段並沒有好一點。

川普是一位新法西斯分子，他若連任成功就會在美國推行一套徹底鎮壓異己、任用親信的專制鐵腕政策，而且會改變法律、決不下台。他們拚命想要推翻2020年拜登當選的結果，甚至不惜策劃暴力闖國會和殺害保守派的基督徒副總統與天主教議長的J6事件。那些支持川普的基要派信徒可能根本不知道，J6事件差一點變成革命暴動，美國民主制度幾乎被成功推翻。

還有，那些參與暴亂的人還在，那些國會中支持甚至幫助他們的政客還在。很多人仍然相信川普實際上已成功連任，而拜登並非真正合法當選的總統，他只是「偷竊」了選舉結果。這些人相信接受威權主義、接受白人至上主義、以征服婦女和LGBTQ群體為主旨的陰謀論，甚至要回到南北戰爭時期的對立，盼望實現基要主義派的神權統治。

川普執政4年的結果和J6暴亂，讓美國坐在一個民主和專制道路的叉路口，一個得到宗教右翼支持的政黨徹底投降了法西斯主義。我們不知道拜登當總統這幾年是否能克服壓制選民立法的問題、白人至上主義、槍枝管控災害、和外來的世界經濟困難，但我們知道有良知的人在這場搏鬥中不能再袖手旁觀等候一位強人出現了。宗教右翼支持贊助了基督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正如長老會Chris Hodges牧師書中所說的，「美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不會掛納粹徽章和穿棕色襯衫，而是會舉基督的十字架和美國國旗。」

你如果放眼看世界上其他國家，有一些從民主開放走向專制威權主義的例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個蛻變都是從小小縫隙逐漸擴大的過程。匈牙利的Viktor Orban2010年上台就是一個法西斯運動越來越受歡迎，逐漸發展的結果。在其他國家像巴西、菲律賓、白俄羅斯、伊朗、沙地阿拉伯，我們都看到威權主義逐漸興起的過程。

有兩位研究法西斯主義現代發展階段的教授，Timothy Synder和Jason Stanley，以及其他研究威權主義政府興起的學者都同意，美國正處一個重要關口，人民需要警醒做出抉擇。

美國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到底是甚麼？可能很多基要派的基督徒都以為就是做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追求自由。他們心目中的「自由」，就是能夠挑選教會、能夠宣講福音和在學校中禱告。現在有不少基督徒還把自由理解為戴口罩不受強迫或有權持槍等等。無論是在家上學還是從去公立學校，大多數高中畢業生不完全明白創立美國憲法的意圖。

Baker博士發現深入學習美國歷史對於她日後擺脫基要主義思想很有益，因為真實的歷史除掉很多關於「自由」、「民主」、「上帝與國家」的錯誤概念。她高度建議大家都學習歷史，學習美國種族主義的根源，使美國白人能夠從所沾染的種族主義染缸中得醫治。

當我們發掘美國歷史時，就會發現開國元勳們遠遠不完美。他們大多是蓄奴的白人奴隸主，很多是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然而在18世紀末期，他們居然拚湊出一個運行了兩個半世紀的政府形式。

如今到了2021年，我們差一點失去了他們所建立的這個不完美的民主制度。我們的危險不光來源於法西斯威權理念這口深井，還因為氣候災害和政治分歧，恐怕真的會讓這套體系和西方文明崩潰。

J6國會暴亂並不是一起孤立事件。你如果仔細聽國會中共和黨人的聲音，他們似乎大多不相信川普真的落選了。至少有一半的州還在制定新法令，要打擊一些人參選的機會和權利，並且最終希望廢棄選舉制--如果能設立支持白人至上、禁止全國墮胎、奉上帝的名壓制LGBTQ群體的永久領導人，誰還需要靠選舉上台？有這樣的絕對權力能夠讓所有的立法和司法為他服務。

結論是：如果我們真正了解和珍惜現有民主和她的脆弱性，就一定要參與鞏固和捍衛民主的政治活動。(美國的文化需要調整和改變。)

活在職位之外

很多人把自己的身分綁定在職位上，這會比較容易遇到困難的。本文轉載自《華爾街日報》生活版文章：別再逢人就說自己的職業了。

無論是在宴會上、教會裡，還是足球比賽的場地外，你可能很快就會被問到：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好像談論天氣那麼隨便。

有些人好像抓住救生筏一樣抓住職場頭銜的話題，深信自己之所以值得交談，就是因為有這些頭銜。還有的人不假思索地拋出這個問題，或許是因為工作佔據了人們太多時間，以至於很多人已想不起其它話題了？

在遠離辦公室的時間裡，許多人在別人眼中仍然會首先和職業畫上等號。甚至你出門遊玩探險，需要考慮當下安全問題，還會有人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如果都不談工作會怎樣呢？起初會有點不適應而已。

Jon Levy張羅了幾次晚餐，大家一起做飯和吃飯。按照要求，在90分鐘的時間內，客人們不能談論各自的職業。一些客人來了之後有些緊張，也不喝酒，只是與人談論一些無聊話題，例如名字如何拼寫。但最後，這群人好像變成了一幫經常露營的老友。Levy說，一同準備晚餐本身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壓力，加上不能重複熟諳的「你是做什麼工作的」老套劇本，賓客之間反而建立起一種親密感。

Levy說，在很多社交場合中，表面似平看不出來，其實都有彼此地位的較量。如果不去觸碰職業話題，每個人都可以做精彩的自己。難免還是有人會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此時Levy喜歡開個玩笑，比如說他的工作是做熱帶飲品裡的那種小裝飾傘，這就讓人放下戒備，敞開心懷。

有時候，讓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反倒勾起地位的比較，影響繼續交往。這就是把一個人的價值與頭銜畫等號的缺點。一名博客製作人說，在社交媒體上單單談論工作，會讓人失去自己的生活和樂趣。

Rahway刪除了已積累約五千粉絲的Twitter主賬號，除領英LinkedIn外，還把所有個人檔案中涉及職場經歷的內容統統刪掉。她說，不管是在網絡中還是現實世界，不需要每一刻都以「播客製作人Ashley」的身份示人，這種感覺很自由。儘管如此，她還是擔心這樣會放棄一些機會，因為她不再高調地宣傳自己的成績，也不再把社交媒體和自己的生活當做一塊廣告牌，上面好像寫著「請來雇我」。

這些年來，Kate Bernyk曾經一見人就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因為她希望別人問她這個問題。Bernyk的職業是給維權組織和政府做公關，這份工作符合她的個性，也能讓人另眼相看。得到這份工作後，她患上了焦慮症，為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她選擇了辭職。後來她找到一份職位較低、薪水較少的工作，她突然發現自己有了閒暇時間。於是她學起了刺繡，開始獨自旅行，還寫起了個人隨筆。

如今和人見面，她會問「你平常都做些什麼」，或是「你的快樂源泉是什麼」。她說「我必須在工作之餘擁有自己的生活，這樣才能有話可聊」。

讓你的職業成為你的個人名片，這本身並不是件壞事。說出自己的頭銜可以讓我們意識到自身的影響力，同時帶給自己驕傲與自信。家住佛州Port Orange的Alicia Smyth在航空業工作，她很樂於談論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帶給她一些成就感。Smyth說她是家中的第一個大學畢業生。

然而，很少有什麼工作是鐵飯碗，尤其是在當下的經濟環境中。許多科技圈的人曾把自己公司的名字--Facebook、Google等等--當作成功的代名詞，他們的父母也會在朋友面前驕傲地提起兒女所在的公司，但恰恰也是這批人，如今面臨著裁員。

他們覺得以前的僱主好像背叛了他們，為工程負責人和產品經理提供指導的Jen Dary說。公司曾讓他們全身心投入工作，並讓他們相信整個公司就如同一個大家庭，可後來，許多員工被隨意踢開，往往只一封公事公辦的電子郵件就解僱了。

Dary說，對於以後的新工作，希望工作關係不再像以往那麼親密。即便是留下來的員工，當企業的光環褪去後也會有一種漂泊感。她建議做自我介紹時，可以先從自己的愛好與家庭說起，最後再把工作話題一帶而過。比如說「我平時...我是藉著...賺錢養家的」。你總是可以選擇告訴別人，「我不只是有工作這一面」。

Ed Baldwin來自Iowa，十年前曾被突然解僱，之後他就改變了自我介紹方式，不再提及他的頭銜和公司名稱，只是說自己做的是哪個領域。Baldwin說，不要被那些東西束縛住了。無論是高管職位帶來的聲望，還是擁有職場密友圈而帶來的自在感，都會輕而易舉地煙消雲散。他說「這就是綁定太深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