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謀殺案增減之謎

本文是Brookings研究所兩名院士Rohit Acharya和Rhett Morris發表的文章：Why Did US Homicides Spike in 2020？他們提出，貧困和的年輕人失業與輟學是犯罪增加的重要因素。

在2020年，美國各城市的謀殺案平均增加了幾乎30%，全美有2萬4千多人被殺，而此前的數目大約是1萬9千人。2021年和2022年的殺人數目居高不下，然而2023年開始，美國的謀殺案數目快速下降，到2024年，數量已接近2019年，即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然而代價已付--有人喪命、有人坐牢，各地治安給人感覺是變差了。

起初人們以為2020年謀殺案件增加，是因為5月下旬警察當街殺死Floyd事件引起民憤，後來又猜想是不是警察因為群眾抗議就「收斂」不敢執法了。經過研究，專家們覺得這些說法的根據不大，因為全國各地的謀殺率增加是從四月中旬就開始了。Floyd事件後，謀殺率繼續上升，而且在陣亡將士紀念假日前後兩周，和7月4日假日前後兩周，都有額外的增加。結果，2020年的謀殺案總共增加了5000起。

問題是，到底甚麼因素引起了那一年的謀殺增多呢？並且，接下來兩年，那個謀殺率保持了高水平，而從2023年開始急遽下降，又是甚麼因素？

新數據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有報告分析了幾千份警方記錄，與美國城市在兇殺案激增之前進行比較，發現2020年謀殺案激增與低收入地區的失業率與學校關閉直接相關。3月和4月初全國禁足、學生不到校，那些低收入社區中失業年輕男子和輟學青少年男孩較多的城市，謀殺案平均來說從5月至12月數量大幅增加。

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謀殺在2021年和2022年居高不下，而在2023年末和2024年下降的現象，讓市政領導人知道如何預防未來的暴力犯罪升高問題。研究報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 首先是回顧現有的證據，這些證據揭示出城市暴力發展的規律：貧困人口集中的社區+年輕男子失業或不在校讀書=高暴力及謀殺率。
• 其次是分析COVID-19疫情爆發前城市的詳細行政數據，包括謀殺案多次激增現象，說明上述公式如何適用於各個社區。
• 最後是利用這次分析的經驗教訓，對2020年全國兇殺案激增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釋，並就如何避免未來兇殺案增加提出建議。

如果根據美國城市謀殺率數據繪製地圖，你會清楚看到高貧困率居民社區的謀殺率高於其它居民住區。幾乎所有的高犯罪率社區都有3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美國城市有10-20%人口生活在這樣的社區，謀殺率比同一城市的其它社區高了三、四倍。

貧困與暴力連結的現象有好幾種解釋。在貧困社區長大的孩子機會比較少、專業連絡網比較薄弱、賺取比較低的收入；他們接觸危險的機會比較大，比如含鉛油漆料、空氣污染；低收入社區常有廢棄的商務建築和場地，成為做案的好地方；並且，這些社區的居民通常沒有甚麼錢財資源用來解決這些問題。

為甚麼住窮困區的30歲以內年輕男子若不就業、不在學，就會比其他人更多地從事暴力行為和關進監獄呢？研究發現，主要是他們自己在童年時期比較容易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精神心理健康傾向於受到衝擊，因而傾向於濫用酒精和毒品來應付諸多的生活挑戰。

儘管地方犯罪率受到很多因素影響，貧困人口集中的社區和年輕男子失業與男孩不在校讀書，這兩大因素給我們提供了暴力犯罪發展的常理。如果一個城市有諸多貧困社區的殺人犯，這些地方就會傾向於出現更多的殺人犯。

拿路州Baton Rouge為例，謀殺率比全國其它地區高了4倍。他們在2020年之前有兩次謀殺案激增，是其它地區所沒有的，犯人大多在30歲以內。看數據，這些年輕人大約有60%在貧困社區長大，有70%高中沒有畢業，犯案時絕大多數住在貧困社區內或與貧困社區接鄰。

觀察Baton Rouge過往謀殺案激增數據。2005年8月，颶風Katrina襲擊路州南部，導致當地高中生輟學連年增加，因為Baton Rouge接收了幾千名來自新奧爾良成績較差的學校的學生。記錄表明，大多數輟學的青少年男孩居住在貧困率高的社區。數據還顯示，大批低收入社區的失業青年因那場毀滅性颶風而流離失所並失去工作，隨即遷往城市。這就引起Baton Rouge的謀殺案在2006年增加了30%，好幾年後才逐漸恢復到颶風之前的水平。

2016年8月，一次大規模洪水襲擊Baton Rouge，毀壞了5萬住房，幾千個家庭變成無家可歸，學校關閉三個多星期，致使貧困社區孩子的輟學和恆常缺席的數量在2016-2017學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Baton Rouge的謀殺案件在2017年增加了50%，好幾年後才逐漸恢復到發大水之前的數量。

Baton Rouge的例子倒不代表每次發生自然災害都注定有暴力飆升，比如休士頓。2017年，颶風Harvey損壞了休士頓和周邊地區超過12萬棟建築物。休士頓居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生活在貧困戶集中的社區，然而他們避免了Baton Rough所經歷的那種暴力犯罪潮衝擊。

在颶風Harvey過後的幾年裡，休士頓輟學青少年的數量沒有大幅增加，貧困戶集中社區的年輕人失業率也保持平穩。期間當地謀殺案並沒有激增。2017年，休士頓的兇殺率還有所下降，並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保持穩定。

2020年，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謀殺激增現象，比2019年多了30%。仔細看FBI紀錄，1、2月份稍有增加，也許和學生放寒假有關，3月全民居家隔離，謀殺案數量沒變。然而從4月中旬開始，氣候變暖，人們開始恢復社交活動，然而學校改成網路授課，很多貧困家庭沒有高效的互聯網，孩子無法照常上課，等於變成輟學。

即使一些家庭有互聯網，不少低收入學區的「遠程」網課晚了好幾星期才開始分發手提電腦。那些地區的教師報告，大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學生沒有參與線上課程。在這段時間，社區內還有不少服務行業的年輕男孩因新冠大流行而失業。

對於貧困戶集中的社區，這是很大的衝擊。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些地方的暴力案件從5月到12月不斷增加，並在2022年保持了高犯罪率。那麼，為甚麼從2023年夏天開始，暴力犯罪案件忽然急遽下降了呢？

美國中學生的入學率直到2022-2023學年才開始改善，暴力犯罪率從那時就不斷進步。到2023-2024學年，全國幾乎所有學區在應付學生長期缺席的問題上都採取了積極干預的做法。至於低收入年輕人失業問題，因為他們教育程度大多比較低，餐飲業的恢復比其它行業尤其緩慢，很多人在2021年和2022年都沒有找到工作。

2023年這一情況顯著改善，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就業率再次達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到2024年初，飯店業的從業人員數量也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2023年和2024年的社區就業數據尚未公佈，但趨勢表明，貧困戶集中社區的年輕男性工人數量可能已恢復到接近2019年的水平。

綜合起來，這些分析能夠幫助領導人了解為什麼美國兇殺案激增：在謀殺開始激增之前，各地都發生了青少年和年輕男子被迫輟學和失業的衝擊，這些惡劣的教育和經濟狀況持續一段時間，而兇殺案的發生率也隨之保持了較高水平。

有人指出，這種謀殺案因新冠流行大幅激增的現象在其它富裕國家沒有出現，美國一定還有其它的獨特原因。不錯，美國城市的槍枝管控不力，幾乎所有增加的行兇案件都是用槍。

槍枝暴力在美國不會很快消失。美國每100個居民擁有120枝槍，比任何國家都多，是2010年的一倍還多。最常見用來殺人的是美國造的手槍，偷竊它們用來殺人的機會大增。

如何減少暴力犯罪？有一些策略可循，主要分為三類：

• 改善影響犯罪的一般條件和制度。包括增加精神保健服務、加強社區建設和組織、以及藉安裝路燈或拆除廢棄建築來改善環境。
• 改善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的具體做法，包括投入更多資源偵破案件，降低非暴力犯罪的監禁率，免得讓他們失去工作。
• 重點關注已經參與暴力行為的群體，或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參與暴力的年輕男子，為他們提供治療服務，幫助他們完成學業並就業等等。
• 針對某些特定的貧困戶兒童進行幫助，預防勝於對罪行懲罰--有些社區例如芝加哥對此有很好的計劃。

過去兩年來，美國城市在幫助青少年和年輕人重返學校和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努力遵循先前取得的經驗，但其重要性未得到重視--在疫情爆發前的幾年裡，高中畢業率和年輕人就業率均顯著提高。市政府可以在這些基礎上，注重三個目標以減少暴力。

1. 找出面臨輟學和捲入暴力風險的男孩，避免他們落後於同儕。那些高中輟學的孩子在小學和初中就有跡象了--逃課啊、打架啊、成績差等等。

2. 確保高風險男孩真正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支持。研究表明，課外輔導、導師服務、暑期打工、心理諮詢等等，能夠幫助年輕人高中畢業和避免參與暴力行為。花錢在這些預防工作上，能夠節省未來大筆的監禁、醫療等等費用。

3. 持續地評估各種暴力預防計劃的效果，以了解哪些工作對於提供高中畢業、就業機會和避免捲入暴力的效果最好。

結論是：聯邦政策和資金在未來幾年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地方和州領導人可以與其他民間機構的合作夥伴一起，繼續在全國範圍內發揮暴力預防主導作用。Brookings這份報告的調查結果為全國各地的民政領袖帶來希望，未來的兇殺案激增是可以預防的。。

墨西哥遊覽「奇遇」

乘遊輪都有旅遊公司向旅客兜售沿途各種港口出遊機會，滿昂貴的，我們這次也一樣。當然不是所有的港口出遊都令人失望，不過聽說自己出去找私家導遊一般都便宜很多。

在經歷了一次港口出遊失望之後，我們一行四人取消了一個港口出遊票，打算在停靠墨西哥第一港口時嘗試自己叫出租車，去參觀那幾個知名景點。

出主意的是一位曾經乘坐遊輪多次的弟兄David，不過他每次旅行的各種出遊細節都是家人安排的。這次他搜索景點信息，對於先去哪裡、再去哪裡、在哪裡吃中飯都提出了計劃。

我先生和我屬於頭一次參加這種旅遊活動，而且我們旅遊是往中美洲方向，聽說治安不那麼安全，所以很小心。我在泡海水的時候和另外一位遊客聊天，問起她過往在巴拿馬的經驗--她上岸遇到一位私家導遊招徠生意，車身上印著某導遊公司的招牌和電話，講好價錢上車，遊覽周遭四個小時的經歷，比輪船賣的集體出遊票便宜很多，她很滿意--我覺得挺有趣。

David有計劃，但不詳細。我們走下碼頭，發現只有旅遊團的車在那裡等候，還有碼頭的公共接駁車，送客人到附近的旅遊小鎮，每人$10美元，卻沒有出租汽車可叫。有人告訴我們順著路走出港口大門才叫得到出租車。

我們走出去看，果然有出租車來回跑，有的似乎是帶客人回到碼頭。有些出租車很破舊，大概連冷氣都沒有...有些帶人但沒有招牌。在人地兩疏的地方，我是不會隨便叫一輛的。不過我們這位弟兄沒有甚麼擔心，站在那裡揮手叫車，有兩部車走反方向無法隨便到處掉頭，還有一部答應轉回來接我們，但另外一輛小卡車的司機倒是停下來和David搭話。那人顯然不是專門做出租汽車生意的人。

小卡車上座位不夠四人坐嘛...經過簡短對話，這人有一點中國血統，正要去我們想去的附近那個城鎮，願意幫忙把我們帶去那裡，送到可以叫出租車的地方。於是有點像是他鄉遇故知，我們就上車了。Jose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要搭他的車回碼頭，就和他聯絡，他大約1點鐘要再往碼頭方向走。他似乎願意免費載我們一程。

Jose的英文不太好，但可以和我們對話，告訴我們他的中文名字、家庭、信仰、職業--Jose是一名建築設計師和天主教徒(墨西哥人口很大一部分信奉天主教)。我們也告訴他希望拜訪的景點...結果，Jose把與他同車的一位工人送回住處，去一家銀行辦點事，看到我們並沒有叫出租車離開，而是在mall裡轉來轉去等他，就提議把我們帶去一個瑪雅古蹟參觀，順便在附近先吃點東西。起初我們還擔心他不會有時間帶我們去各處轉，後來看他誠心誠意樂意助人，就沒有去找正式的出租車。

其實在墨西哥計程車並不貴，每$1美元走3公里，小費10-15%，若請司機等候，那麼每等一小時大約$6美元。我們有四人，每增加一人多付10-20%，最好提前和司機說好。這些訊息我是問微軟Copilot聊天助理得到的。

Jose先把我們帶去一家華人餐廳，店主是他父親收養的，所以算是cousin。進去閒聊他們的家庭故事和移民經歷，又參觀他後面正在裝修擴建、堆滿建材的場地。同行的一位姊妹還有意從店裡花$7美元買了一個炒麵便當，作為祝福；餐廳對面有個專賣冰椰子水的售貨車，我們也買來品嘗，特別是椰汁包中有兩塊椰肉，白口吃還挺好吃，並且吃了不餓。

Jose穿街走巷去和他一個經營飲用水的姊姊打招呼，我們從她的小店門口經過停一下，她就出來和我們打招呼。那位姐妹順手把剛買的炒麵送給她。我們經過的街區都很普通，有些地方還顯得破舊骯髒，外國旅遊大巴絕不會帶遊客去，但我們感到有機會和本地不太會講英文的普通人交談，隨意好奇探問，有趣多了。

瑪雅古蹟附近有家墨西哥粽子店，Jose說是他一個妹妹開的店，我們進去廚房參觀，品嘗不同味道的Temale。有一種調味料葉子，嚼起來有點黃瓜味，據說是當地特有的，別處沒有，做出來的Tamales挺好吃。他們的土產咖啡味道也和我們平時喝的不太相同。

Jose要到花店買一大束花送給他那天過生日的84歲老母親，於是我們跟著去了他家，看見他母親和另外一位妹妹與兩位照顧的傭人。Jose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母親住的高天花板房屋(廚房設施還很新)，炎熱夏天幾乎不用開冷氣，是他自己設計的。事實上，他會指著市區某處一些建築，說是他設計的--他當然能夠驅車有意經過那個地方，向我們炫耀一下。

Jose還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家庭巧克力作坊。店主拿一個可可瓜給我們看和摸，讓我們自己把它在樹上敲斷，裡面有一團黏黏糊糊的白色可可豆，每人都嘗幾個，可可味並不怎麼濃。可是工人把這些新鮮的可可豆在大鐵鍋中炒乾又壓碎，就變成了棕色的可可粉，油乎乎的，加糖或不加糖，都能夠直接壓成各種形狀的小餅或小塊。我們每人都嘗了無糖的可可產品，並選購一、兩包，帶回去給家人嘗嘗也挺好的。

在回碼頭的路上，我們路過機場，Jose的一個sister在機場經營銷售，我們幾人一致同意從她那裡買些咖啡--回顧起來，價錢並不便宜，但因為對於這位路遇的半個老鄉Jose很滿意，他領我們看到的本地普通文化和移民的方方面面，並且省了昂貴的旅遊團票，還是划算。與其拿錢都買旅遊公司安排的商店(接受美元買賣)，我們訪問本地小店，比如那家中餐店、墨西哥粽子店和椰子水售貨車，或許也讓當地人得些旅遊業的益處。

順便提一下，$1美元等於$20墨西哥元，很多小店不收美元，我們買甚麼就拿美元給Jose，他用墨西哥元幫我們買。我們最後是把乘車費用加小費「塞」給Jose了，把他當作包租的司機來表達謝意。我們如果跟著旅遊團，就不會被帶去那些小店舖，也不會看到那些有趣的原始廚房操作。

然而回到輪船上，當我們認識的一位餐廳服務員聽了我們的奇遇之後，同意我們關於「幸運」的評估，但告誡我們下次別這樣做。他給的原因很簡單：墨西哥的治安不好。想想看，假如我們遇到一個有意詐騙的團夥，被騙錢還是小事，若有一個人被拆散開，其他人恐怕甚麼辦法都沒有--美籍華人以為凡事只要笑臉好話就能對付一切困境的信心有時是不靈光的。

Jose表示自己對天主教信仰很虔誠--墨西哥人口大約90%信奉天主教。他說人生最重要的是博愛互助，因為天主是這樣，也喜悅看到所有人都彼此關照。還反復說夫妻關係很重要--Happy wife, happy life，一點不錯。結果我們在一起合影多次，David與他彼此留下聯絡方式，還誠心邀請Jose有朝一日來美國玩。

Jose表示對來美國沒興趣，美國給他的政治印象太差，他發誓絕不到美國去。至於和中國國內的親戚聯絡，Jose有他們的聯絡電話，但他不會講中文，沒法和那些親戚溝通，所以雖然有朝一日也可能去玩玩，看樣子興趣不算大。

彼此開誠溝通是一件真正的美事，如果沒有聽懂，就問一下，給對方解釋的機會，接受別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很珍貴的，能夠學到很多自己原來不知道的東西。

幾個朋友一起出遊，大家有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因聽取不同的消息來源，交換信息很重要。分享自己的家庭和過往經歷，甚麼話題讓你難過，哪些事物讓你生氣，哪些事情你覺得不那麼重要等等--這些是彼此了解、互相支持的最重要基礎--有時我覺得在教會內部，避免討論某些重要的價值觀念，不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解經，斷定其它教派/宗派為異己/異端，是很不健康的。

(為甚麼彼此信任和溝通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消息來源對同一件事的報告，會給你相當不同的印象。隨便舉例：最近很多人看見無人機，有的形狀奇怪，右翼媒體報告「拜登打破沉默說出秘密」，讓人覺得政府在後面可能有甚麼名堂，吸引你去點擊閱讀。但我搜索，看到國土安全部、中央情報局、航空管理局、國防部就這些無人機目擊事件發表聯合聲明，告訴大家無需大驚小怪。我建議你對任何新聞都搜索一下，尤其我們華裔。)

美國醫療保健系統的問題

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問題多多。它錯綜複雜，支離破碎，令人困惑。專家們還擔憂服務質量問題，認為與其它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還有成本也非常高昂--。這些缺陷讓美國人對其醫療保健系統很不滿意。

最近發生了一起悲劇事件--聯合健保公司(UnitedHealthcare)執行長Brian Thompson在紐約遭到槍殺。從公眾(包括醫護人員)反應來看，許多美國人對自己的健保公司都很不滿，倒同情那個殺手。事實上，有一份2024年的民調的確顯示，只有31%的美國人對健保行業的營運表示滿意。

德州大學Simon F. Haeder教授研究美國的公共衛生政策。他認為到了應該反思的時候了，用廣泛的視角來看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審視我們是如何走到對保險業CEO行刺這一地步的。他在專家資訊網站發表文章分享他的視角，我把其主要內容記在這裏。他列出好幾個人們對公共保健系統感到沮丧的原因：

但凡有個人體驗或專業知識的人，很少會說美國醫療保健是這類服務的黃金標準；

出於多種歷史和政治原因，美國的醫療保健服務幾乎不能算作一個「系統」，而是一個複雜的拼湊物，其中包含無數種不同的方法來承擔醫療費用(包括由個人、雇主和政府分攤費用)；

政府對健康和醫療保健進行太多的監管，儘管如今其角色已減弱，但仍藉著州和郡醫院以及退伍軍人保健管理局提供醫療服務；

結果就形成了由一大堆部門組成的混合監管體。奧巴馬總統時代搞的平價醫療法案(ACA)改革，在Haeder教授看來，為本來就複雜的框架增加了額外的法律法規層。

即使不看這個架構，美國人仍然面臨許多挑戰。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醫療保健系統比美國的更昂貴，不僅關乎醫療服務成本，也關乎極高的管理成本。藥品價格只是美國人承擔的過重經濟負擔的一個例子。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些費用太高了，每年大約有53萬起因付不出醫療費用而宣布的破產案件。價格昂貴，醫療服務的品質仍然不保和難以獲得。此外，這套系統往往不公平。對於許多貧困、農村和非白人來說，他們比較難以獲得醫療服務。

保險公司在這裡沒有起到好作用--本來應該連結病患和他們所需要的醫療護理，反而常常起到阻隔作用。保險公司代表了美國人接受醫療服務最受挫的體驗(即使不是直接的)。

美國醫療服務機構和製藥公司收取的費用是世界上最高的，但通常是由保險公司來通知患者他們需要支付的部分，或他們的醫療費用是否不在承保範圍內，或某種藥品是否不在承保範圍內，或醫生是否「不在網絡內」--這些都表示患者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特定治療或護理。

保險公司不僅僅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中介，也為患者每天所經歷的許多挫折增添色彩。例如，如果醫療服務的網路太窄或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員，那麼患者可能需要長途跋涉，或等待很久才能約到看醫生的機會。此外，保險公司的「在網絡中」醫生目錄可能不準確，因為很少更新。

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延遲或放棄治療，嚴重影響到健康和財務狀況，甚至可能導致其中一些人不必要的死亡。

保險公司有些臭名昭著的做法，比如因為一些小小的填表問題拒絕承保，或拒絕承保已有疾病，在ACA之下都已終止，但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若試圖取消ACA的一些保護措施，有些問題則可能會再次出現。

即使是現在的所謂短期、有限健康保險計劃，承諾以較低的保費提供良好的保險，連有些基本項目可能都不在保險範圍內。例如許多計劃不包括處方藥，甚至也不包括醫院急診室的醫療處置。

保險公司為甚麼這樣做？很多人都說，這明擺著是要賺錢牟利。但Haeder教授說，問題很複雜，美國的保險公司雖然年收入幾十億，他們利潤一般只有3-5%，是系統有問題--由於政府權力有限，大家都在醫療體系中尋求最大利潤。(我喜歡說美國的資本主義是搞過頭了--讓窮困和病患吃虧。)

這意味著，保險公司需要扮演壞警察的角色，採取某些限制醫護機會的措施。限制醫護有時是有道理的，比如保險公司不承保已被證明無效或品質低劣的藥品，免得保費過高，這符合公眾的最大利益。當然，保險公司及其CEO在此過程中獲得豐厚的利潤，而且有時他們的方法在道德和法律上值得懷疑。

歸根結底，美國人在醫療保健方面所經歷的許多挫折(即使不是大多數情況)，都源於一個設計不良、效率極低且提供無數盈利機會的醫療體系。保險公司只是這個破碎系統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最顯眼的部分。

巴拿馬運河工程

巴拿馬運河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我們的遊輪昨天從那裏經過，親自觀察體驗到9萬噸輪船被水力浮起、在山頂的人造湖中行駛、又隨水位降落，精準導入另外一個大洋的神奇過程。我觀看了運河建造的歷史，從油管上找到類似內容的視頻，試圖在此做一個介紹，看看我能不能講清楚。

這條運河允許100多萬船隻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來回移動，運送價值達2.5億美元的貨物，為美國經濟帶來大繁榮。然而100多年前，巴拿馬運河是個想都想像不出來的玩意兒。

在巴拿馬開運河，那里有不矮的山丘叢林，氣候炎熱潮濕，更要命的是傳染疾病的蚊蟲，必須克服。35年之久，人們想盡各種辦法，法國人挖通一個全程海平面運河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光有決心是不行的。美國醫生發現蚊子是傳染病的元兇是在19世紀底，好幾年內很多人還不信。美國人去買下那一大片土地，修造運河的工程空前巨大，失敗是不可思議的。

土木工程師John Frank Stevens(1853-1943)在北美設計過高難度的鐵路工程，他的夫人說服他參與了拿馬運河的設計。經過一年半的勘查，Stevens發現有一個難題他無法克服：在巴拿馬，叢林本身是保持土壤的用的，如果把叢林挖掉，土壤遇到雨水就產生泥石流滑坡現象，無論下面有甚麼工程都會被摧毀埋掉。

Stevens的工作團隊遇到將近10次的泥石流滑坡，每次都讓他們挖山修渠的前功盡棄--劈開山坡陸地挖海平面運河行不通，法國人就是這樣失敗的！看來我們必須設法讓船隻翻越陸地過去，也就是設計一條「船閘運河」(lock canal)。

船閘運河昂貴多了，為了能夠開始行動，Stevens必須先說服美國政府批准，允許他徹底改變原來的工程計劃--一個比搬山還難的事。1906年他告訴國會：建造船閘運河要花8年時間，花費$1.5億美金，而從海平面挖河(若能做到)要花18年。從長遠來看，船閘運河能夠節省$1億。結果國會批准了他的計劃，給他8年期限。

Stevens沒有犯錯的餘地，這一工程需要許多不同技巧的人才。如果說海平面運河只是挖土運走，他設計的船閘也要挖，只是比法國人第一次嘗試的少挖40尺，然後要將挖好的兩組船閘(大西洋和太平各一組)灌水，利用船閘內水位的升高或降低，把需要運送的船隻浮起或降落85尺，最後要在兩組船閘之間開拓一個巨大的人造湖，讓船隻可以在海平面以上85尺航行。

為了建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Stevens的團隊需要建造歷史上最大的土壩。他們決定沿著巴拿馬境內Chagres河的一個主要部分來圍壩，很聰明。第一這河能夠幫助他們掌控泥流滑坡，免得把設備摧毀或沖走，第二這河不必再挖甚麼就能夠行船20多英里。

他們只花了幾個月就修好附近的鐵路，運來水泥和工程設備，然而進展仍然緩慢，Stevens擔心自己不能勝任帶領工程，船閘運河可能還是無法建造--他感到壓力好大。偏偏這時羅斯福總統要來視察運河工程進展！政治和媒體表現一齊要求上演，Stevens不善於應對「多管閒事的上司」，負責工程的他簡直要發瘋了。

羅斯福總統視察後兩個月，Stevens寫了一封6頁紙的辭職信，說「這段日子不斷有人質疑我的方法，他們連給我擦鞋都不配...我放棄了幾十萬的收入和家庭時間...」。後來羅斯福總統找到另一人，堅決服從命令不辭職的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將軍，來完成這一艱鉅工程。Goethal是軍校的土木和軍事工程教官。他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帶領完成了大西洋一側的Gaton船閘，以及太平洋一側的Pedro Miguel船閘。

然而到了2012年，太平洋船閘工程又停下來，他們必須等候挖掘預備工程，眼看無法在兩年內完成。Goethal想出辦法，把工人分成兩組，用心理戰術來激勵他們：告訴一邊說，湖那一邊的那群士兵都打不了硬仗，不過我們恐怕還是比不上他們；告訴士兵說，我們的進度落在對面那些平民後面了，他們以為灌水泥肯定比你們快--結果兩邊搞起競賽，加快了工程進度。

最後一道工程是組裝三組船閘的大鐵門，這些大鐵門是在其它地方按設計製造運來的、到位之後是靠水壓關嚴船閘。

工程於1913年10月完工，比預期提前兩年。新的總統Woodrow Wilson在華盛頓特區按下一個按鈕，炸掉最後一個陸地切口中的Gamboa堤壩，Gaton水庫立即開始灌水，建立起51英里長、1000尺寬的水道。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巴拿馬打通兩大洋的夢想終於成真。

1914年8月，第一隻大船通過運河，標誌著運河工程的正式結束。

AI聊天提供信息

這幾天乘坐遊輪，由於是第一次，不免對很多事情好奇。前兩天上網有問題，今天終於可以搜索答案。現在各種瀏覽器都提供智能機器人聊天，搜索信息很方便。微軟瀏覽器提供的用戶智能夥伴是Copilot，還把它的資料來源列給你。

輪船上的廁所沖一次用很少的水，要按讚。輪船攜帶淡水的數量顯然有限，有時航行兩、三天才靠港一次，一、兩千人的供水不成問題嗎？先問：「輪船上的廢水是如何處理的？」--我估計不是直接倒入海中。

前次我用中文發問，被告知用英文比較好，可能是翻譯軟件還沒有開發得那麼好，所以我用英文發問，答案我翻譯給你：

遊輪擁有先進的廢水管理系統，希望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處理廢水簡要說來有4種方法：

一是廢水處理：現代遊輪都配備了船上水處理工廠，在把廢水排放到海裡之前將水進行處理，包括過濾、氯化和紫外線消毒等等過程，以去除有害物質。

二是利用「逆滲透」過程，把海水轉化為船上使用的淡水--這顯然解決輪船攜帶淡水的問題。然後，用過的廢水經過上述處理，即可以安全地排入海洋。

三是將處理後分離出來的固體廢物壓縮，以最小的空間儲存起來。不同類型的廢棄物是分開存放的，以便回收或妥善處置。

四是遊輪必須遵守國際和當地各種法規，例如《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這個公約為海上廢棄物管理和處置規定了標準。

上述這些措施幫助遊輪進行可持續、負責任地運營，保護海洋環境。

不錯。可很多遊輪不是「現代」遊輪嘛。那麼下一個問題，有多少船是不按這些規定，或沒有這些先進技術來處理廢水呢？我問的是一個百分數。

Copilot的回答是：不符合法規船舶的確切百分比很難確定，因為可能會因地區、船舶類型和相關特定法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然而，有個機構叫作港口國監督(PSC)，專門在各國港口對外國船舶進行監督和檢查，是確保船隻合規的關鍵措施。據說檢查期間發現許多船舶有缺陷，部分船舶被扣留，不解決問題不放行。

2022年，PSC發布一份貨船評估報告，總共2萬多艘濕貨船(指運送的貨物是液體，包括化學品/石油、天然氣和石油產品)接受了風險評估，這些船的運載能力總共為1,144百萬載重噸(DWT)。

PSC查核船隻設備狀況，確保符合國際規定的機構。PSC官員上船檢查分為四類：初步觀察；比較詳細的檢查；擴大審核範圍的調查；集中檢查活動。在業內，大家都知道某些特定的不良條件會引起某些問題，因此需要進行比較詳細的檢查。

以上是從前一個問題所列出的註腳文件讀到的--我關注的只是遊輪廢水排放--比起那些濕貨船，也許不是最大的環境污染危險。

昨天和幾個講華語的遊客提起舊金山的犯罪率，社交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但我記得舊金山犯罪率比起其他大都市來並不算高，於是打算把數據找出來。Copilot立即列出美國犯罪率最高的一些大都市，每十萬人有上千起暴力犯罪，資料來源是Statista數據網站，然而舊金山沒有列在其中。

仔細看，那是2020年的數據，是不是2023年舊金山的犯罪率提高了呢？查問舊金山的有關數據，有個San Francisco Standard(似乎是個媒體網頁)說舊金山犯罪率全國居高，2023年每千人就有67人。哇，換算成每十萬人的犯罪率，那不是6700起暴力罪案嗎？可是Statista給的2023年全美50個大都市犯罪數據仍然不列舊金山。

請Copilot幫我找直接比較的數據，果然我的懷疑是對的--舊金山的暴力犯罪率每十萬人670人，是其它一些都市的一半！數據來源是FBI的紀錄。(加州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是Stockton和Bakerfield，進入了全國前50名。)

看來Statista網站的數據可靠，瀏覽一下，他們正在開發一個人工智能研究專欄，裡面有些話題很有趣，其中一個Demo例子是關於美國赤字。細看，網頁有個免責聲明：「我們的AI可能會搞錯，請檢查重要信息。」

點進去看：請解釋美國經濟在未來幾年內最大的威脅。政府債務對於投資人是一個危險嗎？

也許因為提問視角是股份投資，回答沒談平民百姓所關心的物價、房價通漲問題，而是：赤字達到the debt ceiling的確是美國前面最大的經濟威脅，引起失業、股市下跌、借貸費用增加。

這「debt ceiling」是甚麼？沒有定義--不會是國會每年為政府確定的預算吧？因為政府花銷超過預算並不會直接引起失業等等--除非是有人故意玩弄政治、威脅關閉政府部門好像拜登治下的在野共和黨。

這個Demo列出幾點事實：政府債務的確是一種投資風險，因為高債務向金融市場發出高債務違約的危險的信號--像有些國家的債務與國民總產值(GDP)比例太大；然而美國的債務(目前是$72.4兆)與GDP比例雖然很高，它的政府債券仍然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之一。...

後面指出拜登政府也增加了赤字等等。說到底，看來買美國政府債券基金的風險還是不大。不過我搜索互聯網，美債總額目前是$31.4兆，不是$72.4兆。結論：這個Demo是假的哈哈！至少，新開發的「AI研究」尚未成功提供真實可靠答案--不需要迷信。

允許小孩對尼古丁好奇？

The MAGA wing of Supreme Court may side on Monday with the vaping industry marketing nicotine products to kids with candy and cookie flavors, a position that will be supported by Trump's head of HHS, RFK Jr. who is an admitted former heroin addict.



你認為兒童和青少年不應該吸電子煙，所以反對把那些產品添加水果、餅乾、草莓等等氣味出售嗎？那麼你大概贊同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政策。不過呢，最近最高法院正要聽取一個案子，挑戰FDA這個政策。

FDA屬於保健部門HHS管轄，而這些部門很快就要換屆，因為川普上台了，他要撤銷很多規章，把他所提名的HHS領導小肯尼迪也拉進來。目前代表政府在法院爭辯的， 是拜登政府副檢察長Elizabeth Prelogar，而她再過兩個月也會卸任，職位被川普所任命的John Sauer取代。

菸草公司的遊說能力強大，他們說FDA不該禁止推銷新鮮口味的煙草產品，人們自我禁煙就行了。目前的最高法庭，如果按照它原本的斷案風格，應該會推翻第五巡迴上訴法庭(一個極右佔絕大多數的法庭)來的緊急案件，判FDA有權按自己的規章禁止損害兒童的推銷。但最高法院這兩年變質，沒人知道它對此事的立場了。

現在的電子煙中含有更多而不是較少的尼古丁，研究發現害處很大。但右翼喜歡在第五巡迴上訴法庭所管轄的區域發起訴訟，上訴時得到同情，原告不服就上訴到最高法院。現在的右翼多數派豁免川普一切刑事犯罪。他們會推翻FDA政策，變成支持大型煙草公司了嗎？拭目以待。

讓人擔憂的是，最高法院夏天推翻了一個Chevron裁決先例--那個1984年的裁決是：在聯邦法律含糊時，各級法院要把事情交給專業機構去決定--現在最高法院認為它可以自行裁定了。FDA是聯邦專業機構，管理很多大法官們不太懂的事務，現在他們認為可以決定FDA如何設立食品藥物政策，甚至淨水、核放射和其它污染規定了嗎？

保守派和MAGA向來表示討厭這些規章，貶為沒必要的「官僚」監測步驟，最好取消那些權力過大、發號施令的機構。現在FDA阻止向孩子們推銷尼古丁產品的案子來到最高法院並非偶然，Chevron裁決被推翻讓其它受監管的行業膽子變大了，何不聲稱FDA是管得過寬了？

你或許可以想像得到，那些電子煙製造商在法庭上爭論，說孩子們雖然喜歡那些氣味，他們並不是向兒童推銷啊等等。聯邦得副監察長會說，這麼做危及公共健康和兒童健康，FDA負責監管菸草生產和推銷，所以有責任和權力禁止一定做法。但第五巡迴上訴法庭的10名法官中，有6名贊成取消FDA禁令，不介意孩子們聽聞這些煙草產品都去嘗試。

當然，允許推銷不等於孩子們都會去嘗試，特別是如果對小學生的癮疾教育搞得成功。Leagal AF頻道的法律主播Michael Popok正在密切注意這個案子。他不知道那幾名保守派的大法官是否都會站在煙草公司一邊--他會去聽，然後繼續報告給聽眾。

投票不為自己的利益？

Ashton在美國和德國生活、學習和工作過，喜歡觀察、研究社區和比較。她擁有人文地理博士學位，原先是教師和建築歷史學家，現在油管上透過一個移民的視角，解釋分享世界上各種社會現象，從宏觀經濟學到微觀城市主義。

我聽了一段她關於美國這次選舉的評論，主要是為歐洲人解釋美國現象，覺得挺有趣，於是把大致內容寫下來。



國際上對於美國大選都很關注，認為這不光是美國的事務。Ashton住在徳國，德國人特別關注，對美國總統候選人搞很多分析。現在選舉結果已出來，大家只剩下一個反覆問的問題。

德國的社會和文化模式和大多數西歐國家一樣，叫做「社會民主」：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日常生活的基礎，強大的工會(聲音)，政府所支持的退休金制度，全民的公共保健服務系統，免費的大學和職業技校，小(聲)的宗教信仰，大(量)的社會安全網支付等等，德國人普遍認為具備這些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特別重要。

可是川普堅決反對上述這一切政策，德國人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美國選民似乎不顧自己的利益，要選川普呢？這個問題不光是歐洲人問，美國人自己也互相問這個問題。

那些投川普票的工人階級支持他，可他希望砍掉醫保或取消其它商業規章的政策，是直接損害他們自身利益的。而教育程度和薪資較高的專業人員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儘管川普的減稅政策可能讓他們口袋中多剩幾塊錢，他們不支持他。

現在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凡認為自己關心民生大事的美國人恐怕都覺得困惑，很多人覺得美國兩大政黨的立場距離中間溫和派越來越遠了。Ashton這樣解釋美國的兩黨鴻溝問題：

她說美國選民投票時的確不怎麼考慮自己的具體利益，而是過於注意那個黨派標誌R或D，就是對那個代表共和黨、民主黨的意識型態進行抽象表態。她說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們研究發現「特別有趣」。

比如他們想要知道，當川普選民知道果然要施行對自己不利的稅務政策時，也就是減稅和減少公共福利，他們是否會減少對川普的支持。結果他們基本上不動搖，有些人把減稅政策的重要次序降低一點而已--要減少利益不協調感。

我們大家都喜歡相信自己是獨立思考自由做主的選民，但數據告訴我們並非如此。美國選民越來越傾向於黨派化，也就是向一個黨看齊。很少人改變自己所屬黨派，越來越少的人在選票上因為政見而選當地不同黨派的人，如同荷蘭、法國、徳國、瑞士的選民那樣--美國人所謂的「獨立」和「自主」實際上已被所支持的黨派觀點取代。(無論左派右派)很多人只是否認自己已經黨派化而已--承認了不是等於承認自己有偏見？

總結來看，Ashton說，美國選民有點像原始部落，在政治分歧中各族都盲目效忠自己山頭的首領，效忠的好處是換來安全歸屬，好像個身分牌，而不代表個人思想。美國有兩大政黨，於是很容易分為「我們」和「他們」的區別--他們道義上有問題，而我們是高尚正義的等等。

由於政治山頭與自己身分人格聯繫起來，所以美國的一切政治紛爭都容易讓人感情用事，並降格為為憤怒和敵意。雖然我們徳國這裏也有政治激情很高的人，但政治話題不會令人情緒化，而不少美國人現在對哪位候選人上台非常地牽腸掛肚，激動掉淚或起來暴動等等，甚至和政策變化也沒有太大關係，和異端派別的信眾忠於自己頭目差不多了。

然而事態原先不是這樣的。1950年代人們的政治傾向是混合的。雖然艾森豪威爾最後是做為共和黨人當選總統，但民主黨人也推選他，所以他以壓倒多數勝選，和他實際屬於哪個黨派無關。

然而到了1960年代，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很多黑人成為支持民主黨的選民，是因為民主黨人推動這兩條政策法案，而很多共和黨人反對種族融合(合校讀書與乘公車等等)。1980年代，許多保守的基督徒與商務業界利益一致，支持共和黨，而以廣播媒體和互聯網為中心的社會，則推出黨派話題，加劇了黨派分裂，結果社會逐漸變得以黨派來象徵這些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教派崇拜形式啦，看不同的媒體啦...而未必代表選民支持不同的政策。

美國人投票不為自己利益的最後一個理由，是那種特別的優越感，不認為別的國家哪些地方比美國強。特別是那些從來沒有去過其它國家的人，總以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歐洲人對此感到真的很諷刺。

是的，蘇聯垮台後，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超級大國，金融上、軍事上我們全都靠自己成功站起來。總之，American exceptionism是一種美國人故有的政治觀點，與西歐(甚至加拿大)人民的觀點不同。

政府應該在百姓生活中有多大角色，比如醫療保健服務是否應該受政府監管和人人有份啦，大家是否都該有機會得到廉價或免費的高等教育啦，保證工人的能夠休產假或得到工會所保護的失業保障啦，保護公共環境不受污染啦，不准顧客受到金融或商業欺詐啦，這些一般都被視為與每個人的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但要求政府有足夠的權力才能夠提供。

可惜很多美國人不這麼認為，反而把政府保護底層人民的功能貶為保母國家，或叫做「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會毀壞「美國夢」--意思是每個美國人本來都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工作，成為小康。(但我們知道有30%的美國人實現美國夢的條件相當差，而他們需要救濟時就受到貶斥。)

於是乎儘管共和黨人比較為資本家和大企業財團牟利益，低收入的白人還是比較願意投共和黨的票。其實，Ashton認為投票時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注意某種「社會因素」，未必是道德比較高尚。哦，你相信富人不必納太多稅是應該的，他們(精英)的努力應該得到回報，而貧困人遭災難或接受救濟一定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或有甚麼錯，是嗎？

華盛頓特區有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倡議智庫(CAP)的調查發現，60%的共和黨人同意「人們陷於貧困是因為他們做錯誤決定或缺乏雄心」的說法。皮尤調研中心2020年有另一項報告，提到人們貧窮的原因，相信「他們工作不像大多數其他人那麼賣力」。

在2024年的美國選民問卷中，這個看法跨越種族。如圖所示，藍色代表選賀錦麗的人，紅色代表選川普的人，你看到只有家庭收入從3萬到10萬之間(共48%)的人群中，以支持共和黨的居多(52%)，而這個收入範圍的家庭是最有可能得到各種補助的。看來，把工薪階級和生活困難的工薪階級區別開來，有助於把一批人道德化，讓他們另眼看待福利政策。

別忘了，美國人生活在某種泡泡裡：地理上他們只和兩個國家交界，除非你住在邊境州，基本上不和外國人有文化和商務交往，因而無法了解甚麼是「社會市場經濟(又稱社會資本主義)」--一種讓國家來調節市場經濟，在市場有序競爭的同時，強調社會責任，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從心理上，除非你親自體驗社會市場經濟的好處，你不會明白它會提供你甚麼好處。

Ashton說，大多數美國人不怎麼看外交關係方面的新聞，不那麼了解國際大事。一天24小時，你或許花1小時瀏覽一下新聞，但德國人瞭解美國的程度可能遠超過你了解其它國家的情況，比如選舉等等。為此，Ashton專門建立一個油管頻道，做為一個對話交流的平台。

各州人口平均壽命的差別

按照最新的數據，美國人均壽命是77.5歲，然而，平均壽命在各州的差別很大，反映出醫療保健、生活方式、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

《新聞週刊》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繪製了各州壽命的地圖。顏色越深的州，人均壽命越長。

我們看到夏威夷是全國最長的，80.7歲(放在圖下方的一個深色島嶼群)。夏威夷人患肥胖症的幾率只有25%，算是肥胖症最少的州之一。

相比之下，密西西比的預期壽命最低，71.9歲(圖中幾乎白色的一塊區域)。密西西比面臨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其中肥胖率高達39.1%，屬於全國最高的州之一。

其他人均壽命較高的州包括加州和明尼蘇達州，分別是79.0歲和79.1歲，而華盛頓州是79.2歲。而在慢性病發病率較高和醫療保健質量較差的州，人均壽命較低：西維吉尼亞和阿拉巴馬都是74.9歲、肯塔基州75.1歲等等。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指出，人均壽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遺傳、環境、以及獲得良好醫療保健的機會。

布朗大學醫學教授Ira Wilson博士告訴《新聞週刊》，各州之間的差異有一系列原因，可能會讓人驚訝。他說：「遠遠超出醫療保健範圍的社會和經濟因素驅動了這些差別--也就是歷史和收入水平。...加上低品質的健康和醫療基礎設施這些因素，人均壽命就受到雙重打擊。」

Wilson教授指出，將美國最貧窮的州與其他州進行比較，你可以看到各種相關的結果--你看看吸菸率、肥胖率；兒童死亡率，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相關的，並且可能是由歷史、社會結構、經濟因素和健康因素共同驅動的。

中國害怕貿易戰嗎？

本文內容取自CNN的電子通訊文章：China is armed and ready for trade war 2.0，記者劉林報導，她認為中國不怕川普再搞貿易戰。我不太同意，因為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知道，幫助許多窮困省份和地區脫貧進入生活消費，似乎從來不是中國經濟政策的著眼點，不然中國的消費市場早就擴大了，不會等到現在才開發。

2018年夏天，當時的川普總統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經濟正蓬勃發展。有人甚至相信它可能很快就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現在，川普揚言要再次打響貿易戰，而那個曾經看似強大的國家，現在面對自己的房地產、債務和通貨緊縮挑戰，似乎尚未準備好迎接另一場戰鬥。

沒錯，表面看上去是這樣。但是，中國領導層已對川普的行事方式有了解，他們能夠比較好地應對。川普承諾向中國徵收高達60%關稅，是否真正兑現恐怕還是個問題--即使兑現，中國能夠藉著貿易多元化、有針對性地報復美國企業、和支持國內消費相結合來應對。

《大西洋報》理事會高級研究員Dexter Roberts說：「為了可能再次與美國打貿易戰，中國已經準備了很久，與美國做生意的重要性與比從前差多了。」他是《貿易戰》通訊的寫手之一。

Roberts這麼說的部分原因是：在拜登總統領導下，第一次貿易戰持續不斷，中國企業已在積極減少對美國貿易的依賴。這在貿易數據中顯而易見，而且速度驚人。

2022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創下歷史新高。然而美國商務部稱，2023年墨西哥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國，而中國去年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 20%。(圖片顯示連雲港口的中國車輛出口盛況。)

Matthews Asia是一家擅長亞洲投資的諮詢公司。它的數據顯示，中國貨物在2000年向七國集團(G7)的富裕國家的出口佔48%，而去年只有30%。難怪儘管對美國的出口量減少，中國在全球出口貿易中所佔的份額目前是14%，比川普第一次徵收關稅之前的13%還多。

中國在周五的新聞發布會上，國際貿易談判代表王受文對記者表示，中國能夠化解和抵禦對外貿易的衝擊。這次他們的報復手段大概不是拋售美國國債或大幅貶值人民幣等等，因為那些戲劇性措施沒有用。

美國智庫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的經濟部高級主管Liza Tobin說，北京這次對貿易戰的反應可能會比較有針對性和不對稱：「他們已在擠壓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可能會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選擇他們原本就想將其趕出中國市場的目標。」

今年9月，北京說他們正在調查時尚零售商PVH Corp拒絕從新疆地區採購棉花一事，因北京受到指控在新疆廣泛地侵犯人權。他們的調查可能會導致對一家在中國有重大商業利益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

去年，中國警方突襲搜查了美國管理顧問Bain公司的上海辦事處，引起美國商界的廣泛警惕。之後不久，中國官方媒體透露，安全部門還突襲搜查了Capvision(凱盛)國際顧問公司的多個辦公室。凱盛的總部是在上海和紐約。

經濟學家表示，比起出售所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庫券，對美國在華企業或農業進行報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為美國國庫券市場大、流動性強、不乏買家，出售它們恐怕也損害北京自身的利益。人民幣貶值可能有助於中國出口，但要付出各種代價，經濟分析師也認為此舉不太可能。

英國投資服務公司InTouch Markets的高級分析師Sean Callow指出，2015年8月的人民幣突然貶值導致股市動盪。最近中國政府希望增強國內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並向世界展示中國是個有投資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國還希望各國央行儲備管理人員把人民幣視為美元的可靠替代品，特別是那些自2022年以來因美歐凍結俄羅斯資產而感到不安的人。

中國並不是川普打算加徵關稅的唯一目標，他提議對所有進口商品都徵收10%至20%的關稅，這比目前的2%平均關稅甚至零關稅大幅提高。他還提出對墨西哥造的汽車，或從美國遷移到墨西哥的其它公司產品，都徵收100%或200%的關稅。

若果真如此實行，一些經濟學家算出，60%的關稅可能會使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降低一半。根據美國Peterson經濟研究所的另一項分析，川普的關稅提案也會讓美國普通家庭每年損失超過$2,600美元。

然而中國是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如果處理得當，也能夠擁有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經濟學家認為，北京對關稅的最佳回應是恢復中國企業家對本國的信心，整頓自己的內部秩序。因為中國企業家提供城市就業的90%，並且最具創新力。這會提振消費者信心，從而帶動國內消費，減輕美國出口疲軟的衝擊。

但是上個月，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宣布，7月至9月經濟進一步放緩，部分原因是房地產市場持續存在的問題，消費疲軟，中國經濟目前面對一系列問題。經過一個夏季的慘淡數據之後，9月底習近平終於決定實施急需的刺激計劃，其中主要是降低利率和購房首付的門檻。這些舉措現在看上去不太管用。

澳洲Macquarie銀行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Larry Hu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中國更大的舉措可能要等到川普一月份上任後，估計他會很快宣布新的關稅：「如果出口崩潰，政策制定者別無選擇，只能加大刺激措施力度，而住房政策將成為關注的重點。然而歷史表明，北京傾向於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反應...而不是先發制人。」

這位專家認為中國還有甚麼更大的刺激措施至今還沒有拿出來？比如住房，怎樣能夠動員大眾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蓋造更多的房、買房賺錢呢？我的頭腦有限，想不出來--您在甚麼條件下會去中國買房？

美國並非基督教國家

本文內容取自英國基督徒Duncan Pile在Patheos信仰論壇上寫的一篇文章，他主要是談論歷史，供你參考。

很多人都在談論美國(曾)是個基督教國家，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開國元勳都是基督徒嗎？不是。

James Madison是第四屆美國總統，起草美國憲法的開國元勳之一。他在1803年寫信，反對使用政府土地建造教堂：「政教分離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永遠離開那片幾個世紀以來衝突不止的血淋淋歐洲大地。」

Madison認為這是共和國核心共識的一部分。他認為在歐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已經互相殘殺了幾個世紀，都想利用政府權力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於人，而美國是做一次勇敢而獨特的嘗試，目的是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國家。

Pile一直欽佩那些美國開國元勳的遠見，並且覺得現代的基督教(白人)國家主義者是背叛了那些開國元勳的期望。第三屆美國總統Thomas Jefferson當時也有不少話評論政教分離，他有一封信寫給Danbury浸信教會，認為「全體美國人民宣布立法，不建樹或限制任何宗教信仰」很好，保證了所有人的自由。

Jefferson是一位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者，認為所有生活領域，包括宗教，都應該以理性治理。或許他一生中最激烈的鬥爭，就是解決維吉尼亞州的宗教衝突，最終導致1786年《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的通過。

Jefferson 1821年出版的自傳中記著，在獨立戰爭之前，維吉尼亞正式承認英國國教--一個嚴厲迫害長老會和浸信會的宗派。這讓Jefferson極其揪心，他為此做了長期的艱苦鬥爭，通過《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是他的三大成就之一(另外兩項是簽署《獨立宣言》和成立維吉尼亞大學)，要求刻在所有紀念他的碑上。

《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最初叫作第82號法案，是Madison倡導的，而Jefferson在巴黎以美國政府官員身份任職，焦急地等著結果。這項重要法案的文本中有：

「Almighty God hath created the mind free, that all attempts to influence it by temporal punishments, or burthens, or by civil incapacitations, tend only to beget habits of hypocrisy and meanness, and are a departure from the plan of the holy author of our religion, who being lord both of body and mind, yet chose not to propagate it by coercions on either, as was in his Almighty power to do.」意思是上帝並不強迫我們信某一宗派，政府也不該用政治手段強迫人。

「…that the impious presumption of legislators and rulers,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who, being themselves but fallible and uninspired men, have assumed dominion over the faith of others, setting up their own opinions and modes of thinking as the only true and infallible, and as such endeavoring to impose them on others, hath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false religions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rough all time: That to compel a man to furnish contributions of mon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he disbelieves is sinful and tyrannical.」

簡而言之，Jefferson說了兩件事：首先，任何人都不應聲稱自己擁有唯一無誤的信仰，或假設自己的無誤信仰可以凌駕於其它信仰之上。其次，利用稅收來資助某一宗教是專制而有罪的。顯然，美國白人的基督教國家主義觀念明顯偏愛一個宗教過於其它宗教，這藐視了開國元勳最珍視的原則。

下面說說美國的Pledge of Allegiance(效忠誓言)，曾為了政治目的而被更改過。效忠誓言是1892年8月由社會主義者、浸信會牧師Francis Bellamy撰寫的，發表在《青年伴侶》雜誌上，目的是供任何國家的公民使用，而不僅僅是美國的公民。

因此，這一誓言並非針對美國，目的是讓人做一個團結的宣言，無論你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所以，原始版本中連提都沒有提到上帝，旗也沒有提到是哪國的：「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1954年，為了回應當時的「共產主義威脅」(是為某個政治議程而服務)，艾森豪威爾總統鼓勵國會改動效忠誓言，添加「under God」，從而製定了現在美國公民所背誦的誓言：「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大多數美國公民恐怕都不知道這是個比較新的改動，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了這一誓言的團結初衷。因為加了「在上帝之下」就給人一種錯誤印象，以為美國是個擁有共同信仰的基督教國家。這一誤解至今還用來忽略少數族裔、持其它信仰的人、和無神論者。

當年國父們為宗教自由而立法，避免政府支持任何宗派鬥爭。現在，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佔人口32%的多種信仰、不可知論和無神論者。認為宗教自由只屬於基督教世界的想法很瘋狂，因為個人宗教自由的核心是眾人都有自由，而不是強迫任何人接受某派教條。

其實最初的誓言很美，強調無論甚麼信仰和政治派別，大家都可以擁有共和國的團結，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和公正待遇，而不僅是基督徒和資本家才有。美國最初的理想也很美，甚至是非凡的--開國元勳們脫離基督教國家主義和暴力的框架，建立一套能夠使國家繁榮發展的原則。

Duncan認為，當今推動宗教右翼的基督教國家主義視野狹隘，與這個偉大國家最初的碩果相比，好像枯萎的梅干。

關於基督教國家主義，耶穌有甚麼教導？他不贊成使用暴力和威脅，反而要求彼得收起刀劍(馬太26章)；對羅馬政府官員說「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約翰18章)--耶穌的國度不是靠著奪取權力而征服世界。

美國的保守派基督徒以為能靠著立法、政治、甚至暴力來強行推廣他們的信仰(比如胚胎有出生權利)，是不能擴展上帝國度的，反而違背上帝博愛指向所有人的宗旨。

說到底，基督教國家主義不僅冒犯了偉大美利堅的建國原則，也背叛了耶穌的教導。基督教國家主義自身已成為偶像，取代了復活的主。

民選的專制領袖上台

Gábor Scheiring是一位匈牙利的政治經濟學家，又匈牙利議會的議員。他日前在《政客》新聞網(Politico)上撰寫關於美國大選的評論，或許美國人可以從匈牙利學一點經驗。下面是他的文章內容。

許多人以為川普在當了一屆總統後就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可現在他回來了--美國即將第二次被右翼民粹主義者統治。這一次川普的目標是重塑美國政府，增強自己的權力。

Scheiring博士說，川普並不是第一個嘗試藉現代右翼民粹主義東風上台的人，他遵循的是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歐爾班)的劇本。Scheiring經歷過歐爾班的權力攫取，從那時起就一直在研究民粹主義。他覺得自己學到的東西可能對於川普的政治對手有幫助，或許更了解川普如何獲勝，以及他們能夠如何反擊。

他說首先大家要明白，民粹主義對民主的威脅並不是從外部來的。現代的獨裁專制政權大多是藉選舉上台的--也就是說，這些政權是在民主體系內部建立的。歐爾班就是如此成功的，他也激勵了其他獨裁專制者。美國的極端保守派一直都在關注，班農把歐爾班叫作「川普之前的川普」。當選的副總統萬斯也說「我們可以在美國學他」。

歐爾班的奪權程序運行在兩個組件上--暫且稱為硬件和軟件。民粹主義的硬件由被劫持的政府機構組成，而軟件是民粹主義的論點和敘事，來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和同意。拆除硬件需要先擊敗軟件。

擊敗民粹主義的敘事並不容易，因為民粹主義的對立面是精英主義，沒有那麼吸引人。通常下列說法幫助創建民粹主義的敘事：

• 是民間的局外人。打破成文和不成文規範是民粹主義工具箱中的標準表演元素，把民粹主義領導人打造成不受自由開放精英派的尊重、平易近人的局外人形象。川普的局外人的行為，包括在白宮訂購漢堡，以及到麥當勞做服務表演，都是象徵性地與工人階級認同。
• 反精英主義。升級文化戰，以減少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歐爾班通過立法來打擊大學教育工作，萬斯也宣稱大學是毒害年輕一代的「敵人」，還說歐爾班在匈牙利的做法成功應對了左翼對大學的治理。
• 反移民。川普大談反移民，並揚言要驅逐幾百萬「非法」移民。對移民的敵意是極右派最喜歡的話題。民粹主義者說西方是因「自由主義病毒」而衰退，並在全球文明競爭中失敗。這些說法特別有效，引發對歷史上的少數群體和種族(而不僅僅是新移民)的藐視和恐懼。
• 經濟上的本國主義。無論是氣候變遷政策還是自由貿易協定，自由主義和中間派經濟政策頻繁地成為出氣筒。川普喜歡講關稅和貿易戰對付中國，反映出歐爾班那種反對經濟全球化的做法。歐爾班的經濟本國主義政策在匈牙利的影響很有限，但它對於得到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支持至關重要，不然其實是挺失敗的。

經濟本國主義是民粹主義軟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反對極右翼的人經常忽視。西方經濟學家在1990年代將東歐作為新自由主義實驗室，這使大量中下層人民和工人階級疏遠了中左翼政黨，因為他們經常支持這些自由開放的政策。在美國，民主黨也有類似的大幅轉變，倡導跨性人的權利等等，降低了美國勞工階級的支持。

右翼民粹分子的經濟本國主義說詞，頌揚的是財富創造者，而貶損的是福利接受者，這就引起了重視努力工作的工人階級選民共鳴。富豪和億萬富翁和工薪階級都成了勤奮的價值創造者，而不是「懶惰的官僚」和「福利騙子」。

從本質上講，有些說詞帶著種族或本土主義思想內涵，而這些用語包裹了經濟外層，讓許多聽到的人忽略種族歧視的意味，只對經濟訊息做出反應。所以，支持川普的人有一些是種族主義者，但很多人不是，不能貼同一個標籤。實際上，成功的極右分子常常能夠把許多對政府失望的人凝結在一起。

Scheiring博士說，當經濟不滿和文化怨恨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允許獨裁專制者採取一切他說是必要的措施來改變體制硬件。這些過程步驟大多是漸進的，甚至單獨看上去有道理，但是打下基礎讓專制分子和他的政黨能夠永久掌權。Scheiring博士把它們列在這裡：

• 強化總統權力。歐爾班在擔任了一屆總理後，2002年下台，他當即決心在下一次大大加強對權力的控制。川普和他類似，搞了一個臭名昭著的「2025項目」。編寫計劃的傳統基金會主席Kevin Roberts說匈牙利是「保守治國的典範」，他用的藍圖和歐爾班的計劃很類似--消除「行政國家」的自由主義影響並加強總統權力等等。川普提名的一些內閣人士給人看到，他會清除對自己不忠的官員，並試圖控制美聯儲、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等機構。
• 控制聯邦司法部門和影響司法部門的運作。現在共和黨已經基本控制了最高法院，川普任何新任命的官員都會努力鞏固保守派在幾十年內的多數地位。川普也公開說他打算解僱那些拒絕聽從他命令的律師，萬斯甚至提到乾脆不服從司法當局。
• 改變選舉章程。操縱選舉規則和選區邊界以造福執政黨是歐爾班從美國引進的策略。在國會，共和黨人提出了一項影響深遠的立法，可能允許共和黨人在未來的選舉週期中扭轉選舉進程，使其對自己有利。
• 控制媒體。歐爾班靠集中宣傳、市場壓力和忠誠的億萬富翁，鞏固了對媒體的控制。在美國，除了默多克的強大宣傳帝國之外，最近也看到友好大亨們對媒體的影響力。Musk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他利用推特轉型的X來支持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現在要從與川普的關係中獲益。這和歐爾班與他本國億萬富翁建立強大聯盟一樣，相互保護和支持。川普還計劃減稅、放鬆商務監管和擴大能源生產等等。
• 牢牢控制政黨。正如歐爾班用忠誠的局外人取代主流領導人，川普接管共和黨時也拉攏了茶黨的大部分成員。川普的團隊把主要盟友放在重要競選崗位，任命他的媳婦為全國黨代表大會主席，並驅逐許多建制派工作人員。他目前任命內閣行政職務都不看資歷，也是為了讓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屈服於他的意願。

面對這些正在陸續發生的體制改變，反對專制、提倡民主協商的美國人有甚麼對策嗎？還有一線希望。川普這一屆任期對許多人來說會很痛苦，但民主侵蝕不太可能很快達到匈牙利的水平。這是因為美國的政治體系比較健全，民主黨和民主活動人士還有一個採取行動的窗口。

然而壞消息是，民主協商派對於打擊右翼民粹主義的最佳方式尚未達成共識。歐洲民粹主義的故事提供了什麼見解呢？Scheiring博士列出主要的三種抵抗方式。

第一種是法庭訴訟。如果存在違反憲法原則的事情，司法系統應該是第一道防線。然而這種民選上台的專制政權往往在法律範圍內運作，難以挑戰。迄今為止，歐洲法院對歐爾班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對民粹主義者的訴訟或法律限制也往往適得其反，在民眾眼中提升他們針對體系的局外人形象，正如川普抹黑針對他的刑事案件時所表明的。Scheiring博士認為反對右翼民粹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性的。

第二種抵抗是媒體。爭取媒體的多元化和獨立性特別重要。調查性質的新聞報導有幫助，但它往往好像在勸人相信，我們需要有新聞管道和媒體機構將資訊傳播到由極右新聞來源主導的非大都會地區。如果新右派比自由派更深入地融入社交媒體，持自由主義思想的億萬富翁不應該像在匈牙利的那樣袖手旁觀。我們這些支持民主的人不能任由Elon Musk和幾個出名的媒體人士控制公共輿論。進步派媒體影響人士該入場和發文了，這是一場需要得勝的輿論之戰。

第三種是競選全國各州各都市的各種職位席位。這是反對獨裁專制所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即使在土耳其或匈牙利等強硬的非自由政權體中，自由派的城市也是與公民互動的管道，能夠提供組織資源，並提出新的治理願景。

總而言之，對抗民粹主義權力結構需要先擊敗民粹主義敘事——反民粹主義中心不能輸掉這場戰鬥。匈牙利曾經強大的左翼自由主義菁英消亡，現在完全被右翼壓倒，這應該成為一個嚴厲的警告，把我們引到最重要的課題：民主黨內部調整。

為了贏得反獨裁專制的鬥爭，Scheiring博士說，最重要的是民主黨必須與工人階級重新建立聯繫，以維護自由制度。單靠受過教育的溫和郊區居民是不夠獲得選舉多數的。具體要做的，

首先，這意味著建立新的並加強現有的地方組織結構，特別是工會。動員激發基層活力至關重要，然而，不能只注意號召目前的工會，乃要動員其他的一般公民。匈牙利社會最受動員的部分往往關注媒體自由或民主，但一般公民的首要關注點是在選舉之外，必須關注他們認為重要的議題--生活、醫療、教育費用等等。

其次，政黨融資應從企業菁英轉向小額捐贈。美國民主黨已經擁有強大的小額捐款者基礎，但它需要成長。防止民主黨被菁英奪取，也推動民眾所要求的改革--資本家往往反對這些改革。民主黨若能擺脫菁英的束縛，才能夠談論重要的改革大事，諸如中產階級衰落或不平等問題。

第三，致力於左翼民粹的經濟政策。諸如打破藥品對醫療系統的束縛、對抗通貨膨脹、提高最低工資等等，是克服美國高低收入鴻溝的關鍵。如果實施得當，左翼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將在搖擺州發揮作用並受到歡迎，甚至右傾選民中也會擁護，將讓民主黨重拾支持基層工人的誠意。

第四，學習象徵性的階級政治。大多數美國人空閒時會去麥當勞而不去歌劇院。民主黨人必須學會擺脫居高臨下知識分子的印象，並學會重視工人階級。民主黨人需要接受平凡，腳踏實地，這會激發你對公義和民主變革的嚮往。

匈牙利的重要教訓：你無法藉著談論民主來捍衛民主，而要藉著保護人民來捍衛民主--只有為人民服務的民主才是可持續的。

飲用水中的化學物質

根據NBC新聞網的報導，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民用自來水中含有一種以前未鑑定出來的化學副產品。一些科學家現在擔心並積極調查這種化學物質是否有害。

這種新發現的物質叫作「氯硝酰胺離子」，是用氯胺進行水處理時產生的。氯胺由氯和氨混合而成，通常在市政水處理系統中用來殺死病毒和細菌。研究人員早在40年前就知道這種副產物的存在，但由於分析技術跟不上，直到現在才發現--科學家終於能夠確定這種化學物質的結構。

要想確定氯硝酰胺陰離子是否沒有危險，可能需要幾年時間。研究人員最近在《科學》雜誌上報告了他們的發現，部分原因是為了激發這方面的研究。目前，他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種化合物有危險，但它與其他令人擔憂的化學物質有相似之處，所以值得仔細審查，因為它已被廣泛檢測到。

與其他有毒分子有相似之處，這不是危險嗎？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美國環保署(EPA)的環境工程研究David Wahman說：「我們在7個州10個氯化飲用水系統的40個樣本中找了這種物質，所有樣本中都有它。」

氯胺隨時間而衰減，就產生氯硝酰胺離子--用這種方法處理過的所有飲用水中都可能存在這種物質。一種有著未知風險的副產品能夠如此普遍、長期地逃避研究人員的關注，這件事再次引發了人們對自來水處理所用的化學物質產生質疑--它們不會影響健康嗎？

飲用水用氯胺消毒已有大約一個世紀，美國大約有1.13億居民的自來水經過氯胺處理。現在它一般用於保護水管中的「剩餘水」，即離開淨水處理廠之後幾天的水。

氯胺越來越受比氯到青睞，因為氯也會產生副產品，其中一些與膀胱癌有關，受到EPA的監管。麻州大學Amherst分校土木與環境工程研究教授David Reckhow並未參與這項研究，但他說這項發現是很重要的一步。他認為這些研究發現的最終目標是了解這些物質是否有害，他同意可能有害。

Reckhow教授說，「這是一種非常小的分子，因此可能會進入生物系統和細胞--而它仍然是一種會起反應的分子--這是所你擔心的事情。」

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阿肯色大學副教授Julian Fairey表示，在弄清了如何配製用於實驗室測試的高濃度化學物質之後，這項研究使他們能夠得到結果：「我們仍然不知道它的毒性，但現在，我們可以努力弄清楚它在水系統中相關的毒理。」

過去有些研究表明，飲用水的消毒與某些癌症發病率增加之間存在著關聯，Julian Fairey教授說：「我們不知道那些癌症發病是甚麼原因，也不知道是否由這種化合物引起。」

然而，新發現的物質到底是否有毒的任何結論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出，基於最終結果的監管將需要更久。國家飲用水管理協會執行董事Alan Roberson說：「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一旦找到資金來源，可能需要十年的研究。」

Reckhow教授表示，自來水公司應該開始密切注意正在進行的研究，並儘力減少人們對氯硝酰胺離子的可能接觸。他說：「你對毒性做出了最好的判斷，但你的資訊並不完整。不幸的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是這樣。」

EPA僅監管少數的消毒劑副產品，其中包括幾種與使用氯有關的副產品。科學家說，這些規定使一些供水商為避免氯而增加了氯胺的使用量，然而氯胺的副產品只屬於未知，不屬於安全。

「本項研究確實讓人質疑氯胺消毒過程，從健康角度來看它是否更安全？」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推動和倡導對化學品進行更多審查，他們的高級科學家David Andrews說：「供水系統中有幾百種消毒副產品，而這一副產品值得仔細檢查。」

Roberson董事說，所有的飲用水處理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健康風險。這是一種權衡：消毒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霍亂和傷寒等等水傳播疾病，但研究發現，有些副產品與增加的癌症和流產的風險有關聯。他說：「添加氯胺是為了殺死細菌和病毒，但你需要進行風險權衡。」

美國許多自來水公司在自己的網站上披露他們的供水是否使用了氯或氯胺處理。Wahman研究員說，有些研究告訴我們，活性碳過濾器，例如家用淨水設備或冰箱過濾器中使用的，可以去除消毒劑副產物，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我查了聖荷西自來水公司的網站，他們的供水消毒今年7月剛剛從氯換為氯胺。)

聽信謠傳的選舉結果

本文內容取自Brookings治理研究院Darrell M. West院士11月7日的一篇時評。我想他的判斷很對，因現代社交媒體特別獎勵那些傳播聳人聽聞假消息/假標題的人。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stunning election victories of Donald Trump and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inflation fears, concerns about border security, worries about cultural issues related to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feeling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the country as a whole were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s my colleague Bill Galston persuasively has argued, people’s judgements about inflation and immigration were harsh during this election season, and these views harmed their assessments of Kamala Harris and strengthened the case for Trump. 川普和共和黨人在這次大選中取得驚人的勝利，原因是人們的各種擔憂，特別是在通貨膨漲和移民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很嚴厲，損害了對賀錦麗的評估，強化了川普的說辭。

But we can’t ignore the ways in which disinformation shaped views about the candidates, affected how voters saw leader performance, and generated widespread media attention. As Elaine Kamarck and I argue in our Brookings Press book “Lies That Kill: A Citizen’s Guide to Disinformation,” there are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efforts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in many areas, from public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to race relations.
但這次大量假消息影響了人們對候選人表現和政績的看法，不能忽視。正如Elaine Kamarck與West院士合著《致命的謊言：虛假信息公民指南》所說的，從公共衛生、氣候變遷到種族關係等許多領域，公眾輿論都受到系統性組織性的影響。

So,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during the 2024 election. Campaign examples this fall include the infamous stories about immigrants eating cats and dogs, hurricane disaster relief funding going to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Kamala Harris in a swimsuit hugging convicted sex offender Jeffrey Epstein, and the supposed case of Tim Walz abusing a young man 30 years ago. Disinformation flowed into our info-ecosystem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One video featured a Haitian man (although he was not really Haitian) saying he had just gott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d voted in two counties—Gwinnett and Fulton—in Georgia,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fake video made in Russia. 競選中的臭名昭著謠傳，包括移民吃貓狗、颶風救災資金發給無證移民、賀錦麗穿著泳裝擁抱戀童罪犯Epstein合影、以及她的副總統候選人30年前虐待一名年輕人的憑空指控。還有一名(假的)海地男子稱他剛抵達美國就在喬州的兩個郡都投了票的假影片--是在俄國製作的。

These and other efforts were successful in shaping the campaign narrative because they were disseminated broadl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romoted through funny memes, picked up and publicized by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circulated by internet mega-influencers, and amplified by leading candidates during rallies, debates, and interviews. In a situation where public confidence in news reporters is very low and new generative AI tools make it easy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fake pictures, videos, and narratives, the 2024 campaign was rife with organized efforts to sway voters, twist perceptions, and make people believe negative material about various candidates.
這些宣傳塑造了競選敘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用有趣的表情包傳播，被主流媒體和互聯網轉載，在集會上被主要候選人放大，辯論、採訪。公眾對新聞記者的信心已經很低，新的生成式AI工具能夠輕鬆創建和傳播虛假圖片影片。2024年競選充滿了有謀劃的影響選民、扭曲人們看法的宣傳。

Polling data suggest that false claims affected how people saw the candidates, their views about leading issues such as the economy, immigration, and crime, and the way the news media covered the campaign. Take the case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security. According to candidate Trump, there were hordes of migrants overrunning the country’s southern border, unfairly monopolizing scarce public resources and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through dangerous crime waves.
虛假說法影響人們對候選人、對經濟、移民和犯罪等等看法。比如移民和邊境安全，川普說成群結隊的移民佔領了南部邊境，占用了稀缺的公共資源，並帶來犯罪浪潮危及治安。

Actual border statistics consistently showed weak support for those claims, but that wasn’t enough to quell unfavorable views about Harris on border security. The idea that 10 million migrants had crossed the border and that many were released after capture was not true,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fact-checkers. Apprehension and release numbers dropped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were comparable to figure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實際數據並不支持川普的說法，但這不足以平息人們對賀錦麗的不利看法。有關1000萬移民越境且許多人在抓獲後被釋放的說法並不屬實，拜登執政與川普執政期間的抓獲和釋放數字其實差不多。

In addition, crim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native-born Americans actually committed crimes at level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immigran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ustice, native-born Americans committed around 1,100 crimes per 100,000 people, compared to 800 by legal immigrants and 400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But Trump’s false claims in this area made Harris look ineffective on crime and immigration. 犯罪率統計數字：每10萬人平均有1100起罪行是由本土美國人所犯，而合法移民犯了800起，無證移民僅為400起。然而，川普在這方面的渲染顯得很有效果。

On views about inflation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people in 2024 consistently reported very negative opinions compared to actual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GDP figures. Europeans have been especially perplexed by American’s sour views of the economy. On the eve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Economist magazine even had a cover story saying the U.S. economy was the envy of the world. Yet voters had a dismal view of the economy and rated Harris negatively for the economic situation. 關於整體經濟和通貨膨漲，選民一致相信了很負面的說法，讓歐洲人尤其感到困惑。大選前夕《經濟學人》雜誌甚至稱美國經濟令全世界羨慕，然而選民對經濟持悲觀態度，給予負面評價。

For coming political battles, people need to be aware of how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cosystem regularly is promoting falsehoods and skewing view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But we do not need to stand back and accept widespread misperceptions as the new reality.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can do to protect themselves for what will be a continuing wave of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arratives.
不少人相信了川普的假話，不是玩笑。人們需要意識到當前的信息系統問題，其中經常傳播虛假訊息，歪曲重要議題。但人們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來保護自己，免受持續不斷錯誤訊息、虛假新聞和說法的影響。

There needs to be meaningful content moderation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Right now, many leading platforms are cesspools of rumors, false information, and outright lies. They are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seen by millions of peopl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iscern fact from fiction—endangering our country’s ability to address major problems. Companies need to get far more serious about content moderation.
看來，社交媒體平台需要進行認真有意義的內容審核。目前許多主要平台都是謠言、虛假資訊和徹頭徹尾的謠言的污水池，被廣泛傳播。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辨別事實與虛構會越來越難，危及美國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

The disinformation risks have grown stronger in recent months due to new tech tools such as generative AI. There are easy-to-use tools that can create false pictures, videos, audio, and narratives. People no longer need a technical background to use AI tools but can make requests through prompts and templates and become master propagandists. We need digital literacy programs that train people on how to evaluate online information and spot fakes and deceptions.
最近由於生成式AI等等新技術出現，虛假信息的風險越來越大，有工具幫你創建虛假圖片、影音和敘述。使用AI不再需要技術背景，而可以藉提示和模板成為宣傳高手。我們需要搞些普及培訓，教人評估線上資訊並發現虛假和欺騙行為。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k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nega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position. In a highly polarized world, where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competing political tribes, millions of Americans admit they themselves have intentionally spread information they know to be false. If that continues, it will lead to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人們需要了解，政治環境變化如何讓人們願意相信有關反對黨的負面訊息。高度兩極化讓人分成政治部落，上百萬美國人承認自己故意傳播錯誤信息。這會為美國的政治和治理帶來災難。

Finally, man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spread blatant lies. Through websites, newslett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y make money from subscriptions, advertising, and merchandise sales. As long as spreading lies is lucrative, it will be hard to get a serious handle on the flood of disinformation that plagues our current system.
許多個人和機構都有經濟動機來傳播聳人聽聞的謊言。他們藉網站、電子報和社交平台，從訂閱、點擊量、廣告和商品銷售中圖利。

除了聽信謠傳，當然人們投川普一票的原因可能也包括對拜登政府現政策的其它各種不滿。比如我覺得他過分講團結合作，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比如忽略了雷厲風行改革最高法庭的機會，或者及時調查審判川普一伙推翻上次選舉和洩露國家機密文件的罪案。

AI與國際戰爭的威脅

本文是Brookings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Michael O’Hanlon最近發表的文章介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isk of war。

人工智能(AI)將以無數方式影響人類社會，包括國際安全領域。不過O'Hanlon博士這篇文章所關注的是：AI可能會增加戰爭爆發的危險。也就是說，他想要警告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領導人。

他的警告是根據他所了解的歷史：當侵略者以為他有了某種快速且相對容易獲勝的理論時，往往會發起戰爭。通常，這種理論部分地根據某種新技術的開發及納入武裝部隊戰爭計劃--侵略者相信自己比對手早獲得這種能力，就發動攻擊，期望輕鬆獲勝。

AI可能會引發上述情況，因為AI能夠加快戰爭節奏，直接攻擊敵國的指揮控制系統，所以特別可能引發危險，例如提供快速斬首對方領導層的可能途徑。

O'Hanlong博士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說德國就是因為有了優秀的鐵路系統和生產大量武器的頂級工業基地，變得過於自信。它臭名昭著的Schlieffen計劃迅速擊敗法國，然後重新調動軍隊對抗俄羅斯，就是因為這種過度的自信--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確信他們找到了快速征服敵人的公式。但是四年以後，德國戰敗，造成1,000萬人死亡，國家幾近崩潰。

當然，有時候發動戰爭的人不是因為能夠快速得勝，只是認為值得。例如如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Adolf Hitler，願意長期艱苦作戰是因為缺乏道德、同情心和正義感，屬於病態。在對法國的閃電戰取得成功之後，希特勒對迅速取勝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他派德軍深入俄羅斯而不準備冬衣)。二戰期間，他對德國的技術和軍事實力感到非常自豪，幾乎認為他能夠擊敗任何人。

義大利的Giulio Douhet將軍和美國的Billy Mitchell將軍都相信，空中力量和戰略轟炸(用常規武器或核武)能夠迅速恐嚇民眾，使他們屈服。然而德國「閃電戰」或美國與盟軍轟炸德國和日本時，這種情況並未發生。

或者看看韓戰和越戰，起初朝鮮人、後來美國人、或許中國人也是，過於自信，但美國無法藉直升機和戰略轟炸等高科技優勢擊敗越共。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布什政府希望美國的精確打擊能力很容易「震撼」和撤換薩達姆政府。沒錯，推翻進展得很快，然後就收拾不好了。普京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時也犯了類似的錯誤，錯誤地預期這次會像他在2014年巧妙奪取克里米亞一樣輕鬆。

有時戰爭確實會迅速取勝，但往往沒有迅速結束，然後再想撤銷戰爭或假裝戰爭從未發生就為時已晚了。通常戰爭發動起來會持續很長時間。或許中國古代戰略家孫子說得不錯，他認為不戰而勝，或只進行最少的戰鬥，就是最好的勝利。但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在戰爭中取得這麼好的結果。

所以美國需要提醒自己，未來的某些AI優勢，無論是誰相信自己獲得了這種優勢，都不會使未來的戰爭變得容易，或能夠讓人迅速取勝。戰爭從本質上通常不是速戰速決。

反對疫苗的衛生部長？

川普競選時就說了，他上台會任命小肯尼迪(RFK)負責公共衛生保健服務。現在他已經當選，很快確認了這個承諾。這一提名是否會在參議院通過我們不知道，但醫學界都很震驚，因為小肯尼迪以散佈關於疫苗的假話、不相信科學出名，他怎麼能領導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部(HHS)呢？

Amanpour & Company的記者(J)訪談了Emory大學的教授Sanjay Gupta醫生，問他衛生部長反對疫苗會怎樣。



J：我們對於小肯尼迪得到川普提名不能說是太驚訝，不過對一般選民來說，恐怕並不知道這件事對他們的日常醫藥保健的影響。您可不可以說說您和您的醫生同事們的反應？

G：嗯，我要說反應是相當強烈的，主要因為他對疫苗的態度不對，看來是不信科學。公共衛生服務工作本來是不該和政治攪在一起的，現在搞得很多政客按黨派站隊--有的共和黨人說這樣的提名很大膽，有的民主黨人說這太危險。當然也有民主黨的州長贊成這個提名，也有共和黨人對此表示擔心的，畢竟，小RFK是不久前才從支持墮胎的民主黨立場轉為共和黨的。在保健系統內，有人支持小RFK，因為他反對有害於健康的精緻處理食品和油炸快餐等等。總的來說，美國政府每年花$4.5兆在醫藥費用上，果效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列為最差之一，大家都承認需要改革。

J：是的，他本人不是科學家，反對疫苗是個大問題。缺乏多年在這個領域的學識和專長，說自己從來沒有反對過疫苗，然而在社交媒體上散佈過很多關於疫苗的假話，比如稱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是疫苗引起的，把自閉症和打疫苗說成因果關係等等。您能不能為大家解釋一下，有小RFK這樣的人在HHS機構裡管事，將來每年還可以照常帶著孩子去打各種預防針嗎？

G：我不知道，老實說恐怕誰都不知道，因為他的立場和說辭有時改變。不僅今天和昨天可能不同，在同一次訪談中都可能改變。就像您說的，他表示自己從來不反對疫苗，但是過一會兒就說疫苗引起過集中營內猶太人的死亡；一邊說自己不會奪去別人的疫苗接種機會，下一刻就講自己勸一個路人不要給她的小孩子打疫苗。

但我們可以樂觀一點看，奪去眾人打疫苗的機會或使疫苗脫銷會很困難。有很多研究報告、很多數據告訴我們打疫苗的好處。比如你會看到在過去30年(1994-2023)裡，疫苗一共預防了5億病例，3200萬住院，100萬例死亡。小RFK很可能已經看過這些數據，不然他進入HHS權力崗位，一定有人會再次呈現給他看，他無法辯駁。

至於他說的疫苗引起自閉症問題，那是1990年代末有一篇論文，關於12名患了自閉症的小孩都打過MMR疫苗(預防兩種麻疹和腮腺炎)，作者Andrew Wakefield斷定是疫苗引起了自閉症。這篇論文引發了很多研究，其中一項大型雙盲試驗有幾十萬兒童參與，追蹤十五年，發現他的結論站不住腳--自閉症的發病率沒有受到疫苗影響，於是他撤了稿。

經濟學家談川普政策

新冠和俄烏戰爭在全世界引發了一次通貨膨漲。今年美國好不容易實現了「軟著陸」，我們要承認拜登政府有份功勞。所謂軟著陸，是指人們的收入勉強跟上了物價增長，沒有更多的企業倒閉和人民失業，從而避免了購買力下降和經濟蕭條。

川普當選為下一屆的美國總統，聽說是因為很多選民對經濟狀況不滿意，怪罪民主黨。在《紐約時報》經濟專欄，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Paul Krugman撰文，說川普的經濟計劃會再次引起嚴重的通貨膨漲，讓美國人受損--選民要失望了。

他給出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川普承諾減稅，而這會大大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政府稅收減少，減去開支後若是負數就是赤字。川普說要增加關稅，和削減政府部門運作的開支，但他不會真削減甚麼的。赤字增加導致國家等於國債利息增加，高到一定程度就成為通貨膨漲炸彈。

第二個理由就是川普所揚言的增加關稅，好像他能夠藉此增加貿易競爭力似的。但實際上，關稅就是一種銷售稅。如果進口商必須付關稅，美國人購買進口商品時價格就提高，或者變成買不起。

第三個理由是川普承諾空前大規模地遣返無證移民(甚至和已入籍的移民一起遣返)。目前美國農場有大批的移民做工納稅，其中一部分沒有合法證件，如果通通遣返，農場就只好出高價僱用本地公民來做這些工，或者僱不到人，任憑那些蔬菜水果爛在地裡。

勞工成本增加，或產量減少，都會導致食品價格增加。有的州已經嘗試過，最後只好撤銷嚴格遣返的政策。食品處理業和建築業也類似，無證移民是勞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遣返他們就會影響生產和產品價格。食品和房屋價格都會直接受到衝擊看漲。

最後一個理由是川普想干預美聯儲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一個外行人怎可隨便干預經濟敏感神經呢？專制國家都這麼做。在通貨膨漲的時候，美聯儲的對策是用提高利息來穩定經濟活動--川普不會承認他前面那三個政策引起通貨膨漲，反倒會鼓勵政府製造假數據，如同其他的專制國家領導人，欺騙自己的人民。

對拜登經濟不滿意的選民，很快會再次看到通貨膨漲。如果說上次通貨膨漲不是因為誰做錯了甚麼，流行病或戰爭爆發經常屬於意外，那麼下一次恐怕就是川普政策的錯誤了。或許也是美國選民的錯誤，很多人缺乏政治和經濟常識，又不信專家講解，導致川普這樣的人捲土重來。

Krugman博士預期得是否正確，我們可以記下來觀望一下。「大件」日用商品漲價，諸如洗衣機和汽車，多數人未必立即感受到衝擊，但進口藥品、食品、咖啡、水果、其它小商品與服裝漲價，恐怕問題就會很明顯。特別是農產品，商家無法提前花現金買進庫存。

大選與社保計劃的改革

油管上這個人很善於做大眾普及教育，但我一時找不到他的姓名。也許因為他是黑人，不願意多披露個人信息，但他帶給公眾很重要的話題和思考。本文是他在解釋分析美國社保問題及其需要的改革，我認為很中肯。



美國財政部的網站有很多關於經濟的信息，其中有一張說明美國聯邦政府稅收來源的圖表。最大的一個藍色圓圈代表民眾從個人收入所繳納的稅額，另一個稍微小一點的粉紅色圓圈代表從民眾薪資中扣除的社保和老年醫保稅額，然後第三大的紫紅圓圈是企業所得納稅。

還有幾個不同顏色的小圓圈，代表其它的稅收來源。在所有的稅收來源中，只有那個粉紅色圓圈是必須花在支付社保和老年醫保上的錢。

解釋社保花銷有另外一幅圖畫(即粉紅圓圈內的社保部份)：一個上班的人，每月工資扣除6.2%繳納社保費用，老闆為他支付另一個6.2%，所以聯邦得到他/她工資額12.4%的社保稅收，這錢由社保管理局(SSA)收取，送到一個SSA信託基金庫，目前那裡現在存有大約$2.7兆美元。(老年醫保的管理也類似，從工薪人員的工資中提取一個百分數。)

由於工薪階級每年12.4%的工資不夠100%支付目前社保福利所需要的款數，需要從SSA信託基金庫的存款取一點貼上，所以那裡的($2.7兆)正在越來越少。

聯邦政府2024年稅收總額是$4.92兆美元，然而今年用掉了$6.75兆，所以「赤字」今年增加了$1.83兆。20年來美國積累了$35兆赤字，因為每年政府花的錢都比當年的實際稅收多。奧巴馬8年內增加了$8兆赤字，而川普4年內增加了$8兆，拜登的數字還沒有出來，但我們估計接下去赤字總是增長的。

因為政客在競選時承諾做這做那，提供這個那個，這些都不是免費的。雖然有時也會承諾削減，但不會太多。現在你看到最大的開支就是社保，今年是總共是$1.46兆，其次是政府員工醫保服務$0.91兆，國債利息$0.88兆，老年醫保和國防都花$0.87兆，貧困救濟$0.67兆等等。

我們從哪裡削減開支，才能夠補上今年增加的$1.8兆赤字呢？各部門都削減一點湊不夠1.83兆，大幅度砍掉要影響很多人就業和經濟，因為很多商業活動是圍繞政府運作而設的。

所以社保計劃的管理需要改革，不能只靠小小的調整。你聽見有的政客說，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全退休年齡，從67歲增加到70歲，那只改善了21%的情況。

目前的SSA信託基金會存款大約10年內就會用光，那時我們若還不搞社保改革，領取社保福利的人就要砍去20%、25%、有人說甚至要砍33%的福利。正確的改革應該是增加稅收(而不是減少)。

美國人不喜歡聽見、政客們也不想提說加稅的問題，但需要提高稅收是個不得不說的現實。也許所有工薪階級都需要多付2%的社保稅，也就是工資單上被扣除8.2%的社保，而不是6.2%。如此我們就能夠多支付50年的社保福利，而不用擔心SSA信託基金消失所引起的經濟危機。

如果我們不想辦法付掉國家債務，我們的經濟不會好轉到哪裡去。任何一個家庭都無法靠債務支撐得久，國家也一樣。民主黨的政客說，我們應該提高免稅額上限，也就是改善目前的狀況，一個人的工資高到一定水平，超過的部分就不必納6.2%的社保稅了--提高免稅額上限意味著多收稅。

民主黨人還贊成向大富人的徵稅，這是另一個選項。目前他們因為各種名目的減免，常常繳納「零元」稅。不過對所有政客來說，最現實的選項也許就是全體都多付2%的SSA稅務。他們的理由？高薪人士多付SSA稅不會讓他們多領取福利嘛，他們為甚麼要多付？再說，有錢人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影響力總是比別人大的。

如何說服大眾接受2%的SSA扣稅呢？我們必須有政客敢於說出真話，只要指出社保基金在10年內會消失，到時所有人的福利都會自動減去20-30%，無人能掌控，現在增加工資單上的扣稅率是唯一保證你到時仍有社保福利的辦法。不願意多納稅的富人自然會贊成這個方案；中間階級和較低收入的人也不願意多納稅，但為了確保日後仍然有100%的福利可領，他們只好同意。

改革越早開始越好，上面這位分析人士最擔心的，是共和黨上台4年對此不做任何改革--他們現在只提減稅，沒有談SSA改革...然後接下去一位總統也不做任何改革，任憑福利大削減到時自然發生，將引發一場經濟危機。但我猜想共和黨人恐怕不會反對每人工資單上多扣2%，他們的另一提議是直接減少現在所發放的福利。

那些碳補償計劃的效益

本文內容取自佛州大學金融系教授Sehoon Kim在專家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發表的一篇文章。

我曾經介紹過碳補償計劃的概念：當一家碳排放嚴重的公司購買碳補償時，那個款項會用來支付別處某個減碳項目，比如植樹或開發可再生能源的費用。因為無論哪個企業都無法獨力完成一個減碳項目，這些項目需要巨大的開支，而哪個減碳項目成功，都會為世界帶來回報對嗎？

但是Kim教授說，他團隊的研究計算發現，碳補償買賣已成為一門大生意了。因為市場上出售的各種碳補償項目價值是不同的，現在人們對那些項目的效益越來越懷疑。這些自願買賣碳補償的公司不在合規市場上進行，監管機構沒有給這些公司一定數量的買賣配額，他們沒有甚麼共同的規章可循。調查發現，很多減碳項目，特別是森林管理項目，儘管說得有道理，幾乎沒有做任何事來減緩氣候變化。

Kim教授的金融研究課題主要集中在可持續金融和公司治理課題。他和同事最近針對全球幾百家大型上市公司使用自願碳補償的全球格局，進行了首次基於證據的架構性研究。

研究結果引發了人們對一些公司如何使用這些補償款的疑問，並對目前的碳補償市場是否有效協助了世界向淨零排放過渡提出了質疑。Kim教授說，現在世界上的碳補償項目花樣豐富，有的生產可再生能源，為住房和電器節能做出貢獻，另外一些搞碳捕獲和碳封存，還有任保護森林和草原。這些項目大多位於亞洲、非洲和美洲，但也有其它地區。

美國公司利用這些項目來表明他們的重視環保，以幫助吸引投資，以及得到客戶和各種團體的支持。從2005年幾乎沒有公司這麼做，到2022年每年大約3,000萬噸碳排放得到補償。Morgan Stanley投資銀行預計，2030年碳補償市場將達到$1000億美元，而在2050年達到$2500億美元。

Kim教授的研究團隊研究了2005年至2021年間使用碳補償的866家上市公司，發現得到較高比例大型專業投資、並承諾實現淨零排放的公司，在這種自願的碳補償市場上尤其活躍。

他們還發現排放量相對較低的產業，例如服務業和金融業，使用碳補償更多。有的碳補償使用額幾乎抵消了他們所有的碳排放量。相比之下，那些碳排放很高的公司，比如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提煉供應和交通運輸公司，購買的碳補償比起他們所排放的碳幾乎是微不足道。

這些事實使人們對自願碳補償市場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他們也對公司使用碳補償的動機提出質疑。

公司為甚麼願意靠購買碳補償來發展，有兩種理由。一種是，把碳補償做為一種「外包」努力，來擺脫溫室氣體排放。碳足跡較小的公司發現購買補償比投資昂貴的設備來減少排放還便宜。同時排放量大的公司比較可能會儘量減少排放，因為他們不確定，每年購買大量碳排放補償的成本可能會越來越高。

另一個理由比較糟糕，就是利用碳補償做為「綠色清洗」的手段。公司利用碳補償來廉價修飾自己碳污染的形象，哄那些不太了解碳補償品質的天真投資人很有用。

政府各機構對各種碳補償項目進行評級，是根據那些項目實現其減碳目標的可能性、可信度等等指標。Kim教授團隊對這些評級的審核發現，低品質項目的價格要低得多，以至於公司都喜歡買。在已不再發放的碳補償項目中，有70%的價格每噸還不到$4。

上面兩種理由並不互相排斥。Kim教授說，低排放公司可以藉著購買少量碳排放補償，輕鬆改變其ESG績效的同業排名，讓它們在環境、社會和治理議題上的表現出色。(做了好事得名聲嘛。)

如何監管這個自願參與的碳補償市場？決策和監管人員有很多辯論，Kim教授團隊的發現對他們很有參考價值。

數據表明，目前的自願碳補償市場充斥著廉價、低品質的項目，也許是因為這個市場缺乏誠信準則和法規，來確保碳補償項目的透明度和真實性。也許是缺乏指南，鼓勵了低品質碳補償的使用。

如何糾正上述問題，讓《巴黎氣候協議》目標第六條的碳市場原則在各國得到一致的實施呢？這是一項挑戰。為了成功實現那些原則，談判者必須首先就碳補償項目的合法性審核，和信息披露標準等等問題達成一致的意見。

今年4月，全球領先的企業氣候科學仲裁機構SBTi宣布，允許企業藉碳補償來覆蓋他們供應鏈碳排放的緊迫性增加了。接著，美國財政部、能源部和農業部聯合發布了一份政策聲明，制定了自願性碳補償市場管理規則。財政部長耶倫說：「自願碳補償市場可以幫助私有企業減少排放，但我們必須首先解決現有的重大挑戰。」

碳補償標準已列入2024年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的議程。這次峰會可能讓碳補償成為未來脫碳成功的決定性時刻。

百姓要求立一個王

有人說川普是AntiChrist，就是他們認為(世界末日會現身的一位)敵基督。但Ed Trevors牧師不同意未來主義的解經，即把《啟示錄》的信息理解為對未來事件的預告，他認為把川普的角色比作當年的掃羅王比較合適。

我同意Trevors牧師，因為川普只懂自己的威權，不懂藉上帝的名作先知講道(即聖經中常翻成「預言」的那個字）。



以色列在掃羅時代還沒有王，士師記說是「各人任意而為」的時代--百姓如果聽從上帝，國中太平多少年，然後他們背離上帝，就有外部敵人來犯讓他們受苦，於是百姓呼求上帝，祂就為他們興起一位領袖，帶領他們打敗外敵，大家歡喜敬拜上帝等等--如此反覆循環，說明上帝是百姓的王，直到撒母耳最後一位士師。他每年巡行各地，教導百姓聽從上帝。

撒母耳記上8章告訴我們，以色列百姓來找撒母耳，要求立一位王，像鄰國那樣的，很強硬會「率領我們，為我們爭戰」。撒母耳禱告上帝，上帝就吩咐摩西去嚴厲警告他們，新的王會如此這般管轄，讓他們兒子去當兵，女兒去作奴婢，「...到時你們必因你們為自己揀選的王而哀求，那時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等等。然而百姓聽了之後，說「不錯啊，我們就是要那樣的王來治理」。

我們會說，那些百姓不知道自己求的是甚麼，但他們很堅持，於是上帝給了他們高大魁梧的勇士掃羅。起初還好，可掃羅從來不是敬拜上帝的人，不懂上帝的規矩，只懂得呈個人英雄、用威嚇手段等等，最後做違背上帝命令的事，實屬意料之內。(點擊鏈接閱讀我十幾年前的研經筆記，看掃羅王為什麽「不合神的心意」。)

Trevors牧師說，川普比較好地體現了掃羅的各種特徵。人們選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於某些現狀的不滿，和當年的以色列百姓類似。上帝好像在說，你們目前的體系還是照顧到許多人需要和自由的，或許有慢慢改進的餘地，但不必更換，你們可以在其中跟隨我兒子的教導。但是基督徒要求上帝給他們一個王，用王威來帶領他們爭戰。

可以想像，上帝說這些百姓不知道自己求的是甚麼，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代價--失去自由、失去選擇等等。不過美國基督徒堅持說，我們知道代價，但是讓我們有一位王來治理。結果上帝就給了他們第二屆川普，一個不受任何束縛限制、沒有專家內行指點的總統。

現在，川普馬上要做王、打破一切法治了嗎？我們不知道情況會怎樣，那個2025項目恐怕會到處受到遵守捍衛現行法律人員的抵制。Trevors牧師說，我們可以為川普和他的內閣禱告，希望他們真的有敬虔效法公義上帝的心。(沒有的請上帝用魔術變出來？)

但我的禱告是美國現有的法律和人民的公義感，能夠成功抵擋那些試圖廢除法律公平實施的努力。

Bernie Sanders猛批民主黨

川普明說他若再次上台，會從第一天開始就大刀闊斧搞中央威權主義，放棄法治。沒想到美國人民真的選了他。

賀錦麗敗選之後，國會中的進步派參議員Bernie Sanders(不屬民主黨)，星期三發表一份聲明，很激烈地批評了民主黨。他說民主黨沒有把重點放在選民最關心的事情上，忽略了美國人民的需要。

“It should come as no great surprise that a Democratic Party which has abandoned working class people would fin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has abandoned them. First, it was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now it is Latino and Black workers as well. While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defends the status quo,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ngry and want change. And they’re right.” 民主黨滿足於維護現狀，遺棄了中間工薪階級，所以被美國人民遺棄--先是白人工薪階級，現在是拉丁裔和黑人工薪階級，他們憤怒要求改變。他們是對的。

他說科技發展社會財富增加，富人雖然生活很好，60%的美國人還是沒甚麼積蓄，每月等候發薪日，貧富差距增加太多了。如果減去通漲，現在的美國工人平均工資比50年前還差，年輕人的生活標準還不如他們的父母！

儘管人均花銷高於其它國家，美國在所有富裕國家中是唯一不提供公共基本保健的國家，我們購買藥品的開支倒是最高的。另外，唯有美國不保證工薪階級的產假病假薪資。Sanders參議員說的都是事實：其它富有國家抽稅高，沒有一個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以上就不納稅的規矩，只有美國不搞平等納稅，富人能夠大肆搞「零元購」，結果政府無法提供很多基本福利。

無數的美國納稅人不知道，很多錢花在戰爭、武器上了。TYT媒體女評論員Anna指出，我們不抱怨援助以色列太多，我們給錢，他們用那錢買美國武器，這錢就到了幾位製造武器的富人手裡。共和黨人希望你相信，富人日子好了窮人自然會好，其實是大筆稅金落到富人手裡，而我們沒有其它發達國家的保健服務等等基本社會安全網計劃。

Sanders是猶太人，但他反對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讓他們的總統以追殺哈瑪斯為名，能夠大肆轟炸巴勒斯坦人的做法："Today, despite strong opposition from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we continue to spend billions funding the extremist Netanyahu government's all out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hich has led to the horrific humanitarian disaster of mass malnutrition and the starvation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Sanders認為民主黨在競選時忘記很多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國人，這很糟糕。

他認為民主黨的顧問們恐怕不了解美國的寡頭政治越來越強大，他們出大錢遊說國會、干預競選。這次川普的MAGA黨有馬斯克大力支持，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允許這麼做--這是需要改革的地方。

美國現行的法律系統是不允許川普搞威權主義的，所以川普搞威權仍然阻力很大。雖然他有最高法院新近賦予的幾乎絕對刑事豁免，他手下的人沒有這些豁免權。我們會看看事情如何發展。

今天我看見另一個人表示同意Bernie Sanders的看法。他說民主黨試圖吸引和團結一些非MAGA的共和黨人，這個策略失敗了，並恐怕讓他們失去一些左翼的基礎群眾。

美國人有70%是支持公共保健的，但他們沒有在拜登上台的頭兩年完成這項立法，也許是覺得太「左」了，也許是被利益集團遊說了。另外，拜登沒有對以色列施加更強硬的軍援條件，以至於以色列有本錢在加薩搞種族大屠殺，這使一大批人很失望--賀錦麗並沒有和過分溫和的拜登「劃清界線」。

取消訂閱作為抗議？

DC Report報導和評論了這件事：很多讀者因為《華盛頓郵報》的大富豪業主Jeff Bezos不打算做政治表態，支持賀錦麗的總統競選，紛紛表示不滿，果斷表示要取消對他手下各種刊物的訂閱。評論員David Cay Johnston認為這完全沒必要，他是Rochester理工學院的教授，一名培訓職業記者的人。

訂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底特律新聞》等等報紙的人大多偏左，也就是思想比較開放的人。他們居然不容許Bezos不表態，這令人不安。Johnston教授認為記者應該比社會任何其他階層更開放地聽取不同意見。

社論文章屬於出版商，業主可以使用甚至濫用社論來發表他們的觀點。Johnston在《洛杉磯時報》工作時，他的報導多次登在頭版頭條，曝光某些事情，引來社論文章的貶低甚至駁斥--只要大老闆不干涉新聞報道，這是出版商的權利。發表批評和分歧是新聞業的核心工作，觀點的多樣性和不同聲音的表達也是這麼關鍵。

Johnston理解那些對Bezos和黃馨祥感到憤怒、失望、和不安的人--今年不表態支持總統競選後果可能嚴重，是威脅到美國民主存亡的失職行為。但他說：「我們不要在分歧中忽視原則，除非你像唐老川普一樣完全沒有原則。社論版面決定不表態，不等於《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嚴肅新聞報道失去意義。」

他說在這三家報紙工作的記者是可靠和堅守職責的。取消訂閱就傷害了我們自己需要獲取可靠信息的利益，也傷害了我們的民主體制。他希望人們能盡快扭轉行動，去批評無能的出版商，讓他們感到羞恥，提抗議，如果在街上遇到他們，就對他們大喊大叫...但Johnston指出，取消訂閱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為他們已經在補貼虧損的報刊業。

Johnston提出幾點批評意見。第一，如果你取消訂閱是因為害怕川普報復，那救不了你，因為唐老川普分不清怨恨和復仇慾望。以為屈從他的觀點就能討好他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他說他要懲罰那些膽敢批評他的人，你應該相信，但你需要勇敢而不是怯懦。在川普獨裁的道路上，他可能會把行刑隊和反動記者們一起處決。

第二，如果你取消訂閱是希望川普萬一再次上台，你和你的億萬富翁同胞能減免更多稅務，那麼就暴露了你自己的自私、膚淺、不道德。從長遠來看這很愚蠢，因為多徵稅是為數以千萬計生活在經濟恐懼中的人而做的。

第三，正確的步驟是解釋自己的理由--撰寫自己的「社論」並簽名，然後授權報社編輯批評你的大作，並告訴你他們關於最佳候選人的專家意見。這才會表明你相信激烈的辯論，並真正關心讓民主大事得以持久。

組織起來：讓民主發揮作用

星期天11月3日下午，硅谷地區的800多名社區領袖和各種宗教團體在Santa Clara郡匯合，成立硅谷公益同盟會(Silicon Valley Allied for the Common Good)。

SVACG不分黨派，是個基礎廣泛的社區組織。他們特意選在2024年大選前的兩天成立，以表明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會致力於讓民主體制發揮作用。SVACG的目的是為居民和公民創造一個充滿生力的力量基礎，以尋求解決住房、社區治安、健康環境、獲得精神保健護理等等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SVACG植根於信仰、勞工和民主的傳統，將是矽谷第一個隸屬於工業區基金會(IAF)的社區組織--IAF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社區網絡，1940年就成立了。根據維基百科，IAF專門幫助社區內的宗教團體、商務經營人士和地方市政聯絡在一起，加強公民之間建立互信、共同參與政府治理的機會。

這次在Santa Clara的大型會議中心，人們熱情高漲，決心一改硅谷地區由科技大佬的聲音獨奏、忽略大型科技公司為當地普通民眾帶來的問題，特別是住房問題，要求政府向他們問責。

這次參加成立大會的，有聖荷西副市長Rosemary Kamei、Oscar Cantú天主教聖荷西教區主教、美國路德會太平洋特會主教 Jeff Johnson、以及美國長老會聖荷西主席Neal Presa等人。

您如果住在本地，並且有興趣又有時間，歡迎在下午2:30光臨聚會場所：5001 Great America Parkway,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4，免費泊車。

通訊衛星技術與環保

本文是《洛杉磯時報》關於新技術對環境可能影響的報導：Musk seeks to launch tens of thousands of Starlink。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授權馬斯克的航太公司SpaceX向太空發射將近1.2萬顆Starlink(星鏈)衛星，這是繞地球軌道運行的其它公司衛星總數的兩倍還多。現在SpaceX請求FCC允許他們再發射2萬多個衛星，有100多名太空研究人員簽署信件，敦促聯邦政府在批准SpaceX繼續其網路服務Starlink之前，做一下環境審查。

儘管FCC評估衛星群的潛在危害，但它目前幾乎免了所有電信計劃(包括衛星)所需要的正式環境審查。週四發布的公開信說，環境審查的規定制定快四十年了，情況已發生了很大改變。

這封信是由公共利益研究組織(PIRG)「Designed to Last」運動發起的，其負責人Lucas Gutterman說，「這是一項新技術。它可能會給公眾帶來益處，這很好，但需要權衡潛在的危害。而權衡方法是進行環境審查。」Gutterman說PIRG已經收到FCC的回覆，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見面討論他們的擔心。

星鏈衛星群在全球範圍內提供網路覆蓋，特別是能夠覆蓋那些沒有可靠手機訊號塔服務的農村地區和國家。星鏈曾為烏克蘭士兵、颶風受害者和商業航班乘客提供網路存取服務。

按照設計，SpaceX衛星的使用壽命大約是5年。衛星退役後脫離軌道，在回落地面時在大氣層中燒掉，然後由SpaceX發射另外的替代衛星。這個過程會讓金屬顆粒與其它合成材料漂留在大氣層之上，有破壞大氣成分各元素之間微妙平衡的危險--這是研究人員信中最擔心的。

Gutterman說「航太行業的發展速度超出了監管機構的行動速度，也超過了公眾真正知道的實際。衛星技術的影響結果還沒有出來——我們沒有數據。」(我曾介紹過衛星用過之後在大氣層留下金屬微塵的問題，您可以點擊鏈接閱讀。)

政府問責辦公室(一個負責節省納稅人資金和提高政府效率的無黨派聯邦機構)在2022年發表一份報告，建議FCC審查衛星群在正常運作情況下是否會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FCC同意這項報告。

簽署這封信的太空研究人員不僅研究衛星和火箭發射對大氣層的影響，而且還依賴乾淨的天空進行觀測。每次有衛星飛過望遠鏡的視野時，它們總會在天文學家的圖像中留下條紋。為了彌補這一缺陷，科學家不得不重新拍攝，並開發比較複雜的電腦程式來消除條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簽名的傑出天文學教授David Jewitt解釋說，「假如你打開書本，看到書頁上有一條巨大的標記條紋--這就好像這些衛星造成的結果。...自從我開始研究天文學以來，衛星軌蹟的數量不斷增加。」他的團隊就是經常要修補圖像、消除衛星所造成的條紋。

「人們希望把太空間用於良好的目的。通訊是一個很好的目的...因此，在有效利用太空的同時不讓衛星群影響我們的夜空視野，一定要有所監管。」

Gutterman說，審查巨大衛星群對環境的影響是改革太空政策所急需的第一步。目前這方面的國際合作有限，而在美國，衛星從發射上軌道到退役，每個運行階段目前由不同的機構來監管。他說，制定明確的衛星國際標準並簡化美國營運流程很好，對於科學家和航太工業來說將是雙贏。

星鏈衛星2019年首批衛星發射後，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對衛星的反射率提出掛慮。於是SpaceX開始在衛星上塗一層塗料，來減少光澤。

本月早些時候，加州海岸委員會(CCC)拒絕了SpaceX的一項計劃--他們試圖增加從Vandenburg空軍基地發射火箭的次數到每年50次。拒絕的理由是SpaceX越來越多地發射星鏈通訊衛星而不是執行軍事任務。

美國自由主義的發展

本文是根據維基百科內容總結出來的，介紹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歷史發展。

美國的自由主義是基於個人不可剝奪權利的概念。自由主義的基本理想，包括被統治者(即人民)的同意、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政教分離、攜帶武器的權利、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被美國大眾廣泛接受為自由主義的共同基礎。

美國自由主義與世界上的自由主義不同，因為美國從來沒有世襲貴族，因而沒有歐洲特有的許多階級鬥爭。根據美國哲學家Ian亞當斯的說法，「美國所有政黨都是自由主義的，而且一直都是。本質上，他們擁護古典自由主義，即一種民主化憲政加上自由市場。」這些政黨都支持資本主義私有制，分歧在於新政自由主義的影響應該有多大，還有政府角色應該有多大。

所謂新政自由主義，也叫做現代自由主義或福利自由主義，比較偏重社會公平，容許政府干預市場經濟，來照顧貧弱和勞工階級。

自從1930年代以來，美國人的「自由主義」常用來指現代自由主義，也就是支持政府監管市場經濟，擴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大家都認為共同利益與個人自由主義可以相容，甚至更優越。

這種「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體現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以及後來約翰遜總統的大社會計劃。還有1935年的《工程進步管理法》和《社保法》，以及1964年的《民權法》和1965年的《投票權法》，都屬於現代自由主義的成就。

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目前還包括同性婚姻、跨性人權利、廢除死刑、生育自主權和其它婦女權利、所有成年公民的投票權、平等民權、環境公義以及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等議題，因為社會公平包括許多方面--原來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對很多人來說很不公平。

國家提供社會服務，例如平等的教育機會、醫療保健和交通基礎設施，目的都是履行美國憲法規定的政府責任--促進所有公民的普遍福祉。一些自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財政保守主義的人，認可基本的自由主義理念，但反對平等對待所有人，說是經濟自由比社會平等重要，其實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

縱看歷史，美國自由主義的根源來自18、19世紀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1787年的美國憲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和國」--即國家主權屬於人民(而不是君主)，統治貴族不世襲。然而，憲法接受奴隸制，人們有不同意見，開國元勛們意識到是限制了自由，1791年通過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了(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公民集會和請願的自由。

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憲法將「自由」擴展到更廣泛的階層。各州先後廢除了對白人男士投票的許多限制，比如必須擁有土地物業等等。1865年修改憲法廢除了奴隸制，1870年又修改憲法，將選舉權擴大到黑人(男士)。

從19世紀晚期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大發展，自由主義者開始注意到貪污腐敗和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現象，認定是對大家自由的威脅，於是立法限制經營壟斷。

1920年代，古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小政府、宗教自由、市場自由)與進步主義聯繫在一起，反對平等、堅持少數人自由的理念不再叫做自由主義，反而開始叫做保守主義了。到195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成為美國主導的思想，幾乎沒有保守或反動思潮的餘地，稱為「自由共識」。

「自由共識」包括接受適度的政府福利發放，和反共產主義的國內外政策，為1960年代的肯尼迪、約翰遜總統上台，通過「大社會」立法打下基礎，並在黑人民權運動中達到高潮。

如果搞大眾福利就是搞「社會主義」，如同美國保守派所認定的，那麼我們知道很多「社會主義」是非常必要的，諸如公共醫療、公共教育、公共基礎設施...我甚至支持為貧困人群開辦公共食堂。除非你不介意門口有人討飯或病死或很多交通意外，你應該支持納稅，來支持公共服務和社區公益事業。

默想：不必崇拜英雄

本文內容是閱讀Patheos信仰論壇Kathy King的文章有感：The Insignificant Is Significant to God。因為這標題與我上周寫的基督徒「創造歷史」話題有關--不起眼人群披露社會弊病，就是參與歷史的進步。

最近幾個月的新聞陸續報導，有一些出名人物從不同的職位上辭職。King從網上查詢，看到單在德州，就有8位牧師因犯有不同的罪過而辭職，還有一位說唱歌手被捕。不過沒有人談論這些事，說不定大家都知道或參與了那些事。

路加福音8章17節：「隱祕的事沒有不顯露的，隱藏的事絕沒有不被知道的。」上帝講真理，真理永遠會獲勝，事實真相總有一天要披露。

英雄崇拜在任何一個文化中都是根深蒂固。雖然基督徒被教導不要崇拜任何人，英雄人物還是難免在心目中過分地受到尊崇，當然，你如果仔細閱讀他們的傳記，就難免失望。

King想到英雄崇拜的問題，是因為作全職母親20幾年，現在孩子全都遠走高飛了，有時間回顧思考。無論是牧師還是說唱歌手，他們曾經是人們心中的明星或榜樣，大家希望自己能像他們那樣生活。但聖經有話，提醒我們微不足道和受到藐視的人，才是上帝在耶穌裡的傑作。林前1章：

弟兄姊妹們，要記得上帝呼召你們的時候，你們是處在哪一種景況中。從人的觀點看，你們很少是聰明的，很少是有能力的，很少是有高貴地位的。上帝偏要揀選世人所認為愚拙的，來使聰明人羞愧；上帝揀選世人所認為軟弱的，來使堅強的人羞愧。上帝也揀選世人所輕視、厭惡、認為不足輕重的，來推翻一向被認為重要的，使人在上帝面前無可誇口。然而，上帝使你們得以跟基督耶穌聯合，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藉著他，我們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成為上帝聖潔的子民，並且得到自由。正像聖經上說：「誰要誇口，就該誇耀主的作為。」

我們心中的「英雄」都有缺陷。那些墮落的牧師和說唱歌手，都需要上帝的饒恕。我們這些無足輕重的人，若有甚麼可誇口的，就該歸榮耀給主，基督徒是祂手所做的工，並且這工尚未完成。

我們的小小行動微不足道，但積少成多，影響周圍的人。無論是養育孩童，還是幫助鄰里，我們塑造人品，塑造彼此善待的社區風氣，上帝喜悅我們團結，把祂的仁愛和公正彰顯出來。

我們看到鄰舍遭遇災害，就及時伸手援助；看到罪惡不公，就披露指點--這就是跟隨耶穌公義王。這些小事不會讓人變成明星，但上帝藉我們祝福了「鄰舍」，祝福了眼前一些需要的人。

我們從許多聖經故事中瞭解到，所有的「英雄」都有缺點。亞伯拉罕有缺點，摩西有缺點，大衛有缺點，但上帝揀選他們，不是按外貌，甚至也不是按他們的才華，乃是他們願意謙卑學習，汲取經驗教訓。

上帝看我們這些平凡人很重要，揀選我們來傳遞祂愛世人的福音。所以，我們每天所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能夠帶來上帝的偉大和榮耀。Kathy King說，或許沒有明星事跡，但在適當的時候，上帝會讓人的作為結出果實。

不錯，如果你發現自己想要知道，自己能為神的國度做甚麼，請以上帝的榮耀福音為念，祈禱祂指引你的腳步。

(順帶說一句，川普在一些陰謀論中扮演英雄角色，甚至和基督相提並論，很多基督徒曾經買帳。)

拒絕和平權力過渡的川普

看架式，川普如果再次當選，或落選，是打算用「奪權」方式接手政府各部門的。

有Talking Points Memo(TPM媒體)消息報導，昨天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民主黨領袖Jamie Raskin致信川普和競選搭檔萬斯，警告他們多次暗示要搞的計劃，是無視政府換屆過渡期規則的，最終可能會危及國家安全。

迄今為止，他們甚至還沒有承諾在落選時接受選舉結果，因此他們很可能不會遵循先例，參與和平權力過渡的程序。川普和萬斯兩人的整個競選活動，所基於的理念都與民主的長久性背道而馳。Raskin在信中概述了這會使美國陷入獨特危險境地的可能性。

川普競選團隊拒絕簽署這些權力和平過渡的常規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就背離了聯邦政府的既定規章，表現出漠視基本民主治理體制成功延續的態度。Raskin寫道：「如果沒有這些共識備忘錄，聯邦機構就無法與下屬員工進行安全有效的溝通，這將危及總統行政權力的有秩序轉移，並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NBC首先得到Raskin這封信。信中提到的備忘錄是哈理斯和川普競選團都需要與白宮總務部簽署的。「我強烈敦促你們盡快簽署這份(關於權力和平過渡的)共識備忘錄，並提交你們的倫理計劃。」

簽署這項備忘錄的最後期限，總務管理局規定的是9月1日，白宮規定的是10月1日，哈理斯競選團隊按期簽署了，但川普的團隊尚未參與。Raskin在信中質疑川普團隊是否試圖規避其中關於過渡團隊籌款的規定，也就是必須報告所有私下籌集的資金，並且每人的捐款上限是＄5000美元。

Raskin寫道：「看來你們不簽署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想要規避籌款規則，這些規則限制了過渡工作中的私人捐款，還要求公開報告。...你們也可能是出於厭惡其中一些道德規則，這些規則旨在防止上任政府中發生(個人與公共)利益的衝突。」

川普的過渡團隊現在已受到關於利益衝突的指控，不遵守這些規定會演變成國家安全危險。他在信中寫道：「你們最近的公開聲明，和四年前(試圖推翻選舉)的作為，讓美國人民不放心。美國人民尋求的是政府換屆過渡過程中有連續性和合法性。...新總統和新政府在上任第一天若未準備好執政，我們的敵對國家很可能會利用這種情形。」

注意：缺乏學習和閱讀能力的川普現在失智越來越嚴重，並沒有甚麼規劃能力，恐怕他只是被操縱利用。根據著名商人Cuban的說法，選上川普等於選上大富豪馬斯克--一個企圖用金錢購買權力、並且不介意搞專制的人。

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問題

這兩年我們看到不少報導，發覺美國最高法院出了問題。這裡是一篇電視台訪談，受訪人是Georgetown大學法律教授Stephen Vladeck，內容是關於美國最高法院可能會參與干預這次大選。



Hari：最高法庭日歷開始了新的一年。我們看到它已經在聽取好幾個重要案件，大家都很關心，特別是上一法庭年度最後發佈的關於總統刑事豁免權的裁決，顯然要影響到後面的案件，甚至影響到總統大選。
Stephen：是的。我們看到前總統川普已受到提訴的四個刑事案子進程實在緩慢，不僅是華盛頓特區這個干預選舉結果的案子(最高法院據此判他大多情況下可以免於刑事訴訟)，還有佛州那個拒絕歸還機密文件案(被法官Canon根據Thomas大法官的同意提示駁回)，更不用說紐約那個偽造商務記錄干擾(2016)選舉案，和喬州那團夥陰謀推翻選舉案還在上訴中。眼看又一次選舉到來，那些案件一個都沒有解決，影響恐怕深遠。不僅川普11月當選或不當選會很危險，還涉及未來的總統犯罪，無人能夠調查的問題。

H：這很重要，就是哈里斯或任何未來的美國總統都可以按照同樣的權限辦。
S：對。最高法院的這個裁決的長遠影響，不僅關乎對總統進行刑事起訴的問題，還關乎總統與政府其它分支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總統，他/她違法可以不受國會監督和傳喚，可以拒絕民事訴訟，沒有人知道最高法院這個裁決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H：上星期有個關於「鬼槍」的案子，就是你如果有個立體打印機，就可以按照網絡上的圖紙，在自己家裡制造出槍枝武器，是沒有編號的。那個案子關乎那些槍是否必須有編號。說到底這案涉及槍枝管控，但旁敲側擊又不是直接的管控。
S：這個案子名義上好像是槍，其實關乎聯邦政府機構的權力。國會賦予聯邦政府機構很廣泛的權力來管控武器。問題是如何定義武器，你走進武器店，店家有經營執照，國會有權制定各種武器買賣的條件和規章，登記誰買了甚麼續列號的哪種產品等等。現在你如果買一包塑料或立體打印部件，廠家教你如何組裝，產品要不要有續列號？我們覺得最高法院當然會說應該有，但聽說有的保守派大法官居然有反對意見，你就知道這個法院往哪個方向走。

H：他們最近還準備做另外一項裁決，關乎承認性別角色的護理是否合乎憲法的問題。法庭上有哪些論點？
S：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案子。有人挑戰田納西州的一條法律，禁止為青少年提供某些跨性護理。聯邦政府反對在提供醫療護理方面單單禁止跨性人獲得護理，認為是不公平的歧視行為。跨性人和同性戀還在就業方面遇到歧視。首席大法官Roberts和大法官Gorsuch。在另一案中本來都是站在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一邊反對歧視的，現在最高法院又在聽這個案子，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會繼續確認跨性人平等生活的權利，還是搞出甚麼別的花樣。不少人十分關注。

H：最高法院常常在最後一刻忽然決定聽一個上訴案件，這個也很有趣。最近俄克拉荷馬州有個61歲的Richard Glossip因謀殺他的雇主被判了死刑，但他堅持說自己無罪，檢方還受到30年來行為不當的指控，那個案子是怎麼回事？
S：那個案子涉及兩件事，被判刑的人抗議是一件事，連州裡的總檢察長都說因為檢方行為有不當，這個案子應該重新審理。可是上訴法庭不允許重審，說是初審過程中有個環節被告沒有選。來到最高法院，這個案子本來直截了當，大家都同意初審法庭有問題，但是有幾位保守的大法官聽取案情時，硬是懷疑死刑犯Glossip重審的權利。

H：您最近在報上有篇文章，標題「最高法院是它自身的最糟敵人」，請解釋。
S：這個死刑犯重審權利的案件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兩年我們的大法官判案立場總是和任命他們的總統一致，很黨派化，每次重大案件意見看上去都是可預期的黨派6比3，而不是按司法原則。他們越是這樣，人們就越相信他們是穿黑袍的政客。

H：最近的民調發現有51%的人對最高法院有不良看法。20年前大法官還有意見一致的時候，人們相信法庭。現在只剩下一半的人對法庭還有信心，很糟糕。
S：糟糕倒不是因為判決結果，而是法庭依靠民眾信任運作的。它自身無法強制人們聽從它的判決，現在的裁決會影響到未來的案件。所以最高法院應該努力拒絕黨派品牌，允許黨派從事某些無法無天的行為。特別是川普如果重新上台，最高法院應該很擔心法治問題。

H：最高法院失去公信力，有多少成分是因為其中幾位大法官--Clarence Thomas或Samul Alito？好幾篇文章報導了他們與MAGA運動的賄賂勾結。
S：本來事情揭露出來，人們應該開始談論最高法院改革，可是人們反而忽略，造輿論說他們那些行為不算甚麼、問題不大。Thomas大法官把以前批露的財務數字修改一下完事，其他的大法官也表現得若無其事，這才讓人失去信心。這樣的法庭是無法起來面對將來濫用權力的總統州長的，他們的判決會無人執行。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最高法院為德州邊境除掉刀片刺網清除了法律障礙藉口，德州共和黨人卻公開在電視上鼓勵州長違抗法庭。這應該引起警覺才對，因為一旦有政客公開談論忽略他們所不喜歡的最高法院裁決，後果無論對誰都很糟。

H：最高法院去年11月份採納了一套行為準則，本應該修整很多我們所談問題的。
S：問題是沒有人監督執行。也許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學到的功課是，不要信任大法官們自己會實行那些準則。大法官Elena Kagan最近公開說過幾次，建議由下級法官組成一個委員會來監管最高法院。我對那有些懷疑，也許由國會成立一個專門的督察委員會是可行的--不是說他們能把大法撤治職，但他們至少能夠調查和發表結果，至少我們不必依靠媒體來揭發。

H：這次大選很多人說恐怕要有很多法庭訴訟鬧劇上演，在各地或在聯邦層面。如果有案子告到最高法院，它會怎樣？
S：這是很令人焦慮的事，我們實在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但這是個合理的問題：假如選舉結果因為某一個州無法確定勝負，好像2000年，官司來到最高法院，那麼現在這個法庭在過去幾年中的公信力變得這麼差，很多美國人不會相信它會公平斷案，這是對最高法院的最嚴厲指控。

AI、加密貨幣、數據隱私

技術監管問題是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過去十年中，先進技術，從社交媒體演算法到大型人工智慧(AI)系統的語言模型，深刻影響了社會。無論哪個黨的總統上台，新技術的開發和使用引發了聯邦政府監管的呼聲，因為這些技術的背後是經濟實力強大的公司。

密西根大學的Anjana Susarla教授研究信息系統和AI。她檢查今年的總統候選人，撰文寫下兩位候選人在技術監管方面的重要區別，我把大意分享一下。

所謂算法，我們現在主要是談社交媒體平台管理的自動決策--當你搜索一定的詞彙/短語，點擊一定的標題鏈接，或對別人的帖子做出一定反應，平台後面會根據你的興趣愛好，把更多的類似內容、廣告、言論推給你看見，目的是鼓勵你花更多時間在平台上瀏覽。算法後面是機器學習和AI決策，然而它最大的問題是讓你幾乎看不到什麼不同的觀點。

隨著AI的普及，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努力解決如何搞技術監管。川普與賀錦麗都談論過美國AI政策，其中一個方面是識別和解決算法帶來的危害。事實上，AI已經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在很多方面影響了你的生活。比如在貸款決策上，有些算法可能了加劇成見和歧視。--我有一份高薪工作時，信用卡公司搶著要給我信用卡，而我失業無收入時，申請那張我所需要的信用卡反而難了。

2023年11月英國舉行AI安全峰會，賀錦麗在會上談到了AI的前景，也談到了算法偏見、深度造假軟件、以及錯誤面孔識別帶來的錯誤逮捕。拜登2023年10月30日簽署了一項關於AI管理的行政令，承認AI系統可能會損害公民權利、人權以及個人福祉。同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等機構也採取了執法行動，以預防範算法危害。

相比之下，川普政府並未就減輕算法危害採取公開立場。川普說他希望廢除拜登總統的AI行政令。然而，最近在訪談中，川普也指出了深度造假技術的危險，以及AI系統對安全問題，說明他可能也願意應對AI逐漸增長的危險。

川普政府於2019年2月11日簽署過一份《美國AI計劃》行政令，承諾將AI研究投資增加一倍，設立技術標準，並建立第一批國家AI研究機構。這個行政令為聯邦政府使用AI制定了指南。2020年12月3日他還簽署了另一項行政令，推動在聯邦政府中使用值得信賴的AI。

拜登-賀錦麗政府也絕不落後。賀錦麗於2023年5月4日在白宮召集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的負責人，做出一系列保護個人權利的自願承諾。拜登政府的行政令包含一項重要舉措--調查超大規模通用AI模型的脆弱性，因這些模型是使用大量數據訓練的，要確定駭客風險，包括OpenAI公司流行的自動聊天ChatGPT模型，和DALL-E圖像生成模型。

反壟斷是聯邦政府監管科技業的另一種方式，包括限制併購或併購條件。

川普政府的反壟斷執法包括試圖阻止AT&T收購Time Warner。在當時的FTC提起訴訟阻止那項交易之後後，有個聯邦法官最終還是批准了這項合併。川普政府也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試圖打破谷歌在網路搜尋領域的主導地位。

拜登於2021年7月9日簽署了一項行政令，以反對主導的網路平台的反競爭壟斷，並反對收購新生競爭對手、數據匯集、不公平地爭奪注意力，以及用戶監視。拜登-賀錦麗政府已對蘋果和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

拜登-賀錦麗政府2023年發佈合併指南，概述了何時合併可被視為反競爭的規則。雖然兩屆政府都提起反壟斷案件，但拜登政府的反壟斷推動力似乎更強，因為它可能對谷歌等占主導地位的大公司進行重組，甚至策劃分拆。

現在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對加密貨幣監管方法不同。川普在執政後期曾發推文支持加密貨幣監管，他的聯邦金融犯罪執法網絡也曾提出法規，要求金融公司收集用戶加密貨幣錢包的身份，但那些規定並未頒布。後來川普改變了對加密貨幣的立場，批評美國現行法律，還呼籲美國成為比特幣超級大國--原來他的競選團隊已接受加密貨幣捐款！

相比之下，拜登-賀錦麗政府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制定了對加密貨幣的監管限制，並採取了一系列執法行動。白宮否決了一項《21世紀金融創新和技術法案》，那項法案受到加密貨幣行業的青睞。

關於數據隱私管理，拜登的AI行政令呼籲國會通過隱私法律，但眾議院是共和黨多數，走極端而不協商。川普白宮的《美國AI倡議》行政令只是泛泛地提到隱私，呼籲維護公民自由、隱私和美國價值，並未提如何實行隱私保護。

有幾個州試圖透過立法來解決數據隱私問題。目前，全國在這方面的管理雜亂無章，缺乏全面的數據隱私立法。這就清楚地提醒我們，雖然兩位候選人都在泛泛地面對AI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但為了公共利益仍有許多監管方面的工作要做。

整體而言，拜登政府在反壟斷和技術監管方面的努力似乎與保護消費者的目標大致一致。賀錦麗會繼續堅持拜登政府的政策原則，而川普似乎不理會數據隱私管理。

創造歷史的人有福了

Walter Brueggemann是舊約聖經教授，本文內容取自他30年前《Hope Within History》一書中的第三章。由於我發覺讀來對當今有借鑑，我決定把感受記下來。

誰是創造歷史的人呢？不是帝王、總統。雖然歷史書中經常有一串串的君王或總統名字，但他們上台之後大多在歷史中只是旁觀者。他們常常缺乏勇氣，沒有自由和遠瞻，並常常為了自身利益而充當阻撓歷史前進的人

那些不甘受苦難壓迫，起來奮戰，希望打破壟斷勢力的人，才是創造歷史的人。困苦人的患難證據總會衝破歷史的粉飾，衝破那些試圖維護壟斷利益的禁言，保留下來。批露社會弊病和罪惡現實的人有福了，粉飾太平的人阻擋歷史前進。

Brueggemann教授說，當社會看到這些苦難時，創造歷史的過程就不遠了，因為真實的歷史對社會起到提供借鑒、批評和更正的作用。除了這些聲音，時代和帝國更迭的新聞也推動歷史，為人帶來治理架構或許改善的希望。

(你現在看到甚麼苦難人群？在大城市，那些無家只好住在街上或停車場的人群，那些患有成癮、抑鬱卻沒有得到照護的人群，那些居住環境受到污染而患病卻無處求助的人群，還有很多人純粹因自己的性別角色或生理特徵與多數人的期待不同，在生活中處處遭排斥。 圖片展示了加州硅谷的貧富差距。)

口稱「上帝創造歷史」或「交託上帝」很容易--好像我們在歷史中沒有任何責任。然而上帝是藉著普通人之間的互動，來替邊緣人群發聲並完成祂的工作--比如藉著先知。Brueggemann教授說，聖經中我們稱為「歷史」的書卷其實是各位先知的傳記。他特別舉耶利米做例子--一位以流淚著名的被擄時期先知。

耶利米目睹百姓的情境，從上帝得啟示，知道猶大作為一個國家正在解體中，必須忠心傳講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信息。然而假先知和原來的朋友都蔑視和抨擊他、關押他。他遇到政治威嚇、經濟脅迫、祭司掌控、神學教條等等，都企圖阻止他傳講上帝的信息。

上帝與困苦/邊緣人群同在，聽他們呼求，是聖經中的恆常信息，有許多詩歌為證。他們的聲音揭露、定罪、控訴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權勢，不住地詢問上帝何時送來解救。(耶利米是他們中的一員，不住發出哀嘆，並知道上帝注重公平道義。)

耶利米書6章13-15節，耶和華宣告說：(現中譯本2019版)他們無論地位高低都貪圖不義之財，連先知和祭司也都欺詐人民。他們看我子民的創傷為不足輕重。他們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其實問題嚴重。他們做了這可惡的事理當知恥，可是他們不知恥，不臉紅。所以，他們要跟別人一樣跌倒；我懲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一蹶不振。

先知反對既得利益群體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認為那是自欺欺人，是宗教麻痺，讓百姓陷入幼稚無知。耶利米抨擊權勢的虛偽，9章3節：他們隨時隨地撒謊；虛偽取代了真理，控制這地。耶和華說：我的子民一再作惡，不承認我是他們的上帝。

Brueggemann教授說：人間的君王為自己建造宮殿，然而上帝才是基督徒的大君王，祂的記號是尋求公平公義、照顧社會中的貧困人。先知宣告上帝要審判，基調卻不是絕望而是希望。耶利米說被擄的百姓蒙上帝揀選，留在猶大地區的猶太人倒是遭到祂棄絕。

縱看歷史，猶大亡國之後，這個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頑強地在其它地方承傳下來，成為基督福音發源的地方。而耶穌來了之後，祂把上帝接納和拯救萬民萬族的福音，(首先)借著散居各處的猶太人會堂，(然後)借著基督教會，...傳開了。

回到基督徒的「大使命」，我們創造歷史嗎？或是我們為自己的利益希望維持某種現狀，輕忽邊緣人群的創傷，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在我們美國的基督徒當中，很多人恐怕屬於後者。不發證件給逃難到來的中美洲移民，仇視他們是搶奪我們飯碗的人，甚至污衊他們是犯罪人群。

做一個創造歷史的人，按照Brueggemann教授的說法，就該效法我們的上帝，做秉持公正、為(婦女、性別少數派、移民等等)弱者發聲的人，為他們的緣故倡導一些政策改革。而不是虛偽地捂耳不聽困苦人的困苦，反倒怕他們佔自己的甚麼便宜，甚至不惜造謠、信謠、傳謠。

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作為一個群體，可以決定：要加入創造歷史的行列？還是要阻擋歷史前進？

國家領導人面臨經濟難題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ently announ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aim to stabilize the country's economy, spur economic growth and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China's growth model. These goals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China seeks greater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oth as a destination market for China's exports and as a source for high-tech inputs. The recent moves have once again put the spotlight on the headwinds facing China's economy and Beijing's efforts to address them.
中國經濟面臨阻力，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重要舉措來應對，目的是穩定經濟，刺激經濟增長，增強人們對中國經濟模式長期可行性的信心。

In late September, China took many observers by surprise whe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slew of monetary policies throwing a lifeline to banks, property owners and equity investo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lowere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rate as well as the lending interest rate. Mortgage holders received cuts, including for second homes, which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in the past frowned upon as they go against his mantra of "homes are for living in." Local governments received additional funding support to turn excess housing stock into affordable housing units, a government priority. Finally, the stock market received a boost through numerous measures designed to increase the market value of listed companies, including lowering the required amount on hand for so-called margin trading. 中國人民銀行下調了存款和貸款率利，貸款買房有折扣；地方政府獲得額外資金，協助(物業主)把多餘的高端住房變成經濟適用房；提振股市價值，降低搞保證金交易所要求的手上現金數量。

In the week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s, China's stock markets responded with a burst of activity, as investors looking for quick gains spurred a rally. Much of this activity was fueled by individual retail investors, who lack many othe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real estate market's downturn and restrictions on investing abroad. These investors are especially mobilized by policy announcements from the government, seeing them as more reliable signals on the economy tha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firms or even sectors. While this makes government policy almost immediately effective, it also runs the risks of quick ups and downs if the announced measures do not ultimately seem aggressive enough to boost investor confidence over the long term.
這些舉措引起中國股市大幅波動--尋求快速發財的個人散戶投資刺激了股市上漲，因房市低迷，海外投資受限，他們沒有多少其它投資機會，並相信政府政策公告--可惜他們對長線投資信心仍然不足。

So far this seems to be what has happened with these measures. Since the initial announcement, investors and pundits have been largely disappointed with what followed, as the large package to revive the stock markets have not yet been matched by a big fiscal stimulus.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Oct. 8 promised more fiscal stimulus to come, but did not provide specific details, resulting in the sharpest declines on Chinese stock markets in 27 years and erasing the gains that followed the initial announcement. A subsequent Finance Ministry press conference unveiled some policies to aid low-income people, but without any further details on any other measures, let alone the big whammy that the market demanded, leaving investors still underwhelmed.
現在投資者很失望，因為大規模財政刺激未能重振股市。發改委和財政部的召開新聞發布會，做出更多沒有細節的承諾，導致股市大跌。

Some of the lackluster reaction is attributable to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mmunicates and how funding decisions work. The Finance Ministry cannot announce a massive target stimulus on its own initiative. That must come from the State Council after the decision is passed through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has the nominal power to spend.
資金決策本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後由國務院提出，人大擁有名義上的支出權。略過人大是市場反應冷淡的原因之一。

However, there is a more fundamental challeng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ces, which is the desire to boost confidence without unleash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n the part of Chinese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That balancing act between raising confidence and managing expectations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Xi, because even as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conomic picture, Xi has refused to give into demands to liberalize, redistribute or deviate from his commitment to tech-intensive growth.
然而面臨的基本挑戰是：既要提振信心，又不能讓消費者和投資者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最難的是，習近平還拒絕屈服於市場自由化的要求。

This is because Xi doesn't just seek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 wants to do so while also ensur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he autonomy and power to drive the economy forward in line with his vision, unencumbered by the welfare demands of its citizens or the profit demands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他尋求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又希望中國能自主發展，而且不想受到民眾福利和國內外投資者尋求利潤等因素的束縛。

Xi made this point in 2017,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define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 period of immense global tumult. As he noted in his address to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2017, "what we now fac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requires that the party not only seek to maintain growth at 5 percent or above, but also that it manage and contain the nature of those "ever-growing" popular need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fiscal reforms that would increase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e more wealth to low-income households. Xi rejects measures such as these, despite their potential laudatory effects on confidence and consumer spending, arguing that they lead to laziness and "welfarism."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loath to increase expectations that it will do more to support households through fiscal transfers. 習近平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生活需要有矛盾」。所以需要維持5%以上的增長，還要遏制「不斷增長的」民眾需求，但習近平拒絕增加稅收或重新分配給低收入家庭等等財政改革，認為會導致懶惰和「福利主義」。

Part of this is due to the historical legacies of previous stimulus packages, which haun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 stimulus offered in 2008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oosted growth and employment at a critical time, but it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real estate bubble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spiral that followed. But the impact of that package-China's largest ever-went much further, permeating every aspect of the economy. As boom times lent a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opportunity, workers were emboldened to ask for more, driving up wages in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Major labor strikes in 2010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n 2014 among migrant workers demanding social security payouts tested the government in new ways.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推出的刺激措施提振了經濟增長和就業，但也造成隨之而來的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債務螺旋式上升，滲透到經濟的各層面。2010年和2014年兩次工人罷工推高了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工資。

In 2015, Xi's administration was burned again by policies meant to channel investment into equity markets. When the government took steps to tamp down the rampant speculation that followed, the stock market crashed. The same pattern seems to be repeating itself now, as the recent market rally won't be sustained if a more consequential and detailed reform plan isn't released soon. Unlike in 2015, however, retail investors have few other options, as the property market is still declining and outsid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have been further curtailed.
2015年，政府引導資金進入股市，以至於投機行為猖獗。當政府採取措施壓制投機時，股市崩潰了。如今，同樣的模式正在重演，若無下一步詳細計劃，近期財政部搞「大水漫灌」所引起的市場反彈就不會持續。

The critical question for China going forward is whether it can renew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y when the economic model that Xi promotes promises neither massive rewards for capital nor substantial redistribution to household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n something will have to give.
關鍵問題：當習近平所推動的經濟模式既不承諾為資本帶來巨額回報，也不承諾對普通家庭進行大量的收入再分配時，中國能否重拾對經濟的信心？

Mary Gallagher is the Marilyn Keough Dean of the Keough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聖母大學國際事務系教務主任).

專家談國家領導人的精神健康

曾有專家仔細記錄，並在播客中舉例解釋了川普的失智症。我介紹過他們的一次講解，讓大家能對失智症有所了解。

James Merikangas醫生是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研究顧問。他9月底參加了世界精神健康聯盟舉行的大會，專題是國家領導人的精神健康，並作為「危險狀況」專題小組的成員發言。以下是他的發言。



我對於今天前面三位的發言，以及發表的文章沒有甚麼補充。我只是想從個人角度談談我國普遍流行的無知問題。我說「無知」現在是個流行病，因為大約有4000萬人相信川普的謊言。正如Gillan博士和另外幾位指出的，人們會相信這些謊言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歷史。人們沒有閱讀希特勒的回憶錄。

聽說川普把這本回憶錄放在床頭桌上，沒有人知道他(這個從來不閱讀的人)是不是真的讀，但他的確有這本書。而且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甚至我們很多人也知道，他效法希特勒很出色。希特勒每天傳播很多假話，強迫人們從廣播裡聽他。你如果聽過希特勒演講，就知道他很有口才--你無須聽懂他在說甚麼，但那份激昂情緒是很感人的。

而川普是個從娛樂圈子出來的人，他不是政客，不是哲學家，乃是個演藝人。當然你如果想想他的能力，就樂不起來了。

另外一件事，是我1962年7月目睹一次核爆炸。當時我的航空母艦在太平洋上，我作為武器官站在飛機甲板，看見一枚裝有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射向天空100英里，在地球的大氣層外爆炸，沒有聲音，但有一個小時左右整個太平洋都照亮了。我們封鎖了從日本到夏威夷的整個無線電通訊--那是美國上一次放地面核彈。

所以一般來說，我擔心這個擁有核彈按鈕的人--吹噓他的按鈕比金正恩的大--會做出甚麼事來。我們還沒有談所有其它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包括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可能還有南非、法國和英國，只要有一顆核彈爆炸，我們連它從哪裡來都不知道(就完結了)。所以我們必須由頭腦清楚和可靠的人，還有今天前面幾位提到的因素，來做國家領導。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話傳出去，就是我們不能靠這個人(來掌管任何重要的事）。

有人說了，我們不能遠遠地診斷別人。我堅決不同意。因為我們作為法醫精神科醫生，人們經常打電話給我們，要求我們根據死亡證書和病歷，根據對監獄等等有關人員的訪談，在沒有對精神病患作漫長檢查的情況下作出診斷，一般來說我們還是能夠作的。

(川普)這人已經過許多次這樣的診斷，我今天不給他作出新的診斷，我只需要接受他是病態說謊者；他不很聰明；顯然也正像各位所指出的，他的智力正在退化。如果你想要閱讀他在自己的聚會上所說的話，他不講甚麼有道理的話，而且情形比先前還糟。一開始時情況已經不好，而現在出現認知障礙的跡象

大眾媒體大講拜登的認知障礙，可他相對來說症狀輕微，而且多少和他歷來的口吃有關。媒體不知為何倒不怎麼談川普的認知障礙。Fox新聞因為說謊遭到起訴，罰款將近$8億，然而他們仍在經營，仍在說謊。媒體影響人的想法：看Rachel Maddow節目的人和看Hanity節目的人想法不同，因為Hanity誤導別人，我要怪他們患上的‌「無知」病。

所以，今天我在精神科或神經科方面沒有甚麼話要加。我檢查過川普，我和Bandy Lee醫生在他作總統的時候試圖掃描他的大腦，開了掃描訂單送到白宮。川普拿著那張訂單，就可以在華盛頓特區內任何一座醫院完成掃描，很方便。可川普不知為何不想去做，他不想讓我看他的大腦掃描。我一般看大腦掃描來確診。

不能看腦掃描，但我們還是能夠確實地知道裡面大概有甚麼問題。川普先生，這個優待仍然有效，您如果願意掃描大腦，我會很高興幫您解讀。(鼓掌)

奧巴馬的助選講演

奧巴馬的講演風格既幽默又有號召力。本文是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的一篇報告翻譯，很多風趣味道難以用中文表達出來。

前總統奧巴馬前兩天對那些猶豫要不要選哈里斯作總統的黑人男士有話說，似乎因為哈里斯是女士，他們對這次大選投票不積極。他說為此不參加這次投票是「不可接受的」。他說：你想要袖手旁觀，或支持一個歷來誹謗你的人？因為你認為那代表了男人和力量？

奧巴馬認為這個問題並不像某些人想的那麼複雜，而且往往可以歸結為性別歧視：「我對你的各種理由和藉口有意見！--我是直接與男士們交談了--好吧，你只是不想選一位女總統而已，而你拿出其它種種原因。」(白人和其他族裔恐怕也類似。)

根據CNN的報道，哈里斯在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前，就致力於敦促黑人選民支持拜登。一位了解競選內幕的人說，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士今年不想參加投票的傾向令人擔憂。他們如果坐在家裡沙發上觀望，就等於把票投給川普。

奧巴馬上面這番話是在匹茲堡的哈里斯競選辦公室，向一小群選民發表的。當晚在一個大型聚會上，奧巴馬對川普發出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公開批評。他說共和黨受到了有毒人物的束縛，川普上週散佈關於颶風災害救援的謊言，標誌著他嚴重糟蹋美國人給他的信任。

「在人們最絕望和最脆弱的時刻故意欺騙他們--我的問題是，什麼時候這(在美國)變得可以了？」他指出川普關於聯邦政府拒向受災嚴重的「共和黨地區」提供援助，或「把援助資金拿給無證移民」等等謠言。有人開始鼓掌，奧巴馬的聲音因激動而顫抖：「我現在不尋求掌聲！」他加重語氣質問川普一夥(散佈謠言的共和黨人)，「這是什麼時候變得可以了？我們為什麼要遷就這些？」

奧巴馬抨擊川普而表揚哈里斯，說川普預兆了一個危險且日益骯髒的國家前景。他一直喜歡嘲笑和批評川普，而這次卻異常尖銳且刺透心腹。他說：如果你有個家人行為這樣，你可能仍然愛他們，但你會告訴他們「這有問題」，而且你不會讓他負責任何事情。...然而，當川普撒謊或欺騙，或完全無視憲法時，當他稱美國傷兵戰俘為「敗將」或同胞為「害蟲」時，就有人為他找藉口。

話題轉到總統競選，很多選民擔心川普重返白宮，而另一些選民沒有怎麼關注選舉活動，奧巴馬呼籲大家行動起來。「無論你是興奮還是害怕，是充滿希望還是沮喪或是任何情況，都不要只是坐在沙發上期待最好結果。要起來投票。放下手機，帶上你的朋友和家人，來投票給哈里斯。」

奧巴馬還試圖反駁川普競選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說他川普代表了一股脫離陳規舊習的力量。他說「「我了解人們為何希望改變現狀。我就是那個最希望改變的人。我理解人們感到沮喪，覺得我們本該做得更好，但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有人相信川普帶來的改變會對你有利。」

奧巴馬在通篇演講中，將川普形容為獨特地貪婪和兩面派。他說，川普的稅收計劃是贈送「億萬富翁和大公司」。他承諾在外貿上徵收嚴厲的關稅，等於為徵收「銷售稅」說美言，會使一般家庭每年損失幾千美元。

奧巴馬對於川普把強勁的經濟歸功自己也很氣憤，他說那是不合歷史的胡言亂語：「是的，2017年川普上任時經濟挺好，那是因為這是我(給他留下)的經濟好，不是他做了甚麼。我花了八年時間清理前屆共和黨總統留給我的爛攤子。為了防止大家記憶模糊，我提醒大家，他除了大幅減稅(增加赤字)之外什麼也沒做。」

奧巴馬的結論：川普的那些承諾，要不是極度虛假，就是簡單得危險。--如果你要求川普詳細闡述他那些「概念」(而不是計劃)，他只有一個回答。無論問題是什麼，住房、醫療保健、教育、賬單費用，他唯一的答案就是去指責移民。

為地球降溫的爭議

隨著全球溫度記錄連續數月被打破，以及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天氣災害越來越嚴重，咱們可能會以為任何能夠阻止全球暖化的技術都會受到全世界的歡迎。但追求地球工程有很大的分歧--試圖扭轉氣候變遷爭議很大。專家資料網站決定在他們的《對話周刊》播客中，用兩集來探討這些爭論。

在第一集，節目主持人與研究不同地球工程技術的科學家進行交談，他們解釋了工程理由。在第二集，他們特別採訪了發起「太陽輻射管理」地球工程的科學家。

Hugh Hunt和他的同事Shuan Fitzgerald是英國劍橋大學氣候修復中心的領頭人，他們把地球工程當作「創可貼」，來為人類贏得時間」。他說大力削減碳排放，同時對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進行大規模(捕獲)清除，能夠在2300年左右將溫度降1.5攝氏度，回到工業革命之前的氣溫水平--這麼慢的速度，北極冰層已經融化，南極冰川會受到不可逆轉的破壞。這些倡導地球工程的人相信，除了減碳除碳之外，還可以同時考慮進行太陽輻射管理。

其它的技術研究項目評估還包括增加北極冰蓋--看看是否可以在北極的冬季「種植」更多的海冰。有一家叫做Real Ice的英國公司，從2024年初開始在加拿大北部進行試點研究。他們將不同體積的海水泵到海冰上，要評估這對冰層增厚有多大幫助，以及冰層增厚的機制。

他們將海水抽到約4,000平方公尺的積雪之上，到五月，他們返回測量那個區域的海冰厚度，對比沒有泵水的海冰。他們發現這樣做的結果使冰層增厚了50厘米。Real Ice打算在即將到來的北極冬季進行更多的實驗，以測試這種製冰技術各種排列方式對海冰生成的影響。

這些積極研究探討的科學家們還辯論地球工程的潛在風險和好處。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地球與大氣科學助理教授Ben Kravitz花費大量時間建立數學模型，模擬各種太陽地球工程的潛在影響。有一種稱為平流層氣溶膠注入的技術，是在平流層高處釋放二氧化硫顆粒，讓陽光遇到這些顆粒時發生反射，離開地球而不是進入大氣層。

所有對地球工程的氣候模擬都發現，自然科學研究也證實，地球工程並不能取代減少排放。然而總的來說，大多數人相信搞一點地球工程是有幫助的。

然而Kravitz說，當你了解地球工程的社會影響時，「事情開始變得複雜糟糕」。他研究太陽能地球工程所涉及的各種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風險，也擔心部署這些技術可能對糧食安全和人民生計有很大影響。

他說：「我們必須記住，氣候變遷會造成很多風險。地球工程完全可能減輕一些風險，而增加另一些風險，甚至引入新的風險。如果人們要我們做出明智決定，那麼我們確實需要仔細算好。」

除了在平流層高處釋放二氧化硫顆粒，另一種方法是嘗試從船尾噴灑鹽水來照亮海上的雲層。這兩樣都屬於太陽輻射修正(SRM)法，是一種太陽地球工程，旨在用陽光反射來減少進入地表的太陽能，幫助扭轉全球暖化。

儘管SRM近年來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投資，但它仍然是個有爭議的想法，有些人認為這是危險的。《對話周刊》第二集採訪了反對SRM工程的研究人員，讓他們解釋為什麼應該擔心。你可以點擊聽取英文全部內容。

Chukwumerije Okereke是英國Bristol大學全球治理與公共政策的教授，也是西非的奈及利亞Alex Ekwueme聯邦大學氣候變遷與發展中心聯合主任。近年來，他以批評太陽能地球工程技術出名，認為這些工程未經測試，有風險，甚至可能會加劇氣候變遷。

他提出的一大風險是，一旦SRM技術開始使用，然後停止使用，任何冷卻效果都會逆轉。他還擔心企業會試圖利用非洲作SRM的試驗場地。Okereke說，你若想幫助非洲，可以大力投資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成熟的風能和太陽能，擴大非洲氣候融資等等。

2024年2月，內羅畢聯合國環境大會上提出的一項法案的人，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來研究SRM的好處和風險。Okereke成功推動反對的力量， 一些非洲國家都起來響應，以至於這提案被撤回。Okereke說：人們會說「讓我們研究一下風險和利益吧」，然後慢慢使研究合法化，最終使這項技術的測試和使用合法化。

現在，試圖進行太陽能地球工程實驗的公司和研究人員遇到現實世界的阻力。有家美國新創公司在墨西哥的北下加州進行未經授權的實驗，以至於墨西哥在2023年禁止了太陽能工程。

2021年，瑞典政府在北極圈附近測試太陽能地球工程技術，遭到包括原住民群體在內的反對，而被政府阻止。擬議的測試是在SCoPEx項目旗下進行，由兩位哈佛大學的教授領導。2024年3月，哈佛大學宣布這個項目即將結束，這個SRM技術將用於其它的用途。

2021年一群學者齊聚一堂，推動一項全球不使用太陽能地球工程的協議。荷蘭Wageningen大學的全球環境治理Aarti Gupta教授是其中之一。Gupta認為，現在還沒有一個能夠管理全球規模太陽地球工程所需的複雜管理安排，甚至想像不出來它是甚麼樣子的--必須既合法又有效，而且能夠在幾十年和幾個世紀內保持穩定，且允許民主決策。

Gupta和Okereke一樣，呼籲世界各國都來簽署不使用地球工程技術的公開信，他擔心用太陽能地球工程會很危險。他說：當我們一天到晚談論降低二氧化碳和SRM是個大問題，但我們根本無法承擔那種風險。

極端天氣衝擊美國大陸

颶風Helene(海倫)作為4級重大風暴9月26日深夜在佛州登陸，其破壞性影響範圍超過500英里，美國東南部幾乎辨認不出來了。這是繼2005年颶風Katrina登陸美國本土之後的第二大致命颶風。

一個星期了，有些遭受風暴襲擊的社區仍處於斷電狀態，官員們正在努力恢復電力、部署援助、營救倖存者並尋找受害者。到美聯社這篇新聞10月5日發稿時，至少已有215人被確認死亡，許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繼續。

海倫登陸時風速是140英里/小時，直接襲擊佛州Big Bend地區，27日凌晨向內陸西北方向移動，淹沒了喬州、南卡、北卡、維吉尼亞和田納西的部分地區，強度從四級降為熱帶風暴，但破壞力不減。空前的降雨總量和風暴潮水所經之地，橋樑、道路、房屋和企業都成為廢墟，搜救的需求非常迫切。

風暴潮(storm surge)是風暴期間海水水位的異常上升，以水位高於正常預測潮汐的高度來衡量。根據國家氣象局的初步報告，佛州部分地區的風暴潮高度超過地面15英尺。風暴潮也衝擊了Tampa灣，達到7.2英尺，打破了去年創下的4.56英尺紀錄(見圖示)。海倫在東南部逗留了好幾天，於9月30日前往東北部。

海倫和另一個風暴氣候系統一起，為北卡州帶來了超過30英寸的降雨，造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局部洪水。北卡西部的French Broad河在海倫肆虐期間暴漲到24.67英尺，打破了1916年創下的23.1英尺紀錄。這些風暴還在喬州引發了歷史性的11英寸降雨。

另外，在這場風暴中，喬州、北卡州、南卡州、維州和西維州一共報告了20多起龍捲風。根據國家氣象局，9月27日，北卡州Rocky Mount市龍捲風造成15人受傷，其中4人傷勢嚴重。北卡州北部的Mount Mitchell海拔約7,000英尺，那裏的陣風時速高達106英里。

在登陸美國之前，海倫在Yucatan半島附近形成，向北穿過墨西哥灣，襲擊了古巴、加勒比海地區和墨西哥海岸線社區。當它奔美國而來時，政府官員們開始留意風暴強度和緊急影響的警告。

拜登總統在9月24日就批准了佛州的緊急狀態令，並批准了好幾個州的緊急聯邦援助請求。北卡和喬州的州長都提前警告居民，在颶風登陸時可能會出現「災難性」洪水。

10月3日，北卡州長Roy Cooper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北卡的損失程度是「絕對災難」，可能需要幾十億美元來修復。「我們需要確保當重建北卡州西部交通運輸時，能夠讓它的抗災能力更強。」緊急救援人員和公民義工現正在不斷努力，向受災地區的人提供食物和水，由於整個地區的道路、州際公路和橋樑被摧毀，使運送變得很困難。

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他們動員了超過6,300名國民警衛隊成員「支持颶風海倫後的救災和修復工作」。拜登還直接部署了多達1000名現役士兵，去增援北卡州的國民警衛隊。

這類極端天氣事件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眼下，另外一個風暴系統Milton已在墨西哥灣形成，預計它向東移動，會在幾天內以4級颶風形式再次登陸佛州西岸，並橫掃整個佛州半島。州長已經動員居民提前對Milton做出應急準備。

隨著赤道附近的大西洋水域溫度越來越高，引起越來越猛烈的氣旋--因為氣溫越高，空中包含的水蒸汽越高。三年前我曾經解釋過一次，為甚麼原本「百年不遇」的極端天氣會頻繁再現，您可以參考。

大選與台灣政策

本文是Brookings研究所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紹：How would the Trump or Harris administration approach Taiwan。文章作者是研究亞洲政策的院士Richard Bush和Ryan Hass。

現在美國公眾對外交政策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烏克蘭和以色列，即便如此，台灣很可能在未來四年內成為一個引起總統關注的問題。北京似乎有意加大對台灣的壓力，以實現統一，台灣人民則不接受被統一，乃致力於維持現狀。選民需要了解川普或哈里斯(賀錦麗)政府應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政策差異，因兩位候選人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很不同。

川普一直對支持台灣的好處表示懷疑，而他第一任內的政府官員則傾向於支持台灣。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經常採取交易方式--尋找談判籌碼，比如關注貿易平衡、夥伴國的國防支出或入境投資。此外，川普喜歡說自己的強硬名聲會阻止潛在對手挑戰美國和盟友。

相比之下，賀錦麗在外交事務上比較系統化。她強調保護美國盟友和夥伴安全承諾的可信度，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奪取領土等等原則的重要性。在拜登-哈里斯執政期間，美國也對台灣採取了深化經濟關係、加強安全合作以及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政策。鑑於副總統權力有限，我們預測賀錦麗政府對台灣，最有可能與拜登政府保持連續性。

美國國會在美台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國會經常努力確保行政部門在對待台灣的問題上反映美國人民的價值觀。一旦兩岸發生衝突，國會理論上將擁有憲法特權來決定是否正式宣戰，但目前尚不清楚國會是否會在台海衝突時宣戰。

近年來，國會議員與台灣領導人進行了密切接觸，也通過了多項有關台灣的立法，其中許多立法都建議或擴大總統表示支持台灣的權力。所以，總統和他/她的政府仍是對台政策的主要推動者。本研究報告認為，國會將會繼續積極支持台灣，但哪位候選人在大選中獲勝，將影響美國未來四年對台灣的立場。

長期以來，美國對台海兩岸發出一系列警告和保證--警告北京不要用武力或脅迫來實現統一，也強調不支持台灣獨立；警告台北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引發大陸武力反應的政治步驟，又保證美國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犧牲台灣利益。

華盛頓堅稱台海分歧應依照台灣人民的意願和平解決--台灣人民可以藉民主制度表達意願--然而美國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或時間表。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首要利益。隨著時間推移，美國的政策不斷調整，以應對那個地區和平與穩定遇到的威脅，美國始終把維護平衡、防止衝突放在最優先的地位。

川普2016年競選時，公開懷疑盟友價值，擔心結盟關係可能會讓美國不自主地陷入衝突。對支持他的人來說，這反映出他願意打破傳統觀念並把美國放在首位。而批評他這態度的人說，這反映川普出對美國力量來源和在世界舞台影響力的無知。

川普最初試圖利用與台北的接觸來獲得針對北京的籌碼，然而適得其反，川普與蔡英文通話引起北京拒絕與他進行任何接觸，直到他重申「一個中國」政策。2017年4月，川普邀請習近平訪問海湖莊園，然後表示再次接到台灣領導人電話之前，會先與習近平磋商。根據前國家安全顧問John Bolton，川普在任期內試圖討好習近平，鼓勵習近平在新疆建立集中營，並對北京鎮壓香港行為不做強烈反應...他暗示台灣與中國相比是不重要的。

川普總統是近代史上最懷疑保衛台灣好處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政府內閣卻在加強與台灣關係方面最有前瞻性--川普政府的安全官員孜孜不倦地努力加強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例如修改了對台軍售的審批程序--國防部擴大並深化了與台灣的安全關係，增加了軍售。在印太戰略文件中，川普白宮將對台目標描述為「使台灣能夠制定有效的非對稱防禦戰略和能力，這將有助於確保其安全、免於脅迫、復原力以及按照自己的方式與中國接觸的能力」。

拜登從競選時就表達了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譴責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行為，誓言堅定捍衛台灣。他批評川普發動中美貿易戰，認為是對美國農場、工廠造成了經濟損害，破壞了就業機會並提高了物價。拜登總統一直強調盟友和合作夥伴對增強美國在世界舞台影響力的重要作用。他也重視國內外民主機構的合作和共同價值觀。他的就職典禮首次正式邀請台灣代表作為正式嘉賓出席，隨後還派遣兩名官員作為私人特使前往台灣。

拜登政府一開始就確保台灣得到支持，以解決供應鏈瓶頸問題，特別是半導體晶片。在COVID-19導致的工廠關閉後，重新開放美國工廠生產線需要這些晶片。台灣企業大幅提高產量，以協助克服短缺問題，這增進了美台關係，建立了台灣是美國福祉的貢獻者，而不只是接受安全保護的形象。

拜登政府努力恢復對台政策的跨部門協調。川普政府末期的政策審議變得越來越不按規矩，各部門自主行動並發表與台灣有關的聲明，而不經國家安全部門的協調。拜登政府第一年，五角大樓高級官員對台海未來衝突的預測多次公開相互矛盾。後來拜登政府任命官員，以解答中國可能使用武力的問題，強調擴大和深化美台關係，支持台灣獲得安全、繁榮和尊重。國防部長奧斯汀通告所有高級將領，台海衝突「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拜登是第一位發誓保衛台灣的在任總統，並首次確定台灣有資格獲得總統授權的軍援，從而向台灣轉移了高達$3.45億美元的防禦物品。

拜登政府為深化美台關係，還敦促美國州長和市長與台灣同行之間的聯誼。十八州已在台灣設立或計劃設立辦事處，以促進貿易、旅行、旅遊和投資。拜登政府還強調共同價值觀是深化關係的理由。雙方領導人都強調了對民主、法治、個人權利和反對獨裁主義的承諾，包括一起參與民主峰會。

回顧起來，川普對台灣安全問題的支持傾向於象徵性意義，而他對盟國和國際安全夥伴關係表示的蔑視態度讓人質疑美國承諾的可靠性，這對台灣產生了負面影響。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採取比較全面、連貫和協調的方式來支持台灣，包括動員全世界對台灣的支持。

賀錦麗到目前為止，表示重視遵守國際法、規則和規範。她的外交政策聲明堅持重要原則，包括不得以武力重新劃定國界。2022年9月賀錦麗訪問日本Yokosuka海軍基地時表示，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並且美國會「支持台灣的自衛，這符合我們的長期政策」。

在今年5月的一次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辦的活動中，賀錦麗的國家安全顧問Phil Gordon強調了台灣政策的連續性：「我們對維持台灣現狀有興趣，我們不支持台獨，我們希望台海和平穩定。我們不斷向中國傳達訊息，他們也不該對破壞台灣的政治現狀打主意。」

賀錦麗對捍衛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人權一貫直言不諱，她相信美國從全球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中獲益。事實上，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她在亞洲的大部分活動都在盟國--會見了美國所有五個亞洲盟友的領導人，並以副總統身份訪問了其中四個國家。賀錦麗還在2022年洪都拉斯總統就職典禮上會見了台灣當時的副總統賴清德，現任總統。

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8月份訪問北京，被問到賀錦麗對中國的觀點，說「賀錦麗副總統是拜登外交政策團隊的核心領導成員，參與了印太總體戰略的設計和執行，負責管理美中關係。她有機會接觸習主席和李總理接觸。她同意拜登總統的觀點，即管理這場競爭，使其不會演變成衝突或對抗，這一點至關重要。她還認為，保持高層開放的溝通管道是實現負責任管理的方式。」

北京預期在下一屆美國總統任期內加大對台灣的壓力，邁向控制台灣的目標，然而台灣民選領導人和公眾沒有興趣接受這樣的結果。為實現統一台灣，中共首要的是軍事建設，其次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努力，即「非暴力脅迫」--迫使台灣人民接受某種形式與PRC的聯盟。北京正在努力雙管齊下，一來大力投資軍事能力以應對台灣的突發事件，二來加強網絡、執法、海岸警衛隊和統戰能力，以削弱台灣人民的意願。

美國的兩位總統候選人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壓力有何反應，對台灣的未來至關重要。川普不常公開談論台灣，但每次他都重申對台灣的不滿，認為他們是利用美國。比如抱怨台灣沒有為美國的保護支付足夠的費用，而台灣「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等等。共和黨的2024年政綱與先前不同，根本未提台灣--沒有傳統的承諾。

如果當選，川普對台灣可能會像保險公司對待少付保費的客戶，要求他們多購買美國的國防裝備、增加對美國的投資，或是堅持要求他們增加自身國防開支等等。另外川普也會從有些顧問那裏聽到，他應該把台灣視為美國福祉的基礎。例如他挑選的副總統萬斯就認為，美國應該取消對烏克蘭的支持，將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保衛台灣。歸根結底，川普的台灣政策會難以預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決於川普選擇誰來擔任負責的職位。

相比之下，賀錦麗展現為一位系統化的思想家。她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可能不會像拜登那樣公開承諾保衛台灣。但她在外交政策上表現出一致的思維主線--會優先考慮加強與盟友和夥伴的關係，強調反對藉武力奪取領土的原則。賀錦麗會受到自己公開發言的約束，以原則為指南，並重點關注美國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利益。

此外，民主黨的2024年綱領強調了盟友和夥伴的重要性，特別是防止中國脅迫鄰國或推翻國際規則。該綱領也強調維護台海現況的重要性。

一次環境污染的教訓

本文內容轉自環境工程專家Andrew J. Whelton在資訊網站The Conversation的撰文：Toxic chemicals from Ohio train derailment lingered。

2023年2月，一列火車在俄亥俄州East Palestine鎮脫軌，裝滿危險物資的車廂破裂，引發化學火災。這場災難引起世界關注，兩個州的州長敦促疏散事故現場一英里。燃燒的化學物質發出刺鼻氣味。

三天後，在Norfolk南方鐵路公司的催促下，100萬磅氯乙烯從受損車廂釋放出來並點燃燒掉。聯邦調查人員後來結論，露天燃燒並引起黑蘑菇雲是不必要的，但為時已晚，有害化學物質散佈到俄州和賓州上空。

As 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I and my colleagues are often asked to assist with public health decisions after disaster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communities. After the evacuation order was lifted, community members asked for help. 疏散令解除後，Andrew Whelton博士等環境專家應政府要求，協助做災後公共衛生決策。

In a new study, we describe the contamination we found, along with problems with the response and cleanup that, in some cases, increased the chances that people would be exposed to hazardous chemicals. It offers important lessons to better protect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新的研究報告描述了污染和處理方面的問題。

How chemicals get into homes and water: When large amounts of chemicals are released into the environment, the air can become toxic. Chemicals can also wash into waterways and seep into the ground, contaminating groundwater and wells. Some chemicals can travel below ground into nearby buildings and make the indoor air unsafe. 空氣會變得有毒。化學物質也會衝入水道並滲入地下，污染地下水和水井，從而進入建築物，使室內空氣也變得不安全。

Air pollution can find its way into buildings through cracks, windows, doors and other portals. Once inside, the chemicals can penetrate home items like carpets, drapes, furniture, counters and clothing. When the air is stirred up, those chemicals can be released again. 空氣污染可以從門縫、窗縫進入室內，隨即滲透和藏入地毯、窗簾、家具、櫃檯和衣服等家居用品中。

Evacuation order lifted, but buildings were contaminated: Three weeks after the derailment, we began investigating the safety of the area near 17 buildings in Ohio and Pennsylvania.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air pollution occurred in the 1-mile evacuation zone and a shelter-in-place band another mile beyond that. But the chemical plume also traveled outside these areas. 出軌事故3周後調查附近17棟建築物，污染最集中的地方是一英里內的疏散區和一英里外的就地避難區。

In and outside East Palestine,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chemicals from the railcars had entered buildings. Many residents complained about headaches, rashes and other health symptoms after reentering the buildings. At one building 0.2 miles away from the derailment site, the indoor air was still contaminated more than four months later. 疏散令解除後，許多居民重新進入樓房出現頭痛、皮疹等等症狀。有一棟樓，四個月後室內空氣仍然污染。

Nine days after the derailment, sophisticated air testing by a business owner showed the building’s indoor air was contaminated with butyl acrylate and other chemicals carried by the railcars. Butyl acrylate was found above the two-week exposure level, a level at which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出軌事故9天時，一位空氣測試技術業主測到樓內空氣受火車化學物質的污染，水平高於某個標準，應採取措施保護人體健康。

When rail company contractors visited the building 11 days after the wreck, their team left after just 10 minutes. They reported an “overwhelming/unpleasent odor” even though their government-approved handheld air pollution detectors detected no chemicals. This building was located directly above Sulphur Run creek, which had been heavily contaminated by the spill. Chemicals likely entered from the initial smoke plumes and also rose from the creek into the building. 事故發生11天時，鐵路公司承包工進入這樓，僅10分鐘他們報告有刺鼻的氣味，但他們手持政府批准的污染探測器卻沒有測到任何東西。

Our tests weeks later revealed that railcar chemicals had even penetrated the business’s silicone wristband products on its shelves. We also detected several other chemicals that ma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spill. Weeks after the derailment, government officials discovered that air in the East Palestine Municipal Building, about 0.7 miles away from the derailment site, was also contaminated. Airborne chemicals had entered that building through an open drain pipe from Sulphur Run. 幾周後的測試結果顯示，有害物質甚至滲入貨架上的硅膠腕帶產品中。附近一座市政大樓也測到空氣污染，空中毒氣會從開放式排水管進入樓房。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evacuation order was lifted, the Ohi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cknowledged that multiple buildings in East Palestine were being contaminated as contractors cleaned contaminated culverts under and alongside buildings. Chemicals were entering the buildings. 疏散令撤消一個多月後，俄州環保署承認，由於承包工清理樓底和旁邊受污染的涵洞，鎮上多棟建築物正受到污染，化學物質正在進入樓房。

Contaminated water can cause contaminated air: The creek that flowed through town became heavily contaminated by the spill. More than 43,000 fish died downstream, and chemicals traveled 270 miles (435 kilometers) down the Ohio River. As tainted water flowed downstream, light chemicals like butyl acrylate naturally left the creek and entered the air by a process called volatilization. 被污染的溪水流過435公里進入俄亥俄河，引起4萬3千多條魚死亡，並且有害的化學物質揮發，進入大氣成為空氣污染。

Unnaturally however, the equipment used for cleaning the creeks also transferred chemicals from the water into the air. Residents near aeration equipment, which injects air into water, in part to help fish survive, complained of odors entering their homes and experiencing health problems. Our study shows the chemicals in the air may have been up to 2 to 25 times higher near these aerators. 用於清潔過濾溪水的設備把水中有害化學物質送入空中，影響到向水曝氣的設備運作，附近居民聞到氣味並出現健康問題。

Over the four-month study period, rain and the actions of contractors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water flow also stirred up the creeks, releasing more chemicals into the air. 四個多月的研究期間，降雨以及承包工活動也攪動小溪，將更多的化學物質釋放到空中。

Step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in future disasters: As with past disasters, what happened in East Palestine offers many lessons for communiti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for communities to demand an exposure pathway diagram immediately after a chemical incident occurs. An illustration can help the community recognize potential threats, whether from the air or from culverts beneath their buildings, and see where testing and guidance are needed. 這次環境污染事故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區立即需要毒氣暴露的路徑圖，無論是空中還是樓底涵洞，讓人看到哪裡需要測試和指導。

Monitoring the health of people exposed to the chemicals is also crucial. Because so many people became ill in and around East Palestine, and because testing overseen by government agencies did not pinpoint the exact conditions responsible for the illnesses, we recommend long-term medical monitoring for those affected. 建議對受到影響的人進行長期醫療監測。

People closest to the disaster site – those who lived in, worked in or visited buildings that became contaminated – likely experienced the greatest exposures. Railroad workers, government workers, cleanup workers, visitors and residents in Ohio and Pennsylvania were among those reporting health problems. Norfolk Southern and one contractor were cited for failing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exposure. 俄州和賓州的鐵路工人、政府工作人員、清潔工人、遊客和居民都報告了健康問題。Norfolk南方鐵路公司和一名承包工因未能保護工人而受到指控。

Indoor building contamination can be a long-term problem. Just like with wildfire smoke, affected buildings need to be professionally cleaned because the chemicals can remain for months. Building exteriors also need to be decontaminated. Chemicals may continue to release from surfaces into the air. 室內污染需要專業清潔，因化學物質可能存留幾個月。樓外也需要淨化，免得毒氣繼續釋放，進入大氣。

There is also a need for better methods and evidence-based policies to rapidly identify chemical exposures.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months after approving the use of handheld air testing devices to screen homes, determined that those chemical detectors could not have reliably alerted to butyl acrylate at all levels that can cause health problems. Not all the chemicals spilled were monitored for in buildings. 我們還需要開發比較好的技術來快速識別化學品接觸。已經批准使用的手持式空氣檢測設備不能可靠地發出警報，有些洩漏的化學品在室內沒有進行監測。

For complex disasters, we recommend calling in experts from outside the responding agencies and companies involved to provide the needed specialized expertise. 召集外面響應機構的專家與涉事公司的專家合作。