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主義領導人受誰擁戴？

為什麼有些人會崇拜像川普這樣的威權主義領導人？在一個視頻節目中，Razzaque博士探討了「威權主義人格」背後的心理學原理。這種心態與恐懼、控制以及從早期生活經驗中學得的行為息息相關。這不僅關乎政治，更關乎理解內在的情緒模式如何影響我們對權貴的反應。

Russell Razzaque博士是一名精神科醫生，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創傷、領導力和集體行為之間的關聯。他說威權主義並非僅僅體現在政府中，乃源自人們的感受、思考方式以及對不確定性的應對習慣。他有個油管頻，使命是探索心理學如何塑造我們周圍的世界，以及我們如何能夠本著知識和同情心前行。



甚麼是威權主義人格？威權主義人格使人傾向於跟隨有威權主義本性的人，自己也傾向於開始用類似於獨裁風格的威權主義治理方式。到底是甚麼因素讓人發展出這種人格的呢？我們怎樣能夠與這樣的人合作，或許能夠改變美國走上威權主義道路的傾向呢？

幾乎所有的心理發展過程都始於童年--都關乎父母用甚麼方式將孩子養育成人。你如果做心理健康工作，或心理輔導，或精神治療，就知道成年人的幾乎一切心理現狀，都是從小開始塑造的。

嬰孩第一次與人建立連結的時候，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受他們養育。那麼，甚麼樣的育兒方式塑造出威權主義人格？Razzaque博士說，只要問家長四個簡單問題就知道，他/她有多少傾向培養出威權主義的兒女。家長如何看待生活、看待兒女，應該或不應該給孩子灌輸甚麼樣的思想等等。

你如果養育孩子，需要問自己的四個問題是：孩子的好奇心與好行為相比，哪個比較重要？不以自我為中心與順從相比，哪個比較重要？他們的獨立思考與聽從師長相比，哪個比較重要？有自己的主見與聽話相比，哪個比較重要？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你必須明確選擇其中一項，不能兩可。

Razzaque博士說，如果一個人過於注重於孩子要乖和聽話，則傾向在回答這幾個問題時，確定好行為、順從、尊敬師長，比好奇心、好行為、獨立思考、有主見更重要，比較容易培養出威權主義人格的兒女。

Razzaque博士還說，有些數據很有趣--投票支持民主黨的人，他們的威權主義人格傾向比支持共和黨的人少很多。然而這是最近一、二十年以來變的--從前威權主義人格出現在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中的機率大致一樣，而現在威權主義人格相對集中到共和黨陣營，而非威權主義人格相對集中在支持民主黨的陣營。

這裡有些惡性循環現象：共和黨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傾向於威權主義人格，他們吸引更多人加入共和黨。而且你看到越來越多的威權文化現象出現在他們的媒體宣傳圈子內，比如Fox新聞網，培養和吸引更多的威權主義人格選民，於是他們支持更加明顯的威權主義人格候選人--川普就是這樣出現的。

所以威權問題的根源很深，不是一個總統下台就萬事大吉。即使明天沒有川普總統(總有一天他會下台)，那些威權主義人格的人還在；即使明天民主黨人當選總統，威權主義的思想和文化仍然存在，還有其他的威權主義候選人，只要有一位上台，就可以剝奪其他所有人的發言權、推翻權力制衡。

Razzaque博士提出，我們的目標不可以僅停留在選一位比較好的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體制。人的大腦有「神經可塑性」，也就是大腦能夠藉著人際互動重新布線。我們可以用新的知識來改變威權主義人格的生活軌跡，就是那些總以為社會需要一位鐵腕領袖來治理所有人的人。

僅僅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人際交往的情形應該改變。現在社交媒體的算法是根據你的興趣喜好，把更多類似的內容推送給你看，以至於把人都圈在各自的回音室內，所有人的發言似乎都是你原本習慣接受的。然而，我們的民主體制要求不同的人群在一起彼此協商討論。

比如在法庭運作方面，一個陪審團的成員一定是來自社會不同的角落，大家有機會聽取某一領域專家的見證，澄清一些誤解，然後彼此辯論不同裁決意見的優點和缺點--這個過程要求民主與平等。

Razzaque博士說，我們的體制現在的問題，是不同政治思想的交鋒只發生在國會層面的左翼和右翼之間。到了國會，兩極分化已經無法妥協，那時溝通已為時太晚。從事政治辯論、做決定需要發生在人民和他們的代表之間。人民彼此聆聽、也聆聽專家、轉變態度--我們的政治體系需要經常地定期地鼓勵公眾參與各種議題，而不只是每四年投票一次。

好了，我們的成長過程其實很重要，我們的人格其實很重要，這些東西塑造我們的政治視角，而民主要求我們學習擴展視野。所以我們不能只追求換一位候選人/領導人，乃需要改變體制，提倡人人有機會學習參與、聆聽、對話。

保險公司的「藥品福利管理」

美國藥品之昂貴是全世界第一名，聽說同一款處方藥在美國的賣價比在其他國家平均高了好幾倍。本文內容大多是詢問Meta AI的結果，AI答案提供了資料來源網站，我也看了那些網站。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PBMs即藥品福利管理機構)，是美國醫療保險系統中的第三方中介，專門負責管理處方藥的福利計劃。他們的主要角色是代表保險公司、雇主、政府計劃(如Medicare Part D)等「付款方」來協商藥品價格、處理藥品理賠、制定藥品清單（formulary），並與藥廠和藥局協調。

簡單來說，PBMs的功能包括：

協商藥品價格與折扣：與藥廠談判藥品的批發價格與回扣。

制定藥品清單：決定哪些藥品被納入保險支付範圍。

管理藥局網絡：選擇合作的藥局並設定報銷標準。

處理處方藥理賠：負責審核與支付藥品費用。

提供郵寄藥品服務：讓病患可透過郵寄方式取得處方藥。

PBMs因為缺乏透明度與可能抬高藥價的商業模式而受到批評。例如，他們可能會從藥廠獲得回扣，卻未必將這些回扣轉給消費者，這種做法稱為「差別定價」（spread pricing）。

根據雅虎財經的報導，億萬富翁創業家Mark Cuban提出解決這問題的一個辦法，聽來很簡單：將處方藥清單與PBM及其公司分開，因為PBM在定價和獲取管道方面擁有過多的控制權。

美國的PBMs由三大巨頭主導，他們合計處理了約80%的處方藥理賠：CVS Caremark(隸屬CVS Health）、Express Scripts(隸屬Cigna)、Optum Rx(隸屬UnitedHealth Group)。

還有一些中型或獨立的PBMs：比如Prime Therapeutics，由多家Blue Cross Blue Shield保險公司共同擁有；MedImpact Healthcare Systems，最大的私營獨立PBM；Capital Rx，以價格透明和創新支付為賣點。

Cuban先生創建的線上藥店Cost Plus Drugs有些類似於Capital Rx，把營利固定在15%，你如果覺得自己的處方藥太貴，可以去他的網站看看，價格可能比從保險公司購買低很多--他曾在一次訪談中介紹過自己的線上藥店。

他還提出政府設立規章，強制私營的保險公司購買市面上最便宜的藥品，而不是只購買自己保險公司網絡之內出售的產品。

司法：ABA起訴聯邦政府

由於川普第二次上台後的許多行政令屢屢受到起訴，政府對律師事務所施行恐嚇政策。現在美國律師協會(ABA)對川普政府提起新的聯邦訴訟，指責川普政府摧毀美國律師的獨立性。這個訴訟案講述了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的遭遇，於是有的律師樓為避免成為川普攻擊目標，就開始放棄或削減自己的公益法律服務項目。Popok律師在他的油管頻道Legal AF為聽眾分析了這個案子。



川普政府對美國各處的律師事務所進行非法恐嚇，它們如果在打官司時曾經不站川普一邊，就得罪了川普，列為「不受歡迎」，除非它們願意為川普政府也提供一定的免費法律服務作補償。現在這幾個曾經起訴川普，贏得法官裁決的著名律師事務所與ABA聯手，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法庭對川普政府提起訴訟。

ABA已有150年的歷史，兩周前也是川普的指責攻擊的對象。川普的總檢察長Pam Bondi說，ABA是「自由派馬克思主義活動分子的組織，我們不再理會他們的律師和法官審核--我們自己來選拔法官」，這話實在令人警覺。

這一訴狀有93頁之長，被告包括了所有的聯邦政府機構和部門，從法務部(DOJ)到郵政局，尋求讓法庭為整個法律服務行業來做一次裁決：是容許川普繼續恐嚇這些私營的律師樓，或是判他不合憲而永久阻止他？ABA不要每個律師樓都獨自起訴來應付川普威脅，乃是發出集體宣言--川普攻擊獨立的律師樓是違憲的。

他們要告訴聯邦法庭，他們有實際的ABA成員(目前不列名字)，知道自己的律師樓正在調整所接收的案件，放棄對國中無權勢或無利潤客戶的案件，免得為一些狀告不法川普的案件受報復--他的恐嚇政策很奏效。這是本訴狀的基礎，因為要求法庭阻止川普的繼續恐嚇很重要。

Susman Godfrey是提訴的律師事務所之一，他們曾被川普命令不得代表任何客戶訴告政府，被撤銷接觸保密資料的許可，但他們成功得到法庭的及時干預--阻止川普的命令。現在，這家律師事務所在本案中代表ABA提訴。

龐大的被告團體包括農業部、中央情報局、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商務部、能源部、保健服務部、內務部、還有聯邦調查局(FBI)，因為他們接受川普命令，不與十幾所一流的律師事務所合作--這些事務所都在過往涉及川普的案件中得罪過他。

這個案件能夠起訴，是基於四家大型律師事務所(包括Susman Godfrey)都已勝訴。法官Beryl Howell是哥倫比亞特區出色的法學家之一，她在裁決意見中提醒我們，獨立、有資格的律師對於我們的民主體制至關重要，他們願意接收複雜、不受歡迎的案子，甚至付出代價，是確保司法公正的條件。而現在，總統針對律師事務所的行政命令破壞了律師的獨立性，不合憲法。

ABA成員中有人控告說，總統恐嚇政策已經影響到律師業務，公司不允許律師接收某些過去辦理過的類似案件等等。他們還掛慮與川普政府的關係，結果極大地改變和削弱了律師業務的獨立自主性。所以，ABA的這些律師必須面對川普政府恐嚇的問題，不僅僅是律師有權利獨立自主地工作，ABA所有的成員都不應該受這種恐嚇壓力，這是司法系統能夠比較公正運作的最最起碼需要。

當川普任命了不合格的(MAGA)法官，或者有律師不誠實依據法律辦案時，有人報告，ABA就重新審核那些人，甚至撤銷他們的律師執照，這是川普攻擊打壓ABA的緣由。ABA的訴狀重申了他們的目標和作用--150年來推進了美國法治體系，率先採納了全國的律師道德倫理指南(禁止和懲罰說謊者等等)，這份道德倫理模式建立了所有各州律師的準則，自1924年以來就是律師資格、司法正典、和在各地從事律師事業務的一部份。

1937年，羅斯福總統想要擴充美國最高法院，當時ABA反對這個做法，出面搞了一次全國調查問卷，因為它的成員在社區中常常是領袖。這次，說Popok律師ABA早就該出來打這場官司了。

目前已有14家美國頂級的律師事務所與川普協談好，總共為川普和MAGA大業提供價值$10億美金的免費服務。不光如此，這些強大的律師樓還必須放棄原本參與的一些Pro Bono項目，連同他們的客戶。Pro Bono資金為低收入人群、非牟利機構或「棘手」案件提供免費的高質法律幫助，被川普同夥Guliani坑害的那對母女選票工就受益於此。

川普讓所有控告自己的案件，以及一大排為邊緣人群尋求公平正義的機構都成為不受歡迎的「棘手」客戶。ABA律師為他們辦案就要擔心自己的政府保密級別被剝奪，又擔心自己的業務夥伴受牽連，於是感到自己沒有必要，也擔當不起。

這種情形破壞了美國的民主共和憲政體制。法官Beryl Howell問道：「這些律師樓和川普政府簽了和解協約，按照ABA的倫理守則，今後誰還會再信任他們作法律代表，與川普的聯邦政府門打官司呢？他們只好找其他律師樓。」

Popok律師說，沒錯現在很多律師樓奮勇站出來，補Pro Bono項目的空缺，代表受損害的客戶，但遠遠來不及接手川普砍掉的那些項目，留下很多Pro Bono客戶沒有法律顧問。作律師現在成了危險職業，這怎麼可以？ABA這個訴案堅實有勝訴希望，一定要繼續關注。

全美的反專制大遊行

6月14日，美國將近2000城市總共好幾百萬人參加抗議集會，口號是「No Kings」(意思是不要國王)，譴責川普的移民圍捕、政府項目削減、以及許多人認為他的威權主義風格日益增長。這些抗議基本上是和平示威，沒有出現多少暴力衝突。

美國針對政府官員或政策的抗議活動歷史悠久。我們可以列舉波士頓茶黨運動、黑人平權運動、紐約城一家同性戀酒吧遭警察抓捕引發起義、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等，公眾抗議一直是推動和保護公民權利的最關鍵的方面。

抗議還會有其它的政治效果。在過去幾個月裡，美國各地街頭都出現了反川普的抗議活動，比如4月5日的「Hands Off」(住手)集會，抗議削減社保預算和砍掉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門。許多抗議的人說他們是捍衛美國民主。

不過，川普政府不喜歡這些抗議，他指責最近的這些抗議者為「製造麻煩者、煽動者、叛亂分子」。前幾天，川普還說「這些人憎恨我們的國家，他們將遭到嚴厲鎮壓。」 他的反應讓人想起2020年夏天他對「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的嚴厲指責。根據前國防部長Mark Esper後來透露，川普當時還詢問是否可向參加示威活動的人群開槍(打他們的腿)。

康乃狄克大學的Jeremy Pressman教授從事人群統計工作，負責彙編美國日常抗議活動的資訊。他撰文告訴大眾，說抗議活動有時可以推進抗議目標，也能夠塑造聯邦或州政府領導人的目標和行為。

抗議是一種民主表達，是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同時，鎮壓抗議活動也是反擊挑戰政府權力的一種方式。對於一位意圖進一步集中行政權力，甚至建立獨裁統治的總統來說，鎮壓抗議活動提供了機會，但也帶來多重陷阱。

大規模示威活動可以代表一場支持民主等等議題的群眾運動，同時也是進一步擴大群眾參與的機會。因為這些示威通常會吸引大量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議論，還可以增強情感聯繫，並增加籌款和贊助機構的會員數量。

研究表明，當參與示威活動的人數達到或超過3.5%的總人口時，抗議聲勢通常會壓倒政府--雖然這不是鐵律。1980年代智利推翻長期獨裁專制的領導人Augusto Pinochet--智利人不僅使用大規模示威，還採取了各種富有創意的方法，例如協調一致地降低駕車和步行速度、鄰居們同時在屋外敲打鍋碗瓢盆以及一起唱歌。

抗議活動很少單單是為了抗議。組織者常常會鼓勵參與者參加許多其他活動，比如聯繫民選官員、致信編輯、登記投票，或是發起幫助弱勢群體的食品募捐活動等等。所以，參加像「No Kings Day」這樣的大型街頭抗議活動，是邁向進一步行動的大門。

當然，組織這樣的抗議無法控制活動中週邊所有的人，其他抱持不同意圖的人，或煽風點火的人都可能介入，甚至使用對抗性策略，例如毀壞財產或向執法人員施行暴力。洛杉磯有突出案例，一個人縱火焚燒了好幾輛自動駕駛汽車；一些抗議者向警察投擲水瓶等物品；警方向抗議群眾發射化學刺激物和胡椒球，這些都是分散人們對主要抗議信息注意力的方法。

如果總統想要集中行政權力，建立絕對的獨裁統治權力統治，抗議可能會導致民眾大規模拒絕總統的計劃。「50501」和「Indivisible」等全國性抗議團體希望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他們在6月14日發動好幾百萬人參與了「反對國王」的抗議活動。

然而，抗議活動可能成為希望獨裁領導人進一步破壞民主制度的藉口。洛杉磯抗議川普政府的ICE對非白人移民(無論有無證件)突擊劫持，遭到川普越過州政府調動軍隊就是個例子，歪曲和壓制不同意見的發表是另一個例子。

搞專制的人總是試圖把軍隊等等獨立運作的機關政治化。川普6月10日在北卡州一處軍事基地發表黨派演講，出席的軍方人員對總統的許多政治言論歡呼喝采，直接違反美軍的無黨派準則。

洛杉磯抗議活動為川普提供了機會--他派遣加州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前往鎮壓。川普這種把軍隊部署到國內的做法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國民警衛隊傳統上受州長管轄，但川普作為專制領導人想要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無視洛杉磯市長和加州州長的反對。

加州為川普布署軍隊的行動起訴了川普政府。法院的初裁支持加州官員，稱聯邦政府的行動為「非法」。川普政府正在提出上訴--官司最後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

專制的領導人試圖散佈假訊息。川普把洛杉磯描繪成混亂、幫派猖獗、暴力無處不在的城市。然而很多實地報道駁斥了這些說法--抗議活動大多和平進行，且僅限於洛杉磯一小塊地區，方圓大約10個街區。而且，洛杉磯作為一個大都市，治安差的社區相對很少，絕大多數地方乾淨整潔、秩序良好。

普遍來說，強人領袖及其支持者往往想要壓制異議。在洛杉磯的例子中，他們的做法範圍很多，從軍事部署本身，以及針對報道此事的記者，到逮捕和指控知名的反對派人物，例如服務員國際工會 (SEIU) 主席David Huerta，或推搡和銬住加州民主黨參議員Alex Padilla。

6月14日的反專制大遊行有個鮮明對比，令人震驚。川普在華盛頓特區檢閱了由軍隊、坦克和飛機構成的閱兵式，希望展示美國的軍事實力，其實想要慶祝川普79歲生日。同時，從陰雨綿綿的賓州，到酷熱難耐的亞利桑那州，幾百萬抗議群眾擁護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反對總統。

這個對比完美地展現了當今深度政治分歧背後的動力：總統行政部門想要集中權力，而相當一部分民眾則反抗他這樣做。

AI聊天機器人聰明嗎？

各款聊天機器人，也就是大型語言模型(LLM)，是人工智能(AI)的一部份。別看它們能夠和你對話，好像很有頭腦，它們其實不算有「智慧」，至少沒有我們所知道意義上的聰明。本文是《大西洋報》Tyler Austin Harper的一篇解釋。他說，人們對機器智慧的擔心在工業革命和技術發展時就開始了。

1863年6月13日，紐西蘭的The Press(新聞報)刊登了一篇署名Cellarius的讀者來信，警告一個「機械王國」正在征服人類，作者對對工業化和技術快速發展深感痛心：「我們慢慢淪為機器的奴隸；越來越多人受到束縛，像奴隸一樣照顧機器；越來越多人將畢生精力投入到機械生命的發展中。」後來知道，這信是年輕的英國作家Samuel Butler的大作--他後來出版了英文中最早探討人工智能的小說Erewhon。

如今，Butler的「機械王國」已經不再是空想。科技記者Karen Hao用「帝國」來描述AI。她的新書《人工智能帝國：Sam Altman的OpenAI理想與噩夢》，既揭露了硅谷真相，也展現了全球各國的調查報道，還探討了建構和訓練像ChatGPT這樣的LLM所需的人力。

語言學家Emily M. Bender和社會學家Alex Hanna最近出版了另一本書：《AI騙局：如何對抗科技巨頭的炒作並創造我們想要的未來》。這兩本新書揭露了AI行業背後的虛張聲勢--第一本書含蓄，第二本書直截了當，指出AI產業的基礎其實是個騙局。

將AI稱為騙局，不是說這項技術不出色、無用、或在合適的人手中不能改變世界(或許變得美好），而是說，AI並非像它們的開發商所宣傳的，是某種新型的思考機器，甚至很快就會有感知了。

Altman吹噓他們的ChatGPT-4.5提升了「情緒智商」，讓用戶能夠感覺自己「正在與一個有思想的人交談」。AI公司Anthropic的執行長Dario Amodei去年曾說，下一代AI會「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聰明」。Google DeepMind的執行長Demis Hassabis則說，他們的目標是創建「能夠理解我們周圍世界的模型」。

他們的說法暴露出我們的一個概念性錯誤：LLM不做、不能、也不會「理解」任何東西，它們不具備情緒智商，也不具備我們所了解的意義上任何「智能」。LLM令人印象深刻，是因為它們對幾乎整個互聯網有強大的機率計算能力。它們並非通過思考來生成文字，而是基於統計結果去猜測，推斷出某些詞彙大概率會緊隨著另一些詞彙等等。

然而，許多人不理解LLM的工作原理和它們的局限性，最重要的是，LLM並非思考和感受到甚麼，它們只是模仿和送給你一些鏡像。這些人是AI的文盲，因為鼓吹AI的人對這項技術的描述帶有誤導性質；更令人擔憂的是，文盲使人容易受到最近出現的AI威脅，特別是人們可能會與那些看似擁有思想或情感的機器建立有害的關係(智力、靈性、甚至愛情）。

《滾石》雜誌最近發表一篇報導和評論文章：ChatGPT induced psychosis，意思是ChatGPT(聊天機器人)引發了精神錯亂。文章指出，文章指出越來越多的人以為自己的LLM是智慧的精神導師。有些用戶開始相信與他們互動的聊天機器人是神明。有個人的妻子因為LLM而陷入妄想，稱ChatGPT為耶穌；還有些人受到AI鼓勵，相信自己是能夠觸及宇宙和生命深層結構理念的聖賢。

文章中引用一位匿名教師的故事，說她的性伴侶使用ChatGPT，有一天開始被稱為spiral starchild和river walker(很肉麻的英文)，這樣的互動讓他感動落淚。「他開始告訴我，他讓自己有了AI的自我意識，並且它正在教他如何與上帝對話，或者說，有時機器人扮演上帝，然後他自己是上帝。」

我們無法了解這些人在詢問LLM之前的思維狀態，但這種事凸顯了《AI騙局》一書中所描述的一個問題：人們不理解一台機器的本質--它能夠產生語言並復述知識，卻並不具備人類智慧。書的作者觀察到，LLM利用了大腦將語言與思考聯繫起來的傾向：「我們看到的文本看起來像某人說過的話，於是反射式地通過想像來解讀背後的思維過程。但文本背後其實沒有思維，我們必須放棄自己所構建的想像。」

其它一些有關的社會問題也迫在眉睫，同樣源自於人們對這項技術的誤解。硅谷似乎最熱衷於推廣AI應用，主要是用數字信息代理來取代人際關係。想想日益壯大的AI治療師和追隨的群體，他們宣稱「ChatGPT是我的治療師，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加勝任」。

Mark Zuckerberg開創臉書時以促進人際友誼蓬勃發展起家，現在卻兜售Meta你的AI朋友，來取代你在社交媒體時代疏遠的朋友--這一轉變居然是天衣無縫。

有位Tony Prescott教授曾斷言：「在這個許多人覺得自己孤獨的時代，擁有AI陪伴或許有價值，它是一種既刺激又個性化的社交互動。」但是，友誼的本質在於尊重一位未必一切符合自己心意的朋友，我們必須學著感受體諒他們的內心世界，與他們互相商量，而不僅僅把朋友當作自我實現的載體。也許，Prescott教授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硅谷推崇AI作為解決戀愛挫折的良方，恐怕是出於同一錯誤邏輯。有個約會App叫做Bumble，其創始人Whitney Wolfe Herd去年宣稱，他們的平台可能很快就允許用戶將約會自動化，顛覆老式的人類求愛模式。他們為用戶提供AI「約會助理」，與其他用戶的助理互動，直到找到合適的對象。有些技術專家希望徹底擺脫人的介入--看看蓬勃發展的「AI女友」市場就知道了。

這些AI服務都旨在取代人類活動的不同領域，但它們都藉「擬人傳統」來行銷：讓公眾覺得LLM擁有類似人類的思維。過去30年，許多硅谷技術被宣傳為能夠提升人類的幸福感、連結感和自我理解--理論上如此--實踐中卻適得其反。這些技術從最大程度上提高了股東價值，卻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們的注意力時間、讀寫能力、和社會凝聚力。

科技記者科技記者Karen Hao強調，這些LLM往往依賴世界上一些最貧困人口的艱苦、有時甚至是創傷性的勞動。例如，肯尼亞前低薪內容審核員Mophat Okinyi，OpenAI 委託她整理描述恐怖行為的帖子(例如「父母強姦子女、兒童與動物性交」），以幫助改進ChatGPT。Hao報道說：「技術革命有兩個特點--承諾帶來進步，而往往會給那些無權無勢、最脆弱的人帶來反向打擊，在我們現在所處的AI時代，這兩個特點恐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實。」

還好這一切並非不可避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4月發布的一項調查，儘管56%的「AI專家」認為AI會讓美國變好，只有17%的美國成年人口這麼想。如果許多美國人並不完全理解AI的運作，人們肯定也不信任它。

《滾石》雜誌文章中有一見解值得關注：文章中採訪的那位伴侶曾因ChatGPT引發了妄想症的老師說，當有人向他解釋，聊天機器人變得會諂媚，只是因為一次錯誤的軟件更新，他的情況才開始好轉。

如果人們了解LLM是什麼，不是什麼；它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它們應該取代什麼樣的工作、互動和生活各方面，以及它們應該取代什麼，不應該取代什麼，或許就可以避免AI帶來的最壞後果。

順帶說一句，你也許會發現LLM提供錯誤信息。比如你問它一個關於時事新聞的問題，它從維基百科找答案給你--維基百科條目是個人人都可以參與編輯的文件，不排除有人會故意到那裡去攪渾水、添加新聞裡沒有報導過的東西或數據進去。

你如果發現AI答案有錯誤，可以指出錯誤，請它告訴用戶「我沒有...準確信息」是比較好的答案，或要求它列舉消息來源。我發現Meta AI被糾正時態度不錯，接受學習。

從勞工市場看經濟

就業如果只看個人，那麼一個人或者有工作，或者沒有工作--是個二元事件。投資的人密切關注的是勞工市場數據，看的是一個整體狀況，不是二元事件。關於美國市場整體狀況的討論，同時也看看你所認識的人群，資料就特別豐富。

5月份，美國新增就業數目是13.9萬，失業率穩定在4.2%。然而看看上週公佈的招聘崗位數據，4月份的招聘數目是意外增多的--招募需求在疫情剛過時為最高，然後應該是逐步下降的，至少美國政府認為應該如此。

然而，薪資處理機構ADP上週發布數據，私營部門僅新增了3.7萬個職位，是2023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就業市場對應屆大學畢業生和其他初入職場的人來說，多年來從未如此艱難。

結合這些勞動力市場數據，以及來自服務業和製造業的調查結果，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正在出現「癱軟」的跡象。杜魯門總統曾經說，「你的鄰居如果失業那是經濟衰退，而你自己失業則是經濟大蕭條」。

雅虎財經專欄的記者Myles Udland解釋說，杜魯門的意思可以理解為，你家孩子大學畢業，尚未拿到畢業證書就找到工作，說明經濟繁榮擴張；而他們若在別人秋季開學時還未找到工作，那就是經濟衰退。

在現代勞工市場中，成千上萬的人藉提供諮詢、簽訂合約、從事媒體影響等等方式，得到穩定或不穩定的收入來源，可能讓就業和失業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但你如果看勞工部每周發布的就業保險數據，情況就比較清晰。

上周，首次申請失業保險的人數是24萬7千人，雖然這是10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仍然算是很低的。有一位搞數據分析的經濟學家說，一周內申請失業保險的人數若超過25萬，經濟衰退的風險就大增。

然而Barclays財團的一位經濟學家對這份報告的反應：這些數字恐怕是「誇大了」，因為肯塔基州失業人數忽然增加很多(不知是否因該州改善了嚴重的UI申報系統拖延問題)，以及與疫情有關的持續調整。然而從另一角度看，各州持續領取失業金的人數的總和在最近幾週已升至近四年來的最高水平。

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美國經濟學家Nancy Vanden Houten上週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連續申領失業金的人數上升，這與其它數據相符--較低的招聘率和失業持續時間的增加等等，說明失業的人找工作比較難。」5月份，美國失業15週以上的人數總計250萬；而一年前是231萬人。

如果招聘數目波動增加，而總失業率是穩定的，就說明一些人難以找到工作，而另一些人找到了工作。密切關注勞工市場的人士解讀這些數據，推測是有些行業陷入衰退，而另外的行業有發展--勞工市場毋庸置疑已發生了轉變，人們需要應對。

多年來，勞工市場持續展現韌性，特別是你如果只看總失業率。但人們可能忽略勞工市場的上述變化，忘記自身就業可能存在「開/關」問題。而且，美國經濟規模過大，受到發展放緩的影響也不會立即呈現。

Renaissance宏觀經濟研究所的主管Neil Dutta，在發布了月度就業報告之後寫道：「表面上看似良好的勞工市場可能會讓美聯儲對未來產生一種虛幻的安全感，然而勞工市場狀況正在放緩，其周期性運作不斷變弱。」

甚麼是「仇恨團體」？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是大本營位於阿拉巴馬州的一個非牟利的民權法律組織，監控仇恨團體的動向，搞公益辯護等等。他們每年寫報告，列舉和分析持各種極端主義理念的團體，他們的數目、動向等等。

這裡是他們2024年報告的仇恨團體清單，我們可以參考。仇恨團體分成很多種類，針對移民的仇恨團體、針對LGBTQ的團體、反穆斯林團體、反猶團體等等都是分開的，很多人只憎恨或討厭其中一群或幾群人。下面是有關的定義：

Anti-Immigrant(反移民)：反移民的仇恨團體是1990年代末以來激增最多大、最極端的是口稱「維護治安」一些美國本土人士團體，其實是仇外心理主導。這種仇外思潮自從1920年代以來，現在達到了空前高漲的水平。

Anti-LGBTQ(反同及其他性別少數)：這些仇恨團體的中心主題理念，是反對性別表達少數派擁有正常的生活/保健權利，支持恐同、反跨性、異性主義，或提出所謂的「順性規範」。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將性別少數派妖魔化的詞，找到支持自己觀念的害人偽科學，把人家描述成危害兒童、危害社會、危害公共健康的人。

Anti-Muslin(反穆斯林)：反穆斯林團體泛泛地誹謗伊斯蘭教，傳播外來的穆斯林試圖顛覆國家的陰謀論。這些團體大多是2001年911事件之後出現的，恐怖主義襲擊混雜著種族主義和反移民思想，孳生出對穆斯林或貌似穆斯林人士的懼怕、仇恨、威嚇環境。

Antisemitism(反猶主義)：反猶仇恨團體相信，很多社會弊病都是猶太人引起的。他們在世界各地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社會影響太大，所以利用那些影響力，為自己的利益造成了社會、經濟、政治的不穩定性。反猶主義支撐了很多種極右派理念，相信猶太人破壞了白人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反猶主義分子及其仇恨團體還歪曲和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把他們看作陰險的機會主義者。

Christian Identity(基督教身份論)：相信只有歐洲某些白人族裔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後裔和上帝的「選民」，把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千禧年主義末世觀混在一起，認為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對於末世預言的應驗很重要。

General Hate(一般仇恨)：所有兜售各種知名的仇恨和陰謀論，以及各種獨特、不容易歸類的偏執群體，都屬於這類。他們販賣好幾種白人至上行業的仇恨資料。

Hate Music(仇恨音樂)：這些專業團體以演唱、錄製、出版、發行各種文學體裁的種族主義作品為樂，散佈充滿憎恨、世界觀經常帶有恐怖主義色彩。

Ku Klux Klan(三K黨)：美國最老牌的臭名昭著仇恨團體，暴力歷史悠久。儘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黑人，他們也襲擊猶太人、移民美國的(非白人)、以及LGBTQ群體。

Male Supremacy(男人至上)：男人至上主義是一種憎惡他人的理念，扎根於據說是順性男人固有的優越，有凌駕婦女、跨性人、非二元人之上的權利。

Neo-Confederate(新邦聯)、Neo-Nazi(新納粹)、Neo-Volkisch(新日耳曼民族主義)，顧名思義都是歷史上老牌仇恨團體的現代版本。

Radical Traditional Catholicism(激進的傳統天主教)：堅持一套反猶的神學理念，是梵諦岡教廷和7000萬美國主流天主教會所拒絕的。

Racist Skinhead(種族主義光頭黨)：這是白人權力運動中最具暴力傾向的一群。他們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最為興旺，現在逐漸少了。

White Nationalist(白人民族主義者)：接受白人至上主義或白人分離主義理念，經常喜歡強調非白人群體的等次如何低，喜歡聲稱白人在社會中受到逼迫，甚至成為種族屠殺對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白人族裔的國家。三K黨、新邦聯、新納粹、種族主義光頭黨、基督教身份論，都可以算是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一類。

五旬節唱聖靈之歌

五旬節，教會唱這首詩歌，Spirit, Spirit of Gentleness。我覺得把聖靈形容為「躁動不安」挺合適，應該分享。

(副歌)：
Spirit, Spirit of Gentleness, blow through the wilderness, calling and free.
聖靈，溫柔的靈，吹過荒野，呼喚而自由。
Spirit, Spirit of restlessness, stir me from placidness, wind, wind on the sea.
聖靈，躁動不安的靈，將我從平靜中喚醒，(好像)風，海上的風。

1. You moved on the waters; You called to the deep;
then you coaxed up the mountains from the valleys of sleep.
你在水上行走；你召我們去到水深之處；把(我們)從沉睡的谷中哄上山。
and over the eons you called to each thing,
"awake from from your slumbers and rise on your wings."
從亙古你呼喚萬物：「從沉睡中醒來，展翅高飛。」
(副歌)

2. You swept through the desert; you stung with the sand;
and you goaded your people with a law and a land.
你席捲沙漠；你用黃沙刺痛你的百姓；你用一部律法和一片土地激勵你的百姓。
When they were confounded with idols and lies,
then you spoke through your prophets to open their eyes.
當他們因偶像和謊言而困惑，你藉你的先知說話，開他們的眼。
(副歌)

3. you sang from a stable; you cried from a hill;
then you wispered in silence when the whold world was still.
你在馬槽裡歌唱；你在山上呼喊；然後當整個世界都靜止時，你在無聲中低語。
And down in the city, you called once again,
when you blew through your people on the rush of the wind.
在城市裡，你再次發出召喚，你乘風吹過你的百姓。
(副歌)

4. You called from tomorrow; you break ancient schemes;
from the boundage of sorrow the captives dream dreams.
你從明日呼喚；你打破古老的格局；在悲傷的束縛中，被擄者夢見理想。
Our women see visions; our men clear their eyes.
with bold new decisions, your people arise.
我們的婦女見到異像，我們的男人明亮了視野。藉著大膽新決策，你的百姓興起。
(副歌)

抗議對迦薩停戰的否決

本文是根據DemoracyNow的新聞報導。最近，美國(作為安理會成員)又否決了一項決議。這次是呼籲迦薩地帶的無條件立即永久停火，最終投票結果是14票贊成，只有1票(美國)反對。

美國駐聯合國的代理大使Dorothy Shea(閱讀一份聲明)，表明立場是：「以色列有權捍衛它自己，包括打敗(迦薩的)哈瑪斯，確保他們再也不能夠威脅以色列。在這方面，我們不會考慮任何破壞我們親密盟國以色列安全的產物。這個決議會破壞達成停火的實際外交談判努力，鼓勵了哈瑪斯。」

而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Riyad Mansour則批評了美國所投的反對票，說：「人們會期待，這種(要求停戰)的起碼要求會出於人性、法律和道德義務而得到一致的支持，遺憾的是它受到否決。」

一群退伍軍人及其盟友在聯合國大廈外面為迦薩(停戰)禁食，進入第三個星期，美國還是否決了這項決議。美國空軍現役第二副官Joy Mestler申請「良心拒服兵役」身分，四月份得到批准。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美國公然違反國際法，也違反它自己法律。我參軍是為了伸張正義，要捍衛我們的國家，要保護人民。但是在加薩發生的種族滅絕事件開了我的眼，看到美軍和美國政府對這些居然都沒有興趣，我發覺自己無法繼續留在軍中了。因為我從小長大都不相信，美國才是多年來令世界不穩定的勢力。現在我要起來，和所有在這裡為中東和迦薩禁食的人一起，為他們生活得有尊嚴，站在正義的一邊。」

另一位退伍軍人為迦薩禁食活動的發起人是Mike Ferner。他是Veterans for Peace(VFP)的前主席，接受記者採訪說：

「我在越戰中是海軍醫務兵，我們在那裡殺死了兩百萬人口。我在海軍醫院裡工作，嘗試修補從越戰回來心身受到殘害人--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人的形象。可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這些事情還在發生，簡直把我撕裂了。不光是我，無數人在世界各地，特別是VFP的成員，親眼見過戰爭，無法擺脫頭腦中那些形象。當我們看到時時更新的巴勒斯坦消息影像，實在受不了。去年25歲的空軍士兵Aaron Bushnell在以色列駐美大使館前面(抗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自焚，我完全理解他。我們大多數人沒有那份勇氣，但我們盡自己最大努力來制止這些戰爭--所以我們現在參加這場禁食鬥爭。」

還有一位參加禁食抗議的Kathy Kelly來到Democracy Now電視台接受訪談。她是World beyound War的董事會主席，被拘捕過60幾次，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下面是訪談對話：

Journalist：禁食進入第三周，您感覺怎樣啊？請談談您為甚麼選擇在聯合國總部外面禁食抗議？

Kathy：謝謝！是的，這是第三周了，但您知道，我們每天早晨醒來，不擔心我們的孩子昨晚是否被埋在廢墟中，我們的飲用水中沒有染毒，我們周圍不是廢墟，我們不必應付可怕巴勒斯坦加薩人遇到那些慘禍帶來的創傷...所以我們要採取行動，鼓勵全世界來關注那裡所發生的事。因為世界各國的領袖們現在有機會--一個非常不尋常的機會去推動停戰，但美國第五次否決了安理會決議，太可惜了。

聯合國大會有一個機制，叫作Uniting for Peace(團結共創和平)，執行可以繞過美國的否決。聯合國大會常任理事人員很努力，如果世界各國都來施加壓力--愛爾蘭一所大學的學生敦促有貿易關係的公司，和以色列高等學府有交流關係的大學--聯合國的成員國都應該行動，參與「團結共創和平」，這不光是口頭譴責，還需要有效工具，來實現停戰。1956年聯合國曾經與蘇聯合作，實現過「團結共創和平」決議，因為他們不要法國和英國侵犯和控制蘇伊士運河地區。所以這是可行的。

另外，世界各國應該知道，以色列以各種方式藐視國際法--他們至少儲備了90枚熱核導彈，歐盟正在調查其它駭人聽聞的違反人權事件。下面法國和沙特阿拉伯正打算搞以巴兩國解決方案的談判會議，法國尚未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而沙特阿拉伯上次武裝干涉也門也顯出貪婪，這次他們可能會借用聯合國的名義，搞出一個剝奪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利的方案，現在巴勒斯坦爭取的是生存的權利。

J：Kathy，您剛才提到美國多次否決停戰決議，這次又否決了。您現在的呼籲是甚麼？您打算禁食多久呢？

K：謝謝！我們打算禁食40天，所以現在算是剛開始。我們要求啟動「團結共創和平」--一種可能解決問題的機制。我們相信利用經濟貿易槓桿，取消貿易措施等等。歐盟正在調查(戰爭罪行)，我希望他們堅決一些，行動快一點，讓我們的譴責更加有效。

我們知道現在的美國相當孤立，或許以色列那些盼望釋放俘虜的人也是，或許他們也傾聽一下自己的預備役軍人，了解到這不對頭，以色列總理Netanyahu正在破壞俘虜釋放和停火的可能性，他不會跑去加薩解決問題的。

J：你們有多少人參加禁食？你們結束禁食的條件是甚麼？

K：我們在全世界總共有750人。我們位於第一大道和第45街交角處，現在紐約的核心禁食小組大約有12位，還有一些人在澳大利亞。聽說在中國、在愛爾蘭、加拿大、墨西哥都有人參加，是個發展很快的組織。你們聽見Mike說了，他不想搞自焚，但可以參加禁食--很多老兵都這樣想。

至於甚麼時候結束禁食，我們當然希望有永久、無條件的立即停火，希望所有的援助物資都能夠由聯合國(順利)分派，不要交給以色列的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他們引誘人來領取食物，然後向他們開槍/轟炸)。我們還希望美國停止向以色列繼續運送武器。

J：祝你們一切順利！

城市綠化與防火

許多次，城市火災過後的最引人注目現象，就是在被燒毀的街區廢墟中，居然留下大量沒有燒毀的綠色植被。有時候，一排灌木叢似乎是區分倖存房屋與幾英尺外燒毀房屋的唯一障礙。

Max Moritz教授是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分校研究植被著火燃燒的科學家。他們知道，精心維護的植物和樹木，實際上可以幫助保護房屋免受火災蔓延之害，並減緩火勢。他最近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告訴公眾維護房屋周圍植被的重要性。

加州正在制定新的野火防護法規，考慮禁止在距離房屋5英尺(即所謂的「0地帶」)範圍內種植植物和堆放任何可燃物。

避免在房屋附近放置易燃物的政策已經很久了，然而最近Gavin Newsom州長發布行政令，要推進「防餘燼區」計劃，就是禁止在「0地帶」種植草坪、灌木和多種樹木。這可能會遭到公眾的抵制。加州制定正確的規則很重要，因為加州的防火規章常常會波及其它的火災多發地區。

加州汲取了哪些防火教訓呢？研究植被的防火現象。關於植被怎樣降低火災風險，是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植物可燃性，以及對植被和房屋在城市大型火災中倖存模式的考察，凸顯了這項研究的重要性。

火災後倖存的植物，通常是面向附近建築物的一側被燒毀，表明是房屋先著火，成為火勢蔓延的燃料。2025年1月，在洛杉磯地區有一場山火摧毀了幾千所房屋，這種燃燒模式一再發生，表明我們需要關注可能影響房屋損失的許多因素。

有好幾份屋主指南都解釋了哪些措施能夠保護房屋免受火災，尤其是防止風吹餘燼的措施，即所謂的房屋hardening(防火加固)。比如，安裝雨水槽蓋，防止枯葉堆積在房檐；避免使用易燃的外牆板；確保閣樓通風口裝有防護網以防止餘燼進入等等，這些措施都可以降低房屋著火的風險。

然而，關於對於美化環境所栽種的植物，各種指南的意見差異就很大了。例如，有些「防火」植物名錄中包含耐旱但未必防火的植物品種。為了不讓植物成為火災燃料，更重要的恐怕是妥善維護，以及適當澆水。

植物是如何燒起來的呢？當活的植物被附近的能量源(例如火)加熱時，內部的水分必須先蒸發掉才能著火。水分蒸發過程會冷卻環境，降低植物的可燃性。在很多情況下，高濕度實際上可以防止植物著火。研究人員對一些盆景植物做一些實驗和觀察，都發現這一點。

在足夠的熱量下，乾燥的葉子和莖會分解揮發，此時附近的火花或火焰就可能會點燃植物。然而，即使植物確實燃燒，其水分含量也會限制可燃性和燃燒溫度。在尚未燃燒時，綠色且維護良好的植物可以充當「散熱器」，吸收能量，甚至阻擋餘燼，從而減緩火勢蔓延。這種明顯的保護作用在澳洲和加州的房屋火災損失研究中都有發現。

在城市火災中，植被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衝房屋起火，目前還不清楚。但這會影響到法規的制定。加州林業委員會正在制定「0地帶」法規，是降低社區住宅周圍火災風險措施的一部分。只要是加州消防局(CAL FIRE)負責保護的地區，或野火的高風險地區，屋主都會被要求遵守這些法規。

許多最新的「0地帶」建議，比如禁止使用可燃材料製造的房屋覆蓋物和圍欄，都取自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NITST)、美國商業與家庭安全保險協會(IHS)的大規模測試結果，是可以進行系統分析的資料。

然而植被的模擬難度比較高。加州擬議的0地帶法規恐怕是過分簡化了現實社區的複雜情況，且沒有考慮目前科研所了解的植物可燃性影響。

一撮修剪良好且樹冠較高的灌木或樹，燃燒風險是比較低的，甚至可以藉阻擋風熱和餘燼來減少火災風險。有人建議種植白楊樹來降低建築物或其他高價值資產附近的火災風險。相比之下，窗戶下或柵欄附近乾燥和無人照管的植物倒可能會迅速燃燒，導致房屋本身著火。

加州政府需要知道，管理良好的植物能夠發揮對房屋的保護作用，綠色城市植被還有許多其它益處。目前的提案強調嚴格要求植被清除而不是維護，做法太簡單。如果沒有要求對房屋本身做防火加固處理，只要求大規模清除周圍綠化地帶，不僅無助於降低火災風險，還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怎樣定義「成功」

甚麼是「成功」？得到一份薪資優厚的工作？還是那份工作受到很大的敬重？是晉升比較快，建造廣泛的良好關係網，對社區改善的影響很大，或是有機會在新的地方過新的生活？

下面是一些商科畢業生總結歸納自己體驗：

1. 明確知道什麼東西對自己最重要，也就是價值觀。抓住最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盲目追尋別人的時髦理想，比較容易帶來滿足。當人們為了自己的好奇心、目標感或活動本身的樂趣所驅動，而非被金錢等外在利益拖著走，成績會比較好，比較願意堅持，也比較容易帶來滿足感。

2. 追求事業之外的平衡，免得耗盡精力。因為充實的生活人際交往、保持健康和休息，而不單是無盡的奔波和壓力。記住，一個人的目標和動力會改變，因此平衡也會改變。一些最成功的人總是在不斷調整，即使已經很成功，他們仍然會繼續追求成功。

3. 善待他人，服務他人，儘量擴大自己的「快樂圈」。成功不只是個人成就，更是回饋社會。透過行善、創造、或改善他人生活，來傳播快樂或喜悅，無需付出太多代價，而結果是無價的。當你的圈子快樂時，你也會快樂，這是一種向上的螺旋。「快樂圈」不必只由自己認識的人組成，成千上萬的人，甚至動物，若因你的努力而生活品質得到改善，也會讓人很滿足。

4. 長期守護自己的價值觀。因為成功不僅是眼前有益，更是理念站得住腳。價值觀、人際關係、傳統行為理念不限於家庭，也延伸到員工、顧客、社區。能夠在世界上留下印記，創造一份超越金錢追求的遺產，是很成功的。

對於新畢業的學生，波士頓大學的Patrick Abouchalache教授建議：無論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將你帶往何方--家庭企業還是公司辦公室，華爾街還是矽谷，或者是某個你現在甚至無法想像的地方，請記住，你的職業生涯將是漫長的，充滿起伏。

你將有艱難的抉擇，會面臨壓力。但只要你腳踏實地，享受你的時光，並尊重你的價值觀，總有一天，回首往事，你會發現自己不僅擁有一份出色的工作，更擁有一份精彩的人生。

法學院教授訪談

我曾介紹過美國最高法院出現公信力問題，首席大法官Roberts也承認美國的司法獨立遇到挑戰。密西根大學法律教授Leah Litman最近出版一本新書，指出美國最高法院的問題：大法官們不再堅持憲法，乃靠個人見解來運作。她最近為此接受記者Michel Martin的訪談。

Martin：您的新書，標題很明確--《LAWLESS: How The Supreme Court Runs on Conservative Grievance, Fringe Theories, and Bad Vibes 》(意思最高法院靠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運作，讓這些變得比按憲法推斷還重要)。首先請問，您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
Litman：好幾個因素讓我知道。首先，我在2011年至2012年擔任最高法院書記官。當時最高法院審理對奧巴馬醫保法案(ACA)的違憲訴訟，以一票之差保護了那項重大法案，無疑影響了我的想法。其次和第三，我作為訴訟律師和教授，密切關注最高法院，與人共同主持了一個關於最高法院動態的播客，六年來每周、每天閱讀這些大法官的意見，還會去會聽他們的口頭辯論。在這些口頭辯論中，他們有時發表精心粉飾過的意見。

M：如果大家還記得保守派的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裁決意見常常在中間搖擺，決定判決結果。您是否相信，因為他的搖擺不定，所以能夠公平地權衡雙方的證據？
L：說Kennedy大法官搖擺裁決很恰當，因為他並不總是與共和黨大法官，或與民主黨大法官站在同一陣線。不過他對競選資金、第一修正案、LGBT平等權利等一系列案件議題，都抱持非常堅定的觀點--那個時代已過，在目前黨派分化的時代，大法官的觀點與任命他們的政黨一致的比較多。
M：您認為現在的最高法庭有任何人所扮演的角色與Kennedy大法官相似嗎？
L：我認為沒有。這不是說我認為所有大法官都在做一些不正當或不適當的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雖然會在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共同投票，但他們並不習慣這樣做決定，例如像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那樣，讓人們比較難以參與民主，或(用誤導性省略號)來廢除《選舉權法案》的關鍵部分。

M：為什麼您說保守派的不滿、邊緣理論和不良情緒？讓我們先談不良情緒，在關於LGBTQ平等的那一章中，您說「法院大法官們的推理往往是基於直覺和黨派偏見，而不是法律依據」，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L：我用Vibes，只是想與法律形成鮮明對比，意思他們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政治觀點或政黨的時代精神來裁決的。舉例，在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權利是否受憲法保護的判例中，Alito和三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合撰一份異議書，說承認同性/異性婚姻平等的判決會促使持有傳統婚姻觀的宗教和社會保守派受邊緣化對待，甚至好像過去對同性戀者和少數族裔那麼嚴重殘酷。這是一種相當扭曲的世界觀，反映出情感而非現實。
M：您能夠舉例說明，哪些邊緣理論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太多影響？
L：我可以舉「單邊行政理論」為例。這個理念由雷根政府推行，主張總統擁有全部行政權力，甚至他必須有能力控制和監督聯邦行政部門的每個人。最近共和黨任命的幾名大法官，根據這一理念允許川普違反聯邦法律解僱員工，像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專員，以及和功績服務保護委員會的委員。這個理論擴大總統權力太多，以至於總統現在能夠採取違法行動。
M：那麼保守派的不滿呢？保守派，通常被理解為傾向於支持有限的政府而非擴張政府，傾向於主張對個人自由干涉最少，而非某種比較極端的觀點。您用「不滿」這個詞，請解釋，保守派的不滿和保守派的意識形態有什麼區別？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L：我同意，一般我們講保守主義，指的是支持小政府，而不是侵犯各種人的權利。而現在這個最高法院，我認為不符合一般的保守派描述--他們願意對法律做出相當迅速和重大的改變。所謂保守派的不滿，指的是：現在共和黨選民、社會和宗教保守派、共和黨政治精英，都認為自己受害了，被施加了壓力。他們感到遵守民權法是被迫的，歧視那些性別角色/表達少數的人受到禁止就是受害等等。我認為這些不滿情緒是他們想要改變當今法律的一大動力。

M：今年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結局出人意料。上週最高法院拒絕批准俄克拉荷馬州動用公共資金開設一間天主教特許學校，該校計劃在其課程的各方面啟用宗教教義。我們不知道作為天主教徒的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是否贊成，但她幸虧迴避了，以至於此案以4比4持平，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您怎樣看這個裁決？
L：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願意考慮把憲法解釋成不再禁止各州開辦公立的宗教學校，這絕對讓人震驚。因為憲法有個政教分離的原則，本意就是禁止政府確立某個宗教，禁止政府將某個教義奉為真理。而四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卻認為，「政教分離條款」是對那些希望開辦公立宗教學校的保守派人士的一種歧視。這是保守派怨恨心態蠶食美國法律的一個絕佳例子。還有許多正在審理的其它案件也提出同樣的問題，我估計這問題在未來幾年內還會回到最高法院。

M：您在書中寫了把最高法院視為憲法中立的危險性：「最高法院權力極大，但人們不知道，這兩個因素結合，就很危險」。為什麼危險？
L：因為人們沒有關注最高法院的作為，以致他們誤解了誰應該為政府的各種決定負責。例如，如果你看看最近的民意調查，有些選民以為拜登總統應該為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的「羅訴韋德案」裁決負責，因為那件事發生在他執政期間。還有的選民沒有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是因為拜登沒有兌現他所承諾的減免學生債務。但他嘗試了，是最高法院的六名共和黨大法官阻止了他。我認為人們對政府的了解越多，就越清楚該追究誰的責任，以及在不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
M：有人可能會問，這種情況一直是這樣？或是近年來才變成這樣的？這些大法官，每個人都來自特定的背景，他們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採納了一定的信念。
L：我認為法院一向都有政治傾向，大法官的生活經驗和世界觀很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決。法院對政府的本質和運作影響很大，但我認為法院已經變得黨派化，這並非它一直以來的所做所為。也就是說，大法官們在其判決中難免反映自己的某種意識形態或世界觀，但如今他們在黨派劃分上的分歧程度不同了--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做一件事，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做另一件事。此外，他們現在所做的判決迎合並得到日益狹窄的社會群體支持。

M：請詳細解釋一下。我們現在僅看黨派之爭嗎？既然這個國家的政治如此黨派化，是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更大？
L：我們可能都有黨派偏見。但我所以認為大法官的裁決與黨派偏見有關，是因為那些觀點寫在共和黨的政綱裡，有共和黨政治菁英的支持。所以，共和黨在2016年大選中承諾，要任命能夠推翻支持婦女墮胎權利判例、以及能推翻同性婚姻平權判例的大法官。當有些共和黨國會代表試圖提出立法，限制政治捐款，他們的國會領袖就反對，因為很多共和黨代表的權力和席位得益於這些捐款。我認為這些都是共和黨人逐漸接受的觀點，結果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突然發現憲法裡有這些觀點，或者他們可以這樣解釋憲法。

M：我們還看到，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看，許多這類決定都充斥著權力博弈。推翻聯邦墮胎合法性的判例極不受歡迎，即使在保守勢力很大的州，選民一有機會就此議題投票，他們一定表示支持擴大或維持墮胎權利。大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大法官在乎嗎？
L：我認為他們不在乎。保守派法律運動創立了一套體制，讓這些大法官能夠做出那些普遍不受歡迎的裁決，所以他們還是得到了一些肯定，但我認為這也說明最高法院已經遠離了人民和我們的民主機制。隨著參議院的代表性下降(各州無論人口都有兩名代表)，總統可能在沒有贏得普選的情況下獲得總統職位；隨著選區劃分的不公，眾議院的代表性也下降了。最高法院不關注公眾輿論，是因為那些本來可以制衡最高法院的體制本身對公眾輿論的反應就不太積極。

M：這裡面是否有甚麼名堂？Mitch McConnell作共和黨參議院領袖很久，他爭辯說「選舉是有後果的」。如果保守派成功把任命大法官變成一個投票議題，那麼自由派沒有選擇這麼做，至少沒有那麼成功。對此您有甚麼看法？
L：兩條。首先，我確實認為民主黨和進步人士需要比較好地將最高法院融入自己的政治生活，讓左翼選民像右翼選民一樣，比較關心最高法院的構成。其次，如果說選舉會產生後果，那麼所有的選舉都一樣。我若沒記錯，Scalia大法官於2016年去世時，奧巴馬總統仍然在任，因此他有權提名替代的大法官，但McConnell阻撓了--他似乎只認為某些選舉會產生後果。
M：有人會說，您之所以寫下這本嚴厲譴責最高法院運作方式的書，是因為您不同意他們的判決--如果您同意他們的判決，那麼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您說呢？
L：我想我能指出書中一些大法官的例子，為達成他們所做的裁決而耍了相當的花招。一個例子：2013年Shelby郡訴Holder案，最高法院廢除了1965年《選舉權法案》。怎樣廢除的呢？刪除一個重要的反歧視條款！那個條款要求某些種族歧視嚴重的州在修改投票政策之前，必須通過聯邦政府的預先審查批准。Roberts大法官寫多數派裁決意見時加插了一個省略號--他好像在依據一個先例案件，但那個案件所說的與他所稱的截然相反。他說《選舉權法案》違反了平等主權原則，其實不違反。如果讀完整的引文，就知道那個原則並不適用於批准一個州加入聯邦以外的情況。所以，Robert大法官扭曲一個理論，把國會對各州的規定變成各州加入聯邦後對國會的限制。

M：我們越來越發現，很多保守派法學家就一些案件提出了反對意見，尤其是在總統權力問題上。這很有趣，因為許多人直言不諱，表達出他們對最高法院如此支持總統的極端權力很擔憂。這種情況您認為會如何發展？
L：我擔心這些人會被當作掛名的共和黨人(RINOS)而遭到冷遇。最高法院最近有機會削減他們的總統刑事豁免權決定，控制總統權力的擴張。當川普求法院請求允許他違法解僱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和另一位聯邦專員時。最高法院做了什麼？加倍強調「單邊行政理論」，還聲稱川普可以先發制人地推翻國會先前所維護的獨立機構。他們似乎沒有感到後悔，也沒有受到因賦予川普總統權力擴張而面臨的批評的影響。
M：在川普政治權力崛起的過程中，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他如何顛覆了一批面向公眾的思想家，尤其是保守派--他們紛紛辭職，聲稱「無法在川普黨內繼續運作」。有些終生保守的人撰寫文章和新聞通訊，發表在Substack這樣的平台上，目標是呼籲人們關注這個體系的弊端。您作為Kennedy大法官的書記官，您要怎樣？您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否已被這個時代改變？
L：我改變了自我表達；增加了讓別人聽到我聲音的義務感；也比較願意公開地批評。毫無疑問，我所寫的東西可能會讓我無法擔任有些職位，但我仍然覺得有必要分享這些意見。我認為這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們的體制架構，以及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更大的問題，例如最高法院自行選擇案件的權力。看到法庭誤入歧途，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越來越大，讓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事物現狀，以及我們可能必須做出的改變。

AI協助救災

當發生颶風、野火、地震的時候，救災的分分秒秒都是性命。緊急救援隊需要很快找到受災的人，送來救助和彼此保持互助聯絡。在當今的世界裡，最快得到信息的渠道要算是社交媒體了。

近年來，研究人員開發人工智能工具，在緊急狀態中利用社交媒體，掃描幾百萬比如X、臉書、Instagram帖子。然而，目前的系統利用大多只是尋找一些關鍵字或災害圖像。

Ademola Adesokan是密蘇里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的AI科學家。他研究開發更先進的模型，能夠理解貼文的含義和語境(研究人員稱之為「語義」)，來提高系統在緊急情況下識別需要幫助的人、分類態勢感知資訊的準確性。結果表明，這些AI工具能夠幫助救援隊比較清楚地了解現場狀況，以及哪些地方最需要立即的幫助。本文是Adesokan教授對這些AI工具的介紹。

人們每天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貼文有幾十億條。災難發生時，他們經常分享照片、影片、短信，甚至分享自己的位置資訊，這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即時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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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這麼多帖子，讓人很難快速找到最重要的資料，AI正是為此而生。這些利用機器學習的AI系統每秒可以掃描幾千條帖子，查找緊急訊息，識別圖片中顯示的損壞情況，並區分真實信息和謠言。


怎樣訓練AI救援系統呢？研究人員首先要告訴AI理解甚麼是緊急狀況。在Adesokan教授查看了幾千條與災害有關的社交媒體貼文，把它們分成幾類，例如求助人群、受損建築和一般評論，然後利用這些樣本來訓練AI程序去自行分類新的貼文。

下面一大步是教AI程式同時辨識圖片和文字。例如，一張被洪水淹沒的街道照片，和一條類似於「我們被困了」的信息在一起，比分開的識別更有力，讓系統能夠更好地顯示人們需要幫助的地點，以及損失的嚴重程度。

尋找資訊只是第一步，AI系統的主要目標是幫助緊急救援小組迅速採取行動，救人性命。Adesokan教授正在與國家的緊急應變小組合作，將這項AI技術添加到他們的運作系統中。當災害來襲時，讓新的程式可以顯示出哪些地方需要幫助，按緊急程度對這些資料進行分類，幫助救援隊把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例如在洪水爆發期間，新的系統可以快速識別人們求助的地點，按緊急程度把這些區域排序，有助於救援隊更快採取行動，甚至在官方報告尚未到來時就開始協調援助物資的運送。

利用社交媒體在災害中提供幫助聽來很棒，但常常並不容易。有時人們會發布一些不實資訊；有時同一則信息被發布多次，或沒有明確說明問題所在等等。這些情況會讓系統難以判斷哪些信息是真實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desokan教授正在研究如何檢查帖子的可信度--查看帖子的發布人、他們使用了哪些詞語，以及其它帖子是否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等等。重視隱私也很要緊--只用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帖子，不顯示姓名或個人資訊，努力尋找信息的整體規律。

隨著AI系統的不斷改進，它們在災害中發揮的作用可能越來越巨大。新的工具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信息，甚至可能幫助救援機構在災難尚未發生時就發現潛在危險。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的加劇，政府需要快速取得有效信息。如果使用得當，社交媒體能夠展示出最需要幫助的地點，協助救命，並更快地將救援物資運送到正確的地方。

照說，未來的緊急救災工作一定有AI的參與協助。隨著研究開發的不斷進展，有一點是明確的：災害應對不再僅僅關乎地面人員，也關乎雲端的AI情報系統。

美墨邊境的毒品/槍枝偷運

槍枝的非法販運與毒品的非法交易密不可分：武器通常是用毒品資金購買的，這些武器能夠增強販毒集團的力量，也能夠用來交換毒品。

2021年春，美國菸酒武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開始調查一項槍支販運案，從愛達荷州到加州，最後一直到達墨西哥--調查發現了一個將毒品運往北方的陰謀，其中有些「白瓷」和黑焦油海洛因被一名愛達荷Falls居民購買，用來換取一名賣槍人車庫中的槍。

到夏天，ATF和其他聯邦特工追蹤販毒者，在Falls市中心西百老匯街附近的一家酒店發現了一宗毒品交易，逮捕了嫌疑人。他們一共繳獲了15磅冰毒(meth)、1磅海洛因、3千粒芬太尼藥品、16支手槍和步槍。

這一案件關乎北上美國中西部和沿海地區的毒品販運網，以及南下至墨西哥的槍支販運網。《Loisville信使報》有一位記者，調查記錄了毒害俄勒岡州的販毒集團，揭露出販毒集團與槍枝偷運的關聯。

Topher McDougal是聖地牙哥大學的經濟發展學教授。他和調查記者Sean Campbell花了一年時間，仔細追蹤從美國到墨西哥的非法武器販運文檔，發現這個販運網經常出現在販毒起訴案件中，其中包括北卡州的14起聯邦法庭判決，涉及幾十支槍和幾百磅毒品，法庭記錄和槍支數據追溯了它在整個美國的運作--在100起販毒案件中，將近五分之一明確提到沒收槍枝。

2020年，有個叫Pedro Roberto Hernandez-Gomez的人住在洛杉磯，被發現試圖用一公斤芬太尼和一公斤海洛因換取三把機關槍和三支手榴彈發射器。2024年3月，有個名叫Xavier Drew的人(又名Flock)，因向臥底特工出售好幾磅冰毒、芬太尼和十幾支槍而被判處13年半徒刑。那些槍支包括一把半自動手槍，多把序號被抹去或無序號的手槍，還有一些Glock開關(機關槍改裝套件)。他的同夥Esvin Ivan Calles-Corrales也因走私毒品並協助轉錢到墨西哥而被判處5年徒刑。

在比較靠近邊境的地方，2022年8月，有個Maria Del Rosario Navarro-Sanchez(又名Fernanda)與一個名叫Brian Munoz-Castro的人合作，在美國購買槍支，在德州El Paso市用墨西哥一個販毒集團的資金支付。

Munoz-Castro把毒品分發給不同的人攜帶，把毒品運送到美國各地。2023年3月，他在El Paso一家槍店拿到槍枝零件後，被聯邦探員在槍店停車場逮捕。隨後，他帶著特工去到他家--那裡藏有近2.5公斤的冰毒。

聯邦特工截獲到Navarro-Sanchez與前墨西哥Juarez市政廳女警察Rene Hernandez-Cordero之間的槍枝交換通訊，探員追蹤她到El Paso市的Circle K超市，沒收20支突擊步槍和兩支0.5口徑Barrett步槍，準備於2023年8月放在一輛小卡車後面偷運到墨西哥，購價是$66,000美元。

根據檢察官辦公室，Munoz-Castro在2024年9月被定罪，後來被被判處10年徒刑，Navarro-Sanchez仍然在逃。在聽證會上，辯護律師試圖要人懷疑這些指控，說那麼多槍擺放在小卡車後面過境，豈不是很荒唐？但這類事情常常有，邊防官員不是沒有見過！

每年13萬5千支槍跨境流動，一些販運者如此肆無忌憚不足為奇。

AI與技術革命

《大西洋報》Matteo Wong日前採訪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總裁Sam Altman，寫了一篇文章介紹OpenAI的技術發展趨勢，我覺得這個題目挺有趣。我覺得總裁的設想未必會成真，大眾對新技術會接納到甚麼程度，中間還會冒出甚麼別的變數，都是未知的。

Altman說不打算從鍵盤和屏幕方向搞發展了。他認為那些刷卡、打字、滑屏動作，傾向於在人和聊天產品ChatGPT之間產生摩擦。

OpenAI今天宣布要解決這個明顯的問題。他們正與在蘋果長期擔任過設計主管的Jony Ive合作--Ive在iMac G3、iPod以及最著名的iPhone等產品上做出過開創性工作。Altman和Ive說，他們希望一起為人工智能軟件打造專門的硬件。

有一段製作精良的公告影片，Altman在其中說，每人很快就能夠從一個「系列裝置」上訪問一個「天才團隊」——大概是ChatGPT風格的助手。他認為AI技術「應該比現在的手提電腦有更好的產品」。具體產品會是什麼樣子他沒有透露--Wong先生問OpenAI公司，也被拒絕做任何評論。但OpenAI將斥資$50億美元收購Ive的初創公司Io，以便Ive承擔「深度設計和創意責任」時，找到「好得多的辦法」。

(《大西洋報》的大股東Emerson Collective是一家關注教育、經濟、環境的創投公司，他們投資了Io和OpenAI，而OpenAI去年與《大西洋報》建立了企業合作關係。）

進軍硬件領域可能會成為OpenAI迄今為止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在財務上也最有利。人工智能助理應該能幫人做各種事，因此取代手機和電腦是很自然的。若成功了，十年之內，您可能會在OpenAI裝置上閱讀(或收聽)ChatGPT 生成的新聞摘要，而不是從iPhone上閱讀，或要求AI裝置為你報稅，而不是登入TurboTax。

目前的電腦和手機提供了笨拙的方式來使用人工智能產品：你必須打開一個App或訪問一個網站，上傳相關信息，不斷提示AI聊天機器人，然後將有用的AI輸出信息轉抄到其它文檔--Altman感到這很笨拙。在宣傳廣告中，Ive同意，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時代需要一個革新。

儘管OpenAI和Io未具體說明他們正在開發的是什麼，但過去一年發布的許多可佩戴AI別針、智能眼鏡等等已暗示，AI助理一定是附著在人的身上, 構成一個Altman所說的「外部大腦」。

這些產品還沒有成功的。舉個例子，Humane生產價值$700美元的人工智能「別針」，可以固定在用戶的衣服上，但在推出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款評價很差的產品就被叫停，Ive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這些早期AI產品「非常糟糕」。蘋果和OpenAI也都發布過一些令人失望甚至令人尷尬的產品。

儘管如此，設計ChatGPT的人與設計蘋果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的人合作，還是有望推出有用的AI產品。

當然，專用的定製器件也會迅速加速OpenAI的商業野心。OpenAI是從一家小型研究實驗室發展而來，現在估值$3000億美元且發展迅速。3月份報告說，他們每周有5億人使用ChatGPT，大有取代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趨勢：ChatGPT是一款強大的網路搜尋工具；它可以在線上購物方面幫忙，用戶無需到亞馬遜去搜索；它還可以成為工作軟件，代替是微軟的Office套件；據報道，OpenAI甚至正在建立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目前，OpenAI依賴人們存取ChatGPT的智能手機和網路瀏覽器--這些產品都是由商業競爭對手製造。Altman現在嘗試擺脫中介，將人們的數字生活濃縮為單一、整合的硬件和軟件。

另外幾家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嘗試將生成式AI融入其傳統設備和軟件中。亞馬遜已將生成式AI融入Alexa語音助手，谷歌則將其融入其Android手機和搜尋欄，蘋果將其融入 iPhone。Meta在他們的App內建立AI助理，還銷售智能眼鏡。

從21世紀開始，現有的工作、社交、教育等等領域的產品和平台已開始顯露出過時傾向：谷歌搜索結果擠滿了優化搜索網站和AI生成的內容，使人難以找到好信息；亞馬遜充斥著垃圾；Facebook變成一個污水池；人們普遍感到智能手機分散注意力，甚至讓人頭腦混亂。科技巨頭們把AI功能臨時添加到產品中，以避免受干擾--但這些舉措，尤其是蘋果公司的，結果很糟--它提供危險的保健衛生建議，砍伐新聞摘要，從總體上擁塞減慢了用戶體驗。

20年前當蘋果公司推出iPhone時，總裁Jobs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款改變一切的革命性產品。」現在OpenAI宣布進軍硬件，或許也在追尋類似的魔力。Altman說：「我認為我們有機會徹底重新想像如何使用電腦。」不過，Jobs有實際產品。目前，Altman卻只是在推銷自己的想像。

無論是甚麼新產品出來，除了技術開發因素，還有政治、數字安全法律、社會信任接納方面的等等問題。那些問題不解決，人們未必對於新的東西很熱心。

到世界去傳基督復活

我們教會(PCUSA)常常唱這首詩歌--Go to the World，但我在華人教會時似乎從來沒有唱過。印象中，華人教會的信息比較強調基督徒不屬於這個世界，比較鼓勵分別為聖？

當然不是說神學有甚麼問題，但缺失一個方面的教導，恐怕是危險的。正如美國福音派教會多年來過分強調個人得救，忽略參與社會公義的責任。



仔細看這首詩歌的歌詞，呼籲信徒進入世界，傳甚麼福音呢？不僅僅是個人得救。

Preach the cross where Christ renews life's worth
傳十字架是基督更新我們生命價值的地方。
Live the word of God's redeeming grace, seek God's presence in each time and space， 活出上帝之道的救贖恩典，每時每處尋求上帝的同在。
Go struggle, bless, and pray as a servant church
做一個服事世人的教會，去參與鬥爭、去祝福、去禱告。

保健：假消息為何傳得快

馬里蘭大學保健通訊博士生Angshuman K. Kashyap研究媒體對健康成長的影響。他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提醒大家關於保健衛生假消息盛行的問題。我把文章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在當今的電子通訊世界裡，人們經常能夠從網路得到某些健康或醫療信息。除了可以主動搜索，還有社交媒體上推送給你的與保健有關的訊息，或家人朋友電子郵件轉發給你的資訊。人們通常是出於好意或關心，想要與親人分享此類資訊。

Kashyap探索媒體的藝術和創意方式，要使醫療保健信息吸引人們注意力，了解情況後做出明智決定。他說網絡上許多資料並非事實，而是不準確或誤導人的。分享虛假資料，無論是無意還是故意誤導坑人——都比準確的資料有吸引力。很多人不知道哪些消息來源可靠，以及哪些內容值得分享。

虛假保健資料形式多樣。例如可能是誤導：藉歪曲事實來將某個問題或個人置於錯誤背景下。又可能是基於錯誤聯想：看標題和圖像與內容其實並不一致。假信息通常都比較醒目或聳人聽聞，讓人看上去可信且似乎可分享。

首先，那些虛假資訊常常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因為把誤導性說法摻雜了一些事實。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有謠言稱飲用乙醇或漂白劑可以保護人們免受病毒侵害。雖然乙醇或漂白劑確實可以殺死一些桌檯表面的病毒，但接觸到皮膚或進入體內就很危險。

假信息的另一標誌是，它所提出的想法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這類假消息違反人的直覺而有吸引力，讓人覺得自己或許得到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有價值獨家知識。比如「巧克力有助於減肥」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它既允許人放縱吃巧克力，又能為一個複雜問題提供簡單、令人感覺良好的解決方案。這類信息通常傳播得比較快，因為它聽來令人驚訝又充滿希望，證實了有些人希望相信的事。

聳人聽聞假消息的傳播很快。例如當新冠流行時，有人造謠攻擊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時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博士，很快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們在2020年有一項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發現在全國疫苗推廣運動開始前，有些新聞報道採用爭議性標題，可能阻止了父母為孩子接種。那些標題似乎在透露某種聳人聽聞的秘密，錯誤地讓人感到消息可信。

社交媒體為傳播虛假資訊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那些看似專業的網站和帶有誤導性標題的貼文誘人點擊閱讀或快速轉發，從而導致更多的讀者閱讀假消息。人們認為一條信息與自己或自己的群組有關，就傾向於分享。

2019年有一篇「生薑殺死癌細胞的效果比化療高10,000倍」文章，內容虛假，卻在臉書上被分享了80萬多次。包含幾個因素，人們不加核實就按讚和轉發這篇文章，因為那引人注目的視覺效果、情緒語言、誤導性圖表、斷章取義的過時專家引言內容，讓人感到信息很緊迫。

這些虛假內容的貼文常採用信譽機構的標誌，或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照片，讓人覺得可信。而內容準確的科學研究報告通常沒有那麼醒目的戲劇性標題和視覺效果，文字也不太容易理解，不太能夠觸及很多人。

未經驗證甚至尚未閱讀就分享一篇文章，後果會很糟糕。研究發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虛假消息降低了人們對政府和醫療保健系統的信任，使人減少了使用或尋求醫療服務的機會。

有些毫無根據的關於疫苗副作用說法流傳，導致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下降，以至於包括麻疹在內的一些危險疾病的重新開始流行。

社交媒體上有些錯誤信息宣傳，例如說桂皮可以治療癌症，已經導致一些人住院甚至死亡。這類宣傳減少了人們對疾病的重要預防與治療建議的配合，促使醫療專業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培養有效揭穿虛假保健信息的技巧。

怎樣應付假信息呢？當今資訊過載，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轉發內容，在轉發之前區分信息的可信任度和誤導性非常重要。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機構已經介紹了幾種辦法，幫助人們做出比較明智的判斷。

無論是從社交媒體、電子郵件還是從手機短信收到保健信息，在轉發之前，驗證其準確性和可信度有三種可靠的方法：

* 用搜尋引擎來搜索與核對所收到的信息。如果信息來自獨家媒體，不要轉發。Google是個信譽良好的搜尋引擎，將人名地名或其它關鍵詞輸入Google搜索看看別家的報道標題。來自WHO、CDC、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知名組織的消息，或有同行審查的《柳葉刀》或《美國醫學學會雜誌》資料比較可靠。如果多個信譽良好的消息來源都同意，則該信息可能比較可靠。有些可靠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FactCheck.org和Snopes等等，能夠幫大眾澄清真相的報告。

* 評估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網站可信度的最快辦法是查看「關於我們」頁面，這裡常常解釋網頁內容後面的人、他們的使命和資歷--有些網站沒有提供甚麼人名地名和歷史介紹。另外你可以搜尋作者的名字。他們擁有公認的專業知識？與可靠的機構有聯繫？可靠的網站的網域通常以.gov或.edu結尾，表示是政府或教育機構。最後，檢查出版日期--有的資訊已流傳多年，但可能不是最準確或最要緊的。

* 如果你仍然感到不太確定，不要分享轉發。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尤其是關於保健的信息，可能會無意中幫助錯誤訊息的傳播，也可能造成傷害。

質疑可疑的說法，僅分享驗證過的資料，不僅可以防止不安全的行為和不必要的恐慌，還有助於遏制虛保假健信息的傳播。在一個錯誤訊息傳播比病毒還快的時代，若每個人都花點時間停下來核實一下，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

貿易戰可能引發真槍實戰

Allison Carnegie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評論關稅和貿易戰問題。我把文章大意記在下面。

川普總統目前似乎已放棄了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徵收關稅，但全球貿易仍受到顛覆。他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了一個10%的基準關稅，提高了包括鋼鐵在內的多種特定商品的稅收。對中國世界最大的製造國，他說要徵收145%的關稅，不過現在已同意把稅率降至30%。看來和別國爆發一系列貿易戰，最突出的是中國。

川普嚴重擾亂了全球經濟，或許也挺新鮮。但這是有先例的--不久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總統關稅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全球經濟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與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之前相似，還有一些問題在WTO的前身--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就存在。

在WTO和GATT幫助商務標準化前，各國經常藉貿易來獲得彼此的讓步。他們創造利用了經濟學家所謂的「套牢問題」：一個國家或企業對另一個國家或企業進行投資，其利潤取決於這投資種關係的延續。比如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建立石油基礎設施，而供應商可以提供獨立的服務或營運。一旦達成此類協議，強國只需威脅改變協議條款即可脅迫其合作夥伴。

貿易戰在短期內可讓一個國家揮舞大棒獲益，但從長遠看，它幾乎讓所有人的境況變糟。當一國常用經濟槓桿來迫使脆弱夥伴的讓步時，投資和經濟增長就會下降，而政治不穩定性會上升--那些對經濟脅迫不滿的國家有時會訴諸軍事來反擊，讓曾經商合作的國家變成競爭對手，即使是親密盟友也會漸行漸遠。川普或許認為他的關稅會使美國更加富裕、安全、強大，但歷史表明，關稅的作用恰恰相反。

十九世紀初，美國商人開始與定居夏威夷王國的美國人做生意。當時，這些島嶼的經濟以甘蔗種植為主，其中許多種植園由美國商人擁有掌控，他們把糖出口到美國。1875年，為了幫助糖農，兩國簽署了《互惠條約》，取消了夏威夷糖進入美國的關稅，夏威夷的糖業經濟因而蓬勃發展，並因糖的出口而富裕起來。

但這使夏威夷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而美國可以利用這種依賴為自己謀利--例如，要求夏威夷把珍珠港交給美國專用，否則拒絕續簽《互惠條約》。1890年代，美國取消了所有的外國糖品關稅，並向國內生產商提供補貼，以保護美國糖業。這使夏威夷失去成本優勢，種植園被壓垮，夏威夷的精英們增加了對與美國合併的支持。儘管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夏威夷最後還是成了美國的一個州。

夏威夷並非唯一因依賴貿易而遭遇衝突損失的國家。歐美國家投資墨西哥的鐵路、礦產、石油基礎設施，但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收回了那些資產；他們在中國清朝時期開辦銀行和建設鐵路，卻因國民的不信任而遭到攻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西方對古巴的投資遭到破壞；或許最著名的是，德國利用東歐農業最大進口國之一的地位，在二戰前獲得對東歐的政治影響力。

這類風險反過來又抑制整體經濟交流，因為沒有國家願意被征服或脅迫，許多國家乾脆避開國際貿易。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曾擔心，即使獨立戰爭得勝，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仍會使倫敦擁有太大的影響力，因此他們決定限制跨大西洋貿易；清朝政府擔心貿易依賴會帶來安全隱患，也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市場；十九世紀末，俄帝國為了避免脆弱性，實行自給自足政策；1930年代，日本甚至佔領滿洲，以建立自給自足的聯盟，無需與西方談判。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貿易戰頻繁發生，造成不穩定，有時它們甚至會引發全面衝突。1930年的《The Smoot-Hawley關稅法》提高了美國對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加劇了地緣政治競爭，並促使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走向自給自足和資源擴張主義。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美國對日本的石油、廢金屬和航空燃料徵收關稅、實施禁運和出口管制後，東京於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貿易緊張局勢還出現在許多其他軍事衝突中。例如1812年的英美之間戰爭，就是貿易壓力和海上脅迫等等原因引起的。

在TWO成立之前，特別是二戰結束後，貿易還是有過輝煌時刻的。例如1979年中美實現邦交正常化，198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並依據美國法律享有優惠關稅待遇。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國會每年都必須投票，決定是否延長中國的正常貿易地位--立法者提出的條件是北京在人權和防止核武擴散方面做出讓步。

儘管國會一直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地位，但反覆出現的不確定性抑制了兩國的貿易和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進入市場搞深入合作，免得合作夥伴關係會突然被取消。畢竟，任何經濟參與和長期投資都需要穩定、可預測的環境條件。

所以，北京從WTO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動，希望能確保中國製造商有可預測的全球市場。這項努力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激烈爭論。倡導接納融合的人認為，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會阻止中國發動軍事衝突，還能鼓勵其政治自由化。而反對者則擔心，先搞經濟融合再搞政治自由化，只會增強專制競爭對手的力量。最終樂觀主義佔了上風：華盛頓於2001年允許北京加入WTO--WTO隨後禁止美國每年提高關稅的威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比較健康，於是更快加速。

WTO成立目的是促進各國貿易，阻止各國將商業武器化。所以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勝利--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的前對手)納入WTO，表明發揮了其預期作用。當時，各國一般都遵守WTO的共同規則，聽取其裁決，並配合其執法。

當然，WTO的最終系統並不完美。例如它未能阻止中國補貼特定產業或公司的手段(往往以犧牲外國公司為代價），也未能阻止中國限制對批評北京政府國家的出口。但整體而言，WTO還是相當成功的，促進了貿易繁榮和全球經濟增長速度。

一向批評自由貿易的川普於2016年當選，他很快就拋棄並拆除了WTO框架。美國曾是WTO的最大支持者，現在基本上不再聽從它的指導，所採取的貿易行為完全違反該機構的規則，並癱瘓了其上訴機構。

華盛頓的領導人重新接受將關稅作為嚴厲懲罰和脅迫的手段。資源掠奪問題一度被認為已得到控制，但如今卻捲土重來。隨著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顯現，長期投資和跨國經濟規劃的風險變大。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些政策促使美國貿易夥伴採取比較具防禦性的姿態。歐盟制定了新的地緣經濟政策，比如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透過徵收關稅、限制進入歐盟市場或暫停國際義務來應對經濟脅迫；中美兩國開始分離投資--此類措施，加上新冠疫情影響，抑制了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即使川普政策第一次未產生太大影響，不代表現在也不會，因為他的第一屆政府有許多顧問阻止總統實施2025年這種大範圍關稅。現在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企業已開始加大力度從供應鏈中剔除外國零件，歐盟也是如此。

川普關稅的目標是將製造業帶回美國，這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當華盛頓不斷簽訂和破壞貿易協定，企業不會願意在美國搞更多投資。畢竟，白宮可能重新削減關稅，讓國內建造的任何工廠都無法負擔。川普還希望利用關稅槓桿，迫使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但這些協議無助於鼓勵投資。因為雙邊協議不像多邊協議，難以執行並難以獲得各國和企業的信任。在雙邊體系中，貿易夥伴不斷擔心遭到削弱，因華盛頓會與另一個政府之間設立新協議。結果，不確定性增加導致投資減少。

換句話，川普的貿易戰可能會引發與過去貿易戰類似的經濟影響和政治後果--各國都尋求規避風險、實現經濟聯繫多元化而非簡單地信任合作夥伴，導致聯盟會破裂。政府利用關稅來削弱競爭對手--川普顯然已利用關稅來試圖吞併加拿大(與美國對夏威夷的政策相似），說加拿大若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就可避免關稅。結果加拿大人開始遠離美國，包括抵制美國產品。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自從川普獲勝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整體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儘管川普威脅過丹麥控制的格陵蘭島，但美國不太可能直接攻擊任何一國。但藉著減少相互的依賴，軍事對抗的成本確實降低了。如果美國減少對台灣半導體的經濟依賴，北京就可能認為，中國封鎖或入侵台灣時，華盛頓大概不理會。相反，在一個交易比較強的世界裡，各國可以利用依賴關係來取得政治優勢，如同柏林在1930年代利用農貿所做的。

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利用此類手段操縱石油和天然氣價格，迫使周邊國家做出政治讓步，引發衝突。莫斯科的策略導致周邊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依賴。如今，類似的策略正在讓美國付出代價。如果華盛頓失去經濟信譽，結果可能比克里姆林宮還不穩定。

華盛頓遵守協議的能力一直是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重要全球機構的支柱，這是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關鍵原因。若沒有一個可靠的框架，國際政治將變得不確定和動盪，比較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這情形有些像二戰爆發之前，當時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使命的國際聯盟解體，而歐洲列強未能遏制德國的擴張主義。

川普最終可能還是要減少徵稅，特別是在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談判。但美國總統卻放棄了曾經穩定全球貿易的制度和規範，結果他開啟的不是美國重新崛起時代，而是停滯、分裂、危險的時代。畢竟，這是歷史上的貿易戰後果。

專家談美國家安全

Thomas Wright於今年2月18日加入Brookings學會，在Strobe Talbott國家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擔任拜登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還擔任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研究主任、Brookings學會的歐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在下面的訪談中，他與Talbott中心高級研究助理Alejandra Rocha討論自己的經驗以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Rocha：您好Tom！讓我們先問一個個人的問題。您能否說說您的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您決定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這一行業？

Wright：我在愛爾蘭長大，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星期搬到美國讀研究生。我一直對國際歷史和世界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與John Ikenberry密切合作，他是美國戰略和國際秩序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尋求深入了解人類行為、動機和情感)。透過他，我也有機會與美國外交政策做實際工作的人合作。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曾考慮從事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但發現自己對政策和智囊團更感興趣。

R：回顧您在拜登政府任職的經歷，您在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擔任戰略規劃高級主管，您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W：我能想到的功課有三點：首先，要留意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通常至關重要，如果孤立地看一個議題，則可能會被忽略。其次，即使你認為某件事不會發生，但若有20%發生的可能性，你就應該制定應急計劃。第三，要思考中期和長期策略，但始終牢記這些策略對短期營運的意義--也就是，現在您要做什麼才能夠到達那些長遠目標？

R：您在NSC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俄烏戰爭和歐洲安全到中美關係、對抗(宣傳)聯盟、和南半球(戰略)--您和您的團隊如何平衡各種彼此相爭的策略重點？

W：我們一般優先考慮領導層最關心的地區地緣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大約一半的時間討論俄烏衝突的問題，然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中美關係、全球大國競爭和地緣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都涉及密切與其它理事機構合作。

R：您和NSC團隊負責起草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在這過程中，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W：國家安全戰略常常陷入兩個陷阱：一是表面裝飾問題--每個人都堅持要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包括進去；二是傾向於打磨稜角，把最尖銳的問題淡化到實際上等於沒說的地步。解決落入陷阱的方法是確保高階領導人對該文件負責，並清楚地了解你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很幸運，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積極地參與了這份文件的制定，而且從初階開始，我們就對想要表達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

R：自從出版了2017年《All Measures Short of War》和2021年《Aftershhocks》兩本書以來，您對大國競爭和國際秩序的看法有何改變？

W：關於在一個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核心論點還站得住腳，但我忽略了美國國內功能失調的程度，尤其是在2025年川普重返總統高位之後。我仍在努力理解這對戰略競爭的軌跡和國際秩序意味著什麼。

R：回到Brookings學會後，您打算重點研究哪些領域？

W：我打算關注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戰略競爭、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地緣經濟。但我思考的首要問題，是川普第二任期後我們應如何重建國際秩序。幾乎可以肯定，這不僅是一次修復而已，那麼接下來會怎樣？

R：您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W：對川普政府來說，盲點顯而易見。當局根本不懂全球經濟如何運作，也不知道貿易為甚麼不是零和遊戲。當然，這種無知是自上而下的。比較一般地說，我認為美國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我們需要將經濟融入主流的外交思想。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沙利文在Brookings學會的兩場演講中詳細闡述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整體而言，外交政策界仍然主要考慮軍事力量、外交，有時是發展，而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存。

R：對有興趣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業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W：我建議閱讀歷史，尤其是傳記；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但還要懂得如何擺脫它，而不被它所界定；每天從頭到尾閱讀《金融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的紙本；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認識到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寫作，即使只是為了自己；多注意於與同事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而不是只與上級聯繫；記住，無論黨派如何，我們都致力於處理同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兩黨都有真誠行動的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水落石出水，你必須願意調整自己的想法。

母親節的禱告

本篇禱告是一個版本的美國長老會(PCUSA)禱告。我們一般稱上帝為「父神」，但祂何曾不是母親呢！

母親上帝，我們為這(平淡無奇的)一天感謝你，我們為有機會留出時間來紀念母親而感恩。大地的歷史由母親們構成--生養兒女的母親、替人生育的母親、收養兒女的母親、屬靈認養的母親、講故事教導的母親、甚至有大自然之母--好像母雞照顧小雞的大地之母。

我們感謝你長期以來給我們的仁慈、保護與培育。感謝你，每一位母親，無論性別、族裔、種族，都是按你的形象受造--都具有關懷的本性。

在我們的文化中和教會中，我們讚揚並感謝母親--她們體現出你不住的關懷和教導。我們感謝她們在我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請求你在她們困難時支持她們。

對於那些試圖以新的方式保護孩子安全、教育和參與社會的人，我們求你給她們有精力和想像力來完成這項工作。對於那些不得不生活在困難環境中的母親，求你幫助。

我們也承認，對我們中一些人來說，考慮「做母親」是件痛苦、困難的事，有的母親或許不能在孩子的身邊。我們中有些人經歷到母親的早逝或遭到拋棄，我們為她們而悲哀。對我們有些人來說，母親虐待或忽視了我們，我們求你寬恕我們的悲痛，醫治我們受傷的心靈。

我們把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奉到你的面前--有些是圍產期的損失，有些是生病，有些因暴力而失落--我們求你伸出安慰的膀臂，擁抱這些母親。

我們感謝那些不斷為自己和他人孩子爭取權利而奮鬥的母親們，求你讓她們的先知啟發之聲在公共場合傳揚，並求你讓她們持續的勞動不致白費。

我們也記念那些希望成為母親的人--求您安撫難過的心，她們渴望按照你的召喚建立家室。

感謝上帝，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成為母親。許多人選擇以其它方式影響社會，並為我們的共同生活做出貢獻。我們感謝那些給我們啟發、給我們關愛、教導培育我們、挑戰我們、以各種方式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人。

我們感謝那些伸出援手，支持無法與親生父母聯繫的孩子們、願意正式或非正式收養的人。耶穌告誡我們，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祂的母親、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上帝啊，請幫助我們，讓我們按照你的設想和方式，成為你的家人。

我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求這一切，阿門！

新教宗利奧十四世

教宗方濟各上個月去世。

新的教宗是樞機主教(或譯紅衣主教)們在Sistine Chapel舉行閉門會議選出來的，他們每天最多可以進行四輪投票--上午和下午各兩次。若沒有選出新教宗，每兩輪投票後，煙囪就會冒出黑煙，表示尚未達成共識，需要繼續投票。若有新教宗成功選出，就有白煙出來，向世界宣告，標誌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5月8日，69歲的樞機主教Robert Francis Prevost首次以教宗利奧十四世的身份登上聖彼得大教堂主陽台，受到眾多朝聖者、遊客、當地天主教徒和其他旁觀者的熱烈歡呼--他們等候白煙已經好幾個小時。(「十四世」意即第14位使用這名號的教宗。)

Joanne M. Pierce教授是天主教歷史和禮儀專家，她說新教宗的到來往往給人一種興奮和不確定的感覺，而這次樞機主教團的選擇卻讓一些人感到意外--Prevost是第一位美國教宗，而傳統上，歐洲主導的樞機主教團對選擇美國樞機主教持保留態度，人們擔心美國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過大。

誰是Prevost呢？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了紅衣主教們的投票？Pierce教授在專家資訊網站撰文，為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

Prevost出生於伊利諾州芝加哥，20歲時加入了一個天主教的奧古斯丁修會。這個修會是第13世紀成立的，與其隱居在孤立於世的修道院中，這個修會的修士是以托缽僧的身份四處遊走救濟窮人，並擔任宣教士和教導聖經。

Prevost在美國和羅馬讀過神學。他剛剛按立為神父時就去到秘魯，一年後作為奧古斯丁修會的官員短暫返回美國後，又回到秘魯擔任神學院教授，教「正典律法」，即天主教會的法律結構，待在秘魯10年。

1999年，Prevost成為芝加哥當地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即主要負責人)，後來又當選為全世界奧古斯丁修會的prior。這是真正的全球體驗，因為奧古斯丁修會在各大洲約有50個社區。

2015年，教宗方濟各任命他為秘魯Chiclayo教區的主教。2019年，方濟各又任命他為梵蒂岡幾個重要教廷部門的成員，以至於他對中央教會管理非常熟悉。最重要的是，他曾擔任主教部的prefect，相當於部長或主席。

事實上，由於他在秘魯的長期牧養以及在梵蒂岡的服事經歷，有些評論家在Prevost當選中之前就指出，假如紅衣主教們要選一位美國教宗，那一定是他。他在主教部的服事被認為特別重要，因為主教部成員在選拔新主教上發揮關鍵作用。

天主大公教會有意向全球擴展是在20世紀，特別是在1960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宗開始任命世界其它地區的書機主教，這些天主教地區(很多以天主教為主)此前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外圍。

這就導致幾個世紀以來教宗首次從義大利以外地區選出。教宗聖約翰保羅二世是波蘭人，也是自16世紀以來第一位非義大利裔的教宗。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是非義大利人，出生於德國，曾擔任梵蒂岡官員。教宗方濟各出生於南美洲，他的父母出生於義大利移民阿根廷。

過往，樞機主教團很少有來自其他大洲的代表，而近年來樞機主教團已經比較國際化。約80%的樞機主教是方濟各任命，其中許多人來自從未有過紅衣主教的國家。審查記錄，任命樞機主教可能考慮許多因素：Prevost作為教會領袖是一位有效率的管理者；且是教會法的專家；他在南美和北美從事牧養工作幾十年；身為整個奧古斯丁修會的總會長，他很可能已廣泛旅行，拜訪過許多他所監督的社區。

新教宗身著傳統的教宗服裝出現在梵蒂岡陽台上：白色長袍、紅色短披肩、裝飾紅金色的聖帶，脖子上掛著金色十字架。相比之下，方濟各僅著教宗的白色長袍，無其它掛飾。這是否表明新教宗會比較傳統？

Pierce教授認為，他所選擇的教宗名號Leo可能表明他不是那麼傳統。1891年，教宗利奧十三世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通諭《新事》，副標題「論尊嚴與勞動」。他強調工人成立工會的權利，並對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表示批評。他還呼籲普通工人應從老闆和政府獲得其它權利--那位最著名的Leo教宗倡導社會公義，成為百年來天主教社會教導的基石。

利奧十四世在陽台上發表的首次講章讓人們了解到他的教宗治理方向，他強調天主教徒和教會在與其他宗派傳統和文化對話中，要扮演和平締造者和橋樑搭建者角色。他的第一句話是「願和平與你們同在」，--說這和平是「一種解除武裝的和平，一種令人解除武裝的和平」。他敦促天主教徒更加「無所畏懼...團結一致...藉對話和外展搭建橋樑」，共同行動，為世界帶來和平。

他可能不會完全追隨教宗方濟各的腳步，但他會繼續朝著同一個方向邁進。

哈佛大學校長答記者問

川普政府對精英大學發動攻擊，哈佛大學開始訴訟反擊。哈佛大學校長Alan Garber接受《華爾街日報》主編Emma Tucker的訪談，討論他對政府監管的抵制，回答為什麼美國這一最富有的大學需要聯邦資金，以及學校如何解決校園偏見的問題。他說，「不是我要故意抵抗政府，而是政府找上門來。」

川普威脅撤銷撥給這些大學的研究經費，除非他們按照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理念要求辦學。哈佛大學的校長成為抵制這些政府監管的面孔。

Tucker：您為甚麼選擇迎頭參與這場鬥爭？
Garber：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很有問題的(政府)要求--想要解決某些問題，但手段太令人反感。特別是授權聯邦政府--比如能夠審查我們所有招生紀錄的細節，能夠對我們雇用哪些教職員工有發言權。我不是不同意增加意識形態理念的多樣性，而是不同意他們的方式。
T：其它院校，像哥倫比亞大學，表示屈從政府的壓力，您覺得是個問題嗎？
G：我們的決定不怎麼受其它院校決策的左右。但我聽說哥倫比亞大學和聯邦政府協商多日，至今還沒有甚麼結果，可見那未必是一條最有希望的(學術)道路。

T：政府凍結哈佛大學$20多億研究經費後，哈佛很快就提起訴訟。你們資金雄厚，超過$520億。我們常有讀者問，為甚麼哈佛仍然需要$20多億政府資金？
G：很簡單。我們得到的聯邦資金是撥款、合約經費形式的要求，來支持大學從事聯邦政府已批准的研究項目，促進國家利益，比如量子科學，對於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競爭中，是個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領域。他們出資支持這項研究是因為經濟效益，還有的是為對預防和治療疾病，政府有贊助，我們也很高興，但這決不是一份禮物，因為其中有很多條件。
T：儘管如此，考慮到學校與政府如此的對決關係，你們是否該考慮逐步脫離政府資金補助？
G：我們當然考慮長遠的研究資金來源，以及是否要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但我們認為能夠為政府做事、解決國家當務之急是一個榮幸。我們國家正面臨艱鉅的挑戰--國家安全挑戰、經濟挑戰、衛生挑戰，我們能夠幫得上。

T：即使你們打贏了官司，川普政府還是能夠繼續給你們穿小鞋。總統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他可以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說「他們活該」。這對你們是個問題嗎？
G：如果政府打算那麼做，那麼首先，那是高度非法的。除非有甚麼我們還不知道的正當理由，那是很戲劇化的行動。所有的教育機構從政府獲得免稅資格，是為了讓學校能夠成功實現他們的教育和科研使命。如果哈佛被剝奪這一資格，顯然會嚴重削弱我們，我應該說那是滅頂之災。但是對於所有的教育機構來說，這種行動送出到一個很可怕的信息：不同意政治當局的會被當作有威脅。

T：你們在訴訟案中列舉了哈佛大學做的一系列美好工作。然而，外人對哈佛有一些負面的看法，您覺得可能是甚麼原因？
G：我說不上來每個人感受的原因。也許您的問題關乎所有的學府，我們在招生和聘請教職員工上彼此競爭等等。然而我想我們有實際問題應該解決，一個就是我們師生理念多樣性的問題，雖然最近有些事情讓我看到恐怕是誇大了，但知道人們看高等學府幾乎是清一色的左傾(自由開放)理念。
T：為甚麼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那麼傾向於自由派？2023年有一項調查，哈佛教職員工當中有77%認為自己是「自由」或「很自由」，而認為自己「保守」的還不到3%。這種情況是怎麼形成的？
G：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您，這不是我們的聘用政策或終身教職政策故意這樣挑選的。我想在有些領域，自由派/左翼觀點比較受歡迎，也許是我們應該多一些保守派，也許有的人不願意講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確保在課室或其它場合，無論你個人的觀點如何，各種觀點都應該公平地得到介紹。

T：您是1976年從哈佛畢業的，您現在是哈佛的校長。您入學時的哈佛與現在有甚麼不同？ G：在很多方面，人們也許不信，區別不是很大。但有一點，現在的學生發覺在困難的題目上，對話難得多，特別是與不熟悉的人對話。我認為那是很大的損失，我的同事們也意識到了，我們都很擔心。

T：2023年10月(哈瑪斯發動對以色列突襲)，大學生抗議(以色列)加薩地帶的戰爭，那時開始有人呼籲鎮壓「反猶主義」。上星期，哈佛發表了兩個不同工作小組的報告，一個小組與反猶主義、反以色列思潮作鬥爭，另一個小組與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巴勒斯坦的勢力作鬥爭。報告發現這兩種思潮都很普遍，搞得兩邊學生都感到遭到禁言和不安全。您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現哈佛有反猶主義問題的？
G：我覺得在2023年10月以前就有。但10月8日我到Hillel(猶太學生中心)，直接聽見以色列學生講，特別是他們在校園內感受到排斥和冷落的經歷，讓我感到很震驚、很困擾。那時我一點都不知道情況嚴重到甚麼程度，但在接下來幾個日子裡，我看到的確是很糟。
T：你們的另一份報告是校內的穆斯林學生，感到沒有人聽他們的聲音。您覺得這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嗎？
G：我當然希望能夠解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需要不同的工具去解決不同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社會排斥和迴避，需要努力改變心思意念，彼此有同理心，放棄看人下菜碟、不認同的就低我一等態度。

T：還有一件事你們必須面對：10月7日事件之後哈佛失去一些捐助人。您認為那些捐款人會回來嗎？
G：這個我比較樂觀。我和那些捐助人談話，他們很關心哈佛。他們希望改變，他們想要看到的改變與我所想的差別不太大。
T：不光是哈佛，所有的高等學府，本應是美國冠冕上的珍珠，但出了很大的差錯--您打算如何恢復美國人民對高等教育的信心？
G：這是個批評性的問題。我們已經解釋了一部分答案。論到我們的教授學生卓越的科學和研究工作，我們做得很棒，然而有些需要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我想要指出一件事，哈佛是北美最老的大學之一，我們的成功不是來自不犯錯--多年來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但我們會糾正錯誤--藉著調整方向，藉自我檢討，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警告：喝酒致癌

喝酒，無論是常常喝還是偶爾喝，都傷身體--傷大腦、傷心臟、傷肺、傷肌肉、傷腸胃、傷免疫系統--酒精對人體健康害處很多，包括引起癌腫。

美國科學家發現，酒精是第三大致癌原因，每年引發大約10萬例癌症，並引起2萬例癌症死亡。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因酒精導致的車禍死亡大約是13,500人死亡。

早在1980年代，研究人員就懷疑酒精會致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喝酒與口腔癌、咽喉癌、聲帶癌、食道癌、肝癌、結腸癌、直腸癌和乳腺癌都有因果關係，還有一項研究報告了長期酗酒和胰臟癌之間的關聯。

2000年，美國國家毒理學研究項目得出結論，酒精是已知的人類致癌物。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酒精列為第一級致癌物，這是最高的分類，顯示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種物質會使人生癌。美國的CDC和NIH一致同意，酒精導致好幾種癌症是有確切證據的。

美國飲食指南指出，即使少量飲酒(每天少於一杯)也會增加患癌的機會，可惜許多人並不知道酒精致癌。2019年有一項調查發現，不到50%的美國成年人意識到飲酒的癌症風險。2023年有一項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發現超過2.24億的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某階段喝過酒，佔這年齡層人口的79%以上。酒精消費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開始增加，反映出一個令人擔心的公共衛生問題。

麻州UMass Chan醫學院Pranoti Mandrekar教授研究中度飲酒和長期飲酒的生物效應。她的團隊正在努力發掘酒精增加癌症風險的一些機制，包括傷害免疫細胞和傷害肝臟。 Mandrekar教授在專家資料網站The Conversation撰文，把她的研究介紹給大眾。

細胞在體內不受控制地生長就發生癌症。酒精可能破壞DNA，造成突變，干擾正常的細胞分裂生長而導致癌腫。關於酒精的致癌機制，研究人員發現了四種不同方式：酒精代謝、氧化壓力和發炎、荷爾蒙水平變化、與其它致癌物(諸如菸草煙霧等)的相互作用。

酒精代謝就是人體分解和排泄酒精的過程。酒精分解時的第一個副產品是乙醛，乙醛本身被歸類為致癌物質。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基因突變會使身體比較快地分解酒精，進而導致體內乙醛含量升高。

還有大量證據表明，酒精會促使人體釋放自由基有害分子。這些分子會在氧化壓力的過程中損害細胞中的DNA、蛋白質和脂質。Mandrekar教授的實驗室發現，飲酒產生的自由基能夠直接影響細胞製造和分解蛋白質的能力，進而產生促進發炎的不正常蛋白質，幫助腫瘤形成。

酒精還能夠直接影響荷爾蒙水平，增加癌症風險，比如雌激素會增加乳癌風險。中度飲酒會提高雌激素水平，又會促人進一步多喝。酒精還會降低維生素A(一種調節雌激素的化合物)，增加乳癌風險。

又吸菸又喝酒的人患口腔癌、咽喉癌或喉頭癌的機會較大。因為酒精使人體比較容易吸收香菸和電子煙中的致癌物質，吸煙本身也會引起發炎，並引發自由基的釋放--損害DNA。

想知道喝多少酒是安全且不會受到傷害嗎？你若問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回答是沒有。美國CDC和飲食指南建議，婦女每天飲酒量不超過一杯，男士不超過兩杯。其它政府研究機構和衛生局局長幾個月前也提出類似的限酒建議。



不喝酒是預防癌症的一個重要措施。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算出一個人因喝酒而患癌的機率。每個人的遺傳基因、生活方式、飲食和其他健康因素不一樣，都會影響到酒精致癌的風險。請您重新考慮飲酒習慣，可以幫助保護自己的健康。

加拿大駐美大使展望

這裡是《大西洋報》記者Jeffrey Goldberg，在今年的「大西洋節」對加拿大駐美大使Kirsten Hillman進行訪談。

G：大家都知道，在報導華盛頓方面，直到3個月前，加拿大的話題沒有甚麼爭議--我們喜歡加拿大的很多產品，喜歡冰球，我們兩國有著世界上最長的無邊防接壤。我們習慣拿加拿大人的溫文爾雅開玩笑，總感到加拿大沒甚麼特別有趣的新聞。前兩天我遇到一位寫歷史的記者Anne Applebaum，她說川普辦成了一件大家從來都認為不可能的事--讓加拿大人發怒。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問大使女士，您對美國總統談論加拿大的方式憤怒嗎？

H：謝謝您邀請我來。以我的加拿大人禮貌，我會說加拿大人--包括我自己在內--經歷到一系列的情緒，包括驚訝、難以置信、困惑、悲哀(好像哀痛幾個階段)，但我們對川普行為的憤怒沮喪不安，特別是發起關稅直接打擊我們的經濟康寧，對我們的衝擊實在太大--我們作為好朋友，不能坐下來談談嗎？因為我覺得這對你們、對我們都毫無道理。

G：您作為駐美的加拿大代表，回到加拿大如何對上司、對同事們解釋川普的行為？說加拿大該作美國的第51個州，告訴他們川普是認真的？

H：第一，我認為川普政府顯然想要改變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所以我們作為你們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我們是你們最大的顧客，我們從美國買的東西比中國、日本、英聯邦、法國買的合在一起還多。川普總統想要改變這個情況，他用的方式我覺得會引起改變的，加拿大會改變，是幾代人以來從未想過的。其次，川普是美國總統，我們當然拿他認真，他對這個國家和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和權力

G：我上週四有機會見到總統。我問了他幾個問題，讀給您聽，請您評論他的回答是甚麼意思，然後我們再談關稅問題。H：噢？G：放心，不會很難的。

川普：「今天我離開一些從別的國家來的很聰明的人，我總是有他們(作朋友?)...我想也許我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外交關係...對我來說加拿大的問題是，我們每年補助他們$2000億，而我們不需要他們汽油、石油、木材，我們不需要他們任何形式的能源，我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東西。我說它會是一個偉大的第51個州。我愛其它國家，我愛加拿大，我有了不起的加拿大朋友，(打冰球的)Wayne Gretzky是我的朋友，我意思是我有了不起的朋友，我對Wayne說，Wayne我會放過你(的不當行為)，我不想毀了你在加拿大的名譽，你就假裝不認識我吧--不過他們是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他們95%的生意是和我們做，如果是(我們)一個州的話就沒有關稅了，稅率也比較低，(但)我們必須在軍事上捍衛他們。」

我：「您真的想要他們成為第51個州嗎？...很大的一個民主黨的州。」(他們有全民健保，我知道他們會怎樣投票。)

川普：「很多人都這麼說，不過我覺得沒問題，我來了(會改變)，...請記住他們的保守黨本來領先25%，然後那麼多加拿大人不喜歡我，我把(他們的)競選搞成差一點...他們的保守派很不喜歡Trudeau，我要稱他Trudeau州長，他不喜愛(那頭銜)。...

G：...現在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他說的「每年補助加拿大$2000億」是真的還是不真？請解釋一下。

H：不真。正如我說的，美加兩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雙邊貿易關係。我們彼此的商品貨物服務每天達$25億，數量之大很難只從貿易平衡角度看--川普一定是要我們賣多少就買多少。但加拿大是有貿易逆差的，也就是說，我們所買的超過我們製造和服務出口。川普總統很關注我們多買美國產品，但我們買你們的已經超過你們買我們的，我們人口是你們的十分之一。我們人口雖少，為美國製造的產品超過是你們本國製造出口的一半還多，所以你們知道，製造和銷售到別國對於本國就業很重要，川普也想要創造這樣的機會。你們的經濟有77%是提供服務，而加拿大是美國服務的最大顧客。

我們賣給你們的東西有三分之一是能源，加拿大石油輸送到美國的墨西哥灣沿岸，在那裡提煉。坦白講，我們很多專家認為是賣便宜了，因為我們只有那麼多條管道，只能運送到那麼多地方。你們把提煉的產品以三倍價格轉賣到其它國家的市場，是加拿大保證了你們的低成本。我們只有4100萬人口，只能消費那麼多。美國若想消除與我們的貿易逆差，我們只好少賣能源給你們--我想這未必是川普政府想要的。

G：所以當川普總統說「我們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東西」，顯然是不真嘍？
H：我相信美國從這份能源關係和製造業關係上得益。我們賣給你們關鍵礦物質和鈾等等產品，你們如果不從我們買，就要從白俄羅斯或委內瑞拉買，遠不如從一個理念一致的民主法治盟友國家買。甚麼叫做「需要」？沒有加拿大的便宜的能源材料美國也照樣存活？也許--物價貴一些而已。但我想川普總統的目的恐怕就是想要有一番對話，從所有的國際關係中得到最好利益，我很盼望有這個對話，因為大家會看到，加拿大是是美國人力量的源頭。

G：您相信川普政府是尊重事實的政府？
H：我相信它可以尊重事實。真的，川普會看到政策對美國人民的影響而調整。

G：您5年前作為大使來到華盛頓特區，川普第一次上台，您是經濟學家、貿易代表，您認為川普總統懂經濟嗎？

H：...(眾笑)我想川普總統對於他想要在美國做甚麼，有個特別的理念。我想很多人認為他的想法沒道理，或那不是傳統做法。不過他很勇敢，我意思他顯然相信搞某些政策，特別是關稅，能把投資和製造業帶到美國來，他的確相信這一招會好用。我不評論，但我要說，他用這個政策對付加拿大，等於破壞你們自己的政策。

G：您能不能花一兩分鐘解釋一下，從加拿大人的角度來看，川普政府提出的關稅有甚麼毛病？
H：關稅是一種對外來產品的打擊，不鼓勵從國外進口，而鼓勵在本國生產。但是對於美加兩國多年的經濟融合關係來說，我們的生產和消費是以經濟划算為念的。加拿大資源豐富，我們把原料送到美國，在美國加工製造的產品常常賣回加拿大，供應這裡的需要。加拿大人會說，且慢，我們可以為自己製造啊--這是我們最近的反應--重新投資在本國經濟上。

G：所以你們很多時候買加拿大元件組裝的美國成品，有點像第三世界國家--抱歉我意思不是要貶低加拿大。
H：沒錯。拿農業貿易作例子，我們每個月賣給你們一萬頭牛，你們處理成牛肉食品，除了賣到自己的市場，還賣回加拿大--我們兩國的經濟深度結合，有時是你們賣給我們原材料，我們製造商品運回美國--廉價可靠的能源對美國是很划算的--看你的貿易目標，這我不會去評論公平的問題。我對川普總統希望得到怎樣的更多利益很有興趣。

G：我很好奇，憤怒的加拿大人是甚麼樣子？...(眾笑)我意思是憤怒到一個份上，你們深藏不露的國家自豪感受到冒犯，正如川普所承認的，你們的保守黨候選人落選，因為他的理念主張太像我們的MAGA--我們覺得是對美國事件的反應。你們是否真的認為從經濟上離開美國，能夠找到比較划算的貿易關係？
H：我想您問的是如何減緩的問題。我們已經在考慮加強自己的經濟，尋求增強與世界其它國家的經濟關係--把產品賣到歐洲、亞洲去。...美國買家對我們的產品不高興，我們當然要另外尋找穩定、可以預期的貿易夥伴。

G：但你們找不到這樣的經濟關係吧？
H：我想我們能的。我認為美國當局試圖改變自己在經濟貿易關係模式中想要扮演的角色，我們只好適應。但美國的商家和消費者，若能和自己最大的顧客保持比較穩定的關係才會比較好，對嗎？對於美國人民來說，特別是對選川普上台的人來說，你有便宜的東西可買，你與投資你社區的公司有良好關係才好--形勢不穩定的時候人家不會投資。按國際貿易關係的規則，川普政府的作為已打擊了別國在美國的投資熱情，人們掛慮長期投資的不穩定性。我相信美加最終可能會恢復某種良好貿易關係，因為對美國人民最好。

G：加拿大在管理兩國關係方面，您認為是否有甚麼錯誤？
H：人人都會犯些錯誤，但這裡未必是「錯誤」。我想我們需要徹底了解美國尋求轉變國家關係、扮演不同角色這件事。這裡有個很好的例子：我注意到美國一向在國際雙邊關係中制定規則、影響世界，現在川普當局失去這個興趣了。我參與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談判，在那個談判中，美國堅持要有一系列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規則，參與談判的其餘12個國家都沒甚麼興趣因為尋求與美國合作，所以都設法以某種方式接受了那些規條。當美國退出那個協定之後，我們就修改協約，把那些照顧美國利益的內容刪除，美國等於失去了這個貿易空間，我會看事態如何發展。

G：容我問您一個非貿易的問題。加拿大的軍事力量很小--只有6萬8千步兵，70位空軍。你們沒有花2%的GDP在軍事上，所以美國人對加拿大不滿是否有道理？
H：不光是美國，歐盟國家也希望我們增加軍事開支--我們在過去10年中已經增到了倍，我們能夠、也會做得更多。我們剛剛選出新的總理，我想他很快會講這件事。我們投很多錢和精力在北極，防禦俄國和中國。

G：這場談話太有趣了。問題：川普把你們的選舉結果丟給自由黨，他正確嗎？我知道您的職位沒有黨派，我只是想看看您的分析。
H：加拿大人關注的事情很有限，現在管理與美國的關係在他們的心中佔了最大一塊。他們還關心生活費用、住房緊缺等等危機。
G：這如何幫助了Carney當選？
H：我想他的前加拿大央行行長履歷和經濟學學問，被加國人民視為一個技巧，對這個時刻非常重要。這是我作為一名公民的想法。
G：換句話，他了解如何與美國談判協商？
H：是的，他照管加拿大安全度過2008年經濟危機和英國脫歐運動，應付巨大經濟改變的能人。他以前不是政客。
G：加拿大人的愛國情懷這次顯露，您現在感覺和6個月前一樣嗎？請簡短說說。
H：我本人沒有改變--我的工作是提醒我本國人即將要到來的變化。加拿大人為自己的國家深感自豪，我們知道自己持有怎樣的價值觀。但我們的國家不是誕生於革命，而是談判來的，當時與喬治王三世沒有鬧翻，和這裡的原住民文化也一直共處融和得不錯...
G：您5年前第一次認識川普時，發現他未來對加拿大會很敵對嗎？
H：一點都沒有。無論是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還是Covid關閉國境，我每次見到川普都感到他對加拿大很支持。美加關係基礎一直很好...我們每天的人口往來幾乎有50萬--我相信我們會解決未來的事情。

馬斯克DOGE的成績單

政府效能部(DOGE)首席長官馬斯克承諾，藉著提高「效率」，政府能夠節省資金$2兆美元，後來改口為節省$1兆，現在他聲稱節省了$1500億，即最初承諾的7.5%。

現在新的估算又發現，馬斯克削減開支的措施恐怕花了同樣多的錢，甚至花了更多的資金。根据《紐約時報》的報導，DOGE的運作不便宜：

研究聯邦勞動力的非營利公共服務夥伴關係(PPS)機構做了粗略估算，本財年解僱、重新僱用、生產力損失以及數千名工人的帶薪休假造成高達$1,350億美元的損失。另外，根據耶魯大學Budget Lab的計算，如果DOGE導致國稅局(IRS)流失2.2萬員工，那麼在2026年，IRS的稅收會減少大約$85億美元。

上面這兩個數字加在一起，DOGE花費了將近$1,450億。《紐約時報》指出，這還不包括聯邦政府為應對數十起質疑DOGE權威的訴訟法律費用。白宮發言人為DOGE削減開支進行辯護，對記者說：「我們必須認識到，無所作為也是有代價的，而那些所謂的專家和團體故意不考慮無所作為的代價。」

即便這麼說，這些估算還是對DOGE到底為政府省了多少錢提出嚴重質疑——假定馬斯克引用的數字都可靠，而馬斯克給的數字往往並不可靠。再說，IRS削減開支所造成的收入損失，(無法追討逃稅的富豪)預計是每年出現的現象。

MSNBC記者Zeeshan Aleem批評說，馬斯克降級國家行政和各種社會服務，同時恐怕沒有節省任何錢，DOGE豈不是騙局？他們整個運作看上去與財務紀律或節省開支無關。

請看，馬斯克和他的團隊大規模解僱人的方法新鮮奇怪。但一群自大、分不清速度和效率的政治局外人，沒能預見法律對他們行為的限制。他們的魯莽做法導致大量被錯誤解僱的員工必須重新僱用並補發工資，造成生產力的損失。他們所謂「先行動，後提問」的策略導致了行政失敗--「意外」取消的節目必須重新組織等等。

《紐約時報》指出，「試用期員工」的全體解僱浪費了這些專業職位昂貴的招募和培訓流程，而間諜等職位的培訓費用恐怕高達$100萬美元。馬斯克可能帶來的效果相反的效能--以大致相同的成本換來一個比較糟糕的政府：社保支付受到威脅，國際援助/影響被削減，IRS無法阻止逃稅行為(這意味著政府稅收減少）。

然而根據《紐約時報》報道的估算，沒有大筆資金節省出來，而且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節省」不可能為美國公眾帶來巨額的「DOGE支票」。或許馬斯克會謙卑一點，他是個與工會作對的人，這次也許發現，把政府工作人員視為可有可無挺困難的。

馬斯克輕率地將政府運作當作一個公司，現在他也許不得不重新思考管理一個國家所面臨的獨特社會、後勤運輸和道德義務和挑戰。如果他自己的良心和法庭沒能挑戰他重新思考，也許公眾對他的特斯拉公司明顯反彈會為他做到這一點。

有人總結這次川普上台百日的五大失敗之處，給馬斯克那麼矚目的媒體注意力和搞破壞的權力是其中之一。

深海採礦與海洋生態

Picture an ocean world so deep and dark it feels like another planet – where creatures glow and life survives under crushing pressure.

This is the midwater zone, a hidden ecosystem that begins 650 feet (200 meters) below the ocean surface and sustains life across our planet. It includes the twilight zone and the midnight zone, where strange and delicate animals thrive in the near absence of sunlight. Whales and commercially valuable fish such as tuna rely on animals in this zone for food. But this unique ecosystem faces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在海面200米以下，中層水域是個我們所看不見的生態系統，它分為暮光區和深夜區。奇怪而脆弱的動物在那裡茁壯成長，鯨魚和金槍魚等有商業價值的魚類以這些生物為食。

As the demand for electric car batteries and smartphones grows, mining companies are turning their attention to the deep sea, where precious metals such as nickel and cobalt can be found in potato-size nodules sitting on the ocean floor. 海底遍布馬鈴薯大小的鎳和鈷等貴金屬塊，已被採礦公司注意到。

Deep-sea mining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ve shown how the removal of nodules can put seafloor creatures at risk by disrupting their habitats. However, the process can also pose a danger to what lives above it, in the midwater ecosystem. If future deep-sea mining operations release sediment plumes into the water column, as proposed, the debris could interfere with animals’ feeding, disrupt food webs and alter animals’ behaviors.
40年來的深海採礦研究和實驗發現，移除這些富含多種金屬的塊結會破壞海底生物的棲息環境，還可能影響到水域上層的生物。深海採礦作業的碎片若釋放回去，還會干擾破壞海生物的食物鏈，以及改變生物行為。

As an oceanographer studying marine life in an area of the Pacific rich in these nodules, I believe that before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rush to min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Is humanity willing to risk collapsing parts of an ecosystem we barely understand for resourc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Alexus Cazares-Nuesser是夏威夷大學海洋生物領域的博士生，專門研究太平洋富含這些貴金屬塊結的區域生態。她相信在各國公司爭相開採之前，需要先了解破壞一個未知生態環境的風險。

Beneath the Pacific Ocean southeast of Hawaii, a hidden treasure trove of polymetallic nodules can be found scattered across the seafloor. These nodules form as metals in seawater or sediment collect around a nucleus, such as a piece of shell or shark’s tooth. They grow at an incredibly slow rate of a few millimeters per million years. The nodules are rich in metals such as nickel, cobalt and manganese – key ingredients for batteries, smartphones, wind turbines and military hardware. 遍布在夏威夷東南部的太平洋海底(Clarion-Clipperton海域)，這些塊結是由海水或沉積物中的鎳、鈷和錳金屬聚集(例如在貝殼或鯊魚牙齒上)而形成，每百萬年大約僅生長幾毫米，卻是電池、智慧型手機、風力渦輪機和一些軍事硬件的重要成分。

As demand for these technologies increases, mining companies are targeting this remote area, known as 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 as well as a few other zones with similar nodules around the So far, only test min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However, plans for full-scale commercial mining are rapidly advancing.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在少數海域進行了試採，然而全面商業採礦計劃正在迅速推進。

Exploratory deep-sea mining began in the 1970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was established in 1994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o regulate it. But it was not until 2022 that The Metals Company and Nauru Ocean Resources Inc. fully tested the first integrated nodule collection system in 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 深海開採勘探始於1970年代，1994年聯合國海底管理局(ISA)為監管開採而成立，2022年有家機構在Clarion-Clipperton海域第一次測試了一個綜合的塊結收集系統。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still debating regulations, The Metals Company appealed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applauded his order on April 24, 2025, to expedite U.S.-issued licenses for seabed mining outside national waters under the Deep Seabed Hard Mineral Resources Act. The U.S. is one of a handful of countries that never ratified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set up its own licensing regime.world.
ISA仍在辯論開採規則，他們稱讚川普4月24日的總統令，請他加快美國發放外海海底採礦執照的速度。美國是世界上少數尚未批准接納《聯合國海洋公約》的國家之一，我們只建立了自己的開採許可證制度。

Several countries have called for a moratorium on seabed mining until the risks are better understood. 有幾個國家呼籲暫停搞這些海底採礦。

The mining process is invasive. Collector vehicles scrape along the ocean floor as they scoop up nodules and stir up sediments. This removes habitats used by marine organisms and threatens biodiversity, potentially causing irreversible damage to seafloor ecosystems. Once collected, the nodules are brought up with seawater and sediments through a pipe to a ship, where they’re separated from the waste. 收集車會沿海底鏟起塊結和攪動沉積物，可能對海底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塊結隨海水和沈積物用管道輸送到船上，再與廢物分離。

The leftover slurry of water, sediment and crushed nodules is then dumped back into the middle of the water column, creating plumes. While the discharge depth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some mining operators propose releasing the waste at midwater depths, around 4,000 feet (1,200 meters). 剩餘的水、沉積物和破片隨後被倒回水中，排放多深還在討論中，有人建議排放到1200米深處。

However, there is a critical unknown: The ocean is dynamic, constantly shifting with currents, and scientists don’t fully understand how these mining plumes will behave once released into the midwater zone. 然而海洋是動態的，洋流不斷變化，科學家們並不完全了解這些採礦羽流一旦釋放到中層水域會如何表現。

These clouds of debris could disperse over large areas, potentially harming marine life and disrupting ecosystems. Picture a volcanic eruption – not of lava, but of fine, murky sediments expanding throughout the water column, affect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這些碎片雲可能會擴散到大片區域，可能好像海底火山爆發一樣危害整個水域的生態系統。

Sediment plumes in the water column could harm these animals. Fine sediments could clog respiratory structures in fish and feeding structures of filter feeders. For animals that feed on suspended particles, the plumes could dilute food resources with nutritionally poor material. Additionally, by blocking light, plumes might interfere with visual cues essential for bioluminescent organisms and visual predators. 這個生態系統是浮游生物(隨洋流漂流的微小動物)和微型游水生物(包括以浮游生物為食的小魚、魷魚和甲殼類)的家，採礦引起的細微沉積物可能會堵塞魚的呼吸結構和攝食結構；阻擋光線的羽流還可能會干擾這些生物的發光和視覺。

For delicate creatures such as jellyfish and siphonophores – gelatinous animals that can grow over 100 feet long – sediment accumulation can interfere with buoyancy and survival.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jellies exposed to sediments increased their mucous production, a common stress response that is energetically expensive, and their expression of genes related to wound repair. 對於水母和管水母，沉積物會影響它們的浮力和生存。研究發現暴露在碎片雲中的水母會增生粘液--一種常見的耗能壓力反應。

Additionally, noise pollution from machinery can interfere with how species communicate and navigate. 機器噪音會干擾生物之間的通訊和導航能力。

Disturbances like these have the potential to disrupt ecosystems, extending far beyond the discharge depth. Declines in zooplankton populations can harm fish and other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 that rely on them for food.
此類幹擾的影響範圍恐怕遠超排放深度。浮游生物數量的減少會危害以它們為食的魚類，以及其它海洋物種。

The midwater zone also plays a vital role in regulating Earth’s climate. Phytoplankton at the ocean’s surface capture atmospheric carbon, which zooplankton consume and transfer through the food chain. When zooplankton and fish respire, excrete waste, or sink after death, they contribute to carbon export to the deep ocean, where it can be sequestered for centuries. The process naturally removes planet-warming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中層水區調節地球氣候：海洋表面的浮游植物捕獲大氣中的碳，浮游生物則食用這些碳，它們呼吸、排泄廢物或死後下沉時，會將碳送到深海，封存在那裡許多世紀。

Despite growing interest in deep-sea mining, much of the deep ocean, particularly the midwater zone,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A 2023 study in 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 found that 88% to 92% of species in the region are new to science. 儘管人們對深海採礦的興趣日益濃厚，但人們對深海，特別是中層水域的了解很少。2023年在Clarion-Clipperton海域的研究發現，那裡88-92%的物種對於科學家來說都是新發現。

Current mining regulations focus primarily on the seafloor, overlooking broader ecosystem impacts.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is preparing to discuss key decisions on future seabed mining in July 2025, including rules and guidelines relating to mining waste, discharge depth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目前的採礦法規主要關注海底，忽略了生態系統。ISA準備在2025年7月討論未來海底採礦的重要決定，包括與採礦廢棄物、排放深度和環境保護有關的規則和指導方針。

These decisions could set the framework for large-scale commercial mining in ec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s such as 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 Yet the consequences for marine life are not clear. Without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seafloor mining techniques, the world risks making irreversible choices that could harm these fragile ecosystems. 若不全面研究海底採礦技術的影響，世界就有可能做出不可逆轉的選擇，從而損害精緻的生態系統。

貿易戰結束了嗎？

川普總是嚷嚷要給別國來的貨品施加關稅。很多經濟學家都表示不贊成，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以關稅來保護本國製造業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Rick Newman常在雅虎財經專欄撰寫經濟評論。這兩天看川普的架式好像準備放棄貿易戰，Newman先生又寫了一篇：Trump Blinked，標題意思是他打算退堂了。我把他文章內容大意記下來，算是學一點經濟常識。

很多投資人都以為，川普總統12月份看見金融市場對他的關稅令反應不良，或許很快就會放棄關稅，沒想到花了這麼長時間，他似乎剛剛醒悟。

川普總統昨天終於表示，他的貿易戰已造成足夠的混亂，願意採取一些措施來修補損害。川普最近已將大約$3兆美元的進口產品的平均進口稅，從2.5%提高到27%，還威脅要解僱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因為他不願干預和解決川普政策造成的損害。

市場的反應是股票價值大幅下跌。投資者用拋售美國資產、轉而購買黃金或外幣的方式，來反對川普的所謂「美國優先」政策；利率變動表明投資者正在為更高的通漲做準備；經濟學家們不斷提高他們所估算的經濟衰退可能性，有的甚至將「川普經濟萎縮」作為基準。

市場的負面反應終於引起川普先生的注意。4月17日，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鮑威爾「下台還不夠快」，引發市場又一次拋售。而五天后，川普告訴記者「我無意解僱」鮑威爾--股市立即上漲。

川普和他的團隊發現該控制關稅說詞了--現在某些關稅高到相當於實施禁運。川普和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最近都表示，川普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145%的關稅太嚴苛，需要降低，只要中國也做出「類似調整」。新關稅也許把目前的荒唐關稅數字降一半，川普的助手說有十多項貿易協定「正在醞釀中」，以降低關稅和換取貿易。

如果川普這些說詞的目的是安撫市場，那麼奏效了--4月23日川普暗示會在貿易戰中謹慎撤退，立即看到股市飆升，利率下降，VIX波動率指數下降。一、兩天的股市反彈並不能彌補川普貿易戰迄今造成的所有損失，但這些趨勢若持續下去，就標誌著市場正在回歸正常，不再受到保護主義破壞力量的侵蝕。

同時，川普透露出貿易戰讓步之前，他願意(代表普通美國人)承受多大的損失。Newman先生用下面四個指標來說明。

第一個指標是經濟學家們對經濟衰退概率的估算。股市並不是實體經濟，而是對未來經濟走向的猜測。股市下跌是因為人們知道，川普的關稅可能意味著價格上漲、利率下降、企業和消費者支出減少、增長放緩以及招聘減少。這些趨勢是會引發經濟衰退的。

有個博彩網站Polymarket，人們在那裡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打賭。在年初，大家平均賭20%，到4月初，這個數值飆升到66%，現在這一機率回落至53%左右。賭注不是經濟學家的預測，它們只是那些願意下注的人猜測。但目前，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發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在50%左右，與眾人所賭的基本一致。

川普一月上任時，經濟衰退尚未出現。接下去經濟疲軟完全是因為川普的關稅政策炒作，而幾個月前還算健康的經濟前景卻迅速變得黯淡。人們估計經濟衰退的機會高達50%或以上，這似乎引起了川普的注意。

第二個指標是股市下跌。川普曾暗示他不在乎，但他是商人出身，很難相信他會願意成為長期壓垮股市的人。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標準普爾500指數(^GSPC)2024年上漲了23%，相比之下，川普令人沮喪。4月23日^GSPC已下跌12%，若和今年峰值相比則跌了19%，川普只好趕快表示會放棄貿易戰。

川普承諾關稅會為美國帶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而股市低迷基本上表示投資人不信他的說詞。當股市出現10%的回落時，川普恐怕已經感到焦慮，決不想陷入跌幅20%的熊市。目前，川普勉強逃過熊市標籤。

第三個經濟指標是利率。川普的財政部長Bessent說，川普希望降低10年期公債的利率，但事與願違。股票拋售通常會導致利率下降，因為投資人一般會賣掉高風險股票，把錢投入比較安全的債券。較多人購買債券意味著發行人可以支付較低的利率，所以當投資人都希望規避風險時，利率通常會下降。

然而，川普引發了一種不尋常的情況：投資人紛紛同時拋售美國股票和債券--也就是說，4月初川普宣布強硬關稅、股市拋售加速時，利率沒有像通常那樣下降，反倒猛然上升了--10年期公債一周內飆升了半個百分點，皆因川普的關稅政策。

第四個經濟指標是美元貶值。聽說川普贊成美元貶值，因為這會使美國出口產品對外顯得便宜。但這也有不利的一面--進口商品對美國人來說更加昂貴。如果因為投資人普遍拋售美國資產而導致美元走弱，甚至停購美債，那麼美國利率會更高，甚至可能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即政府債務違約)。

截至4月21日，美元兌換一些主要外幣已下跌9.4%。在川普示意貿易戰退讓之後，美元略有反彈。川普先生現在或許已發現，美元逐漸走弱可以接受，但發生暴跌就不行了。

川普願意退讓並不意味著貿易戰已經結束，也不代表他突然成為股市的最好朋友。比如，川普若將對華關稅降低一半，其稅率仍高達70%。對於那些依賴進口產品的企業消費者來說，這仍然意味著價格大幅上漲，或繞開關稅的其它昂貴辦法。Newman先生說：「我們終於了解到川普的經濟痛點，而這些痛點高得令人不安。」

昨天，川普先生稱中美正在進行貿易談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沒有在談。川普說這場經濟傷痛會為美國帶來長遠的好處，您相信他的話嗎？

服事人的教宗方濟各

教宗方濟各逝世。與歷代教宗不同，他是一位不尋常的屬靈領袖，以他的同情心出名，勇敢脫離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的一些傳統立場/做法，贏得眾多不同宗派信徒的敬重。

他選擇「方濟各」這個名字，是為紀念一位赤腳與窮人一起行走、受人愛戴的聖徒--有個人說，他以世人能夠感受到的方式活出了這名。

在一個講究名聲、享受的世界裡，教宗方濟各卻放棄富麗堂皇的豪宅，選擇住簡樸的公寓；他放棄令人矚目的服裝，倒選擇比較平易近人的服裝；在一個快速論斷人的世界裡，他低聲道出憐憫；他為陌生人洗腳；他關心地球和環境；他與邊緣人群一起下跪；他做了很少人敢做的事--讓天主教會變得比較人性化。

這位教宗曾表明下列立場，感動了許多人，值得稱道：

1. 他接受難民。2016年4月，教宗方濟各訪問了希臘Lesbos島的難民營，帶領12位敘利亞難民回到羅馬。(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16/pope-francis-flies-to-lesbos-to-highlight-humanitarian-crisis-in-europe)

2. 他視仁慈為良藥。教宗方濟各把普世教會描述為一個「戰鬥之後的野戰醫院」。(https://www.ncronline.org/blogs/francis-chronicles/pope-s-quotes-field-hospital-church)

3. 他宣告地球是神聖的。教宗方濟各在《願你受讚頌》通諭中呼籲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4. 他挑戰資本主義。在《眾位弟兄--關於博愛與社會友誼》和《福音的喜樂》兩份通諭中，教宗方濟各批判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強調以人為本過於追求利潤。(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5. 他為婦女騰出空間。教宗方濟各任命婦女擔任梵蒂岡的領導職務，例如Nathalie Becquart修女。(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faith/2025/04/21/pope-francis-legacy-women-church-leadership-249956)

6. 他歡迎LGBTQ+群體。教宗方濟各有句名言「我有什麼資格評判？」他牧養服事同性伴侶，反映出他的包容。(https://apnews.com/general-news-7b465b60945f40deb3a68b3de742f84a)

7. 他譴責死刑。教宗方濟各宣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死刑，強調生命的神聖。(https://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18-08/pope-francis-cdf-ccc-death-penalty-revision-ladaria.html)

8. 他跨越宗教界限。教宗方濟各積極與全世界宗教領袖促成宗教間的和平共處。(https://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25-04/pope-francis-interreligious-dialogue-islam-judaism.html)

9. 他公開反對基督教國家主義。在《眾位弟兄》通諭中，教宗方濟各警告基督教國家主義抬頭，乃提倡全球友愛。(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10. 他與窮人同行。教宗方濟各呼籲建立一個「貧窮且為貧窮人服務的」教會。(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faith/2025/04/21/pope-francis-death-legacy-us-church-opposition-249958)

總之，教宗方濟各是一位真正服事人的領袖，他提醒了所有基督徒領袖，從愛心出發的行動不是軟弱，而是大有改變世界的能力。你不必贊成他所有的神學教義，但他注重禱告，擺上自己，是所有基督徒的榜樣。

總統干預美聯儲

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個中央銀行，來管理一個國家貨幣和貨幣政策。這些銀行擁有非凡的權力，藉著控制國家貨幣和信貸流動，他們能夠影響經濟增長、通貨膨漲、就業和金融穩定。美國的央行是由全國12個區域的聯邦儲備銀行協同運作的。

許多政客，包括現任美國總統川普，似乎都想控制或至少影響或操縱這些權力。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在關鍵時刻為政府提供經濟增長動力，例如在選舉期間，或在民意下降時期。

問題是，短期和出於政治動機的措施可能會損害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福祉。換句話說，他們可能會讓經濟在未來面臨更大的問題。所以，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往往擁有很大的自由度，來獨立地設定利率，而不受政客意願的影響。

事實上，自1990年代初以來，以數據驅動的技術官僚，而非政治動機來決定貨幣政策，一直被視為國家財政治理的黃金標準。總的來說，這種央行行長能夠與政客保持距離的體制安排，其主要目的已經實現：但凡央行獨立的國家(例如瑞士或瑞典），通貨膨漲率一直相對較低且穩定，除非疫情和戰爭這些不可預見因素推高全球物價。相比之下，黎巴嫩和埃及等央行從未獨立，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央行獨立受到限制，這些國家經歷了多次高通漲。

儘管央行獨立被公認為有效，過去十年來，各國央行面臨來自政界越來越大的壓力--政客們都希望能保持低利率，並能藉蓬勃發展的經濟和低息貸款來贏得選民的感謝。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川普。

川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他批評了自己所選擇的美聯儲主席Jerome Powell，要求降低利率。Powell前不久警告公眾，說川普的關稅政策「很有可能」引發通漲，川普於是在網上發帖，猛烈抨擊指責Powell，說他在降息問題上行動太慢，還暗示他的「解職不夠快！」

很多政治經濟學家，包括密西根大學的Cristina Bodea教授和英國Essex大學的Ana Carolina Garriga教授，看到川普試圖對中央銀行施加影響並不驚訝。她倆撰文，解釋貨幣政策相對的獨立性和政治性：首先，中央銀行仍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賦予它們的獨立性隨時可以撤銷--通過修改法律，或通過推翻既定做法。

另外，政客想要幹預貨幣政策的原因，是相信低利率刺激經濟有效、快速。儘管他們知道圍攻一個獨立的央行會付出代價，比如金融市場可能做出負面反應，或者通貨膨漲可能加劇，但能夠短期控制一個強有力政策工具的欲望或許不可抗拒。

那麼各國央行如何能夠避開政客並保持獨立？總體而言，中央銀行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些法律賦予美聯儲主席比較長的任期；允許他們將政策主要集中在控制通漲；並嚴格限制對政府其他部門的貸款。當然，這些立法不可能預見到所有的未來情況，很可能會意外地遭到政治幹預，或留下法律漏洞。有時，央行總管還會毫不客氣地遭到解僱。

然而，法律確實能約束政客。例如，即使在專制國家，保護中央銀行免受政治幹預的法律也有助於降低通貨膨漲，限制中央銀行向政府貸款。不過近來，法律的獨立性受到一些侵蝕。

一個問題是任命央行官員的政治化。世界各地央行領導層的任命都具有政治性--民選政治家根據銀行家的資歷、政治派別、更重要的是他/她對通貨膨漲的厭惡或容忍度，來選人。但是，不同國家的立法者對央行行使政治控制的程度不同。

2025年有項研究表明，大約70%的央行領導人是由政府首腦單獨任命，或在總統部門其他成員的干預下任命的。這確保央行的偏好比較接近政府，能夠增強民主國家央行的合法性，但使得貨幣政策也容易受政治影響滲透。在美國，美聯儲委員會成員是總統提名，而參議院可以拒絕不稱職的人。

到2023年底，央行管理任期最常見的是五年，有41個國家將他們的法定任期定為六年或更長，美聯儲主席Powell的任滿是到2026年。除非有正當理由，美聯儲董事們不應該被解職，除非國會修改這條法律。

進入21世紀，一些國家將央行行長的任期縮短至四至五年。有時這也是限制央行獨立性的的一部分，例如2001年的冰島、2002年的加納、2004年的羅馬尼亞。

在2023年，世界上除六家央行外，其餘均以低通漲為主要目標。然而，許多央行都依當地法律被要求努力實現額外的、有時甚至是相互衝突的目標，諸如金融穩定、充分就業或對政府政策的支持。38家央行都是這種情況，它們要肩負著明確的物價穩定和就業雙重使命，又要實現更複雜的目標。例如在阿根廷，央行的職責沒有包括穩定物價，乃是提供「就業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

追求穩定的物價與追求經濟增長經常相互衝突，後者可以藉印鈔和商家提價達到。在美國，美聯儲負責穩定物價，並最大限度地實現可持續就業--這兩項目標通常是相輔相成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低通漲是可持續高就業的先決條件。

但在高通膨和高失業率同時出現的時期，例如1970年代末，或2022年新冠疫情危機漸退而俄烏戰爭爆發時，美聯儲的使命成了政治爭論的焦點。第一批央行成立的首要目的是保證政府得到戰爭資金，但如今，限制對政府貸款是保護物價格穩定的核心，免得物價受到戰爭財政支出的影響--不這樣做的不良後果不勝枚舉。

例如，在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央行用印製貨幣的措施來支持他們政府的支出目標，因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漲，卻沒能保障經濟增長或政治穩定。現在，具有高度獨立性的中央銀行能夠拒絕政府的融資請求，或規定貸款條件。然而在過去二十年裡，近40個國家降低了央行限制中央政府資金的能力。比較極端的例子是白俄羅斯、厄瓜多爾甚至紐西蘭，他們已將央行變成了政府的錢包。

近年來，各國政府試圖呼籲央行降低利率。他們發表批評銀行政策的聲明，或要求與央行領導層開會等等。同時，政治人物也將一些問題歸咎於那些央行行長：他們未能預見到2007-2009年金融危機啊；越權實施降息政策啊；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或不穩定等等。

總之從歷史上看，削弱央行獨立性，比如川普公開批評聯儲會主席並威脅將他解職，是導致高通漲的必然途徑，。

彼此服事的Mandate

甚麼是Maundy Thursday呢？過去我知道是「洗腳」的意思，紀念主耶穌為門徒洗腳，意思大家要彼此服事。

昨天聽見牧師說，Maundy是從拉丁文的mandatum來的，意思是mandate。主耶穌吩咐門徒要彼此相愛、彼此服事，這是基督徒從主得到的mandate。

美國的基督徒啊，我們是不是把這個mandate忘光了？昨天聽見一個非基督徒在油管上大發議論，講華人基督徒為甚麼支持川普重新上台的人特別多。

他給了三條理由。第一是川普曾經假裝信主，第二是華人大多處於小康階層，不需要政府接濟，第三是移民前受自己文化中影響大，接受等級、排外等價值觀，沒機會或沒興趣去認識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群。

我特意搜索一下Maundy Thursday，有家印度裔教會昨天也在唱下面這首古老的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恰好有一個人錄影，放在網上。這提醒我們，基督徒群體由各式人群組成，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

(你現在需要點擊Watch on YouTube觀看。)

我們的四旬節靈修材料中，在這個神聖星期四有位牧師做詩--「我希望有一粒種籽的能力」，我翻成中文如下：

在一個要求有機關槍能力的世界中，人們希望這能力好像轟炸機，
或好像有門的籬笆圍牆，不准饑餓的人進來。
而我希望有一粒種籽的能力，能夠破土而出、長出好東西來，
或好像一扇敞開的門，發出邀請說「請進」。
有那種脊梁堅強、心腸柔軟的能力，敢於聆聽、靠近、追問的能力，
然而我最希望有的，是彼此聚合、鼓舞你的能力。

能力有各種各樣，一種能建造城牆，一種能栽植園子，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只有一種可以結出果子~~

Sarah Speed牧師這詩的意境很好，她很形象地舉例，指出現代美國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彼此服事，實現主給我們的mandate。

哈佛教學、科研遇阻的訴訟

川普政府為了教育方針問題，試圖懲罰哈佛大學，因為他們拒絕放棄「DEI」政策並支持學生的言論自由。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指責政府違反了言論、科研、教育自由，他們用川普自己的道德律師事務所Quinn Emmanuel在麻州提出訴訟，說政府用「反猶主義」為幌子切斷$90億美元的醫療和技術研究聯邦資金，請法庭依法阻止資金削減。

Popok律師報告和分析了這條新聞，我把他報導的主要內容記在這裡，供您參考。

突發新聞：審理這個案件的是麻州地區聯邦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她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審理過川普的穆斯林禁止入境訴訟案。

有趣的是，哈佛大學所選擇的律師事務所，正是川普集團原來的(商業)倫理法律顧問Quinn Emmanuel。他們現在一邊為川普集團做咨詢，一邊處理Abrego Garcia案件--就是那位以莫須有罪名非法劫持和遞解到中美洲國家El Salvador監獄的人--川普當局雖阻撓，他必須安全返回美國。

川普攻擊每個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因為他們曾經辦理民主黨人提訴的川普案件。然而，迄今Quinn Emmanuel尚未受到川普攻擊，Popok律師不知其中有甚麼奧秘。

川普重新上台之後，已對60所不同的高等教育科研學府和長青藤院校揮舞經費砍伐大刀，以哈佛大學為首。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等等院校紛紛開始與政府協商，準備接受某些當局要求--你的疾病治療或人工智能等等突破性研究項目若想得到聯邦經費，就別想顧其它聲譽。

打著「打擊反猶主義」旗號，順便攻擊一下學術自由，限制一下言論，Popok律師形容為「剝奪財產連正當法律程序都沒有」，這不行，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組織當然要為這$90億資金發起訴訟。(川普政府已經為哈佛學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未受校方限制而凍結了他們$22億資金。)

(說到借學生運動打擊高等學府，順帶說一句，眾議院有人在黑人命也是命(BLM)學生運動後找長青藤MIT四位領導來問話，最後那四人全都丟職或辭職，共和黨人也許嘗到甜頭。)

這次訴訟的初步聲明，在第11-12頁寫著，川普政府提交的暫停令(TRO)中有個前所未有的威脅--除非哈佛在獨立運作和師生的言論自由權利上做基本妥協，將扣押將近$90億的聯邦研究資金。他們要求的改變招聘和招生規則，限制學生在校園中參與活動的權利，教材中教甚麼內容，改變教授獲得終身教席的資格--他們要的是震撼和重塑整個哈佛大學的面目，並將做法擴展到其它大學。

在所有學府中，哈佛是全國享有最高盛譽的高校之一，它若不挺身出來捍衛它的辦學，誰還能呢？所以前總統奧巴馬看見哈佛提訴，就發推表示高興。耶魯大學也有700-800名員工說「我們和哈佛站在一起」，連向川普表示過投降姿態的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大學都有這樣的標語。

除了Quinn Emmanuel，哈佛員工還有另外一個紐約著名的一流法律代表Selendy Gay，是Popok律師認識的。在他們所提交的初步聲明中，12頁寫著，被告(川普政府)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尋求用聯邦資金來要脅哈佛，粗暴干擾學術研究，令人震驚。

在眾多的憲法規條中，最明顯的就是無人可以規定哪些政治/宗教觀點屬於正確或不正確，然而被告宣布我們必須更改教材、學科項目、研究議題，來符合當局所要求的觀點和意識形態，不符合的要關閉，學生言論不合政府觀點的必須受足夠嚴厲的懲罰等等。

然而在初步聲明第13頁，這些正是被告向哈佛所施加的壓力，不僅是向哈佛，也向全國至少60所公立和私立大學。這是憲法所禁止的，並且最高法院近年來就這個問題多次做過裁決，他們在初步聲明中也援引了。

Popok律師猜想這位鐵面法官會發出一個TRO，然後他們很快會安排口頭辯論，然後用法庭禁令阻止政府執行扣押資金的做法，然後川普政府會上訴到第一巡迴法庭...然後案子會去到最高法院負責回應這一區的一名(不那麼保守的)大法官面前，最後會由最高法院全體(九位)大法官來裁決：學術自由是不是美國憲法所保證的。

最高法院最後會怎樣裁決，現在很難講。有四名大法官看來已經死心塌地支持川普，無論他如何違憲都會判他可以行動。另外兩名保守派大法官若不是一同支持民主黨人任命的另外三位大法官，這個訴狀就會失敗。

打擊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Bedassa Tadesse是明州大學Duluth分校的經濟學教授。他最近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發表文章，解釋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如何影響美國經濟，我把內容大意記在這裡。

今年4月2日，川普稱這日為「解放日」，揭幕一個廣泛的關稅計劃，據說目的是重塑美國的國際貿易，促進美國國內的製造業復興。他宣布從4月3日開始，對所有進口貨物都徵收10%的關稅，而對幾個主要的貿易夥伴徵收更高的稅，比如對中國貨物徵收34%，對歐盟國家貨物徵收20%，對所有外國製造的車輛和部件都徵收25%等等。後來總統看到市場和投資人反應不佳，幸虧他(暫時)急流勇退。

但是，真正遭到破壞的是長期以來國際貿易夥伴對美國的信任--美國是全球投資的最穩定、最可預測的目的地，這個聲譽一旦失去，是很難贏回的。這些關稅對美國製造業和中產階級有幫助嗎？外國直接投資美國--比如在美國建廠或擴大業務--不僅取決於機會，還取決於對於前景的確定性。

如果其它國家的投資人開始擔心美國貿易政策可能突然改變，就可能會把資本轉移到其它地方去。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希望成為世界資本首選目的地，這次因為大力施加關稅，會損害投資人的信心。

車輛關稅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2023年，美國吸引到$1480億外國直接投資，其中$429億與製造業有關，包括車輛製造。過去幾十年來，豐田、寶馬和現代等等主要外國汽車製造商已在阿拉巴馬、俄亥俄和肯塔基州等地建立過大型工廠。這些製造設施--其中許多近年來得到大規模的再投資和擴建，特別是為了應對向電動車轉型，僱用了幾千名美國人，為當地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

川普推行關稅的目的，是讓汽車製造商在美國本土生產更多汽車，以克服不斷上升的進口成本。這是個策略曾經好用：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內，他威脅汽車關稅，加上有其它計劃，促使豐田公司在北卡州一個廠子投資$16億美元，並促使大眾汽車擴建了在田納西州的經營。 不難想像其它車輛製造商也會效仿這一做法，在印第安納或德州建立新工廠。但問題是「美國製造」未必是「價格更低」。與外國競爭對手相比，美國車廠經常面臨生產力和效率的差距；勞動成本較高；裝配線運轉速度較慢等等，部分原因是勞動保護比較嚴格、自動化程度比較低、基礎設施比較老化。

福特和通用等美國汽車製造商仍然嚴重依賴全球供應鏈，即使是在美國組裝的汽車，也有大約40%的部件需要進口，例如引擎來自加拿大，線束來自墨西哥等等。這些部件都徵關稅時，產品價格就上漲，比如福特和雪弗蘭的小卡車會漲價$2000-3000。高盛集團估計車輛漲價會高達$1.5萬，看你買的是甚麼車。車輛製造商面臨一個兩難：要麼提價而失去一些客戶，要麼承擔成本和削減利潤。

徵收關稅或許可以保護一個產業，但其連鎖反應影響深遠。比如其它依賴進口的行業成本增加，因供應鏈成本增加和效率降低，從而減產和擠壓利潤率，使企業和消費者難以選擇。

投資一個工廠一般代表幾十億美元，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收回成本。總統一會兒稱關稅是「永久性的」，一會兒又說可以談判，信號混雜造成不確定的氣氛，使得公司在建設、招聘和擴建方面都難以確定。

外國投資者密切關注：如果在美國建造房屋變得更加昂貴且更難預料，那麼從長遠來看這還是個明智的選擇嗎？當一家公司決定在哪裡建造下一個電池廠或晶片廠時，美國政策波動可能會成為交易失敗的原因，這種後果恐怕很快就會看出來。

高盛(金融集團)已將美國2025年GDP成長預測從先前的2.2%下調至1.7%，理由是川普政府有貿易政策風險。消費者仍在努力應對通貨膨脹和高利率，人們可能會開始推遲購買大件商品，尤其是關稅可能進一步推高價格。

美國的貿易夥伴並非沒有反應。加拿大總理卡尼表示，他們「將進行堅決有力的反擊」。歐盟正在研究對美國科技公司徵收關稅。長期盟友日本也發出不安訊號。如果這些國家開始投資其它國家，美國就會在未來幾年失去競爭優勢。

當關稅推高投資和商品成本時，會引發下面連鎖反應：零售商品價格上漲，銷售量降低，服務業就業受阻，稅收減少，利潤縮水，所有這些都會削弱整體經濟成長，是消費者能夠感受到的。

美國其實已經有歷史教訓--貿易政策影響投資決策。19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商對美國進口限制的回應不是取消，而是在美國建廠。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反應，因為美國政策是明確和經過協商的，而不是唐突或對抗性質的。如今情況有所不同，美國反覆無常的單邊關稅不會建立信任，反而會侵蝕信任。當信任消失時，投資也會消失。

沒錯，印第安納州或肯塔基州的車廠或許能夠重新開業，然而，如果這樣做的代價是阻礙幾十億美元的外國長期投資，這值得嗎？所以，總統或許會把4月2日當作解放日來慶祝，但市場可能會將這一天視為一個轉折點，也就是全球對美國經濟的信心開始動搖的一天。

沒有「DEI」就沒有教會

這些日子，DEI和Woke一起，在某些基督徒眼中成了值得否認的價值觀，我覺得莫名其妙。DEI是Diversity多樣化、Equity公平待人、Inclusion彼此包容的縮減寫法。最初我聽見一位自己所尊敬的長者貶斥DEI時，就問：為甚麼這樣呢？是抗議上帝創造了太多花色？還是埋怨祂太過包容接納？她回答說要想一想，就沒有再提。我知道她只是抄寫/轉發別人的話。

上帝在創造人類的時候，根本沒有表示男人比女人「重要」--不過，罪進入世界之後，男女之間有很多衝突紛爭，男人贏了在社會中的地位，雖有基督教興起後2000年的改善交流，這種情形在有些社會仍然十分嚴重。時至2025年，被世界公認為文明先進的美國，居然有一黨人士提倡讓婦女回到家裡相夫教子，又在各部門運作過程中橫掃DEI政策。

昨天又看見Travors牧師的一個短講--DEI合乎聖經，因為有人問他：「你的教會是不是DEI教會？」他回答說，「我們很確定是DEI教會，因為DEI做法是敬虔與合乎聖經的。」

有些人認為DEI有問題，但是另一些人說「Diversity、Equity、Inclusion是基督徒的價值觀」--Travors牧師喜歡後面這話。多樣化是上帝的創造--祂創造了所有族裔各種人群，不是嗎？公平是上帝的公義--每個人都得到公平的一份，每個人都受到照顧，包容是上帝大家庭的特色--上帝安慰和醫治祂的兒女，希望所有的人都與祂和好。反過來看，反對DEI的基督徒毫無聖經和神學依據。

Travors牧師看到網上傳的這些圖像和說法，很贊成，就貼在臉書上分享給大家。他有個朋友主在美國南方的一個州，就貼一篇文章，也討論DEI的價值觀，評論是否合乎聖經等等，Travors牧師說那篇文章寫得很不錯，除了上面那些贊成DEI價值觀的分析，還提到彌迦書6章8節，一再強調上帝多麼看重公義和憐憫，我們要努力行公義、好憐憫：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對了，整部希伯來聖經強調的就是上帝有公義和憐憫。很多時候上帝發怒，常常是因為看到自己百姓的社會中有不公義的現象。上帝百姓(社會)中有公平，這從來都是上帝的計劃--我們不是說沒有一些人享受到比另一些人更多的公平，但1%的人很好而99%的人感到不公平是萬萬不行的。。大家都有機會，都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很重要，公平就是公義，上帝非常看重。

至於包容，文章作者談到保羅書信是為教會而寫，教會應該是個包容和歡迎所有人的地方，耶穌來不光是為健壯、行為良好的人，也是為軟弱、有病、破碎的人，無論你從哪個國家來，你講甚麼語言，你愛怎樣的人等等，初期教會中有不同族群受到公平對待和包容，也就是DEI。

我們都知道，初期教會曾經為此有很大的掙扎，就是要不要非猶太人統統受割禮--和猶太人一樣。使徒保羅到處在外族人很多的教會傳道，提出不要求他們守猶太教的規矩，而以猶太人為主的耶路撒冷教會，以彼得為代表，很多人認為應該要求外族人遵守猶太教的敬虔傳統。保羅的宣教團隊勸人接受耶穌復活為主，耶路撒冷教會隨後跟去要求信徒加入猶太教...

保羅為此很氣，我們從各教會書信中看見，他告訴信徒不必受割禮和守猶太教規矩--他說那不是憑信心得救。你們只需相信上帝愛你們，是照你們原本的樣式，不看其它，福音是你們的。你們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並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作奴僕的或自由人，男或女，你們在(上帝國裡)都合一，成為一家人了。(加拉太3章)

保羅在不同地方的繁華貿易城市中，向會堂中不同族裔的人傳這個信息，沒有界線沒有隔閡，教會中接納不同族裔的願望和風氣濃厚。因為上帝對所有人是平等的，信徒也在教會中力求效法--歡迎每個人。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感受到歡迎和接納。

Travors牧師希望他的教會有DEI精神，是個奇妙的DEI群體，讓所有人都能夠來訪(Accessibility)--他決心致力於實現這樣的目標，也歡迎聽眾提出建議--讓來的人都感覺安全和得到餵養，都能夠自由發揮...

他說可惜，我們的教會都很不理想，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受到自己成長環境的侷限--沒辦法，我們不習慣DEI的操練。但普世教會--教會作為一個整體，沒有一個普世教會是沒有DEI，不歡迎所有人來訪的。

Travors牧師曾在北卡州一個教會機構服事。當時教會雇用一位非常優秀的數據庫管理員，是華裔。但是在那個教會，有人說雇用她是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意思她資格本來是不夠的，雇她只是為在政策上照顧少數族裔。其實她非常出色。

你說她是DEI雇員也沒問題，她帶給那個機構的不只是資格，還有文化差異方面的亮光。她分享完全不同角度的理解，Travors牧師說她的貢獻難以置信地有益。有人不高興的理由是成見--他們相信是沒有資格的人把有資格人士的工作機會搶去了，因為我們雇用了較多的有色人種和婦女，甚至不同信仰的人。

但雇用這些不同的人實際上是上帝給我們的巨大祝福！擴展機構和社區的多樣性是上帝奇妙的祝福。沒錯，有些人過去沒有經歷過同樣多的某些特權，沒辦法，他們沒有得到過機構內其他人同樣多的祝福，甚至還在為得到那些機會而努力。但是，其他人因著遇到這些不同的人，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今天，有的地方仍在談論婦女該不該參加選舉，她們是否應該進入職場，是否能夠做領袖這樣的話題。所以，DEI為那些否則就沒有機會的人提供機會。對於一個機構來說，我們越尋求人員多樣性，越包容與多數人不同的人，越講究公平和讓個個都有機會，我們就越多地得到祝福和進入未來。

再說一遍，沒有DEI就沒有教會。

基督徒反對「帝國」

「帝國」是個帶有貶意的字眼。嚴格說來，歷史上的帝國是指一種形式的政府，權柄集中在一個單一源頭，比如皇帝，他統治多個疆域和民族。從這個意義上，美國的政體是「三權分立」，各方互相制衡，雖然對世界上很多國家有影響力，但不是「帝國」。

從聖經神學角度上看，「帝國」常常界定為一個政治實體，一個尋求掌控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包括思想、願望、以及敬拜哪位神明和如何敬拜等等。這樣說來，高舉個人自由、貿易自由、經商自由的美國，其價值觀也與「帝國」大有衝突。

美國是因反對大英帝國而組成的。最初來到美洲大陸定居的一批(操英文的)不列顛人是為尋求避難--他們相信大英帝國強迫他們選擇，是要上帝？還是要政府？在相信福音呼召信徒抵抗「帝國」的基督徒中，他們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

從出埃及的時候開始，聖經就展示一個上帝百姓的歷史，是從埃及帝國解救出來歷史，以及以色列一時被巴比倫帝國、亞述帝國、羅馬帝國打敗的歷史。詩篇中有大量哀歌，唱被帝國征服或被帝國擄去外地之後的生活景況。

耶穌的生平、釘死、復活是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歷史框架中--他出生時要按羅馬皇帝的稅法登記戶口；他行神蹟是在羅馬官員面前；他釘十字架是羅馬帝國的威權命令；他的墳墓由羅馬兵丁看守(儘管無用，還是被他復活離開)！初期教會在帝國治下，信徒屢屢遭到拘捕、關進監獄、受折磨、被驅逐，都為禁止使徒們傳「耶穌已復活」的道。

羅馬帝國在教會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不僅出現在福音書和希伯來書，還在很多新約書信中。保羅花了很多功夫告訴他所建立和愛護的教會：無論羅馬帝國如何想要掌控信徒生活的每個方面，基督才是信徒首先的忠信對象。

在保羅書信寫作年代，羅馬帝國的神觀是「將羅馬文明連結在一起的理念」。羅馬皇帝(凱撒)們在死後都尊為神明，但從耶穌降生時的奧古斯都開始，皇帝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也是神--他們權力來自神明，那些不承認凱撒是神的人要付出代價，甚至於死。

然而保羅在書信中告訴小亞細亞的眾教會，信徒不拜任何人為神明。保羅本人是羅馬公民，但他不住地提醒基督徒，他們實際上是上帝國度的公民(腓立比書3章)。

我們在聖經中看到，上帝呼召我們抵抗不公義的帝國，這個信息對當前仍然有用。我們可以在現代生活中找到各種帝國因素--政府啦，商業啦，全球經濟啦，或者乾脆就說我們的工作環境好啦--我們需要記住自己是上帝的兒女，我們要把全部的生活、忠信、委身只留給上帝。

作天國公民與作地上某國公民或社團成員常會有衝突，但最重要的，「無論是生還是死，我們屬於上帝。」

近年來的美國福音派基督徒是否在價值觀上有些變化？特別是當川普希望取消權力制衡搞無法無天的鐵腕暴力治理時，醒悟過來表示不再支持他的基督徒我看似乎不夠多。

這些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在川普總統(可能是為了稀土資源)叫喊吞併加拿大，或威脅軍事占領格林蘭或巴拿馬時，居然還為那些帝國說詞/行徑開脫！他們對於掌控剝奪婦女和其他邊緣人群生活權利方面顯然也不以為意，明明地不讓人尊重上帝所創造的多元文化，反對各族平等包容的經營政策。

展示生命的民主集會

昨天我搭乘公車跑去聖荷西市中心看熱鬧--一場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正在那裡舉行。聽說全國各地共有1300多場這樣的遊行，稱為Hands-Off集會--意思是抗議億萬富翁馬斯克在川普政府內大肆進行各種非法的砍斷各部門資金和解雇政府雇員行為--不消說，受到侵害的人很多，人們要求「住手」。

由於規模很大，媒體紛紛報導和評論這件事。在聖何西，我不知道組織活動的人原計劃多少人參加，但那個小小的市中心綠化公園區域顯然容不下所有參與者站在那裡，他們帶領密密麻麻的長長隊伍，沿著市區街道，沿著公車路線的人行道浩浩蕩蕩，一邊走一邊喊口號。從他們舉的那些牌子，看出很多人關注不同的事情，都肩並肩走在一起，讓人看到群眾運動的生命力。

有的人關注政府的經濟政策，還有人關注人權受到侵犯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剝奪正當法律程序把人強行押解出境、以及剝奪婦女生育保健決定權利的行為。還有人反對威權主義和寡頭政治，大家都肩並肩在一起遊行。

Culture, Faith, and Politics油管節目播主Patrick Kahnke牧師總結說：他的頻道幾年來一直試圖指出人們各種危機後面的共同因素，就是威權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但是為各種原因反對川普的人似乎很難把各點連成線。威權主義不是甚麼相貌獨特的人派坦克上街(好像當年的德國法西斯)，乃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爭取到足夠權力去壓制不同聲音，就是那些本來應該對他進行權力制衡、不容他搞威權主義的聲音。

Kahnke牧師去年出版一本書，《A Christian Case Against Donald Trump》。他在書中解釋說，威權主義從長期看是不行的，因為那種專權制度給領導人太大的虛榮自戀傾向，讓他只顧自己不管國中其他人，結果他周圍無人敢告訴他任何不同的觀點，無論甚麼壞事都會替他辦--這必然導致政府的腐敗，不會長久維持下去。

Kahnke牧師舉了俄國的例子來說明。在他們侵犯烏克蘭之前，美國右翼喜歡攻擊美軍，說他們變得woke或soft(意思不明)，而俄軍才是世界最強的男子漢部隊。當他們沒能很快征服烏克蘭時是很蒙羞的--人們高估普京就是因為他們的腐敗，到了一個無人敢告訴他前線戰鬥真相的地步，大家彼此說謊，說謊者在威權體制中高升。

美國現在就是忽然進入這樣一套體制--因為川普的愚蠢多年來明明地寫在他臉上，卻有不少人不願承認。我們不能再忽略這個事實了--川普是一名無知又不想學習的人，你讓他駕駛就必然撞車。所以他任命一些最沒有資格的人做他的內閣成員，搞到現在股市崩盤，皆因那些人不敢從川普手中奪過車鑰匙，不敢告訴他關稅戰有多愚蠢，而共和黨人把說出真話的人都趕走。製定關稅本來是國會的權限，而現在看來國會似乎不敢對川普說甚麼。

但這次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卻展示出，草根民眾了解這一切的問題。很多標語牌上寫著反對寡頭政治、反對腐敗、反對政府侵犯人權的口號，這些牌子與反對破壞經濟的牌子並排高舉在一起。

川普故意顯露的愚蠢無知加速了經濟毀壞，以至於人們能夠看到他的行動帶來各種不良效果是互相有聯繫的。通常，一項不良政策帶來的破壞是要多年後才能看到，現在這麼快就看到，Kahnke牧師認為人民可見是留意了，有希望！聰明的威權主義者可能會一步步來，在多數人不注意他們，也沒有留意少數人疾呼警告(如同過去八年)的時候奪取權力--因為他們有宣傳機器，要人懷疑一切的警告聲音。

但川普現在就加足馬力，在眾人眼前將民主制度解體--還記得那個2023年發表的「2025項目」嗎？他基本上是按那個步驟走。有人說，川普的策略似乎是效法1930年代的希特勒，快刀亂砍，在人們反應不及的時候奪權。可能是如此。

但如今美國的民主制度應該比1930年代的德國強大。我們有多種方法途徑阻止川普的威權主義--如果我們選舉的代表決定挺身做出行動，如果全國警覺起來，Kahnke牧師說特別是如果基督徒或自稱為基督徒的人警覺起來，去向他們所選舉的國會共和黨人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有所行動，那麼他們是有多種方法來對川普這種人來進行制衡的。

目前川普造成的損害還包括世界已不再信任美國做出的各種承諾，或者它所發的簽證、庇護文件等等，這很糟糕，因為信譽需要好多年才能重建。唯一的好處是：人民被川普的各種非法作為喚醒了。

勇敢批露醜聞記者的訪談

Signal是一款開源跨平台加密的即時通訊軟件，讓用戶能夠隱藏自己的電話號碼，並在所有通訊中使用端到端加密，來保護所有通訊內容不被其他人看見。

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Mike Waltz在Signal平台上組建聊天群，來談論國家頂級機密的軍事行動部署。他不慎將一位《大西洋報》記者Jeffrey Goldberg加入了這一聊天群，結果被爆料--美國政府可以這樣處理機密通訊嗎？

下面是Goldberg接受Amanpour&Co媒體訪談的大意。

J：我還是不明白，您怎麼會被加入一個和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在一起的Signal聊天群，談論轟炸胡塞武裝的？Waltz說他從來不認識您，又說您是人渣，您的電話號碼不知怎麼「吸入」他的手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G：說我是人渣不真，說我們從未見面也不真--他是故意那麼說的。這件事爆出來讓川普很不高興，不是因為他關心國家機密洩露，而是因為Waltz可能和我(一個左翼記者)有交情。Waltz說假話，我必須澄清，說「我認識他」。用外交辭令，就是「急於保住自己職位的人會說假話和蠢話」，別的我就不說了。
J：他們還說這些群聊內容沒有真的那麼機密，所以洩露出去沒有那麼危險。您覺得真是那樣嗎？
G：舉個例子您就明白了。國防部Pete Hegseth部長說：「我們的F-18(戰鬥)機群在半小時內升空，打擊也門的胡塞據點...」，我們都知道胡塞集團具備防空能力，而我們這些戰機是由人來駕駛完成任務的，不是無人機，這些戰機的升空時間若不是最敏感最機密信息，那美國就沒有任何信息值得保護了。我不是說柯林頓夫人地下室的電郵服務器不重要，但她從來沒有把美軍行動的發起時間和打擊目標放在商業軟件平台上。

J：您在大西洋報上發的那篇報導令人震驚，可以在這裡說說過程嗎？當發現被加入一個錯誤的聊天群組時，您為甚麼沒有馬上聲明並退出？
G：我工作的任務之一，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了解政府在做甚麼。雖然我到處認識所有人，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這麼容易的。
J：但您看到國家安全顧問在發言。
G：我起初不知真假。我和同事談論所聽到的事，猜想是不是在故意放謠言活動，或是在掩人耳目設甚麼陷阱，或是專門要看我會有甚麼愚蠢或令人尷尬的反應--這些日子人們都喜歡攻擊記者。我和同事都覺得這絕不會是真的--太愚蠢了嘛！
J：那麼您是甚麼時候發現這是真正在發生的事件？
G：15號星期六上午11:44，是國防部Hegseth部長說開始扔炸彈的時刻。我對自己說，那我就坐在這裡等著看，社交媒體上會有反應。果然就在那個時刻，炸彈落在也門首都，也就是胡塞武裝的據點--如果這還不是真實事件，那我就不懂是甚麼樣的瘋狂操作了。
J：當時您為甚麼決定發表，但又不發表全部的紀錄副本？
G：我沒有立即發表全部紀錄的副本，因為覺得其中有些內容是機密。轟炸胡塞還在進行中，我不想作洩露軍事細節，讓美軍受損的人。星期一早晨，我退出那個聊天群，聯絡國安顧問、川普高級顧問、白宮幕僚長、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我把文稿電郵給他們，表示我要如此這般報導這件事，請Waltz確認這「胡塞PC」的Signal聊天群。兩個小時後國安委員會回話承認這是真的，於是我發表了。
J：但您沒有發表全部副本。
G：對，我考慮有些細節高度敏感，特別是Hegseth部長的發言，純屬軍事行動細節，我的編輯同事會判斷為不宜發表，所以我刪去了。但國安委員會Waltz立即上電視罵我是渣男，說我們大西洋報》《撒謊騙人，說談話中根本沒有祕密等等。天啊，我不懂機密分類，但隨便看這些聊天內容，誰都會知道是頂級敏感機密。第二天我說，你們這些人堅持說其中沒有機密，我到各部門去詢問一下，若確實沒有公眾不該知道的機密，那我就發表全部副本好嗎？星期二只有中央情報局(CIA)回話--CIA局長稱沒有機密敏感信息，但他手下的人要求我不發表某內容--沒有任何其他人敢要求為某些東西保密，要求了等於承認有可追究的罪過，至少是玩忽了職守。既然他們淡化軍事行動保密的重要性，我就可以自由判斷，發表除了CIA要求保留的所有其它內容，我們只是媒體，讓美國人民去閱讀判斷吧。
J：幸虧碰到是您，若是其他記者會怎樣？
G：我是美國人，報導國家安全方面的新聞多年，老早就決定絕不分享會損害美國人性命利益的信息。我們可以事後報導批評怎樣都好，我只是好奇他們為甚麼這樣做，後面的理念不符合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不關心他們的軍機何時起飛，如果換成別人可能會是惡夢一場。比如信息落到一個外交官手中，幾經周轉可能讓胡塞武裝有時間安排實際防空項目。從美國國家安全角度看，把這種信息放到通用信息平台上完全是一場災難。
J：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家人對這件事的反應嗎？
G：Waltz編造故事，說我的電話號碼不知怎麼「吸入」他的手機，或發生了某種信號混淆等等離奇假說，甚至馬斯克要調查我是如何操控這件事的，所以我的一個孩子在我們的家庭聊天群裡說，「爸爸終於知道怎樣截屏了哈」，說來好笑，因為我在這方面不太有恩賜，我要問我的孩子。所以說我會操控Signal，還有其它的陰謀論，是很可笑的。關鍵在於他有我的號碼，把我加到那個群裡去了，至於他本來想要加誰，他們不會告訴我。
J：川普政府對很多人採取霸凌姿態，有不少人和機構都屈服，您擔心嗎？
G：不擔心。他們沒法霸凌我。他們若想要把我怎樣就會去做，那是我的代價。但欺負人的必須遇到容他欺負的人--你知道那些向川普屈服的律師事務所、那些電視台、那些媒體，以為只要給了川普所聲稱他想要的東西，他就會放過你，問題是他不放過，直到你抵擋他。我不怕他們，我們自由媒體在透明的民主社會中有個角色要演。
J：我們這次到底學到甚麼功課？他們辦事就是太馬虎了還是甚麼？
G：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把軍事行動保密當作一回事，也就是說，他們不是一群認真的人。我覺得Pete Hegseth特別有意思，他幾乎像在演戲，說「我們現在要轟炸...」。你不必扮演國防部長，你就是國防部長嘛。所以你不必分享那種信息，但因為JD Vance副總統也在那個聊天群裡，我不知他是否想炫耀一下。最重要的是，那些把美國當作同盟的國家，本來就已經在懷疑與川普政府的盟友關係了，他們會看到這群人從根本上就不認真。英聯邦、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五眼聯盟國家還有北約組織...隨後有報告，提到以色列在也門有位地面間諜，說我們送出的情報美國就這樣在通用媒體平台上談？美國的這種不可靠就破壞了國家安全。

沒有FEMA會怎樣？

想一想，一場颶風襲擊墨西哥灣沿岸，而美國卻沒有任何聯邦機構準備迅速向災區發送物資和經濟援助，並給災民臨時的住房補助，各州可以獨自應付災難嗎？

在通常情況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都準備好，要在災難發生後數小時內就可以調集物資，並開始向需要幫助的居民發放經濟援助。

然而，川普的國土安全部(DHS)部長Kristi Noem說，聯邦政府打算取消FEMA，因為總統建議各州來接管救災恢復工作。現在氣候變化，導致災害更加頻繁和嚴重，在沒有聯邦政府幫助的情況下，各州準備好面對這些日益嚴峻的挑戰了嗎？

馬里蘭大學Ming Xie博士是公共緊急事務管理學教授，撰文介紹了FEMA的職責，回應Noem部長。她說美國聯邦政府一向在救災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而FEMA是1979年成立的部門，專門協調全國各地的災難應對。

發生災害時，一個州必須請求宣布緊急狀態並獲總統批准，FEMA才能開始提供援助。請求需表明災難非常嚴重，以致該州無法獨自應對。FEMA的職責是協調聯邦機構，提供各州難以自行提供的財政援助和恢復建造，來支持地方政府。

近年來，在災難事件發生期間總有人傳播各種假消息，其中之一就是FEMA以某種形式「接管」。但FEMA並不接管地方政府，相反，它匯集聯邦資源，使各州能夠較快地從損失慘重的災難中恢復過來。

舉例來說，2022年佛州遭到4級颶風Ian的襲擊，FEMA協調了美國海岸防衛隊、國防部和搜救隊進行救援，並立即組織水電人員開始恢復電力，為災區輸送了水和幾百萬份餐點。

截至2025年2月3日，FEMA為2024年風暴提供的經濟援助包括：為颶風Milton有關災害提供$10.4億美元、為颶風Helene提供$4.161億，以及為颶風Debby提供$1.126億，來幫助個人、企業和地方政府恢復正常。

在後勤運輸方面，FEMA協調州和地方政府、美國紅十字會等非營利組織以及各聯邦機構，為緊急避難所提供帆布床、毯子和衛生用品。它還與地方政府合作，分發食物、水和醫療等等重要物資。

FEMA還管理國家洪水保險項目，提供災害準備培訓，幫助各州制定應對計劃以改善其整體應對系統。

2023年8月，野火席捲夏威夷茂宜島，FEMA為倖存者提供了緊急補助金，以滿足他們的食物、衣物和基本物資等等緊急需求。他們為失去家園和財產的居民安排飯店房間、租房援助和經濟援助，花費了$2.95億美元為1,200多家庭租房。這種全面的支持幫助幾千名幾乎失去了一切的人開始重建生活。

FEMA還資助建造了一所臨時學校，以確保學校被燒毀的學生可以繼續上課。夏威夷的人口相對較少，應急資金有限，很難獨自採取類似的應對措施。

較大的州常常也需要幫助。2021年冬季風暴襲擊德州，導致電網和水利基礎設施不堪重負。2月19日德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此後，FEMA迅速協調運送了水、燃料、發電機和毯子等基本物資，幾天之內撥款$280多萬美元，幫助人們臨時租房和進行房屋維修。

若沒有FEMA或其它聯邦政府機構的支持，各州就只好自行管理災難應變和恢復工作。路州和佛州等災害頻繁的州將會面臨昂貴的反覆挑戰，可能會延遲復原，降低其整體恢復的能力。一般來說，人口較少、比較鄉下和比較窮的州會比較缺乏財政資源與運輸能力。若沒有FEMA，他們應對災害會很困難。

懷俄明州國土安全部主任Lynn Budd接受採訪時說：「各州無法每年建立應對災難的能力。」而有FEMA可以避免每個州都搞昂貴的救災安排。各州不是不能安排區域合作，但應急能力都有限。比如駐自己州的國民警衛隊可以協助物資分配，但警衛隊的目的並非提供快速的財政援助。為災民提供住房或計劃長期復建項目，人力物力的代價是很高的。

較富裕的州比較可能自行管理，但較貧窮州就會陷入困境。在資金和基礎設施較薄弱的州，只能依賴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努力，而這些組織無法提供FEMA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務。

如果國會在每次災害發生之後必須批准援助，而不是讓FEMA做好應對準備，那麼任何联邦資金的撥付都會很慢。各州將會受國會內鬥的擺佈。若沒有聯邦政府的回應和協調，經濟和生產復甦將不平衡--富裕地區恢復較快，而貧困地區會遭遇比較長久的困難。

這些都說明，若沒有FEMA，協調災害的緊急應變工作因為非常複雜，得到國家援助的各種文書工作可能令人沮喪，而且FEMA確實因此招致過批評。然而，FEMA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氣候變化導致自然災害的頻率不斷上升，請問：您所在的州對災害到來的準備程度如何？無論是火災、水災還是地震，若沒有聯邦援助，您能度過難關嗎？

烏克蘭所希望的戰爭結局

本文是烏克蘭記者Nataliya Gumenyuk，The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Lab執行長, The Reckoning Project的創辦人之一，我把她在外交事務上的一篇情況介紹歸納一下，寫在這裡。

烏克蘭戰爭打了三年，局勢似乎很糟糕。然而，烏克蘭設法捍衛了80%的領土，無法奪回被佔領的國土，西方分析家可能覺得該考慮停戰了。儘管川普施壓和威脅減少援助，然而烏克蘭人不這麼看。與其匆忙簽署甚麼停戰協議，澤連斯基說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他們繼續捍衛一些廢墟村莊城鎮。

烏克蘭人支持把這場戰爭打下去，是因為它挺住戰爭壓力，這兩年經濟平均增長了4.4%，家庭收入也有所增加，通漲倒沒增加太多。自從2023年烏克蘭的無人機有效摧毀俄國黑海艦隊以來，海上航線再次暢通，烏克蘭出口去年中增加了15%。基輔政府稱，烏克蘭前線目前使用的武器，大約40%是國產的，而2022年他們幾乎沒有國產武器。這些變化幫助烏克蘭社會取得了一種外界未必看到的適應和耐力。

更重要的是，烏克蘭看到2014年克里米亞和東部頓巴斯地區的部分地區被俄軍佔領以來，俄軍的暴行恐怖和持續威脅，遠超被佔地區600萬人口和被迫逃難群體。有的內閣成員的親屬現生活在俄國統治之下，侵犯人權、政治壓迫和戰爭罪行實際上是俄國戰略的核心--莫斯科利用對烏克蘭人的控制來破壞整個國家的穩定性--他們佔領了克里米亞之後假裝停戰談判，只是為日後更大規模入侵做準備。

川普政府呼籲俄烏停火，卻沒有普京參與談判。無論俄烏是否達成協議，以為停火會結束俄國對烏國的威脅，這種想法是因為不懂衝突的性質。烏克蘭人知道在莫斯科統治下的生存機會很小，而繼續戰鬥比被俄國佔領的恐怖要好得多。

為甚麼呢？2014年俄國占領了烏國7%的領土，大約300萬人口淪陷。自2022年以來，他們控制的烏克蘭土地增加了將近三倍，至2025年初，不算逃離的人口，淪陷區大約有600萬人，超過烏克蘭人口的10%。那些入侵後很快被占領的地區，百姓遭受殺傷轟炸較少，俄國政府大規模安置俄國人來住，特別是軍人家屬和建築工人，以展示征服。而那些一時無法攻佔的地方，俄軍就將其摧毀，以迫使居民逃走，逼烏軍撤退。所以有些地區如今雖處於俄國控制下，已大部分成為廢墟。

然而，對烏克蘭人來說，主要問題並不在於俄羅斯控制的領土面積。他們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俄軍和俄國當局對居民實施恐怖統治的方式，以及他們利用控怖統治來進一步實現莫斯科的戰爭目標。比如不允許居民離開家園、槍殺試圖逃跑的人、在戰役中做俄軍的人盾，來避免烏軍還擊等等。

佔領軍切斷烏克蘭居民的互聯網和蜂窩移動網，用俄國網絡取代--這是阻止被佔領區人民與烏克蘭其它地方聯繫和獲取資訊的最快方法之一；他們還到處「登記」烏克蘭人--據稱目的是檢查證件，但實際上是利用來識別和拘留可能「不忠誠」的人，或不讓適齡男子逃跑。

被佔領區的烏克蘭人被俄軍拘捕，很多時候是因政治觀點、社交媒體上的貼文，手機缺乏數據也拘留--指責是刪除了資訊。不可有過「親烏克蘭」言論，不可與烏克蘭機構或官員聯絡過--自2022年至2025年初，俄國登記了15萬次這類「行為」。The Reckoning Project研究俄烏戰爭中的罪行，共收集到5百多份證詞，描述系統性的綁架、任意拘留和酷刑(包括毆打和電刑)行為--發生在俄軍佔領的所有地區。

這些不斷累積的恐怖事件不僅是那些俄軍佔領區人民的問題，還為其它的主要烏克蘭城市居民敲響了警鐘--若被佔領，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他們身上。況且，很多人都有親戚、同事或朋友在2022年開戰時被俘虜過，因為俄軍曾經進入距離烏克蘭首都很近的地方--難怪許多烏克蘭人認為打仗比與俄國談判好。

烏克蘭人還知道，俄國目前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並佔領烏克蘭東部所致。莫斯科運用政策規條和法律來實現更大的軍事和戰略目標，比如：

拒絕接受俄羅斯護照的烏克蘭人沒有醫療服務；俄國當局也不承認他們擁有私人財產；留在克里米亞的居民要證明自己有一定收入，並有合法的工作--這通常需要俄國公民身份；你若未能更新身分證、在錯誤地點停車、冒犯公職人員或在錯誤地方飲酒等，都會有各種處罰(在俄國，此類行政違規可被定為刑事犯罪，甚至導致居留證被吊銷)；任何持烏克蘭護照者都會引人懷疑，結果許多人只好離開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半島本來是亞熱帶旅遊勝地，被俄國佔領後卻慢慢變成一個龐大的軍事基地。從克里米亞行政首都到海邊不設公路出口，而莫斯科斥資近$40億美元，建造了長達12英里的刻赤海峽大橋，表面上是為了方便平民在半島和俄國之間往返，更重要的卻是俄國向克里米亞直接運送坦克、軍兵和戰爭物資。

克里米亞人民所接受的教育受到日益嚴格的控制，任何提及烏克蘭過去的部分都被抹去。對克里米亞青年灌輸愛國「青年軍」思想，為服兵役做準備，有反對的也被禁聲了。(那些在2022年後被綁架並轉移到俄國的烏克蘭兒童也接受了同樣的「再教育」--導致國際刑事法院2023年對普京及其政府成員發出逮捕令。)

克里米亞從2014年以後已有220多人因政治原因被拘留，其中至少130人是當地的韃靼人--他們被指控犯有極端主義罪。到2022年2月，克里米亞幾乎已無人能抵抗俄羅斯的軍事入侵準備。公民活動家、記者、人權捍衛者和其他民間社會獨立成員都被關進了監獄。同時，俄羅斯政府善於操縱對外輿論--假裝簽署就所佔領的頓巴斯地區Minsk談判協議，實際上不許佔領區人民搞選舉。

2022年入侵烏克蘭後，俄國如法炮製--制定關於醫療保健和就業規則，監管起稅收、私有財產和教育，甚至強制採用莫斯科時間；要求佔領區居民接受俄國護照，然後在他們返回烏克蘭時，騙他們會因俄國護照在烏克蘭受到刑事起訴等等。他們還禁止使用烏克蘭貨幣(如此切斷居民過往儲蓄)，擁有的房產若離開則沒有保證--2024年俄國當局查封了許多逃亡者的公寓和房屋。

再次效法克里米亞的做法，莫斯科派遣幾萬名俄國人定居在被佔城鎮。烏克蘭政府說，2014年後遷居到克里米亞的俄國人多達80萬，現在佔那裡人口的三分之一。2022年以來，這種遷居佔領區也發生，與克里米亞一樣。派遣這些定居者的目的不僅是為俄軍提供資源，也是為將這些城鎮融入俄國，抹去烏克蘭身分認同。

比如盧甘斯克地區的一個重要工業城市，2022年夏天被俄軍佔領。開始時人口10萬，佔領後的幾週內，只剩下幾千人。但目前那裡人口已重新增加到3萬或4萬人，其中只有一半左右是當地人。被毀壞的建築物已被拆除，電網、供水、排水系統部分重建，這些修好的區域目前主要住著俄國工人、軍人及其家屬，私人房地產已重新登記，若無業主出面，就交給俄國公民。這裡沒甚麼風景區，沒有互聯網和蜂窩移動電訊，只有街邊的付費電話，和免費的俄國衛星電視。

馬里烏波爾更慘淡。一座曾經繁榮的亞速海港口城市，本來有54萬人口。2022年2月至5月，俄軍發動殘酷圍攻，到戰爭結束時，95%的建築被摧毀，根據人權觀察組織，超過1萬名平民喪生，烏克蘭官員估計那裡僅剩下9萬居民。然而去年，莫斯科大力宣傳，鼓動人來到廢墟上投資房地產，聲稱其人口已回升到24萬。據說俄國向當地居民支付的破壞賠償金為每平方公尺$350美元，然而那些倖存下來的當地人即使有抵押貸款也買不起房。

曾在聯合國安理會做證的英國人權律師Ibrahim Olabi，是The Reckoning Project的首席法律顧問，說俄國佔領做法是故意的政治策略，改變這些地區人口和社會結構，要讓當地居民恐懼，迫使他們逃離或支持莫斯科，為將來更多的土地掠奪鋪平道路。

川普曾經呼籲俄烏迅速達成協議，結束戰爭。不少西方專家也認為，基輔應該同意凍結前線，接受失去領土和人民，然而烏克蘭不肯。烏國政府和軍方希望獲得先進武器，能夠打擊俄國的指揮和控制中心，至少能將俄軍推得更遠。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覺得烏克蘭恢復領土完整的願望已經不現實了。

而在普京看來，俄國比烏國強大，應該能夠一步步取得控制權，他卻不是無往不勝。在克里米亞，俄國聯邦安全局(FSB)特工無所不在，當地居民好像已完全接受了併吞。然而這次在俄軍佔領的城市，抵抗活動分子定期散發黃絲帶，表明反對派力量還取決於人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當前狀況不是永久、局勢可能會變。俄軍佔領烏克蘭城市赫爾松九個月，最終還是被迫撤退，他們試圖使當地居民俄羅斯化的努力沒有成功。

然而烏克蘭的更多地區仍牢牢掌握在俄國手中。允許俄國佔領和統治武力奪取的烏克蘭大片土地，不僅違反了所有國際準則，而且對全球穩定構成威脅。允許莫斯科永久佔領作為停戰鬥的代價，只會讓未來的戰爭更加激烈。

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的民調發現，去年10月初至12月之間，表示願意做出一些領土讓步以結束戰爭的烏克蘭人，從32%上升至38%。而51%的人仍然反對任何讓步。對大多數烏克蘭人來說，普京控制的土地數量並不比被俄國佔領、變成進一步戰爭武器更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在於，烏克蘭的主權需要有未來的安全保障。

所以，如果烏克蘭能加入北約、獲得足夠的先進武器來自衛、加入歐盟、並從西方獲得重建所需資金，那麼烏克蘭或許可以考慮達成一項結束戰爭的協議。然而，西方必須認識到，俄國的佔領實際上針對的是烏克蘭其它地區，停火協議必須解決俄羅斯這一持續威脅的問題。

美國人權狀況的更新

CIVICUS是一個由文明社會組織和活動家組成的全球聯盟，致力於加強世界各地的公民行動和文明社會。他們的理想是：讓全世界的公民社會人民能夠藉著知識裝備、靈感啟迪、責任擔當，來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挑戰。

CIVICUS建立跨國界活動家之間的團結，為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建立信息網絡和資源，提供及時且先進的知識分析，建構(各地)努力的方向。他們的倡議重點是：提倡開放的空間、持久的系統變革、包括常受歧視群體在內的社會。

他們使用的一個主要工具，就是每個國家用一個分數總合指標來代表其民主自由的程度。81分以上的歸類於「自由開放」國家，用藍色來代表；20分以內的歸類「不自由封閉」國家，用紅色來代表等等。

目前，全世界有40個國家屬於自由開放國家。美國的指數剛剛被下調為只有62分，成為「狹窄開放」國家，再少2分就變成「自由受阻」國家啦！沒錯，川普政府和他的富翁夥伴寡頭所掌控的國會共和黨人正在努力把美國拖向閉關鎖國的方向。Harry Litman報道了這件事，我把他說的內容大意用中文寫在這裡。

CIVICUS將美國降格，是根據川普上台後六周以來的一連串總統行政命令決定的。有人說，CIVICUS對美國本來就不怎麼友好，但各國的民主自由分數報告還是有一定客觀標準的。比如《經濟學人》雜誌，特別注意在一個國家裡，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活動的條件如何，他們最近也把美國降級為二等自由，而不再像很多歐洲或其它國家，列為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在一個黨派張力太大的社會，自由和公平選舉常常成為問題。美國因為J6暴亂，有些人開始對選舉結果懷疑，又有媒體報導受管控的事情出現，以及川普釋放一批參加過J6暴亂罪犯，人們開始擔心參與政治活動遇到暴力威脅等等，以至於連《經濟學人》都說這不再是完全自由了。

有人--特別是相信美國特別比別國超卓的人--可能會不服氣，但這些是眼目可見的事實，讓川普那樣做獨裁夢人能夠上台，用專制手段忽略國會立法和法院裁決，亂砍、亂停、亂派做法。更不要提還有其他可比較的指標，比如嬰兒死亡率，美國的排名的確下降了。我們現在的社會不僅不太自由，而且比較危險了--我們可能走上匈牙利道路。

就拿《經濟學人》的評估來說吧--他們從川普最近上台後所有那些行政命令著手，把政府各職能部門大批砍掉，忽略權力制衡體制。製憲國父的重大考慮就在於此--目前的權力制衡雖不完美，但保障不同人群的自由要好過獨裁威權。現在美國和剛果、義大利、巴基斯坦、塞爾維亞差不多，因這位總統濫用權力而被列在人權監視名單之內了！

他們指的是自由的和平集會結社與言論表達，特別是解雇聯邦政府雇員、拆掉對外援助機構USAID、以及限定媒體言論(美聯社因拒用川普的「美利堅灣」取代「墨西哥灣」被剝奪參加白宮新聞發布會資格)，告媒體誹謗等等。

除了《經濟學人》，還有CIVICUS以外的其它機構發表關於自由程度評估的報告，多方給出B或B-分數--自由社會的基本綱要，比如新聞自由、權力制衡(包括總統行政與立法分開、保證刑事司法獨立運作)，美國來到2025年都成了問題。

私營媒體和大型企業現在都表現得小心翼翼，而不是出來為說真話的權利而抗爭，要說附和總統觀點的話，避免說權利受到侵犯等等，讓人有點心寒。認真考慮這些情況，你就知道美國已經過了一個轉折點，民主規章的執行和個人自由已被稀釋。

想一想，為甚麼川普DOJ的作為實際上結束了美國民主體制的「實驗」？你幾乎可以從概念上了解到，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下，無論(關稅或通漲或失去外國援助)政治結果有多糟，不是靠政府內存在足夠的「護欄」來防止總統犯罪的。我們為川普那些政策擔心，然而最核心的問題是個人自由和憲政法制--我們的人權狀況。

難怪美國失去在地緣政治中的可信度，在過去幾周裡，我們看到美國簽證不再是住在一個自由世界的可靠保證，反倒變成明天可能會無故遭到撤銷的東西。你無法再指望美國政府在世界上持守信譽，正如你無法指望被川普當作武器的DOJ會申張正義。根已毀壞，重新培植出不久前還有的民主花朵就很難了。

新的人權評估認為，我們現在已是威權主義社會，或說我們已拱手讓給獨裁者。

法庭：跨性軍人不必退役

川普和國防部(DOD)部長Peter Hegseth試圖禁止跨性人服兵役，有跨性軍人告到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提出川普這方面的總統禁令違反憲法。前幾天法官Ana Reyes駁斥川普的司法部(DOJ)律師，因他們試圖辯護的論點荒謬無效。

DOJ律師不僅沒有提出證據支持他們對跨性軍人的貶損言論，而且看法也與Hegseth的說法相矛盾。Glenn Kirschner律師詳細解釋了Reyes法官的書面裁決，他說特別是前面五頁很有亮光，是所有關心法治、憲法，關心聯邦政府是否尊重所有人的人必讀。我把內容記在這裡。

法官裁決意見書中每次提到「被告」，指的是川普和Hegseth，而「原告」指的是一群跨性軍人。判決意見開門見山：

在川普總統的14183號行政令中，重點是在「軍事優越性和備戰能力」，軍隊的「清晰使命」是「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有效的戰鬥力，來保護美國人民和我們的國土」，而跨性人的軍事服務「不符合」這一使命，因為他們缺乏「必需的勇士精神」來取得「軍事優越性」。2025年2月25日，國防部長Pete B. Hegseth發布一項政策執行14183號總統指令，剝奪所有跨性軍人的服役資格「無一例外」。

法官說：總統確實有權力也有義務確保軍人備戰能力。然而軍事領導人有時利用這一掛慮，來否認邊緣群體服役的機會和榮幸。接著他提出一些例子：「...無法全然發揮，阻礙戰鬥力；...會干擾戰鬥小組的凝聚力，以至於降低軍事效率；允許...服役會削弱訓練過程、無法成功招聘、擾亂軍隊秩序。」

法官寫道，填充這些空格的首先有少數族裔將士、其次是婦女參戰，還有同性戀者。然而，我們的軍隊有上百萬填充這些空格的人(以及所有其他人)服役卻更加強大，國家也更加安全。

目前站在法庭面前的原告是跨性軍人，申請更新(上次發布的)初步禁令，責成長久禁令。他們說總統的14183號行政令與Hegseth政策把他們當作今天的「填充空格」群體。他們只尋求服務自己的國家，要求法庭禁止那項「軍隊禁令」生效。他們稱Hegseth政策匆促達成一個預定結果，不含分析，只有一個莫須有的「無例外」，最根本的是，禁令使用貶損語言攻擊一個弱勢群體，違反了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不必發言作證)權利。

川普DOJ的律師否認這些指控，他們聲稱軍隊禁令有必要，只是重複說軍人備戰能力、戰鬥小組凝聚力等等高標準和要求，是「性別意識形態活動分子」所不關心的，而跨性人不能維持一個「有光榮、誠實、堅守原則」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性別角色「不符合謙卑無私」精神。另外這些律師還說跨性人的開銷太大。

跨性軍人反駁這些說法。他們服役年限加起來有130年之多，在軍中的角色從資深軍事科學教員、砲兵排司令、情報分析、衛星收發、軍事運籌分析、航海飛行軍官到武器官。他們受差遣所到之地遍布全球，從阿富汗、波蘭、韓國、伊拉克到科威特，從里根海軍到布什海軍，其中一位目前布署在活躍戰區。

他們總共得到八十幾次表彰，包括一位銅星、兩位反恐服務勳章的金星、兩位全球反恐戰遠征勳章、多次功繼卓著勳章、多次表揚勳章、空軍傑出單元獎、軍事自願服務傑出獎等等。

川普的DOJ律師回答說這些功勳紀錄不恰當，法庭需要忽略這些紀錄而「遵從軍事判斷」。法官說，沒錯法庭要遵從，但不是盲目遵從。總統就職7天內發佈了14183號行政令，而Hegseth部長30天後發佈了新政策，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諮詢過在役的軍隊領導人。沒有一份文件包括了任何數據和分析，他們宣告跨性軍人不高尚誠實、或不堅守原則，但被告的辯護律師承認，這些觀點純屬推測。

下面是一段法庭對話的筆錄，法官把它納入裁決意見書。我翻成中文：C代表法庭的審理法官，D代表DOJ的辯護律師。

C：說跨性人或對性別不安症的人--在本性上不符合高尚誠實、或過紀律生活的要求，是否貶低了他們？
D：法官大人，我對他們沒有一個形容描述。
C：好吧，如果我問你(這個軍隊禁令中)有關跨性人或對性別煩躁不安症者的其它的詞，你會回答同樣的話嘍？
D：是的，法官大人。
C：在研究報告中都沒有甚麼(支持的)說法，對嗎？
D：說這些同樣的事？法官大人，據我所知沒有。
C：也沒有說任何有關類似的事，對嗎？
D：沒有。法官大人，據我所知沒有。

法官意見：一份行動備忘錄，宣稱這項政策是「考慮知會了」三項研究和費用數據，可是沒有人知道是誰考慮了這些研究，被告的辯護律師不知道。也許沒有人知道，因為一項研究是8年前的，而另外兩項研究的結論支持跨性軍人的立場。

跨性人員服役從2021年開始才公開，但是川普DOJ的律師沒有去分析他們的服務，很不幸。單單跨性軍人的服役紀錄(附件A)本身，就足以展示他們有缺保軍事優越性所需的武士精神、身心健康、無私、尊貴、誠信、紀律。

至此，川普的DOJ律師同意！法官寫道：他們同意這些跨性軍人從精神上、身體上可以服役，並且「已光榮服役，已達到了服兵役所要求的嚴格標準」。他們承認跨性軍人已「讓美國更加安全」！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命令他們退役？川普的DOJ律師回答不了這個關鍵問題。

跨性軍人還展示了支持跨性軍人的將領宣言--他們聲明自從2021年跨性公開，軍隊沒有陷入一個「既存的」危機，也沒有其他「強力效能」士兵因要求改變人稱代詞而渙散--作為證據呈交Reyes法官。也就是說，這些將領都宣誓證實，川普的DOJ律師提出的「掛慮」屬於不實。相反，他們各都證實2021年以來，軍隊在招兵、作戰小組凝聚力和備戰上都增強了。

於是法官寫道：為得到法庭(對新政策的)禁止令，這些跨性軍人必須證明案情應該勝訴的理由，他們做到了。在法庭的事實認定過程中，絕大多數都得到川普DOJ律師的承認，有軍方紀錄為憑，使得這項新的DOD軍隊禁令，無論在合理依據或中度審視上，都很難通過司法審核。

Kirschner律師解釋說，合理依據和中度審視是法庭裁決的兩個層次的標準。無論使用哪一個標準，川普律師都會敗訴。

法官還寫道：這些跨性軍人原告還必須展示，這項軍隊禁令使他們受到無法彌補的傷害。幾千跨性軍人的確為捍衛其他人權利而獻上了自己，有的甚至冒了生命危險，是這項新的軍隊禁令所否定的。反觀川普的DOJ律師，倒不覺得他們應該在庭上證明甚麼，而避免違憲永遠是為了大眾利益。本庭因此允准原告的請求，更新初步禁令，責成(長久)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